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特计划——怀特计划强调什么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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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怎样化解凯恩斯计划与怀特计划之间的矛盾？
• 2、《布雷顿森林协议》对怀特计划主要做了哪些改进
• 3、海登·怀特的主要理论

怎样化解凯恩斯计划与怀特计划之间的矛盾？

优质回答为了协调双方的意见，美英两国于1943年9月15日至10月9日，在华盛顿开会讨论战后国际货币体系计划。双方代表团分别以美国财长摩根索和英国国务大臣理查德劳为首，谈判则主要在技术专家怀特和凯恩斯之间进行。

会议一开始，怀特便断然否决了英国的“清算同盟计划”。因为，首先这一以透支为原则的计划会迫使美国要么将其对外贷款扩大到几乎无限制的程度，要么担负起调节国际收支的主要责任。美国担心，如果接受了英国的计划，其他成员国便会利用从“同盟”取得透支的特权来支付战后重建所需要的进口商品，而当时只有美国才有输出巨额商品的能力和必要。结果美国就将在“同盟”中有巨大的，但不能兑换成黄金或现钞的“存款”。虽然凯恩斯提出顺差国可用这笔“存款”购买其他国家的商品或用作对外投资，但在各国经济均遭受严重破坏的情况下，战后绝大多数国家根本无力出口大量商品，也没有有利的投资环境，因此，这一计划等于要美国根据自己的外贸顺差向别国提供无利可图的信贷。

其次，“凯恩斯计划”提出，在国际收支出现不平衡时，应主要由债权国承担责任调节本国经济，以纠正国际收支不平衡，这也是美国所不能接受的。由于战后其他国家无力扩大对美国的出口，而美国的生产力又大大超过国内需求，美国必将出现巨额贸易顺差。要美国单方面在国内采取措施加以调节，就意味着要它压缩出口，而这是美国保持高水平就业和经济繁荣所不允许的。此外，“凯恩斯计划”力图维护“英镑区”，这也不符合美国战后国际经济自由化的一贯主张。早在1941年大西洋会议期间，罗斯福就努力敦促丘吉尔“消除人为的限制和控制，赞成无条件支持国际经济机会”。美国决不允许战后再长期存在一个支付同盟式的“英镑区”。

当英国参加华盛顿谈判时，凯恩斯面临着三个问题：第一，战后英国是否能达到充分就业，他反对任何影响英饲实现充分就业的国际货币体系；第二，他意识到战争已使英国海外投资大大缩减，战后英国无法依靠海外投资利润来支付其粮食和原料的进口。在这种情况下，英国要么迅速扩大出口，要么被迫降低国内生活水平。前者英国已力不从心，而降低国内生活水平势必引起政局动荡，万不可为。最后，凯恩斯担心战后美国会在国际金融出现动乱时再一次只顾自身利益，不肯出面维持局面。因此，他想建立一种不受美国政策变化影响的国际货币体系。他所提出的计划就是要为这种体系奠定基础。然而，当时任何国际货币计划若得不到美国的赞许，根本无法实现。因此，凯恩斯不得不在会谈一开始便放弃了自己的计划，接受“怀特方案”为谈判基础，然后在“怀特方案”的框架内尽力维持英国的利益，迫使美国多承担义务。

在接受美国方案为谈判基础之后，凯恩斯立即对该方案中的一些重要条款提出了异议。凯恩斯提出，“怀特方案”中关于“基金”有权控制会员国货币汇价的规定，不符合战后初期各国经济实情。由于“方案”中规定会员国只能利用自己的份额来解决国际收支暂时性不平衡，若会员国的国际收支出现根本性不平衡而不能改变其货币汇价，其经济必然陷入困境。他要求允许会员国对调整货币汇价有相当大的自由权。对于“方案”中要求债务国完全担负起调节自身国际收支逆差的主张，凯恩斯坚持必须有某种方法来迫使顺差国采取调节措施。他提出，会员国应有权歧视属“稀缺货币国”的出口商品，以迫使这类国家进行自我调节。这一主张显然是针对美国的。由于美国在战后一段时期内将成为主要顺差国，对美元的需求必将大增，而“基金”所储备的美元根本无法满足会员国的大量需求。在这种情况下，如逆差国有权歧视美国商品，就将迫使美国采取行动进行自我调节。此外，凯恩斯还坚决反对怀特提出的“基金”有权主动监督和干涉会员国内部经济生活的权力。按他的本意，“基金”应是一个被动的、能无条件提供贷款的机构。后一点在谈判中被怀特断然否定后，凯恩斯便力争实现“被动性”。他指出，若授予“基金”如此特权，各国将对建立“基金”的真实意图产生怀疑，无益于战后国际货币体系的顺利建立。

凯恩斯的反对意见旨在限制“基金”的权力，扩大会员国的行动自由。这显然与怀特以严格的条款规范会员国行为，尽早恢复多边自由国际金融的初衷相悖。然而，凯恩斯所述各条甚合情理，较怀特的主张更切合世界经济的实际，况且美国也不愿独自支撑局面。因此，在英国接受“怀特方案”的大前提下，美国同意修改“方案”中的一些条款。经过双方协商，同意在“基金”建立后为期五年的过渡时期内，“基金”只起有限作用，成员国有权根据各自国情控制资金交易或实行外汇管制；成员国有权在10%的限度内自由改变其货币汇价。这实际上违反了怀特在战后立即实现自由兑换、建立固定汇率的初衷，变固定汇率为固定的但可调整的汇率。在英国的坚持下，美国同意允许会员国有权暂时限制对“稀缺货币”的自由兑换，并有权歧视“稀缺货币国”的出口商品。但哪种货币属稀缺货币应由“基金”决定。双方还就调节国际收支失衡和“基金”对会员国经济的干涉权问题达成协议，规定在国际收支发生根本性不平衡时，顺差国和逆差国同样有责任采取调节措施；“基金”对会员国经济的监督、干涉责任只具有被动性。华盛顿会议结束时，美英双方签署了一份“试行协议”，送呈各自政府批准。此后，又成立了专家联合小组对“试行协议”做了进一步研究和修改，并于1944年4月拟就“专家关于建立国际货币基金的联合声明”，供各国政府考虑。

在为时三个星期的布雷顿森林会议过程中，一些中小国家对原方案忽视它们的利益和要求表示不满。印度代表提出，“基金”除协调战后各国的货币金融关系之外，还应“协助不发达国家更充分地利用本国资源”。这一要求得到了一些经济不发达国家的支持。经过讨论，在最后通过的协定中指出，“基金”将“以会员国生产资源的发展作为经济政策的首要任务”。墨西哥和古巴等国代表对“基金”控制会员国调整本国货币平价的权限提出了异议。由于“怀特方案”规定，“基金”对于一些重大问题的表决均应由4／5多数票通过，只拥有少数表决票的中小国家若要变动其货币平价超过10%时，必将受到拥有多数表决票的大国的控制。这些国家代表要求小国在调整货币平价问题上有更大的发言权，提出应允许投票权小于总投票权10%的会员国享有每次可变动货币平价20%的特权，这一提案由于美国代表的反对未能通过。当会议讨论世界银行的宗旨时，拉丁美洲国家提出，世界银行应对经济发展问题给予足够的重视，并要求该银行所贷放的资金应在战后复兴和经济开发这两方面各占一半。前者在会议上获得通过，后者却因美国和一些欧洲国家的反对而遭到了否决。

《布雷顿森林协议》对怀特计划主要做了哪些改进

优质回答后者是前者理论基础，前者为后者具体实施，把计划付诸为了行动，把金融霸权体系为基础的金融外交的“美国梦想”变成了现实。

怀特计划是美国财政部长助理怀特提出的“联合国平准基金计划”，"怀特计划"包含两个重要内容：一是建立稳定基金，一次保证国际汇率的相对平衡；二是建立"国际复兴开发银行"，提供贷款帮助遭受战争创伤的国家迅速恢复经济，支持穷国发展生产。"怀特计划"为正在寻求主宰战后国际关系格局的美国领导层提供了经济方面的可行性方案，怀特计划企图由美国控制“联合国平准基金”，通过“基金”使会员国的货币“钉住”美元。这个计划还立足于取消外汇管制和各国对国际资金转移的限制。

从布雷顿体系的内容来看，美国从稳定汇率、对外援助和自由贸易三个角度勾勒了战后国际金融体系的框架，其核心思想是：在这样一个世界性的国际经济体系里面，充分维护和实现美国的经济霸权地位，为美国遏制苏联的外交政策提供充分的物质基础。

海登·怀特的主要理论

优质回答与新历史主义众多理论家专治文艺复兴文学不同，海登·怀特专治19世纪欧洲意识史（History of Consciousness）。由于他众多的著作和不同凡俗的理论创见，使他成为文学理论和历史学界的著名人物，而奠定他学术地位的是其代表作《元历史》和《话语转义学》。 《元历史》历史话语与文学话语，海登·怀特对自己的《元历史》的创见非常自负，认为在美国自己是首先承认这种理论的。一般而言，Metahistory（元历史）广义上指历史哲学，尤指“思辨的历史哲学”（而与分析批判的历史哲学相区别）。其方法论原则是力图建立一套阐释原则框架，以说明历史发展的进程和规律。因此，在“元历史”理论强光照射下，历史不再是非连续的、偶然的事件的展开，而是按一种阐释理论连续的、必然的发展演进。于是，为“作为整体”的人类历史提供一个自圆其说的解释模式，从而为历史进程的“整体”提供一种“意义”并展示一种总方向，就成为“元历史”的根本目的。当然，在怀特之前，已有不少“元历史”的理论设定，如中世纪的“历史所发生的一切都是按照一种神定的计划展开”的说法，文艺复兴的“历史的前进建立在纯粹经验基础上”的说法，启蒙运动与后启蒙运动的“历史发展据理性而预测”的说法，以及现代斯宾格勒、汤因比、伽达默尔、罗兰·巴尔特（《历史的政治》）等人的历史发展阐释理论，均作出了各自的理论的贡献。但是，尽管海登·怀特说自己是“第一个研究元历史理论的人”，过分大胆了些，但说他第一个如此系统而创造性地研究了元历史理论，倒是所言不虚。

怀特的“元历史”理论特征，在怀特看来，必须先将对历史的理解看作一种语言结构，通过这种语言结构才能把握历史的真实价值。历史是一堆“素材”，而对素材的理解和连缀就使历史本文具有了一种叙述话语结构，这一结构的深层内容是语言学的，借助这种语言文字，人们可以把握经过独特的解释过的历史。事实上，这种看法在海德格尔、伽达默尔的“阐释理解理论”中是不难读到的。怀特理论所具有新意之处，有人认为在于他强调历史的深层结构是“诗性的”，是充满虚构想象加工的，将历史与文学都看作可以获得真实的叙述的。但仍然可以想起亚里士多德曾说过的：诗比历史更具有历史的普遍意义，相对照之下，怀特的创新似乎失去了合法性。

然而，怀特是以整个体系的完整性显示出自己的实力的。他认为历史话语具有三种解释策略：形式论证、情节叙事、意识形态意义。在每一种解释策略中，有四种可能表达的方式供历史学家选择：对形式主义、有机主义、机械论和语境论而言，可用形式论证解释；对传奇原型、喜剧原型、悲剧原型、反讽原型而言，可用情节的解释；对无政府主义、保守主义、激进主义和自由主义而言，可用意识形态解释。从这个意义上说，历史学家像诗人一样去预想历史的展开和范畴，使其得以负载他用以解释真实事件的理论。怀特强调，历史的预想形式可用弗莱关于诗的四种语言转义（即隐喻、转喻、提喻和讽喻）来表示，这正是历史意识的四种主要方式。这样一来，怀特就将历史事实、历史意识和历史阐释的差异填平了。他坚持认为，人不可能去找到“历史”，因为那是业已逝去不可重现和复原的，而只能找到关于历史的叙述，或仅仅找到被阐释和编织过的“历史”。因此，历史意识就显得尤为重要了。在怀特看来，不可能有什么真的历史，历史的思辨哲学编纂使历史呈现出历史哲学形态，并带有诗人看世界的想象虚构性。这样，历史就不是一种，而是有多少理论的阐释就有多少种。人们只选择自己认同的被阐释过的“历史”。这种选择往往不是认识论的，而是审美的或道德的。经过这一番阐释，使人注意到怀特对历史意识、阐释框架和语言，以及诗意的想象和合理的虚构的特别强调，因为这正是怀特元历史理论的核心思想。

这种将历史诗意化的研究使怀特受到文艺理论家和历史学家的双重批评。但怀特仍然坚持自己的“历史阐释论”和“语言行为论”，并且，进一步将这种观点引入文艺理论研究中。他认为解决本文与历史的关系是新历史主义研究的关键，要解决好这一问题，主要应选择语言叙事理论，在文学本文研究中采用历史本文研究法，在历史本文研究中采用文学研究法，使文学本文与历史本文在元历史的理论框架中恢复叙述（return to narrative），使文史哲和社会科学的界限淡化并打通边界。这种重叙事结构、重意义想象、重语言阐释的“元历史”，是获得意义之“真”的唯一途径。因为，历史事实不是“真实”，事实漂流在历史中并可以与任何观念结合，而历史“真实”只能出现在追求真实的话语阐释和观念构造之中。因此，怀特所理解的新历史主义就必然是一种诗意直觉的、印象主义的、本文细读式而非理论式的，因为“新”历史主义仍然是一种历史主义，仍受制于元历史的理论框架规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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