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中国人力资源大师有哪些？王博，经济师、人力资源管理师、注册高级人力资源管理师，首卷《中国人力资源开发年鉴》人力资源精英（100人），省人力资源开发研究会特约培训师。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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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力资源大师有哪些？

中国人力资源大师有哪些？

王博，经济师、人力资源管理师、注册高级人力资源管理师，首卷《中国人力资源开发年鉴》人力资源精英（100人），省人力资源开发研究会特约培训师。中国人力资源专家网发起人、编辑，某市企业联合会企业信息化领导小组专家团专家，金色阳光CHO 。

王博，大学毕业后曾从事设备维修、技术员、行政秘书、清欠管理、企业物资管理等工作。1998年开始在某特大型企业企业集团（深圳上市公司）从事人力资源管理工作，主要负责保险福利管理、企业考核管理、职称管理、薪酬改革、MIS建设（HR部分）等管理工作，筹建了集团培训中心。2002年12月某大型企业集团成立，应邀请到该集团筹建集团劳动人事部，建立了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制度、培养了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力量。2005年到某大型燃气公司（香港上市公司）从事人力资源管理。多年来，坚持学习，在学习中工作，在工作中学习。近两年做了大量的企业收购、兼并、合资的人力资源管理项目。多年的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经验使其掌握人力资源管理各个岗位工作。

擅长企业变革时期人力资源管理，员工招聘与任用管理、企业培训体系建立、职业生涯规划与管理、E－HR管理、大学生就业培训等，并且对大型企业的筹建、收购、兼并有丰富的经验。属于实战型人力资源管理专家。

管理格言：员工不是听管理者怎麽说，而是看管理者怎麽做；做事先做人，管事先管人。

李家强

1997-1999年就读于美国芝加哥大学公共管理研究院及商学院 ( 美国商学院最新排名第二名) ，获管理硕士学位。在此前后，拥有10余年国内外著名企业的管理工作经验，历任中国科协国际部项目经理, 中国航天部长城工业总公司进出口部贸易经理、美国匹特威国际公司(当时全球最大防火防盗电子安全设备供应商)合资项目总经理、美国霍尼韦尔国际公司国际业务发展经理、BP石油培训与发展经理。

1993-1997年间，任摩托罗拉大学培训讲师，并成为摩托罗拉大学第一位中国籍培训师导师，一些学员已成为目前国内培训界的名师。

曾服务的企业有：全球企业 ：摩托罗拉、霍尼韦尔、甲骨文、高露洁、惠普、强生、NCR、RRDonnelley等，英美的BP石油，德国的赫斯特、西门子，日本的西科姆、日立、三菱、爱普生，以及艾立信、诺基亚、北电集团；国内大型企业：航天工业总公司、南方航空集团、华润集团、首信集团、北京电信、上海电信、华北制药、广州电梯；IT企业：东方通信、柳州移动、华为、创维、中兴通讯、东信北邮、信天通信；民营企业：美的、北京科宝橱卫、汽车行业：江铃汽车、东南汽车等多家大型企业。

May

CHRP特约国际培训师，美国康耐尔（Cornell University）管理学硕士，, 中国人力资源开发研究会常务理事，原美国人力资源管理协会（SHRM）特邀讲师，现任深圳市亿双龙人力资源有限公司首席咨询顾问，2002年12月成为中国优秀人力资源专家信息库首批入选专家。

拥有多年海外人力资源及商务咨询工作经验，曾在美国Xanada & Younker Training Organization、HRCI等机构任职，绩效显著。凭借其敏锐的商业意识和丰富的行业经验 ，以及优秀的管理理念，回国后为不同行业机构设计及推行人力资源整体发展计划及顾客服务和管理才能发展计划，受到客户好评。在人力资源战略规划、沟通与激励、职业生涯发展计划、绩效考核等方面有深入的研究。以全新的理念和新颖独特的培训方式受到全国各地学员的热烈欢迎

培训辅导过的企业有：林天房地产、天安保险、ABB公司（瑞典）、深圳红彤汽贸、深圳金新农饲料、深圳双桥投资、深圳凯利实业、圣廷苑酒店、白沙集团、深圳安益投资、阿尔卡特、中汉星电子科技、中国建筑二局二公司、粤鹏建设，河南双强、深圳山天饮食连锁有限公司、和林电子（日本）、深圳宇阳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等

林泽炎

1996年7月获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人力资源管理博士学位，并分配到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中国劳动保障科学研究院工作，历任工程师 、高级工程师 、副总经理 、国家重点课题负责人，主持“ 中国企业人力资源管理体系 ”及“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师技能鉴定国家标准”课题研究，兼任《 中国劳动 》杂志 “ 人力资源管理 ”栏目开拓及主持人。代表作主要有：《3P模式—— 中国企业人力资源管理操作方案》、《现代人力资源管理》、《人为事故预防学》、《现代职业人素质测评与训练》、《实用职工心理卫生与保健》。主编《 中国企业人力资源管理诊断与制度创建 》（3本）、《 企业人力资源管理核心技术和操作方案 》（12本）两套丛书。

曾为中国电信、中国联通、中国移动、大长江集团、中国船级社 、TCL集团 、联想集团、双鹤药业、京门房地产、新华人寿、柯瑞公司 、中信公司、几十家单位主持过人才招聘、培训、组织机构设计、心理素质测评及人力资源管理方案设计等工作；同时被国内多家公司聘为研究员、高级顾问。

张锡民

南京理工大学企业管理硕士。历任企业生产质量部经理、人力资源部经理、企管部经理、销售部经理、营销总监、人力资源总监、常务副总裁、高级管理顾问/高级培训师、董事副总裁等职。并兼任南京理工大学MBA培养客座教授、北方交通大学企业管理咨询协会客座教授, 香港光华管理学院特聘高级培训师；并出任国家通用管理能力认证考试主任讲师之一，出任外国专家局下属的美国PMP认证考试的主力讲师；并兼任北京双高人才中心，中关村人力资源经理协会和国内十多家公司兼职特约顾问/培训讲师。

曾服务的企业有：联想集团、中文之星、连邦软件、曙光信息集团、江苏红星美凯龙 集团、新奥特集团、美的集团、江苏亚邦集团、中海油渤海石油集团公司、新疆大油田、山东东方钢管集团公司、北京四环制药集团公司、四通集团、新疆德隆公司、重庆宗森摩托、重庆嘉陵摩托、深圳华为、深圳电信、长城公司、长春电影制片厂、金源化工、开普化工、中国长安汽车集团、北京电信集团、汇源果汁、中国普天集团、北京星辰投资管理集团、中国茅台酒厂、好利来集团公司、北京市领导干部培训班、中国人寿保险公司、江西丰城电厂有限公司、海南航空公司。

李 毅

中国人民大学工商管理学院MBA主攻人力资源，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劳动经济专业，双硕士。香港大学职业经理人、台湾卡耐基、斯坦博期股权培训讲师。曾任北大纵横集团人力资源总监、亿镁科技（中国）有限公司综合管理部总监、凯必盛（中德合资）自动门技术有限公司综合管理总监、金马集团人力资源部经理等职务。曾参与人民大学和华为集团的人力资源合作；搜狐管理模式及部门职能设计，岗位描述，绩效考核；嘉铭集团人力资源规划，项目考核，绩效考核等的制订。

罗 赢

毕业于北京大学 ，现为企业人力资源开发管理领域专家级自由职业者。1991年大学毕业即加入财富500强企业宝洁公司 ，开始人力资源开发管理的职业生涯。在宝洁享誉国际商界的企业管理经典中熏陶8年 ，从管理培训生到招聘经理到组织协调经理，再到中国宝洁的北京地区人力资源经理，成为一名优秀的职业经理。98年底，罗先生为著名的国际猎头公司选拔推荐，以29岁的年龄，出任美国优利系统（中国）公司的人力资源总监，成为当时在华跨国公司少有的本土化人力资源总监，也是中国优利高层领导团队中最年轻的总监 。上任后1年内就成功地协助新任总经理重建了公司的领导团队 ，实施了业务组织的战略重组，当年实现多年亏损后的经营盈利 。2001年起，开始从事商务人力资源开发管理的职业专家服务 ，融十年跨国公司的职业管理经验，厚积薄发，不断开发出面向本土企业的人力资源开发管理应用理论和应用技术，如企业人力资源管理5层平台理论，企业文化冰球模型理论，现代企业精效招聘技术，人力资源开发4个层面理论，等等。迄今已在全国各地讲授公开课和企业内训课20余场，以个人丰富经典的管理实战经验，精辟深刻的管理内涵揭示，形象生动的互动演绎，震撼人心的现实案例剖析诊断，和精效到位的现实疑难解决方案，不断获得学员的高度满意反馈和高度评价，深受企业客户的欢迎。

甲骨文的发展历史

十九世纪末，学者们发现并认识了甲骨文。甲骨文的发现，象璀璨的群星，把学者们目光集聚到了甲骨文的研究方面来。这种古老而系统的文字，与埃及的纸草文字、巴比伦的楔形文字和印度的哈拉伯文字并称为世界四大文字体系。

甲骨文经过搜集、整理之后，在罗振玉、王国维的大力宣传与精心研究下，一时成为国内外学术界高度重视的学问。

在罗、王的极力倡导下，逐渐成长起来以甲骨文来研究中国古代文化的甲骨学派。甲骨学的发展与深入，为中国古代史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关于甲骨文的发现最为流行的说法

清末任国子监祭酒(国家教育的最高行政长官)的王懿荣于1899年发现的。据说，在这一年的某一天，王懿荣派人到北京菜市口达仁堂购买一种叫“龙骨”的中药。当时王懿荣正患疟疾，据说这种“龙骨”可以医治疟疾。“龙骨”买回来之后，王懿荣打开药包一看，发现这些“龙骨”上隐隐约约地刻着密密麻麻的符号，他觉得很奇怪，于是就细心的观察和揣摸起来。王懿荣学识渊博，对古文字学有很深的造诣。他的这些渊博的知识使他能够对这些奇怪的符号产生不同凡常的联想——“龙骨”上的契刻符号很可能是一种已经失传了的古文字。经过他潜心的钻研，他认定这是中国最古老的文字。与此传说不同，有人提出甲骨文是天津人王襄在1899(光绪24年)发现的，因为王襄在1955年所写的《簠室殷契》中提到“世人知有殷契，自1898年始”。 1898或1899，一年之差，聚讼纷纭，似乎没有多大必要。但作为一项重大的发现，确定一个准确的年代，则是科学态度问题了。经过一个时期的争论和研究，大多数人都认为王懿荣在1899年首先发现了甲骨文。我们这里提到的发现，是学术意义上的发现，也就是不仅见到了甲骨文，而且认识了甲骨文。而一般意义的发现，是指在田野里挖出了甲骨文。从一般意义上讲，在1899年之前，人们就已经开始在殷墟这个地方挖掘甲骨了。他们挖掘甲骨的目的，不是把它当作一种文字材料，更不是当作史料，而是看中了它的药用价值，出售给中药铺，医治人们的疾病。有一个时期，人们吞下去了不知多少称为“龙骨”的甲骨文，却一个字也吐不出来。愚昧无知不仅不能医治中国人的病，反而给中国文化带来残重的损失。在这些人当中，王懿荣首先认出了甲骨文，

这决不是什么天赐的机遇，而是知识与智慧的结晶。

1900年秋天，义和团运动兴起，王懿荣以国子监祭酒任团练大臣，在八国联军人犯北京的时候，慈禧太后带着皇宫仓惶西窜，王懿荣痛心疾首，投池自尽，以身殉职，其所藏甲骨大部分被《老残游记》的作者刘鹗收购。

甲骨文的搜集、整理与传播

甲骨文发现后，立刻轰动了整个学坛。有承认的，也有否认的。当时学术界有两派，即“复古派”和“疑古派”。一般地说，“复古派”肯定甲骨文是已经失传了的古代文字，而“疑古派”中的一些人则予以否认。所以对甲骨文的搜集、整理与传播就成为“复古派”同“疑古派”斗争的有力武器。

在王懿荣为国殉职之后，刘鹗(字铁云)就购买了王氏的大部分甲骨，在搜购甲骨方面用功颇勤。1903年，他将自己收藏的甲骨，精选出1000多片，墨拓后编成《铁云藏龟》发行。这是自甲骨文发现之后第一部甲骨书籍，对于甲骨文的传播有筚路蓝缕之功。吴昌绶在这部书中的序言中是这么评价的：“乃兹龟甲古文，又别辟一蹊径，埋蕴既久，地不爱宝，一旦披豁呈露，以供好古嗜奇者探索，文敏(王懿荣字)导其前马，先生(指刘鹗——编者注)备其大观。”刘鹗不仅仅是一位热心古代文化的学者，而且也是一位留心于世务，殚心于实业，匡世济贫的有志之士。在八国联军虎视北京，清政府又无能为力的紧急关头，刘鹗开仓赈济北京的饥民。这一举动却得罪了有司，被定罪后于1910年流放新疆，最后客死异乡。但刘鹗对于甲骨学的贡献将永垂史册。

甲骨文的发现与传播，也引起了外国人的关注。这些外国人对中国文化有着浓厚的兴趣，有些人对中国文化还颇有研究，搜集甲骨文就成了这一时期外国人的一项特殊爱好。1903年一1906年，美国驻山东的传教士方法敛和英国教士库寿龄就从古董商人手中收购了大批甲骨文，他们将这些甲骨转卖给英国人在上海开办的博物馆。随后，英国人金璋、法国人威尔茨、卫礼贤又将收到的甲骨卖给法国和瑞士的博物馆。明义士是加拿大的一位牧师，长驻彰德府(安阳)，他利用得天独厚的条件，经常骑一匹老白马，在洹河两岸游荡，目的就是寻找甲骨文，他收购的甲骨数量较多，现藏于加拿大多伦多皇家博物馆中的甲骨就是经过明义士之手收集的。除了欧美人之外，日本人也是较早就留心安阳甲骨的，其中有位日本学者叫林泰辅，还亲自到安阳调查和收集甲骨文，现在还可以在日本的大学、博物馆和图书馆内看到这一时期日本人收集的甲骨文。郭沫若先生就是利用日本所藏甲骨开始了他的甲骨文研究和史学研究生涯的。

甲骨学的形成

就在《铁云藏龟》印行的第二年，即1904年，著名学者孙诒让就根据这部书中的甲骨文拓片，对甲骨文字进行了考释，著《契文举例》一书。这算是甲骨文研究的第一部著作，虽然书中有许多误释的文字，但他开创了甲骨文研究的先河，在甲骨学史上有着特殊的贡献。

真正使甲骨文的研究成为一门专门学问，是罗振玉和王国维两位大师的卓越贡献。

罗振玉，号雪堂，清末做过学部参事官、京师大学堂农科监督等。辛亥革命以后，罗振玉以清室遗志自居，为复辟帝制出谋划策，1943年出任伪满州国监察院院长。他感情基础上的复古决定了他学术研究上的复古，不同的是，政治上复古是倒转历史车轮，而学术上复古则开创了一门学问，开创了一代学风。在他发迹和扬名之前，他曾是刘鹗的家庭教师，就因为这个机缘，他与刘鹗结为儿女亲家(他的长女嫁给刘鹗的的儿子为妻)，他有机会见到刘鹗收藏的甲骨文，并动员刘鹗将其甲骨文墨拓编印成书，也为这本书写了序言。甲骨文这门深奥的学问把他给吸引住了。1906年，他在北京任学部参事官时，利用自己的便利条件，广泛搜集甲骨文，并委派其弟罗振常到安阳采掘，1910年，罗振玉出版了《殷商贞卜文字考》，书中按贞卜的事类分为几个项目，由孙诒让的释字发展到罗振玉因事分类，卜辞算是可以阅读了，这不能不说是一个进步。嗣后到1915年，罗振玉躲到了日本，专心致志研究甲骨文，这一时期他出版了《殷墟书契前编》、《殷墟书契考释》，将《殷商贞卜文字考》中的考史、正名和卜法扩充而成了都邑、帝王、人名、地名、文字、卜辞、礼制、卜法八章，这就把杂乱零散的卜辞，归纳整理成有条理有价值的史料，甲骨文的研究开始成为古史研究中的具有特殊地位的学问。郭沫若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中是这样评价罗振玉的：“罗振玉的功劳即在为我们提供了无数的真实史料，他的殷代甲骨的搜集、保藏、流传、考释，实是中国近三十年来文化史上应该大书特书的一项事件。罗氏在中国要算是近世考古学的一位先驱者，他的搜集与从来骨董家的习尚稍有区别，他不仅搜集有文字的骨片，并还注意到去搜集与骨片同时出土的各种器物；在1916年他还亲到安阳小屯去探访过一次。这种热心，这种说见，可以说是从来的考古家所未有。”

罗振玉不仅自己传播和研究甲骨文，而且还特别注重培养甲骨学研究人才，王国维就是他的得意门生。王国维字静安，号观堂，青年时代在罗振玉办的文学社学习日文，深得罗振玉的赏识。辛亥革命暴发后，他随从罗振玉一起东渡日本，终止了哲学、宋元戏曲的研究，协助罗振玉整理、编辑、考证甲骨文。1917年，他撰写了《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续考》、《殷周制度论》，利用先秦文献与卜辞互相印证的方法，考证出卜辞中所见的殷代帝王及帝王的祖先的名号，使甲骨的史料价值进一步得到发挥。1924年，清华大学筹设研究院，由胡适推荐，拟清王国维当院长。他考虑时局对自己不利，不愿就职，后来经溥仪劝勉，才接受该院教授的聘请。在“疑古”之风风靡史坛的时候，王国维能够比较好地运用地下发现的新材料与文献典籍相结合，著《古史新证》宣扬中国的古老文化，不泥古又不疑古，实在难能可贵。在这本书中，王氏举出殷墟卜辞中有关武丁所卜的卜辞和祭祀文丁的卜辞，肯定了盘庚以后，帝乙以前，商王皆宅殷墟，这与《古本竹书纪年》正相吻合，从而证明了《古本竹书纪年》的不伪。从方法上来说，他采用考古与文献相结合的“二重证法”研究历史，独具慧眼，见解颇新。由于他的高水平的发挥，使甲骨文的研究逐步发展到专门的学问——甲骨学。从思想上来说，他顽固地追随已经没落的清王朝，仇视革命，妄图复辟，于是在1927年6月2日，当北伐战争捷报频传的时刻，他写下了遗书，在颐和园投昆明湖自沉。他政治思想上的守旧，并没有影响他在学术上的成就。正如郭沫若所说：“我们要说殷墟的发现是新史学的开端，王国维的业绩是新史学的开山，那是丝毫也不过分的。”

在这一时期，在罗振玉和王国维的影响和引导下，成长起来一批以甲骨文研究为己任的甲骨学派，他们在文字、文法、卜法、历法、历史人物、历史地理等方面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一些外国的汉学家也被吸引到甲骨文研究的潮流中来了。一时间，甲骨学成为一门国际性的重要学科。

甲骨文的科学发掘与研究

(一)甲骨出土与著录

甲骨学一旦成为学术界倍受关注的学科，人们对甲骨文的渴求就可以想见了，尤其是对新获取的甲骨文，就更受崇爱了。在1928年科学发掘殷墟以前，古董商和一些学者诱使当地村民在殷墟乱挖了几十年，容易挖到的甲骨都被掘出来卖掉了，地下埋藏的甲骨是越来越少了，甚致很难发现有学术价值的新甲骨。这使得望眼欲穿的人们灰心丧气，他们猜想殷墟不会再出甲骨了。但惟利是图的古董商并不相信学者们的眼光，他们仍一如既往地抬出高价唆使当地无知的村民乱挖乱盗，使殷墟这座地卜玉藏遭到了严重的破坏。

也正是在这个时候，近代兴起于欧美的考古学传到了中国，中国学者认识到了考古学是保护和研究中国古代文化的先进的科学手段，用这种手段来抢救殷墟文化就成了当务之急，当时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就开始筹划发掘殷墟。1928年8月12日，受史语所所长傅斯年的委派，董作宾来到安阳，先访问了河南省第十一中学校长张天骥，继而游览了安阳的古董商店，之后，亲赴小屯进行采访。访问结果证明，此地并非象罗振玉所猜测的那样，洹水故物已搜罗殆尽，而是埋藏还相当丰富。中央研究院认真研究了董作宾的调查报告。一致认为，如果政府不采取紧急措施加强管理和进行考古发掘，乱挖乱盗的现象会愈演愈烈，殷墟破坏会更为残重，于是决定由董作宾草拟了发掘计划和方法：

1、发掘程序；

2、发掘方法；

3、筹备：

①购买设备器具。

②请中央研究院致函河南省政府，派人参加，由安阳县协助并予以保护。

③请蔡元培院长致函冯玉祥总司令，派安阳驻军加以保护。

④请古物保管委员会赞助。 ，

⑤聘请测绘人员。

由这个发掘计划，可以看出当时对殷墟发掘是何等重视!

一切准备就序后，1928年10月13日，殷墟发掘就正式开始了。殷墟考古揭开了中国考古学的序幕，在中国考古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到1937年6月，因芦沟桥事变，日本悍然发动了侵华战争，殷墟考古被迫停止。从1928年10月至1937年6月，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在殷墟发掘了十五次，河南省图书馆在此发掘了二次。

(二)甲骨学研究的进展

考古发掘的资料，要比那些乱挖乱盗，甚致连出处都说不清收购来的资料更真实可信。就甲骨文来说，发掘过程本身也包含着学者们的细致人微的科学观察与分析，再通过整理与研究，能够发现前人没有注意到也不会注意到的新问题，董作宾先生对甲骨文断代和殷代历法的研究，就超过了前人，把甲骨学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峰，他的《甲骨文断代研究例》与《殷历谱》都是甲骨学史上划时代的巨著，他之所以能够取得这样的成就，与科学的考古方法是分不开的。

在《甲骨文断代研究例》中，依据世系、称谓、贞人、坑位、方国、人物、事类、文法、字形、书体十项标准，将殷墟出土的甲骨分为五期。一期是盘庚、小辛、小乙、武丁；二期是祖庚、祖甲；三期是廪辛、康丁；四期是武乙、文丁；五期是帝乙、帝辛。这就把十几万片看似零散纷乱的甲骨文有条不紊地划归五个不同的时期，分属于从盘庚到帝辛八代十二王名下，使之各有归属，克服了以往甲骨文研究中的混乱状态。在上述的十项标准中，常用的是世系、称谓、贞人、字形、书体。掌握了这几项标准，遇到了甲骨片，就可以断定这片甲骨属于那个时期的遗物。

世系是商王的世次，也就是先后位次；称谓是占卜的商王对自己亲属的称呼，如“祖丁”、“父甲”、“母癸”之类；贞人是占卜并记事的史官。对于初学者来说，比较容易掌握的是字形和书体，不同的时期，字形和书体的风格是不同的。

把甲骨文的研究与古代社会的研究结合起来，从甲骨文中寻找古代社会制度、社会生活的影子，是甲骨文研究的领域得到了拓展。胡厚宣先生参加了殷墟考古工作，他毕生致力甲骨学，1944年，他出版了《甲骨学商史论丛》，对商代的方国、农业、气侯、婚姻家族、封建制度、天神崇拜等方面进行了专题研究，拓宽了甲骨学研究的领域。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来研究甲骨文，是甲骨学的质的飞跃，这是郭沫若对甲骨学的重大贡献。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迫于白色恐怖，郭沫若旅居日本，这时期，他从血与火的斗争中，转向中国古代社会的探索与研究，由此可以看出，郭老的中国史研究是与中国革命的需要密切相关的。郭老紧紧把握住了甲骨文这个“原始细胞”，以甲骨文的构形为基础进出分析，弄清了文字结构变化的规律，从而释读了别人不认识或解释错误的字，根据文字的发展规律，把文字的形、音、义辨证地加以应用，这就大大地提高了文字释读的准确性，然后以字立说，以马史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为指导，来研究中国古代社会，取得了举世注目的成果，1930年出版了《中国古代社会研究》，郭老把这部著作看成是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续篇，书中利用卜辞来阐述古代社会的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在当时的中外史学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到四十年代，是郭沫若甲骨文研究和史学研究的辉煌时期，《卜辞通纂》、《殷契粹编》、《青铜时代》等重要著作就产生于这一时期。

甲骨文研究的纵深阶段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新中国为科学事业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和广阔的前景，运用马克思主义史学观点来指导甲骨文研究，是新时期学术研究的突出特点，新出土的甲骨使各项研究课题更加深化，整理与综合研究获得了丰硕的成果。

新中国成立以后，考古的范围比前扩大了，视野也开阔了，研究的领域更宽更广了，甲骨文的发现仍是这一时期的主要收获。学者们利用这些新出土的甲骨，从甲骨上的钻凿形态方面对甲骨分期提出了新颖的看法。从1899年甲骨发现以来的半个多世纪里，分门别类的研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这给综合研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1956年陈梦家《殷墟卜辞综述》、1958年日本学者岛邦男《殷墟卜辞研究》相继出版，就属于综合研究的著作。这些著作涉及到了甲骨的出土地点与历史、甲骨的流传与研究状况，以及甲骨文的文字、文法、断代、历法天象、方国地理、政治区域、先公先王、称谓与庙号、亲属与百官、政治与经济等等，阐述了卜辞中的各方面的重要内容，总结了甲骨文发现与研究的成就，为人们认识和研究甲骨学开创了一个新的境界。

早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胡厚宣先生就注意搜集和统计流散的甲骨，五十年代初，胡先生在《五十年甲骨发现的总结》一书中对已知的甲骨收藏情况作了较为详细的记录，八十年代初，胡先生主编《甲骨文合集》时，责任心和事业心驱使他多方奔告，索隐勾沉，在原有的基础上对甲骨收藏及流传情况进行了更为详尽的统计，据他统计的结果是：

国内收藏：25个省(市、自治区)，40个城市，98个机关单位和47位收藏家，计127904片。

国外收藏依次是：日本12443片，加拿大7802片，英国3355片，美国1882片，西德715片，苏联199片，瑞典 100片，瑞士99片，法国64片，新加坡28片，比利时7片，韩国6片。12个国家合计26700片。

国内外合计154604片，这还不包括八十年代以后考古发掘出土的甲骨。

这15万多片甲骨，大部分已被著录，还有一小部分未见著录，流散在国外。已经出版的70多种甲骨著录书，有的因出版时间早，而且印数很少，不易见到；有的印刷不精，拓本漫漶不清，不便查阅；有的良莠不分，真伪难辨，不好利用等等。这就给研究甲骨文和殷商文化带来了困难。随着学术研究的深入，其它学科如医学、农业、天文、地理、生物等都需要利用甲骨文和借鉴甲骨文研究的成果。鉴于此，早在五十年代，郭沫若就想编辑一部《甲骨文合集》来解决学术研究的需要，后来，郭老把这个想法正式向国务院提出来，得到了周恩来总理的热情支持，《甲骨文合集》被列入十二年哲学社会科学发展远景规划

中的大型项目之一，1959年交给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承办，并成立了以郭沫若为主任委员，胡厚宣任总编辑的编辑委员会。不久，“文化大革命”开始，这项工作被迫停止，“文革”结束后，在郭老的亲切关怀下，编辑工作马上得到恢复。1978年10月《甲骨文合集》开始出版，到1982年共出版了13册，这13册中共收录甲骨4万余片。与以往的著录书比较，这部书有以下优点：

第一是先材广泛而全面；

第二是取材严而精；

第三是取材经过辨伪与缀合；

第四是对能够分期的甲骨文尽可能进行分期编排，有疑问的集合在一起，以待进一步研究。

第五是每一时期的甲骨，又按阶级和国家、社会生产、思想文化、其它四大项二十一个小类进行编排。

由此可以看出，这部书是1899年甲骨文发现以来的一部集大成著作。

除了综合性和总结性的著作之外，工具书和通俗性的读物提高了甲骨文的使用率，拓宽了甲骨文的应用范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甲骨文编》(1965年)，正编收录1723个甲骨文字(见于许慎《说文》的941个字)，附录共收单字2949，附寻的单字都还没有考释。全书共收甲骨文单字4672个，属于甲骨文字典。李孝定编《甲骨文字集释》(1975年)，将每一个甲骨文字的有关各家解释详列于该文字之后，并加有编者按语，便于查索。日本学者岛邦男的《殷墟卜辞综类》(1976年)，将见于著录的卜辞逐条按内容分类编排，便于查阅卜辞内容及著录情况。吴浩坤、潘悠《中国甲骨学史》(1985年)、王宇信《甲骨学通论》(1989年)，还有其它一些通俗性著作都客观地、比较详细地叙述了甲骨文的发现、发掘与研究的情况，系统的科学的阐述了甲骨学的研究成果、研究方法、研究课题。《甲骨学通论》还专章讨论了西周甲骨的一些问题。于省吾《甲骨文字诂林》(1996年)反映了甲骨文考释的巨大成果，李学勤、彭裕商《殷墟甲骨分期研究》 (1996年)，提出了甲骨分期的新思路；王宇信、杨升南、宋镇豪编著的《甲骨学一百年》全面系统地阐述了100年来甲骨学的产生、发展状况。这些都是我们学习和了解甲骨学的主要书籍。

清朝考古学家罗振玉简介，罗振玉甲骨文书法作品有哪些

生平经历

罗振玉（1866年一1940年） 近代江苏淮安人，祖籍浙江上虞，字叔言、叔蕴，号雪堂，晚年更号贞松老人。清末奉召入京，任学部二等谘议官，后补参事官，兼京师大学堂农科监督。辛亥革命后逃亡日本，后曾参预制造伪满洲国活动。书法善篆、隶、楷、行，是创以甲骨文入书者之一。所作小行楷题跋精严工稳。曾搜集和整理甲骨，铜器、简牍、明器、佚书等考古资料，均有专集刊行。编著有《贞松堂历代名人法书》，《高昌壁画精华》、《殷墟书契》、《殷墟书契菁华》、《三代吉金文存》等。

罗振玉5岁入私塾，跟随乾嘉朴学的传人李岷山读书，15岁学作诗词，16岁中秀才。自幼对经史、训诂潜心学习，留意金石名物，尤倾心于经史考据之学，研究经史文字。20岁起专力研读古碑帖，写成《读碑小传》，由此开始著书立说。

1890年，罗振玉在乡间教私塾。甲午战争之后，他深受震动，认为只有学习西方才能增强国力，于是潜心研究农业，与蒋伯斧于1896年在上海创立“学农社”，并设“农报馆”，创《农学报》，专译日本农书。自此与日本人交往渐多。1898年又在上海创立“东文学社”，教授日文，与梁启超齐名的大学问家王国维便是东文学社诸生中的佼佼者。

1900年秋，任湖北农务局总理兼农务学堂监督。后任武昌江楚编译局帮办、上海南洋公学虹口分校校长，并赴日本考察教育。1903年被两广总督岑春煊聘为教育顾问。翌年，在苏州创办江苏师范学堂，任监督。1906年调北京，在清 *** 任学部参事兼京师大学堂农科监督。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罗振玉携眷逃亡日本京都。期间著述《殷墟书契》前编、后编及《菁华》等，并由王国维协助，撰成《殷墟书契考释》及《流沙坠简考释》。

1919年春回国，在天津举办京旗赈灾事务。

1921年，参与发起组织“敦煌经籍辑存会”。

1924年应清废帝所召，入值南书房。同年11月，清室小朝廷被冯玉祥驱逐出皇宫，他与陈宝琛将溥仪偷送到日本使馆。

1925年使馆庇护下1925年2月23日深夜，在日，陪同溥仪秘密迁至天津日本租界地张园，后因功被委为顾问。

1928年末，迁居旅顺。大云书库。内藏《大云无想经》和碑碣墓志、金石拓本、法帖、书画等30余万册。

1932年3月，参加溥仪就任伪满洲国执政典礼，并代溥仪向外宾致答词。伪政权任命他为参议府参议，后改为临时赈务督办。翌年6月，任监察院院长，满日文化协会常务理事。

1934年伪满洲国改行帝制，被邀为大典筹备委员会委员，受到“叙勋一位”的封赏。

1936年任满日文化协会会长。

翌年3月，罗振玉返回旅顺寓所，继续整理刊行所藏古文物史料。他曾搜集和整理过甲骨、铜器、简牍、明器、佚书等考古资料，均有专集刊行，流传较广者有《殷墟书契》和《三代吉金文存》等。

罗振玉以他的博学，先后培养了容庚、商承祚、柯昌济、关百益、孙宝田及他的儿子罗福葆、罗福颐等人，使之成为中国近代史上学有建树的专家。另外他对校勘学、目录学、姓氏学、宗教学、也多有建树并著述留传后世。其一生著作130多种，刊印书籍500种。

罗振玉在政治上十分保守，始终效忠清室。九一八事变后追随溥仪，出任满洲国参议府参议、满日文化协会会长等职，受当时人批判为“汉奸”。

1940年5月14日在旅顺逝世，终年74岁。

评价

郭沫若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序言》中写道：“在中国文化史上实际做了一番整理功夫的要算以清代遗臣自任的罗振玉，特别是前两年跳水死了的王国维……欲清算中国古代社会，我们不能不以罗、王二家之业绩为出发点了。”郭沫若对罗振玉的评价，准确地概括了罗振玉国学研究的成就及其贡献。

著作

书法展示学术全集：

《南宗衣钵跋尾》

《南宗衣钵跋尾卷二》

《甲云窗漫稿》

《雪堂金石文字跋尾序》

《雪堂金石文字跋尾》

《雪堂书画跋尾》

《松翁近稿》

《面城精舍杂文甲乙合编 》

《雪堂校刊群书叙录上》

《雪堂校刊群书叙录下》

《丙寅稿》

《辽居稿》

《辽居乙稿》

《松翁未焚稿》

《 车尘稿》

《丁戊稿》

《后丁戍稿》

《贞松老人外集 》

《贞松老人外集（卷三）》

《辽海吟》

《辽海续吟》

《集殷虚文字楹贴》

《集殷虚文字楹贴汇编》

《扶桑两月记》

《五十日梦痕录 》

《集蓼编 》

《存拙斋》

《上虞罗氏枝分谱》

《殷商贞卜文字考 》

《读碑小笺1》

《读碑小笺2》

《眼学偶得》

《石交录四卷》

《俗说一卷》

《俑庐日札》 《石交录（卷三、四）》

书法 编著：

《贞松堂历代名人法书》

《高昌壁画华》

《殷墟书契》

《殷墟书契菁华》

《三代吉金文存》

成就

甲骨研究

罗振玉是最早在甲骨学研究方面取得主要进展的学者。

他从1906年起收集甲骨，总数近2万片，是早期收藏最多的藏家。除鼓励刘鹗编集《铁云藏龟》外，还亲自访求，判明甲骨的真实出土地——小屯。在甲骨文研究者中，罗振玉占有重要地位，为“甲骨四堂”之一，是甲骨学的奠基者。他对甲骨学的贡献主要体现在：

1、他搜集、保存、印行了大批原始资料。著有《五十日梦痕录》《殷虚书契前编》（1913年）、《殷虚书契菁华》（1914年）、《铁云藏龟之余》（1915年）、《殷虚书契后编》（1916年）等书。1933年又编著《殷虚书契续编》。同时他还编有《殷虚古器物图录》（1916年）及《附说》各一卷。

2、他率先正确地判定了甲骨刻辞的性质及出土处之地望。他指出卜辞属于殷商时代，是王室遗物；断定它作为文字学资料能代表中国文字的来源，作为史料，它比正史更可靠。同时他还指出甲骨出土地小屯即殷虚遗址，也就是殷朝国都。这对后来的甲骨学研究具有重大的意义。

甲骨自受到收藏家及学者的注意后，古董商为了谋取高利，隐瞒了真实的出土地。罗振玉一开始研究甲骨就致力于调查其真实出土地，并且考订出这些甲骨出土于商代晚期都城，属于殷室王朝遗物。甲骨出土地和性质的考订，直接导致后来安阳殷虚的发掘。罗振玉派人去小屯，不仅收集甲骨，还收集了一批不为古董商重视的出土物，他以“古卜用龟，辅以兽骨”的文献记载为出发，认为在搜集甲骨时必须龟、骨“兼收并蓄”。在《洹洛访古游记》中，他记载了殷虚的地形，甲骨出土情况，考订其它出土物及绘简图，成为第一部实地考察安阳殷虚的著作，对整个甲骨研究学科的形成和发展上起了“导夫先路”的作用。

3、他考释出大量的单字。他以甲骨文字本身的特点为主要依据，参照《说文解字》，并将甲骨文与金文、古文、籀文、篆 *** 比较，以阐释文字的渊源与流变情况。他还利用字形或后世文献资料推求字的本义及其通假关系。先后于1910年在《殷商贞卜文字考》中释出单字近三百个，于1915年在《殷虚书契考释》中释出单字近五百个，其中多得到学界认可。1916年，他还将未识别的卜辞中的千余字编成《殷虚书契待问编》，供大家探讨。

4、他首创了对卜辞进行分类研究的方法。 《殷虚书契考释》一书将卜辞分为卜祭、卜告、卜出入、卜田渔、卜征伐、卜禾、卜风雨等8类，为后世的甲骨分类研究开创了先例。

5、与王国维一起，确证了甲骨文中的合书的现象。在金文研究方面，他也搜集了大量的资料。著有《殷文存》（二卷，1917年）、《秦金石刻辞》（三卷，1914）、《贞松堂集古遗文》（16卷，《补遗》3卷，《续编》3卷，1931～35年），收录以前诸家著录中未见之器铭2427件。《三代吉金文存》（20卷，1937年），收录当时见到的已著录和未著录的4831件青铜器铭。集一时铜器铭文原始资料之大成，在国内外产生了很大影响。他还提出通释古金文的设想，提出综合比较研究的方法，指出金文在文字学上的价值。他研究石鼓文，著有《石鼓文考释》（7卷，1916年）；他搜集整理汉晋木简，著《流沙坠简》（合作，1914年）、《流沙坠简考证》（1934年）等书。此外，他还著有《干禄字书笺证》《俗说》《集蓼编》等多部著作。他的工作内容丰富，甄别谨严，成绩浩瀚，方法崭新，“为我们提供出了无数的真实的史料”（郭沫若语）。

敦煌学术

敦煌学已经走过了100年的历程。100年中，无数学者为这门显学奉献了毕生精力。而随着南博31件敦煌文献的发现，金石大家罗振玉对敦煌学的贡献变得更加清晰——敦煌学的奠基人就是罗振玉。

继河南安阳殷虚被辨认后，西北边陲敦煌石窟又有数万件隋唐以后经卷写本、石刻等珍贵文物的发现。外国人明火执杖掠夺，清廷却毫无觉察。罗振玉竭立使其免遭流失国外，但留在国内的却也未逃厄运，道貌岸然的官僚伸出贪婪的黑手，彼此勾结私吞国宝，贼喊捉贼，有些更把运车截拦，窃取其中精华，还把盗窃之余的长卷破坏截割。罗振玉是中国境内研究敦煌文书的先导者，他以浓厚的国学功底开研究之先，1914年和王国维开创和倡导简牍研究，共同开辟“国学”新领域的硕果。

宣统元年，他到北京的伯希和处，看到伯希和所获敦煌写卷，并得知藏经洞仍有数千卷文书，乃力促学部电令甘督查封石室，将所余遗书悉数解送京师。使这批宝藏于宣统二年秋，运抵北京，最后入藏于京师图书馆。对于流散的敦煌文也留心购存，所得文书及海外藏卷照片，大多收入《鸣沙石室佚书》、《鸣沙石室佚书续编》、《鸣沙石室古籍丛残》、《敦煌石室遗书三种》、《贞松堂西陲秘籍丛残》、《敦煌石室碎金》、《敦煌零拾》、《沙州文录补》、《敦煌石室遗书》、《佚籍丛残初编》、《石室秘宝》等书中。还和王国维将斯坦因在敦煌、罗布泊等地发现的汉晋木简照片汇为《流沙坠简》，并做考释。撰有《雪堂校刊群书叙录》二卷、《补唐书张义潮传》、《瓜沙曹氏年表》等多种敦煌学论著，尤其注重对中国传统四部书写本的研究和整理。另有《殷虚书契》、《三代吉金文存》等，其著作及刊刻大多收入《罗雪堂先生全集》。

鉴藏大家

罗振玉是典型的鉴藏大家。

他不但要自己收藏甲骨、铜器、简牍、明器、佚书等考古文物资料和字画，还要做足研究整理的工作。

内藏《大云无想经》和碑碣墓志、金石拓本、法帖、书画等50余万册。据考证，仅甲骨片前后就收藏“二三万片”，其他如青铜器、古明器、碑拓等的收藏数量也相当可观。

罗振玉善识文物，喜研文史。从殷墟甲骨、汉晋木简、墓志铭文，到宫中所藏历代图书、历史档案，乃至珍宝、钱币等，他都有系统的研究，并撰写了许多学术价值颇高的专著。罗振玉41岁入学部，因公务简，又不肯奔走钻营，有很多时间搜求文物，钻研学问。“每涉足厂肆，尽廉俸所入，搜求古物书画，虽资力有限，不敢和洋商巨贾相竞争，但破铜烂铁，在所不遗，往往批沙得宝，又人弃我取。”罗振玉获得了很多两汉六朝、唐宋等朝的珍贵文物，为其考古研究积累了实物材料。

罗振玉为保存和流传敦煌石室遗书做出过切实的努力。敦煌石室遗书是我国光绪年间新发现的一处千年宝藏。所谓“石室”指甘肃省敦煌的莫高窟（俗称千佛洞）。窟内藏有丰富的经书、绣像等，是中华文化艺术的瑰宝，却遭到斯坦因和伯希和的攫取。为了保存这些中华文化的“劫余”，罗振玉奔走呼告，筹措资金，并决心捐出个人全部俸禄，购买余下卷轴，后又主倡集资影印敦煌遗书，这在他的《鸣沙石室佚书序》中有所叙述。

他为保存内阁大库史料及明文渊阁藏书也作出了贡献。大库是清代内阁库藏档案、书籍的处所，库分东西，东库贮存《实录》、《圣训》、《起居录》等，由本阁满本房掌管。西库书籍多为明文渊阁藏书之孓遗，档案则是清列朝内外臣工的题本、奏本、历科殿试的大卷等。这些都是中国珍贵的历史文献，是一笔重要的文化遗产。

由于时局动荡，所藏大多被盗，散失在外。罗振玉得知这种情形后，主动承担起书籍的保存、整理、归类的工作。他曾直接或间接苦口劝说文襄和荣延，保存、整理库档。文襄虽表赞同，但以奏准销毁为虑，行推诿之实。罗振玉复与会稽司长进行了商议，将库档移往国子监，又同国子监丞徐梧生交涉，几起冲突，后经人出面调解，才获准。经过一番周折，这批史料总算保存下来了。

辛亥革命之后，民国 *** 有关部门对这批史料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有些还险些遭到被改为还魂纸的厄运降临。罗振玉闻知忙以高出原售价三倍的价格买回，保存起来。1919年春，罗振玉携家人从日本归国，定居天津。他先是在天津租下了3栋小楼，专门用于藏置书籍、文物，另外还单独租借了20多间房屋用以安置家人亲属。一年后，罗氏在天津建成了自家宅院，其中数间专门用来库藏大量的史料、档案，文墨古玩于是也就有了新居所。

罗振玉嗜古如命，在保藏文物、古籍上有着笃之弥深的热情。尤其是对清帝的书画非常珍视，他将清帝御赐的“寒岁”匾额，特复制一件悬挂在天津寓所的客厅中间，而把原件装裱珍藏起来。在天津日租界大罗天戏院内有许多古董铺，罗振玉每碰到清帝书画，无论如何一定买回珍藏，一次还“偶得”溥仪赐给其师傅陈宝琛的一副对联。在天津期间，罗振玉与另一位后来成为国学大师的王国维之间的学术合作与交流非常多。罗振玉对王国维除给予经济上的资助外，并提供大量的研究材料，指示研究途径，对其政治、学术等观点产生重要影响。也可以说日后清华“四大导师”之一的王国维，其文化底蕴中有一部分是在天津的罗家积淀起来的。

罗振玉收藏的书画、青铜器、古籍、简牍、明器、清宫档案等，称山海之富。藏品曾编成《三代吉金文存》、《明吴门四君子法书》、《贞松堂历代名人法书》、《高昌壁画精华》等。抢救内阁大库明清档案及文渊阁藏书，贡献巨大。1922年购原历史博物馆卖出旧书9 000袋15万斤大内文书，建“库书楼”以藏。私人藏书丰富，先后收藏了广东孔广陶藏书，在日本期间，亦购买古籍众多。收藏有《永乐大典》残本数册。因收藏南北朝的写本《大云无想经》，遂将其藏书楼名为“大云书库”，另有藏书处曰“唐风楼” 、“永慕园”、“宸翰楼”、“贞松堂”、“玉简斋”、“楚雨楼”、“殷礼在斯堂”、“面城精舍”等。书目有《大云书库目录》2册；《罗氏藏书目录》，著录3 584部图书，3万余册，由王国维撰定。《唐风楼书目》1册，著录藏书1 094种，11 836册。东北解放后，罗继祖兄弟禀承祖母之命，全部捐给国家，共计9万册，存旅大图书馆；一部分归辽宁省图书馆，约有1万余册。刊刻古籍600余种，丛书有近20种。编《贞松堂历代名人法书》等。

轶事

与王国维

在近世中国学术史上，王国维与罗振玉是两个如雷贯耳的名字。研究罗振玉，就不能不提王国维，也不能不研究他们两人的经历与交往。他们在文学、经史、文字、训诂、音韵、考据、目录、版本等传统学术的诸多领域，研究博大精深，著述百种之多，是当之无愧的国学大师。

对于他们的学术成就，人们并不陌生，也毫无异议。但他们的经历与交往，却始终是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而且众说纷纭，许多事情至今仍是一个讲不清的谜。

他们是浙江同乡，有着江南人的毓秀灵透。他们自幼接受的完全是旧式教育，国学基础非常扎实，二人都是在十五岁时考中秀才。戊戌之后，受新思潮的影响，他们转而力倡新学。罗振玉办《农学报》和《教育世界》，开办农务学堂和新式教育。王国维则研究叔本华、尼采、康德的哲学与美学，并写成著名的中西合璧的文学批评文章《红楼梦评论》。但辛亥之后，二人潜心于国学研究，在甲骨学、敦煌学上成就大著，由此奠定了他们国学大师的地位。可以说，他们的思想倾向和学术兴趣，经历了一个从旧到新，又由新转旧的过程。那么，是什么因素促成了这些转变呢？

他们在政治上的表现，也是人们品评的焦点。清亡前，他们同在学部任职。辛亥后，王国维受溥仪小朝廷之诏，供职南书房，并重新蓄起发辫，以清朝遗老自居。罗振玉则鞍前马后追随溥仪，为复辟效力，后甚至投靠日本。他们在政治上的趋于保守，以及罗振玉的走向反动，这自是历史事实，无须回避，只是这些无从动摇他们在学术上的至高地位，只是更具体地说明了历史人物的多面性和复杂性。

自1898年二人相识于上海，至1926年绝交，二人的交往历时近三十年。罗振玉世事洞明，机智练达。他善于经营理财，有相当的经济实力，是一个很有能量的社会活动家。王国维性格忧郁悲观，埋首学术，不问功利，是典型的学者气质，人称他“老实到像火腿一般”。正是这种性格和地位的反差，人们对王罗二人的关系，颇有不平。有人讲罗振玉廉价使用王国维的脑力劳动；有人讲罗振玉的《殷墟书契考释》，剽窃了王国维的研究成果；有人讲王国维投水自尽乃罗振玉所逼……那么，真实或接近真实的情况究竟如何呢？

罗振玉社会活动多，经历也更复杂些，加之他后来的逆历史潮流之举，人们对他所做的一些文化事，也颇有微词。有人讲他贩卖假字画假古董骗人；有人讲他印古书为赚钱，等等。的确，罗振玉是一个嗜古如命的人。他多阅古物，见识过人，财力雄厚，而且生逢其时。从殷墟甲骨到敦煌文书，从汉晋木简到齐鲁封泥，他赶上了文物大发现的时代。他倾尽家资，收藏古物，潜心研究，成为名副其实的古器物学家。罗振玉印古书可能确实赚了一些钱，但整理古籍，传承了文化，这是极大的功劳，再者赚钱也是无可厚非的事。罗振玉终是一个有良知的文化人。1908年在学部任职期间，他费尽周折，阻止焚毁内阁大库旧档，保存下来八千麻袋的藏书、奏折、公文等重要的历史文献。1909年，当他从伯希和口中得知，敦煌藏经洞中还有八千件写经卷轴时，力劝京师大学堂买下这些国宝，使几经帝国主义分子劫掠的残存的敦煌文书，留存在国内。他对文化的珍爱，为保护国宝所做出的贡献，难道不值得人们感怀吗？

1927年6月2日上午11时，王国维在颐和园投湖自尽。这是他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来颐和园。他的死，又给后人留下一个谜。他在遗书中写到：“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人们对其死因的猜测，大致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为清朝殉节，尽遗臣之忠；一是与罗振玉的绝交，于心至寒；一是惧怕北伐军攻入北京，身遭辱杀。这些莫衷一是的猜测，至今无任何定论。

此时的王国维，年整五十，正值学术的旺期。如果说，民国初年这样变乱的时代，不值得大师留恋，这是时代负于大师的。但这样一位国学大师，他的思想和学术已经不属于他自己，而是属于这个国家和民族。他断然结束自己的生命，这是中国学术的巨大损失，怎不令人扼腕叹息！从这一意义上说，这是他负于时代和人民的。

但历史原本就是如此。而历史的真相，总是被纷繁复杂的人为或非人为的因素遮蔽着，让我们这些后人雾里看花。

溥仪记载

罗振玉在古玩、字画、金石、甲骨方面的骗钱行径，是由来已久的。他出身于浙江上虞县一个旧式书商之家，成年后在江西一个丘姓巨绅家教书。这位巨绅是个藏书家。罗振玉任西席的第三年，东翁突然去世，他利用女东家的无知，一方面装作十分哀痛的样子，拒绝接受这一年的束，要用以充做奠仪，另方面表示，愿留下东家的几件旧书和字画，作为纪念。女东家认为这位先生心眼太好，就请他自己到藏书楼任意挑选。于是这位书贾世子就精选出几筐“纪念品”，内有百余卷唐人写经，五百多件唐宋元明的字画，满载而归。在这个基础上，他由刻三字经、百家姓的书铺变成了古玩字画商，生意越做越好，古玩字画的鉴赏家的名声越来越大，后来更通过售卖古籍文物的路子，和日本人拉上了关系。他在日本的那些年，靠日本书商关系结交了一批朝野名流，有许多日本人把他看成了中国古文物学术的权威，常拿字画请他鉴定。他便刻了一些“罗振玉鉴定”、“罗振玉审定”的图章，日本古玩商拿字画请他盖一次，付他三元日金，然后再拿去骗人。后来他竟发展到仿刻古人名章印在无名字画上，另加上“罗振玉鉴定”章，然后高价出卖。他时常借口忙，把人家拿来请他鉴定的珍贵铜器，拖压下来，尽量多拓下一些拓片出卖。他的墨缘堂出售的宋版书，据说有一些就是用故宫的殿版《图书集成》里的扉页纸伪造的。殿版纸是成化纸或罗纹纸，极像宋版书用纸。据说内务府把那批殿版书交罗振玉代卖时，他把那一万多卷书的空白扉页全弄了下来，用仿宋体的刻版印了“宋版”书。我当时对这事是根本不知道的。有人说，罗振玉人品固然不佳，才学还好。据我看，他的才学究竟有多少，也很值得怀疑。在伪满时有一次他拿来一批汉玉请我观赏。我对汉玉说不上有什么研究，只是因为十分爱好，收藏了不少，所谓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当然，所谓汉玉，并不是非汉朝的不可，这只不过是对古玉的惯称。我看过罗振玉拿来的汉玉，不禁对他的“才学”暗吃一惊，因为全部都是假货。

罗振玉并不经常到宫里来，他的姻亲王国维能替他“当值”，经常告诉他当他不在的时候，宫里发生的许多事情。王国维对他如此服服帖帖，最大的原因是这位老实人总觉得欠罗振玉的情，而罗振玉也自恃这一点，对王国维颇能指挥如意。我后来才知道，罗振玉的学者名气，多少也和他们这种特殊瓜葛有关。王国维求学时代十分清苦，受过罗振玉的帮助，王国维后来在日本的几年研究生活，是靠着和罗振玉在一起过的。王国维为了报答他这份恩情，最初的几部著作，就以罗振玉的名字付梓问世。罗振玉后来在日本出版、轰动一时的《殷墟书契》，其实也是窃据了王国维甲骨文的研究成果。罗、王二家后来做了亲家，按说王国维的债务更可以不提了，其实不然，罗振玉并不因此忘掉了他付出过的代价，而且王国维因他的推荐得以接近“天颜”，也要算做欠他的情分，所以王国维处处都要听他的吩咐。我到了天津，王国维就任清华大学国文教授之后，不知是由于一件什么事情引的头，罗振玉竟向他追起债来，后来不知又用了什么手段再三地去逼迫王国维，逼得这位又穷又要面子的王国维，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于一九二七年六月二日跳进昆明湖自尽了。

什么是甲骨文?说一下甲骨文的发现过程

一片甲骨惊天下

甲即龟甲，骨指曾骨。商代晚期（公元前14～前11世纪），商王常用甲骨占卜吉凶，卜毕将所问之事或所得结果刻（或写）在其上，称甲骨文。因商代甲骨文不见于古代史书记载，所以学者命名不一，有龟卜文、契文、殷契、甲骨刻字、殷墟文字、贞卜文、殷墟卜辞等各种名称。商朝灭亡，“失国霾卜”，商代甲骨即不为世人所知。

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在北京任国子监祭酒的王懿荣生病，从宣武门外菜市口达仁堂中药店买回一剂中药，其中有“龙骨”，王懿荣见其上刻有字，倍感惊奇，于是立即命人到药店把有字的“龙骨”全部买回。后来，有个化名为“汐翁”的将这一事实写了《龟甲文》，在1931年北平出版的《华北日报·华北画刊》上发表。此后，人们便以为这是甲骨文发现的文字依据，其实甲骨文发现也有个认识过程。

罗振常在《洹洛访古游记》“宣统三年二月二十三日条”中说：

此地埋藏龟骨，前三十余年已发现，不自今日始也。谓某年某姓犁田，忽有数骨片随土翻起，视之，上有刻画，且有作殷色者，不知为何物。北方土中，埋藏物多，每耕耘，或见稍奇之物，随即其处掘之，往往得铜器、古泉、古镜等，得善价。是人得骨，以为异，乃更深掘，又得多数，姑取藏之，然无过问者。其极大胛骨，近代无此兽类，土人因目之为龙骨，携以视药铺。药物中固有龙骨、龙齿，今世无龙，每以古骨充之，不论人畜。且古骨研末，又愈刀创，故药铺购之，一斤才得数钱。骨之坚者，或又购以刻物。乡人农暇，随地发掘，所得甚夥，检大者售之。购者或不取刻文，则以铲削之而售。其小块及字多不易去者，愁以填枯井。

可见，在1899年前数十年间，小屯村民就在附近的耕地里见到骨甲。加拿大长老会驻安阳牧师明义士在其著《甲骨研究》中说：

起初有人收藏甲骨，可不知道出处。在1899年以前，小屯人用甲骨当药材，名为龙骨。最初发现的甲骨，都经过潍县范氏的手。范氏知道最详。先时范氏不肯告人正处，如告刘铁云汤阴牖里。余既找到正处，又屡向范氏和小屯人打听，得知前清光绪二十五年以前，小屯有剃头商名李成，常用龙骨粉作刀尖药。此地久出龙骨，小屯居民不以为奇。乃以骨片、甲版、鹿角等物，或有字或无字，都为主骨。当时小屯人认为字不是刻上的，是天然长成的。并说有字的不好卖，刮去字药店才要。李成收集龙骨，卖与药店，每斤制钱六文。

小屯村民在1899年前就发现了甲骨文，当然这种发现是一般的发现，不是科学意识上的发现。古董商云集小屯收购甲骨后，转售于北京等地。1899年王懿荣亲自鉴定甲骨实物，有目的的进行搜索和研究。从此，殷墟甲骨文才为世人所知和重视。



早期甲骨文的搜集和流散

自1899年王懿荣发现殷墟甲骨文以后，国内一些学者开始购藏。王懿荣不仅是甲骨文的发现者，而且也是第一个购藏甲骨的学者。1899年秋，他从古董商范维卿手中购得12片。1900年春，又从范维卿处购得800多片。同年，古董商赵执斋也将甲骨数百片售与王氏。至王殉难时，先后3批共购藏甲骨1500片。王懿荣所藏甲骨，大部分由其子王翰甫转卖给刘鹗，一部分赠天津新学书院。

1899年秋，王懿荣将甲骨“名之曰龟版”后，范维卿携带甲骨到天津出售。

殷墟遗址及墓葬分布示意图

王襄（1876～1965），字纶阁，号簠室，与孟定生最初购约五六百片。后来王襄又在京津两地相继购得甲骨4000余片。王襄购藏甲骨历经曲折，在保存祖国文化珍品方面，表现了爱国主义的高尚品质和民族气节。

据董作宾、胡厚宣编著的《甲骨年表》载：当时收买甲骨的还有端方。端方是清朝的封疆大吏，官至总督。1899年，古董商范维卿为端方购买古物到安阳，见刻有字的甲骨，于是购买若干片回京交给端方，端方十分高兴，按每字银2两5钱付酬。因此，范维卿竭力为其收购。

刘鹗，字铁云，江苏丹徒人。晚年曾著小说《老残游记》。他从王懿荣之子王翰甫处买千余片。从定海方药雨处得300多片；古董商赵执斋在鲁、冀、豫一带为其收购3000余片；刘鹗又派其三子大绅亲往河南购买千余片。刘鹗购藏甲骨在5000片。

罗振玉（1866～1940），字叔言，一字叔蕴，号雪堂，晚年又号贞松老人。祖籍浙江上虞，生于江苏淮安。罗振玉曾在刘鹗处当过家庭教师。1901年，罗振玉在上海刘鹗处始见甲骨文墨本，惊叹这是“汉以来小学家若张（敞）、杜（林）、杨（雄）、许（慎）诸儒所不见”的文字，劝刘氏编《铁云藏龟》出版，并亲为作序协助刊行。这是罗振玉与殷墟甲骨文发生密切关系的开端。当时，罗振玉认为尽量搜集出土的甲骨是当务之急，他在《殷墟书契·序》中说：“宝物之幸存者有尽，又骨甲古脆，文字易灭……不汲汲搜求，则出土之日，即澌灭之期，矧所见未传，考释亦讵可自信，由此观之，则搜求之视考释不尤急欤！”

从1906年开始，罗振玉个人着手搜集甲骨。先是通过古董商购买甲骨。在确知甲骨的真正出土地点在安阳的小屯后，遂于1910年派人前往小屯“瘁力以购之，一岁所获，殆逾万”。1911年又“复命弟子敬振常、妇弟范恒斋兆昌至洹阳采掘之，所得又再倍焉。”1915年他又亲赴安阳小屯实地考察。罗振玉广泛搜集，至1928年已收藏甲骨3万片。他收藏的甲骨不仅数量超过了别人，而且还有很多精品。另外，罗振玉搜集甲骨，“与从来古董家的习尚稍有区别，他不仅搜集有字的骨片，而且还注意搜集与骨片同时出土的各种器物。”

据学者统计，从1899～1928年的30年间，各家收藏甲骨的数字是：

王懿荣约1500片

王襄、孟定生约4500片

刘鹗约5000片

罗振玉约30000片

其他各家约4000片

在国内学者们致力于搜集殷墟甲骨文的同时，欧美一些国家和日本的有关人士，利用中国当时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特殊国情，也染指中华民族的文化珍品－－殷墟甲骨文。他们使用各种手段，私自收购、非法转售或运往国外，使许多有字甲骨流散到外国。

最早搜集殷墟甲骨文的外国人，是美国长老会驻山东潍县的传教士方法敛（1862～1914）和英国浸礼会驻山东青州的传教士库寿龄（1859～1922）。1903年两人合伙从古董商手中购买很多甲骨，将其中400片转卖给英国人在上海主办的亚洲文会博物馆，从中牟取暴利。1904年又从古董商手中购得大批甲骨。1906年后陆续将大批甲骨倒卖给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美国卡内基博物院、苏格兰皇家博物院、大英博物院、美国斐文尔德博物院等单位。

1908年，英国驻天津总领事金璋（1854～1952）在山东等地收购甲骨。1909年，德国人威尔茨在山东青岛私自收购甲骨711片，这批甲骨流散到德国柏林民俗博物院。卫礼贤（1873～1930）购买72片，倒卖给瑞士巴骚民俗陈列馆等单位。



加拿大长老会驻安阳牧师明义士（1885～1957），从1914年开始考察殷墟收购甲骨。在外国人中，明义士私自收购甲骨最多。1917年他自称收藏甲骨5万片。后来又将小屯村出土的一坑甲骨全部购买，实际上他所购藏的甲骨超过5万片。其中一部分非法运往国外，一部分埋在山东济南齐鲁大学的一个教师住宅的地下室。1952年开展“三反”运动时，当事者英国林森（字仰山）交待此事。遂挖出140多箱古物，内有甲骨8080片，其中有字的共3668片。另外，未运走留在国内的还有南京博物院2369片，北京故宫博物院20364片。据说，明义士购藏的甲骨，在军阀混战时期被毁掉一部分，具体数字不详。

日本人林泰铺从1905年开始搜集甲骨，1918年还亲临安阳殷墟了解甲骨及其它古器物的出土情况，并私自收买甲骨和古器物。三井源右卫门、河井荃庐、堂野前种松等人也通过各种渠道收购一批甲骨。

殷墟出土的甲骨文流散到国外的情况，据著名的甲骨学家胡厚宣统计：日本12443片，加拿大7802片，英国3355片，美国1882片，联邦德国715片，苏联199片，瑞典100片，瑞士99片，法国64片，新加坡28片，比利时7片，南朝鲜6片。12个国家和地区共收藏2.67万片。殷墟出土甲骨的其余部分分藏于中国大陆和台湾及港澳地区。

甲骨文的发掘与研究

殷墟甲骨文从1899年被王懿荣发现，至今共出土甲骨15万片，著录甲骨文资料的专著已达百种。甲骨文的发现与研究，二者相辅相成，密不可分，互为促进。其间，经历了非科学发掘时期、科学发掘时期和进一步发展时期3个阶段。



非科学发掘时期

这个时期，小屯村民私挖甲骨售与古董商，再转卖给私人，同时大批甲骨流散国外。主要研究成果是甲骨出土地的考定和文字的释读。

小屯村民的私人挖掘1899年甲骨文被发现后，国内一些学者多方购买收藏，尤其是外国人的染指，使甲骨售价日益增涨。古董商便云集小屯村收购转卖，促使村民大肆挖掘。

据《甲骨年表》和《甲骨学六十年》记载，1899年至1928年春，小屯村民有9次较大规模的挖掘。

第一次，约在1899年至1900年。王懿荣从古董商范维卿和赵执斋手中购买的一批甲骨，范维卿为端方收购的，可能均为小屯村民所挖掘。

第二次，1904年冬，地主朱坤率佃农在小屯村北洹河南岸朱氏土地中，搭席棚，垒炉灶，挖掘甚久，获甲骨数车。霍文元、刘金声等与朱坤因挖掘之地发生争执，双方械斗不可开交，只得到县衙解决，县署遂下令禁止挖掘。这次挖掘出的甲骨为罗振玉、黄浚、徐枋，美国的方法敛，英国的库寿龄、金璋所收藏。

第三次，1909年春，小屯村前张学献地内，因挖山药沟发现甲骨。村人闻讯后相约到此地挖掘，获“马蹄儿”及“骨条”甚多。特别是“骨条”，是胛骨刻辞较多者。这次村人挖掘，未经张学献允许，其母大骂，双方殴打致头破血流，后经人调停，双方才罢休。

第四次，1920年北方5省遭旱灾，小屯村民为生活所迫，不约而同到村北洹河岸挖掘甲骨出售，借以度日。附近的不少村民也参加挖掘。

第五次，1923年春，张学献在村中的菜园内挖掘，雇何国栋为帮工，出土2块有字的大骨版。何国栋暗记下挖掘地点。

第六次，1924年，小屯村民在筑墙时发现一坑甲骨，其中有不少大块，全部由明义士私自收买。第七次，1925年，小屯村民在村前大路旁挖掘，获甲骨数筐，其中胛骨有长至尺余者，多售与上海古董商。

第八次，1926年3月，张学献被土匪绑票，需用巨款才能将人赎回。小屯村民乘机与张家协商，在其菜园内挖甲骨对半分，张家应允。参加者有数十人，忽然塌方，将4人埋于土中，经抢救才免于死亡。这次挖掘因此而结束，所挖掘的甲骨都被明义士收买。

第九次，1928年春，安阳驻军冯玉祥部与退守河北复来反攻的奉军交战，使小屯等村农民不能按时播种。4月战事结束，村民无以为生，相约在小屯村南路旁及麦场中大举挖掘，所得甲骨多数售与上海、开封商人。

这9次是小屯村民自发的结伙挖掘。此外，个人也以挖掘甲骨出售来谋生。还有个别人以挖掘甲骨出售为终生职业，如李成专业理发，业余就挖掘甲骨出售。

小屯村民挖掘的甲骨卖给古董商或明义士，其中有一部分被运往国外，使中华民族的文化珍品受到严重损失。为使世人认识甲骨，一些学者在积极搜集的同时，开始著录成书，刊行问世。

殷墟甲骨文的第一部著录书是《铁云藏龟》，著者刘鹗。他从自己购藏的5000余片中，挑选1058片，编成《铁云藏龟》6册，1903年由抱残守缺斋石印出版。书中虽未对甲骨文作深入研究，且又印刷不精，拓本漫漶不清，但它是甲骨文发现以后的第一部著录书，在甲骨学发展史上具有开创之功。



罗振玉的甲骨文著录书主要有：

《殷墟书契》，亦称《殷墟书契前编》，8卷，1913年以珂罗版精印出版，收录甲骨2229片。

《殷墟书契菁华》，1914年出版，收录甲骨68片，其中4片大的牛骨，正反两面都有字，为武丁时期。其上刻的字笔锋雄劲，大字涂朱，内容丰富，记事详细，不仅是重要的史料，而且也是罕见的艺术珍品。

《殷墟书契后编》上下2卷，1916年3月影印本。收录甲骨1104片。

另外，还有明义士的《殷墟卜辞》（1917年），收录甲骨2369片；姬佛陀的《戬寿堂所藏殷墟文字》（1917年），收录甲骨655片；王襄的《簠室殷契征文》12卷（1925年），收录甲骨1125片,按内容分为天象、地望、帝系、人名、岁时、干支、贞类、典礼、征伐、游田、杂事和文字。日本的林泰辅编《龟甲兽骨文字》（1921年），收录甲骨1023片。

甲骨出土地点的考定甲骨文发现后，由于学者的购藏和外国人的收买，使甲骨的售价日增。古董商为了垄断甲骨的转售，以便从中牟取暴利，有意把甲骨文的真正出土地点隐瞒起来，讹言出土于某地某地，使人们一时信以为真。如甲骨文的发现者王懿荣认为甲骨文出土于河南汤阴。刘鹗也相信甲骨文出土“在河南汤阴县属之古牖里城”的传言。罗振玉也说：“光绪己亥，予闻河南汤阴发现古龟甲兽骨。”他还讲了关于甲骨文出土于汤阴之说的由来，“龟甲兽甲，潍县估人始得之，亡友刘君铁云问所自出，则诡言得之汤阴。”罗振玉受“估人讳言出卫辉”说的影响，一度认为甲骨文出土于河南卫辉。某些外国人，如日本的林泰辅在其《清国河南汤阴发现之龟甲兽骨》（1909年）和富冈谦藏在《古羑里城出土龟甲之说明》（1910年）中，都将汤阴视为甲骨文的出土地。美国方法敛轻信古董商赵执斋之言，把卫辉府附近的古朝歌城当作甲骨文等古物的出土地。

罗振玉经过多年的探寻，直至1908年才访知甲骨文真正出土地为“洹滨之小屯”。此后，罗振玉不仅派古董商到小屯村为其收购甲骨，而且还“命家弟子敬振常、妇弟范恒斋兆昌，至洹阳采掘之”。1915年又亲赴安阳小屯作实地考察。对甲骨文真正出土地点的考定，是罗振玉研究甲骨的成就之一，也是这个阶段重要研究成果之一。

甲骨文是什么时代的遗物，学者们对此也有个逐步探索认识的过程。甲骨文的发现者王懿荣认为甲骨文字在“篆籀之前”。刘鹗在1903年考证甲骨文是“殷人刀笔文字”，为商代遗物。罗振玉在1903年把甲骨文称之为“夏殷之龟”。孙诒让也说甲骨文是周朝以前的文字。学者的看法虽有差异，但大体都认为是公元前21世纪至前11世纪的夏商两代的遗物。

1910年，罗振玉把甲骨文出土地点考证为“武乙之墟”，又论证了“于刻辞中得殷帝王名谥十余，乃恍悟此卜辞者，实为殷王朝之遗物”。1915年他在《殷墟书契考释》中说：今安阳小屯即“洹水故墟，旧称亶甲。今证之卜辞，则是徙于武乙去于帝乙”，这时他已将小屯确定为武乙、文丁、帝乙3世之都城。王国维《说殷》中指出：“今龟甲兽骨出土，皆在此地（指小屯村），盖即盘庚以来之旧都……帝乙之世，尚宅殷墟。”他把甲骨文的时代具体定为盘庚迁殷到帝乙。继而又经过不少学者的深入研究和考证，认为殷墟非因水患而迁都，实由亡国而废弃，许多晚期卜辞的时代不是止于帝乙之世，小屯村一带即是《竹书纪年》所记载的“自盘庚迁殷，至纣之灭，二百七十三年更不徙都”（后经考证为254年）的都城所在地。而在小屯村出土的甲骨文，是盘庚迁殷至纣灭国8代12王的遗物。



甲骨文出土地点的考定和具体时代的确定，为后来科学发掘殷墟和对甲骨文的进一步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对甲骨文的研究与考释殷墟甲骨文字释读的第一部著作是《契文举例》2卷。撰者孙诒让（1848～1908），字仲容，号籀庼，浙江瑞安人，清光绪十二年（1866年）任刑部主事，不久去职，一意著述。他是晚清著名的经学家和金石学家。孙诒让看到《铁云藏龟》后，惊叹地说：“不意衰年睹兹奇迹。”于是用两个月的时间细为校读，依据《铁云藏龟》著录的甲骨文材料写成《契文举例》，全书分十章：日月第一、贞卜第二、卜事第三、鬼神第四、卜人第五、官氏第六、方国第七、典礼第八、文字第九、杂例第十。这也是对甲骨文内容进行分类研究的尝试。该书考释的文字虽有不少欠妥之处，但在甲骨学史上“筚路椎轮”之功还是应该肯定的。该书虽于1904年写成，但10年后即1913年才与世人见面。1905年，孙诒让又写了《名原》2卷，从甲骨文的字形来探讨中国古文字的沿革变化，开了以甲骨文考证古文字的先例。

罗振玉不仅在甲骨文的收藏方面有很大贡献，而且在对甲骨文进行研究和文字考释方面也成绩显著。其代表作是1915年1月王国维手写石印的《殷墟书契考释》，全书分为：都邑第一、帝王第二、人名第三、地名第四、文字第五、卜辞第六、礼制第七、卜法第八。12年后即1927年又出增订本。所释文字，1915年初印本为485个，增订本为571个。他在该书中提出了“由许书溯古金文，由古金文窥卜辞”的研究方法，并主张考释文字应注意卜辞辞句的通读和分类，这在甲骨学研究初期是一大进步。王国维说自殷墟甲骨文发现后，“审释文字，自以罗氏为第一，其考定小屯为故殷墟，及审释殷帝王名号，皆由罗氏发之”。郭沫若高度赞扬说：“甲骨自出土后，其搜集、保存、传播之功，罗氏当成第一。而考释之功亦深赖罗氏。”对《殷墟书契考释》一书推崇备至。

王国维（1877～1927），字伯隅、静安，号礼堂，后改称观堂，浙江海宁人。1927年5月3日自沉于颐和园中的昆明湖。王国维一生对考古学、古文字学和古史研究方面有很大贡献。

王国维研究商代甲骨，最早突破文字考释的范围，将其作为原始史料，用以探讨商代的历史、地理和礼制。1914年手抄罗振玉的《殷墟书契考释》脱稿后，为之作《后序》。1915年撰《殷墟卜辞中所见地名考》。1916年写《殷礼征文》。上海英籍犹太人哈同的妻子罗迦陵购得刘鹗旧藏甲骨千余片，从中选其优者605片，编成《戬寿堂所藏殷墟文字》，署名为姬佛陀，实为王国维编次和考释。1917年，王氏发表了《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和《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续考》，在这两篇名作中考证了卜辞中商代先公先王名字，进而论证了商代先公先王的名字不见于卡辞的很少。

王国维是从称谓判断卜辞年代和进行甲骨缀合的第一人。他首先发现《戬》1·10与《殷墟书契后编》中8·14为一骨之折，予以拼合。并发现报乙、报丙、报丁的世次与《史记·殷本纪》和《三代世表》不同，考证报以后的世次当为报乙、报丙、报丁、主壬、主癸，而《史记·殷本纪》误写为报丁、报乙、报丙，第一次纠正了《史记·殷本纪》中个别世次的错误，同时也证实了《史记·殷本纪》和《世表》所载商王世系的可靠程度。

1925年，王国维所著《古史新证》出版。该书指出由于地下材料的出土，“我辈固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以实录”，强调要将地下的新材料与文献材料并重。

王国维继罗振玉之后，在甲骨文字的考释方面，特别是以地下出土的甲骨卜辞与文献资料相印证，并与商史研究结合起来，取得了很大成绩，进一步提高了甲骨文的学术价值。由于罗、王等人的潜心研究，使甲骨文可读可识的字数与日俱增。

这个时期，一些甲骨文的字典也相继问世。如王襄的《簠室殷契类纂》（1920年）收可识甲骨文字873个，这是第一部甲骨文字典。商承祚的《殷墟文字类编》（1923年），收可识甲骨文单字789个。甲骨文字典的编写出版，为学习和研究甲骨文提供了方便。

有些学者还发表了对甲骨文单字进行考释的论文，如罗振玉于1920年写的《释叔》、《释爱》等等。



科学发掘时期

这个时期主要是由当时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对殷墟进行科学发掘。

15次科学发掘

1928年10月13日至1937年6月19日，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对殷墟进行了15次科学发掘，其中殷代王都即小屯村发掘12次，殷代王陵即西北冈发掘3次。除上述两地外，还在小屯村附近的12个地方的遗址上进行了发掘。15次发掘得甲骨24918片。这些科学发掘的甲骨，有明确的坑位和同出的器物，绝对排除了伪片。

抗日战争爆发后，殷墟的科学发掘被迫停止。

科学发掘所得甲骨文的著录书

《殷墟文字甲编》董作宾编著，1948年4月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出版。董作宾作序，李济作跋。该书收录甲骨，除少数朱书影印外，全部为拓片。拓片计：甲2513片，骨1425片，还有3件兽头刻辞及1件鹿角器，共3942片，每片都附有发掘次数及原编号。所收录的甲骨，是第1～9次发掘所获。

《殷墟文字乙编》上、中、下3辑上辑1948年10月出版；中辑1949年3月出版；下辑1953年12月出版。董作宾编著，上辑有董作宾序。3辑全部为拓本，是殷墟第13～15次发掘所得甲骨中的9105片。极少数朱书者为影印。每片编号下皆附有坑位登记号。

另外，河南省博物馆发掘殷墟获甲骨计3656片，选其中800片编为《殷墟文字存真》1～8集（1931年），930片由孙海波编为《甲骨文录》（1938年1月）。

传世甲骨的著录书主要有董作宾的《新获卜辞写本》（1928年12月），收录甲骨381片；容庚的《殷契卜辞》（1933年5月），收录甲骨874片；罗振玉的《殷墟书契续编》（1933年9月），收录甲骨2016片；商承祚的《殷契佚存》（1933年10月），收录甲骨1000片；方法敛的《库方二氏藏甲骨卜辞》（1935年），收甲骨1687片。

甲骨文分期断代的研究董作宾1931年在《大龟四版考释》中提出坑层、同出器物、贞卜事类、所祀帝王、贞人、文体、用字、书法8项标准，对甲骨文进行断代。特别是首创“贞人说”，作为甲骨文断代的一个重要标准。1933年在《甲骨文断代研究例》中，将殷墟出土的殷代甲骨文分为5个不同时期，即第一期：武丁及其以前的盘庚、小辛、小乙；第二期：祖庚、祖甲；第三期：廪辛、康丁；第四期：武乙、文丁；第五期：帝乙、帝辛。分期的标准有10项，即世系、称谓、贞人、坑位、方国、人物、事类、文法、字形、书体。将殷墟出土的10多万片甲骨文，分为前后5个不同时期，不仅对研究商代后期各阶段的历史，而且对探讨文字体、文例的变化发展都有重要意义。《甲骨文断代研究例》的发表，是甲骨文研究中一件划时代的大事。

郭沫若对甲骨文的研究郭沫若从1928年开始，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研究甲骨文，并用甲骨文材料探讨商代历史。在甲骨文研究方面，不仅结出丰硕之果，而且开创了新局面。

1927年以后，郭沫若旅居日本，潜心研究中国古代历史，同时注意搜集研究殷墟甲骨文，并用甲骨卡辞的资料研究商代历史。1930年3月出版《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其中《卜辞的古代社会》即以甲骨卜辞为资料阐述商代的社会面貌。

《甲骨文字研究》，1931年出版，共收考释文章17篇。1952年重印时，删去9篇，加1篇共9篇，又加重印弁言。在弁言中讲，通过考释文字“来了解殷代的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和意识形态”。另外，在文字考释上也有创见。

《卜辞通纂》，1933年5月日本东京文求堂影印出版。郭沫若编撰该书的目的是“选择传世甲骨之精粹者，重新加以排比之，并一一加以考释，以便观览。”正文著录甲骨792片（书中编号为800片，但缺340～347号），按干支、数字、世系、天象、食货、征伐、田游、杂纂编排。别录之一著录甲骨42片，别录之二著录甲骨87片，均为照片，是日本11家藏品。考释中有不少新见解，且简明通俗，是初学甲骨文的一部较好的入门书。

《殷契粹编》，1937年5月日本东京文求堂石印。1965年5月科学出版社出版。1965年新版拓片印刷清晰，又按甲骨原形拓出，因而有的拓片字数增加，胡厚宣考释新增的字列表附书后。全书由于省吾校阅，于氏的一些看法，录于眉批。该书收录的甲骨从刘体智所藏选1595片，加以排比和考释。该书与《卜辞通纂》著录的甲骨都是1928年前传世的精品，其中不少是罗振玉诸家所未知或遗误者，又考释多有创见。所以，两书出版后，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高度重视。

胡厚宣甲骨文著录抗日战争期间出土甲骨的搜集和著录，胡厚宣作出了重大贡献。抗战胜利后，胡厚宣从四川到京、津、沪、宁一带，努力搜集流散的甲骨并予以整理，50年代先后出版：《战后宁沪新获甲骨集》（1951年4月），收录甲骨1141片；《战后南北所见甲骨录》（1951年9月），收录甲骨3276片，大部分为第一次著录的新材料；《战后京津新获甲骨集》（1954年），收录甲骨5642片；《甲骨续存》（1955年），上编2册为拓本，著录甲骨2755片，下编1册为摹本，收甲骨998片，全书共著录甲骨3753片。



胡厚宣在搜集著录甲骨的同时，还结合甲骨文资料，对商史和甲骨学中许多重要课题进行全面研究。据统计，到1949年10月，他的论著达54种，其中不少名篇收入《甲骨学商史论丛》，这部被誉为甲骨学史上“空前的金字塔式的论文集”，在中外学术界产生了很大影响。《甲骨学商史论丛》初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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