擦边球什么意思生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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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谁来管管打擦边球的“风水助运”
• 2、水母目虾猜一生肖
• 3、有人见过这么一篇小说

谁来管管打擦边球的“风水助运”

门前貔貅坐镇，店内关公催运，藏香萦绕斗室，“开光”物品撑满橱窗……记者近日在广西南宁、柳州、桂林、梧州等地一些连锁助运饰品店看到，部分“风水助运”从业者以帮顾客分析运程、助人趋吉避凶为名，高价兜售“开光”风水饰品，谋取高额利润。

一段路10多家店 “开光”饰品价格上万元

在南宁的东葛路、柳州龙城路、桂林中山路等繁华地段，记者采访时发现，以销售风水命理、催吉抢运为旗号的商店有数十家之多，其中有的品牌自称在当地的连锁店就有十几家。

南宁市东葛古城路口至东葛葛村路口不长的路段上，就分布着10多家风水命理店，店铺招牌上有护身符、五行风水、起名专家、改善运程、指点个人等字样。

在南宁市凤翔路上的一家店面，橱窗内摆满水晶手链、玉石挂坠、水晶池、玉石麒麟、佛像等，价格少则数千元，多则十多万元。工作人员介绍，这些饰品全部经过十二道“普光加持”，同时在店面结合个人名义认主开光，增运效果很强，只要个人根据生辰八字购买相应饰品就能趋吉避凶。

店员介绍称，所谓“十二道普光”，就是指通过12位顶级风水大师经过七七四十九天繁杂而严谨的仪式而“开光”的。

不过，在谈到如何证明这些饰品确实“开光”的问题时，店员只是用他们这家店“在全国拥有80多家分店，实力雄厚，信誉绝对有保证”来敷衍。

半日培训即可“出师”100%客户“命犯太岁”

一位在东葛路上从业5年多的工作人员黄某告诉记者，风水命理连锁店面绝大多数人都很年轻，中专毕业的大有人在，只需培训半天时间即可“出师揽客”。行业中最年轻的店长也就24岁，但已经有4年的从业经验。

“年龄不重要，学历不重要，资金不重要，关键是‘悟性’。”这几乎成了工作人员的“行规”。

一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业内人士告诉记者，这些所谓的培训其实就是教一些基本的算命知识，根据顾客提供的出生日期查出八字和五行，然后就开始测算所谓“运程”，无非就是涉及健康、事业、感情、家庭、财运方面。

“一般来说，店员会先询问你是否掌握一定的命理和风水知识，如果顾客懂行，他就会说得笼统和保守一点，劝顾客买饰品助财运、官运；如果顾客不懂行，他就会往不好的方面说，忽悠顾客买饰品趋吉避凶。”这位业内人士告诉记者。

不少商店的宣传单上，都印有2014年12生肖的运程分析，每个所谓分析里都有“健康运势不堪理想”“冲太岁”“破太岁”“害太岁”“刑太岁”“值太岁”“多有小人是非”等字样，解决方法无非是购买经过“开光”的各类饰品及请店内大师去家中布设“化太岁转运局”“一贵当权局”“平安发财局”等。

南宁市民张雨告诉记者，她曾经在一家助运饰品连锁店店员的极力邀请下入店进行免费命理测算，最后“测出”她今年“犯太岁”，需要佩戴一块“开光”的生肖玉石才能“逢凶化吉”，而店内最便宜的一款生肖玉石也需要1980元。

东葛路上一位只有初中毕业文凭的“风水命理”店员介绍，2012年店面收入超过380万元，而租金人工成本不到80万元。

挂羊头卖狗肉超范围经营为何屡屡得逞

常年在珠三角一带专事“风水命理”“培训”的陈丽丹估计，南宁市这样一座中心城区有300万人口的城市，分布有大大小小不下100家风水命理店面，大部分都会打着风水饰品、家居抢运的旗号。神像、香火、灵符都是此类店面装修的“标配”。

陈丽丹说：“挂饰品销售‘羊头’卖风水算命‘狗肉’是肯定的，因为风水咨询、命理分析等活动并不是工商执照规定的经营范围，但如果有工商人员前来询问，他们就会说这只是销售工艺品时的一些商品介绍。”

记者近日曾在11时多，到东葛路段观察了两个多小时，发现入店客户不过12人，大部分顾客进店时间都超过10分钟。记者在多家店铺采访时发现，此类店铺的工商执照上标明是工艺品销售企业，与风水命理完全没有关系。

炜衡律师事务所律师阳华兵表示，像风水咨询、命理分析等这一类表述都不是工商部门的核受经营范围，个人或企业如果利用工艺品销售等方式变相从事风水咨询、命理分析等活动，都涉嫌超范围经营，如果市民发现商家有这种行为，可以到登记机关投诉，或者到辖区工商所投诉。

水母目虾猜一生肖

这是香港六合彩给出的：131期挂牌成语:水母目虾.打一生肖。

这种答案，是靠各人去理解的，才能中六合彩，都是擦边球的答案。

131期香港正版彩图挂牌：挂35 爆:蛇.挂牌成语:水母目虾 挂牌出肖:猴鼠羊猪鸡狗

水母目虾--（水母没有眼睛，常有虾跟随，两者相互依存，虾吓倒了，水母也会跟着吓倒）

1）没有主见，跟着别人乱吠--是狗

2）借势，狐假虎威--虎 （今年是虎年，不妨就选它）

3）两者互依-盲人犬 --狗

4）都是胆小如鼠，一惊皆惊---鼠

5）蛇鼠一窝---蛇鼠

呵呵，以后答案，祝君中大奖

有人见过这么一篇小说

是不是这一篇：

艳遇

要结识一位漂亮姑娘，按书上介绍的，有许多种方法。

比如去图书馆。

馆里照例很冷清。书香味混杂着电加热器的暖烘烘的味道传来。你正在第一排书架上百无聊赖地翻看一本漫画，朱德庸的。这时候你在余光中瞥见了一位打扮入时又端庄大方的姑娘。她刚走进门口，就眼睛一亮。不是因为你，而是因为发现了借阅处桌上的一本书，余秋雨的《千年一叹》。她抓过书切地翻阅了几页。接着，书捧在怀里，她开始转身搜索工作人员。你迟疑了一下，走了过来。自然地，她露出了微笑。你也微笑了。“要看《千年一叹》？”“是呀。”说着她放下书，低头拉开坤包上的拉链，看样子是找借阅证。很快那只纤细又不失肉感的小手就把借阅证拈了出来。这是一张粉红色的过塑的借阅证。学生专用的。然后她等着你的进一步行动。你却讪讪地说，“我不是馆员。我也是来借书的。”她一愣，又有些怀疑地四处打量。你便掏出你的借阅证。这是一张银灰色的过塑的借阅证。市民专用的。“那，馆员呢？”“听旁边报纸阅览室的人说，家里有什么事，一时半会还来不了。”立刻，她露出了焦急的神色。“那怎么办呢？多跑一趟无所谓，书要又被别人借去了呢？上次来问，就说只有一本，被借走了。”“哦，呵呵，就是我借走了。”她这才认真地看了你一眼。你有些兴奋，有些不自在。你灵机一动。“这样吧，我帮你办。”“你会操作那台电脑？”“不，不是那个意思。电脑有密码保护的。我是说我们把书互相交换。我也没事，就在这里等，等馆员回来，说一声就行了。”“哦，对对。那你了。”她去包里拿出她要还的书。拿出来时她还有一点不好意思。你看见了书名，《中国女性的情感和性》，李银河著。你说：“正好我也想看这本书。”她也不搭理你，交换了书，转身欲走。你忙喊住她，“哎，等等。”你说你要抄下她的借阅证号，才好办手续。“哦。我真糊涂。”于是那张粉红色的借阅证再次出现在你面前。你仔细地抄下了借阅证号。看到她的名字，你不禁失笑。“潘婷，呵呵。”“人家本来就叫这个嘛。又不是出了洗发精才改的。”其实你联想到的不是洗发精，而是PANTIE，女内裤。她也不甘心地看了桌上你那张银灰色的，“呵呵，你叫王志文？”在嘻笑中，你还一本正经地问了她的联系电话，说如果办手续有什么麻烦，可以随时联络。

潘婷和王志文的故事就这样拉开了序幕。虚构后面的发展恐怕已超出了我的想象。说实话，我是在很多年以前，读到一位前辈写的在图书馆搞对象的故事，因年代久远，记忆模糊，我复述时只好把背景搬到了二十一世纪。

类似的通过巧遇加上一点心机认识美女的故事很多，当时年轻的我读来也是津津有味。不过后来一概都忘了。大约是它们过于戏剧化和做作，在真实生活中无法模仿。

大学毕业后，我跳了一次槽，工作安定下来，开始物色女友。这时候，我注意到了住在同一栋单身楼的一个姑娘。

她走起路来真叫好看。与竞走运动员有一点相似，只是没有运动员的那种凌厉和蛮劲，而保留了那种朝气和韵律。就象脚底下有弹簧？不过这样说也不妥当，给人轻浮的印象。总之，是不那么张扬的风中扬柳，不那么幼稚的轻盈亮丽。她肩膀平平宽宽的，腰直直细细的，手臂甩得很带劲，头端正不动，而运动发的发端却在随步伐摆动。我就那么注视着她，百看不厌。

我在几次下午上班时发现了她。我慢慢归纳出了她的班次。她是上一天班休息三天。我猜想她是厂电话班的。好象听谁说起过，电话班的女孩工作比较清闲，值一天班就可以休息三天。

这期间厂里办了一个新职工培训班，象我这样调入或分来的大中专生被集中起来进行英语培训。在班上认识了小杨小李小王几个女生。她们都二十左右，学生腔十足，实际上她们是省城某中专的应届毕业生。她们的寝室就在那个女孩的隔壁。

一天傍晚，我把一封从小杨母校来的信带给她。小杨就让我吃她老家的麻糖之类特产。我客气了一回，还是吃了。她们寝室里正好有个青年女工在那里玩。我乘机向她打听隔壁寝室的情况。她说那个胖胖黑黑的叫张小梅，那个白白瘦瘦，走路一阵风似的，是电话班的何艳。她们那一批都是两年前技校毕业分过来的。

我心中暗喜，但也不动声色。为了避免露出什么痕迹，我又转身跟小杨扯到了她的盛产麻糖的故乡。

过了几天，下午下了班，见何艳正在水池那头洗衣服和胶鞋。我回到寝室，换下外衣，梳了一下头，端起脸盆，也去水池边。一到那里就傻了眼，几个洗衣洗菜的占据了她旁边的水笼头。我到水池这一头，闷闷地洗着衣服。过一会儿她旁边那个洗菜的走了，但我也不好意思再凑过去。

吃完晚饭，天快黑时，我去坡下的澡堂洗澡。看到前面那个身影，正是何艳。我一阵慌乱，心跳骤然加快，有些喘不过气来。我加快了脚步。她也带着脸盆毛巾等物，往坡下走。我看见她穿着拖鞋，心里略安，总是追得上的。

我离她只有两步之遥了。我感到我们中间象有一个无形的弹簧，随着我的逼近，巨大的压力就压向胸腹部。我忍受着，东张西望地转移注意力。心里在想，这就是所谓的激动吧。

几乎快要挨到她了，我鼓起勇气喊了一声：“小何。”她迟疑了一会儿，还是将头转了过来。

我做了一下自我介绍，然后我们并肩走着，有一搭没一搭地闲聊。我们应该算老乡，都生长于一百公里外的长江中游的那座城市，父母和亲人也都在那里。到了澡堂门口，她拍了拍乱跑挡道的一个小孩子的肩，“真调皮。”然后递过两角钱给女澡堂的管理员，“五分钱算到下次吧。”就进去了。我则到男澡堂这边，掏出一元五角，买了十张票。

随后两天没有见到何艳。我们的英语培训班进行了一次测验，我是第一名。几个女生嘻皮笑脸地缠着我问问题，半真半假地让我在以后的测验中给她们提供方便。不知她们从哪里听说，英语考试的成绩与将来分配的工作岗位有关。我见第一排还有个空位，就换到那里去坐了。同桌就是那天给我吃麻糖的小杨，文静秀气，戴一副金边眼镜，象位女学究。

又过了两天，还是没有看到何艳。心里充满了疑惑和不安。这期间厂里有一次盛大的文艺演出，是为了纪念二十周年厂庆。领略了比较高层次的歌舞表演。看得我是目不转睛，喉咙冒烟。我感到有一种欲望，无以名之，姑且称为“对美的渴求”吧，烧得你坐立不安，可你不知道怎样满足。你也许想变成气体，变成液体，消失你自己，把自己和美熔为一体。可这又不可能。也许你会努力追求，占有，可你还是会发现：“我的热情被你耗尽，可你依然是你。”

下了大雪，滴水成冰。小杨手上有伤，是踩着冰摔了一跤。她可怜巴巴地对我们说：“这下子我相信有人摔一跤就摔死了。”老师表扬了她，说每次来教室都干干净净，以为我们是轮流值日，后来才注意到其实一直是杨玲一个人在打扫。小杨红着脸低下头去。

这天我又看到了何艳。我估计前几天她可能是回父母那里了。晚上我去敲她的门。没有人。大概是上班去了。

雨雪交加，风如刀割。我的四肢被冻得冰凉，头脑里却烧着火。我顶着风雪疾走，忽头上蓝光一闪，随后却是一片寂静。我吃了一惊：这是要地震，还是我精神错乱了？

我在电话班所在的厂生产调度楼门口转来转去。走近一些，又退后一些。好象听到了她的声音，却不知道在哪一间房。她既然在说话，那房里就不只一个人。就算推门进去正看见她，我该说什么呢？说有事找你，出来谈谈？还是说没有什么事，只是走到这里，顺便参观一下？这么恶劣的天气，脸冻得通红，牙齿在打颤。这是顺便参观吗？

想到那些给自己打气的方法，比如把人生看成一场戏，把际遇因缘看成一场梦，把他人看成心造的幻影或者小生物。自己这么一个唯一真实伟大的生灵，来扮演一次，来屈尊一次，有什么可怕的？

可你就是骗不了你自己。你发现你根本做不了自己的主。你不想脸红，偏要脸红；不想结巴，偏要结巴；想神色自若潇洒大方，偏要窘态十足欲盖弥彰。

我在楼口进进出出。冰地上是我茫然无绪的脚印。十米外有一只无家的狗，呆呆地看我，也不怕冷，喝着那滩冰水。

我只好往回走。路上见哆哆嗦嗦去上夜班的工人。这种天气连车也骑不成。他们也一样和我在冰天风地里煎熬。

回到寝室里，日光灯不时一闪，象要停电。我站在窗前，听外面鬼哭狼嚎的风声。日光灯又一暗，外面是一道黄绿色的光闪了一下。以为电停了，没想到一秒钟后又亮了。我觉得很恐怖，不知道我是不是在人间。一切都是非理性的。我忽然明白，最大的恐惧是对未知的恐惧。

又过了一天，天晴了。我坐在门口，前面是耀眼温暖的太阳，下面是冰。冰冻有一厘米厚。一些零星的小冰块停在窗台上，奇形怪状的。在一块大一点的冰砖上，我刻下她的名字。从某个角度看，笔划亮晶晶的，但慢慢就模糊了。

下午我注意到何艳一个人在寝室。我就去敲门。才敲两下门就开了。“进来吧。有事吗？”我支吾着，语无伦次。她却很大方地招呼我坐，告诉我桌上有报纸。又说很报歉，午睡才起床，被子都没有叠。我忙说没关系的。

她转过身，继续切萝卜，说是晚上上班带去当宵夜的。然后我就坐了一个多小时。彼此问长问短。这期间她一直侧面站着，有时也正面相对。我一直坐着，翘着二郎腿，双手箍在膝盖处。

我们聊了关于家庭，学习，工作等方面的事情。她提到她有一个双胞胎姐姐。她父亲在她们不到六岁时就把她们送进学校。当时学校对年龄管得比较严格。父亲对她们说：“要是老师赶你们走，你们就大声地哭，赖在那里不走。”她复述这话时，还翘了一下嘴唇，那种小儿女神态真让人心动。

我说注意到她总是独来独往。她说是呀，我喜欢清静。隔壁左右叫什么我都不知道。没事的时候我就呆在屋里看看书听听歌曲磁带什么的。

我试探地问她，有了男朋友吧。她踌躇了一下，说她想调到一百公里外的父母身边。不知这意味着是有男朋友在那边，还是调回去再找。

她拿了英语的自修大专文凭，还说想跟我们一起听课。我说“好呀”，鼓励她去听，她又说好象不太合适。

我回到自己的寝室，心情很舒畅。又有些兴奋。回头望去，我注意到何艳门口晾着一双棕红色的胶鞋，如一对可爱的松鼠。我开始设想，把一封信放在胶鞋里，她会有什么反应？我甚至想到了这封信的一个很好的开头：“我知道你去意彷徨。”可后面怎么继续下去呢？

这时培训班的杨玲戴着随身听的耳机，怯生生地过来问我几个英语方面的问题。课上她学得很认真，但由于从小在农村长大，基础很差，所以感觉很吃力。我耐心地指导了她。她说希望以后我能对她多指点指点。我说没问题。她高兴地去了。

星期天我去买了一双新鞋子。倍加珍惜地走路。我去了电话班。在总机室外敲门。何艳打开门，见是我，略有些吃惊。

她再三让我坐，说可以看看桌上的报纸。我则说想参观一下，就到程控机房看了看。

我转出来正想跟她聊聊，一个电话打进来，是内线，她说：“这样吧，你打到333，我跟你解释。”说罢就挂了，起身去机房接听。

这个过程很长。其间几次她过来接转这边的外线电话，然后又去机房接着说。她还对我说了一两句，什么某师傅每天这个时候都要过来玩玩的，不知今天怎么没有来。还说其实按规章制度，是不允许上班时串门的。

那边的电话打完了。她回来一言不发地记帐。给刚才那个长途记了四分钟。

这时一个陌生的小伙子推门进来。看着我说：“稀客。”我就问他哪个单位。他说是本厂。“具体呢？”“厂办”。她让他坐，他说：“对我也这么客气？”

后来听到他对她说：“你给你妈写封信。不写的话我写。”就此发生了一些争执。他们都去了门口，小声嘀咕。何艳还不时地回头看一下指示板，黄灯闪表示有外线进来。

过了一会儿，他转身往门外走。又折回，一句话不说。不久就听见他说：“他不走我也不走。”我无法确定他在说谁。他们两人都默默无语地相对而立，在小隔间外的玻璃门后。

我注意到我刚来时，她显得比较恬静，因暖气的缘故，脸红扑扑的，很好看。后来一急躁，变显得破坏了原有的和谐的美。

我好久没有看报纸了。我仔细地翻阅了她刚才拿过来的一叠报刊，有本地的日报，健康文摘，工人日报，中国建材等。

看完了报纸，我站着身，“你们这里报纸真不少。知道了好多新闻。”她说：“是吗？”我说：“不打扰了。我该走了。”他说“不再坐会儿？”“不了。”

到了外面。月亮很亮，尽管才是新月。我一边走一边想，不禁含着辛酸地笑了起来。

第二天下午，一时兴之所至，我爬到了附近的矿山顶上。这是这座城市的最高海拔。整个市区尽收眼底，只可惜被灰雾所笼罩。忽然想到以前看过的一篇文章，恩格斯二十岁时因失恋而登阿尔卑斯山。

在某岩层上有一台废弃的破碎机。旁边堆着尚未破碎完的石块。机器大体完整，只是锈得一塌糊涂。我想考证出机器的年代，未能如愿。整个现场让人有遗址的感觉。

玩得很尽兴。晚上去洗澡。出来时见到何艳和厂办秘书如树缠藤般地从广场走过。

杨玲又到寝室来问英语问题。她还提到她的家庭。他们住在北方一座大城市里。父亲是警察学校副校长，母亲是商场的柜台组长。她上高中时才到他们身边。他们对有知识的青年特别欣赏。她还有个读小学的妹妹。

休息日我带着刚发的工资上了街。买了一件羽绒衣和一条西裤。晚上是我们单位的包场舞会，庆祝新线的开工。舞厅里很多人，有的大人还带着小孩子来受熏陶。烟雾呛人。有的人竟还穿着工作服。不过，如果我不是上午上街买了衣服，恐怕也会穿工作服。

人们开始跳起来。一对对轻盈和谐。我眼巴巴地欣赏着。转眼一个多小时过去了。人们一曲曲地尽情陶醉。党委书记搂着团支书。宣传部的人跟踪摄影。这时我才明白，进来时看到的白光一闪是怎么一回事了。我差点笑出声来。我们科四十多岁的王科长也上台一展歌喉。

这时我坐到了杨玲身边。她看到了我，有些惊喜。“是你呀！”“是呀。”我凑近她耳边说。

我们随便扯了一些闲话，又一起走了几只曲子。尽管我踩不到节拍，她也没有显出嫌弃之意。

后来我们没有能坐在一块儿。快散场时，人们三三两两地走出去，我还是呆呆地坐在沙发上。她也和旁边的人一起起身。走到我前面时，她迟疑了一下，又坐了下来，坐在我前面的沙发上。我说：“今天的气氛还不错。”她说：“比不上电厂。我姨妈他们在电厂，我去玩过。”

舞厅里的人所剩无几了。我们这才起身走出舞厅，走下楼梯。我有意走得慢些，与前面的同事们拉开距离。心跳加快了，我细细地品味话语堵在喉咙的感觉。是时候了，我必须把这句话说出来。这是我今晚唯一的目的。

“杨玲。”“哦？”“想问你一个问题。”

“你说吧。”

“May I be your friend”

“哎呀，你知道我听力不行的。”

“May, I , be , your ,friend”

“FRIEND，FRIEND是什么呀？”她的神态不象是装傻，而且显得比我还紧张。我忍住了泛起来的无聊感觉，沉默了一会儿，口齿清楚地告诉她：“朋友。”

“哦。”她又不说话了。

走了五步，她才说：“同事嘛，当然都是朋友的。”

这是一个很标准也很乏味的回答。我再没有说什么，只是沉湎在自己的思绪里。我那句有些可笑的问话，也许会让我铭刻在心，永生难忘。也许就象它看上去的那样，轻飘飘地，已经被温柔的晚风吹散。

这篇回忆性质的文章写到这里，感觉无法写下去了。于是我上网消遣。在打开了网上的一个很著名的搜索引擎后，我以“何艳”为关键词搜索了一下。有许多项结果，其中一项让我眼睛一亮。这是某区旅游局，网站联系人是何艳。当初隐约听到她要调到这个局去。我就往上面留的电子信箱里发了一封EMAIL，只有一句话：“你是当年在XX厂电话班工作的何艳吗？”

何艳是何时调离的我不太清楚。估计是在我和杨玲热恋期间。因为和杨玲确定了恋爱关系后，我去了外地培训，那时候程控电话还没有普及，杨玲给我打电话时还告诉我，是找厂电话班的何艳帮忙，打电话可以不交钱。而我的一年培训结束后，回到厂里，就再也没有看到她的身影了。好象当时惆怅过一阵子，可是正在和杨玲热火朝天地恋爱，后来又结婚生子，也就丢开了。

谈恋爱是人们常说的系统工程。这时候你会感觉自己的大脑不够用。许多种情绪许多个问题，让人应接不暇。

的确，我和杨玲是通过英语学习认识的，但基本确定了恋爱关系后，她还是纠缠于英语学习，就让人觉得很难以接受。好象是把爱情用来做为交易，交换一位英语家教。同时也把我置于嘴里总念叨着“要想学得会，就跟师傅睡”之类粗俗下流的人物的境地。

我还记得那样一幕，晚上我们嫌寝室里人来人往过于嘈杂，便一起来到我的办公室里背单词。忽然停了电。正好我抽屉里有两根蜡烛，是我以前在办公室独自看书时为应付频繁停电而置下的。

我们点亮了它们。烛光下她的面庞别有韵味。环境也是分外的悠静。这是一幢七十年代建的老办公大楼，苏式风格。前后左右被密密的树林和花圃包围。整座大楼除了我们空无一人。门窗紧闭。只是在最里面的一个房间里，有我们两个青年男女，围绕着美丽安详的烛光。

我开始心不在焉了，手也不规矩起来，先放在她的椅子背上，然后一点点搭上了她。她似乎没有察觉，或装做没有察觉，仍然在大声地朗读背诵，还不时地问我一些问题。我的浅层意识在倾听她的发音并给以指导，深层的意识却在试探着缩小我们物理和心理上的距离。我的手碰到了她的发梢，肩膀，手，膝盖。她没有退缩，只是掠过一阵局促。一阵阵的冲动在我体内拍打冲刷。

我凑近她纠正她的发音。我们离得如此之近，简直是口对口了。我鼓足勇气，干脆利落地把自己的嘴唇封上了她还在念着外语单词的嘴唇。

其实我本不想这样的，因为那几天天气干燥，我的嘴唇干裂了。但是到了这一步，做下去就是顺理成章的事。

她稍稍摆了一下脸，还是让我吻上了。当时她的眉眼之间有很异样的表情。鼻息也急促起来。

吻完了，她一言不发，皱着眉，撅着嘴，象要哭似的。

我感叹到：“初吻是会让人记一辈子的。”

她说：“你还是继续考我单词吧。”

我就让她用英语把周围的一切说出来。她说了桌子椅子房子牛奶蜡烛等等。我说最关键的一项你漏了，affection，情感。

说罢我又想吻她。她挡开了。她说：“我是有男朋友的。”

我心头涌起一阵不快。我知道她指的是她母校的一位男老师。当初我没有认识杨玲时，还曾经传递过他给她写的信。后来她向我解释过，是快毕业时那个男老师追她。但她犹豫一阵子后委婉拒绝了。最近他也再没有来信了。但她今天居然又这么说。我追问她：“你是不是欠他什么？”她说：“什么也不欠。他给我买的东西我都退给他了。可我还是忘不了他。他对我很好。”

我也故意刺激她：“前天我们碰到王科长，他说到时候要喝我们的喜酒，你也笑嘻嘻地默许了。现在又说我不是你的男朋友了？搞了半天，原来是利用我来辅导你英语啊。”

她也反唇相讥：“利用你又怎么样？你又是什么正人君子？名义是辅导英语，还不是借机玩弄女性？”

我气急败坏又无话可说。就象被人泼了一盆脏水，很想声称自己本来冰清玉洁却做声不得。

“好了好了。别生气。其实说心里话，你们两个都不错。要是能同时有两个男朋友该多好呀。”

“哼，做你的美梦吧。”我冷言冷语。

“你不是说要送一件圣诞礼物给我吗？”她又想到了这件事。

“其实我原来是把我的初吻作为最珍贵的礼物的。没有想到你根本不在乎。”

“谁说我不在乎啦？不过实实在在的东西我更喜欢呀。你那天不是说要送我一本很好看的书吗？”

我怏怏地打开我办公桌的最边上一个抽屉，取出一本装帧精美的书和一大袋奶粉。书是英文版的《GONE WITH THE WIND》（《飘》）。我上个月托我在国外留学的同学寄来的。

她很高兴地接受了它们。她还说相信有一天她能流畅地阅读这本英文书。告辞的时候，她还叮嘱我吃点维生素，对嘴唇的干裂有疗效。

写到这里我起身去书架边，在角落里找到了这本书。封面已经旧了，里面的书页还崭新如初。在扉页的原书题辞“to J.R.M”下面，是我的试图工整洒脱却仍显稚嫩呆板的中文字迹，已经有些褪色：

“给我的玲：

等北斗把盛满了的东西倒出来，我就乘机放进去我的故事，在那里等你的眼神。我希望，我也能读你，仔细读你。”

我现在还模糊地记得，这一段话是从一本《港台散文选》中抄录下来的。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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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三不知

--发布时间：2004-1-14 9:0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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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那一天还发生了另一件事。杨玲在我们接吻后没头没脑地问了一句：“你会爱一个比你大两岁的姑娘吗？”我真觉得莫名其妙。现有一个小两岁的在谈着，怎么又去爱一个大两岁的？再追问时她又强做笑脸，“随便问的，开玩笑的。”

回寝室后我警觉起来。心情变得沉重。我想起一次借她的指甲刀，发现上面的生肖图案与她的年龄不对，当时也没有在意。现在一想，正是大我两岁的生肖呀。可我就是无法从外表上分辨一个姑娘是二十岁还是二十四岁。怎么会这样？她到底有什么不堪回首的过去？抹去的四年时间她在干什么？又想到她父母的年龄。她父母怎么不到二十岁就生了她？想来想去不得而知。心里象压了一块沉甸甸的大石头。在床上翻来覆去，深夜两点钟时，我觉得我想通了：无论她有过什么样的坎坷，不幸，挫折，伤心往事，不堪回首的记忆，我的情感依旧，甚至更强，更坚定，更不屈不挠，更体贴，更关怀。想通以后，我才安然入睡。

第二天我们没有机会见面。我和本厂其他几十名代表被通知参加市里的一个选举大会。会场庄严肃穆，气氛热烈。但我只是安静地坐着，沉静在自己的思维中。我想起以前许多一笑置之的说法，例如缘份，例如生命的另一半，例如爱情使人成熟，例如弱水三千取一瓢饮，例如如鱼饮水冷暖自知。在人为的喧嚣欢快中，我独自向隅潸然泪下。

后来当我有机会向她讲述我心灵的挣扎和思想的历程时，她却不屑地笑了，“你把我想象成什么了？我有什么不堪回首的过去？说我是什么蒙尘的宝玉？好象说我不清白似的。你真是小说看多了。”

直到后来，我们已经多次在床上进行那种恋人之间的擦边球游戏，已经到了谈婚论嫁的时候，她才在我的追问下陆续解开了她的年龄和家庭之谜。一旦弄清楚了，也就索然无味，甚至我都没有兴趣把它再写下来。说到底，是在一个不公正比较严重的社会里，一个农民家庭为了孩子有个学上，有个饭碗，利用城里亲戚的关系上下打点，终于获得有限成功的故事。确实存在欺骗作假，但也谈不上大奸大恶，算不上可歌可泣。

在耐心等待几天后，我收到了何艳回复的EMAIL。上面也只有一句话：“GONEWITHRAIN，你又是谁呢？”（GONEWITHRAIN是我电子邮箱的用户名。）

我很高兴，掺杂了一些激动，也有一点果然不出所料的得意。这样，和何艳不通音信近十年后，我们又通过EMAIL开始了频繁的交流。

五一长假，杨玲要加班，我带孩子去看望故乡的父母亲。他们在帮我的妹妹、妹夫带孩子。这也是何艳工作和生活的城市。第二天，我打了何艳的手机，并问她可不可以见她。她爽快地同意了。我们约在肯德基快餐店前的城市广场见面。

我跟孩子说我有事要出去一趟，让他就呆在家里，跟他的表弟一块玩。他点了点头。我迅速地离开，不忍心看他那落落寡欢的眼神。

杨玲确实是在加班。但是如果要一块来也不是什么难事，换个班就行了。但她自从因为种种家庭琐事和我家里人吵翻以后，就再也不肯来了。

是的，在家庭生活中我获得了宝贵的安定和舒适，但这绝不是没有代价的。甚至我觉得我在婚后完全变成了另一个人，一个以前的我一定会嗤之以鼻的一个人。以下是我的一段笔记：

“《悲惨世界》观后感。

“制造无边黑暗的是人心，制造无限光明的也是人心。今夜当我看《悲惨世界》的VCD时，心灵随之波动。知道了有许多作品是模仿它的。所谓煽情一类吧。又名浪漫主义。

“心灵尚未平静，看看钟，已到了该喊她起床上夜班的时候。我喊了她，她半梦半醒的，发出呓语："什么事呀！"过了一会儿她才清醒过来，想起了要上班的事。知道时间还充裕后，并不是促地起身穿衣服。我无聊地站着，看着她那瘦小的半睡半醒的身躯。在微光中只有一个轮廓。没有开大灯，怕影响熟睡中的孩子。忽然想到：这难道不也是一个悲惨世界吗。

“你如果老老实实地上过夜班，你一定会觉得无法忍受。但如果你无法逃避，你也就只好忍受，并且也就这么一直忍受着。但这仍然还是一种痛苦，不会稀释，不会异化，也不会升华。

“我们几个小时前才发生了柴米夫妻常有的争吵，彼此都用了很恶毒的字眼，心里充满了很恶毒的想象。但此刻，这个瘦小的身躯，这个忙里忙外却不得一夕安寝的身躯，这个在微光中、在严冬里穿裹着工作服棉袄的身躯，却让人如此的怜爱难舍。”

对，就是忍耐，就是妥协，就是相濡以沫，就是互相伤害又互相抚慰。我们过着在外人和自己看来都淡然无味的家庭生活。

到了城市广场，离约定的时间还有半个小时。我先去商厦转一转，准备给何艳买点礼物。人很多，毛毛雨也停了，温度上升得很快。早上我穿了一件毛衣，现在觉得实在受不了了。但脱了毛衣，里面只有一件秋衣，而且还汗湿了，这个样子怎么好见她呢？中生智，迅速去衬衣柜台买了一件五折的中国名牌衬衣。买了之后，又急忙走进男洗手间，把装衬衣的精美纸盒丢进垃圾桶，大塑料袋用来装脱下的毛衣，然后把衬衣上的十几根大头针一一拈除，背面垫的纸板和领内的塑料硬衬也扔进垃圾箱，然后把这件崭新的名牌衬衣穿在我汗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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