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甲骨文集团、甲骨文教育怎么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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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甲骨文教育怎么样？
• 2、贺州学院在哪里
• 3、“王刘联系发现说”有什么依据吗?

甲骨文教育怎么样？

最佳答案《甲骨文字典》是记载甲骨文的字典。作者清末刘鹗，字铁云，所著的《铁云藏龟》是甲骨文的第一部字典。书的自序中，刘鹗记述了发现龟骨兽骨文字以及王懿荣收古甲骨的过程，记述了文字从《铁云藏龟》甲骨文到籀再到隶书的发展过程。

第一部甲骨文字典

1903年抱残守缺斋石印出版。 1903年，刘鹗从所藏的五千余片甲骨中精选1058片，编成《铁云藏龟》共六册。原书有罗振玉和吴昌绶的序以及刘鹗的自序。

详细介绍

第一个提出甲骨文是“殷人刀笔文字”的定义，这对于甲骨文的认识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该书将甲骨文由只供少数学者观赏摩挲的“古董”变成了广大学者研究的资料，对甲骨学具有不可磨灭的开创之功。

甲骨文成书

1915年曾在刘家当过家塾先生的绍兴上虞的罗振玉，又从刘氏赠送他的未曾著录过的甲骨中精选了数十板，影印出版，定名为《铁云藏龟之余》。1931年上海蝉隐庐重印吴、刘两序本，后附《铁云藏龟之余》。每片旁附鲍鼎的释文。此书的许多拓片被用白粉描过，字迹失真，且多错描，误释的也多。1939年上海的孔德图书馆获得了会稽吴振平旧藏的一批甲骨龟片，经沈尹默、金祖同、李旦丘考证为刘鹗旧物，虽有一部分为《铁云藏龟》著录，但大多数未经著录。于是选其中93板，略加按语，并释文于后，遂成《铁云藏龟拾零》。1925年刘鹗的同乡叶玉森，在刘鹗身后得其遗藏甲骨1300余板，从中精选了240板，墨拓石印，并附考释文字出版《铁云藏龟拾遗》。 1959年台湾艺文印书馆严一萍在拓本旁又附以摹本，对《铁云藏龟》重新整理、断代分类，1975年出版《铁云藏龟新编》收录甲骨1043片。

其他工具书

罗振玉1914年编《殷虚书契考释》和1916年编《殷虚书契待问编》，王襄1920年《簠室殷契类纂》（天津博物院），商承祚1923年《殷虚文字类编》（决定不移轩自刻本）、1927年出了删校本、 1971年中国台北艺文印书馆翻印本，日本高田忠周1925年《古籀篇》（古籀篇刊行会），孙海波1934年《甲骨文编》（哈佛燕京学社），曾毅公1939年《甲骨地名通检》（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金祥恒1959年《续甲骨文编》（中国台北艺文印书馆），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辑1965年《甲骨文编》、孙海波改订本（中华书局）、1979年香港中华书局版，李孝定1965年《甲骨文字集释》（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日本岛邦男1967年《殷墟卜辞综类》（汲古书院）1971出增订本），日本永田英正1968年《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藏甲骨文字索引》（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日本赤井清美1974年《书体字典》（东京堂）和1976年《书体小字典》（东京堂），日本小林博1977年《古代汉字彚编》（木耳社），高明1980年《古文字类编》（中华书局），徐中舒1981年主编《汉语古文字字形表》（四川人民出版社）和1989年《甲骨文字典》（四川辞书出版社），日本小林石寿1985年《展大甲骨文字精华》（木耳社），1987年《拓影展大甲骨文字字典》（木耳社）和1988年《五体篆书字典》（木耳社），加拿大许进雄1981～1988年《皇家安大略博物馆所藏甲骨文字索引》（一～九卷《中国文字》新四～十二期连载），日本高嶋谦一1985年《殷虚文字丙编通检》（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孟世凯1987年《甲骨学小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赵诚1988年《甲骨文简明词典·卜辞分类读本》（中华书局），日本师春妙石1988年《古典文字字典》（东方书店），姚孝遂1988年主编《殷墟甲骨刻辞摹释总集》（中华书局）和1989年《殷墟甲骨刻辞类纂》（中华书局），

广西平果感桑遗址出土

饶宗颐1989～1999年《甲骨文通检》（已出先公先王先妣贞人、地名、天文气象、职官人物、田猎与祭祀等五册，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日本松丸道雄与高嶋谦一1993年合编《甲骨文字字释综览》（东京大学出版会），刘兴隆1993年《新编甲骨文字典》（中国国际文化出版公司），日本水上静夫1995年《甲骨金文字典》（雄山阁）、于省吾1996年主编《甲骨文诂林》（中华书局）等!

拼音索引

编辑

第一部汉语拼音索引的甲骨文字典

王本兴所著《甲骨文字典》由北京工艺美术出版社出版。

第一部汉语拼音索引的甲骨文字典

自此甲骨文与现代汉语字有了真正意义上的接轨。成为甲骨文工具书的里程碑。

甲骨文是最早的成熟的汉字系统，是世界四大古文字中唯一与活文字有传承关系古文字。众多甲骨文学者历尽毕生精力，已辩识出甲骨文近两千个，辩识很难，经辩识后再认知则很容易。每一个小学生利用汉语拼音的索引，就可以轻而易举地认识这些甲骨文字。从而对自己一生的文字修养都有好处。汉字的基础要从甲骨文打起，而这本《甲骨文字典》则是打好汉字基础的有力工具。

要研究古代中国文化渊源，是一个庞大繁杂的工程。包括对中华文化有着重要的影响的广西平果感桑遗址 [1]  最近出土的石刻文、骨刻文字，还有东巴文、水书等都是重要资料。相信此书必将更加完善更加客观地展现给读者们。

该书在2011年第二十届美术图书评比中获得“金牛杯”金奖。

贺州学院在哪里

最佳答案一、贺州学院在哪里

贺州学院地址在广西省贺州市西环路18号，该校是教育部与中兴通讯ICT产教融合创新基地项目首批合作院校之一，教育部“新工科”研究和实践项目承担高校，中国应用技术大学（学院）联盟成员。

二、贺州学院介绍

贺州学院（Hezhou University）是一所有着75年办学历史的公办全日制普通本科高校。校址位于桂、湘、粤三省（区）交界的区域性交通枢纽，中国首个长寿市、世界长寿市—贺州市。

学校创建于1943年，2006年经教育部批准建立贺州学院。学校坚持“质量立校、人才强校、特色兴校、文化铸校”的办学理念，以“自强、自立、求知、求真”为校训，推转型、促发展。学校是教育部与中兴通讯ICT产教融合创新基地项目首批合作院校之一，教育部“新工科”研究和实践项目承担高校，中国应用技术大学（学院）联盟成员，广西硕士学位授予单位立项建设单位，广西整体转型发展试点高校。学校进入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发布的《中国高校创新人才培养暨学科竞赛评估》全国本科高校300强、第三方机构软科发布的2018“中国最好 大学排名 ”600强。

学校现有东、西两个校区，占地面积1400亩，另有占地230多亩的黄姚校区正在规划建设中，教学科研仪器设备总值1.8亿元，馆藏纸质图书140万册。学校以工学、理学、管理学为主，积极发展教育学、文学、经济学、艺术学、法学和农学等学科。现有本科专业44个、专科（高职）专业14个，全日制在校生16600多人。在职教职工1000多人，专任教师700多人，具有博士学位教师105人，正高级职称教师64人，博士生、硕士生导师48人；教育部高等学校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1人，广西特聘专家1人、广西高等学校卓越学者1人、广西教学名师1人；外聘中国工程院院士1人，“*”3人。

学校坚持开放合作，深化产教城融合、校政企合作，协同育人平台在应用型人才培养中的作用充分凸显。与凤凰卫视集团·凤凰教育合作共建全国首家“凤凰数字媒体学院”和“凤凰东盟传媒学院”；与中兴通讯公司合作共建“中兴通讯信息学院”，与新道科技有限公司合作共建“新道经济管理学院”和“新道创新创业学院”，与广东宝贤集团合作共建“餐饮管理学院”，与广西海文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合作共建“甲骨文（广西）OAEC人才产业基地贺州学院中心”；与广西贺州生态产业园共建“生态产业科技学院”；与广西贺州市正丰现代农业股份有限公司共建“正丰生态农业学院”；与贺州市委宣传部共建马克思主义学院、新闻学院；与贺州市所辖5个县（区）人民政府分别合作共建“村镇学院”。

学校坚持将创新创业教育融入人才培养全过程，人才培养质量稳步提升。学校众创空间为国家备案众创空间。学校进入高校团学创业教育工作指数华南区30强。学校拥有食品科学与工程、土木工程、通信工程、广播电视编导、旅游管理等5个广西本科高校特色专业。学校获自治区级教学成果奖特等奖1项（合作）、一等奖3项、二等奖3项、三等奖14项。学生获得包括中国“互联网+”创新创业大赛1银5铜、“挑战杯”中国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一等奖、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一等奖在内的国家级奖项200多项。

学校坚持立足地方，积极推进协同创新、科教融合，学科建设水平和科研服务能力明显提升。与 大连工业大学 、 中国矿业大学 （北京）、江南大学等高校建立合作关系；与中国科学院过程工程研究所、中国科学院电子学研究所、广西农业科学院等研究机构建立科研合作关系。与广西科学院共建科技创新学院。食品科学与工程为广西一流学科（培育），农产品加工及贮藏工程、课程与教学论为广西重点学科；拥有广西碳酸钙资源综合利用重点实验室、广西果蔬保鲜和深加工研究院士工作站、广西果蔬保鲜和深加工研究人才小高地、广西马蹄加工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广西绿色包装防伪印刷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广西水生蔬菜保鲜与加工工程研究中心等省级平台；拥有广西高水平创新团队“供港澳蔬菜质量安全控制研究创新团队”；“重钙高填充聚合物基复合材料关键技术攻关与产业化示范”项目获得广西科技创新重大专项立项；形成了桂东特色资源开发与利用、南岭民族走廊族群文化、贺州方言等特色研究领域，其中《桂东北地区方言地图集》获得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立项。获广西科技进步奖二等奖1项、三等奖1项，自然科学奖三等奖1项，广西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6项；获授权国家专利180多项，承担省部级及科研项目180多项。

学校坚持文化传承与创新，围绕地方民族文化资源积极开展工作，特色明显，成效显著。建有极具地方特色的贺州民族文化博物馆，该馆已列入国家博物馆名录，成为广西高校唯一一家经国家备案的综合性国有博物馆；语言博物馆为全国首家高校语言博物馆、首家专业的实体语言博物馆；建有国家级非遗名录瑶族服饰传习馆、瑶族服饰贺州工作站、国家旅游商品研发中心（贺州）联合研发基地。舞蹈“我从瑶山来”获全国第三届大学生艺术展演活动一等奖和优秀创作奖，“瑶蓝之旅”获全国第五届大学生艺术展演活动实践工作坊类一等奖，“红五月科技文化艺术节”获广西高校校园文化建设优秀成果奖。《贺州学院学报》获全国地方高校优秀学报、全国高校优秀社科期刊。

学校广泛开展国际交流与合作，与英国、泰国、韩国、越南、印度尼西亚、日本、马来西亚等国20多所大学建立校际联系或合作关系，已招收28批外国留学生, 选送27批在校生出国学习。

学校校园环境优美，绿草如茵，为国家AAA级旅游景区。先后被授予“全国绿化模范单位”“国家节约型公共机构示范单位”“全国高校节能管理先进院校”“国家级语言文字规范化示范学校”，自治区级“绿色先进集体”“绿色大学”“文明单位”“文明卫生学校”“安全文明校园”“和谐学校”“就业创业工作突出单位”等荣誉称号。

“王刘联系发现说”有什么依据吗?

最佳答案《广西师范大学学报》（第54卷第6期/2018年11月，“珍稀文献研究/非纸质文献专题”栏目），以首篇位置发表了名为《“王刘联合发现说”和甲骨文发现研究新论》的学术论文（2019年3月再被人大《复印报刊资料-历史学》转载）。作者任光宇以美籍独立研究人身份，经过三年多的潜心研究写作，用长达3万字的考辩论证，向甲骨文发现及早期研究学术史中的诸多重要疑案，发起了新一波学术冲击。

在《新论》论文的第一、二章里，作者首先运用所拟“现代学术发现三大必要条件”的快刀，来斩断和清除甲骨文发现之争的百年乱麻；随后有力推出“王懿荣-刘鹗联合发现甲骨文说”，以合理弥补、科学修正“中国甲骨文发现人自身并没留下一字证据”的学术缺憾，使人类文明重要源头之一的中国甲骨文的学术发现史，不再有懈可击。

第一步作为例行程序，论文总结梳理了学术界关于甲骨文发现的研究现状：“甲骨文发现至今已近120年，海内外学术界基本认同1899年为学术意义上的甲骨文发现年。然而论及具体发现过程和发现人，至今仍无法达成共识，只能将两种、或更多说法如数列出。”较为权威性的结论，先后由学术权威董作宾、胡厚宣、李学勤、王宇信、范毓周等教授作出，内容基本一脉相承：最早对甲骨文作出购藏和鉴定的是王懿荣，同时开始接触并搜求的还有天津的孟定生和王襄。较具代表性的宗述，是朱彦民教授在近年（2008）《近代学术史上的一大公案-关于甲骨文发现研究诸说的概括与评议》一文中的总结：“甲骨文发现这样一个极为初始又极为重要的课题，并没有完全研究清楚和彻底解决，而是长期存在着不同的甚至是激烈的争论意见。……对于甲骨文的最早发现者，这是最为分歧的一个方面，迄今有：王懿荣、王襄、孟定生、刘鹗、端方、罗振玉、胡石查、陈介祺、潘祖荫、古董商、小屯村民等十多种不同的说法。现在学术界一般倾向于前三者即王懿荣、王襄、孟定生是甲骨文发现的最早人物。”

第二步，《新论》作者直截了当，明确指出：“根据本文前述的‘正确鉴定诠释’是现代考古学术发现的必要条件之一，则‘古代/村民/估人发现说’之类的主张不必再提再议。”并援引有“中国现代考古学之父”之称的李济对此作过的有力说明：同期殷墟考古（1928-1937）已发现隋墓曾频频打破商文化层，带字甲骨碎片早已被发现并掺入回填土中，但当然不能说隋代人发现了甲骨文。

第三步，针对学术界争议很大的“王襄、孟定生同时发现说”，作者认为“因其缺失现代考古发现必需的及时、公开、确凿、或可查证的原始书证记录”，从而导致此说无法成立。具体理由实际上已为许多学者所指出，可归结为四：

1. 其最早、公开可查的文字书证，仅来自于王襄自己在1933、1935年的两篇题跋，不能作为在该文发表30多年前的、有利于自己的原始确证。

2.王襄自说的唯一可以做证的当事人——范姓古董商的说法，有罗振常1911年最早实地调查记录，还有加拿大牧师明义士1914年的实地调查记录，均指出范估当年多次谈及最初的买甲人，都明白只提到王懿荣一人，没提王-孟。

3. 逻辑常识推断也明显不利于“王-孟发现说”。王襄在1899年只是一位不到23岁的科举备考生，其学识明显不足以鉴定和诠释甲骨文；孟虽比王大9岁，但终其身只是一位书画家。王襄自己也承认不讳：“其文多残阙，字尤简古，不易属读。尔时究不知为何物。予方肆力于贴括业（应科举试-笔者注），遂亦置之，不复校理”，后来他致力研究、出书时，已是 “罗王之学”成果早已公开发表了十来年之后1920年后的事情；且其初期研究，也曾向罗振玉、叶玉森讨教、交流（据胡厚宣文）。

4. 既然王、孟当时即无学名、又财力“寒素”（王自述），按常识古董商不会优先向他们出售甲骨。王襄两次回忆当时范氏很高的要价“字偿一金”、“字酬一金”，明显是经过王懿荣判断认购后的提高要价。故王-孟即使在早年购藏了少量甲骨，也应在王懿荣之后。

最关键的是，他们既没能及时地留下原始文字（直接证据）、也没有足够学术能力（逻辑推断），在初见甲骨文时作出正确鉴定诠释。故当年的王-孟二人，与范姓估人并无明显差别，更没有本质的不同，不足以成为此一科学发现的发现人。

第四步，作者论证了仅有“王懿荣”、“刘鹗”二位发现人可议之后，指出“刘鹗发现说”完全无需牵扯那篇内容道听途说、1931年才见报的汐翁“龟甲文”；只凭刘鹗遗留的1902年相关原始日记（11月5日“晚间刷龟文，释得数字，甚喜”等）、1903年公开出版的1058片有字甲骨原拓和自序的《铁云藏龟》（内容即有“为殷人之确据也”的鉴定、还有四十余字的释读）、及1904年登载于《时报》的广告（详述见后），再加1902年日本内藤湖南登门访问初见甲骨的回忆文字、1904年孙诒让《契文举例》中的援引《藏龟》研究文字等作为有力旁证辅证，即可构成一联串确凿、完整的证据链，充分满足前述现代学术发现的三项全部条件。

第五步，指出“王懿荣发现说”之“重大缺陷依旧，这就是迄今仍没能发现王氏任何确凿文字、或其它任何原始直接证据，证明王公在1900年前后发现甲骨并做出过正确的鉴定诠释”。其率先购藏甲骨之说的辅证，仅来自刘罗的早期著述判断、和王氏后人的后期著作；况且现存的几项间接证据，最多也只支持王懿荣最早收藏甲骨文、具备鉴定甲骨文的能力，但都不是原始直接证据。故合情合理、几全其美之法，是把王懿荣的“收藏发现人”与刘铁云的“鉴定传播发现人”合二为一，把二人一起定为“甲骨文联合发现人（Co-discoverer）”，将甲骨文学术发现确定为“王懿荣-刘鹗联合发现说”。

至此，《新论》作者总结道：“如此裁决，应是既有足够现代学术规范支撑、又符合中国特殊历史国情的万全之策。它至少可有四大好处：一在国际科学规范上更加严谨完备，华夏文化源头甲骨文之百年公案可得到稳妥的、至少是阶段性的解决；二可使甲骨文发现时间不致推迟，仍然维持1899年不变；三是王懿荣的历史贡献不被埋没；四则肯定褒扬了中国学术转型期学人间相惜-相继-相成的佳话。

“其实，此‘王刘联合发现说’之说，正与前‘中研院’院长、中国近代第一个人类学博士李济在其生前最后一本专著《安阳》中，对王懿荣和刘鹗二人的评价论断不谋而合、异曲同工：‘如果王懿荣是中国古文字学新学派的查理﹒达尔文，刘铁云就像托马斯﹒赫胥黎一样与他并列，这已是被一致公认的事实。’遗憾的是这个评价已被学术界遗忘久矣。……衷心期待在一百多年的争论之后，我们无需再向世界同行费力解释，人类文明重要源头之一甲骨文的发现人自身并没留下一字证据。”

《新论》此说的提出，使“甲骨文之父”王懿荣在史实和学术上的明显缺憾，被百年后论证的“合伙人”刘铁云的证据链圆满补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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