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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骨文起源于什么朝代?甲骨文的由来和演变
优质回答甲骨文起源于商朝,是我国古代书法文体之一。最初是为了将内容镌刻在龟甲或兽骨上面进行占卜,后来上面的问题就成了甲骨文。甲骨文是一种非常成熟的文字,为我国研究文字起源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甲骨文起源于商朝
甲骨文起源于商朝,是我国古代书法文体之一。商朝的甲骨文最初是是镌刻在龟甲或兽骨上面,主要的作用是为了将记录占卜的内容。到后来,龟甲或兽骨上面的文字就逐渐形成了甲骨文。
甲骨文也叫做甲骨卜辞,是一种非常成熟的文字。商代甲骨文最早是在清光绪二十五年被王懿荣发现,到目前为止刻有甲骨文的甲骨或兽骨已经出土了15万片,之后在陕西有出土了7万多片西周早期甲骨,为我国研究文字起源提供了宝贵资料。
甲骨文的外形多以长方形为主,具备了一定对称美或一字多行的的变化美。并且在结字是具有了方圆结合、开合揖让的结构形式,有的字还具有一定象形图画的痕迹,以及文字发展最初阶段的生动和稚拙。
西周甲骨文记录了哪些内容?周原甲骨的用处介绍
优质回答1977年,在陕西省岐山县凤雏村的一座西周遗址中出土了很多周原甲骨,其中龟腹甲高达1万多片,牛肩胛骨300多片。实际上周原甲骨在周朝初期是被拿来当做占卜记事的工具,《周礼》中就有记载大卜卜师龟人、氏、占人,这些占卜师他们在执事时记录文书就会用这些甲骨。所以周原甲骨的发现,可以帮助我们更加了解周朝的文化,下面就为大家讲讲西周甲骨文研究价值,一起来了解下吧。
甲骨文是中国古代商王朝晚期(约公元前14—前11世纪)和西周时期(约公元前1l世纪一前771年)使用的占卜文字,是迄今所发现的中国最古老的系统文字。甲骨文的深刻意义在于透过表面的占卜形式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状况和人们的思想意识。比如,我们首先必须了解甲骨文的由来,乃是古人占卜的记录,这样,就要通过其他资料,去了解古人利用龟甲兽骨进行占卜的种种情形,从而去读通甲骨文字的表面意思。下面我们不妨一起来看看吧。
根据古文献记载,周人和商人一样,很早就使用乌龟壳占卜吉凶了。还早在古公亶父迁居周原的时候,就曾郑重其事地用龟壳进行了一番卜问,所得兆象很吉利,周人就开始在这里定居下来,这就是我们在前一部分“周原宗庙和言殿遗址的发现”所引用的《诗经·大雅绵》篇所再现的史事。
西周灭掉殷商以后,使用甲骨文记录占卜全程的习俗也被西周人继承并沿用下来。但可能是受传说是周人自己的先王文王创制的八卦发展的影响,八卦占筮的流行导致了周人对甲骨占卜兴趣的转移,故西周时期的甲骨文应用也因此失却了殷人昔日的雄风。据《左传》僖公十五年说:“龟象也,筮数也。”“筮数也”是说占筮是一种依据数字变化来断定吉凶的方法。《世本·作篇》说:“巫咸作筮”,“巫咸”是商王太戊时的大臣,筮法在商代已经出现,这已为殷代考古发现所证实。
武王时,为了继续向东方发展,又将都城从文王所建的丰京迁到镐地。为了能使这一重大的行动得到上天的保佑,周武王也照例虔诚地用龟壳进行了一番占卜。诗经大雅·文王有声》里这样唱道:
武王占卜问苍穹,(考卜维王,)
东进可否迁镐京(宅是镐京。)
灵龟呈兆示吉利,(维龟正之,)
一座新城矗泮东。(武王成之。)
武王眼光远又明!(武王烝哉!)
此外,在武王伐纣出兵之前和周公营建洛邑的时候,都曾举行了占卜。因此,周人和商人一样,凡是有重大政治或军事行动,都免不了用乌龟壳进行一番占卜,或用蓍草进行一番问卦,以期得到老天爷的护佑。
殷人用乌龟壳和牛肩胛骨进行的占卜活动,给我们留下了大量的遗物。这就是自1899年以后,先后出土的15万片股墟甲骨文,真可谓是“其富五车”了!可奇怪的是,几十年来一片西周甲骨文也没有见到。人们不禁要问:是否商朝灭亡以后,“失国霾卜”,甲骨文就不复存在了呢虽然有的学者依据古书的记载,推测在陕西一带周人活动地区将会有周代甲骨文发现。但是信则信矣,疑则疑矣。推测毕竟是推测,学术界还是形成了一种凡谈甲骨文,则必是股商之物的传统看法。
直到1954年,山西省洪赵县坊堆村才第一次发现了一片周代有字甲骨。此后,在陕西沣镐遗址、北京昌平白浮、陕西周原风锥遗址和扶风齐家遗址,不断有西周甲骨出土。其中以岐山凤雏村宗庙基址西厢二号房内的两个窖穴出土为最多。窖穴H1和窖穴H1共出土甲骨1.7万片,有文字的290多片,是建国后出土数量最多、内容最丰富的一批,可以说是打开了两座“地下档案库”。几处共发现了西周有字甲骨300多片,共有文字1000多个。西周甲骨被发现以后,吸引了国内外的芸芸学子对它进行研究、探索,逐渐形成了甲骨学研究领域的一门新的分支学科—西周甲骨学。
西周甲骨在岀土情况、文字、卜法和卜后埋藏情况与殷墟甲骨文有一定的共同性,可以说是一脉相承的。但是,由于地方性和时代的推移,也形成了西周甲骨自己的特征。这就是在甲骨的政治方面,龟甲的首部经过掏挖,并保留下较为宽厚的边缘。卜用牛肩胛骨,先切去突出的骨臼和背面中脊部分,但不像殷墟甲骨那样切去臼角;在钻凿形态方面,卜甲为方凿,卜骨则为圆钻。而股墟甲骨凿是枣核形,钻在凿的旁边;在灼兆时,卜甲的灼痕较大,凿内烧炙的焦黑。牛胛骨的灼痕则较轻,骨正面的兆枝相对,与殷墟卜骨上兆枝或全向左,或全向右不同;在文字契刻方面,一般文字较小,有的小如粟米,需要用放大镜放大5倍才能把字看清楚。根据文字所记内容和字体的变化,西周甲骨可分为文王时期(与商代帝乙、帝辛同时),武王、成王、康王时期,昭王、穆王时期这三个大的阶段。西周有字甲骨主要可分为两大类,一种是与占卜有关的记事文字和卜辞,另一种是记占筮用的“筮数”也有人认为这种由数字组成的符号就是“八卦”。卜辞和数较少,多为记事文字。
西周甲骨文字较少,最多的一片也只有30多字。虽然它文辞简约,但它与金文、考古材料一起,互相补充,相得益彰,为史料不多的周代历史研究提供了弥足珍贵的第一手资料。首先,西周甲骨中有一部分是文王时代的,说明周人自文王时起,就已经进入了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时期。这本身就无可辩驳地证明周文王已是一个具有较高文明的周王国君主,而决不可能还是什么“秉鞭作牧”的“野蛮人”部落的首领;其次,西周甲骨再现了不少周初的重大史实,不少可以和古文献的记载相印证。可以说,西周甲骨是周初历史的“大事记”。文王即位以后,为报父仇曾于帝乙二年进攻过商王朝,但有关情况史籍记载很少。西周凤雏H1:84片,记载商王帝乙祭祀祖先太甲,卜问伐周方伯之事。风雏H1:a2也是商王帝乙卜问智伐周方伯之事。其他有关“称方人”(即举旗)、甲胄之事的记载,可能也与这次战事有关。周文王得姜尚,也是周朝建立前的大事。西周凤雏出土甲骨里有文王“渭渔”的记载,说明古书里所讲文王于渭滨得姜尚当非子虚乌有。文王受命以后,向周围各国用兵,这在西周甲骨里也得到了反映。
此外,西周甲骨中还出现不少官名,如太保、毕公、虫(崇)伯、周文伯等,对研究商末周初的官制很有意义。有的还记有一些方名,如“蜀”、“楚子来告”等,为研究商周关系及周与其他一些少数民族关系提供了珍贵资料。值得注意的是,西周甲骨记时与股墟甲骨的“干支记时”法不同,而是用“既魄”、“既吉”、“既死霸”等名目的“月相记时”法。所谓“月相记时”,是周人根据月亮的圆缺,把一个月分为四段时间。“初吉”大体相当每月的一日至七八日。“既生霸”相当于每月的八九日至十四五日。“既望”相当于每月的十五六日至二十二三日。“既死霸”相当于每月的二十三日以后至月底。这四段时间每段七八天,基本与现在的四个星期相当。此外,与商人称年为“祀”不同,周人称年为“年”。“月相记时”法不仅在西周甲骨中出现,而且在周代铜器铭文中广泛使用,说明商代与周代历法的不同。
从目前西周甲骨文的出土地点看,既有西周王朝的都城遗址,也有边远诸侯国遗址,尽管数量上有所不同,但可以肯定当时甲骨占卜非常普遍,故而也可以推测将来还会有西周甲骨文出土。另一方面,西周甲骨文几乎都是在现代科学考古发掘下出土的,层位清晰,还伴随出土了其他同时代器物,每次出土都有详尽、科学的考古发掘报告公布,专家学者也随之作了研究考证,留下一批专著文献传世,一下子进入了对西周甲骨全面、深入的研究阶段,比如,在对西周甲骨文的释读(它们比大部分殷墟甲骨文要细小)、殷人与周人关系等方面都取得了可喜的成果。
西周甲骨文的发现,是我国学术史上的一件大事。由于它在甲骨学和西周史研究中具有不可估量的学术价值,愈益引起了国内外考古学者和历史学者的注意。关于西周甲周的内容、价值及学术界对西周甲骨研究的进展,可参阅拙著《西周甲骨探论》一书。今后很可能还会有更多的西周甲骨出土,我们相信,通过国内外学者们的努力,西周甲骨学和西周史的研究将会出现一个新局面。
甲骨文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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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近日报载,在陕西省岐山县内又发现两片周代甲骨,其中所刻文字达55个,这还是过去未曾发现过的“龟腹甲骨”。甲骨文再次引起了国人的关注。这里选摘的内容,对甲骨文的相关背景作了较为通俗的介绍。
从殷墟到西周甲骨
对甲骨文的认识(即判明其为古人文字)始于光绪己亥(1899)年,鉴定者是金石学家王懿荣。他是从山东潍县(今潍坊)古董商人范维卿手中购得并率先开始肯定其价值的。安阳殷墟发现甲骨文,在中外学术界引起了重视。当时在中国,考古这门科学已开始受到西方现代技术和方法的影响。到1928年5月,当时全国的最高科研机构“中央研究院”成立,下设几个研究所,其中的历史语言研究所代所长是中山大学文学院教务长傅斯年。他上任后即以关注殷墟甲骨文为首要大事,这年8月12日,委派中山大学副教授、三十四岁的河南南阳人董作宾前往安阳进行调查。
董作宾此去的目的是查明甲骨埋藏、盗挖的情况,看是否值得进行系统、科学的发掘。他在实地调查后,发现殷墟遗址的发掘已到了刻不容缓的关头,“迟之一日,即有一日之损失”。傅斯年看了报告后,当即同意发掘小屯村殷墟遗址。经院长蔡元培支持,特批一千银元的充裕经费,购置器材,调配人员,于1928年10月7日开始发掘。这就拉开了殷墟甲骨科学发掘的序幕,也奏响了我国现代考古科学大进展的乐章。
殷墟发掘共进行了十五次,至1937年6月因抗日战争而被迫中断。出土有字甲骨二万四千九百十八片,另有大量其他器物。其中有几次由留美归来的人类学、社会学专家李济博士主持,另几次分别由郭宝钧、石璋如、董作宾主持。这些人才原本多不是考古专业科班出身,但凭着强烈的使命感,以相关学科的研究方法、个人的史学修养、国学根底,加上勤奋探索的精神,终于通过殷墟考古发掘这一重要实践,取得了考古学、古文字学、历史学等多方面的重大成就,也推动了这些学科的发展。1950年4月,中断十三年的殷墟发掘得以恢复。此后直至1991年10月,对殷墟进行了多次考古发掘,找到了大量甲骨,其中有字甲骨总数为六千二百四十三片。而尤以1973年在小屯南地的发掘,得到甲骨上万片为最多。专家由此推测,在殷中期以后,卜事机关大约由村北移至村南。这批甲骨文为殷墟文化的分期研究提供了新资料。
自河南安阳殷墟出土了甲骨之后,人们一直对此津津乐道,以至“殷墟卜辞”几乎成了“甲骨文”的同义词。随着研究的深入,有学者开始推测西周王朝也应该有甲骨文存在。1940年,何天行在上海出版的《学术》第一辑上发表《陕西曾发现甲骨之推测》,根据《诗经·大雅·文王之十·绵》的线索,推测殷民族与周民族早有往来,同样迷信占卜的周人早已学会龟甲兽骨占卜的方法以及契刻文字并保留存世的习惯。又根据《水经注》记载高陆县(属西安府)发现背部有八卦古字的龟,结合《诗经·大雅·文王有声》中“考卜维王,宅是镐京,维龟正之”的句子,推测在西安府曾有甲骨文发现,而这种甲骨文多半是属于周民族的。这一推测到了五十年代初期开始得到印证。
先是1951年在陕西县出土了一件有钻、灼及兆痕的兽胛骨,显然是一块卜骨。1952年,在河南洛阳东郊遗址又出土了一块有方凿的龟版。1954年,在山西洪赵县坊堆村周代遗址中发现了一块有字的卜骨,人们终于认识到殷墟之外确有甲骨文存在。上世纪七十年代以后,在周人的发祥地——周原地区以及西周王朝的周边诸侯地区都陆续发现了西周甲骨文。这些甲骨文,可以按占卜内容分为卜祭、卜告、卜年、卜出入、卜田猎、杂卜及专门的人名、地名、官名、月相等几类。其年代多数属于周文王、周武王、周成王时期,少量是周穆王时期。1991年在河北邢台南小汪西周遗址发现了一件刻辞卜骨残片,1996年北京房山县燕都遗址又出土甲骨数十片,其中有字的三片。这样到目前为止,西周甲骨文的发现地有九处,共计三百十二片,有一千零三十三字。其中既有西周王朝的都城遗址,也有边远诸侯国遗址,故而可以推测将来还会有西周甲骨文出土。由于西周甲骨文几乎都是在现代科学考古发掘下出土的,层位清晰,还伴随出土了其他同时代器物,专家学者一下子进入了对西周甲骨全面、深入的研究阶段,在对文字释读(它们比大部分殷墟甲骨文要细小)和对殷周关系等方面,也都取得了可喜的研究成果。
甲骨文与古代文字
汉字与古代埃及的圣书字、古代两河流域的楔形文字并称为古老的表意文字。汉字本身的发展,从字体看可以分为古文字阶段和隶楷阶段。古文字阶段起自商代(以甲骨文为代表),止于秦代,历时一千余年。从时间顺序上分,有商代文字、西周春秋文字、六国文字、秦系文字等;从文字载体上分,有甲骨文、金文、陶文、印章封泥文字、简帛文字、石刻文字等。甲骨文作为最早的系统文字,对其他古文字有着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既然甲骨文已经是成系统的比较成熟的文字,在此之前必然还有其他更古老、原始的文字。《周易》上说:“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但结绳记事的作用只是以实物来唤起人们的记忆,因此绝无演化为文字的可能,原始的文字应该是从绘画中产生的。在远古居民遗留下来的岩画、石刻符号、族徽等大量带有图案的信息中,又如何去判断哪一种仅仅是图画,哪一种是文字呢?以前曾有学者认为,可视图案复杂与否来决定,越古老,越偏于画的本意;而符号化成分越多,结构相对概括而简单的则偏于文字的本意。但是后来发现,在不同的文字中很难以这个标准衡量。所以后来有语言学家将图画到文字的定义改为:一旦图画与语言形式之间出现了约定俗成的固定联系时,它就完成了向文字的过渡。比如看见以一个正面人形的“大”字和一只鹿形的“鹿”字,立刻使人想到这是指“大鹿”,而不是指人饲养鹿、猎鹿等其他意思,这样大字便从图画中脱胎出来了。但这个过程非常之漫长。
汉字是一种表意字,又称方块字,有别于拉丁字母一类的表音字(如英语)。但实际上汉字也有大量的表音成分。对于汉字形成和发展的基本脉络与特征,传统的汉文字学有过较为全面、正确的归纳,这就是著名的“六书”说: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在汉字发展早期阶段(主要是西周以前),其象形程度较高,多使用意符和音符,甲骨文、金文均是如此。而随着汉字字形的演化,书写的规范,到隶书形成时,许多原先的表意字已看不出其表之“意”,变成了记号。所以汉字发展到后来,成为意符——音符——记号文字体系。
在甲骨文和原始文字符号间,尚未通过考古手段发现中间类型的古代文字遗物。然而通过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现状的调查,已经发现了两种古文字里的活化石:尔苏沙巴文和纳西东巴文。尔苏沙巴文是四川西部自称“尔苏”人的文字,现在能收集到的尔苏沙巴文书籍四种,分别是黄历、算命、抽签、说鬼等内容的经书。尔苏沙巴文有近二百个独体字,象形程度很高,有不少是照实物描绘下来的简单图画,出现了少量的会意字。另一种较尔苏沙巴文成熟些的化石文字是著名的云南纳西族东巴文。东巴文现存经卷二万多册,在造字方法上,东巴文与其他汉古文字相似,有表意也有表音,但两者所处的发展阶段不同。如“日”字的甲骨文为圆圈中加一点(或一横、一小圆圈),东巴文则在圆圈内多加了表示光线四射的“十”状笔画。还有一种造字法,如东巴文中借“绿松石”来记“绿色”;借“火”表示“红色”,这种“义借”在甲骨文中也有。由于尔苏沙巴文、东巴文的原始性比甲骨文更强,所以反过来,也可以看出甲骨文的成熟性与系统性。
甲骨文与书法艺术
殷墟甲骨文是目前所知我国最早的系统文字,也是比较成熟的文字。而上古文字的点横撇捺、疏密结构,用今天的眼光去看,确实初具用笔、结体、章法等书法要旨,孕育着书法艺术的美,很值得欣赏与品味。以甲骨文而言,郭沫若在1937年出版的《殷契粹编》的序言中,就对其书法体现非常赞赏:“卜辞契于龟骨,其契之精而字之美,每令吾辈数千载后人神往。文字作风且因人因世而异,大抵武丁之世,字多雄浑,帝乙之世,文咸秀丽。而行之疏密,字之结构,回环照应,井井有条……足知现存契文,实一代法书,而书之契之者,乃殷世之钟王颜柳也。”
“钟王颜柳”指的是古代的四位大书法家。殷代的“钟王颜柳”们,自然就是那些书刻卜辞的史官卜人了。正是他们为后人留下了丰富的史料,也留下了一份份珍贵的上古书法作品(尽管这是一种不自觉的创作)。若就甲骨文书契形式作粗略的一瞥,你会发现早期字体较大,像罗振玉编《殷虚书契菁华》所收录的许多武丁时期的卜辞,非常大气、醒目;而到商末帝乙、帝辛时代,字变得细小委琐;至于西周甲骨文则更是细若粟发。这便是风格、习惯的不同了。
我们进一步可以将甲骨文风格类型作如下描述:一是劲健雄浑型;二是秀丽轻巧型;三是工整规矩型;四是疏朗清秀型;五是丰腴古拙型。总之尽管甲骨文是契刻出来的文字,但笔意充盈,百体杂陈,或骨格开张,有放逸之趣;或细密绢秀,具簪花之格,字里行间,多有书法之美。正因为如此,在今天的书法艺术园地里仍活跃着“甲骨文书法”这朵奇葩。
所谓“甲骨文书法”,大抵有两层意思。一是指以商周甲骨文字体结构、书法特征为宗,加以工整地摹写而成的书法作品。这类作品可以按照需要集古字以组合为新句子。内容是新的,字却如同三千年前殷人的入笔文字一般饶富雅趣。但是甲骨文总共才二千多字,其中还有不少尚未释出的怪字(特别是人名、地名),真正派上用场的不是很多。因此一旦遇到甲骨文中没有的字,而所书写的对联、题词中又无法代替,就只好进行偏旁拆零,自己拼接了;再拼不出,就要到金文等其他古文字里去讨救兵。进行这项创作的首要人物是罗振玉。1921年他在研究之余,将甲骨文用毛笔书写成楹联,出版了《集殷墟文字楹帖》。继之有章钰、高德馨、王季烈等人,也仿效集字创作。一些古文字学前辈如董作宾、商承祚、唐兰、于省吾等也擅长甲骨文书法,这是本真意义上的甲骨文书法作品。另一层意思是指借鉴甲骨文特征加以自行创作的现代书法作品。他们将甲骨文视作一种灵感,仅仅是艺术创作中的一点启示,而并不在于追求“形似”。因此,他们并不严格按甲骨文的书法特征去写,可能是综合了甲骨文、金文、战国文字等多种古文字的特点而创作。这样的书法艺术与古文字学虽有关系,但不是亦步亦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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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骨文出现距今约多少年,在中国文明史上有何地位
优质回答甲骨文是商朝(约公元前17世纪-公元前11世纪)的文化产物,距今约3600多年的历史。
甲骨文不仅仅是一个文明的符号、文化的标志,它印证了包括《史记》在内的一系列文献的真实,把有记载的中华文明史向前推进了近5个世纪。
在世界四大古文字体系中,唯有以殷墟甲骨文为代表的中国古汉字体系,历经数千年的演变而承续至今,书写出了一部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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