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明末农民起义领袖张献忠简介,张献忠怎么死的?张献忠,字秉忠,号敬轩,(1606年9月18日-1647年1月2日),明末农民起义领袖,曾建立大西政权。与李自成齐名。1640年率部进兵四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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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末农民起义领袖张献忠简介,张献忠怎么死的?

明末农民起义领袖张献忠简介,张献忠怎么死的?

张献忠,字秉忠,号敬轩,(1606年9月18日-1647年1月2日),明末农民起义领袖,曾建立大西政权。与李自成齐名。1640年率部进兵四川。1644年在成都建立大西政权,即帝位,年号大顺。1646年,清军南下,张献忠引兵拒战,在西充凤凰山中箭而死。其人多有奇闻异事流传,如入川屠蜀、江中沉宝等等。对此史学界也一直存在争议。

早年经历

明万历三十四年(1606年)9月18日出生于陕西省定边县郝滩乡刘渠村(古称柳树涧堡),张献忠少时曾读过书,成人后参军,曾当过延安府捕快,因事革职,便至延绥镇从军。因犯法当斩,主将陈洪范观其状貌奇异,为之求情于总兵官王威,重打一百军棍除名,从此便流落乡间。

高举义旗

天启末年,陕西全境灾荒不断。陕北又发生了严重的干旱和虫灾,禾苗枯焦,饿殍遍野。由于海外贸易的 *** ,明朝富庶的南方大片的田亩被用于经济作物的种植,粮食产量随之下降,北方大旱

张献忠画像则导致粮食更为匮乏,粮价开始节节攀升,与之相对应的是,明朝中央财政却因为灾荒之年税收相应减少,随着财政的进一步拮据,赈济成为空谈,而没有了赈济,农民无法生活下去,最终只有铤而走险,起来造反。陕北地区首先爆发了农民暴动,并很快形成燎原之势。最初,有府谷的王嘉胤、王自用暴动,他们占领了黄龙山。接着宜川王左挂、安寨高迎祥、洛川张存孟、延川王和尚、汉南王大梁等纷起响应,斗争烈火燃遍了陕西全境。不久,李自成在米脂起义后参加了高迎祥的暴民队伍。

崇祯三年(1630年),张献忠在家乡聚集十八寨农民也组织了一支队伍响应王嘉胤等暴动。他自号八大王。由于他身长瘦而面微黄,须一尺六寸,G劲果侠,军中称为‘黄虎’。这一队伍初属王嘉胤自用,后自成一军。因他小时读过一点书,又受过军事训练,为人多智谋,果敢勇猛,很快就显示了指挥才能,他的部众成为当时以王自用为盟主的三十六营中最强劲的一个营。从此,张献忠随着流民队伍,转战于陕西、山西、河南、安徽、湖北、四川等地,屡立战功。他的队伍也由几千人发展到几万人,成为最强大的一支部队。在与官军的作战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崇祯六年(1633年)冬,义军大部分渡过黄河南下,张献忠所部是以高迎祥为盟主的十三家之一。

崇祯七年(1634年),张献忠入川,攻陷夔州(今重庆奉节),进围太平,重庆女总兵秦良玉提兵赶至,献忠慑于秦良玉及其手下"白杆兵"威名,苍惶逃走,秦良玉率军追击,与正好回川的儿子马祥麟前后夹击,打败张献忠,使之退走湖广。

崇祯八年(1635年),各路义军被官军围困于河南。为了冲出包围圈,十三家义军首领,在河南荥阳举行了军事会议。商讨结果,决定分兵出击,打破官军的围剿计划。会后,张献忠和李自成在闯王高迎祥的率领下,向东挺进。这支东路军的主力就是张献忠的部队。他的部队作战勇猛,连破河南的固始和安徽的霍丘等州县,直指明朝的中都凤阳。

作为东路军先锋的张献忠部队,在大雾弥漫的清晨包围了凤阳城。不到半天工夫,就全歼了守卫凤阳的两万官军,击毙守将朱国正等人,俘获了凤阳知府颜容暄,并当着百姓的面,历数他的罪行后,处以死刑。张献忠把胜利品和府库里的粮食,分给当地的贫苦农民,又叫农民和四乡百姓,砍光皇陵的几十万株松柏,还拆除了周围的建筑物和朱元璋出家的龙兴寺(又名皇觉寺),然后掘了皇帝的祖坟,同时将凤阳富户杀的一干二净。

这件事对朝廷震动很大,崇祯帝得知消息后,立即穿上丧服,跑到太庙,跪在祖宗的牌位之下放声大哭;并下令朝廷官员素衣素食办理公务,表示哀悼。崇祯帝撤了兵部尚书的职,砍了凤阳巡抚和巡按御史的头,又把早已革职闲住的五省督师拉出来定了死罪。尽管如此严厉,官军仍然挡不住张献忠部队的蝗虫式的扫荡。

张献忠攻下凤阳后,又挥师南下,接连攻克庐州(今安徽合肥)、安庆、和州、滁州,一直沿长江打到江苏的仪征,一路所向披靡。后来又回师向西,经英山、霍山,同马守应部会师于湖北麻城。接着,从湖北进入河南,又进入陕西,由商洛打回关中。张献忠转战千里,忽东忽西,选择官军的薄弱环节,打破了官军企图在中原围歼义军的战略计划。张献忠回到关中后,与高迎祥在凤翔会合。又在陕西与明朝兵部尚书洪承畴统率的官军进行了几次战斗,洪承畴手下的大将,如艾万年、曹文诏等人都被义军斩杀,官军损失惨重。义军遂转而直插河南。

暂受招抚

崇祯九年(1636年)初,流民军已发展壮大到几十万人,在河南会合时,常连营百里,而当时张献忠的部队就有十万人。九月,闯王高迎祥遇伏被俘,被朱明王朝凌迟处死。李自成等大部转战于潼关以西地区,张献忠所部遂成为潼关以东地区官军攻击的主要目标。张献忠所部转战于鄂、豫、皖时,多次打败官军。入河南袭破许州,杀左良玉兄,获物资巨万。三月,在安庆家店的战斗中又击毙明将潘可大等人。但是,由于流民军各部缺乏统一部署和协同行动,每部各自为战,崇祯十一年(1638年)春,各路流民军均连遭挫折。特别是崇祯十年(1637年)四月,明朝兵部尚书、内阁大学士杨嗣昌策划了四正、六隅、十面张网的围剿战略,李自成在陕西遭到几次失败,刘国能等也在河南归顺朝廷,都给张献忠的队伍带来了巨大的困难。张献忠在进袭南阳的战斗中被左良玉军击败,本人也受了伤,幸被部下孙可望力救脱险,遂带部队退居谷城(今属湖北)。在官军的强大攻势下,为了保存实力,张献忠在谷城、罗汝才在郧阳,分别接受了兵部尚书熊文灿的招抚。受招抚后,张献忠拒绝接受改编和调遣,不接受官衔,保持了独立性。他把四万人的部队分布在总部谷城的四郊,分四营,各设一员大将率领。在休整期间,集草屯粮,打造军器,招兵买马,训练士卒。张献忠还经常请人给他讲《孙子兵法》,并结合战例,总结经验和教训,等待时机东山再起。

东山再起

崇祯十二年(1639年)五月,张献忠在谷城重举义旗。义军很快打垮守备谷城官军,杀了县令阮之钿和巡按御史林铭球,拆毁城垣,劫库纵囚。明监军道张大经和马廷宝、徐起祚被迫投降。张献忠离开谷城时,把官府上下大小官员向他索贿的名单、数字和时间,都详细地写在城内外的墙壁上,使百姓看清了明朝政治的腐朽。

张献忠再起时,罗汝才、马守应部也起而响应,并到谷城与张献忠会合。隐伏在商雒山中的李自成也重整旗鼓,经湖北郧、均地区进入河南。农民起义的烽火,又一次在中原大地上熊熊燃烧起来。

熊文灿得知义军再起的消息,立即调左良玉和罗岱领兵追剿。张献忠将大军埋伏在房县以西的罗猴山,张网布阵,并派出一支队伍佯攻败退,引诱官军入山,伏兵围攻,官军一万多人全部溃散,罗岱被活捉,左良玉丢盔弃甲,伏鞍而逃,连军符印信也丢失了。崇祯帝一怒之下,撤了熊文灿的职,并予逮杀;左良玉降三级,带罪随军立功。接着,改派大学士、兵部尚书杨嗣昌督师,总督以下并听节制,再次展开对农民军的大规模围剿。

杨嗣昌一到襄阳,就抛出他策划的四正、六隅、十面张网的战略。会师十万,并檄河南、四川、陕西、郧阳诸抚镇将领,分扼冲要,主要任务是全力围剿张献忠和李自成。起初,张献忠不了解情况,接连失利,非常被动。后来通过情报摸清了官军底细,张献忠说服罗汝才,两军联合,加强了义军的力量。义军以走制敌、避实击虚、出没无常的战术对付官军。同时,张献忠加强了情报工作,派出很多机灵的军士扮成商人小贩,四处探听消息。老百姓也常把官军的动向告诉义军,还常给张献忠的队伍做向导。因此,能及时掌握敌情,迅速采取军事行动,打得官军措手不及。然后迅速转移,使官军摸不清义军的去向,难以追击。官军的主力部队不是扑空,就是遭到埋伏而损兵折将。但是,义军被困在官军的包围圈里非常不利,随时都有被围歼的危险。为此,张献忠认为必须彻底粉碎官军的围剿计划,跳出圈外去作战,才能更有力地打击官军。

入川作战

崇祯十三年(1640年)闰正月,张献忠在枸坪关被左良玉击败,率部突入四川。入川途中,在太平县的玛瑙山又受到郑崇俭和左良玉的夹击,伤亡惨重。接着又受到湖广军、四川军和陕西军的追击堵截,义军连受重创,退居兴安归州山中,又被左良玉等军围住,义军陷于困境。为此,张献忠利用杨嗣昌和左良玉的矛盾,派人携重宝贿左良玉,说:献忠在,故公见重。公所部多杀掠,而阁部猜且专。无献忠,即公灭不久矣。左良玉斗志松懈,张献忠乘机收聚散亡,在山民的帮助下,走出兴安,与罗汝才等部会合。张献忠又利用四川巡抚邵捷春和杨嗣昌之间的矛盾,集中兵力,猛攻邵捷春防守的新宁(今四川开江)。邵捷春根本没有想到义军如此神速,官军一触即溃。义军突破新宁防线后,顺利地进入了四川。义军的入川,打破了杨嗣昌的围剿计划,并在军事上也从防御转入了进攻。杨嗣昌刚愎自用,满以为官军已把张献忠、罗汝才等部包围在鄂、川、陕三省交界地区,胜利在握了。但实际上是总督之令不能行于将帅,将帅之令不能行于士卒。张献忠尽量避免与官军打阵地战,而采取以走制敌的策略,一昼夜能行三百余里,快速流动,常常把官军搞得顾此失彼,腹背受敌,疲于奔命。

崇祯十三年十二月,杨嗣昌眼看无法消灭义军,就采用招抚办法,妄图分化瓦解。杨嗣昌宣布赦免罗汝才罪,归降者授以官职,唯不赦张献忠,有能擒获张献忠者赏万金,封侯爵。但第二天杨嗣昌驻地的墙壁上就出现有能斩督师来献者,赏银三钱的布告。义军针锋相对的回击,使得杨嗣昌非常沮丧,并怀疑左右都通义军。

崇祯十四年(1641年)正月,张献忠已在四川转战了近半年。这时,义军在开县黄陵城被官军左良玉部追及,左部参将刘士杰、游击郭开力立即出战,义军以逸待劳,张献忠抽出一支精兵绕到官军后方出击。左良玉逃走,刘士杰、郭开力被击毙,官军将士死伤过半,义军获得全胜。

常见的自然灾害都有哪些?

中国国土空间上常见的自然灾害种类繁多,主要包括洪涝、干旱灾害,台风、冰雹、暴雪、沙尘暴等气象灾害,火山、地震灾害,山体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风暴潮、海啸等海洋灾害,森林草原火灾和重大生物灾害等。自然灾害是地理环境演化过程中的异常事件,却成为阻碍人类社会发展的最重要的自然因素之一。

自然灾害系统是由孕灾环境、致灾因子和承灾体共同组成的地球表层变异系统,灾情是这个系统中各子系统相互作用的结果。“自然灾害”是人类依赖的自然界中所发生的异常现象,且对人类社会造成了的危害的现象和事件。

它们之中既有地震、火山爆发、泥石流、海啸、台风、龙卷风、洪水等突发性灾害;也有地面塌陷、地面沉降、土地沙漠化、干旱、海岸线变化等在较长时间中才能逐渐显现的渐变性灾害;还有臭氧层变化、水体污染、水土流失、酸雨等人类活动导致的环境灾害。这些自然灾害和环境破坏之间又有着复杂的相互联系。人类要从科学的意义上认识这些灾害的发生、发展以及尽可能减小它们所造成的危害,已是国际社会的一个共同主题。

自然灾害是指由于自然异常变化造成的人员伤亡、财产损失、社会失稳、资源破坏等现象或一系列事件。它的形成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要有自然异变作为诱因,二是要有受到损害的人、财产、资源作为承受灾害的客体。

扩展资料:

自然灾害的主要影响:

1、灾难会带来实质性的创伤和精神障碍;

2、绝大多数的痛苦在灾后一两年内消失,人们能够自我调整;

3、由灾难引起的慢性精神障碍非常少见;

4、有些灾难的整体影响可能是正面的,因为它可能会增加社会的凝聚力;

5、灾难扰乱了组织、家庭以及个体生活。

自然灾害会引起压力、焦虑、压抑以及其它情绪和知觉问题。影响的时间以及为什么有些人不能尽快适应仍然是未知数。在洪水、龙卷风、飓风以及其它自然灾害过后,受害者会表现出恶念、焦虑、压抑和其它情绪问题,这些问题会持续一年。

一种极度的灾难的持续效果,称为创伤后应激障碍,即经历了创伤以后,持续的、不必要的、无法控制的无关事件的念头,强烈的避免提及事件的愿望,睡眠障碍,社会退缩以及强烈警觉的焦虑障碍。

参考资料:百度百科-自然灾害

西安是13朝古都,为何西安皇宫没能保存下来?

西安是13朝古都,最为辉煌时期也就是周秦汉唐。这一时期都有宫殿,比如秦咸阳宫、阿房宫,汉未央宫、长乐宫、建章宫,唐太极宫、大明宫等,其规模都要大于现在的紫禁城。很可惜的是,这些皇宫都没有保留下来,只能通过遗址来想象当时的富丽堂皇。

西北郊渭河南岸建造了汉长安都城,取长治久安之意。

这些皇宫没有保存下来,无非是以下几种原因:

1、朝代更迭的战乱。因为自古关中为帝王之地,朝代更替就一定要灭了王气才可以建立新朝。项羽灭秦,就火烧咸阳宫、毁了阿房宫;唐朝安史之乱、黄巢起义等都是对长安城的毁坏。朱温后来更是一把火烧了长安城,皇宫也就不复存在。自唐以后,政治经济中心南移东迁,长安更是一蹶不振。

2、少数民族的入侵。加之陕西以西、北方向都靠近少数民族,容易被攻破。像西周镐京被犬戎攻破,西晋时期更是被五胡轮流占领。这些少数民族都是蛮荒民族,烧杀抢掠更是家常便饭,也是对先进文化的毁灭。

3、自然灾害的威胁。关中一带地质复杂多样,像南边是秦巴山区、而北边又属黄土地质,加上渭河,洪水、地震等自然灾害频发,导致这些古建筑很难完整的保存下来。

4、建筑设计的落后。明清时期的皇宫能完整保存,一个是时间短,另外到明清时期,建筑等领域学科完善,工艺技术提高,所以皇宫的抗震抗灾防火等各方面水平提高。而汉唐时期距今超过千年,就算没有战争,也很难保存下来。大明宫的遗址显示,当时的宫殿基础多为夯土,宫殿估计也多以土木结构为主,所以没有像明清一样保存下来也属正常。

摧毁强大东汉和明朝的瘟疫到底有多可怕?

王朝兴衰固然有自身原因,但天灾、瘟疫往往也会成为击垮一个王朝的幕后推手。毫无疑问,中国历史上的百姓是最为淳朴的,但凡能够活得下去,他们就不会生事,而导致百姓们活不下去的,除了王朝的腐败和官员的压榨,天灾和瘟疫往往才是最为致命的,而中国历史上被瘟疫击垮的王朝代表,便是东汉和明朝。

东汉:天灾瘟疫持续爆发,最终击垮了东汉王朝

翻开东汉末年的史料,尤其是帝王本纪,天灾人祸、兵灾战乱简直如同流水账一般的历历在目,其中尤以桓帝刘志和灵帝刘宏时期最为严重,对于当时的百姓来说,这简直与世界末日无异。

仅以灵帝刘宏在位期间为例,从建宁元年(168年)正月继位,到光和七年(公元184年)黄巾起义爆发,在这十余年间,天灾几乎就没有中止过。大致梳理如下:

建宁三年(170年)正月,河南、河内饥荒,以致夫妇相食。

建宁四年(171年)二月,地震,海水溢,河水清。五月,河东地裂,雨雹,山水暴出。

熹平二年(173年)正月,大疫。

熹平三年(174年)秋,洛水泛滥。

熹平四年(175年)六月,三辅之地横遭虫灾。

熹平六年(177年),夏四月,大旱,七州蝗。八月辛丑,京师地震。

熹平七年(178年)二月,四月两度地震。

光和二年(179年)春,又发大疫。三月,京兆地震。

光和三年(180年)秋,酒泉地震。

光和四年(181年)六月,炎炎夏日,冰雹下的“大如鸡子”。

光和六年(183年),夏,大旱。秋,金城河水溢。五原山岸崩。冬,东海、东莱、琅琊井中冰厚尺余。

常言道“大灾之后,必有大疫”,东汉这连续不断的灾难之后,同样爆发了严重的瘟疫。史料明确记载,汉桓帝时曾先后爆发三次大疫,而汉灵帝时则又先后爆发了五次疫情,英国著名学者赫伯特·乔治·韦尔斯在《世界纲史》中写道,“也许是因为穷奢极欲损伤了元气,汉朝衰落了。在公元2世纪末,一场波及全世界的大瘟疫使中国的制度崩溃了,这是一场使罗马帝国陷入一百年混乱的瘟疫,而汉朝也像一棵狂风中的朽木一样倾倒了。”持续的天灾瘟疫肆虐,最终将老百姓逼到了绝境。张角的一句“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就此拉开了黄巾起义的巨幕,无路可走的百姓们,纷纷走上了起义造反之路。

好不容易平定了黄巾之乱,还不等老百姓休养生息,从建安九年(204年)至建安二十四年(219年),规模更大的瘟疫再度袭来。关于这场瘟疫带来的惨状,曹植在《说疫气》中写道,“

家家有位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覆族而丧”。

不仅普通百姓家庭惨遭瘟疫侵袭,就连著名的“建安七子”中的四人(徐干、陈琳、应玚、刘桢)也因瘟疫而死。此外,医圣张仲景的家族也未能幸免,他在《伤寒卒病论》中悲痛的回忆道,“

余宗族素多,向逾二百,自建安以来,犹未十年,其亡者三分之二,伤寒十居其七”。而东汉的都城洛阳,更是有一大半人因瘟疫而死。

根据史料记载,瘟疫爆发之前的桓帝永寿三年(157年),东汉人口为5650万,而在历经天灾瘟疫之后,到晋武帝太康元年(280年)时,全国人口仅存1600余万,人口锐减四分之三。而在瘟疫最严重的中原地区,到三国末年时,其人口更是不及十分之一。

人口断崖式的下降,固然有战争和灾荒,以及因天灾人祸而无法完全统计的因素,但根据保守估计,因天灾瘟疫而损失的人口也至少达到了2000万。

明朝:瘟疫肆虐十余年,明朝北部边防尽毁

从嘉靖年间开始,由于明朝和蒙古之间连续发生战争,导致大量汉人被俘或逃往草原,大量牧场被开垦为农田,原本草原上的老鼠生存空间被压缩,增加了人鼠接触几率。而明末的旱灾频发,在百姓流离失所的同时,老鼠也大量涌入人类居住地,最终酿成了这次肆虐十余年的大瘟疫。

崇祯六年(1633年),山西兴县爆发瘟疫,次年百姓纷纷逃离,随之导致瘟疫开始向周围地区扩散。崇祯九年(1636年)至崇祯十年(1637年),与兴县隔河相望的陕西榆林府、延安府开始相继爆发瘟疫,史载,“(崇祯十年)大瘟,……米脂城中死者枕藉,十三年,夏又大疫,十五年,……大疫,十六年,稔,七月郡城瘟疫大作”。

崇祯十三年(1640年),瘟疫开始蔓延至河北顺德府、河间府和大名府,“瘟疫传染,人死八九”。至崇祯十四年(1641年),大名府“春无雨,蝗蝻食麦尽,瘟疫大行,人死十之五六,岁大凶”,广平府、顺德府、真定府也相继爆发瘟疫,“至一夜之内,百姓惊逃,城为之空”。

崇祯十四年(1641年)七月,京师开始爆发瘟疫,史载,“夏秋大疫,人偶生一赘肉隆起,数刻立死,谓之疙瘩瘟,都人患此者十四五。至春间又有呕血者,或一家数人并死。”由于腺鼠疫患者往往会导致淋巴结肿大,因而被百姓们称之为“疙瘩瘟”。

崇祯十五年(1642年),瘟疫开始蔓延至天津,每日因感染瘟疫死亡者不下数百人,几乎是逐门逐户而过,无人能够幸免。

崇祯十七年(1644年)春,腺鼠疫开始转化为肺鼠疫,夏燮的《明通鉴》记载“京师大疫,死者无算”,《崇祯实录》则记载“京师大疫,死亡日以万计”、“病者吐血如西瓜水立死。死亡枕藉,十室九空,甚至户丁尽绝,无人收敛者”,京师尚且如此,可见当时的惨状。

根据史学家的推测,明朝崇祯年间的这次大瘟疫,直接导致陕、晋、冀三省损失人口千万左右,仅京师便有不少于20万人死于这场瘟疫,占到了当时京城人口的20%甚至更多,发展到最后,京师甚至连叫花子都找不到了。

这场瘟疫,可以说成为了压死明朝的最后一根稻草,例如孙传庭便因为鼠疫横行,人死过半而迟迟无法出兵,最终在朝廷的催促下,不得不带着缺衣少食的士兵强行出战,结果最终战败身亡。

明末时期,随着卫所制的全面崩坏,明朝成建制的精锐部队其实仅仅只剩下了九边重镇,而这场瘟疫直接摧毁了大同、山西、蓟州、宣府等镇。当李自成从西安发兵攻向京城之时,这几大边镇不仅无力抵抗,甚至连自保都不可能,最终导致李自成很轻松的便杀到了北京城下。

与此同时,明朝驻守京师的军队原本有10余万人,而在这场瘟疫之后,只剩下了五万多老弱病残,面对杀至城下的闯军,守城将官甚至不得不低声下气求人守城,结果仍是“逾五六日尚未集”,以致不得不调遣宫中三四千太监参与守城。而即便如此,城防仍然极度空虚,平均五个城垛才有一个士兵,而刚刚经历瘟疫的明军更是“鸠形鹄面,充数而已”,这杖还怎么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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