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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字是谁发明的?仓颉?夏人?大商?

汉字是谁发明的?仓颉?夏人?大商?

优质回答在考古上来说,是商朝首先发明了文字,即甲骨文。二里头遗址据说也有文字类的符号,但那个很有争议,第一是关于「 ”二里头是不是夏朝”还有争议;第二是那些符号严格来说还不算文字,没有系统的表达形式,也没有得到权威的认可。 商朝创造了青铜器文化的巅峰,其质量和数量都是后世的周朝无法比拟的。周朝不如商朝,说明是文化落后的地区征服了文化先进的,史上文化先进者不一定是最后的胜利者,就好比蒙古征服了文化昌盛的宋朝。要知道,国际上认可的文明三要素=文字+青铜器+城市国家,一个区区的商朝就把前二者发挥到了极致,这不是中国文明的开端是什么?光是发明文字这一项,就足以名垂青史。当时,中国这个概念虽然还没诞生,但商朝的首都位置正是天下之中,符合地理上的中国概念。好了,大邑商在史学上的地位一直很低,今天就为他翻翻案。 大邑商势力图: 外国的商朝士兵图,细节有待完善 有人把中华文明的开端追溯到黄帝,但现在连夏朝的面貌都说不清,凭什么追溯到黄帝。我们不是否定夏朝的存在,只是通过考古去反推,夏朝时代的中国还相对「 ”朴实”,文字还没出现,夏朝晚期才会玩一点青铜器,如果二里头就是夏朝的话。在二里头晚期,中国慢慢从满天星斗过渡到天下共主,晚夏是不稳定的过渡期,商是完成期。由此而得知,早夏只是满天星斗里的一员,或者是一个部落联盟的头目。而商不同,商不仅是天下共主,他的城市分工、阶级分化早已产生,是一个标准的国家形象。所以,按证据来说,真正将中国带入文明时代的是商朝,商朝不单止有文字、青铜器,还有多项成就,但一直不为人熟知。下面我们来具体剖析一下商朝的灵魂。 一 、「 ”商人”的称呼来源于商朝 一直纳闷「 ”商人”一词的出处,根据专家考证,商人的称呼来源于商朝。现在「 ”商人”一般泛指从事贸易、搞商业买卖的人。为什么会以商朝人指代「 ”商人”?这里说明了商朝人是善于搞贸易的,他们有海洋文明的特征,常以海贝为货币,如果让商朝继续统治中国,而不是周朝,中国可能发展为一个完全不同风格的国家,因为周朝是西部内陆型的政权,很多东西与商朝这种东部海洋政权是截然相反。周人重农轻商,敬天法祖,但不事鬼神。而商人是重鬼神之说,宗教意味十足的。还有一个就是,和周人的农耕社会不同,商的首都并不固定,经常迁都。商也有农业,但他的畜牧、手工业非常发达,他可以通过商贸获得互补的资源,不依赖于农业。 商汤灭夏前就有八次迁都,建立大商的六百年里再有五迁,可见是一个迁都频繁的政权,下面是亳(洛阳)的复原图: 商人长这里,妇好墓的青铜面具: 单眼皮是商人的标配,现代华北人也大多单眼皮。 二、商朝人来自哪里? 商朝人来自何方?考古发现,先商文化就是河北的下七垣文化,意味着先商是从河北入中原的,也可能早期来自更北的燕山或者辽西。燕赵多慷慨,大邑商爱好喝酒,没事就劈酒,青铜器常见的尊、爵都是酒器。 商朝人身高都在160CM左右,身材矮小,寿命都在35岁左右,放在现在,算是短命的。这些可能是当时的恶劣环境造成的。 三、商朝的甲骨文是独立起源吗? 商朝的甲骨文是来自夏朝吗?或者黄帝?有个传说叫仓颉造字。仓颉?不好意思,考古上查无此人。至少在二里头,还没发现有系统的文字,我们有一说一,有碟话碟。殷墟的甲骨文可能不是来自夏人,而是商自己发明的。也有说法是东夷发明了最早的骨刻文,但现存的骨刻文大部分是伪造的,小部分则和二里头符号一样,还没形成系统的文字。所以,不能排除甲骨文是由商人独立发明的。甲骨文是汉字的前身,也是中华文明的主要载体,商朝人、大邑商对发明汉字起到了居功至伟的作用,但地位一直没有得到重视。甲骨文这种成熟的文字需不需要一定的积累?需要,但他可能来自先商的沉淀,没有证据显示是来自夏。 当然,今天有些甲骨文字由于失传,已经破译不了,下面是无法破译的: 在出土的甲骨卜辞中,总共发现有四千多字,有很多没被破译,目前国家正在悬赏破解甲骨文的人,中国文字博物馆发布「 ”悬赏令”,凡破译未经释读的甲骨文,并经专家委员会鉴定通过的,单字可奖励10万元。三年过去了,仅有一人获得10万元最高奖金,目前仍有逾千字的甲骨文等待释读。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试下。 四、商朝人不自称殷,而称大邑商 商朝人很少自称殷、殷商,商朝人多数自称大邑商、天邑商,殷商估计是周人对他的称呼,「 ”殷商”这个合称最早见于西周的《诗经》。这就好比刘备政权并不自称蜀,而是称为汉、季汉,但曹魏和东吴偏喜欢称刘备政权为蜀。 我大商 天邑商的下层士兵,日常用戈: 商时期,天气很热,大象分布于中原地区,商人驯服野象,并将其用于征服东夷(商可算是广义上的东夷,因为先商活动在东夷地盘,但商本质上不是东夷内核): 又以马车作战: 五、商人尚鬼神 《礼记·表记》篇记载:「 ”夏道尊命,事鬼敬神而远之……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周人尊礼尚施,事鬼敬神而远之”,——商人尚鬼神,这是没有争议的了。周人尊礼乐,敬鬼神而远之,孔子也是这个态度,儒家可以说是深受周人的影响。 商的男女贵族都有配玉的习惯,这是贵族的象征。商人超喜欢玉器,以玉器为祭祀器具,这是他们与鬼神沟通的桥梁。没有了玉器,就是「 ”绝天地通”。 玉戈 商人尊崇的昊天上帝又名天帝,昊天上帝是玉皇大帝的原型,是独一无二、最高的天神,商是一神论的,与泛神论不同。天帝既是祖先的化身,也是自然的神灵,他是人格化、祖先化的神。可以确定的是,商人的神权高于王权,是政教合一的。如果商朝不倒,将发展为阿兹台克那种帝国。周人继承了商重玉的喜好,但没有了祭祀天帝的色彩。 商人重祀好巫,热爱以龟甲占卜,战争或者狩猎之前要询问天帝的意见,由此可能催生了甲骨文。 六、天命玄鸟,降而生商 鸟图腾一直贯穿商朝的始终,商人是纯洁的鸟图腾崇拜,一点不含糊。龙图腾的确立要到周人入中原之后。看看商人眼里,鸟图腾是什么形状的,注意商人的玄鸟大多不是凤凰形象,凤凰可能是由楚国兴起的。 像是有冠的鸟: 鸟饰 金沙神鸟,明显受到商元素的影响: 少量的玉凤: 七、残暴的人祭、人殉 商人用人祭、人殉,来表达自己对鬼神(天帝)的敬畏,在盘庚的时候人殉开始达到高峰,动辄数百人,最多一次是五百多人,武丁后开始减少,帝辛所杀不足百人。人殉的一般用成年男女,也有儿童,包括自由民的「 ”众人”也会用来献祭,这些人牲是用来祭祀天帝的。到了周朝,人殉风俗逐渐被认为是野蛮的,慢慢予以废除。西周虽然也有人殉,但数量少了很多。——人殉肯定是不人道的,放在今天大家都会谴责他,但当时恐怕是多数部落的风俗,因为原始部落都认为世界上有神,人祭、人殉的背后是对神灵和祖先的奉献心理。直到明朝时期,墨西哥的阿兹台克还在实行这个风俗。 商朝也不是奴隶社会,他所用的人殉就是属于自由民的「 ”众人”,这个「 ”众人”是比较自由的平民。商朝的主要社会基础是这些「 ”众人”,奴隶只占极少的一部分。 妇好墓的玉人,这是一个下层平民,放在当时是人殉的候选: 他的服装有一个特点,窄袖+v字领,反映了商人下层的服饰特点: 安阳挖掘出的一个石雕,无头冠代表非贵族,此人可能是来自西北的羌人、羌方战俘, 也是人殉的备选: 商贵族玉人,注意他的发型,鼻子也有点大: 商贵族必配玉,这是身份的象征。 八、贵族女性地位高 作为贵族女性,肯定愿意生活在商朝,而不是周朝。周人有杀妻妾殉夫,商人没有,商王的老婆可以封侯拜将,甚至有自己的封邑,但到了周朝,周人的妇女不能再染指礼乐,周奉行的是 *** 裸的大男子主义,从此奠定了中国君主社会的男尊女卑。周公如果活到现在,会被女权们当直男癌打死。 妇好九公斤的大斧: 商人没有周人的那种森严阶级观念,可以重用来自民间的「 ”小臣”,所以商朝的阶级压迫并不严重。但是,由于中国传统制度来源于周之礼乐,继承周制的儒家会对商朝进行丑化,导致人们对商有坏印象,明朝的《封神演义》就是一部商黑之作。可悲的是,大部分中国人对商的了解,都源于这个。 九、兄终弟及与尚贤制 商朝没有周那种严格的宗法制度,非嫡子也可以继承帝位,这里有一个尚贤的概念,就是庶子一旦比嫡子贤能,庶子是可以继位的。在继位的博弈中,母系亲属舅氏也担当着重要的角色。与女性地位高一样,兄终弟及制也是母系社会特色的遗留。由于没有宗法观念,商代对本族祖先和异族有功的人神都进行祭祀,所以商人是开放兼爱的部族。 政制上,商人实行的是方国联盟制,商王为「 ”方国之长”。这种政治组织比较松散,人口流动性强,诸侯中常有人逃往他国。 商人不讲同姓不婚,”六世则可通婚「 ”也。这也是周人不允许的。 周人重父系,商人重母系,这也是两个政权的差异。周人这个内陆政权奠定的是,男尊女卑、阶级伦常、重农抑商、君主集权。从此,不是贵族血缘的庶民,很难向上爬。 带冠的商贵族,他们奉行尚贤,有能者居之: 十、冶铁、制造业高度发达 商朝青铜器大致可以分为二里冈期、殷墟期两个阶段。 鼎是青铜器艺术的最高表现,后母戊鼎是祖甲为祭祀母亲而制造的。商人的创造力是周无法相比的,蜀地三星堆的青铜器,出现的时间也晚于商人,大约是大商的中晚期才出现。 后母戊鼎是中国目前已发现的最大、最重的青铜容器,现在是一级国宝。后母戊鼎是通过陶范铸造法,一次浇铸而成的,代表着大商先进的技术。 自商朝开始,青铜器文化走向发展的顶峰。 十、出现大量思想家 大家都知道,春秋的宋国是大商后裔,宋国涌现了一大批天才思想家。 首先最出名的是孔子,孔子是殷商后人,祖籍宋国栗邑。他开创的儒家,影响了整个东亚。 其次是墨子,墨子是宋国贵族目夷之后,墨家和儒家一样是显学,墨家有很多科学发明,是诸子百家里面最讲科学的,如同商人钻研青铜技术一样,墨家也是技术派。这里要说明的是,墨家直接继承了大商的兼爱、尚贤,参看上面的第九点,墨家比孔子这个殷商后人更继承了商朝文化。 道家庄子,宋国人。庄子将老子发扬光大的人物,世人常以老庄并称。有人提出,道家推崇方国联邦时期的小国寡民(即非中央集权制),是受到商的影响。 还有就是名家,荀子说「 ”刑名以商”,名家来源于商。名家大师惠施就是宋国(商丘)的,惠施的成就远高于公孙龙,公孙龙以诡辩著称,而惠施是讲辩证法、形式逻辑的。 宋钘,亦宋国(商丘)人,孟子称他为先生,宋钘既是道家,也是名家,《荀子·政论》说宋钘"严然而好说,聚人徒,立师说,成文典"。 儿说,《韩非子·外储说左上》:「 ”儿说,宋人,善辩者也故籍之虚辞,则能胜一国”。 阴阳家子韦,担任宋景公的「 ”司星官”,即观察天象的国师。 宋国这个地方出了很多大思想家,这可能也和大商的基因有关。 十二 C2c/C南支 龙山文化期即4000年前后,河南遗址检测出三种Y染色体单倍群:C2e2(F845+)、O2a2b1(M134+),还有一例N1b2*。其中C2e2(F845+)对应的母系是D4。科普时间到:C系分南支、北支,C南支的F845,在23魔方叫C2c1b,很早就在中原生活了。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C南支总体是从北方向南方发展的。一般认为C2e2(F845+)、C2c1b就是先商部族的,因为复旦大学、23魔方机构根据大数据检测,得出孔子、商王、司马家族都是C南支。母系D4则广泛分布于北方,尤其是华北、西北,就是说商人、周人共用一个母系类型。 C南支在长城南北都有广泛分布,大部分支系生活在长城南部,他们参与了华夏的形成,北支则形成了游牧民族。我认为,C2c、C南支的各个支系可能都是在中国北方起源,然后向南方发展,先商的发迹可以作证这点。近代的一些西南土司就是F845,但在汉族里面F845不常见,这说明C2c1b-F845顽强地保持自己的独立性,不与外族通婚。 有些商朝男人喜欢梳辫子,大多束发。辫发和周人不同,有多种形态,有总发至顶而编成一条辫子,然后垂至脑后的,也有盘梳于顶的,至少有十多种形态。辫发可能是F845的特色,而形态多可能说明商包括多个部族,并不是只有C2c一系。 放大来看 黄能馥《中国服装史》:「 ”河南安阳小屯、侯家庄商墓许多人头骨顶部有骨笄,髻有单个和双个的,用笄数量也不一样。小屯商墓主人用玉笄,殉葬者用骨笄”。下面是男女发型,大姑娘则梳辫子,小孩子梳两个小丫角,穿肚兜: 商朝服饰,商贵族平时已穿色彩华美的丝绸衣服。其设计样式为右衽,腰身(有腰封)、衣袖紧窄,下裳长度齐膝。上衣下裳在后世是一脉相承的,周朝汉服沿用了这个特点: 当时男子还以冠、巾为尚,交领+头冠,是商人贵族常见服饰,下面是哈佛复原的图,左衽有误,三星堆虽然发现有左衽,但商人以右衽为主: 头戴高巾帽、穿右衽交领窄袖衣、腰束绅带、佩带蔽膝,就是商服饰的特色。总体而言,商朝已经奠定了中国服饰的雏形。 再看武士的,根据安阳古墓最早的皮甲复原,商甲有黑、红、白、黄四色: 不太标准的复原,将就看下: 商人的C系南支,虽然和汉族的主流O系不符,但商人开放兼容的胸怀,说明他能包容一些不同部族的文化,集百家大成——处于晋南的鬼方Q系,活跃于中原的O系(包括O1bO2a等支系),以及与商犬牙交错的土方N系,都可能是商文化的重要参与者。由于C系南支的人口基数少,O系可能是担任中下层的主力。正如上面所说,在大商里面有功的异族也能封神,不同的部族都可以在这里贡献了一分力量。而且,成熟的甲骨文系统和青铜器技术,不可能是C系一支的发明成果,他应该集体创作的智慧结晶。只不过这两项成就,是在大商这个平台上完成的,所以商对中华文明有大功勋。 中国人对于商朝的不重视,所以对商的研究不够深入,要复原商的难度太大,不是我一人能做到。大商是一个原生态的东方海洋文明,他的甲骨文和青铜器奠定了中国的文明基础,中国人欠大商一张博物馆的票。

考古中国五千年文明史:二里头文化是最早的“中国”吗

优质回答何谓“中国文明”?中国文明是如何起源的?中国考古学从一开始,就与探索其自身文明源流的“寻根问祖”密切相关,甚至可以说是将探索中国文明的起源——“中国”诞生史作为主要目的和任务的。从考古学的角度,我们如何看待中国有5000年文明史的提法?

探寻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

20世纪初叶,王国维成功释读了安阳殷墟出土的甲骨文,证明《史记·殷本纪》所载商王世系表基本可靠,殷墟时期商王朝的事迹为信史。王国维先生颇为乐观地推论道:“由殷周世系之确实,因之推想夏后氏世系之确实,此又当然之事也。”由此推断《史记·夏本纪》及先秦文献中关于夏王朝的记载也应属史实,进而相信夏王朝的存在,成为国内学术界的基本共识。关于夏文化探索和夏商王朝分界问题的讨论成为考古学界备受关注的议题。殷墟之前的商代前期、夏代甚至再往前的“五帝”时代,都属于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这是70多年前著名的古史学家徐旭生先生的论断,到现在仍没有被突破。

中国重要文化遗址分布图

考古学能够观察到的现象是,约当公元前3500~前1800年间,也即仰韶时代后期至龙山时代,被称为东亚“大两河流域”的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的许多地区,众多相对独立的部族或古国并存且相互竞争,在相互交流、碰撞的文化互动中,逐渐形成了一个松散的交互作用圈,但显然它们是相互独立和分散的。如中原及周边的仰韶文化、石峁文化、陶寺文化、王湾三期文化,西北地区的大地湾文化、齐家文化,辽西和内蒙古东部的红山文化,山东地区的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江淮地区的薛家岗文化,长江下游的凌家滩文化、崧泽文化、良渚文化,长江中游的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长江上游的宝墩文化等,在文化面貌上各具特色,异彩纷呈。

那是一个“满天星斗”的时代,邦国林立是那个时代最显著的特征。那是一个小国寡民的时代。整个东亚大陆的面积,与现在的欧洲,而当时的这些星罗棋布的古国或部族,也和现在欧洲的样态。

显然,中国有5000年文明史的提法,是把这些都当成了中华文明史也即“中国”诞生史的一部分。其认知脉络是,这些人类群团在相互交流、碰撞的文化互动中,逐渐形成了一个松散的交互作用圈,这也就奠定了后世中华文明的基础。随着1970年代末期以来一系列重要发现的公布,中国在三代王朝文明之前即已出现了城市和国家,它们是探索中国文明起源的重要线索的观点得到了普遍认同。源远流长,单线进化,从未间断,成为中国学术界在中国文明起源问题上的主流看法。

但是,如前所述,我们知道在现在的中国境内,上古时期曾有众多相互独立的国家并存。而顾名思义,在“国”前冠以“中”字,“中国”也就有了“中央之城”或“中央之邦”的意蕴。这同时也说明“中国”已并非初始阶段的国家,显然,它一定是一个在当时具有相当的影响力、具有排他性的核心。因而,我们也就不能说最初有多个“中国”,作为发达、复杂的政治实体的“中国”也是不能无限制地上溯的。中华5000年文明的提法,应是着眼于长期的文化传统和大范围的文化认同,与用国家定义文明的认识不可同日而语。

在出土文物中,“中国”一词最早见于西周初年的青铜器“何尊”的铭文。而在传世文献中,“中国”一词最早出现于东周时期成书的《尚书》和《诗经》等书中。“中国”一词出现后,仅在古代中国就衍生出多种含义,如王国都城及京畿地区、中原地区、国内或内地、诸夏族居地乃至华夏国家等。“中国”成为具有近代国家概念的正式名称,始于“中华民国”,是它的简称;现在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简称。其中,最接近“中国”一词本来意义的是“王国都城及京畿地区”,那里是王权国家的权力中心之所在,已形成具有向心力和辐射性的强势文化“磁场”。其地理位置居中,有地利之便,因此又称为“国中”、“土中”或“中原”。

那么,后世“中国”的雏形,或者说“最早的中国”,究竟是什么时候崛起于世的呢?

二里头文化的“国家”意味

按古代文献的说法,夏王朝是中国最早的王朝,是破坏了原始民主制的世袭“家天下”的开端。国家级重大科研项目“夏商周断代工程”把夏王朝建立的年代定为公元前2070年左右,在考古学上,那时仍属于龙山时代,在其后约200多年的时间里,中原地区仍然处于邦国林立、战乱频仍的时代,各人类群团不相统属,筑城以自守,外来文化因素明显。显然,“逐鹿中原”的战争正处于白热化的阶段,看不出跨地域的社会整合的迹象。也就是说,至少在所谓的夏王朝前期,考古学上看不到与文献相对应的“王朝气象”。

与此同时,兴盛一时的中原周边地区的各支考古学文化先后走向衰落;到了公元前1800年前后,中原龙山文化系统的城址和大型中心聚落也纷纷退出历史舞台。代之而起的是,地处中原腹地嵩(山)洛(阳)地区的二里头文化在极短的时间内吸收了各区域的文明因素,以中原文化为依托最终崛起。二里头文化的分布范围首次突破了地理单元的制约,几乎遍布于整个黄河中游地区。二里头文化的因素向四围辐射的范围更远大于此。

二里头文化 绿松石龙形器

伴随着区域性文明中心的衰落,此期出现了超大型的都邑——二里头遗址。地处中原腹地洛阳盆地的二里头遗址,是1959年徐旭生等人在梳理文献的基础上对可能的“夏墟”进行踏查的过程中发现的,其现存面积达300万平方米。经半个多世纪的田野工作,在这里发现了中国最早的城市主干道网,最早的宫城,最早的多进院落大型宫殿建筑,最早的中轴线布局的宫殿建筑群,最早的封闭式官营手工业作坊区,最早的青铜礼乐器群、兵器群以及青铜器铸造作坊、最早的绿松石器作坊、最早的使用双轮车的证据,等等。这样的规模和内涵在当时的东亚大陆都是独一无二的,可以说,这里是中国乃至东亚地区最早的具有明确城市规划的大型都邑。

二里头文化与二里头都邑的出现,表明当时的社会由若干相互竞争的政治实体并存的局面,进入到广域王权国家阶段。黄河和长江流域这一东亚文明的腹心地区开始由多元无中心的邦国文明走向多元但有中心的王朝文明。作为广域王权国家概念的“中国”,在前一阶段还没有形成。

我们倾向于以公元前1800年前后东亚地区最早的核心文化——二里头文化,最早的广域王权国家——二里头国家的出现为界,把东亚大陆的早期文明史划分为两个大的阶段,即以中原为中心的“中原(中国)王朝时代”,和此前政治实体林立的“前中国时代”和“前王朝时代”。

青铜催生了最早的“中国”?

值得注意的是,这两大阶段也恰是东亚大陆青铜时代和新石器时代的分野。如果说在作为广域王权国家实体的“青铜中国”之前,还有一个“玉石中国”或“彩陶中国”的话,那后二者中的“中国”,显然只能是地域的概念。

在二里头时代之前的数百年时间里,东亚大陆的多数区域,早期铜器的使用呈现出红铜、砷铜、青铜并存的状况。铜制品多为器形简单的小件工具和装饰品等生活用具,锻、铸均有,制造工艺处于初级阶段,尚未熟练掌握合金比例。如多位学者已分析指出的那样,东亚大陆用铜遗存的出现,应与接受外来影响关系密切。至于东亚大陆部分区域进入青铜时代的时间,依据最新的年代学研究,要晚到公元前1700年前后了。

考古学观察到的现象是,出土最早的青铜礼容器的中原地区,也是东亚大陆最早出现广域王权国家的地区。青铜礼器的出现和当时的中原社会,都经历了文化交流中的碰撞与裂变的历程。其同步性引人遐思。二者相互作用刺激,导致中原地区自公元前二千纪上半叶,进入了史上空前的大提速时代。早期中国,由此起步。那么,是青铜礼器及其铸造术,催生了最早的“中国”?

随着二里头文化在中原的崛起,这支唯一使用复杂的合范技术生产青铜容器(礼器)的先进文化成为跃入中国青铜时代的一匹黑马。值得注意的是,这些青铜礼器只随葬于二里头都邑社会上层的墓葬中,在这个金字塔式的等级社会中,青铜礼器的使用成为处于塔尖的统治阶层身份地位的标志。这些最新问世的祭祀与宫廷礼仪用青铜酒器、乐器,仪仗用青铜武器,以及传统的玉礼器,构成独具中国特色的青铜礼乐文明。“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左传·成公十三年》)。保有祭祀特权与强大的军力,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国家立于不败之地的根本。从早期王朝流传下来的祭天崇祖的传统,几千年来一直是中国人宗教信仰和实践的主要内容。二里头都城规划中祭祀区的存在,以及以青铜为主的祭祀用礼仪用器,都与大型礼制建筑一样,是用来昭示早期王朝礼制传统的重要标志物。由于军事力量在立国上的重要性,青铜与玉石兵器也成为祭祀礼器和表现身份地位的仪仗用器的有机组成部分。二里头文化青铜礼器产品的使用范围主要限于二里头都邑的贵族。也就是说,二里头都邑不仅垄断了青铜礼器的生产,也独占了青铜礼器的“消费”即使用权。

其中,酒器是具有中国特色的酒文化乃至它背后的礼仪制度的重要载体。作为统治阶层身份地位的象征,以酒器为中心的礼器群,成为中国最早的青铜礼器群。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中国古代文明主要是建立在社会关系的巨变(在等级秩序下人际关系的大调整)而非人与自然关系巨变的基础上的。而铸造铜爵等造型复杂的酒器,至少需要精确地组合起内模和3件的外范,即当时已采用了先进的复合范工艺。克服其中的种种困难,最终铸造出青铜礼器的内在动力,应当就是这一时期新兴王权对宫廷礼仪的整饬。

二里头遗址发现的青铜钺,是迄今所知中国最早的青铜钺。钺作为象征军事权威的仪仗用器,也是一种用于“大辟之刑”的刑具。甲骨文金文中“王”字的字形,像横置的钺,在最初应指代秉持斧钺之人即有军事统帅权的首领,随着早期国家的出现,逐渐成为握有最高权力的统治者的称号。早于甲骨文时代数百年的二里头都城中出土的玉石钺,和迄今所知中国最早的青铜钺,就应是已出现的“王权”的又一个重要象征。换言之,钺的礼仪化是中国王朝文明形成与早期发展的一个缩影。

在早期王朝的礼器群中,爵、钺等器种持续兴盛于三代逾千年,甚至成为后世中国社会政治文化的重要符号,个中原因,颇具深意~

关于孤竹国之迷

优质回答诞生于商朝初年(约公元前1600年)的孤竹国是今冀东地区第一个地方政权,是滦河之滨最早的奴隶制诸侯国。它的出现标志着今冀东大地已从蒙昧和野蛮状态中苏醒,从原始社会跨进了文明的门槛。是今冀东地区文明史的开端,距今约3600多年。

关于“孤竹”一名,亦作“觚竹”,最早见于殷墟甲骨文和商代金文。甲骨卜辞有关竹氏的活动,有40多条纪录。在今河北卢龙、迁安一带和辽宁西部出土的商代青铜器,有的器身上铸有“孤竹”铭文。孤竹国的历史记载还散见于《国语》、《管子》、《韩非子》、《史记》等古籍。

目前学术界对孤竹国名有几种解释:一是“孤竹”亦写作“觚竹”,“觚”是青铜制的酒器,“竹”是用以记事的竹简,二者反映了这个诸侯国的贵族生活和文化发展水平。二是根据《急就篇》颜师古注:“觚者,学书之牍,或以记事,削木为之”所记,认为“觚”和“竹”同为书写用物。三是北方地不产竹,“孤竹”就是竹子稀少的地方。第四种解释。有的学者认为,“孤竹”是一根竹子,代表男性的根,是一个坚挺的男性阳具。它是氏族图腾。

关于孤竹国建国的时间,据《史记·伯夷列传》注引《索隐》所记:“孤竹君是殷汤三月丙寅日所封”。是为孤竹侯国。殷墟甲骨卜辞文中称“竹侯”。时在商汤建立商朝之初,一说是商汤十八年(待考),约公元前1600年。

关于孤竹国灭亡的时间有三种说法。一说根据《春秋》和《国语·齐语》所记,春秋时北方山戎(即后世鲜卑)侵燕,燕告急于第一个当上中原霸主的齐桓公,齐桓公救燕,“北伐山戎,弗刂令支,斩孤竹而南归”。齐桓公这次北伐,打垮了山戎,使其北退;同时击溃了令支,斩孤竹君侯之首。时在齐桓公二十二年,公元前664年。二说根据《管子》所记:大约在四年之后(公元前660年),齐桓公又“北举事于孤竹、离支(令支)”,彻底征服了山戎与孤竹、令支。山戎献金(铜)表示归服,孤竹国和令支国从此消亡。三说根据《卢龙县志》所记:周景王十五年(公元前530年),晋灭肥国,肥子奔燕,燕国将肥子安置于孤竹地,建肥子国,从此史籍不见孤竹国记载。学术界关于孤竹国灭亡的时间一般采取第一种说法,即公元前664年为齐桓公所灭。其实这次齐桓公斩孤竹国君,孤竹国并没有灭亡。《管子》记述的时间公元前660年,孤竹国才亡。此后孤竹乃成为地名,纳入燕国的疆土。孤竹人分别融入山戎或燕人群体,其活动踪迹继续留在华夏的历史上约千年之久。

大致说来,孤竹在殷商之前是原始部族。孤竹国兴于殷商,衰于西周,亡于春秋。从立国到灭亡存在约940年(约公元前1600年-公元前660年)。可以分为两个时期,前554年(约公元前1600年-公元前1046年)是商朝在北方的重要诸侯国;后386年(公元前1046年-公元前660年)是周朝的异姓诸侯国,处于燕国控制之下,政治地位下降。

孤竹国与商朝王室的关系相当密切,原因有三:

其一,孤竹国君墨胎氏与商王同为子姓,同是东北夷的一支。

其二,姻亲关系。

其三,边境安全的需要。

三千年前,今河北省东北部属孤竹国。孤竹,是怎样一个国家因史料阙如,所知甚少。本文试对历史上的孤竹国谈些粗浅看法。 疆域·都城 孤竹,又写作觚竹。《尔雅》:“觚竹、北户、西王母、日下,谓之四荒。”四荒,意思是四方边远的国家,觚竹作为北方边远国家的代称,是个较大的方国。 孤竹国的疆域,史书勾画了轮廓:南一“孤竹古城在卢龙城南十二里”(《括地志》);北——“兴中府,古孤竹国”(《辽史·地理志》),兴中府即辽宁朝阳市。近年来,考古发现提供了佐证:辽宁喀喇沁左旗蒙古族自治县的北洞村出土的铜窑铸有“孤竹”铭文,这个县和尚沟商墓出土金钏和卢龙阚各庄商墓出土的金钏十分相似。朝阳魏营子遗址出土了夹砂红陶绳纹鬲(口沿有堆纹花边),卢龙双望遗址也出土了这种陶鬲。这些地下发现的器物,印证了从朝阳到卢龙广阔地区同属孤竹。现在辽宁省葫芦岛有个孤竹营子村,这个村名可能出于附会,但总会与历史上的孤竹有些因缘。综上述,可以约略得知:北起朝阳,南到海,东到大凌河,西到滦河中下游都属过孤竹国。 孤竹国都城在哪里因当时生产为游牧与农耕兼作,很可能迁移过多次。文献记载:“辽西郡令支县(按:令支在今迁安东一有孤竹城”(《汉书·地理志》),“孤竹古城在卢龙城南十二里”(《史记正义》引《括地志》)。这个孤竹城或许是商末到春秋时的孤竹国都城,具体地点不详,但总可约略说明今卢龙县一带是孤竹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重心。传国千年 孤竹国君,与商王朝皇室同姓,墨胎氏,传说为商汤王十八所封,属于同姓“内服”诸侯,担任商朝的“亚”职,辅弼王朝施政。 孤竹方国与商王朝关系密切,虽史籍佚于记载,但为考古发现所证实。 近年来,孤竹国畛域内多处出土商代铜器。辽宁喀左县出土了一件商代早期的大鼎;朝阳收集了一件弦纹鼎,是商代中期的典型铜器;内蒙哲里木盟克什克腾旗出土的弦纹佤,时代相当殷商安阳前期;河北省卢龙县抄道沟出土了商代晚期一批小型铜器;卢龙县阚各庄出土了饕餮纹鼎,乳钉纹簋等,也属于商代晚期。上述铜器的发现,说明孤竹及其附近地方是商王朝政令所及的地区。 周灭商以后,孤竹为周的方国。到春秋时,孤竹主要势力范围局限于今燕山以南卢龙一带。公元前650年,齐桓公“北伐山戎,剃令支,斩孤竹而南归”(《国语·齐语》)。孤竹传国千年,至此灭亡。 《韩非子·说林》说齐桓公“伐孤竹,春往冬返,迷惑失道,管仲曰:‘老马之智可用也”。乃放老马而随之,遂得道,留下了“老马识途”的成语。传说齐桓公“迷惑失道”的地方,距卢龙很近。叫迷谷(在滦河西,今属滦县

什么是神本文化?

优质回答商朝是我国最早有文字记载的朝代。凭借商代的甲骨文,人们能够对商朝的历史进行更多的了解。

商部落原是一个活动在山东半岛渤海湾的从事畜牧业生产的部落。商朝的第一个统治者叫商汤,其先祖名契,佐舜治天下,被封于商,(今河南省商丘市)。商汤任伊尹为相,据传伊尹为庖厨,以庖厨之喻对商汤讲解治国道理。在伊尹辅佐下,商汤励精图治,发展壮大,终于取代夏桀而有天下,定都于亳(一说在今河南省偃师市,一说在安徽省亳州市),共传30王,国家五盛五衰,六次迁都。到盘庚(商代第十代君主)在位时,迁都至殷(今河南安阳小屯村),所以历史上又称商王朝为殷商。据考古所及,商朝南越长江,北达辽西,西抵陕西,国土面积大大超过了夏王朝。

殷商文化非常发达,记录商代社会情况的文字,主要是殷墟甲骨文,有5000多个单字。这些刻在龟甲兽骨上的文字,都是商代王室占卜的记录,因而也称为“卜辞”。其内容极为丰富,反映了商代社会各方面的情况。商代由掌理卜筮和记事的“贞人”书写与保存的典册,便是中国最早的一批文献。

商代的历法也很进步,甲骨文中有关于天文现象的记载。此外,商代的青铜器和古都建筑都标志着殷商的商人文化也有相当大的发展。

商朝的文化观念,集中体现在“尊神重巫”,表现出强烈的神本文化的特色。这种神本文化是人类思维水平尚处于蒙昧阶段的产物。比如,国家大事都要由巫师占卜决定,并常常举行规模盛大的祭祀活动,来表示对鬼神的敬意。祭祀时要用许多牲畜,在上古还有用活人祭祀的现象。以神为本的文化逐渐开始向以人为本的文化过渡,其契机便是商周之际的社会大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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