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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爱尔兰苏格兰威尔士一直都是断断续续的属于英格兰,那为什么一直都把它们作为英格兰的郡

实际上爱尔兰苏格兰威尔士一直都是断断续续的属于英格兰,那为什么一直都把它们作为英格兰的郡

英国包括大不列颠(英格兰、威尔士和苏格兰〉和北爱尔兰,是欧洲共同体12个成员国之一。它的全称是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英格兰女王伊丽莎白一世于1603年去世,由苏格兰国王詹姆斯六世(在英格兰称詹姆斯一世)继位,从此,英格兰和苏格兰合成一个国家。

威尔士虽然常常处于英格兰人的势力范围之内,但一直是凯尔特人的堡垒。然而在1282年卢埃林王子阵亡之后,爱德华一世发动了一场战役并取得胜利,把威尔士置于英格兰的统治之下。威尔士人的民族情绪继续高涨,15世纪初由欧文·格林德领导的起义便说明了这一点。1536年和1542年的联合法令把英格兰与威尔士在行政、政治和法律上统为一体。

当初住在苏格兰的大多是皮克特人。公元6世纪,来自爱尔兰的苏格兰人在如今的阿盖尔地区定居。洛锡安住着英格兰人,而威尔士不列颠人则继续北上来到斯特拉思克莱德。9世纪时,苏格兰各地区联合起来抵御北欧海盗。在整个中世纪,英格兰当时强大的君主国一直威胁着苏格兰的独立。

英格兰与苏格兰最终的联合表明,当时宗教上的差异比之以往的民族仇视更加至关紧要。在英格兰,伊丽莎白一世于1603年去世,由苏格兰王詹姆斯六世(英格兰詹姆斯一世)继位。即使

如此,英格兰和苏格兰除了在奥利弗·克伦威尔统治时一度被强行联合在一起,在17世纪它们一直是相互独立的。到1707年,由于意识到更紧密的政治和经济联合会带来益处,双方同意建立一个单一的大不列颠议会。苏格兰仍然保留自己的司法制度和宗教社区。但是在乔治一世和乔治二世这两位汉诺威王室新教徒统治期间,英格兰和苏格兰之间的关系紧张起来,詹姆斯二世党人发动过两次叛乱,试图恢复信奉天主教的斯图亚特王室。

爱尔兰在公元前就出现了许多王国,但爱尔兰并没有能免受北欧海盗的侵犯,到公元10世纪时竟成了北欧海盗的一统天下。

1169年英格兰的亨利二世发动对爱尔兰的入侵。英格兰籍教皇阿德里安四世授予亨利二世最高统治者的权力,因为他急于想使爱尔兰教会完全顺从罗马。爱尔兰大部分地区都落到了盎格鲁—诺曼权贵手中,但是在中世纪英格兰几乎没有在此直接行使管辖权。

都铎王朝的几位君主干预爱尔兰的倾向要强烈得多。在伊丽莎白一世统治时期,对爱尔兰造反者发动过一系列战役。'抵抗运动主要集中在北部的乌尔斯特省,1607年由于抵抗运动失败以及领导人出逃,乌尔斯特变成了来自苏格兰和英格兰的移民聚居地区。

由于英国内战(1642~1652),爱尔兰又爆发了多次起义,但都被克伦威尔镇压下去。1688年詹姆斯二世被废黯之后,英格兰与爱尔兰之间的战争更是不断。18世纪大部分都是脆弱的和平时期。18世纪末,英国政府为谋求稳定作出了多方努力。1782年,爱尔兰议会(建立于中世纪)获得立法自主权;在宪法上与大不到颠的唯一纽带是王国政府。然而,该议会仅仅代表少数盎格鲁-爱尔兰特权阶层,天主教徒被排斥在外。1798年发生了一次起义,但没有成功;1801年,爱尔兰与大不列颠联合为一体。

虽然1916年都柏林民族起义者的起义遭到了镇压,但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未期,一股称为爱尔兰共和军的游击力量开始对英国当局采取军事行动。1920年通过的爱尔兰政府法案规定要成立两个地方自治议会,一个设在都柏林,另一个设在贝尔法斯特。该法案于1921年在北爱尔兰实施,乌尔斯特省9个郡中有6个接受了它们自己的议会,同时在英国议会中仍享有席位,并服从英国议会的最高管辖权。但是,爱尔兰共和军继续在南部为争取脱离英国当局赢得独立而战斗。1921年6月签订了停战协定之后,根据同年12月缔结的英—爱条约建立于爱尔兰自由邦,1949年该自由邦成为爱尔兰共和国。

克伦威尔主要历史贡献

托马斯·克伦威尔(1485—1540)是英国近代社会转型时期杰出的政治家,英王亨利八世的首席国务大臣。16世纪30年代,他全面主持英国政府事务。在他的影响和操纵下,英国推行宗教改革,进行“政府革命”。他既解决了中古西欧持久难决的教俗权力之争,建立起国家的外部主权,又加强了中心集权,确立了国王在疆域内的最高权威。他众多而经久的行政改革为“治理他着手缔造的新国家提供了整套机构。他在这一方面也和其他多方面一样,证实他既富于远见卓识,也善于具体操作,这里他再次充分显示了一位富有建设性的政治家的风度,是罕见其匹的”[1](P184)。克伦威尔所倡导的改革,代表了新贵族和新兴资产阶级的利益。他努力排除外力干涉来建立具有独立主权的新型君主制国家,并为英国确立了一套行政机构,奠定了英国政治的基础。因此,克伦威尔在英国向近代国家过渡中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一、克伦威尔推动英国民族主权国家的建立

中世纪的英国严格意义上讲只是一个地理概念,还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国家。国家的外部主权因受罗马教廷的干涉而不完整;国家内部主权因封建贵族拥有独立的经济权、军事权以及司法权,而不能正常运行;国王对封建贵族只有“宗主权”,而没有“主权”,国王的权力无法在贵族的领地执行,况且有些边境地区和威尔士仍然独立于国家权力之外。国家政务和王室家政没有严格区分。宗教改革为英国民族国家的产生带来契机。16世纪30年代,克伦威尔主政后敏锐地熟悉这一点。克伦威尔借着国家的权力,依靠议会的支持,以宗教改革为突破口,巧妙地把国王的个人动机融入到民族国家的整体利益当中[2](P100),颁布一系列法案,打破了教皇对世俗国家的控制,建立起国家的外部主权。1533年克伦威尔主持下,国会通过了“上诉法案”。法案明确公布“本英格兰为一主权国家”,“国王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能够对包括僧侣和俗界在内的所有人的一切行为进行审判”,“在国王之下的僧侣和世俗人组成政治社会,各安闲宗教领域和世俗领域享有司法行政权,不受任何来自帝国之外势力的干涉”[3](P353)。“上诉法案”的公布,不仅从法律上堵塞了罗马教廷通过司法诉讼案件干涉英国事务的渠道,而且在事实上造成了与罗马的决裂,切断了英国同罗马教廷外部联系的纽带,确立了国家在其领土范围之内的独立主权。同时,克伦威尔重新调整了国家与教会的关系,把教会的司法权和征税权也转移到了国家手中。1532年3月,克伦威尔代表国会下院草拟了《反教区主教请愿书》,谴责了教会独立的司法权力,主张废除与国王的法律精神相违反的现存所有教会法[3](P333—335)。1534年,国会通过“教士顺从法”,把宗教案件的最后裁决权转移到世俗人手中[4](P183)。1534年国会通过的“至尊法案”公布,国王是“英国教会的最高首脑”,“他和他的后嗣应当被视作为安立甘教的英国教会在尘世唯一领袖”[3](P364),拥有处理宗教事务的全权。同年颁布的“叛逆法”,规定严惩那些蓄意侵犯国王的尊严与权威者,从而以法律的形式强化了国王在王国内的政治权威。同年,“教士首年薪俸法”付诸实施,剥夺了罗马教廷对英国的征税权。1536年和1540年,国会又两次颁布封闭修道院、没收修道院财产的法令,摧毁了“教皇政治最后的避风港”[5](P295)。1540年,国会还颁布法令,取消教会的避难权,教堂圣所不再是王室权威和法律的严重障碍。这样,宗教改革后,教会作为独立的统治机构不复存在,教士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影响大为削弱,其活动范围则逐渐退回到宗教领域。假如说宗教改革建立了国家的外部主权和对教会的权威,那么,16世纪30年代克伦威尔政府对特许地和边境地区实行的政策,就在疆域之内确立了国王的最高权威。16世纪30年代,都铎政府采取一系列有效措施,消除地方的离心因素,打击地方的割据势力。1536年,托马斯·克伦威尔起草了一项关于特许地和自由区的法令,明确规定只有国王才拥有对叛逆罪、谋反罪免予追究的权力,王国内任何地方的司法裁判权只能由国王授予,郡和自治领的伯爵,必须以国王的名义行事[1](P175—176)。该项法令颁布实施后,除极少数例外,几乎所有特许地的封建特权都被取消,德拉姆郡的独立状态亦结束。整个英国第一次无条件地听命于威斯敏斯特的统一调度。只有到这时,国王的权力才真正达到了封建贵族的领地之内,中世纪国王的“宗主权”才最后变成了统一的政治权力,即“国家主权”。1536年,克伦威尔政府出兵镇压以“神恩巡礼”为名的北方地区地方势力的骚乱,没收了诺森们兰公爵的全部领地,处决了参与叛乱的诺福克公爵。1537年夏,在北方设立了由中心直接控制的常设机构——北方委员会,取代了爱德华四世以来统治北方的临时委员会,管辖北方五郡[1](P176—178),有效地削弱了北方分裂势力,保证了中心对北方强有力的控制。从此,北方在中世纪游离于中心政府之外的分裂历史结束了,普通法和司法制度引入了北方,北方真正成为英格兰王国的有机组成部分。政府对威尔士的政策也获得了成功。1534年政府发布一项法令,将边境内所有杀人案和叛逆罪的审判权移交到在边境上设立的英格兰法庭。1536年的一项法令规定,威尔士和切斯特应与英格兰一样设置四季法庭和治安法官。紧接着,国会又通过合并令,取消威尔士和边境地区的界线,把威尔士公国并入英国,废除边境上的领地,将其中一部分并入原有的威尔士和英格兰的郡,其余地区则划为五个新郡。新建郡和自治城市得到24位国会议席[1](P172—175)。大约从1539年开始,来自威尔士各郡和自治城市的代表已经坐在威斯敏斯特的国会大厅内共商国是了。1540年,克伦威尔死后,国王加强中心集权,国家对内确立最高主权的政策仍继续推行。克伦威尔政府的这些行动,体现了“国家权威在疆域之内排斥任何其它权威”[6](P20)的现代原则,扫除了中心政府对地方有效统治的障碍,刷新了地方与中心的关系,从而构成了现代意义上统一国家的有机整体,从根本上结束了中世纪封建国家的分散离心倾向。

二、克伦威尔的政府制度改革奠定了英国近代政治的基础

亨利八世时,旧的王室管家机构已经无法适应社会变化形势的需要,由此,16世纪30年代,克伦威尔对国家机构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更新与改造,被埃尔顿教授称为“都铎政府革命”。首先,建立脱离宫廷的政府机构枢密院,推动了国家向制度化行为模式的演变。早在中世纪,英国就存在着国王的枢密委员会,其职能随着不同国王的个性变化不很确定,或为咨询,或为行政,有时二者兼而有之。亨利七世时,整顿了枢密委员会,使之兼有咨询和行政两种职能,参与国家重大问题的决策。此时枢密委员会还不是常设机构,也没有固定成员,枢密官人数众多。据统计,在亨利七世25年的统治期内,有183人参加过枢密会议,最多的一次出席者达40多人[7](P28),不但不便召集开会,而且被旧的教俗贵族充斥[8](P5)。这种庞大松散的局面,影响了政府的办事效率。克伦威尔的前任渥尔塞曾试图改变这种状况,但这次改革未能成功,不过它却为克伦威尔重新组织枢密院、最终使它成为一种制度奠定了基础[9](P84—85)。1534—1536年克伦威尔着手促使枢密会议从松散的大议会中独立出来,并使其规范化。他首先重建枢密会议的核心即由部分成员组成的常务顾问班子,不断增强其权力,并把它置于自己的操纵之下[8](P250)。议会的首脑本为国王,但克伦威尔成为实际上的仲裁者。克伦威尔以首席国务秘书的身份拟定枢密会议的具体议程,对议会草案进行修改和审批,并藉此控制枢密会议[8](P316)。克伦威尔还设立了一个治理名册和会议记录的官员,使枢密会议进一步程式化,规范化[8](P349)。至此,枢密院成为独立于王室管家机构之外、具有稳定结构和工作程序的政府行政机构。枢密院的19名成员,全是国家的重要官吏,具有非凡才干和专门特长,把握着国家或王室的重要部门[8](P321)。枢密院成员的数额,同后来正式的枢密院成员相同。枢密院定期开会,作为一个整体治理国家事务。这表明此时克伦威尔已经基本上建立起枢密会议[8](P319)。克伦威尔的这项改革使枢密院成为独立于国王宫廷之外,治理国家公务的常设性行政机构,使国家向着制度化范式转变。其次,提高国务秘书的地位,扩大其职权范围。国务秘书原是宫廷中低微的职务,担任国务秘书的人一般都是没有贵族爵位的人[4](P292)。1533年克伦威尔接替伽狄纳主教担任国务秘书。他利用伽狄纳离职之机接近国王,并把握各部门的大权,使国务秘书一职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克伦威尔首先夺取了掌玺大臣的权力。克伦威尔当政时期,简化政府办公手续,削弱掌玺大臣的权力,由国务秘书经管各种印玺,负责文件的签发[8](P339)。以后国王的各种印章在政府公务中都不起实际作用了。在印玺处由国务秘书经管后,印玺处的机构脱离了国王内廷,不再由国王控制,逐渐成为国家机构的一部分。这些印玺不再是国王的私人印玺,第一次为国家政府所有。以后御鉴处代替了御玺处成为行政中心,由作为国务秘书的克伦威尔亲自主持。克伦威尔的这些改革措施提高了政府的办事效率,扩大了国务秘书的职权,使政府机构更具官僚制度化。1539年,国务秘书地位已相当显赫,有一项法令,已把秘书与大法官、财政大臣这样的重要官吏相提并论。克伦威尔不仅建立起首席秘书与政府部门的联系,将它们置于自己的领导之下,还通过与枢密院的关系,对枢密院下设办事机构的具体领导,把自己变成了事实上的枢密院首脑、国王的首席行政大臣。再次,改革国家财政制度。克伦威尔主持的财政改革是政府改革中最重要的方面之一。财政改革是由宗教改革引起的。16世纪初期,亨利八世由于穷兵黩武,铺张浪费,以及外交活动需大笔款项,王室入不敷出,经常性的收入不能满足他的需要。于是王室不得不寻求获得财源的新方式与新策略。这也是宗教改革和国家机构变革的动因之一。克伦威尔把握政府要职后,进行了财政改革。改革之前都铎王室的收入基本上由国库、国王特权总稽查与兰开斯特公爵领地三个部门治理。这种多元、混乱的方式一直统治着王室财政治理。宗教改革开始后,由于没收教会地产,财政收入大规模增加。戏剧般增加的巨额收入使原来的财政机制已不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于是亨利八世责成具有丰富理财经验的改革派领导人托马斯·克伦威尔进行财政改革。克伦威尔借助国会通过一系列法案,将教会的财产和收入转入王室手中。克伦威尔通过国会法令成立六个平行的税收机构和普通监察法院(主管亨利七世和渥尔塞时期所获土地的收入),打破了内廷的一统局面。法案具体规定了这些税收机构的目的、职能、人员和规章。除国库仍保持以往的治理方式外,其他各财政法院都赋予了近代化的财政治理体制,设立具有高度办事效率的财政大臣,根据其权力把握现金,直接审查账目,并进行预算,平衡收支,拥有国家印章,有着规定的各种专职人员与权限、账目与结账手续,并有一套专门的从中心到地方的税收机构。改革后的财政部门成为秩序良好、分工明确的常设行政机构,并在政府行政机构与王室管家机构的分离中率先得到独立发展。克伦威尔推行的财政机构改革促使英国朝着有系统有效率的近代国家财政治理制度迈出了关键的一步。克伦威尔建立了相对稳定的税收制度。1534年,他整顿财政,从国会获得十五分之一税、什一税和补助金的保证。同年,实施“教士首年薪俸法”,把原来流入教廷的定期收入截留给国家财政。此外又对英国境内的教士薪俸征收1/10的所得税,这些收入与国家关税收入一起,构筑了都铎国家制度化税收的基础。最后,提高议会下院的地位,促进下院的发展。都铎王朝以前,议会已存在二百余年,它主要是一个批准征税和审理重大司法案件的非常设机构,由教俗贵族组成的上院为主体,而由骑士和城市代表组成的下院则居于从属地位。宗教改革后,议会本身发生了重大变化。克伦威尔控制“宗教改革议会”。他控制议会的最有效方式是以国务秘书的身份拟定议会的具体议程,并亲自审批议会草案的副稿。同时他还通过收买、赞助各地头面人物,以及暗示、下达指令等方式,确保国王所内定的候选人当选和政府的动议顺利通过。因此,有人认为他是整个都铎时代“最积极主动的议会选举操纵人”,是“该国第一个议会政治家”。他控制议会的方式为16、17世纪的国务秘书沿用。下院地位的提高主要表现在上院立法能力的削弱和下院立法能力的增强。克伦威尔借助宗教改革的有利形势,敦促“宗教改革议会”开创了政府议案必须首先提交下院审议的先例,致使上院保持了多年的立法优势地位一去不返,从此政府议案大多由下院创议。到了玛丽时期,由上院创议的议案已经降至议案总数的1/4。及至伊丽莎白在位晚期,上院提案已不到议会提案总数的1/5[1](P172—175)。在立法问题上,下院成为国王的合作者,给予国王以巨大支持,使许多法案得以顺利通过,同时,下院从国王那获得许多权力。下院作为国家机构的组成部分得到承认。当然,国王的权力不是绝对的,克伦威尔并不是让亨利八世成为一个独裁者,而是要使国王在议会中享有最高权力。由于克伦威尔解散修道院,修道院长从上院消失,因而僧侣贵族保守势力被削弱;同时慑于王权的强大,“世俗贵族在议会活动中变得相当温顺随和,绝大多数情况下总能主动配合政府”。相反,乡绅和新兴资产阶级的经济实力大为增强,政治地位日益提高,他们成为城市或地方的代表,进入下院,逐渐成为下院的核心。这些都有利于下院地位的加强。之后,下院取代上院成为议会的主体,国王在议会中行使最高权力,英国议会正向着现代化的方向发展。

历史上英格兰、威尔士、苏格兰和北爱尔兰是怎样走到一起的呢?

众所周知,英国的全称为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它包括大不列颠和北爱尔兰,而大不列颠又包括英格兰、威尔士和苏格兰。也就是说英国是由不列颠群岛中大部分岛屿组成的,其中大不列颠为第一大岛,第二大岛上有北爱尔兰和爱尔兰共和国。苏格兰西部沿海有一个叫做赫布里底的大群岛。苏格兰本土的东北沿海有奥克尼群岛和萨得兰群岛。上述这些群岛都与本土有行政上的关系,但爱尔兰海上的马恩岛以及大不列颠与法国之间的海峡群岛则基本上自治,不是联合王国的组成部分。

那么,历史上英格兰、威尔士、苏格兰和北爱尔兰是经过一个怎样的历程,最终走到一起的?为什么英国叫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这要从英国的历史说起。

从公元43年罗马人开始对大不列颠岛的统治一直延续了300多年。因为遭到来自北欧的盎格鲁人、撒克逊人和朱特人的侵扰,罗马人于408年最后撤走。在此后的两个世纪中,入侵袭扰逐步变成来岛定居,还建立了许多小王国。不列颠人则在现在的威尔士和康沃尔地区独自生存下来。这些小王国先后崛起并称霸全国,最后称霸的是南方的西撒克斯王国。但是来自斯堪的纳维亚的北欧海盗接着入侵英国并定居下来,尽管在10世纪时西撒克斯王朝曾击败过入侵的丹麦人并一度称霸英格兰的广大区域。

1066年诺曼底的威廉公爵在黑斯廷斯战役中击败了英国人,这样来自法国的诺曼人和其他人就来英格兰定居。在随后的3个世纪中,法语成为贵族的语言,法律结构、社会结构在某种程度上也受到了影响。

威尔士虽然处于英格兰人的势力范围之内,但一直听命于凯尔特人。可是到了1282年卢埃林王子阵亡之后,爱德华一世发动了一场战役并取得胜利,就把威尔士纳入英格兰的统治之下。而威尔士人并不甘于英格兰的统治,在15世纪初由欧文·格林德领导发动了起义。但在1536年和1542年通过联合法令把英格兰与威尔士在行政、政治和法律上统为一体。

当初住在苏格兰的大多是皮克特人。公元6世纪,来自爱尔兰的苏格兰人在现在的阿盖尔地区定居。洛锡安住着英格兰人,而威尔士不列颠人则继续北上到了斯特拉思克莱德。9世纪时,苏格兰各地区联合起来抵御北欧海盗。在整个中世纪,强大的君主国英格兰一直威胁着苏格兰的独立。

在英格兰,伊丽莎白一世于1603年由苏格兰詹姆斯六世(英格兰詹姆斯一世)继位。就是这样,英格兰和苏格兰除了在奥利弗·克伦威尔统治时曾有过强行的联合,但在17世纪它们一直还是各自独立的。到了1707年,都意识到政治和经济的紧密联合会大有益处,双方才同意建立一个单一的大不列颠议会。而苏格兰仍然保留自己的司法制度和宗教社区。到了乔治一世和乔治二世这两位汉诺威王室新教徒统治期间,英格兰和苏格兰之间的关系紧张起来,詹姆斯二世党人发动过两次叛乱,试图恢复信奉天主教的斯图亚特王室。

爱尔兰在公元前就有了许多王国,但并没能躲过北欧海盗的侵犯,到公元10世纪时爱尔兰成了北欧海盗统治的天下。

1169年英格兰的亨利二世入侵了爱尔兰。英格兰籍教皇阿德里安四世授予亨利二世最高统治者的权力,因为他想迅速把爱尔兰教会完全纳入罗马。爱尔兰大部分地区都落到了盎格鲁—诺曼权贵手中,在中世纪英格兰几乎没有对爱尔兰直接实行过管辖权。

都铎王朝的几位君主都要干预爱尔兰。在伊丽莎白一世统治时期,对爱尔兰造反者采取了一系列打击。造反者主要集中在北部的乌尔斯特省,1607年由于造反失败且领导人逃跑,乌尔斯特就变成了来自苏格兰和英格兰的移民聚居地区。

从1642年至1652年由于英国发生内战,爱尔兰借机又爆发了多次起义,但都被克伦威尔镇压了。1688年詹姆斯二世被废后,英格兰与爱尔兰之间的战争没有间断。18世纪处于相对和平时期。18世纪末,英国政府出于稳定考虑作了不少努力。1782年,建立于中世纪的爱尔兰议会获得立法自主权,在宪法上与大不到颠的唯一纽带是王国政府。可是,该议会仅仅代表少数盎格鲁-爱尔兰特权阶层,天主教徒被排斥在外。1798年发生了一次起义,但没有成功。1801年爱尔兰与大不列颠联合为一体。

虽然1916年都柏林民族起义者的暴动遭到了镇压,但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末期,有一个叫做爱尔兰共和军的游击力量开始针对英当局采取军事行动。1920年通过的爱尔兰政府法案规定,要成立两个地方自治议会,一个设在都柏林,另一个设在贝尔法斯特。这个法案于1921年在北爱尔兰实施,但乌尔斯特省9个郡中只有6个接受了自己的议会,同时仍享有在英国议会中的席位,并服从英国议会的最高管辖权。

然而,爱尔兰共和军仍在南部为摆脱离英国获得独立而不屈不挠在战斗。直到1921年6月签订了停战协定,同年12月又缔结了英国-爱尔兰条约,爱尔兰得以建立自由邦,1949年这个自由邦终于独立为爱尔兰共和国。这个时候英国才由“大不列颠及爱尔兰联合王国”成为了“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不属于联合王国的海峡群岛和马恩岛,其实与联合王国有着特殊的渊源。在10世纪和11世纪时,海峡群岛曾是诺曼底公国的一部分。在1266年以前马恩岛名义上一直归属挪威,到1765年最终由王国政府直接管辖。现在的海峡群岛和马恩岛虽然都有各自的立法机构和法律制度,但是英国政府仍然负责它们的防卫和国际关系事务。

英国现在拥有的北爱尔兰、苏格兰、威尔士、英格兰这四个地区,其实在历史上就是四个国家。英国是以英格兰为基础,先后兼并威尔士、苏格兰、爱尔兰以后形成的。被兼并后的这些地方民族情绪波动明显,一直有分离主义的倾向。尤其是爱尔兰独立以后,北部6个郡因为信仰英国国教的居民占大多数,所以选择了留在英国。但是少数天主教徒仍然坚持回归爱尔兰,虽然爱尔兰共和军活动明显减弱,但这种民族情绪是搅动英国政府神经的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

英国内战的第二次内战

第1次内战结束后,保王势力受到了沉重的打击,革命阵营内各阶级、各政治集团的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长老派控制了国家最高权力机关议会,并把它作为维护自己利益的工具。在经济上,他们通过拍卖王党和教会的土地而捞取了很大的好处,大批土地落入大资产阶级和上层新贵族之手。但是,整个社会的经济和政治状况却没有改变。战争的负担主要转嫁到广大群众和中小资产阶级的头上。广大群众所迫切关心的土地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所以,他们要求把革命进行到底,彻底废除封建枷锁。由于长老派控制着议会,独立派掌握着军队,两派之争主要表现为议会和军队的斗争。

甚至在第1次内战结束之前,议会就于1647年2月通过了解散军队的议案。它规定除保留一支6000人的军队外,其余部队全部解散。消息传来,引起广大士兵和一部分下级军官的不满。政府拒绝补发所欠薪饷更激起了士兵的普遍愤怒。

反映小资产阶级利益的激进派别——平等派的思想在士兵中广泛传播。该派代表人物约翰·李尔本从人民主权学说出发,主张取消一切封建特权,废除王权,实行普选制,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在平等派思想的影响下,军队士兵为保卫自身利益而组成了“士兵鼓动员委员会”,作为团结和领导士兵的核心。

以克伦威尔为首的独立派为抗衡长老派控制的议会,表示答应士兵的要求,拒绝执行议会遣散军队的命令。军队官兵为防止国王与长老派勾结,于1647年6月把国王从赫姆比城堡押到军队大本营纽马克特控制起来。克伦威尔为保持独立派对军队的领导权,成立了以高级军官为主体,吸收士兵鼓动员参加的全军会议,代表全军讨论和决定重大问题。同年6月5日,全军会议通过了《庄严协约》和《军队声明》,以全军名义拒绝执行议会解散军队的命令,提出补发军队欠饷、实行政治改革等要求。8月6日,在伦敦群众的支持下,军队开进伦敦,许多长老派议员仓皇逃走。独立派掌握了议会的实权。

1647年8月1日,独立派发表了《军队建议纲目》,提出了建立君主立宪制的政治主张,并以此为基础与国王进行谈判,遭到国王的拒绝。独立派的政治主张完全忽视了广大士兵和人民群众的利益,引起平等派的不满。士兵鼓动员发表了自己的政治纲领《人民公约》,针锋相对地提出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主张。在10月28日召开的帕特尼会议上,两派进行了激烈的辩论。11月,9个团队的士兵帽子上贴着《人民公约》和“给人民自由,给士兵权利”的标语,举行武装示威。在此情况下,克伦威尔决定进行镇压。11月11日,在全军会议上,他以武力驱逐了与会的士兵鼓动员,强令解散全军会议,其职能由军官组成的军事委员会取代。 革命阵营内部的分裂,给国王和保王党人以可乘之机。1647年11月11日,查理一世从纽马克特逃往南方的怀特岛。他一面同长老派谈判,一面又秘密同苏格兰人谈判,并缔结了秘约。同时,加紧煽动各地王党叛乱,以挑起新的战争。

1648年2月,保王党人在西南部发动叛乱,第2次内战爆发。大敌当前,革命阵营各党派重新谋求团结。克伦威尔答应战胜王军后实行《人民公约》,将查理一世交付法庭审判。革命阵营的团结保证了第2次内战的胜利。

战争在威尔士、东部和北部3个地区进行。5月3日,克伦威尔亲率议会军精锐部队5个团近7000人出征威尔士。议会军迅速攻占丹比、齐普斯托等地。至5月底,叛军被迫退至港口城市彭布鲁克,企图负隅顽抗。克伦威尔对该城进行几次强攻,但因城防工事坚固,均未得手。最后,议会军调来重炮猛轰叛军工事,终于于7月11日攻克彭布鲁克,顽固的保王党人、要塞司令波耶尔被迫投降。

与此同时,费尔法克斯率7个团向肯特郡进军,6月1日在梅德斯通大败叛军。接着横穿肯特郡,扫荡叛军各孤立据点。但戈林率领的叛军约三四千人,企图袭击伦敦,但响应者寥寥无几,被迫调头北上埃塞克斯郡,与查尔斯。卢卡斯爵士指挥的叛军会合,一起开往科尔彻斯特,但遭到费尔法克斯等人统率的议会军的围攻。直到8月底,东部各地的叛军才被彻底击败。

正当议会军分头平息叛乱之时,强大的苏格兰军队对英国构成巨大威胁。苏格兰人在第1次内战中曾是英国议会军的盟友,但是,随着英国革命的深入发展,苏格兰长老派右翼转而支持查理一世。(见阿盖尔公爵词条下的阿盖尔第八伯爵)1648年4月,苏格兰议会向英国议会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允许国王返回伦敦,解散独立派和其他民主教派等。苏格兰人企图乘议会军被牵制在南威尔士和英格兰东部之机,挥师南下,直奔伦敦,把查理一世重新扶上王位。但汉密尔顿指挥的苏格兰军主力,多为新征入伍的士兵,训练差,装备缺,加之门罗指挥的另一支苏格兰军未能及时与之会合,因此,苏格兰军队推进十分缓慢,克伦威尔因此赢得了时间。 克伦威尔攻占了彭布鲁克后,立即率五六千人的精锐部队挥师北上,迎击苏格兰军。这是一次漫长而艰苦的行军。行军途中,大雨滂沱,士兵衣衫不整,靴袜磨破,但他们却毫无怨言。他们深知,他们是为正义事业而战,为反对专制王权而战。他们冒雨前进,从广漠荒凉的威尔士草原来到满布矿坑的北部山区。7月27日,克伦威尔的先头部队与兰伯特指挥的北部骑兵会合。8月5日,克伦威尔抵达诺丁汉,8日进入约克郡的道恩凯斯特,12日在里兹和约克城之间与兰伯特会师,比预定时间提前了6天。两军会合后,议会军总人数达到9000余人。

与此同时,苏格兰军队则沿西部大道,经坎伯兰、威斯特摩兰和兰开夏向南推进。由于部队行动迟缓,2.4万多人的兵力散布在里布尔河谷,南北伸展约十五六英里。当时,克伦威尔的军队就在附近,而且正在准备发动进攻。但汉密尔顿公爵却固执地认为克伦威尔不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赶到这里。8月16日,他把大本营迁到里布尔河以北的普雷斯顿。

8月17日,克伦威尔首先向位于苏格兰军左侧的英国王军兰代尔部发起猛攻。兰代尔率部依托有利地形进行顽抗,同时请求汉密尔顿增援。但汉密尔顿的援军迟迟未到。经过4个小时的激战,议会军终于击溃王军。克伦威尔乘胜直扑苏格兰军,当时苏格兰军正在匆匆抢渡里布尔河,多数人已经过河,只有汉密尔顿率两团步兵、几营骑兵在河右岸掩护。克伦威尔立即率兵将河右岸的敌军击溃,并渡河追击。

次日晨,议会军继续追击苏格兰军。在距普雷斯顿15英里处的威根追上苏格兰军,克伦威尔立即率部插入敌阵,将其后卫部队切成数段,分而歼之。

议会军连战皆捷,士气大振,19日又继续穷追敌军。苏格兰军虽人数居多,但连战皆败,无心恋战。汉密尔顿率部退至沃林顿附近时,企图依托一条地形有利的山隘,突然杀个回马枪。双方进行了苏格兰军入侵以来最激烈的战斗。结果,克伦威尔军夺取了山隘,随后又夺占了沃林顿附近默西河上一座桥梁。苏格兰军因退路被断,陷入一片混乱,大部人马投降。汉密尔顿率少数残余退往斯特拉福德郡。

克伦威尔把追歼汉密尔顿的任务交给兰伯特,他本人则率部北上,跟踪监视退往边境的门罗指挥的另一支苏格兰军。8月25日,汉密尔顿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被迫向兰伯特投降。至此,第2次内战以英国议会军粉碎苏格兰军和王军的进攻而告结束。 英国内战是英国资产阶级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新贵族与封建专制王权之间的大搏斗。通过战争,封建腐朽势力受到沉重打击,专制王权被推翻,新贵族和资产阶级确立了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统治地位。第2次内战结束后,根据议会的判决,查理一世于1649年1月30日被处死刑。同年2月,议会通过决议,废除上院和王权。5月,英国宣布为共和国。至此,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发展到顶点。

英国内战在英国军事史上占有突出地位,是英国近代正规陆军创建之始。战争中创立的新模范军是新型的资产阶级军队,是英国历史上第一支正规陆军。新模范军在许多方面具有近代正规军的特色:军费由国家预算拨款,保证了军需物资的供应和官兵薪饷的支付;实行统一军服,统一编制,统一纪律;由总司令对全军实施统一的指挥,等等。议会颁布的强制募兵制是近代征兵制的雏形,它保证了新模范军有充足的兵源。

在战争中,议会军在克伦威尔等人的指挥下,实行积极。进攻、力争主动的战略,依靠广大民众的支持,先后击败王军和苏格兰入侵军,保证了革命的胜利。需要指出的是,新贵族和资产阶级虽然掌握革命的领导权、在英国内战中起到了领导作用,但广大自耕农和城市平民则是革命的主力军。他们不仅是新模范军的基础,而且还以组织民兵、自发的武装等形式给议会军以巨大的支援。

英国内战中涌现出的杰出将领克伦威尔等人在骑兵战术的运用上颇有创新,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方面是以骑兵实施长途奔袭。第2次英国内战中,苏格兰军利用英国议会军被牵制在南威尔士和英格兰东部之机,企图挥师南下,直取伦敦。当时,议会军处境极为不利。克伦威尔在攻占彭布鲁克后,率精锐骑兵从南威尔士直奔英国北部,经过近1个月的长途行军,突然出现在苏格兰军的翼侧,迫其陷入被动。另一方面是骑兵横队战术的创新。骑兵横队战术是三十年战争期间由瑞典人创造的。其主要特点是,将骑兵列成三四排的横队,对敌军翼侧实施快速迂回,以一次猛烈的突击击溃敌军。这一战术曾经在三十年战争中被广泛运用,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但其缺陷是一次冲锋结束后,胜利者就四散追击或奔向敌方营地去掳取物资和辎重。骑兵在一次冲锋胜利后就难以重新聚拢,形不成新的突击拳头。而克伦威尔的骑兵经过严格的训练,虽然也采用横队战术,但他们所依靠的是优势的力量而不仅仅是一次)中击。他们在训练中学会了听令止步、旋转、成一个集团或几个小队作战,成为灵活而又坚强的战斗群体。在战斗中,他们快速而又有条不紊地向敌冲击,胜利后能重新集结起来,向敌步兵或另一侧敌骑兵实施侧后攻击。在马斯顿草原之战和纳斯比之战中,克伦威尔的骑兵战术与鲁珀特亲王的骑兵战术形成鲜明的对照。

总之,议会军之所以能战胜王军和苏格兰入侵军,其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议会军一方进行的是正义战争,力量对比上占优势等客观原因之外,议会决定创建正规军和克伦威尔等将领采取正确的战略战术等主观因素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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