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建业!河南建业破产

今天运困体育就给我们广大朋友来聊聊河南建业,希望能帮助到您找到想要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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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河南地产的资本局：拥三家上市公司，建业地产负债1510亿
• 2、三国天下归晋是什么意思
• 3、河南的建业要破产了吗
• 4、中国足球什么时候能拿世界杯冠军

河南地产的资本局：拥三家上市公司，建业地产负债1510亿

最佳答案胡葆森与河南，已经深深绑定在了一起。

作为土生土长的河南濮阳县人，胡葆森从上中学、下乡插队，到上大学、工作、回乡创业，再到冠名河南建业足球俱乐部，骨子里烙印着深厚的“河南情结”。

一句“建业不会走出去”，让胡葆森在河南扎下了根。守着1亿人口的中原大地，胡葆森的“地产帝国”已经深及河南省18个地级城市、104个县级城市。 有河南人说：“在河南卖的9套房子中，就有一套是建业的。”

虽然这句话真假难辨，但是胡葆森确实在河南创造了太多第一：第一个中外合资房企，第一个推出高档住宅小区，第一个推行按揭房屋……河南承载了胡葆森太多的辉煌。

由此，河南建业有了“河南王”的称号，胡葆森也被列入“中国房地产三君子”。同为地产“三君子”，如今冯仑在激扬文字，王石在登山探险，只有65岁的胡葆森，仍然坐镇一线，为建业集团“走出河南”殚精竭虑。

2020年，河南建业在资本市场上风生水起。5月，建业新生活在香港上市；11月，中原建业也在港交所递交了招股书。加上此前已上市的建业地产、筑友智造 科技 ，河南建业将拥有四家上市公司，地产资本版图越来越大。

胡葆森1955年出生于河南濮阳，21岁那年被推荐到郑州大学英语专业学习，毕业后就被分配到了中国纺织品进出口公司河南分公司工作。

有着一门外语优势，除了可能获得一份好工作，还有可能改变人生。胡葆森是那个“幸运儿”。

1982年，当时的河南省对外经济贸易合作厅，在寻找参与香港成立进出口贸易机构的人选，胡葆森除了有在进出口方面的经验，还曾在全国外贸系统业务员外语测试中获得河南省第一名，最终成功获得外派香港的工作。

胡葆森在香港一待就是10年。

1992年，改革的春风吹向大江南北，也将胡葆森吹回了河南。 不过，胡葆森并不是空手而回，在1991年胡葆森拿到体制内的最后一份工资后，实际上就在香港靠炒楼花赚到了自己人生的第一桶金。

手握几千万元的胡葆森“衣锦还乡”，回到河南成立了建业地产，成为“茫茫地产大军”的一份子。

1993年春天，在郑州郊区买到第一块地后，胡葆森打造出日后在河南房地产 历史 上，称得上是浓墨重彩的一个代表作，那就是金水花园。

金水花园不仅是中国最早一批的按揭房屋，还用了十年还本的这样别具一格销售模式，当时建业承诺，十年后在保证产权的基础上购房款如数归还。

毫无疑问，胡葆森如实履行了“十年之约”，也让建业在河南房地产市场一炮而红。之后，建业地产在郑州这个大本营站稳脚跟，后继打造出“燕乐小区”“春晖小区”“郑州期货城”“建业城市花园”等多个项目。

但与其他房企在壮大之后便走出自己“发家地”不同，建业想做的却是“河南王”。如今建业集团迟迟难走出河南，与胡葆森坚持“建业不走出去”有着莫大的关系。

自1994年足球职业化改革以来，河南建业是唯一一支从未换过老板的足坛常青树。这似乎又是胡葆森在河南坚守的另一个缩影。

这支被冠上“建业”的足球俱乐部，在中国职业足球史上创造许多第一，除了从没更换过投资人和赞助商，河南建业还是唯一一个打过亚冠、中超、中甲和中乙四级联赛的足球俱乐部；河南建业经历过三次降级三次保级，可谓是“三上三下”。

2009年，河南建业以中超季军的身份打入亚冠，成绩达到顶峰，并因为在主场多次战胜强队而被冠以“专治各种不服”的称号。

那个时代的胡葆森可谓是意气风发。2016年的平安夜，建业曾组织了一次球迷嘉年华，胡葆森当时动情地说： “不求一掷千金，一诺千金；不求一鸣惊人，只信天道酬勤；不求足球豪门，草根为民。建业会一直坚持搞足球，直到破产为止。”

但尴尬的是，这几年河南建业足球俱乐部一直处在频繁换外援、换外教、赔偿违约金的“折腾”中，也频频在降级保级的边缘徘徊。

另一边，建业也正在求变，这有点像IT界的IBM，百年“蓝色巨人”能够在历次技术革命中得以生存和发展，其保守式创新让其平稳度过历次危机。

但与IBM不同的是，建业虽然足够保守稳妥，但是行业不同，壁垒不同，建业并不是“蓝色巨人”。

在整整26年的时间中，建业的商业版图集中在河南。胡葆森曾说：“一代人要承担一代人的责任，我就想在河南做这么一件事。”

从郑州再到胡葆森的老家濮阳再到县级市，直到2017年，建业完成了河南“五级市场”的全覆盖，却未走出河南半步。

胡葆森曾在2015年《寻找建业的蓝海》一文中写道：“未来的15年，河南将有3500万人要进城，需新增住房10亿平方米。”他看到的是城镇化进程中数以亿计的住房需求。

但同为“92派”的同行，足迹早已踏遍全国各处，建业也不可能在河南一家通吃。

2016年，碧桂园、恒大、万科纷涌而至，当年郑州市出现15个“地王”。

当时，建业仍决定坚守河南。就连胡葆森也说自己的梦想是：“在河南这130个县的城市，如果将来还有机会的话，可能会进一步进入这种重点的乡镇，还有500个的乡镇。还有机会的话，我自己的身体还允许的话，从省会城市到中等城市，再到县级城市，最终走向这种乡镇，这就是我的目标。”

2019年前8个月，河南第一城郑州，建业的市场销售排名只位列第六，被碧桂园、万科、融创等巨头赶超。

当在原有赛道逐渐失去绝对优势后，胡葆森的选择是，重开一条赛道，走“重资产+轻资产”并举的路径，发力轻资产。

在2018年度业绩会上，曾坚决表态不出河南的胡葆森也妥协了，他表示，将会有条件地走出河南。

建业集团旗下，除了建业地产属于重资产，2019年收购的上市公司筑友智造 科技 公司，2020年5月上市的物业管理公司建业新生活，以及11月分拆准备上市的代建公司中原建业，这三家企业的方向分别为装配式建筑、物业管理以及代建，都是侧重于“轻资产”的发展路径。

也就是说，从拿地、盖房、装配、再到物业，建业打造了一条龙式服务。

其中，中原建业的代建业务就是典型的轻资产。

“代建的这种形式确实是时代的产物，其实代建就是不需要承担拿地的风险，只负责盖房子，或者在品牌上进行一些合作。” 上海中原地产市场分析师卢文曦告诉市界。

而发力代建的原因，也不言而喻。

北京房地产商会会长黎乃超称：“地产开发企业，确实是越来越不好做了，尤其是直接做房地产开发，这种重资产的经营，存在一定风险。因此，很多开发企业采取代建的形式，这种形式是利用品牌来赚钱”。

但是这种“贴牌”的模式，难免会有坑。

一年多前，购买周口市“万达广场&建业十八城”住宅区的业主发现，在工地施工的塔吊停止了工作，施工的工人也变得稀稀落落，一时间“买的房子出事了”的担忧迅速在业主们中散播开来。

位于周口市建设路与大庆路交叉口附近的这个“万达+建业”核心商业项目，是由天香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香控股）联合万达集团、建业集团共同打造的。 也就是说，实际拿地的开发商是天香控股，而万达和建业只是“锦上添花”，建业的角色是代建。

相较于建业集团，天香控股更多的属性是一个“投资公司”。成立于1998年的天香控股，将自己定义为区域商业机会的发现与整合者，产业布局主要分为消费、地产、生态 旅游 开发三大板块。

实际上，导致这个项目停摆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天香控股把钱挪用了。12月7日，在建业与业主面对面的沟通会上，这一原因也得到了建业的证实。

而且“不是千万百万的问题”，建业集团代表告诉业主， 天香控股在这个过程中把土地抵押出去之后，又将账上的资金抽调到别的项目中，因此造成资金链断了。

黎乃超告诉市界：“房地产开发商把土地抵押出去很正常，为了融资等后续的资金正常运转都会这样做。 像这样代建的项目，出事了之后开发商肯定负主要责任。但是对于代建方影响也很大，比如信誉、品牌，甚至是法律风险上。”

经历一年多停摆的项目，建业最终还是选择了接手。在沟通会上，周口区域总经理马晓腾向建业十八城的业主承诺： “建业全盘接手十八城的项目，不会烂尾。”

胡葆森为建业地产制定的“走出去”战略是有条件地走出去，即以河南为圆点，画出一个半径，做中国中部的市场，坚持500公里半径原则。

也就是说，胡葆森的这个“走出去”并非是地理意义上真正的走出去，更多的还是依托于建业的地产“品牌”，深度依赖于河南这个圈层“资源”意义上的走出去。

就像上文的周口建业十八城，就是靠着“建业”的品牌溢价，做代建等轻资产业务，赚“轻松”的钱。 凡事有利有弊，尤其是在 探索 新的商业模式上，风险一定存在。

走轻资产这种路子，建业也不敢步子跨得太大。

当前，中原建业的核心项目依旧据守河南，河南依旧是建业最大的“衣食父母”。截至2020年6月30日，中原建业的182个在管项目中共有174个项目位于河南省，占比超九成。

卢文熙告诉市界， 作为建业地产来说，“它要想走出去，要有把握项目风险的能力”。

另外，想要走出河南，不仅要走得扎实，还要走得稳。品牌是走得扎实的底气，而走得稳走得远则需要大量资金的支持。卢文曦告诉市界：“走出去一个必要条件就是需要资金。”

从建业地产来看，其债务压力并不小。建业地产的资产负债率从2018年上半年的87.04%，上升至2020年上半年的92.02%，增长了约5个百分点。 截至2020年上半年，建业地产的负债总额达到了1510亿元。

欲“有条件”走出河南的胡葆森，正面临着不小的资金压力。如今，胡葆森该如何破局？

（作者 曾嘉艺 编辑 韩忠强）

三国天下归晋是什么意思

最佳答案意思是魏国、蜀国、吴国，最后被晋国统一。

晋朝（266年－420年），中国历史上的朝代，上承三国下启南北朝，分为西晋与东晋两个时期，其中西晋为中国历史上大一统王朝之一，东晋则属于六朝之一，两晋共传十五帝，共一百五十五年。

公元263年，司马昭为建立赫赫军功，以做好篡位的准备，命令钟会、邓艾率军进攻蜀汉，邓艾进逼成都，刘禅看到大势已去，投降了魏国，蜀汉灭亡。

不久后司马昭因中风猝死，司马炎继承父亲相国、晋王的位置。司马炎经过精心策划，仿效当年曹丕代汉的故事，为自己登基做准备。司马炎接任相国后指使手下劝说魏帝曹奂早点让位。不久，曹奂下诏让位给司马炎，司马炎却假意多次推让，才接受魏帝曹奂禅让，后封曹奂为陈留王。

司马炎于公元265年登上帝位，国号晋，史称为西晋。公元280年司马炎命令西晋军六路并进，灭亡东吴，三分天下局势被统一归晋。

后经历八王之乱和永嘉之祸，国势渐衰，316年西晋被北方蛮族灭亡，北方陷于混乱，史称五胡乱华。317年，晋室南渡，司马睿在建邺建立东晋，东晋曾多次北伐。

383年东晋与前秦淝水之战后得到暂时巩固。两晋时期五胡迁至中原，加强了民族融合，北人南迁，开发了江南地区。420年，刘裕建立刘宋，东晋灭亡。中国历史进入了南北朝时期。

扩展资料

两晋的政治体制为世族政治。世族的形成源自汉魏，主要由地方豪强、经学世家或累世为官者组成。220年曹魏实施九品中正制作为拔选人才的制度，以取代因战乱而崩溃的察举制度。

魏晋时担任审查的中正一般为二品，但二品官几乎都为世族，使得世族获得拔选人才的权力。由于拔选往往重视家世而忽略才德，最后形成“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的局面。九品中正制不仅维护门阀统治的主要工具，也构成其一部份。东晋时，世族政治达到巅峰，以侨姓世族为主。

随晋室南迁的北方世族为“侨姓”，南方世族则为“吴姓”。东晋朝廷对吴姓世族采取排斥态度，吴姓世族也不愿与其积极合作，久之双方隔阂加深。但随者江南的开发，寒族及吴姓世族也逐渐抬头。

河南的建业要破产了吗

最佳答案河南的建业没有要破产。

6月23日，建业地产发公告官宣爆雷，未能在宽限期结束前支付一笔美元债的利息，同时宣布将“暂停向所有境外债权人进行支付”。不过，债务违约后，建业地产也并未躺平。7月下旬，其披露了有关境外债务重组的最新消息，委任法国巴黎银行和海通国际证券作为财务顾问，以及年利达律师事务所作为法律顾问，推动解决境外债务问题。

10月7日，建业集团在官网首页发布了一份“郑重声明”，否认集团被传“宣告破产”“未能支付到期银行贷款及利息”，以及裁员、“暂停支付所有款项”、破产等传闻。

简述河南建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的发展历程：

1、创立阶段（2008年）

建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2008年，位于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董事会主席为胡葆森。公司主要从事房地产业务，包括用作出售或出租的房地产项目开发以及酒店经营。

2、本土发展阶段（2009~2014年）

在此期间，建业地产开始在河南省内拓展业务，开发了一系列房地产项目，如郑州天筑、郑州凯旋广场、平顶山十八城及焦作修武森林半岛等。此外，公司还涉足了文化旅游项目及轻资产项目业务。

3、覆盖全省阶段（2015~2018年）

建业地产积极扩大在河南省的市场份额，实现了河南省122个县级城市全覆盖。截至2018年，公司开发项目累计交付面积约500万平方米，土地储备建筑面积约4000万平方米。

内容参考：百度百科-河南建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足球什么时候能拿世界杯冠军

最佳答案一直以来关于中国足球的笑话有很多，刚刚过去的春晚，本山大叔还把中国足球拿去“忽悠”了一把！不过，有这样一则笑话想必令人记忆犹新———一位韩国球员问上帝：我们需要多少年才能获得世界杯冠军？上帝回答：30年！韩国人哭了……一位日本球员问上帝：我们需要多少年才能获得世界杯冠军？上帝回答：50年。日本人又哭了……一位中国球员也去问上帝：那我们需要多少年才能获得世界杯冠军？上帝看了看中国球员，自己哭了……当然这些笑话只是中国球迷失望之余的一种发泄方式，情绪化色彩过浓。可是从另一个侧面也反映出，中国足球的确让人看不到希望。至少现在是这样。

回顾中国足球近20年来“屡战屡败又屡败屡战”的“辛酸血泪史”，我们不难得出一个结论———中国足球并未从多次的失败中吸取教训，也没能从偶然的“成功”中收获经验。失利就炒教练、换球员、追责任，成功就盲目乐观、沾沾自喜、一俊遮百丑，中国足球的发展思路和实力水平一样，都处于“初级阶段”。

要想彻底破除中国足球近20年来低水平重复的恶性循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不要在意暂时的成绩和眼前的得失，而要认认真真地从基础抓起，把中国足球打造成真正的“有源之水，有本之木”。风物长宜放眼量，要改变中国足球的现状，我们真正需要的是耐心！

中国足球需要“休克”疗法

平心而论，与世界上的足球强国相比，中国足球的起点低，发展时间也不长，的确有着较大的差距。但要想取得好成绩，不切实际的凭空妄想不行，不尊重足球规律的冒险蛮干不行，不顾一切的“豪赌出线”，甚至将其与政绩挂钩更不行！中国足球必须寻找到一条适合自身特点，结合中国现实特色的足球发展之路。“未来20年不要向中国足球要成绩”的“休克”疗法，也许正是中国足球痛定思痛，医治顽疾的“良方”。

在目前的中国足球圈里，国字号球队的成绩成为了衡量成功与否的最主要标准。为了国字号球队的比赛，中国足球的管理者在各方压力下，不得不背离足球职业化的规律，一再牺牲二三线联赛和青少年足球建设，使得中国足球在失败的循环中往复进行。

如何增强足球青少年人才的培养力度？如何加强联赛建设？如何培养能真正“传道授业解惑”的教练队伍？国字号球队应该如何组建和指挥？现有的足球发展经费该如何分配？中国足球如何更好地与世界足球强国交流？中国足球到底要形成什么样的风格？这些疑问都需要中国足球的决策者和管理者们深思并且找出答案。

现在，中国足球的所有问题都被“出线的重任”所掩盖。为了出线，球迷可以原谅足球管理机构在青少年培养上的一再拖延；为了出线，足协可以把绝大多数经费，用在“中国之队”没完没了的越洋拉练上。但是，如果我们不在意他们是否出线了，会怎样？国家队成绩上的休克，一定程度会换来各方面对中国足球整体发展的关注！

中国足球应该有这样的勇气，正视自身存在的问题和差距；中国足球应该有这样的决心，认真地反思自身的风格和发展方向；中国足球应该有这样的举措，为联赛和基础培育给予更多支持和关注；中国足球更应有这样的耐性，安于承受基础建设过程中的寂寞！“从娃娃抓起”是足球发展的规律

把记忆的年轮拨回到1978年，邓小平同志在伊朗足球队访华时亲临现场，并提出了“足球要从娃娃抓起”的观点。然而，30年过去了，中国足球却仍未品尝到青少年足球建设的成果！我们看到的是，一方面，中国足球的管理者们高声疾呼要注重青少年足球建设；另一方面，国内的青少年足球建设却依旧少人问津，几近停滞。因此，中国足球要想真正拥有未来，将青少年足球建设落到实处才是关键一步！

在谈到国内青少年足球建设滞后的问题时，中国足协副主席杨一民曾在全国青少年足球发展研讨会上坦承，中国足球在职业化改革过程中，青少年足球发展思路与政策都出现了偏差。“而忽视和淡化了原有的以体委系统为主体、以各级青少年业余体校为载体的后备力量培养体制，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前国家队主帅高丰文则认为，目前处在最基层的学校足球缺乏扶持，也使得足球人才的培养严重萎缩。而国内的足球俱乐部因为自身建设的不完善，目前还无法承担起培养足球后备人才的任务。

据记者了解，在青少年足球人才培养的问题上，中国足协和各地方体育局乃至一些俱乐部和教练，都在进行一些摸索和尝试。在今年初举行的中国足球工作会议上，中国足协提出了一个青少年球员培养的新方案：20岁以下的球员都回归地方体育局管理，可以参加全运会；恢复各省市的专业球队；重点扶持学校足球。对此，中国足协副主席谢亚龙表示：“地方有全运会任务，会比现在的俱乐部更加认真地培养青少年球员。我们要把足球重新放回到中国体育的整体计划中。”而徐根宝的“崇明足校”模式、山东的“鲁能足校”模式、申思、马明宇等昔日国脚进行的“教育足球”模式等，都在为中国足球的后备力量培养寻找着可行的途径……

不过，正如足坛名宿马克坚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所说：“无论是哪一种培养方式，青少年足球建设关键是要落到实处。政府、体育部门、足球界、学校和全社会都要重视这项工作，要有更多的人从事这个项目，才能形成良好的足球氛围，最终促进中国足球的发展。”

从头开始，落到实处，对于现阶段的中国足球而言，可谓金玉良言！

关于中国足球的这个系列专题，在反思了一系列现象和问题后，我们的思维最终必须有一个落脚点。也就是说，从多个角度探讨了WHAT和WHY之后，现在必须要讨论的是HOW：下一步该怎么走？

最近两年，关于“中国申办世界杯”的构想一次次被提及。在中国足球整体陷入冰河期的大背景下，这是唯一能让球迷有所期待的话题，虽然这个期待看上去也遥不可及。但是，中国足球现在并无底气申办，而且申办世界杯也并非拯救中国足球的良药，乐观预计，它也只能成为中国足球改革的一股巨大动力。

2008年是全世界的体育大年，更是中国百年难遇的体育大年，因为有北京奥运会。但奥运会之后呢？许多人都希望有全新的寄托，于是申办男足世界杯成了许多人的梦想。最近两三年中，国际足联主席布拉特每次来中国，都会被问到有关申办世界杯的话题。瑞士人都会公开表态，他支持中国申办世界杯，并且相信中国能办好世界杯。

没有人会把布拉特的应景之辞当真，因为人们后来发现，布拉特每到一个国家，都会说这样的话。但是，中国人仍然有申办的梦想，这个梦想也产生得理所当然：以中国的经济发展、体育发展水平、体育设施状况、社会发展需要，都应该也可以申办世界杯。亚洲已有日韩在2002年合办过世界杯，下次再回亚洲，最合适的也是中国。

连赞助商也这么想。世界杯和奥运会的双料赞助商阿迪达斯公司的陶金，他就告诉记者：“奥运会办完，毫无疑问中国体育的下一个大赛就是世界杯。我认为，中国足球完全有必要考虑2022年或2026年世界杯的申办工作，这是一个很严肃的事情。对于足球这项运动来说，由创造和发明了古代足球运动的中国来承办一届世界杯，是一个很有意义、也非常有必要的战略设计。”在经济腾飞的推动之下，很多城市在硬件设施方面具备了主办世界杯的全部条件；1991年和2007年，中国还成功举办了两届世界杯女足赛，这些让我们有申办世界杯的底气。

可最大的问题（也许是唯一的问题）是，以中国足球的状况与水平，能支持它来申办世界杯吗？或者说，一地鸡毛的中国足球，有必要申办世界杯吗？

中国男足的世界排名，过去两年一度跌到100名开外，最新的排名也才第83位。在世界杯近百年历史上，从没有过如此弱小的东道主。而中国唯一一次参加世界杯，则是3战皆败进0球失9球的难堪战绩，FIFA想必也不想制造一个史上最烂的东道主。而中国的联赛同样低迷，近两年虽然假球黑哨不再泛滥，但人气和水平仍然每况愈下。

因此，对中国足球来说，申办世界杯只能是一个美妙的远景计划，还不能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不管是申办2022、2026或是2018，都只能想想而已。重要的是将自身的工作做好，足球水平和足球氛围得到提升，国家队和联赛齐头并进，这是申办世界杯前必须要解决的问题。有圈内人士形象地说，“现在中国足球要做的，是要先把池塘修好，然后放进干净、高营养的水，再放进鱼苗。鱼儿在好的生存环境中，必然会健康成长。中国足球的问题根源，其实还是我们的体制改革不彻底，造成现在八匹马往八个方向乱撞的结局。如果要申办世界杯，我们必须要进行真正、彻底的足球改革，让职业联赛健康起来，让俱乐部的经营规范起来，让球员的生存土壤肥沃起来，让青少年球员更多地参与进来，然后我们有计划、有目标、分阶段地去进行规划和准备。也许4年之后，中国足球就可以真的挺直腰杆去申办世界杯了。”

不管是不是为了申办世界杯，中国足球都需要改革，这是不争的事实。而在中国，足球改革不可能自下而上，只能从顶层开始，甚至可以说，首当其冲的就是要选对掌门人——一个专业内行、知识现代、管理科学的掌门人。

对于中国足协需要怎样的当家人，圈内早有认定，“首先，他要有点足球基础，至少清楚足球项目和其他项目同步发展的困难和不同。他不需要是真正的足球专业人士出身，但至少要懂得足球运动的一些客观规律；其次，他要有良好的受教育背景，最好是有在国外受教育的经历。这样可以帮助他认知足球在世界上的地位，清楚中国足球的差距，然后找准定位准确出击；第三，他必须懂得一些企业管理知识，知道如何把足球商业化经营当成企业管理。”

职业联赛的三任足协掌门人各有千秋，但都不算成功，也都没有得到好评。王俊生是专业出身，主抓竞赛和项目管理还算内行，但江湖习气过重，对市场经营等方面的知识也稍有欠缺；阎世铎上任之前是总局法规司司长，领导任命他的目的性也比较明确，就是完善“没有规矩、管理混乱”的中国足球，可惜阎在任期间的很多政策和改革，被证明是瞎指挥、乱弹琴；谢亚龙上任有浓重的奥运背景，他本身转道足球也有明显运作的痕迹，事实证明，外行管理一个项目，无论你本身是否真正有能力有抱负，都很难找到中国足球问题的症结。再加上受奥运战略的掣肘，最终被圈内圈外排挤也成为事实，执政失败也成为必然。

2008奥运会后，国家体育总局也会进行相应的调整。足球这个项目，本身不是奥运夺牌大户，甚至连奥运夺牌点都很难维持，从体委系统完全脱离实现社会化市场管理，不失为一种可能。这样至少可以避免一点——中国足协最重要的管理者由一个完全不懂足球项目的行政官员来承担。

下一步中国足球改革的第一步，首先任务应该就是选对掌门人。如果能够在全国足球代表大会上，由圈内人士共同民主推举并选择真正的适合中国足协的管理者，这是最好的结果。可这种设想在现行的体育体制之下，实现起来有很大难度，而即使真的民主选择产生，如果没有国家体育主管部门的真正放权，也很难实现足球项目的彻底职业化和真正改革。

选对掌门人只是第一步，中国足球的改革最根本的工作还是足协自身的职业化。中国足球要找到正路，足协改组在先，联赛改制则须紧随其后。足协的功能也当有所变化，联赛这一块应尽可能放权给中超委员会或职业联盟。

对于中国足协管理联赛能力低下的怀疑，从职业联赛最初一直持续至今。比如相关法规和制度不完善，处理问题情绪化严重，且方式和标准不一，管理联赛人治化痕迹浓厚等。而最受球迷和媒体诟病的，则是对“假赌黑”现象的无能为力。事实上越来越多的人认为，作为行业主管部门，足协的未来工作定位应是主抓青少年足球的普及与提高，协调并监管各级国字号球队的备战和组建；而在职业联赛的管理环节上，足协应该放权给中超委员会，或未来可能成立的足球职业联盟。也就是说，足协需要从以前的管理者和主导者地位，逐渐转变成一个职业联赛服务、协调机构和监管部门。这种足球管理模式，是如今世界足球发展潮流中，最实用也是最流行的方式。

在经营方面，足协同样需要改革。职业联赛初期，足球产业的赞助市场相对混乱，商家投资也相对盲目，这时只要足协有专门的经营人员或招商机构，就能完成基础的招商工作。但职业联赛14年之后，赞助商对足球项目已缺乏信心，对足协主导的职业联赛发展也有了诸多怀疑，此时就必须有更为专业的经营团队和管理团队，来把持职业足球的发展方向。中国足协如果不想中国足球在自己手中被活活玩死，就一定要给职业联赛的主体——投资人和俱乐部以真正的话语权，让他们真正参与进来，而不仅仅是掏钱做“公益事业”。

很多人在探讨“职业足球联盟”在中国建立的可能性。但即使这样的结构能建立，我们也需要真正的一些合作者和合作项目，光凭足协自身的运作能力，这个项目继续成功的可能性几乎为零。现实中中国足协的合作者是盈方、阿迪达斯和中超公司，国奥队主教练杜伊实际上也是中外合作的项目之一，盈方主要负责中国之队，阿迪达斯则是一个特殊的合作者，中超公司则是“足协主控”的一个经营职业联赛的公司，下属的合作伙伴还有耐克、金威啤酒、央视、搜狐体育等。仔细考量一下这些合作者，除了媒体合作伙伴、体育品牌及与足球相关消费品外，我们外延的合作者几乎是一个空白。

现在的中国足协，不只是联赛的经营不力，国家队的经营同样失败。从1993年选择IMG开始，后来的ISL，再到现状的盈方，除了IMG合作还不错之外，其他的合作都出现了问题。如果中国足协没有意识或者不愿意改变自己的做事方式及对待合作者的态度，下一次合作失败的可能性依然很大。像这次世界杯冲击失利，很多人都把责任归咎为，足协抛弃了更能带来直接利益的亚足联开发公司，而选择盈方，这是足协“为钱所制”而导致的决策失误。

“并不是一定就要选择亚足联公司而放弃盈方，关键是这种谈判的方式很不职业。你掌握双方的低价去追逐最大利益没有问题，但不能因此而伤了和气。在生意场上，一旦只剩下两个竞争对手，你最好坦诚布公地去沟通，而不能搞小动作，最后弄得大家都很不开心。像中国足协这种做生意的烂招，被揭穿后是可以被业内人士完全抛弃，甚至有人故意设局‘黑掉’的。无论是现实利益还是长远利益，最重要的一点，你不能让合作伙伴吃亏你却赚大便宜，这样的合作不可能长远。和盈方合作这件事，足协犯了好几个错误，第一是太看重钱，对既得利益看得过重；第二是谈判方式有些低劣；第三是抱错了大腿，就像娶媳妇，不要以为有钱家庭的闺女就好，她的性格、适应能力，还有是不是原意一起过日子，这些都比金钱更重要。”

“职业联赛14年，却造就了职业化程度最低的中国足协。俱乐部经营不好可以破产、转卖甚至倒闭，球员可以因为打假球被三停、挂牌甚至废掉，职业教练可以在一场比赛后立即下课；可中国足协这个机构，以及这个机构里的绝大多数工作人员，却可以在职业联赛的熔炉中安坐如山！所以要想挽救中国足球，足协也必须完全走向市场，他们的职业化改革是必须要走的过程，否则职业联赛如何改变都没有用！足协工作人员办事能力拖沓、管理水平低、效率不高、官僚作风横行这些问题，也不可能在目前的机制之下得到根本性的扭转。”一位体委系统退休干部的一些话，一言击中要害。

足球改革当自上而下，上自中国足协，下就是职业联赛。中超联赛需要改革之处自是很多，难以赘述，但眼前很重要的一块是电视转播的困境。

从欧洲足球发展的轨迹来看，没有电视直播的参与，职业足球很难获得经济效益上的突破，从而制约联赛整体水平的提高。在现阶段，依然只有电视这个工具，能够无限度地扩充一场足球比赛的传播价值和经济效益。而中超的电视转播一年比一年低，从足协到各俱乐部一直都认为是央视这个“特殊的电视台”，导致了他们电视直播版权费用的难以突破。可实际上，制约中超电视收入水准的，其实还是低水平的职业联赛。这是一个恶性循环：低水平的比赛使得电视转播不值钱，而电视转播费低廉更加制约联赛的发展。

2007年，天盛欧洲足球频道用5000万美元的天价，买断了英超在中国大陆的3年唯一直播权。英超降级的德比郡俱乐部，上赛季依然能够得到3400万英镑的电视转播费分成。而中超俱乐部呢？每年从中超公司那里获得的电视转播费几乎可以忽略不计。2007年，中超联赛共有2家全国性转播平台（东方卫视，CCTV-5）、12个省级转播台、12个市级转播台，累积收视人数达到1.44亿，为中超联赛以来最高，可俱乐部依然是不能从电视转播费里分得更多钱。原因很简单，中超的电视转播越来越贬值，有人敢花5000万美元买三年英超，却没有人愿意花1000万美元买三年中超。

事实上，中超虽有上述26家电视机构在参与转播，但真正付费给足协的，只有央视和上海文广。加上新媒体合作伙伴搜狐每年提供的150万元，中超电视版权总价值也就在3000万元左右，这个数值比英超最差俱乐部的电视分成都差得远。问题到底在哪里？当年央视死守联赛价格底线时，时任体育频道总监的马国力曾说，“第一，我不能为足球开一个大口子，中国体育有太多的项目要扶持；二，中国足球联赛的价值的确不高，说白了，这个赛事还不值钱。”

1995年1月1日成立的央视体育频道，当年因为直播足球联赛而品牌受益，加上央视得天独厚的平台优势，目前CCTV-5（现奥运频道）占据了整个体育赛事资源的80%。但在CCTV-5诸多节目和赛事直播中，中超的直播很多时候都排在10名以外，特别是在有姚明和易建联参赛的NBA赛事直播面前，中超联赛已经不再是央视体育资源中的宠儿。

2008年，全国有50家地方频道和10个付费体育频道（包括网站）在播出NBA，而实际上，足球最红火时应运而生的42个地方体育频道现在已经缩水到20家左右。以前的很多体育频道，已经在地方被生活频道、娱乐频道兼并或者挤压，但即使这样，还能出现50家地方频道直播NBA篮球赛事。而且在地方体育频道，篮球节目的收视率和经营情况都比足球好很多。辽宁体育频道每年要付给文广集团大约70万元的中超直播版权费，可在实际的营运中，辽宁台播出辽足一个赛季的中超，也挣不回这区区几十万元；但是直播辽宁男篮的CBA赛事则完全不同，不仅是赞助商踊跃，招商容易，其火爆的现场气氛和直播时的互动程度，都让中超直播难以望及。

此外，中国足球人士自身也不珍惜电视直播。欧洲很多俱乐部都会在赛季前搞一个球员的“媒体培训”，就是培训职业球员如何善待媒体和正确对待电视机构，特别是如何与电视媒体配合做好直播，这已经成为其必修课。欧洲足球直播时间跨度很长，经常是赛前一小时，赛后一小时，需要大量的球员、教练、工作人员、球迷的默契配合，可以说现代足球其实就是“电视足球”。可这种理念在中超完全没有市场。作为联赛的主播台，东方卫视曾在直播中超之初做了大量的工作，可很难得到球队和球员的支持。负责中超直播的刘勇说，“中国球员在直播时的电视概念太差，也非常情绪化，他们永远会认为自己是职业联赛的主体，高兴时陪媒体聊聊，不高兴时把直播话筒直接推开。赛事组织者也让我们很头疼，比如每晚19点30分的比赛，正常情况下19点25分必须出场，然后是升国旗、合影等仪式，电视机构则在这几分钟内要完成上字幕、出赞助商广告、嘉宾简单访谈等节目。但目前很多比赛都不准时，经常是19点28分才出场，咱们一点约束力没有。这种足球直播的状况，怎么可能让联赛的电视价值得到提升呢？”

这就是现实：如果电视台不能从直播中超中获得更多的经济回报，那么中超的电视版权费不可能有真正的突破；而如果联赛质量依旧在低水平，混乱不堪中沉沦，职业足球在电视环节上的突破将是一种奢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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