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尔·卡斯特罗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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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人如何评价格瓦拉
答切·格瓦拉，出生于阿根廷的马克思主义革命者和古巴游击队领导人。他参与了卡斯特罗领导的古巴革命，推翻了亲美的巴蒂斯塔独裁政权。在古巴新政府担任了一些要职之后，格瓦拉于1965年离开古巴，在其它国家继续发动共产革命。在玻利维亚，他在一次由美国中央情报局策划的军事行动中被捕，并于1967年10月9日被玻利维亚军队杀害。死后，他成为了第三世界共产革命运动中的英雄和西方左翼运动的象征。有大量文艺作品以他的名字命名。
格瓦拉死后，随着他的尸体的照片的传播，格瓦拉的事迹也开始广泛为人所知。全球范围内发生了抗议将其杀害的示威，同时出现了许多颂扬他，和记录他生平以及死亡的文学作品。即便是一些对格瓦拉共产主义理想嗤之以鼻的自由人士也对其自我牺牲精神表达了由衷的钦佩。他之所以被广大西方年青人与其他革命者区别对待，原因就在于他为了全世界的革命事业而毅然放弃舒适的家境。当他在古巴大权在握时，他又为了自己的理想放弃了高官厚禄，重返革命战场，并战斗直至牺牲。
特别是在60年代晚期，在中东和西方的年轻人中，他成为一个公众偶想化的革命的象征和左翼政治理想的代名词。一幅由著名摄影师阿尔贝托·科尔达在1960年为切·格瓦拉拍摄的生动的肖像照片迅速成为20世纪最知名的图片之一。而这幅格瓦拉的人像，也被简化并复制成为许多商品（比如T恤衫、海报和棒球帽）上的图案。格瓦拉的声望甚至延伸到了舞台上，在蒂姆·莱斯和安德鲁·洛伊·韦伯的音乐剧《贝隆夫人》中他成为了旁白者。该音乐剧讲述了格瓦拉由于胡安·贝隆的受贿和专制，而对贝隆夫人和她的丈夫感到失望。这个旁白者的角色是虚构的，因为格瓦拉与贝隆夫人并不是同一时代的人物，而且他一生中唯一一次与埃娃·贝隆有关的事情是他在孩提时代曾经给贝隆夫人写过信，信中向贝隆夫人索取一辆吉普车。
格瓦拉的遗体，同其他六个一同在玻利维亚战斗的同志的遗体一道，于1997年被安置于一个叫埃内斯托·格瓦拉司令广场（Plaza Comandante Ernesto Guevara）特别的陵墓之中。该陵墓位于古巴圣克拉拉，2004年，大约205,832人参观了格瓦拉的陵墓，其中127,597人是外国人，包括来自美国、阿根廷、加拿大、英国、德国、意大利等国的游客。该处陈列了格瓦拉写给卡斯特罗的道别信（信中，格瓦拉宣称他将切断与古巴的一切联系，投身于世界其他角落的革命运动）的原稿。
法国哲学家让-保罗·萨特称许格瓦拉是“我们时代最完美的人”，格瓦拉的支持者认为，格瓦拉被证明是继拉美独立运动的领导者西蒙·玻利瓦尔之后，拉丁美洲最伟大的思想家和革命家。
格瓦拉无疑是拉丁美洲桀骜不驯、浪漫骑士化的游击战传统的最后一位伟大继承人，在他前面则是卡兰萨、潘乔·比利亚和帕萨塔。当这个共产主义的堂吉诃德端起长矛时，曼德拉还是个默默无闻的南非律师，南美洲诸多国家仍然是个分裂的前殖民地国家，整个拉丁美洲被形形色色的军人独裁政府占据。在他死后，拉美的革命游击战争再没有能达到他期望的效果和高度。里吉斯·德布雷在《革命的革命》中强调，缺乏长期系统化的农村动员和结构严密的干部队伍，精英化、具备高度献身精神的起义者只是丛林中的一撮暴乱分子。1964年，阿根廷军政府消灭了马蒂赛游击队；60年代末委内瑞拉民族解放阵线因新总统雷奥尼的政治宽容改革而分崩离析，在哥伦比亚，“黑色骑士”费尔明·查理和“神枪手”马鲁兰达创立的“民族革命武装”也因既没有系统的土地分配纲领，也不愿意动员印第安原住民，始终未能摆脱殖民时代的盗匪形象。1968年，秘鲁游击运动领导人约瑟夫·汉森在第四国际大会上承认，拉丁美洲的游击革命主义正经受着前所未有的危机，它孤军作战，在国内无法发动农民，无法和教会、知识分子、工人达成任何一致，在国际上从未得到过莫斯科或哈瓦那的支持。
切格瓦拉的故事
答切·格瓦拉出生于阿根廷罗萨里奥，是一个西班牙和爱尔兰裔家庭的长子。他出生证明上的日 童年格瓦拉期是1928年6月14日，但一些资料认为他实际上出生于1928年5月14日。他的出生证明被故意修改，以掩饰他母亲在结婚时已怀孕的事实。格瓦拉的父亲埃内斯托·格瓦拉·林奇的家族已在阿根廷生活了12代，是一个声誉卓著的家族。他的祖先帕特里克·林奇1715年出生于爱尔兰，后经西班牙转辗来到阿根廷，在18世纪末，他已成为了巴拉那河地区的总督。而他母亲塞莉亚·德·拉·塞尔纳·略萨的家族也已在阿根廷生活了7代，同样也是贵族家庭，祖先约瑟·德·拉·塞尔纳曾是西班牙最后一任驻秘鲁总督。格瓦拉的父母于1927年结婚。
格瓦拉父亲在传记《我的儿子，切》中写到：
“5月（注：1930年）的一个早晨，寒风呼啸，我的妻子带着我们的小埃内斯托去游泳。中午时分，我去俱乐部找他们，准备和他们一起去吃午饭，这时我发现，孩子穿着一身湿漉漉的游泳衣，已经冻得直打哆嗦。塞莉亚却还一个劲地在游泳。她不是个有经验的母亲，根本没有意识到现在已是冬天，天气变化对这样一个脆弱的孩子来说，该有多危险。”从此格瓦拉便患上了严重的哮喘。受这个有着一定左翼思想的上层家庭（尤其是作为阿根廷共产党员的姨父母）的影响，格瓦拉从小便对政治十分热衷。虽然患有哮喘，但格瓦拉十分热爱体育运动。1948年，他进入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学习医学，并于1953年3月顺利完成了学业。
漫游美洲
青年格瓦拉，摄于1951年当他还是一个学生的时候，格瓦拉时常利用假期在拉丁美洲周游。1950年1、2月暑假时，他游历了阿根廷北部的12个省，走过了约4000多公里的路程。1951年，他在自己的好友药剂师阿尔贝托·格拉纳多（Alberto Granado）的建议下，决定休学1年环游整个南美洲。他们的交通工具是一辆1939年产的Norton摩托车。他们于1951年12月29日出发，决定的线路为：沿着安第斯山脉穿越整个南美洲，经阿根廷、智利、秘鲁、哥伦比亚，到达委内瑞拉。在路途的中间他们的摩托车坏掉了。格瓦拉还在秘鲁的一个麻风病人村作了几个月的义工。
在这次旅行中，格瓦拉开始真正了解拉丁美洲的贫穷与苦难，他的国际主义思想也在这次旅行中渐渐定型，他开始认为拉美各个独立的国家其实是一个拥有共同的文化和经济利益的整体，倘若革命则需要国际合作。离家8个月后，1952年9月，格瓦拉乘飞机回到了阿根廷，全家人都去机场迎接他。在他此时的一篇日记中他写到：
“写下这些日记的人，在重新踏上阿根廷的土地时，就已经死去。我，已经不再是我。”
格瓦拉在这次旅行中所写的日记后来被成册出版，依此好莱坞于2004年拍摄了电影《摩托日记》。
旅行结束后，格瓦拉开始拼命复习，在1953年6月1日，他正式毕业于医学院。他本可成为一位受人尊敬的医生，可是，这次旅行彻底改变了格瓦拉。
命运转变
由于庇隆政府当时在阿根廷的的独裁统治，担心儿子被征用做军医的母亲让格瓦拉逃离阿根廷。1953年7月7日，格瓦拉开始了他的第二次拉美之旅。在玻利维亚经历了一次革命之后，格瓦拉从厄瓜多尔前往危地马拉。途经哥斯达黎加时，这个当时拉美唯一的民主国家深深打动了格瓦拉。
1953年12月24日，格瓦拉到达了危地马拉。当时危地马拉正处于年轻的左翼总统阿本斯（Arbenz）的领导下，进行着一系列改革，尤其是土地改革，矛头直指美国联合果品公司。
在危地马拉，格瓦拉结识了许多由于反抗独裁统治者而被迫流亡的革命者，其中有秘鲁女革命者伊尔达·加德亚（后来在墨西哥，她成为了格瓦拉第一任妻子）。格瓦拉与这些革命者一起投入保卫阿本斯政权的斗争，积极为阿本斯民主政府服务。在这一时期，格瓦拉得到了他知名的绰号“切”（Che），“Che”是一个西班牙语的感叹词，在阿根廷和南美的一些地区被广泛使用，是人打招呼和表示惊讶的常用语，类似于汉语中的“喂”、“喔”等。
1954年2月12日，在给姑妈贝阿特丽斯的信中，格瓦拉第一次坦率地承认他与危地马拉的共产党人有联系，他在信中写道：“我的地位，无论如何也不是一个爱好文艺的空想家。置身于这个环境中，在危地马拉劳动党这一批人中间，我有意地站在赞成危地马拉政府的立场。于是，我就跟有这种倾向的知识分子有联系。还在几个工会里当医生。”
1954年3月28日，美国中央情报局在洪都拉斯成立了一支由危地马拉军官阿马斯领导的雇佣军，准备颠覆阿本斯政权。1954年6月，武装到牙齿的阿马斯的雇佣军（共有800人，其中200人是危地马拉人）入侵危地马拉。6月27日，阿本斯总统被迫辞职。阿本斯政权被颠覆后，阿马斯成为危地马拉总统，开始对左翼人士进行残酷地镇压，几个月之内约9000人被捕或被杀害，格瓦拉也上了美国中央情报局的黑名单。
在危地马拉的革命经历使格瓦拉认识到：要用医道去造福人类，必须首先发动一场革命，推翻反动独裁统治。从此，格瓦拉坚定了自己的共产主义信仰，认为共产主义是解决目前拉美种种困难的唯一途径。
随后，他前往墨西哥避难，并在此结识了劳尔·卡斯特罗和菲德尔·卡斯特罗。
参加革命
1955年，格瓦拉同卡斯特罗兄弟在墨西哥城相遇，当时卡斯特罗兄弟正在为重返古巴进行武装斗争并推翻巴蒂斯塔独裁政权作准备。格瓦拉迅速加入了卡斯特罗组织的名为“七·二六运动”（以一次失败的革命：蒙卡达事件的日期命名）的军事组织。1956年11月25日，“七二六运动”的82名战士挤在“格拉玛号”（Granma）小游艇上，从墨西哥韦拉克鲁斯州（Veracruz）的图斯潘（Tuxpan）出发，驶向古巴。
1956年12月2日，比计划推迟了两天，他们在古巴南部的奥连特省的一片沼泽地登陆，遭到巴蒂斯塔的军队的袭击，只有12人在这次袭击中幸存。格瓦拉，作为军队的医生，在一次战斗中，当面前一个是药箱，另一个是子弹箱时，他扛起了子弹箱。从这一刻开始，格瓦拉彻底从医生转变为了一名战士。
格瓦拉在古巴，摄于1958年11月剩余的游击队战士，在马埃斯特腊山中安顿下来，并使革命队伍逐渐壮大，得到了一些农民及工人的支持。在战斗中，格瓦拉的超人的勇气及毅力、出色的战斗技巧和对敌人的冷酷无情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支持，包括卡斯特罗的赏识。他很快成为了卡斯特罗最得力和信赖的助手。到1958年初游击队员约有280人，在经历了一系列战斗之后，到12月27日，革命军拥有了8000平方公里土地和50万人民。1959年1月2日，革命军成功占领古巴首都哈瓦那，巴蒂斯塔出逃。这段经历，被格瓦拉写入了自己1963年出版的《古巴革命战争的回忆》（Pasajes de la Guerra Revolucionaria）中。
为官从政
战争结束后，古巴新政府成立，格瓦拉被授予“古巴公民”的身份。1959年5月22日，格瓦拉同自己的第一任秘鲁裔妻子伊尔达·加德亚（Hilda Gadea）离婚，他们唯一的女儿由格瓦拉抚养。6月，格瓦拉同参与了古巴革命且与自己志同道合的阿莱达·马奇（Aleida March）结婚，之后他们共育有4个子女。 为官从政格瓦拉
首先，格瓦拉被任命为卡瓦尼亚堡军事监狱的检察长，负责清除巴蒂斯塔时代的战犯（主要是政客和警察），一些资料认为格瓦拉处死了156人，但一般认为，人数可能高达600。1959年10月，并不懂经济学的格瓦拉被任命为国家银行行长，开始对古巴经济体制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将企业收归国有，并实行了土地改革。1961年，格瓦拉又被任命为工业部长。格瓦拉帮助卡斯特罗在古巴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在古巴遭到美国经济封锁后，格瓦拉与苏联签定了贸易协定。在这段时间内，他也因为其对美国的强硬态度而逐渐闻名于西方。在古巴导弹危机中，他是1962年赴莫斯科谈判的古巴代表团的成员之一，并最终签署了苏联在古巴部署核武器的计划。格瓦拉认为，安置苏联的导弹将捍卫古巴独立，使古巴免于遭受美国的侵略。
1964年12月，格瓦拉代表古巴出席联合国第19次大会，之后相继访问了阿尔及利亚、刚果(金)等8个非洲国家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当1965年3月14日回到古巴后，他与卡斯特罗在诸如对苏关系、援助第三世界革命等问题 格瓦拉参加义务劳动上的分歧日趋严重。不久他辞去了自己的职务，4月1日他乘飞机离开了古巴，前往刚果（金）。
在古巴担任高官期间，格瓦拉抵制官僚主义，生活节俭，并且拒绝给自己增加薪水。他从没上过夜总会，没有看过电影，也没去过海滩。一次在苏联一位官员家里做客时，当那位官员拿出极昂贵的瓷器餐具来招待格瓦拉时，格瓦拉对主人说：“真是讽刺，我这个土包子怎么配使用这么高级的餐具？”同时格瓦拉周末还积极参加义务劳动，比如在甘蔗地或工厂里劳动。
出走刚果
1965年4月23日，格瓦拉从坦桑尼亚穿越坦噶尼喀湖，前往刚果。一些资料指出，在之前他同卡斯特罗的一次秘密会谈中，格瓦拉说服了卡斯特罗支持这次行动。在最初他得到了当时刚果游击队领导人洛朗-德西雷·卡比拉（Laurent-Désiré Kabila）的协助，但不久格瓦拉拒绝了他的帮助，认为其是完全无意义的，并写到：“没有什么能让我相信他是一个现在的人”。
格瓦拉向刚果起义军队传授游击战术，他的计划是利用刚果坦噶尼喀湖西岸的解放区作为基地，训练刚果及周边国家的革命武装。此时格瓦拉已经37岁，而且并没有受过正规军事训练的经验（他的哮喘使他免于在阿根廷服兵役），他的战斗经验大都来自古巴革命。
与刚果政府军一道的美国中情局人员，此时正全程监控格瓦拉部队的对外通信，以便于在格瓦拉的游击队来袭前能先发制人、截断其补给线。格瓦拉在此役所期许的是能够向当地的辛巴人灌输古巴共产主义革命思想及游击战术，将他们训练成一批骁勇善战的游击队。事后格瓦拉在他的《刚果日记》里回忆，当地人组织起来的乌合之众愚笨、漫无纪律、内部纷争不休是导致这次起义失败的主要原因。同年，在非洲丛林吃足了7个月的苦头之 格瓦拉在刚果，摄于1965年后，病弱的格瓦拉沮丧地与他剩存的古巴战友离开刚果（有6个伙伴没能活着离开）。格瓦拉一度考虑将受伤士兵送回古巴，自己留在刚果丛林里战到最后一刻，用生命为革命竖立典范。不过，在几次徘徊后，格瓦拉经不住同志们的苦苦哀求，同他们一起离开了刚果。离开刚果的格瓦拉并没有因此回到他熟悉的古巴。在卡斯特罗公布的格瓦拉道别信里，格瓦拉宣称他将切断与古巴的一切联系，投身于世界其他角落的革命运动。为此，格瓦拉深觉在道义上他不应回古巴。接下来的六个月里，格瓦拉极其低调地游走于坦桑尼亚首都达累斯萨拉姆、布拉格以及东德。这段时期，格瓦拉除了记载他在刚果的经过外，还开始起草两本书，准备对经济学及哲学加以论述。在卡斯特罗获悉格瓦拉的下落后，极力要求他的老同志回到古巴。格瓦拉则明确地声明，除非是为了在拉丁美洲国家进行革命活动，因地利之便，他会在绝对机密的情况下回到古巴进行筹备工作外，他将不再踏上这片土地。
转战国外
1966年至1967年间 ，格瓦拉开始在玻利维亚带领游击队员进行革命活动。 当地的玻利维亚共产主义者把密林地区移交给格瓦拉用作训练区域。格瓦拉及其古巴伙伴亦编改了一些游击队的活动方式。玻利维亚总统勒内·巴里恩托斯得知他的存在后，扬言要杀死格瓦拉。他下令玻利维亚军队四处搜寻格瓦拉和他的追随者。希望挑起革命的格瓦拉对玻利维亚的错误判断令他后来惨败。他准备只是应付玻利维亚军政府及其一支训练和装备皆极差的军队，却没有在意玻利维亚身后的美国。 格瓦拉在玻利维亚，摄于1967年当美国政府得知他的革命活动地点后，很快便派出了CIA人员进入玻利维亚援助反革命。因为美国的援助，玻利维亚军队由美国陆军特种部队顾问训练，当中更包括了一支以应付密林战而组织的别动队。而格瓦拉在游击活动中却得不到地方分离分子及玻利维亚共产党的预期协助。这时，用来与古巴联络的两台短波发射机损坏令他无法寄发消息到哈瓦那，游击队员用来给从哈瓦那发出的短波解码的录音机亦在渡河中亦丢失了，这令格瓦拉的游击队完全地被孤立。由于美国对玻利维亚政府的军事援助和缺乏盟友，令格瓦拉的形势显得十分不妙。
另外，CIA帮助反对卡斯特罗政权的古巴流亡分子设立了审讯室拷打那些被认为协助格瓦拉的玻利维亚人。为搜寻格瓦拉的支持者，几乎有300,000人因而受到政治迫害。
壮烈牺牲
1967年10月在玻利维亚拉伊格拉，格瓦拉游击队中的一个逃兵向玻利维亚特种部队透露了格瓦拉游击队的营地。1967年10月8日，当格瓦拉在拉伊格拉附近带领巡逻，特种部队包围了营地并且捉住了他。他在他的腿受伤后投降。关于他被擒时的情景分别有几个版本，有说法在冲突期间，有几个士兵想接近他，他便喊道：“不要射击！我是切·格瓦拉，我活着对您来说比死更有价值”。另一说法是他被捕获时身份仍然不为人所知。他在捕获之时佩带著一只刚收到的礼物劳力士手表。巴里恩托斯总统知道他被擒后，马上下令处死他。格瓦拉被囚在一个破落的校舍一夜后，第二天下午他便在他的手被绑在板上的情况下被一个抽签抽到了短秸秆的玻利维亚陆军中士枪毙了。一些人认为那个中士是向格瓦拉的面和喉头开枪。被广泛认同的是，他开枪射格瓦拉的双腿以令他的面孔完整以便证明身份，并假装是作战的创伤以隐瞒他被枪毙。处死他的是政府军的一位中士（这个中士后来2007年在古巴通过医疗福利系统治疗了白内障）。他喝了一点酒壮胆后进入房间，坐在椅子上的格瓦拉站了起来。中士命令他坐下，格瓦拉却说：“我知道你要在这里杀死我。开枪吧，胆小鬼，你要杀死的，是一个男子汉！”中士有些生气，直接举起枪打向格瓦拉的胸膛。另一个版本是在行刑前刽子手颤抖着不敢开枪，格瓦拉平静地对他说：“开枪吧，胆小鬼，你只是要杀死一个人而已。”他的尸体被直升机送到了一个地方医院并展示给媒体。关于他的遗体的照片成为了一个传奇，当地修女认为他的样子很像耶稣。在一名军医切断了他的双手之后，玻利维亚的陆军将校将格瓦拉的尸首转运去一个秘密地方，并拒绝透露他的遗骸是否已被埋没或火化。
格瓦拉之死玻利维亚搜捕格瓦拉的中央情报局特工头子费利克斯·罗德里格斯在听说格瓦拉被捕的消息后，将消息经由南美各国的CIA驻地，然后才传回至CIA 在弗吉尼亚州兰利市的总部。将他的死讯公之天下这做法，最主要的目的便是令游击队放弃幻想。在处决后，罗德里格斯还取了格瓦拉的劳力士手表和几样私人物品，在往后的日子里经常骄傲地展示在记者面前。
格瓦拉在1967年10月9日下午1:10被处死在拉伊格拉的一间校舍。
玻利维亚当局在1967年10月11日正式宣布了格瓦拉在1967年10月9 日被杀。1967年10月15日卡斯特罗宣告古巴全国哀悼三天。切·格瓦拉之死被认为大力鼓舞了当时的社会主义革命运动，影响遍及拉丁美洲和其他第三世界国家。
编辑本段迟到的葬礼寻找遗骸
格瓦拉牺牲时，他带领的游击队几乎全军覆没，只有极个别人幸存。
格瓦拉的尸体究竟被埋在哪里，事隔多年，已没人能说得清。20世纪90年代，包括玻利维亚在内的南美洲国家相继完成了政治民主进程，使寻找格瓦拉和他战友的遗骨出现转机。
玻军方提供的线索称，格瓦拉和另外6名游击队员遇难后不久，就被埋在距格兰德峡谷5公里的一个叫卡尼亚达·德尔·阿罗约的地方，此地现为一个废弃的飞机场。当时参加掩埋的几个证人回忆说，因为是在夜间掩埋的，周围黑乎乎的，根本就记不住掩埋的地点，只记得他们被埋在同一个墓穴里。
1995年11月底，在玻利维亚政府的支持下，玻利维亚、阿根廷和古巴联合组成专家小组，着手调查和寻找掩埋格瓦拉的地方。1995年12月底至1996年3月中旬，小组在上述废弃飞机场某个地方发掘出4具尸体，其中一具被确认为玻利维亚籍游击队员。1996年6月，小组又发掘出一具古巴籍游击队员的遗骨。小组为取得重要突破而十分振奋，决定扩大战果，尽量找到更多游击队员的遗骨——特别是格瓦拉的遗骨。专家小组查阅了大量历史资料，采取高科技手段，使发掘范围缩小到最小。古巴先后派出10余名顶级专家，协助发掘工作。在玻利维亚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发掘被锁定在1万平方米的范围内。
1997年6月28日上午9时，发现第一具遗骨；29日中午，发掘人员在一块绿色尼龙布的导引下发现了第二具；30日又发现一具。7月1日上午第四具，下午第五、第六具相继被发现。这天下午17时，正当发掘人员准备收工的时候，有人突然触碰到一块棉织物碎片，旁边是一具长长的骨架，颜色明显比其他被发掘的尸骨灰暗。这会不会就是大家期待已久的格瓦拉？ 格瓦拉遗骸7具遗骨被送往圣克鲁斯一家日本人开的医院，3名阿根廷人类学家、3名古巴法医和1名古巴考古学家对7具遗骨逐一进行甄别和鉴定。
7月3日，《格拉玛报》昭告天下：根据对有关史料的研究，包括格瓦拉在内的7名游击队员系于1967年10月10日～11日被埋在同一墓穴内。稍后几天的报道说，经专家鉴定和甄别，“7具遗骨中之一已基本肯定为格瓦拉”。其他6具分别是4名古巴人、1名玻利维亚人和1名秘鲁人，特别要说明的是，此名秘鲁人为华裔，名叫Juan Chan（胡安·陈或胡安·张），他在革命队伍中的绰号就是“中国人”（El Chino）。
1997年7月12日，古巴政府派专机接回格瓦拉及另外4名古巴籍游击队员的遗骨，另外1名玻利维亚人和1名秘鲁人的遗骨，也在稍晚时候应牺牲者家属要求交给了古巴。
1997年，格瓦拉的无手身体骸骨在Vallegrande被掘出，由DNA辨认吻合，并运返古巴。在1997年10月17日，他的遗体以顶级军事荣誉安葬在圣克拉拉一个被修造的陵墓，以纪念他在三十九年前赢取了圣克拉拉战役——古巴革命的决战。
英雄葬礼
格瓦拉等人的遗骨被运回古巴后，暂时停放在哈瓦那的何塞·马蒂纪念馆内。1997年10月9日（即格瓦拉遇难30周年），古巴国务委员会发出通知，确定当月11日至17日为国丧日，并确定将格瓦拉的遗骨以国葬的规格安葬在他生前战斗过的圣克拉拉。
格瓦拉铜像古巴政府为格瓦拉举行了最为隆重的悼念活动和安葬仪式。1997年10月10日古共五大闭幕后，悼念活动相继展开。14日，格瓦拉遗骨移送圣克拉拉。当天，哈瓦那通往圣克拉拉的公路实行管制，任何闲杂车辆不得通行。圣克拉拉数十万群众涌向灵车经过的路旁，灵车经过之处撒满鲜花，场面十分感人。17日上午9时，安葬仪式开始。格瓦拉的遗骨被安放在格瓦拉广场中，同时被安葬的还有6名游击队员的遗骨。卡斯特罗在葬礼上发表讲话，颂扬格瓦拉对古巴革命的杰出贡献，称赞他是革命者和共产党人的楷模。
葬礼结束时，卡斯特罗亲自点燃了格瓦拉灵前的长明灯。
在哈瓦那，探访海明威的瞭望山庄
答刘晓骞
【 编者按】 海明威曾经这样评价古巴：“我热爱这个国家，感觉像在家里一样。 一个使人感觉像家一样的地方，除了出生的故乡，就是命运归宿的地方。”
从1939年开始，海明威在古巴哈瓦那生活了22年，而那段时期也是他文学成就最为瞩目的时期。著名的《老人与海》就诞生在那里，其主要人物也是以海明威的古巴朋友为原型。1962年， 海明威去世，他生前居住的瞭望山庄也被改造成了海明威博物馆，每年吸引大批书迷前来打卡。
经出版社授权，本文摘录书中《以海明威为名》一章的若干段落，讲述作者在古巴探访海明威故居瞭望山庄的经历，重现一代文学巨匠在古巴的生活轨迹。
现在回想，我第一次去古巴时产生的诸多想法随着认识的深入都或多或少地发生了变化，唯有一件事除外:如果在岛上只能拜访一个景点，我会选择美国作家海明威的故居。
也许在当地人看来，这有一丝亵渎的意味，但我并不这么认为。正相反，它其实是恭维。因为只有真正美丽的国度和城市，人们才会自然而然地萌发出这种善意的较量。如同我们通常会在美人的五官中寻找最雅致的一处，而不会拿相同的问题去为难另一类人。
从哈瓦那市区开车到瞭望山庄大概需要半个小时，不过这取决于司机的身份。如果是略微涉足 旅游 业的当地人，他会沿着古巴中央公路一直向南，海明威故居在城市的东南郊。长居哈瓦那的外国人也不会迷路，这是亲友访古必去的地址。最需要担心的是想要挣点外快的素人的哥。有一回我仗着自己去过几次瞭望山庄，就在街角的加油站拦了一辆私家车，那是一辆锈红色的老款雪佛兰，司机很年轻，宽敞的仿皮座椅虽然陈旧，但见不到日常上下客留下的刮痕和汗渍。
我俩都各藏私心，谈好的车费比平时便宜一半，而他也能趁闲攒几张外汇券。毕竟在古巴，最廉价的是时间，而且他可能不是车主。
然而半个小时后，车窗外的风景让我迷糊了。我们开进了一个小渔村，风是咸腥的，车轮缓缓碾过夹杂着贝壳碎片的沙道。我把双臂撑在前排的椅背上，上半身往前探，仿佛驾驶座的视角比后座更加准确一般。
“不是这个地方，房子不在海边。”我说。
的确，厅堂和卧室的窗户都看不见大海，除非是爬上庄园里一座白色的方形塔楼，从顶层的房间里向外望，才能在棕榈树冠犹如烟花般的轮廓里瞥见闪动着白色光点的海面。在那个面积不大的房间里，放置着一台立式望远镜和一把铺着蓝色软垫的木质靠椅。海明威会在那里写作。
司机其实并不清楚地址，只知道房子的主人是一个写过《老人与海》的大作家，所以就径直往渔港的方向开。
我们和沿路经过的村民打探方向，但认识海明威的古巴人比我想象中的少。当标注着“瞭望山庄”指示牌最终出现在视野中，已经又过去了半小时。我有些过意不去，于是多给了油钱。全部加在一起，和正常打车的价格也了。
海明威故居——瞭望山庄
我读海明威的小说，但一直很难产生共鸣，反倒是对他的生平有一种近似朝圣的着迷。20岁的我，暑假在马德里学习西班牙语，课程一结束我就搭火车去巴黎旅行。海明威和第一任妻子曾经租住的公寓离我落脚的青年旅馆只相隔几条街，楼的外墙上挂着一块纪念牌。
“这就是我们年轻时的巴黎，那么贫穷，却那么快乐。”每一位慕名而来的访客都会默念刻在牌子上的这行字。
它出自《流动的盛宴》，这本关于巴黎的随笔其实是海明威在古巴写出的。以巴黎为题材的非虚构作品多如繁星，而其中最负盛名的一本却是作者在离开此地将近40年后才开始动笔的，这对于讲究时效的出版界来说是很难想象的，却也让我这种在写作上患有拖延顽疾的作者得到不少安慰。
我常想，在气候条件截然相反的环境中回述过去是否会让记忆出现偏差。《流动的盛宴》就是一个值得推敲的案例，在我模糊的印象中，海明威笔下的巴黎似乎过于寒冷了，段落与段落之间此起彼伏的酒局除了满足作家的酒瘾外，应该也有驱寒暖身的功能。可当我来到瞭望山庄，就一下子都明白了。
作者从窗户外向内张望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图
在这里，一切都和巴黎是反着的。加勒比海近似热带雨林气候，宽叶绿植失控般的茂盛是任何一个温带地方的夏季都无法与之攀比的。施展咒语的还有宅子本身，它被隔成八个面积不等的空间:挂着巨幅斗牛士油画的是起居室，《午后之死》初版的封面就是这张图，印满花卉的布沙发是房子里唯一偏女性化的摆设;通向后院的一个铺着赭色方砖的走廊被用来做餐厅;书房有大小两间，名气越高的作家往往会选择面积更小的书桌，当海明威身形渐宽后，他干脆就把打字机挪到了卧室的一个半身高的书柜上，站在一只鹿头的标本下写作。
在拜访瞭望山庄至少五次后，我依然不记得门的存在。这可能是因为空间与空间之间没有边界感，无论是向内，还是向外，它都是通透的。视线可以从房屋一隅的玻璃窗穿进，掠过书架上的英文小说和旧杂志，掠过边桌上的酒瓶，酒的存量依然保持在屋主离开的那一天，犹如在地震废墟中停摆的时钟，最后从另一边的窗户穿出。如果置身室内向四周看，一扇接着一扇的硕大木窗让宅子有一种露天庭院的气氛，似乎为了满足外人的窥视欲而设计。这种通透完全不同于格局费解又幽暗的欧洲公寓。
海明威的书桌和书架。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图
然而瞭望山庄的丰盛又和建筑没有太大关系。只要仔细观察，你就会发现宅子有一种手工折纸般的简朴。它充满直角，唯一的曲线出现在餐厅和卧室的拱门上，虽然增添了一丝宗教场所的神圣感，但在同一时期的建筑中并非神来之笔。真正点石成金的都是海明威附加的，无论是他在非洲狩猎所得的动物头颅标本，还是私藏的画作和纪念品。瞭望山庄既像一颗真空的时间胶囊，又像一只熟睡中的动物，能感觉到其浅浅的气息。似乎因为这样，再喧哗的游客到了这里都不敢大声喧哗，生怕它被吵醒后就一溜烟儿跑掉了。
浴室门背后的白墙上用黑色的铅笔写着一串串小字，仿佛行进中的蚁群，也像清晨时分歪歪斜斜的早操队伍。普通访客是不允许进入宅子的，所以大多数走马观花的人很难发现这个浴室角落的秘密。即使注意到，也看不清字的内容。如果凭空猜测的话，我多半会以为是每篇稿件的字数。然而来之前我已经在一本画册上见过这面墙的特写:“蚂蚁”其实是海明威的体重。更准确地说，它包括具体的日期和当天的体重。体重秤摆在墙角。我发现海明威一开始会在夏天到来之前记录体重，那也是他体重的顶峰时期，好几次都超过240磅。当体重成功降至200磅左右时，他开始像上瘾一样每天记录，甚至延续进了夏天。这时候离海明威吞枪自尽只隔一年，过于密集的控制欲也许是崩溃的前兆。
墙上的动物头颅标本。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图
瞭望山庄总是给我一种矛盾感。以同为爱书人的心情去揣度海明威，他是想要在此久居的，有9000多册的藏书为证。事实上，海明威在这栋宅子里生活了22年，这也是他唯一一处在美国境外购置的房产。与此同时，瞭望山庄又散发着一丝随时会被遗弃的气氛。它像是一座夏宫，即使在这里诞生了《丧钟为谁而鸣》和《老人与海》，但从本质上看，它和海明威在旅途中伏案写作的场所没有太大区别。
也许瞭望山庄就是作家的一个旅行箱。借用奈保尔的比喻，海明威把20世纪四五十年代的瞭望山庄塑造成一个拼命想出门的人。
海明威也的确是这么对待它的。1960年7月，当他在浴室的墙上记下24号的体重后，就在第二天离开古巴，没有再回来。
宅子建在一个山坡上，沿着林间小径往下走，会路过一个天蓝色底面的游泳池。我从来没见过它注满水的样子。池边零星摆放着几把漆成白色的雕花铁椅，倒像是沉入水底的船锚一样重。再往前是猫的墓地。四座扇形的小墓碑，犹如猫的小耳朵。庄园的尽头是海明威的钓鱼船。船底是鲜红色的，让人联想起小说里鲨鱼的猩红大口。黑色的船身，船舱是接近原木的棕色。甲板被刷成绿色，远看仿佛铺着绵软的地毯。
整艘船被一块块形似墓碑的水泥墩架起，顶棚和绕船半周的步道应该是瞭望山庄变成海明威博物馆之后才搭建的，这样访客能更清楚地看见船的每一个细节。例如印在船尾的船名“皮拉尔号”，它是海明威第二任妻子宝琳的小名，后来海明威又在描写西班牙内战的小说《丧钟为谁而鸣》中用了这个名字。船名的下方印着“基韦斯特”，这个美国最南端的城市并不是船的产地，船是海明威从布鲁克林购买的，但他常常在基韦斯特驾驶着它出海。
酷爱出海捕鱼的海明威 视觉中国 图
来这里的人总会不自觉地揣测“皮拉尔号”是否和《老人与海》有关，全然忘了后者只是一部中篇小说，即使取材于真实故事，虚构的成分总是更大一些。
然而在一个被海洋围剿的岛国，船的意象往往能得到更丰富的诠释。它既是远征，也可以是超越，有时还象征着革命。
古巴革命就是从一艘船上开始的。1956年，流亡墨西哥的卡斯特罗驾驶着一艘名为“格拉玛号”的游艇，和另外81个游击队员从墨西哥远征古巴。劳尔和切·格瓦拉也在船上。这是卡斯特罗攻打蒙卡达兵营失败后的又一次尝试。渡海的部分比预期中的顺利，因为巴蒂斯塔政府获得错误的情报，误以为船顶是蓝色的，绿色船顶的“格拉玛号”得以侥幸靠岸。登陆后的第三天，他们遭到政府军的剿杀，仅存的20多人藏进了一片蔗田里，后来在马埃斯特腊山建立了根据地。
船的形象帮助我把卡斯特罗和海明威联系在一起。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和大多数人一样误以为他们交往甚密。这种错觉既源于哈瓦那纪念品店里随处可见的黑白合照，也因为卡斯特罗热衷于和文豪们打交道的作风，从聂鲁达到加西亚·马尔克斯。
故居墙上海明威的肖像 ，经典的白胡子造型。 视觉中国 图
然而根据公开记录，两人只打过一次照面。这次相遇发生在1960年5月的“海明威杯”钓鱼比赛上。海明威是颁奖嘉宾，而卡斯特罗的出现则有不同的说法。一种是他在钓鱼比赛中获得冠军，另二种是他意外现身颁奖现场。
我自然更倾向于前者，因为在古巴，意外之事是不存在的。无论是革命前，还是革命胜利后。
“我只是一个新手。”黑胡子的卡斯特罗接过奖杯。
“你是一个幸运的新手。”白胡子的海明威回答道。《生活》杂志在报道中记录了这个对话。日常言谈中随机迸发出的隐喻是再伟大的作家都无法预知的。作为古巴 历史 中最有名的一位美国人，海明威对于古巴革
命的真实态度一直是史学家热衷的研究命题。如果单纯从他和卡斯特罗见面的次数上看，英语系的海明威显然没有其他拉 美文 豪那么热情洋溢。可是回过头来，这种判断又是不公正的，年轻的海明威在前线记录了西班牙内战，与此相比，其他作家的无畏更多是形而上学地停留在稿纸上。更何况当时的海明威正在被每况愈下的抑郁症拖入海底，一个濒临溺水的人根本无心感受岸边一棵开花的树。
收集一张海明威和卡斯特罗的合照是我多年的心愿。在离武器广场不远的一家专售仿古照片的店铺里，我仔细比对每一个版本，即使它们的区别是细微的。
最终的赢家是一张两人的半身合照:戴着墨镜的海明威凑在卡斯特罗耳边说话，卡斯特罗低头不作声。它是一个被切割了前因和后果的独立瞬间，很难从中窥见真相，但那一寸遐想的空间吸引了我。
像所有传奇故事一样，后世的读者只保留自己喜欢的那一部分。
校对：张艳
格瓦拉丨男人是怎样炼成的
答切·格瓦拉，本名埃内斯托·格瓦拉。切(Che)是他的绰号，一个因他而改变含义的词。他的头像遍及全世界，他的粉丝不计其数，但却很少有人真的了解他。
另类的孩子
建筑系才高八斗的高富帅与立志当修女的白富美一见钟情，冲破家族阻挠成婚。随即这对可歌可泣的新人就躲到偏远的种植园生子——为掩饰未婚先孕的真相，儿子明明是1928年5月14日出生，生日却谎报为6月14日。这个孩子就是日后大名鼎鼎的格瓦拉。
快2岁的时候，时值南美冬季，母亲整个上午都在尽情游泳，忽视了浑身湿漉、瑟瑟发抖的小格瓦拉，导致其患上折磨他一生的哮喘病。
由于身体原因，格瓦拉一半的小学课程是由母亲在家教授的;中学时严重偏科，或者说，大部分科目都一塌糊涂;因祖母病世，大学由工程学改读医学，看的最多的却是哲学书，包括马克思(令当今无数逃马哲公开课的同学汗颜)。
冲动的大学生
博士尚未读完，格瓦拉和同学来了一次环拉美自助游，骑坏了一台炫酷的摩托车，写满了一本日记。没错，就是后来改成电影的《摩托日记》。与那些成名之后再杜撰“曾经传奇”的做法不同，他当时就在日记中宣布“写下这些日记的人，在重新踏上阿根廷土地时，就已经死去。我，已经不再是我。”为啥这么说因为那个年代，革命运动就像如今的选秀节目一样时髦，而他满肚子马哲，一路上又目睹了无数的社会阴暗现实，所以决心解放劳苦大众呗。
热血青年
连博士学历证都不屑去领，大帅哥向着理想出发，二次环游拉美——摩托车坏了，只好一路蹭车。路上，他先后结识了三个重要人物。
伊尔达，大格瓦拉三岁、其貌不扬的印第安与华人混血的秘鲁革命女青年。他说她“不好看，却拥有金子般的心”，要娶她;她说他“太漂亮了，一定不聪明”，不乐意。(建议大家都记到本儿上，以后就按这个套路夸人。准没错!)最后，她们在墨西哥结婚了，他变得更革命了，她不再革命了，生了个女儿，但还是离婚了——就赖另外两个“臭男人”。
100多个革命分子要推翻古巴政府，被镇压。只有6个人逃出来，包括尼科。他给格瓦拉取了个外号，叫“切”(Che)。切，在阿根廷，就是“嘿”、“哥们儿”这类打招呼的叹词，结果被格瓦拉独占了。
领导尼科等人撒欢儿的Boss，后来也出狱，流亡到墨西哥，结识了格瓦拉。这位就是菲德尔·卡斯特罗。(此处有掌声)俩人通宵聊了10个小时，就一起重新拉起一个武装组织。并被CIA盯上，也一起蹲过墨西哥的局子。警局档案照片拍得都这么帅……
游击战大师
靠行贿出狱后，“卡格组合”与80名战友一同搭乘荷载25人的破船格拉玛号(Granma，不是Grandma)粗发，打算把加勒比闹个底儿朝天……结果，一上岸就被秒杀70个。本来因哮喘病只能负责给大家加血的军医格瓦拉，扔了医药箱，扛起弹药箱，转职为物理杀伤战士。两年后，他把总统打跑了，成为逆袭古巴的第一战神。But……卡斯特罗因为他是阿根廷人，让他在离哈瓦那一步之遥的地方stop，然后派另一个古巴人带队到首都耀武扬威。格瓦拉一点儿都不生气……吧。
古巴的大脑，司令、检察长、工业部长、国家银行总裁……
古巴解放后，30岁出头的格瓦拉获得了“古巴公民”身份，先是担任要塞司令、检察长等职务，后来……
一次会议中，卡斯特罗问：“谁是经济学家(Economista)”
格瓦拉踊跃举手。
老卡立即任命他为国家银行总裁，全体鼓掌支持。
散会后，老卡悄悄地问：“切，你什么时候成了经济学家”
“你明明说的是共产主义者(Communista)!”
不过，事实证明，这位开会溜号儿的人，至少算是那张会议桌前最适合管理国家经济的人，而且成为全古巴最狂热的“劳动楷模”。
1960年，格瓦拉成为美国《时代》杂志的封面人物。杂志这样评论：“古巴的心脏是菲德尔·卡斯特罗，拳头是劳尔·卡斯特罗，而大脑恰恰就是格瓦拉。”(赞!)
冷战先锋
卡斯特罗在格瓦拉的帮助下，成功地赶走了“阴谋将古巴变成其糖罐”的美帝——哼，美国老板让古巴哥们儿只种甘蔗，结果蔗糖一降价，全古巴人民都买不起三环以内的房子了。偶像派美国总统肯尼迪上台几十天，就开始找古巴的茬儿。(具体百度“猪湾”;或点顶端题目下的AKCLUB或搜akclub_1,关注后等着看AK接下来发布的图文也行)然后，苏联把核武器运到古巴，说是帮古巴吓唬人，结果赫鲁晓夫还没有美国帅哥粗野，最后又软了。再然后，卡斯特罗就嫌弃苏联。再再然后，赫鲁晓夫说：“错了，请古巴兄弟表生气。俺用苏联人民的血汗钱以全世界最高的价格收购古巴蔗糖好伐”再再再然后，卡斯特罗说：“忒好咧!我让古巴人民全都种甘蔗！”
这时，期间一直作为古巴代表在三角关系中发挥重要作用的格瓦拉咳嗽一声，问老卡：“那咱不是又成了苏联的糖罐吗”
卡斯特罗说：“你看，有灰机~”
联合国焦点
1964年底，格瓦拉出现在联合国大会上，穿一身橄榄绿军装，向无数西装革履的领导人激昂宣讲裁军、减核、反霸权，成为全世界的焦点。最万恶的资本家洛克菲勒，专门举办酒会宴请格瓦拉。格瓦拉怕吓到小伙伴儿们，专门换上一身精心熨烫过的麻质衣服(就是AK的古巴棉麻系列那种吧)。无数的美国名流翘首盼来了传说中的“切”，却又集体娇羞——都怕说错话，被这位“犀利哥”无情地抨击……汗，气场太强也不好!
红色耶稣
1965年，不到37岁的格瓦拉与卡斯特罗秘密讨论了40个小时。不久，古巴官方对外宣布格瓦拉告别了古巴，放弃一切与古巴有关的身份和权利，甚至包括第二任妻子和五个孩子。(其中一个女儿，目前与AK的男模Frank是古巴国营水族馆的同事。关注AKCLUB后，回复F，了解Frank)
在生命中最后的两年多时间里，格瓦拉乔装化名，秘密往来于古巴和刚果、玻利维亚等地，主要活动就是从古巴搞一些武器和战士，支援更多的穷哥们儿翻身做主人，可惜穷哥们儿反而出卖了他。CIA指使玻利维亚动用全国兵力，最终在叛徒的指引下，于1967年10月8日围捕到格瓦拉，并于次日草草将其处决。
西方评论家称，格瓦拉的遗容堪比耶稣受难。
时尚符号、文化象征
革命时代中最革命的人，叛逆潮流里最叛逆的人，注定成为一时的焦点；但一个毫不完美的人，却为何被誉为“完美的人”，被无数的人几十年来始终崇拜，被《时代》杂志评为二十世纪百大影响力人物无数人试图解答，却无人能够解答。
要让AK说，只是因为这哥们儿太男人——用他自己的话说，“面对现实，忠于理想”!
格瓦拉女儿的同事Frank身着AK的格瓦拉T恤，走在古巴的街头。↓↓↓
具体分析，棒球界有哪些强得可怕的？
答1、乔伊·沃托。
乔伊·沃托是近代非常特殊的打者，他的与众不同在于精准的选球。根据2018年的数据，他的好球带挥棒率，坏球带挥棒率为全联盟最高。乔伊·沃托曾经说过，就算是满垒，他仍会履行他的打击策略—仔细选球，不积极出棒。在当今打者猛挥大棒求全垒打的时代，乔伊·沃托显得独树一帜。也因为严格的本垒板纪律，乔伊·沃托有7季的上垒率是联盟最高，生涯上垒率高达0.424。乔伊·沃托还有一项特殊的纪录，生涯6900多个打席，只击出7个内野飞球，相同打席的联盟平均为127个。
2、贾斯丁·韦兰德。
首个完整赛季便成为老虎队的王牌投手，拥有最快100mph的速球及优秀的变化球。贾斯丁·韦兰德也非常耐投，07-14连续8个赛季投球超过200局。13~15年成绩较为下滑，16年以后又回到以往的高水准。17年季中转战太空人，该年也以优秀的表现帮助太空人夺下世界冠军。虽然只获得过一座赛扬奖（2011），却有三年（2012、2016、2018）在赛扬奖票选中排名第二，实在是运气不好。贾斯丁·韦兰德的妻子为美国名模凯特·阿普顿。
3、阿罗鲁迪斯·查普曼。
阿罗鲁迪斯·查普曼来自古巴，很早就展现了他的棒球天分，不到20岁就加入古巴联赛，并入选古巴国家队。2008年阿罗鲁迪斯·查普曼第一次叛逃失败，获得劳尔·卡斯特罗特赦，只受到禁赛当年古巴联赛球季及北京奥运的处分。2009年古巴国家队于鹿特丹参加荷兰港口杯，阿罗鲁迪斯·查普曼再次叛逃，成功获得安道尔居留权并前往美国。2010年初阿罗鲁迪斯·查普曼与红人签约，并于该年登上大联盟。
阿罗鲁迪斯·查普曼的拿手武器是均速破百英里的速球，还有个响亮的外号—"古巴飞弹"，他的速球最快可达105.1mph（169.1km/h），目前仍是大联盟纪录。速球搭配犀利的滑球造就了他的高三振率。2016年阿罗鲁迪斯·查普曼成为美国公民，并在年底与洋基签下5年8600万美元的合约，创下后援投手合约总额的最高纪录。
卡斯特罗长子自杀身亡他和父亲关系怎样？
答据古巴官方媒体报道，2日，古巴革命领袖菲德尔·卡斯特罗的长子菲德尔·卡斯特罗·迪亚兹·巴拉特自杀身亡，终年68岁。
迪亚兹·巴拉特出生于1949年9月1日，是菲德尔·卡斯特罗与第一任妻子米尔塔所生，据称最像父亲。
1955年，卡斯特罗与米尔塔结束了长达7年的婚姻。离婚后，米尔塔获得儿子的监护权，而卡斯特罗将其视为自己的一次失败，发誓要夺回儿子。
在随母亲离开古巴前，巴拉特拜访了卡斯特罗，却被父亲“绑架”走后强行留在了身边。
事实上，在将米尔塔从家族中除名后，卡斯特罗不关心巴拉特的任何事，而在新妻子的孩子们出生以后，父子俩更加形同陌路。
1959年，卡斯特罗领导的古巴革命战争取得胜利，巴拉特虽然一直跟随父亲，但鲜少有机会回到母亲身边。
巴拉特算是一个学霸，他曾以“何塞·劳尔·费尔南德斯”的化名在苏联念书，并取得了核物理博士学位和科学博士学位。
读书期间，古巴政府指派了其驻莫斯科大使馆的一名官员照料他，而克格勃官员则负责他的安全。
此间，他与苏联著名的库尔恰托夫原子能研究所建立了密切的联系，为日后的“大展拳脚”奠定了基础。
归国后，巴拉特被委以重任。他从1980年开始领导古巴原子能委员会，率先在加勒比海最大的岛屿上发展核电站，直到古巴与前苏联的贸易和援助关系破裂。
尽管巴拉特与父亲关系疏远，但他却尽一切力量模仿父亲。他留起了大胡子，开起了阿尔法罗密欧的汽车，被人们成为“小菲尔德”。
然而，随着核电站财务状况日益恶化，他在旅游和休假方面的个人开销与日俱增，巴拉特还没接近权力中心就陨落了。
1992年，他因为管理不善被父亲指责为“无能”，并遭到解职。而另一个人则替他进了监狱，他则因为“长子”的身份幸免于难。
不过，巴拉特并自此几乎从公众的视野中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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