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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协职业俱乐部工作会议说了多少条干货？

足协职业俱乐部工作会议说了多少条干货？

优质回答中国足协12月22日在武汉召开中国足协职业俱乐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会议，会上披露了一系列有关中国足球、中国足协、职业联赛等方面的改革调整方案。

1、改革足协内部管理架构

为加强青训工作，在原有青少部基础上，新成立男足青训部和女足青训部；

为加强对职业联赛的分级管理，拟将原有的执行局拆分为中超联赛部、中甲联赛部、中乙联赛部三个新部门；

为加强注册、转会等管理工作，拟成立注册管理部；

为加强俱乐部财务监管和准入管理工作，拟成立准入审查部；

为加强裁判管理和培训工作，拟成立裁判管理部，并下设中超裁判工作组、中甲裁判工作组、中乙裁判工作组等8个工作组；

将成立法务部，严肃查处赛风赛纪问题。

2、面向社会招聘专人人才

面向国内外招一批足球竞赛、训练、管理等方面的高级专业人才担任青训总监、竞赛主管、裁判主管等职务，并将于明年开始试行中国足协与中超俱乐部、会员协会之间互相选派工作骨干到对方进行挂职锻炼的双向人才交流培养制度。

3、实施足球大数据战略

加快建设中国足协信息化管理系统，推进足球数据资源整合和开放共享，实现足球技术融合、业务融合、数据融合。

4、对俱乐部财务监管

成立准入审查部，并引入第三方审计公司，进一步加大对俱乐部账务的审查监管力度。新赛季继续实行引援调节费制度，严厉打击签订阴阳合同等违规违法行为。

4、裁判工作改革

2018年开始，每轮联赛都有计划的邀请国外高水平裁判员来中国执法，同时选派我国优秀裁判员赴国外联赛执法，通过双向交流，进一步提高我国裁判员业务水平；

推出职业裁判制度，建设一支职业裁判队伍；

中超联赛全面引进视频裁判；

中甲联赛全面实行底线裁判；

拟与北体大合作成立裁判员培训学院。

5、建立健全五大青训体系

建立健全“俱乐部职业青训体系、省市体育局青训体系、城市青训体系、体教结合校园青训体系、社会青训体系”五大青训体系。2019年，将严格俱乐部准入标准，每个中超、中甲俱乐部要有U19、U17、U15、U14、U13五支不同年龄层次的青少年梯队，每个中乙俱乐部要有U17、U15、U14、U13四支不同年龄层次的青少年梯队。每个俱乐部要成立自己的青训中心，设立青训总监。

6、布局国际、国内两类青训中心

建立一批由中国足协主导、国内统一标准的青训中心和两大国际青训中心（欧洲和南美），选送国内优秀青少年球员出国训练和比赛。同时，建立健全青训总监制度，逐步形成全国青训总监（2人）、区域总监（5-6人）和青训中心青训总监（每个中心1人）的模式。

7、突出青超联赛为青少年竞赛体系的核心地位

继续实施主客场赛制和单年龄段设置，推进校园足球队伍与职业U系列队伍同场竞技。各俱乐部的青训梯队在参加自己比赛的同时，也都要参加青超联赛。

8、深化教练员培训制度改革

下放D级教练员培训权给地方足协，加强与高等院校的合作，成立中国足球教练员学院；加大教练员培训力度，扩大讲师队伍，增加培训频次。

9、完善运动员联合机制补偿与培训补偿制度

成立注册管理部，进一步严格球员注册、转会制度，对拒不执行补偿政策的俱乐部依据规定进行严厉处罚（如可以进行罚款、扣除联赛分红、扣除联赛积分、减少转会名额、限制球队球员报名数量、取消准入资格等）。同时，进一步加强经纪人从业管理，对经纪人违规行为予以严厉打击。确保联合机制补偿与培训补偿真正落到实处，打造出高质量、易衔接、可持续的中国足球青训体系。

10、推动俱乐部名称中性化

各俱乐部要加快推进现代企业制度建设，逐步优化股权结构，通过三年左右的时间逐渐实现俱乐部名称的中性化和非企业化。

11、加大扶持女足 重振“铿锵玫瑰”

普及校园女足，完善青少年培养体系，改革女足职业联赛，提高女足队员的保障和待遇，加强女足国家队建设。

实施以“男足带动女足”、“男足反哺女足”的发展战略；对发展女足的职业俱乐部给予一定的特殊政策，以职业联赛带动女足发展。

与教育部门加强合作，与高校共建女足高水平俱乐部，打造高水平的高校女足联赛。

12、2018赛季中超、中甲联赛、中国足协杯赛外籍球员、U23球员出场相规定

11名首发球员中至少有1名U23球员；

外籍球员的累计上场人次，中超联赛为不得超过3人次，中甲联赛为不超过2人次，中国足协杯赛中不同级别联赛球队之间的比赛，外籍球员每场报名上场规定按低级别联赛的规定执行；

U23球员的实际累计上场人次不得少于本队外籍球员实际累计上场人次；

如违反规定的球队，该场比赛按弃权处理，中国足协纪律委员会还将视情节对该俱乐部做出进一步处罚。

13、冬季注册转会期继续执行收取引援调节费

在2018年两次注册转会期内，引入外籍球员资金支出未超过4500万元人民币／人、引入国内球员资金支出未超过2000万元人民币／人的相关俱乐部，不需缴纳引援调节费用。

在2018年注册转会期内引入外籍球员资金支出超过4500万元人民币／人、引入国内球员资金支出超过2000万元人民币／人的相关俱乐部，应等额缴纳引援调节费用。

14、港、澳、台地区球员参加职业联赛有关规定

每个中超、中甲俱乐部可以同时注册、报名不超过1名“港、澳、台本土球员”（守门员位置除外），其转入球员占用俱乐部当赛季国内球员转入名额。

在中国足球协会办理注册、报名手续时，港、澳球员凭“回乡证”、台湾球员凭“台胞证”办理。

15、职业俱乐部训练基地

中超俱乐部、中甲俱乐部在2018年12月31日前，应在俱乐部注册会员协会管辖范围内或者俱乐部注册会员协会管辖范围周边100公里内，启用俱乐部独立使用的训练基地。

训练基地应当达到至少四块标准足球场，其中一块为符合标准的人工草皮球场、一块带灯光设施。训练基地内应有各类功能用房，能够满足俱乐部各级球队的使用。训练基地的所有权可采取多种形式，俱乐部可拥有训练基地的所有权，或俱乐部实际控制人拥有训练基地所有权，或者租赁政府部门或地方足协拥有使用权的基地二十年。

本俱乐部一线队和各级梯队不实际使用的，不认定为俱乐部的训练基地。

16、职业俱乐部梯队建设

2018年，中超、中甲俱乐部具备U19、U17梯队，并参加中国足协举办的中超俱乐部、中甲俱乐部精英梯队联赛。中乙俱乐部具备U15梯队，并参加中国足协举办的比赛。

2019年，中超、中甲俱乐部具备U19、U17、U15、U14、U13梯队，并参加中国足协举办的中超俱乐部、中甲俱乐部精英梯队联赛及其他中国足协举办的比赛。中乙俱乐部具备U17、U15、U14、U13梯队，并参加中国足协举办的正式比赛。

17、关于精英梯队联赛的有关事项

2018年中超、中甲精英联赛将分为U19联赛和U17联赛。U19、U17联赛以分站循环赛的办法进行，全年各进行5个阶段比赛，每个阶段各分为4个赛区，每赛区4队进行双循环比赛，每队全年共比赛30场。精英联赛拟定在2018年3月至11月进行，具体赛程安排将同竞赛规程在2018年初下发。

参加2018年中国足球协会超级联赛和甲级联赛的俱乐部必须组队参加2018年中超、中甲精英联赛(U19、U17联赛)。参加2018年中国足协乙级联赛的俱乐部须组队参加2018年中国足协组织的U15相关比赛。

希望足协这些干货不要只停留在口头上。

如何利用大数据进行精细化管理

优质回答项目精细化管理之“细”是指细分对象、细分职能、细化具体工作、落实要细。

首先是要做到细分对象，这里实际上包罗万象。在工作上要细分起重、电焊、钢筋等不同的施工环节，不能混为一谈。其实和精通一个道理，只有把这些细化后，才能进行有的放矢的管理；在人的管理上要细分为业主、监理、员工、合作单位、竞争单位等，尤其是在倡导以人为本、合作双赢的今天，项目管理日趋复杂，每一个关系上的疏忽都可能给管理带来不利因素。所以要求管理者要有清晰的思路，就是要在对象细化上做到胸有成竹；

其次是细分职能，要求对口管理，明确各项工作的具体负责人，哪怕是扫地、端茶都需要落实到具体的人，只有这样才能忙而不乱、忙而不慌。当然，细分职能不是完全的分工，管理中最切忌的是各行其事，应该做到是分工不分家，齐心协力、团结一致。一个团队，职能细分，但管理是一个整体。没有完美的个人，只有完美的团队。再优秀的个人，离开集体、脱离团队，他都将一事无成；最后说细化到具体工作。实际上就是落实程序的问题，作为工程项目管理单位，具体工作不计其数，每一项管理都必须有一个程序。比如，项目年度计划要求在×月×日前浇筑混凝土，这个指令传到工程部，工程部在下达至施工项目部，项目部再将指令下达至下面的施工班组长，班组长则要不折不扣将指令传达到起重、测量、钢筋、电焊、模板等一系列人员中，并积极组织完成，而安全、后勤、技术则相应作好准备，整个工程项目相关的人员自然就会围绕一个共同目标行动起来。这样项目经理就可以有时间来对“精品”进行思考，对全局进行把握。不然，项目经理也纠缠在这些程序中，其管理显然不可能细化和程序化；

最后精细化管理中的“细”的落脚点是落实，也就是强调执行力。不管决策、指令多么正确，没有最终落实，只能是纸上谈兵、镜花水月。尤其是筹建处作为这种一线工程管理单位，落实显得尤为重要，每一项工作，安排布置后是否落实是关键。没有落实，自然就没有进展，更谈不上成绩了。所以，精细化中的“细”，细到如何落实，落实各项工作要细，是项目管理的一个重点。

如何利用大数据实现精细化运营

优质回答随着大数据、AI等领域的飞速发展，以及区块链技术的加持，与其关联密切的诸多产业，都迎来了新的变革期。当我们迈入大数据时代，企业在运营上也相应发生了改变，由最初的粗放式运营逐步过渡到精细化运营。企业该如何实现精细化运营呢？

精细化运营

数据精细化运营四大前提

 1.及时获取运营所需的数据

    明确应该获取的数据是什么，比如订单量、注册量、阅读量、页面访问量、访问时长等；可获取到数据，并不是所有的数据都可以调取，只有前期埋点并能采集到的数据才能获取；及时获取数据，很多公司的运营并不能直接获取数据，一般要先与技术沟通，明确需求以及排期。而很多数据是拥有时效性的。比如，在活动期间没有及时获 取到潜在购买用户 id，导致发送优惠信息延迟，用户在其他渠道购买了商品。

2.合理定义数据分析的维度与指标

 “定义的维度与指标”越贴近业务需求，越能发挥数据的真实价值。但是，很多公司对数据的划分很模糊，即使在分析时能合理定义，但因前期没有对这些维度的数据进行采集，也无法进行分析。

3.选择并使用高效的数据分析工具

    好的数据分析工具，不仅要满足现阶段业务的数据分析，还要满足企业发展过程中数据量增长与业务变化后的数据分析。

    因此，可能会用到 Excel、SPSS、SAS、SQL、Clementine、R、Rapid-miner 等工具。掌握这些工具，对运营人员的要求过高，按这样标准去培养一个运营人员，所付出的财力与精力相当于培养一名数据分析师。

4. 拥有极强的数据分析能力，能与实际工作相结合

    数据分析能力，简言之，能从繁杂的数据中发现问题、总结规律，并能给出优化方案。而做到与实际工作相结合，不仅要求运营人员深入了解业务，还要有极强的逻辑分析能力，才能将数据与实际业务融合。

大数据时代网络舆情管理变革探讨

优质回答大数据时代网络舆情管理变革探讨

    大数据时代的到来对人类的生活、工作与思维产生变革性影响，深刻改变着商业王国及公共管理等各个领域的面貌，“大数据”日渐成为各行业创新的助推器。当前中国网络舆情环境复杂，网络舆情危机时有发生，社会热点舆情事件和涉官涉政舆情事件不断涌现，造成社会民主生活和政治稳定间的不平衡等诸多影响。大数据背景下的网络舆情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网络舆情管理变得日益复杂和重要，如何抓住大数据时代为网络舆情管理变革带来的机遇，以“大数据观”变革传统网络舆情管理思维，准确把握网络舆情的内在特征及其在演变过程中的潜在规律，实现网络舆情管理在思维、模式以及技术上的创新，对于新形势下做好网络舆情引导工作，加强和改进网络内容建设，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一、大数据时代必然要求网络舆情管理变革

（一）从监测转向预测。大数据的核心和目标就是预测。复杂网络的研究专家巴拉巴西认为，“93%的人类行为是可以预测的，当我们将生活数字化、公式化以及模型化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其实大家都非常相似。生活如此抵触随机运动，渴望朝更安全、更规则的方向发展，人类行为看上去很随意、很偶然，却极其容易被预测”[1]。例如，亚马逊可以推荐我们想要的图书，淘宝知道我们的喜好，而人人网可以猜出我们认识谁。传统网络舆情管理把监测已经产生的舆情信息作为起点，这种明显的滞后性使其在网络舆情危机的应对中处于消极被动的位置。而目前留给突发事件的处理时间越来越少，从传统的“黄金24小时”变为“黄金4小时”，如此短的时间使舆情分析和决策尚未来得及参与进来，整个事件就已经造成了爆炸性的效果。在大数据时代，通过挖掘数据相关性，把数学算法运用到海量的数据上进行分析，在敏感消息进行网络传播的初期就提前开始监测，然后建立模型，模拟仿真网络舆情的演变过程，使网络舆情突发事件发生的可能性和倾向性变得可以预测。

（二）从节点转向网络。由监测舆情转向预测舆情的目标实现，最关键的大数据技术就是挖掘数据的相关性。在小数据时代，由于受到数据库和计算分析能力的限制，无论是对于因果关系还是相关关系的追寻，都耗资耗时，并且易受传统的思维模式和特定领域隐含的固有偏见的影响，无法保证舆情分析结果的准确性。因此传统的网络舆情管理只注重舆情内容的监测，通过分析单个数据节点，如网民“说什么”来抓住比较浅层的社会语义表达。大数据则在保留了原始数据的同时，记录了网民“为什么这么说”背后的社会心理和社会关系网。按照大数据思维，每一个数据都是一个节点，可无限次地与其他关联数据形成舆情链上的乘法效应——类似微博裂变传播路径，数据裂变式的关联状态蕴含着无限可能性[2]。通过对海量信息的解构与重构，充分整合政府和企业的数据资产，利用一系列飞速发展的新技术和新工具，描绘、测量、计算各节点之间的关系，深度挖掘数据的相关性，以此排除偏见和视觉盲点，掌握易被忽略的社会动态，预测舆情的发展趋势。因此大数据时代必然要求网络舆情管理变革其监测系统，由节点转向网络，把握相关性，进而分析舆情背后的社会互动，乃至网络族群之间的界限和相互勾连。

（四）从样本转向全体。在传统的网络舆情工作模式中，所采集的舆情关联数据仅为样本信息，构建的数据库结构单一、数据量有限。其数据源一般是基于抽样或者针对重点网络站点进行的数据抓取，仅能对小规模、有结构或类结构的数据进行分析，标准不一，难以在不同领域中通用。同时，样本分析并不能保证结果的准确，即使分析方法和操作没有问题，但采样过程的任何偏误都将使舆情分析结果与事实相去甚远。大数据体量巨大，从TB级别跃升至PB乃至ZB级别，完整记录了社情民意，成为人类生存痕迹和心理变化的记录仪。采样的目的是以尽可能少的数据获得尽可能多的信息，但大数据是建立在掌握所有数据，至少是海量数据的基础上的，在数据处理技术日新月异的今天，变革传统舆情管理思维与方法，改变采样的惯性行动成为必要。通过运用大数据技术，建立网络舆情自动分析系统，全天候自动搜索并采集与目标舆情看似毫不相关实则具有内在关联的信息，在抓取和收集页面之后，对信息自动分类、自动获取关键词、自动内容分析和自动报警等。样本扩大至几乎全体，舆情分析的结果更加客观可靠。

二、大数据时代网络舆情管理变革的效应前瞻

抓住大数据时代变革网络舆情管理的新机遇，迎接大数据时代网络舆情管理的新挑战，顺应大数据时代网络舆情管理的新要求，变革与创新网络舆情管理将会产生良好的管理效应，实现新时期网络舆情管理的升级转型。

（一）实现“防火”式管理。传统的网络舆情管理因为无法把握数据相关性，不能准确预测舆情未来的发展趋势，因此采用的是“灭火”式管理模式。政府通常在舆情产生或者已形成舆情危机的情况下才开始采取措施，如发布信息、引导舆情、满足诉求等，以此达到“灭火”效果。在此种模式下，政府经常被动陷入网络舆情漩涡，由此形成视网络舆情为“敌情”的偏见。为了摆脱这一困境，政府总是试图“控制”、“引导”和“应对”网络舆情，以一种上位者的姿态去支配、主宰网民及其舆情表达的方式。然而，若网民在网络舆情中的主体地位得不到保证，网络舆情就会失去其“减压阀”的功能，网络舆情问题将会是治标不治本。大数据时代，政府转变网络舆情管理思路，变革网络舆情管理模式，应用大数据技术对网络舆情进行关联分析、级别划分、聚类分析和倾向性分析，将实现“灭火”式管理到“防火”式管理的转变。通过寻找“导火索”与“减压阀”之间的平衡点，在发挥网络“民间舆论场”作用的同时，将网络舆情危机扼杀在摇篮里。例如美国中央情报局通过抓取海量数据来追踪恐怖分子和监控社会情绪，在“阿拉伯之春”中，通过大数据分析多少人和哪些人的立场从温和变为激进，并“算出”可能会采取有害行为。

（二）打捞“沉没的声音”。大数据源于互联网的分享、开放，但“数字鸿沟”的存在却使“信息穷人”与网络隔绝。尽管互联网的发展使这一部分人的比例越来越低，但发展不均衡性的扩大意味着现在和将来仍然有一个不容忽视的群体将无法提供任何数据。即使是那些能够充分利用网络的人群，也有可能因为在某种情境下成为舆论中的弱势群体，或者因其在舆情主流中的异质思维而选择不在网络上发声。当然，这种选择既可能是主动也可能是被动的。正如美国哲学家埃里克·霍弗所言，“一个国家最不活跃的人群，为占大多数的中间层次。他们是在城市工作和在乡间务农的正派老百姓，然而，他们的命运却受分据社会光谱两头的少数人——最优秀的人和最低劣的人所左右”[4]。显而易见的是，单凭技术体系构筑的大数据平台无法真正获取“全部数据”，通过改革网络舆情管理去打捞那些可能代表某一个群体或一定数量级的“沉没的声音”十分必要。因此，全面思考和理清大数据时代网络舆情管理面临的机遇和挑战，通过“大舆情”观念的构建，变革网络舆情管理的工作理念和模式，将有利于打捞“沉没的声音”。例如，将舆情服务与社会调查相结合，重视实地调研与第一手材料的采集，而不是把网络舆情管理捆绑在技术上，将避免得到不全面的舆情或做出误导性决策。

（三）识破“伪舆情”。当前备受关注的网络舆情，越来越成为依存于影星式的学者、影星式的记者、影星式的商人和影星式的政客为中心的“伪舆情”[5]。重大敏感事件发生后，部分网管和有影响力的舆情机构快速封堵其主观上认为的“有害信息”，选择性地编撰舆情报告，以片面、虚假的“伪舆情”影响决策层对形势的研判，使其做出符合自身利益诉求的决策。有些利益集团则精心扶植和培育自己的网络发言人，引导网民思考的内容和方向。结果，这些舆论领袖对关键事件和问题的看法在网络上大行其道，并淹没其他异质言论，使群众对真相的认知产生巨大偏差。当舆情被各方利益集团的政治力量和经济力量操纵时，它便丧失了独立性，一旦“伪舆情”被识破，舆情机构就可能失去其公信力。基于全网的完整、准确和极速的信息抓取有利于为舆情分析报告提供一手的材料、纯粹的事实，从而获得真实全面的舆情，使网民在不知道“为什么”的情况下，依然能获得对“是什么”的比较公正客观的认知，并以此助力网络舆情的引导。同时，通过变革网络舆情管理的体制机制，保持舆情管理的独立性将有力识破“伪舆情”，剔除“杂音”与“噪音”，使大数据时代的网络舆情真正成为现实世界的“镜像”。

（四）克服“盲人摸象”和“信息孤岛”。海量信息无限增长与网民关注、分析能力有限之间的矛盾，造成了“数据爆炸”与“知识贫乏”的怪象，加剧了社会舆论的“盲人摸象”效应。大数据时代下，网络媒体促进了信息的开放和沟通的便捷，人们对公共事件的参与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但是分众传播、个性化传播的凸显以及信息的碎片化，使得全面、深刻地关注和分析事件变得越来越困难。网民非理性、易激动的特点导致网络舆情的偏激和情绪化，网络的“群体极化”被放大。大数据时代的舆情监测是建立在传统人工和软件无法进行的全网舆情信息采集的基础上，样本扩大到全体。通过运用大数据技术，建立网络舆情自动分析系统，避免因数据源不全面而造成的重要信息监测缺失，将有利于消弭“盲人摸象”现象。与此同时，由于信息化应用水平参差不齐，政府和企业不同的部门之间都存在“信息孤岛”问题：有多少个部门就有多少个信息系统，每个系统都有自己的数据库、应用软件和用户界面，完全是独立的体系，阻碍了数据的互通互联[6]。变革大数据时代网络舆情管理的工作模式，统一舆情行业的技术标准，共享数据，建立网络舆情服务联盟，统筹政府、企业、媒体及社会力量，实现网络舆情的多元共治将有利于解决“信息孤岛”问题。

三、大数据时代网络舆情管理的变革路径

当大数据给各行各业带来变革性影响时，全世界都没做好迎接这场产业革命的准备。但与英美等发达国家相比，中国更像是处在大数据时代的前夜。而中国的人口和经济规模决定了中国大数据的规模为全球最大，为中国抓住时代的脉搏进行改革提供了难得的机遇。在这种大背景下，大数据对传统舆情管理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要使网络舆情管理变革产生应有的预期效应，适应时代的发展要求，须从思维观念、方法手段、体制机制、技术保障、人才建设等路径着手。

（一）树立大舆情观念。大数据时代网络舆情管理的变革，首要在于树立大舆情观念。这里的大舆情，包括两层含义。第一，强调“大数据观”，即充分实现网络数据平台的开放共享。按照“一切皆可量化”的大数据逻辑，一个新增的相关性数据的产生，通常会带来一个新的分析结果。因此只有形成“大数据观”，实现数据的动态分享，才能有效防止信息“碎片化”，最大限度地消除“盲人摸象”和“信息孤岛”现象。第二，强调网上和网下数据的整合。网络舆情与社会调查结合不足，可能降低舆情的真实性，误导决策。例如，对于假期调整方案的选择，各舆情机构组织的网络投票的结果各不相同，其做出的舆情分析报告也和真实民意相左。因此只有真正掌握“大舆情”，打捞“沉没的声音”，才能正确决策，打造一个更安全、更高效的社会。树立大舆情观念，首先，必须实现数据分析的动态化，打破数据垄断，统一标准，共享数据，预防孤立的舆情机构闭门造车，制定片面或错误的舆情分析报告。其次，应把网上网下各方面数据整合起来，挖掘网络舆情与社会动态背后的深层次关系，实现网络舆情管理和社会治理的紧密联动、同步推进[7]。最后，完善和创新包括舆情抓取、预警、研判到决策、评估等在内的网络舆情管理的各个环节，使舆情管理功能不仅仅限于危机处理，更能发挥辅助决策的作用。

（二）变革网络舆情的引导战略。做好舆论引导工作，应把握好时、度、效。但是目前许多地方和部门对如何进行网络舆情的引导仍然缺乏正确认识，于“时”不能把握好“黄金4小时”，于“度”不能掌握火候，拿捏分寸，于“效”不能保证网络舆情引导的实效质量。大数据由于自身具有的特点，使其利于变革网络舆情的引导战略，变“封改删”、“鸵鸟战术”为“网上引导，网下落地”，使“伪舆情”失去生存的土壤。因此，我们要充分发挥大数据的优势来提高舆情引导工作的能力。其一，利用大数据提升网络舆情引导的预见性和目的性。通过数据抓取和相关性分析，构建网民意见倾向分析模型，了解网民的偏好和特点，建设和完善政府网站、官方微博，扶植和借助意见领袖，做到“善说话、说对话、接地气、办实事”。其二，通过数据的价值转化，实现网络舆情的价值引导。在充分收集相关数据的基础上，运用图表等数据可视化技术揭示事件的前因后果，让数据“发声”，使网民既“知其然”也“知其所以然”，从而全方位360度无死角了解事件的来龙去脉，消除“盲人摸象”现象。其三，提升舆情引导的公信力。一方面加强新老媒体间的互动，发挥各自的优势与公众沟通，破解谣言和流言，达到时效性和权威性的双重保障；另一方面要避免舆情分析师在处理数据的过程中受经验偏好的影响，并防止大数据沦为某些机构和个人更便捷地操纵舆论的手段。

（三）健全大数据舆情管理体制机制。当前，网络舆情管理的体制机制尚不完善，很多地区尚不具备系统规范的舆情应对与处理的管理体系。舆情分析和预测手段落后，危机应对系统缺失，舆情管理组织机构不健全、不稳定，以及多头管理等问题非常普遍。健全大数据舆情管理的体制机制，对于从源头上解决网络舆情管理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和困难，实现标本兼治，具有决定性作用。因此，为使网络舆情管理取得实效，提升网络舆情工作的规范化和科学化水平，我国应加快建立健全大数据舆情管理的体制机制。首先，建立网络舆情多元管理的互动机制，由国家出台大数据发展战略规划，产学研相结合，统筹政府、企业、社会和公民的力量，形成合力，实现共治。其次，变革网络舆情管理的机构设置，改变以往通过临时组建领导小组或临时办公室等机构，或者以宣传部门为“消防队”等方式被动应对舆情危机的模式，通过常态化机构的设置和专业人员的配备，使网络舆情管理专门化、精细化。再次，建立权责明确的责任机制，通过加快数据立法进程明确各级各部门包括政府部门、企业媒体、人民团体等的权利义务；通过建立由网信部门牵头的大数据舆情管理体制，改变多头管理的局面，并设立政府首席信息官责任制度等。最后，健全大数据网络舆情管理的资源保障机制，大数据时代变革网络舆情管理面临初期成本高、短期效益不明显等问题，需要加大资金、技术、物资、人力等资源的投入。

（四）创新大数据网络舆情管理的方法与技术。大数据时代的到来，要求网络舆情管理必须采用更为先进的技术，这主要表现在对各种相关软件的大量应用以及对大数据技术支撑平台的依托。目前中国网络舆情监测采集软件中较具代表性的有TRS互联网舆情信息监控系统、北大方正智思舆情监控系统、军犬网络舆情监控系统、乐思网络舆情监测系统等。此外，还应完善和创新大数据技术支撑平台的五大基石——数据监测技术、数据挖掘技术、数据存储技术、数据分析技术、数据安全技术，使大数据为网络舆情管理服务的同时又不超出我们的控制。同时，我们也不能陷入“技术是万能的”误区而盲目迷信和依赖技术，更不能因相信大数据强大的预测功能而导致“数据独裁”，变成数据的奴隶。因此，网络舆情管理还需要依靠其他方法和手段相辅相成，共同作用。法律因其具备最大的强制性和权威性，成为最有效的管理控制的手段。法律与道德相互联系，在极具复杂性和特殊性的虚拟空间里，教育和自律被摆在重要的位置上。例如，欧美发达国家如美国、英国、加拿大等都通过倡导用户自律和自我管理来提高网民的媒介素养，加强自我把关能力。此外，还可以效仿韩国、新加坡等运用行政手段，要求网络用户在获得国家有关部门颁发的许可证的情况下，才能访问政府严格控制的信息等。

（五）培育大数据时代的网络舆情管理人才。大数据时代的网络舆情将会形成多向度的研究，例如对社会话语表达、社会心理描绘、社会关系呈现、社会诉求预测等的分析研究。网络舆情将真正成为一门与多学科交叉的社会显学，对人才的全面性要求很高。中国教育的学科划分和培养体系，客观导致培养出来的人才很难跨界。换句话说，真正进入这个行业的门槛是很高的。正因如此，各国越来越重视对数据科学家的培养，如美国在大学专门开设研究大数据技术的课程，通过严格的业务培训和职业资格认证，培养下一代的数据科学家。2013年9月，我国人社部联合人民网启动“网络舆情分析师职业培训计划”，“网络舆情分析师”成为一项被正式认可的职业。但是我国现有舆情工作人员的水平仍然严重滞后，很多舆情机构尤其是地方政府并没有专业的数据处理、分析团队和专门的网络舆情管理部门。为突破大数据时代变革网络舆情管理的人才瓶颈，从短期看，可以通过招考、录用等方式引进数据挖掘、分析人才，通过委托培养、网络培训等方式强化已有专业人才力量，通过购买服务的方式短期租赁大数据舆情管理的高素质人才。从长远看，则要系统梳理网络舆情管理所需人才目录，培养和壮大既精通数据挖掘、数学建模，又拥有较高学习能力、分析能力和知识水平，横跨统计学、社会学、计算机学、传播学、管理学等学科的复合型人才，打造一支大数据网络舆情管理的专业人才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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