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尔士足球队队长克伦威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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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克伦威尔在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主要事迹,他的功和过
- 2、克伦威尔入侵爱尔兰有何影响有哪些?
- 3、实际上爱尔兰苏格兰威尔士一直都是断断续续的属于英格兰,那为什么一直都把它们作为英格兰的郡
- 4、爱尔兰 英格兰 在历史上有什么关系?
- 5、在历史上,英格兰对苏格兰,威尔士与爱尔兰的管治有何
- 6、克伦威尔主要历史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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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伦威尔在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主要事迹,他的功和过
![克伦威尔在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主要事迹,他的功和过](/uploads/2024-11-28/67477ab47b53b.png)
优质回答1599年4月25日 - 1658年9月3日),英国军政领袖,曾推翻英皇,并转英国为共和制联邦,出任英格兰、苏格兰与爱尔兰护国公。
新模范军(New Model Army)在英国内战中击败了保皇党,而克隆威尔是新模范军的指挥官之一。1649年查理一世被处决后,克隆威尔开始统治短命的英格兰联邦,征服了苏格兰与爱尔兰,并在1653年至1658年间出任护国公。
克隆威尔,中层士绅出身,在不惑之年前无太大举动。他与兄弟亨利(Henry)一起打理鸡舍羊栏,靠贩卖鸡蛋羊毛维生。他的生活与普通农民无异,直到他继承了一位叔父的遗产。当时宗教变革运动正盛,克隆威尔也受此影响,成为了清教徒。作为一个统治者,他的内政积极、外政有效,尽可能地塑造了英国的未来。但他的联邦也随他的死灭亡,而皇室在1660年复辟。他是一个虔诚的清教徒,深信神指引了他的胜利。他从未表明自己的宗教立场,但他强烈赞成容忍各种新教教派。[1]
1628年,他在肯丁顿竞选国会议员胜出,又分别在短期国会与长期国会中代表剑桥。在英国内战中,他支持圆颅党,并成为了党内重要军事领袖。外号“老铁骑军”的他,很快地由一支骑兵部队的指挥官提拔为总司令。1649年,他与其他领袖一起,作出处死查理一世的决定。他同时是Rump国会的成员,在1649年至1650年间被派往征服爱尔兰。在1650年至1651年间,他又率领军队入侵苏格兰。1653年4月20日,他用武力解散Rump国会,建立了一个短命的,成员由他点选的国会残缺国会(Barebones Parliament),并从1653年12月16日起为英格兰、威尔士、苏格兰与爱尔兰的护国公。他死后被葬于威斯敏斯特修道院。在皇朝复辟后,他的尸体被挖出,作公开展示。
克隆威尔是英国历史中最具争议性的人物之一。一些历史学家,如大卫·休谟、克里斯托弗·希尔(Christopher Hill)指责他是“大逆不道”的。[2][3]另一边厢,一些学者视他为英雄,如托马斯·卡莱尔(Thomas Carlyle)、塞缪尔·罗森·加德纳(Samuel Rawson Gardiner)。在2002年由BBC发起的投票最伟大的100名英国人中,克隆威尔名列第十。[4]他在苏格兰、爱尔兰残害天主教徒的行为被批评是种族灭绝的或近乎种族灭绝的。[
克伦威尔入侵爱尔兰有何影响有哪些?
优质回答掠夺爱尔兰给英国革命带来的后果
克伦威尔蹂躏爱尔兰,特别是掠夺爱尔兰土地的毒辣用心,不仅仅在于瓜分战利品,而且是为了铲除天主教势力,巩固英国的统治,叫爱尔兰人永远俯首贴耳地当奴隶。他依仗暴力和恐怖手段,在一个时期内似乎达到了目的。但是,从长远看,掠夺爱尔兰给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却带来了严重后果。
由于掠夺爱尔兰,英国大批银行家、工业家、高利贷者、大商人、官吏、乡绅和军官变成了爱尔兰的大地主。一个英国的“在外地主阶层”从此产生了。它固然巩固和扩大了英国在爱尔兰统治的经济基础,但是随着这批人的社会经济地位的改变,他们不但在爱尔兰,而且在英国都成了反动势力的支柱。他们之中的许多人,地在爱尔兰,人在英格兰或苏格兰,依靠残酷剥削爱尔兰的小佃农或向他们抽取高额地租来发财致富。这样,他们和以前敌对的、旧的封建地主阵营就有了共同点,彼此有了妥协的条件。他们的财产时刻感受到爱尔兰人民的威胁,为了确保既得利益,便自然倾向于建立军事独裁,以便随时镇压人民起义。
其次,原来革命的军队,在这次掠夺性的战争中严重地蜕化了,成为反动势力的工具。军队中的士兵虽然在瓜分土地的强盗事业中所得较少,毕竟也分得一杯羹。军队中的民主思想影响,由于平等派士兵的五月起义失败,已经大为削弱,以后则丧失殆尽。追逐战利品和发财致富的掠夺分子、民族主义分子的思想占了上风。一支曾经为反对暴政而斗争的革命军队,现在变成扼杀另一个民族的独立和生存的刽子手。
在这种情况下,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军事独裁政权。终于,1653年12月26日,“众望所归”的克伦威尔被宣布为英格兰、苏格兰和爱尔兰共和国的终身护国主,兼陆海军总司令。克伦威尔至此已俨然是一幅拿破仑的形象了。
然而,事情还没有就此止步。这股势力还促使1660年斯图亚特王朝的复辟。查理二世甚至把埋在墓中的克伦威尔的尸首也挖了出来,以泄其恨。
最后,新的政治重心总算确立,这就是资产阶级盛赞的“光荣革命”的实现。在这次革命中,资产阶级和土地贵族达成妥协,建立了英国的君主立宪政体。从此以后,共和政体在英国历史上不复出现。
马克思指出:“克伦威尔通过征服爱尔兰而推翻了英格兰共和国。”①这是极为深刻的论断。
对于克伦威尔远征爱尔兰,直到今天也还有人作另一种评价。就是:这是粉碎封建势力复辟,巩固英国资产阶级共和国的积极措施;或者说,与镇压爱尔兰人民起义比较起来,这是克伦威尔更为主导的一面。
不能用夸大复辟的威胁或者用抽象的推论来代替严酷的历史现实。一百多年前,当有人说:“爱尔兰是英国的万第”②时,恩格斯就驳斥说:“爱尔兰是天主教的,新教的英格兰是共和的,因此爱尔兰是英国的万第。但毕竟有一个小小的区别:法国革命要把土地交给人民,而英国的共和政治则要在爱尔兰把土地从人民手中夺走。”③恩格斯在愤怒地抨击英国“冒险家”瓜分爱尔兰土地的反动政策后,讽刺地说:“如果居民起来反对如此乐善好施的计划,那他们就是万第派!”④
英国征服爱尔兰后,就把爱尔兰变为自己的农业附属国,变成榨取低廉食品和原料的供应基地,并且力图同化爱尔兰人。但是,几个世纪过去了,英国虽然使威尔士人、苏格兰人安于它的统治,却始终制服不了爱尔兰人。不管是用残酷的恐怖政策还是采取最卑鄙的收买手段,爱尔兰人始终不屈不挠地坚持自己的独立要求。惩治天主教徒的措施不过是为渊驱鱼,不但没有削弱天主教势力,反而加强了天主教在爱尔兰人民中间的影响和力量。爱尔兰人不但没有被英国人同化,相反,一些与爱尔兰人通婚的英格兰人的后裔,只几代就变得比爱尔兰人还爱尔兰化,并且加入了反对英国的行列。
十九世纪中叶,一个英国作家在评论克伦威尔征服爱尔兰时说得好:“看来,因为英格兰人认为上帝犯了一个错误,把爱尔兰这样一个好地方赐给了爱尔兰人,所以英格兰人力图纠正这个错误已有700年之久了。”现在,又一个百年过去了,英格兰人达到自己的目的没有呢没有。不但没有,而且在爱尔兰人民的坚决斗争下,他们不得不在1949年承认爱尔兰共和国的独立,但是却拒绝归还北部六郡。这样,实现南北统一就成为爱尔兰人民继续奋斗的崇高目标,而英国历届内阁为解决“北爱尔兰问题”都大伤其脑筋。
英国统治阶级至今仍在啃着克伦威尔留下的那个苦果。一个奴役别的民族的民族是不会得到自由的!
实际上爱尔兰苏格兰威尔士一直都是断断续续的属于英格兰,那为什么一直都把它们作为英格兰的郡
优质回答英国包括大不列颠(英格兰、威尔士和苏格兰〉和北爱尔兰,是欧洲共同体12个成员国之一。它的全称是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英格兰女王伊丽莎白一世于1603年去世,由苏格兰国王詹姆斯六世(在英格兰称詹姆斯一世)继位,从此,英格兰和苏格兰合成一个国家。
威尔士虽然常常处于英格兰人的势力范围之内,但一直是凯尔特人的堡垒。然而在1282年卢埃林王子阵亡之后,爱德华一世发动了一场战役并取得胜利,把威尔士置于英格兰的统治之下。威尔士人的民族情绪继续高涨,15世纪初由欧文·格林德领导的起义便说明了这一点。1536年和1542年的联合法令把英格兰与威尔士在行政、政治和法律上统为一体。
当初住在苏格兰的大多是皮克特人。公元6世纪,来自爱尔兰的苏格兰人在如今的阿盖尔地区定居。洛锡安住着英格兰人,而威尔士不列颠人则继续北上来到斯特拉思克莱德。9世纪时,苏格兰各地区联合起来抵御北欧海盗。在整个中世纪,英格兰当时强大的君主国一直威胁着苏格兰的独立。
英格兰与苏格兰最终的联合表明,当时宗教上的差异比之以往的民族仇视更加至关紧要。在英格兰,伊丽莎白一世于1603年去世,由苏格兰王詹姆斯六世(英格兰詹姆斯一世)继位。即使
如此,英格兰和苏格兰除了在奥利弗·克伦威尔统治时一度被强行联合在一起,在17世纪它们一直是相互独立的。到1707年,由于意识到更紧密的政治和经济联合会带来益处,双方同意建立一个单一的大不列颠议会。苏格兰仍然保留自己的司法制度和宗教社区。但是在乔治一世和乔治二世这两位汉诺威王室新教徒统治期间,英格兰和苏格兰之间的关系紧张起来,詹姆斯二世党人发动过两次叛乱,试图恢复信奉天主教的斯图亚特王室。
爱尔兰在公元前就出现了许多王国,但爱尔兰并没有能免受北欧海盗的侵犯,到公元10世纪时竟成了北欧海盗的一统天下。
1169年英格兰的亨利二世发动对爱尔兰的入侵。英格兰籍教皇阿德里安四世授予亨利二世最高统治者的权力,因为他急于想使爱尔兰教会完全顺从罗马。爱尔兰大部分地区都落到了盎格鲁—诺曼权贵手中,但是在中世纪英格兰几乎没有在此直接行使管辖权。
都铎王朝的几位君主干预爱尔兰的倾向要强烈得多。在伊丽莎白一世统治时期,对爱尔兰造反者发动过一系列战役。'抵抗运动主要集中在北部的乌尔斯特省,1607年由于抵抗运动失败以及领导人出逃,乌尔斯特变成了来自苏格兰和英格兰的移民聚居地区。
由于英国内战(1642~1652),爱尔兰又爆发了多次起义,但都被克伦威尔镇压下去。1688年詹姆斯二世被废黯之后,英格兰与爱尔兰之间的战争更是不断。18世纪大部分都是脆弱的和平时期。18世纪末,英国政府为谋求稳定作出了多方努力。1782年,爱尔兰议会(建立于中世纪)获得立法自主权;在宪法上与大不到颠的唯一纽带是王国政府。然而,该议会仅仅代表少数盎格鲁-爱尔兰特权阶层,天主教徒被排斥在外。1798年发生了一次起义,但没有成功;1801年,爱尔兰与大不列颠联合为一体。
虽然1916年都柏林民族起义者的起义遭到了镇压,但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未期,一股称为爱尔兰共和军的游击力量开始对英国当局采取军事行动。1920年通过的爱尔兰政府法案规定要成立两个地方自治议会,一个设在都柏林,另一个设在贝尔法斯特。该法案于1921年在北爱尔兰实施,乌尔斯特省9个郡中有6个接受了它们自己的议会,同时在英国议会中仍享有席位,并服从英国议会的最高管辖权。但是,爱尔兰共和军继续在南部为争取脱离英国当局赢得独立而战斗。1921年6月签订了停战协定之后,根据同年12月缔结的英—爱条约建立于爱尔兰自由邦,1949年该自由邦成为爱尔兰共和国。
爱尔兰 英格兰 在历史上有什么关系?
优质回答英格兰人的祖先来自德国西北部,语言属于印欧语系的日耳曼语族。
威尔士、苏格兰和爱尔兰的居民都属于凯尔特人的后裔,他们早于英格兰人来到不列颠和爱尔兰岛,语言属于印欧语系的凯尔特语族。
威尔士在英格兰的西部,原为一个独立的小邦,君主为Prince(亲王、王子),名义上是英格兰国王的臣属。但英格兰国王不满足于这种关系,于13世纪征服了威尔士并杀死了威尔士的Prince。英王爱德华一世为了安抚威尔士人,答应了威尔士贵族们的条件:未来的威尔士亲王应出生在威尔士,并且不会讲英语。结果他将自己刚出生于威尔士的儿子立为威尔士亲王,这从此成为历代英国王储的头衔。
苏格兰在很长时间内是个独立的国家,并且是英格兰的老对头。但两国王室之间还是有婚姻关系的。特别是当两国都成为新教国家后,两国王室的亲戚关系更加紧密。16世纪末,苏格兰的玛丽女王因为弑夫而为国人所不容,不得不投奔她的表姐英格兰女王伊丽莎白一世,结果被伊丽莎白囚禁并处死。有意思的是,玛丽女王的丈夫是个英国贵族,这说明两国之间关系的密切程度。
伊丽莎白去世后,玛丽女王的儿子,苏格兰国王詹姆斯六世继承了英国的王位,是为英国斯图亚特王朝的詹姆斯一世,从此两国的命运联系在一起,但在法理上还是两个国家。1640年英国革命期间一度废黜国王实行共和制,苏格兰人为拥戴国王复位而进行了多年的战争。18世纪初,斯图亚特王朝世系被来自德国的汉诺威世系取代,苏格兰人不愿接受新的国王为苏格兰国王,为此再次发动叛乱,被英军镇压,此后英国国会通过法律将两国合并为一个国家。
爱尔兰与苏格兰和威尔士又不同,它是被英国以武力强行征服的,但一直保持了天主教信仰,所以爱尔兰人对英国一直不能认同。当年英国人在爱尔兰占有大片土地,爱尔兰人则成为佃户。19世纪时爱尔兰因马铃薯病害而发生饥荒,英国地主不肯因此而减免地租,结果造成爱尔兰人口的三分之一饿死,三分之一逃亡美国,至今爱尔兰人谈起此事还咬牙切齿。所以,爱尔兰在英帝国中较早获得独立就不奇怪了。但以英国移民后裔为主的北爱尔兰还留在英国版图之内。
英国的国名: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这说明了英国各部分的法律地位。
有意思的是,在苏格兰与英格兰合并之前,英语就取代土著的盖尔语成为苏格兰的通用语言。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爱尔兰,今天爱尔兰人中会讲爱尔兰语的人数很少。这确实显示出英语和英语文化的强大生命力和同化能力。
有一部电影,叫[王者之心],可以参看一下哦,不过人家是以爱情为主,战争为辅的。
爱尔兰在1922年之前为英国的一个组成部分。在1919年,大多数爱尔兰议员拒绝在英国下议院任职,他们自行组成了爱尔兰众议院,并于1919年1月以独立的“爱尔兰共和国”的名义发布了单方独立宣言。在英爱战争后,双方达成英爱条约,给予爱尔兰合法的自治权,即自治领地位。爱尔兰成立爱尔兰自由邦,领土包括爱尔兰全岛,但条约允许北方六郡(即北爱尔兰)不参加爱尔兰自由邦。当时的爱尔兰自由邦宪法规定,爱尔兰为君主立宪制,爱尔兰国王由英国国王兼任,同时设立总督职位,议会实行两院制,成立“行政委员会”(即内阁),设立行政委员会主席职务。
后来在1937年,爱尔兰颁布新的爱尔兰宪法,将国名正式定为“爱尔兰”,设立爱尔兰总统,但国王继续根据成文法在国际上为爱尔兰国的象征。在1949年通过的爱尔兰共和国法案最终废除君主制,将国王职权全部交予总统,爱尔兰成为共和国。爱尔兰宣布成立共和国之后,自动退出了英联邦。虽然爱尔兰并没有重新申请加入英联邦,但是它保留了许多成员国的权利,如:爱尔兰公民在英国享有所有英国公民权利,包括参选英国国内选举和参加英国军队的权利。
在历史上,英格兰对苏格兰,威尔士与爱尔兰的管治有何
优质回答诺曼底的威廉公爵在黑斯廷斯战役中击败了英国人,来自法国的诺曼人和其他人来此定居。 威尔士虽然常常处于英格兰人的势力范围之内,但一直是凯尔特人的堡垒。然而在1282年卢埃林王子阵亡之后,爱德华一世发动了一场战役并取得胜利,把威尔士置于英格兰的统治之下。 英格兰与苏格兰最终的联合表明,当时宗教上的差异比之以往的民族仇视更加至关紧要。在英格兰,伊丽莎白一世于1603年由苏格兰詹姆斯六世(英格兰詹姆斯一世)继位。即使如此,英格兰和苏格兰除了在奥利弗·克伦威尔统治时一度被强行联合在一起,在17世纪它们一直是相互独立的。到1707年,由于意识到更紧密的政治和经济联合会带来益处,双方同意建立一个单一的大不列颠议会。 爱尔兰在公元前就出现了许多王国,但爱尔兰并没有能免受北欧海盗的侵犯,到公元10世纪时竟成了北欧海盗的一统天下。 1169年英格兰的亨利二世发动对爱尔兰的入侵。都铎王朝的几位君主干预爱尔兰的倾向要强烈得多。在伊丽莎白一世统治时期,对爱尔兰造反者发动过一系列战役。'抵抗运动主要集中在北部的乌尔斯特省,1607年由于抵抗运动失败以及领导人出逃,乌尔斯特变成了来自苏格兰和英格兰的移民聚居地区。 1782年,爱尔兰议会(建立于中世纪)获得立法自主权;在宪法上与大不到颠的唯一纽带是王国政府。然而,该议会仅仅代表少数盎格鲁-爱尔兰特权阶层,天主教徒被排斥在外。1798年发生了一次起义,但没有成功;1801年,爱尔兰与大不列颠联合为一体。
克伦威尔主要历史贡献
优质回答托马斯·克伦威尔(1485—1540)是英国近代社会转型时期杰出的政治家,英王亨利八世的首席国务大臣。16世纪30年代,他全面主持英国政府事务。在他的影响和操纵下,英国推行宗教改革,进行“政府革命”。他既解决了中古西欧持久难决的教俗权力之争,建立起国家的外部主权,又加强了中心集权,确立了国王在疆域内的最高权威。他众多而经久的行政改革为“治理他着手缔造的新国家提供了整套机构。他在这一方面也和其他多方面一样,证实他既富于远见卓识,也善于具体操作,这里他再次充分显示了一位富有建设性的政治家的风度,是罕见其匹的”[1](P184)。克伦威尔所倡导的改革,代表了新贵族和新兴资产阶级的利益。他努力排除外力干涉来建立具有独立主权的新型君主制国家,并为英国确立了一套行政机构,奠定了英国政治的基础。因此,克伦威尔在英国向近代国家过渡中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一、克伦威尔推动英国民族主权国家的建立
中世纪的英国严格意义上讲只是一个地理概念,还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国家。国家的外部主权因受罗马教廷的干涉而不完整;国家内部主权因封建贵族拥有独立的经济权、军事权以及司法权,而不能正常运行;国王对封建贵族只有“宗主权”,而没有“主权”,国王的权力无法在贵族的领地执行,况且有些边境地区和威尔士仍然独立于国家权力之外。国家政务和王室家政没有严格区分。宗教改革为英国民族国家的产生带来契机。16世纪30年代,克伦威尔主政后敏锐地熟悉这一点。克伦威尔借着国家的权力,依靠议会的支持,以宗教改革为突破口,巧妙地把国王的个人动机融入到民族国家的整体利益当中[2](P100),颁布一系列法案,打破了教皇对世俗国家的控制,建立起国家的外部主权。1533年克伦威尔主持下,国会通过了“上诉法案”。法案明确公布“本英格兰为一主权国家”,“国王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能够对包括僧侣和俗界在内的所有人的一切行为进行审判”,“在国王之下的僧侣和世俗人组成政治社会,各安闲宗教领域和世俗领域享有司法行政权,不受任何来自帝国之外势力的干涉”[3](P353)。“上诉法案”的公布,不仅从法律上堵塞了罗马教廷通过司法诉讼案件干涉英国事务的渠道,而且在事实上造成了与罗马的决裂,切断了英国同罗马教廷外部联系的纽带,确立了国家在其领土范围之内的独立主权。同时,克伦威尔重新调整了国家与教会的关系,把教会的司法权和征税权也转移到了国家手中。1532年3月,克伦威尔代表国会下院草拟了《反教区主教请愿书》,谴责了教会独立的司法权力,主张废除与国王的法律精神相违反的现存所有教会法[3](P333—335)。1534年,国会通过“教士顺从法”,把宗教案件的最后裁决权转移到世俗人手中[4](P183)。1534年国会通过的“至尊法案”公布,国王是“英国教会的最高首脑”,“他和他的后嗣应当被视作为安立甘教的英国教会在尘世唯一领袖”[3](P364),拥有处理宗教事务的全权。同年颁布的“叛逆法”,规定严惩那些蓄意侵犯国王的尊严与权威者,从而以法律的形式强化了国王在王国内的政治权威。同年,“教士首年薪俸法”付诸实施,剥夺了罗马教廷对英国的征税权。1536年和1540年,国会又两次颁布封闭修道院、没收修道院财产的法令,摧毁了“教皇政治最后的避风港”[5](P295)。1540年,国会还颁布法令,取消教会的避难权,教堂圣所不再是王室权威和法律的严重障碍。这样,宗教改革后,教会作为独立的统治机构不复存在,教士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影响大为削弱,其活动范围则逐渐退回到宗教领域。假如说宗教改革建立了国家的外部主权和对教会的权威,那么,16世纪30年代克伦威尔政府对特许地和边境地区实行的政策,就在疆域之内确立了国王的最高权威。16世纪30年代,都铎政府采取一系列有效措施,消除地方的离心因素,打击地方的割据势力。1536年,托马斯·克伦威尔起草了一项关于特许地和自由区的法令,明确规定只有国王才拥有对叛逆罪、谋反罪免予追究的权力,王国内任何地方的司法裁判权只能由国王授予,郡和自治领的伯爵,必须以国王的名义行事[1](P175—176)。该项法令颁布实施后,除极少数例外,几乎所有特许地的封建特权都被取消,德拉姆郡的独立状态亦结束。整个英国第一次无条件地听命于威斯敏斯特的统一调度。只有到这时,国王的权力才真正达到了封建贵族的领地之内,中世纪国王的“宗主权”才最后变成了统一的政治权力,即“国家主权”。1536年,克伦威尔政府出兵镇压以“神恩巡礼”为名的北方地区地方势力的骚乱,没收了诺森们兰公爵的全部领地,处决了参与叛乱的诺福克公爵。1537年夏,在北方设立了由中心直接控制的常设机构——北方委员会,取代了爱德华四世以来统治北方的临时委员会,管辖北方五郡[1](P176—178),有效地削弱了北方分裂势力,保证了中心对北方强有力的控制。从此,北方在中世纪游离于中心政府之外的分裂历史结束了,普通法和司法制度引入了北方,北方真正成为英格兰王国的有机组成部分。政府对威尔士的政策也获得了成功。1534年政府发布一项法令,将边境内所有杀人案和叛逆罪的审判权移交到在边境上设立的英格兰法庭。1536年的一项法令规定,威尔士和切斯特应与英格兰一样设置四季法庭和治安法官。紧接着,国会又通过合并令,取消威尔士和边境地区的界线,把威尔士公国并入英国,废除边境上的领地,将其中一部分并入原有的威尔士和英格兰的郡,其余地区则划为五个新郡。新建郡和自治城市得到24位国会议席[1](P172—175)。大约从1539年开始,来自威尔士各郡和自治城市的代表已经坐在威斯敏斯特的国会大厅内共商国是了。1540年,克伦威尔死后,国王加强中心集权,国家对内确立最高主权的政策仍继续推行。克伦威尔政府的这些行动,体现了“国家权威在疆域之内排斥任何其它权威”[6](P20)的现代原则,扫除了中心政府对地方有效统治的障碍,刷新了地方与中心的关系,从而构成了现代意义上统一国家的有机整体,从根本上结束了中世纪封建国家的分散离心倾向。
二、克伦威尔的政府制度改革奠定了英国近代政治的基础
亨利八世时,旧的王室管家机构已经无法适应社会变化形势的需要,由此,16世纪30年代,克伦威尔对国家机构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更新与改造,被埃尔顿教授称为“都铎政府革命”。首先,建立脱离宫廷的政府机构枢密院,推动了国家向制度化行为模式的演变。早在中世纪,英国就存在着国王的枢密委员会,其职能随着不同国王的个性变化不很确定,或为咨询,或为行政,有时二者兼而有之。亨利七世时,整顿了枢密委员会,使之兼有咨询和行政两种职能,参与国家重大问题的决策。此时枢密委员会还不是常设机构,也没有固定成员,枢密官人数众多。据统计,在亨利七世25年的统治期内,有183人参加过枢密会议,最多的一次出席者达40多人[7](P28),不但不便召集开会,而且被旧的教俗贵族充斥[8](P5)。这种庞大松散的局面,影响了政府的办事效率。克伦威尔的前任渥尔塞曾试图改变这种状况,但这次改革未能成功,不过它却为克伦威尔重新组织枢密院、最终使它成为一种制度奠定了基础[9](P84—85)。1534—1536年克伦威尔着手促使枢密会议从松散的大议会中独立出来,并使其规范化。他首先重建枢密会议的核心即由部分成员组成的常务顾问班子,不断增强其权力,并把它置于自己的操纵之下[8](P250)。议会的首脑本为国王,但克伦威尔成为实际上的仲裁者。克伦威尔以首席国务秘书的身份拟定枢密会议的具体议程,对议会草案进行修改和审批,并藉此控制枢密会议[8](P316)。克伦威尔还设立了一个治理名册和会议记录的官员,使枢密会议进一步程式化,规范化[8](P349)。至此,枢密院成为独立于王室管家机构之外、具有稳定结构和工作程序的政府行政机构。枢密院的19名成员,全是国家的重要官吏,具有非凡才干和专门特长,把握着国家或王室的重要部门[8](P321)。枢密院成员的数额,同后来正式的枢密院成员相同。枢密院定期开会,作为一个整体治理国家事务。这表明此时克伦威尔已经基本上建立起枢密会议[8](P319)。克伦威尔的这项改革使枢密院成为独立于国王宫廷之外,治理国家公务的常设性行政机构,使国家向着制度化范式转变。其次,提高国务秘书的地位,扩大其职权范围。国务秘书原是宫廷中低微的职务,担任国务秘书的人一般都是没有贵族爵位的人[4](P292)。1533年克伦威尔接替伽狄纳主教担任国务秘书。他利用伽狄纳离职之机接近国王,并把握各部门的大权,使国务秘书一职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克伦威尔首先夺取了掌玺大臣的权力。克伦威尔当政时期,简化政府办公手续,削弱掌玺大臣的权力,由国务秘书经管各种印玺,负责文件的签发[8](P339)。以后国王的各种印章在政府公务中都不起实际作用了。在印玺处由国务秘书经管后,印玺处的机构脱离了国王内廷,不再由国王控制,逐渐成为国家机构的一部分。这些印玺不再是国王的私人印玺,第一次为国家政府所有。以后御鉴处代替了御玺处成为行政中心,由作为国务秘书的克伦威尔亲自主持。克伦威尔的这些改革措施提高了政府的办事效率,扩大了国务秘书的职权,使政府机构更具官僚制度化。1539年,国务秘书地位已相当显赫,有一项法令,已把秘书与大法官、财政大臣这样的重要官吏相提并论。克伦威尔不仅建立起首席秘书与政府部门的联系,将它们置于自己的领导之下,还通过与枢密院的关系,对枢密院下设办事机构的具体领导,把自己变成了事实上的枢密院首脑、国王的首席行政大臣。再次,改革国家财政制度。克伦威尔主持的财政改革是政府改革中最重要的方面之一。财政改革是由宗教改革引起的。16世纪初期,亨利八世由于穷兵黩武,铺张浪费,以及外交活动需大笔款项,王室入不敷出,经常性的收入不能满足他的需要。于是王室不得不寻求获得财源的新方式与新策略。这也是宗教改革和国家机构变革的动因之一。克伦威尔把握政府要职后,进行了财政改革。改革之前都铎王室的收入基本上由国库、国王特权总稽查与兰开斯特公爵领地三个部门治理。这种多元、混乱的方式一直统治着王室财政治理。宗教改革开始后,由于没收教会地产,财政收入大规模增加。戏剧般增加的巨额收入使原来的财政机制已不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于是亨利八世责成具有丰富理财经验的改革派领导人托马斯·克伦威尔进行财政改革。克伦威尔借助国会通过一系列法案,将教会的财产和收入转入王室手中。克伦威尔通过国会法令成立六个平行的税收机构和普通监察法院(主管亨利七世和渥尔塞时期所获土地的收入),打破了内廷的一统局面。法案具体规定了这些税收机构的目的、职能、人员和规章。除国库仍保持以往的治理方式外,其他各财政法院都赋予了近代化的财政治理体制,设立具有高度办事效率的财政大臣,根据其权力把握现金,直接审查账目,并进行预算,平衡收支,拥有国家印章,有着规定的各种专职人员与权限、账目与结账手续,并有一套专门的从中心到地方的税收机构。改革后的财政部门成为秩序良好、分工明确的常设行政机构,并在政府行政机构与王室管家机构的分离中率先得到独立发展。克伦威尔推行的财政机构改革促使英国朝着有系统有效率的近代国家财政治理制度迈出了关键的一步。克伦威尔建立了相对稳定的税收制度。1534年,他整顿财政,从国会获得十五分之一税、什一税和补助金的保证。同年,实施“教士首年薪俸法”,把原来流入教廷的定期收入截留给国家财政。此外又对英国境内的教士薪俸征收1/10的所得税,这些收入与国家关税收入一起,构筑了都铎国家制度化税收的基础。最后,提高议会下院的地位,促进下院的发展。都铎王朝以前,议会已存在二百余年,它主要是一个批准征税和审理重大司法案件的非常设机构,由教俗贵族组成的上院为主体,而由骑士和城市代表组成的下院则居于从属地位。宗教改革后,议会本身发生了重大变化。克伦威尔控制“宗教改革议会”。他控制议会的最有效方式是以国务秘书的身份拟定议会的具体议程,并亲自审批议会草案的副稿。同时他还通过收买、赞助各地头面人物,以及暗示、下达指令等方式,确保国王所内定的候选人当选和政府的动议顺利通过。因此,有人认为他是整个都铎时代“最积极主动的议会选举操纵人”,是“该国第一个议会政治家”。他控制议会的方式为16、17世纪的国务秘书沿用。下院地位的提高主要表现在上院立法能力的削弱和下院立法能力的增强。克伦威尔借助宗教改革的有利形势,敦促“宗教改革议会”开创了政府议案必须首先提交下院审议的先例,致使上院保持了多年的立法优势地位一去不返,从此政府议案大多由下院创议。到了玛丽时期,由上院创议的议案已经降至议案总数的1/4。及至伊丽莎白在位晚期,上院提案已不到议会提案总数的1/5[1](P172—175)。在立法问题上,下院成为国王的合作者,给予国王以巨大支持,使许多法案得以顺利通过,同时,下院从国王那获得许多权力。下院作为国家机构的组成部分得到承认。当然,国王的权力不是绝对的,克伦威尔并不是让亨利八世成为一个独裁者,而是要使国王在议会中享有最高权力。由于克伦威尔解散修道院,修道院长从上院消失,因而僧侣贵族保守势力被削弱;同时慑于王权的强大,“世俗贵族在议会活动中变得相当温顺随和,绝大多数情况下总能主动配合政府”。相反,乡绅和新兴资产阶级的经济实力大为增强,政治地位日益提高,他们成为城市或地方的代表,进入下院,逐渐成为下院的核心。这些都有利于下院地位的加强。之后,下院取代上院成为议会的主体,国王在议会中行使最高权力,英国议会正向着现代化的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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