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吉拉斯的军中的四巨头答1911年6月4日，吉拉斯出生于南斯拉夫门的内哥罗(意译黑山)科拉欣附近的一个农民家庭，世代务农。他的家乡经济文化落后，宗教仇恨极深，常常发生械斗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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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拉斯的军中的四巨头

吉拉斯的军中的四巨头

答1911年6月4日，吉拉斯出生于南斯拉夫门的内哥罗(意译黑山)科拉欣附近的一个农民家庭，世代务农。他的家乡经济文化落后，宗教仇恨极深，常常发生械斗事件。他在自传中说，自己出生的家乡是一个“没有正义的地方”，“我是两眼沾满鲜血出娘胎的，睁开眼睛看到的也是血”。 1929年，吉拉斯入贝尔格莱德大学，主修文学和法律。在大学读书期间，接受资产阶级学说的影响，同时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在左派学生团体中极为活跃。1932年加入南斯拉夫共产党。1933年大学毕业后，从事党的秘密工作。同年，因参加反对王室的示威，被当局逮捕，判处徒刑三年。1937年初，出狱后不久，同刚从莫斯科回国的铁托在萨格勒布首次会面。1938年经铁托提名，当选为南共中央委员，1940年当选为党中央政治局委员。 1941年4月，德国法西斯入侵南斯拉夫。南共中央召开会议，决定建立以铁托为首的军事委员会，1941年6月成立了人民解放游击队最高司令部，铁托任总司令，领导人民进行反法西斯武装斗争。这年夏天，吉拉斯参与了南共中央领导的武装起义的准备和组织工作，他被派往门的内哥罗领导起义。战争期间，吉拉斯一直是人民解放游击队最高司令部的成员，成为以铁托为首的南共最高领导核心成员之一。吉拉斯称之为“四驾马车”——铁托、爱德华·卡德尔、吉拉斯、兰科维奇。他说，那时“我们长期共事，结下了友谊，同甘共苦，共担重任，因此，彼此偶有伤害也只是觉得遗憾，而不会恼怒”。

苏联担心中国成为第二个南斯拉夫，那么南斯拉夫曾经干过什么，让苏联那么害怕。

答首先LZ你要搞清楚：斯大林是个独裁者，他出兵“解放”东欧是为了建立听命于苏联的卫星国。当而南斯拉夫却不存在这种情况有一支比较独立的武装部队，那铁托也是个铁腕人物。他岂会心甘情愿去做斯大林的傀儡？！

还有一点要搞清楚，和今人想当然的完全不同，在战胜希特勒之前，南斯拉夫与“老大哥”苏联之间即已深积十怨：

第一怨，反对铁托建立无产阶级旅之事；

第二怨，是关于游击队与“切特尼克”的关系之事；

第三怨，是关于游击队请求苏联援助之事；

第四怨，是关于铁托就战俘问题与德军进行谈判之事；

第五怨，是关于苏联不赞成铁托建立政府机构之事；

第六怨，是关于苏联与英国在南斯拉夫划分势力范围之事；

第七怨，是关于马其顿归属之事；

第八怨，是关于苏联压铁托要南斯拉夫王国国王回国之事；

第九怨，在的里雅斯特南军与英军冲突时，苏联没有支持铁托之事；

第十怨，是关于铁托的卢布尔雅那讲话之事。

苏联与南斯拉夫之间长期存在各种矛盾。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苏联为了维持与美英的联盟，在南斯拉夫问题上就采取了承认流亡政府，抑制南斯拉夫共产党游击队的政策。二战接近尾声，南斯拉夫流亡政府从英国回国，面对它与南斯拉夫共产党的分歧对立，苏联出于维护美英联盟的考虑，非但没有力援“南共”，反而从外部施加压力，促使“南共”向流亡政府作了很大让步。这就为苏南两国两党在战后矛盾埋下了深深的隐患。

十个方面，概括起来说，或者从它的实质方面来讲，是苏联要南斯拉夫服从自己的对外路线，至少不得妨碍这条路线的贯彻执行。另外，当然还有民族利己主义的考虑。

南苏到1948年关系彻底决裂之前，又结下十怨。

第一怨，斯大林贬低南斯拉夫游击队；

第二怨，驻南斯拉夫的苏军为非作歹之事；

第三怨，苏联在南斯拉夫建立情报网一事；

第四怨，是关于苏联专家一事；

第五怨，苏南联合公司之事；

第六怨，是关于经援、贸易一事；

第七怨，即苏联强加“文化交流”的问题。；

第八怨，关于建立“多瑙河联邦”的问题；

这第九怨，关于苏联插手南斯拉夫与阿尔巴尼亚的关系；

第十怨：关于苏联干预南斯拉夫党政人事安排。

先说这第一怨：关于对南斯拉夫游击队的评价。

斯大林是不会尊重人的。南斯拉夫游击队是铁托的宠儿，它在抗击入侵者的斗争中，在建立人民政权的过程中，历史功绩是不容磨灭的。可斯大林却不把它放在眼里，而且当着铁托的面轻蔑地评论这支部队。

1945年4月，铁托访问莫斯科，与斯大林签订南斯拉夫与苏联友好条约。而在宴会上斯大林在谈到南斯拉夫游击队时曾说：

“保加利亚军队比南斯拉夫的强。保加利亚军队本来有弱点，军内还有过敌对分子。他们枪毙了十个二十个，一切都解决了。保加利亚军队确实很好——受过训练，纪律性强。你们的南斯拉夫军队还是游击队，没有能力应付重要的阵地战。冬天，德国的一个团就把你们一个师打垮了。一个团对一个师！”随后，斯大林建议为南斯拉夫军队干杯，但是，他没有忘记奚落它：

“为一个能在平原上打得很出色的军队于杯！”铁托忍着，面带笑容地默默地看着坐在同桌的自己的战友。

要知道，保加利亚当时是参加了轴心国的，也就是说，保加利亚军队无论对南斯拉夫来说，还是对苏联来说，都是敌军。

斯大林对南斯拉夫军队的这种态度，早就有所表露。1944年11月，在卡德尔访问莫斯科时，斯大林在相同的场合并且当着南斯拉夫王国政府的代表、原首相苏巴塞奇的面，已有淋漓尽致的表现。

当时，谈到南斯拉夫游击队时，他说：

“我知道这些游击队的数目。他们常常被夸大。”随后，斯大林夸奖了保加利亚军队。卡德尔提醒斯大林，保加利亚军队是一支对盟国作战的法西斯部队，它的整个旧的指挥人员几乎全都原封未动，它不可能马上转变。斯大林则说，它是一支正规部队，一支好的军队，有军官作干部。

再说第二怨：关于进入南斯拉夫的苏军。

1944年，苏军进入南斯拉夫参加了解放贝尔格莱德的战役。但俄国人以占领者自居，形同禽兽。在苏军驻扎地，不断出现苏联军人侮辱、强奸妇女、抢劫和杀人事件。这类事件有增无减即大大损害了红军和苏联的声誉，同时，也使南共产生了不满情绪。

据南斯拉夫有关当局所掌握的材料，当时，苏军在南斯拉夫已犯有111起与杀人有关的案件，248起杀人案和杀人未遂案，1024件暴力抢劫案。有几起案件引起了极其强烈的民愤。

无可奈何之下，铁托决定连同政治局的主要领导卡德尔、吉拉斯和兰科维奇以及南斯拉夫的军方代表佩科·达普切维奇将军和科查·波波维奇将军，一起找苏联军事代表团团长科尔涅夫将军谈一谈。

可是，谁也没有想到，科尔涅夫以一种极为粗暴和带侮辱性的态度矢口否认，科尔涅夫甚至咆哮说这是那斯拉夫人的造谣中伤会见自然不欢而散。

这件事并没有就此了结。苏联一直把它记在帐本上，到时，再与南斯拉夫“结算”。

再说第三怨：关于苏联在南斯拉夫建立情报网。

自从苏联派军事代表团到达南斯拉夫那一天起，苏联军官便开始雇佣南斯拉夫人为苏联情报机关工作。苏联人采用了各式各样的手段招募人员，有时利用南斯拉夫人对苏联的景仰之情，有些则运用金钱收买和许诺解决重要的职务，有时则是抓住某人的隐私，威胁利诱。他们这样做，当然完全是背着南斯拉夫当局的。

如女游击队员杜桑卡·佩罗维奇，20岁，在内务部机要处工作。苏联军事代表团的伊凡·斯切潘诺夫上校盯上了她。从1945年秋开始，上校便与她进行接触，并提出要她为苏联情报部门工作。佩罗维奇说，她必须得到党的允许。上校则坚持说，她不该去问她的上级。上校给佩罗维奇做工作，说在这个问题上应该看得更远

些，因为做这种工作包含着去完成一个更崇高的目标，要完成更“伟大的任务”。他向佩罗维奇讲述了布尔什维克党内一些著名的背叛事件。他暗示，敌人可能隐藏在最高领导层中，一个人不应该太相信一切。上校还告诉佩罗维奇，如果她答应了，像季米特洛夫这样的领导人会对她的决定表示祝贺的。佩罗维奇告诉上校，她愿意为苏联服务，而南共的负责同志是不会拒绝帮助苏联的。因此，她坚持请示领导。

说到这里，上校告诉佩罗维奇，在南共组织中，“铁托同志没有什么可怀疑的，目前他的所作所为也都是应该的，但别人的情况就不同了”。

上校没有成功。

在南斯拉夫人民军第四军军部工作的苏联军事教官索尔达托夫将军向他雇佣的为苏联情报机关服务的人员声色俱厉他说：

“南斯拉夫是一个只能依靠苏联才可以生存的小国。解放南斯拉夫的是我们俄国人而不是任何别的人。我们有权要你们做我们所需要你们做和想叫你们做的一切。”

苏联人做得最成功的，是对南共政治局委员、克罗地亚中央委员会书记安得里那·赫布朗的控制。赫布朗于1942年在萨格勒布被捕。德军对他使用酷刑，他经受不住，背叛了党，答应为乌斯塔沙和德国秘密警察工作。他的档案被送到柏林秘密警察总部。赫布朗在交换俘虏时被放回游击队。当时党组织不了解他在狱中的真实表现，照样重用了他。攻克柏林后，苏联人在柏林的档案中发现了赫布朗的叛党材料。他们据此控制了赫布朗。自然，苏联人没有把赫布朗的有关材料向南并通报。

1945年南共获悉赫布朗在狱中表现不好，并把这一情况告诉给了苏联人。

1946 年，卡德尔在同莫洛托夫会谈时，告诉苏方，南共正在审查赫布朗狱中的表现。在这种情况下，苏联仍未把赫布朗的材料提供给南共。苏联人保护了赫布朗，因此南共无法掌握有关材料。

再说第四怨：关于苏联专家。

南斯拉夫建国后，苏联向南斯拉夫派遣了不少专家。这些专家的来临，自然对南斯拉夫的建设起了不小的积极作用，但也有不少方面，是南斯拉夫人感到难以接受的。

第一，苏联专家普遍以“援助者”、“恩人”自居，他们态度高傲，目中无人，使他们的南斯拉夫人感到难以接受。

第二，与这一方面有连带关系的是，这些苏联专家往往不顾南斯拉夫特点，把苏联的一套强加给南斯拉夫。而等南斯拉夫人提出不同意见时，他们就以权威，以“恩人”自居，强令南斯拉夫人接受。

第三，派驻联合公司的苏联专家，则更进一层，他们独揽大权，南斯拉夫的同行连查阅帐目的权利都没有。

第四，苏联情报机关借向南斯拉夫派遣专家之机，安插了不少情报人员。

这些人除借工作之便刺探南斯拉夫的情报之外，还在各个系统发展情报人员。

南斯拉夫共产党中央认为苏联专家的问题，是与苏联领导交换意见、解决问题的领域之一。

1947年，卡德尔访苏时，就负有这方面的使命。

卡德尔见斯大林时，以极为谨慎的态度把这一问题提了出来。卡德尔说：

南斯拉夫专家和苏联专家之间发生了摩擦和误会，双方应该采取措施，消除分歧。

斯大林听后说：

“专家们到那里去，就是要别人听他们的，而不能干坐在你们那里。”这一问

题没有解决。它成为1948年苏联与南斯拉夫算总帐时南斯拉夫的“欠款”之一。

再说第五怨：关于苏南联合公司。

1945 年铁托访问苏联时，与苏方达成了建立联合公司的协议。双方根据协议很快建立了若干联合公司。但南斯拉夫方面接着发现，这些合营公司在经济上使南斯拉夫处于不利地位。另外，在公司内苏联专家统揽一切，独断专行，为此，双方发生了无穷无尽的摩擦。

经济上使南斯拉夫处于不利的例子如多瑙河运输公司。在决定不同国家的货运价目上，公司的苏方董事长是歧视南斯拉夫的。他规定苏联货物每吨公里的运价为0.19第纳尔(38美分)，所有其他多瑙河国家的货物的运价为0.28第纳尔(56美分)，南斯拉夫货物的运价为0.4 第纳尔(80美分)，因此南斯拉夫用自己投资的“多瑙河运输公司”的船只载运自己的货物，不得不多付52％的费用。

合营的航空公司的苏联专家对待南斯拉夫人民军总政治部主任一事，则是苏联专家霸道行径的一个典型。

苏联的驾驶员确定他们运载哪些旅客，哪些不予运载，即使旅客预订了机票或购买了机票时，他们也这样干。

南共中央认为，这个问题到了解决的时候，随即决定：保留航空公司和多瑙河航运公司，其余合营公司全部解散。卡德尔承担了赴莫斯科就此与苏方谈判的任务。卡德尔估计，这次谈判将是棘手的，而且可能是非常磨人的。

但是，事情出乎卡德尔的预料。卡德尔见到斯大林后，才一张口，斯大林便打断卡德尔的话，说：

“铁托和你们的中央委员会在这件事情上是正确的。对我们来说，合营公司不

仅不必要，而且经常只会成为绊脚石。南斯拉夫不是罗马尼亚。我们与罗马尼亚开

办了一系列合营公司。罗马尼亚没有参加反希特勒联盟，而南斯拉夫曾是我们的盟

国。因此，最好是解散这些公司。”卡德尔听罢马上明白，斯大林已经晓得了卡德

尔来莫斯科的真实意图，这又苏联情报机构的功劳。

这事也并没有了结。

再说第六怨：关于经援和贸易事宜。

在1946年春，铁托访问莫斯科时，开始就苏联向南斯拉夫提供经济援助及签订贸易协定问题与苏方谈判。后来，两国各种级别的代表具体商谈细节，直到1947 年初，谈判仍在进行。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是双方对若干原则问题谈不拢。南斯拉夫人感觉到，他们在经济上处处吃亏。

苏联在谈判中坚持三项原则：一、一切东西不能无代价提供；二、支付的方式和金额由苏方机构决定；三、以美元为核算单位。

这三项原则与南斯拉夫方面的认识相去甚远。

例如，1947年吉拉斯与苏联外贸部长米高扬会谈时，南斯拉夫方面要求苏联方面把留在苏占区的火车车厢交给南斯拉夫。这些车厢是战时苏联作为战利品从南斯拉夫运走的。苏联的铁轨宽，那些车厢苏联无法使用，米高扬听罢问：

“你们考虑过没有，按什么条件，以什么价格我们把这些车厢交给你们？”吉拉斯说：“很简单，你们作为礼物赠送给我们！”米高扬听后干脆说：“我管的不是礼品，我管的是贸易。”在1947 年卡德尔会见斯大林时，卡德尔要求苏联帮助南斯拉夫建设一所炼铅厂、一所钢铁厂，并请苏联帮助南斯拉夫开采石油。斯大林

说：“我们将以贷款的方式向你们提供这些东西，同时还拟派遣工人和专家去帮助你们。你们应该以货币或任何你们能够拿出来的东西进行偿还。”他最后笑着说，“无论如何，我们总得从你们那里得到一点报酬。”后来，苏方决定向南斯拉夫提供1.35亿美元的物资贷款，向南斯拉夫供应重工业设备。但南斯拉夫很快就发现，

苏方提供的这些设备制造的时间表长得令人吃惊；另一方面，苏方提出的南斯拉夫偿还的物资，都是国际市场上的抢手货，算起来南斯拉夫并不合算。

在贸易中，苏联方面坚持按世界市场价格进行结算，而南斯拉夫人则认为，苏联这样做是不对的，因为如果坚持这一原则，南斯拉夫作为一个不发达国家，会受到不平等的待遇：它的较低的劳动生产率将迫使它为苏联这一发达国家提供超额利润。但南斯拉夫人又不可能公开反对苏联的主张。因为南斯拉夫人认识到，苏联的

主张是不容更改的，而南斯拉夫在当时又没有可能到别处去寻找贸易伙伴。

再说第七怨：关于苏联强加“文化交流”的问题。

苏联人不尊重南斯拉夫的文化，有时连表面文章都不做，这使南斯拉夫人在自尊心上受到了极大的侮辱。

苏联对自己的文化的“宣传”方式，令南斯拉夫人难以接受。他们不断地要南斯拉夫人增加俄罗斯歌曲的广播时间，尽可能多地上映苏联的剧目。

这搞得南斯拉夫人大为不满。他们在私下说：我们一贯尊重果戈里、奥斯特罗夫斯基和高尔基，但一定不让苏联三等现代剧在南斯拉夫剧院里泛滥成灾。苏联的电影更是洪水般涌入南斯拉夫。非但如此，苏联电影还索取高价，以表现其价值。南斯拉夫从劳伦斯·奥利维尔那里花2000美元租到了《哈姆雷特》，而租苏联一部不知名的片子《一个苏维埃谍报人员的功绩》则需付2万美元。

南斯拉夫的报纸一时成为苏联新闻局重要的宣传工具，南斯拉夫的出版社也得不情愿地出版苏联的各种书籍。到1947年，苏联的书籍在南斯拉夫出版约2000种。

这当然谈不上对等交流。苏联报纸也刊登一些南斯拉夫人，包括某些领导人的文章，但一是这种情况不多，二是这些文章又大多经过了删改，铁托的文章也不例外。南斯拉夫的书，苏联也翻译出版了。多少呢？两种。

再说第八怨： 其实铁托也不过是一个受民族沙文主义思潮影响很大的马列主义者。在二战之后铁托企图建立以南斯拉夫为核心的巴尔干联邦和多瑙河联邦，以及企图控制和吞并阿尔巴尼亚。在这方面，铁托与斯大林是小巫见大巫而已。

从1946年开始，随着东欧和巴尔干国家之间关系的升温，建立“多瑙河联邦”被提上日程。南斯拉夫和保加利亚建立联邦的谈判，只是这些国家亲善关系的一个组成部分。不少国家的政府

首脑进行了互访，而其中铁托对一些国家的访问尤其引人注目。

波兰领导人一连几次向铁托发出邀请。哥穆尔卡的说词最耐人寻味。他说：“波兰的政局很困难，轶托元帅有道义上的责任同波兰人民讲讲话，因为南斯拉夫在波兰享有深厚的同伴感情。”铁托实现了对波兰的访问，并且受到了人民群众盛大欢迎。

随后，铁托又访问了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在匈牙利，出来欢迎铁托的有几十万人。

罗马尼亚也向铁托发出了邀请，尽管罗马尼亚领导人安娜·波克是极端亲莫斯科的。在罗马尼亚，欢迎的场面出乎人们的预料：50万人在风雪之中夹道欢迎铁托。

随着铁托的出访，南斯拉夫影响与日俱增。这种亲善关系的继续，当然是斯大林不愿意看到的。

再说第九怨：关于苏联插手南斯拉夫与阿尔巴尼亚的关系。

南斯拉夫与阿尔巴尼亚的关系战后发展顺利，双方有一些过密的接触。

开始，苏联领导，包括斯大林在内，对阿尔巴尼亚情况知之甚少，另外，对那里的事也不大关心，偶有所需，往往通过南斯拉夫贯彻自己的意图。但随后，苏联加强了自己在阿尔巴尼亚的存在影响，大有取代南斯拉夫人的势头。

1947年12月，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委员斯彼鲁·纳库自杀身亡。死因是这样的：纳库生前主管经济工作，他提出阿尔巴尼亚应当获得独立发展的自由。他的这一观点是针对南斯拉夫的。他的立场立即受到了大多数中央委员的批评，其中对他批评最严厉的，是党的实权人物科奇·佐治。

党的主席和政府主席恩维尔·霍查也加入了批判的行列。纳库最后被开除出党。他孤立无援，在宣布被开除之前自杀。

在此背景下，莫斯科来了通知，邀请密洛凡·吉拉斯或其他领导人去莫斯科就阿尔巴尼亚问题进行磋商。

吉拉斯事后写回忆录：“起初，我把这看成是对我的特别信任，是对南斯拉夫关于阿尔巴尼亚政策的赞许的最高表示。但第二天，在我起草这份电报时，我又想到：将来他们会不会利用这汾电报反对我国政府？所以，我谨慎和简短地写了几句：吉拉斯昨天抵莫斯科，在当晚会见中，双方认为，苏联政府和南斯拉夫在阿尔巴尼亚问题上意见完全一致。”这份电报并没有拍到南斯拉夫。

在此之后，阿尔巴尼亚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积极主张加强南阿联系的科奇·佐治作为“铁托分子”而被枪决，阿尔巴尼亚也成了反对铁托的急先锋。

斯大林要干什么？斯大林看出来了铁托桀骜不驯、不听指挥，打算建立对南斯拉夫的包围网，必要时用武力把铁托“处理”掉换个听话的人上台。

在斯大林看来，服从他斯大林是天经地义，而铁托不驯眼的做法简直是触犯了“天条”。

北京国安足球俱乐部的球队历史

答北京足球队1951年就参加了第一届在天津举行的全国足球比赛大会，这支北京队在参加完全国足球比赛大会华北区的比赛后于1951年底就解散了。此后，在1953年和1955年，北京又曾经组织过两支“北京足球队”，但都属临时组织性质，在参加了一两次比赛后就解散了。

1957年到1985年，由国家红队（当时称“联队红”）代表北京队参加全国比赛，并蝉联全国足球甲级联赛冠军，但这并不能称作真正的“北京队”。

从1956年起，北京市政府成立了主管竞技体育的机构——竞技指导科，地点在北海后门东边的旃檀寺，下设足球、篮球、排球三个班。足球班第一任主教练是薛吉竹，他从八一队退役来北京，在北京体育师范学院任教，并成为国家级裁判员。另一位教练是崔增石先生，他从匈牙利学习归国后因伤退役，辅佐薛先生组队。可能是由于当时北京好的苗子不多，薛先生回到他的家乡大连招来了20多名年青球员组建了足球班的队伍，领队是赵海贵同志。

1956年7月22日至29日，这支队伍参加了全国青年足球锦标赛北京赛区的比赛，获得北京赛区第一名。8月26日至9月2日决赛在北京进行，北京青年队排在沈阳和上海之后名列第三，这是北京青年队第一次参加全国比赛。

1957年7月28日在天津市举行了全国十二单位青年足球锦标赛，北京青年队在预赛中名列第2组第3名，决赛中名列第2组第3名，成绩不够理想。

1958年11月16日至30日在重庆市举行了全国各甲级足球队的预备联赛，这支队伍以北京二队的名义参加比赛。先在预选赛第2组战胜红旗二队和广东青年队获得第一名，继而在淘汰赛中5-0胜重庆，4-2胜八一青年进入决赛，最后在决赛中以2-1战胜了周广达教练率领的火星体协队荣获冠军。

1959年，以该队为基础，又引进了谢鸿钧、成文宽、王德发、金正民、张志诚等几位国家队队员以及陈文方、孙云山、俞安逸、李永在、金竹松、关仁卿等组成北京市代表队参加了第一届全运会足球比赛，主教练为史万春，领队王敬光。在当年5月27日至6月14日举行的全运会分组预赛中，北京队在南宁赛区6战5胜，仅0-0平广东名列小组第2进入决赛。在9月1日至27日举行的决赛阶段比赛中，北京队先在第3组力压陕西、湖北、江苏3队获得第一名进入前6，继而又在前6名的循环赛中以2胜2平1负的战绩获得全运会第3名。

此后，北京队进行了改组。当时正值全国产业队撤销，北京队又从产业队、大专院校队陆续吸收了李松海、方中申、赵海河、郑慰清、谢廷生、刘敏新、倪朝华、苟延年、刘宝成、李天恩、陈印铭、荆其卓、董得山、孙孝诚等队员，人员也基本稳定下来。从组织体系上，这支北京队和北京市其他运动队一样，统归北京市体委下属的北京体育师范学院运动系领导，这个体系一直延续到1993年职业化改革，期间虽单位名称改称过“北京体工大队”，“先农坛体育运动技术学院”等，但领导关系始终没有改变。所以公认这支队伍就是一直传承下来的北京足球队。

1960年起，这支队伍仍以北京青年队的名称参加全国比赛，并于1963年荣获全国足球联赛（当年最高级别比赛）的冠军。这是北京队历史上第一个全国冠军。

1964年，这支北京青年队正式升格为北京队 。 （1992-2003）

北京国安足球俱乐部注册日期为1992年12月31日，并代表北京市参加了1993年全运会，最终夺得亚军。1994年，中国足球甲A联赛正式揭幕，北京国安除了在主场分别以5-1和6-0战胜了上海申花以及沈阳东北六药以外，并没有特别出色的表现。

1995赛季，金志扬对球队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将谢朝阳、韩旭、南方等年轻队员选入一线队，同时召回了前国脚高洪波，引进了河北籍守门员符宾，重用杨晨、周宁和邓乐军等新生力量，加之谢峰、高峰和曹限东的日臻成熟，北京国安队的新老交替得以顺利完成。参仿时任申花队主教练徐根宝的“抢逼围”战术，并结合北京足球的特点，提出了“抢、快、活”的战术指导方针。这些变革深刻的影响了国安队，并使国安在当年度的甲A联赛中成为受人瞩目的球队并获得联赛亚军。这一年被主教练金志扬总结为“申花运、国安年” 。

1996赛季，国安俱乐部加大了对球队的投入。俱乐部召回了在日本踢球的魏克兴，同时又将沈祥福充实进教练组，接着又以创当时国内转会纪录的价格66万元人民币引进了八一队的中场球员大王涛，加上队中的曹限东、胡建平、谢峰、高峰和高洪波等人，国安队已经拥有了号称当时国内最为强大的攻击阵容，也被媒体公认为是夺冠的热门。在该年的足协杯决赛中4-1大胜山东鲁能泰山队夺得冠军，首次捧得足协杯冠军，同时创造的足协杯决赛最大比分赢球纪录 。

1997赛季，国安俱乐部发生了一些变化。经北京市体育局和中信国安集团研究决定，并经北京市政府以及中信总公司批准，俱乐部于当年2月与北京市体育局脱离关系，正式纳入中信国安集团的组织序列，这也标志着北京足球队职业化改造彻底完成 。1997年7月20日北京国安队在主场9-1血洗上海申花队，制造了震惊甲A的“工体惨案”，同时又创下了“总进球最多、单队进球最多、赢球比分最大”三项联赛纪录。1997年12月28日北京国安队在金志扬的带领下，在北京工人体育场以2-1力克上海申花队，成为第一支卫冕足协杯冠军的队伍，并赢得了“足协杯之王”的美誉。

1998赛季，国安俱乐部对球队进行了较大规模的调整，首先俱乐部通过“永久转会签下巴拉圭小将罗曼，金志扬离开了北京国安队出任中国国家队助理教练，同时兼任北京队总教练。沈祥福成为新任主教练；还有继上一赛季失去“二高（高洪波、高峰）”之后，球队继续有多名球员离队或退役，其中包括转会到德国甲级俱乐部法兰克福队与他同时出国发展的还有下半年被租借到曼海姆队的周宁；另外，谢峰、曹限东和邓乐军以及大王涛也纷纷登上转会榜，北京国安队的中前场主力严重流失 。

1999赛季，俱乐部没有汲取前两个赛季在人员流失方面的教训，放弃了在两年间表现出色的三名外援，同时在人员引进方面又没有明显的动作，导致年轻球员占据了绝大多数主力位置。这种情况一方面为徐云龙、邵佳一等新生力量的成长提供便利，加速其成熟，另一方面也让国安俱乐部为球队的稚嫩付出了代价，历经沉闷的一个赛季后名次下滑三位，位列积分榜第六名 。

2000赛季，北京国安足球俱乐部试图有所改变，从大连万达队引进了高中锋小王涛，同时还聘请了南斯拉夫国家青年队主教练乔立奇，他也是国安队历史上首位外籍主教练。然而国安与乔立奇的合作却很不成功，将帅失和为国安带来了历史上的最差开局，前三轮比赛中国安队三战尽殁。这样的成绩无法令俱乐部满意，乔利奇被解职。此后已是球队副领队的魏克兴成为执行教练赛。由于开局不利，加上年轻球员并未完全成熟，国安队成绩起伏不定，主客场成绩均难以让人满意，这直接影响了俱乐部的积分和排名。在足协杯的赛场上国安队闯进决赛，对手是李章洙带领的重庆隆鑫队。当年的足协杯决赛采用主客场制，国安队先主后客，结果在主场凭借小王涛的进球以1-0获胜，但是却在客场1-4败给了对手，获得了亚军 。

2001赛季，北京国安没有对阵容作大的调整，主教练魏克兴也继续留任。在外援方面，球队引进了南斯拉夫后卫切尔梅利，重庆隆鑫的英格兰球员米伦以及瑞典中场劳德伦德，不过三人对球队的贡献十分有限，锋线和卫线的平庸表现造成了国安队最终联赛净胜球为负，这在俱乐部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另外北京国安没有解决客场作战能力有限的问题，全年客场1胜4平8负只得7分，严重影响了球队的排名。在足协杯比赛中，国安队继续了上一个赛季的势头，再次进入决赛，但是在与大连实德的比赛中先是主场0-1告负，继而客场1-2再负，以1-3的总成绩位列亚军 。

2002赛季，辽宁波导战斗队将主场从沈阳迁到了北京落户亚运村奥体中心，面对同城对手带来的竞争压力，北京国安终于在球队建设方面开始有所动作。由于2000和2001两个赛季成绩平平，主教练魏克兴离职，俱乐部聘请了前南斯拉夫的教练留博·彼德洛维奇，并且按照其意愿引进了巴辛、兰科维奇和曾经入选过南斯拉夫U21国家队的塔米奇，同时从山东鲁能买入小李明，进一步充实后卫线。赛季中期兰科维奇和塔米奇离队，球队又补充了伊里奇、普雷迪奇，重新召回了卡西亚诺，高水准的外援保证了球队的竞技水平，也同时促使年轻球员日趋成熟。最终与深圳队并列第二按中国足协规章靠抽签决定排名。在扑克牌抽签仪式中，代表国安队抽签的领队魏克兴抽到了梅花J，而已是深圳队助理教练的谢峰则抽到了黑桃Q，最终国安队获得了甲A联赛的季军 。

2003赛季，北京现代汽车有限公司耗资1.5亿元人民币获得了国安足球队三年的冠名权，北京国安队正式更名为北京国安足球俱乐部北京现代汽车队。但是球队的更名却带来了误解，事实上中信国安总公司仍然是俱乐部的出资机构，俱乐部内部的组织结构没有因为这次冠名而发生任何变化 。2003年10月1日举行的足协杯决赛中，阵容不整的国安队凭借克里斯蒂安·科内塞的梅开二度以及杨昊的锦上添花以3-0战胜大连实德队，获得了冠军，同时也成为中国足球职业化以来第一支三度问鼎中国足协杯的球队。 （2004年-）

2004赛季，中国足球超级联赛正式启动，北京队加大了投入，力争改变2004赛季糟糕的表现。俱乐部首先肯定了克里斯蒂安·科内塞的贡献，并且花费250万欧元将其买入，签下了三年的工作合同，除此以外还引进了罗马尼亚年轻后腰阿莱克斯以及塞尔维亚和黑山前锋布兰科·耶利奇。另外，由于八一队由于体制原因宣告解散，因此北京队也将该队的隋东亮和徐宁购入以充实自身实力。第十四轮客战沈阳时遭遇“误判”的点球，发生罢赛事件，后被中国足协判该场比赛北京现代0-3告负，并扣除联赛积分3分 。

2005赛季，北京现代队没有大幅调整人员配置，只是请回了刚刚带领国奥队在雅典奥运会预选赛上失利的沈祥福重新担任主教练，同时引进了中甲球队深圳科健的主力门将杨智，而两名外援阿莱克斯和耶利奇则继续为球队效力。国安队在新赛季开局几场比赛中发挥尚可，塞黑前锋耶利奇凭借出色的发挥当选为“中国足球先生”，并以21粒进球成为该年中超最佳射手，他也成为第一位包揽这两个奖项的外籍球员。这个赛季北京队高开低走，只获得了第六名 。

2006赛季，沈祥福继续执掌北京国安队。原主场工人体育场由于将为北京奥运会而进行改扩建，导致球队被迫更换主场。俱乐部和球迷都希望先农坛体育场重新成为国安队的主场，但由于其设施年久老化，已经不能达到举行中超联赛的标准，因此俱乐部不得已选择了位于京郊丰台区的丰台体育中心。由于球队强调了防守，所以全队的防守意识加强，防守的水平得到了提高，这改变了国安以往“客场虫”的形象，在全年的十四场客场比赛中，国安以4胜7平3负列客场积分榜第三位。同时，由穆萨、徐云龙、张帅、杨璞领衔的后防线在全年的28场比赛中仅失16球，使国安队成为全年比赛中失球最少的球队。防守的有力改善成为国安最终获得该赛季联赛季军的重要原因。另外主教练沈祥福的保守战术也是导致国安队锋线水平下降的关键因素。不过球队的客场成绩有所回升，这为国安重新树立强队形象打下了基础 。

2007赛季，国安队更换了主教练，沈祥福离职，俱乐部与韩国籍教练李章洙签订了两年的工作合同。其上任之后，对国安队的人员进行了大幅的调整，沈祥福所依赖的高大卫、崔巍、杜文辉等国内球员淡出了主力阵容，同时从辽宁队引进了张永海和郭辉，并买了大连实德的年轻门将程月磊和效力于深圳上清饮的薛申，其中薛申成为了离开国安后以球员身份回归的第一人；在外援的选择上，2006赛季的球员全部被弃用，李章洙挑选了曾经效力于上海联城队的巴西前锋堤亚哥和后卫阿德拉尔多，但是前者由于受困于左腿严重的伤势而不得不离队，不得已国安俱乐部在联赛开始前一天签下了巴西球员阿尔松和被上海申花队放弃的洪都拉斯球员小马丁内斯，小马丁内斯也是国安历史上继三杆洋枪后一个极具人气的外援 。最终北京国安获得了2007赛季中超联赛的亚军，同时也第一次获得了参加亚洲冠军联赛的资格。

2008赛季初，北京国安队在李章洙的率领下，开始了中超与亚冠的双线作战，由于球员的体能问题以及李章洙坚持不进行球员轮换的原因，球队在两线表现得都差强人意。2007赛季十分神勇的堤亚哥在本赛季状态全无，因此锋无力的问题再次摆在了球队面前。第一循环结束时，国安仅仅在积分榜上排名中游，基本丧失了夺冠的希望。而在放下争冠的包袱后，球队在第二循环的联赛中有所起色，一路奋起直追，最终反弹到了第三位，获得了当年联赛的季军 。

2009赛季，国安对外援进行了大调整：先后引进了威廉·保罗、马季奇以及澳洲的格里菲斯兄弟，并且还将之前效力于上海申花队的埃米尔·马丁内斯招至帐下，试图在中超、亚冠两线发起冲击。最终“永远争第一”的国安队得偿所愿夺得了其第一个顶级联赛冠军，老帅洪元硕接替李章洙带领球队在这个“弱冠”的赛季笑到了最后。澳洲兄弟大小格里菲斯分别为国安队奉献了8个进球 。

2010赛季，北京国安引进了在绿城队连续两年有突出表现的巴西外援奥托，也许是球队风格的打法的差异，他的表现让人大失所望，并在中途离队去了日本联赛。在亚冠赛场北京国安成为这年唯一一支小组赛出线的中国球队，小组赛在客场大雪中3-1击败川崎前锋队是一场经典的比赛。但这年联赛国安以12胜10平8负积46分，仅获得第五名的成绩，没能取得参加2011年的亚冠联赛资格 。2010年12月24日，国安俱乐部正式于葡萄牙教练海梅·帕切科签约，合同为期一年。在主帅敲定后，5名球员：徐云龙、王长庆、杨昊、黄博文、杜文辉合同即将到期，其中杜文辉去意已决投奔江苏舜天，到12月31日前，国安俱乐部只与徐云龙、王长庆2位老将续约至2012年，亚洲杯后，杨昊和黄博文分别加入了广州恒大和韩国全北现代队。

2014年1月6日，北京国安引进韩国首尔FC队长河大成 。2014年10月26日，中超第29轮上演天王山战役。恒大主场迎来国安的挑战，最终国安凭借邵佳一任意球绝杀，将悬念保持到最后一轮。

2015年5月26日，2015赛季亚洲足球冠军联赛1/8决赛次回合比赛展开。坐拥一个客场进球的北京国安还是未能改变历史，主场0-1不敌韩国全北现代，以两回合总比分1-2再次被挡在了亚冠联赛八强门外，而在北京国安历史上从未进军亚冠联赛八强 。

2015年12月，中信集团决定在不改变球队颜色，队名和队徽logo的情况下，同意转让国安俱乐部50%股份。

2016年1月19日，乐视和北京国安足球俱乐部有限责任公司在北京联合宣布达成深度战略合作伙伴关系。2016年，乐视正式冠名北京国安足球队，球队更名为“北京国安乐视队”。

吉拉斯的和苏联的冲突

答1944年3月，当反法西斯战争还在进行的时候，吉拉斯奉命率领一个军事使团前往莫斯科，这个使团既有军事的性质，也具有党的性质。这次出使苏联的主要任务是争取苏联承认南斯拉夫民族解放委员会为南斯拉夫的临时政府，争取苏联对南共领导的抗德游击队的物资援助。吉拉斯一行辗转途经意大利、埃及、伊拉克、伊朗到达莫斯科。此行任务虽未全部完成，但据吉拉斯自己说，他是以狂喜的心情去苏联的，因为在南共领导人的心目中，“对苏联领导的忠诚是党的发展和活动的要素之一，斯大林不只是不可争辩的天才领袖，而且他就是新社会的理想和美妙的化身。”因此，他在叙述第一次同斯大林会见时说：“我感到一种骄傲的喜悦……突然，一切对苏联产生的似乎不愉快的事情都不见了。”

1944年10月，南斯拉夫人民从法西斯铁蹄下解放了自己的祖国。1945年3月，南斯拉夫联邦民主共和国联合政府组成。同年11月，立宪会议开幕，宣布成立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吉拉斯先后出任黑山部部长，不管部部长，并担任过党中央鼓动、宣传部部长，中央书记处书记。在此期间，他经常参与国内外重大问题的决策，多次代表本国政府同苏联及西方国家举行谈判。

1945年4月，吉拉斯作为铁托率领的党政代表团成员第二次访苏。这次访苏，两国签订了有效期为20年的《苏南友好互助和战后合作条约》以及有关贸易协定，此外，也是为了弥合双方在战争期间和战后所出现的争执。吉拉斯是战后两国之间发生争执的重要当事人：1944年秋贝尔格莱德解放以后，苏联红军进入南斯拉夫，不久便发生多起侵犯居民利益的不法行为。为此，铁托、卡德尔、吉拉斯和兰科维奇等共4名最高领导人约见苏联驻南斯拉夫军事代表团团长科尔涅耶夫。会晤中，吉拉斯以尖锐的言词指出：“我们的敌人正利用这事来反对我们，并把红军士兵的暴行与英国军官的行为相对比，英国军官倒没有这样过分。”对此，科尔涅耶夫提出严重抗议，他“强烈抗议把红军和资本主义国家军队相提并论来侮辱红军”，并把这一情况立即报告了莫斯科，斯大林亲自过问了这件事。通过此次访问，在与斯大林的会见中，虽然表面上消除了双方在这一事件上的纷争，然而它仍然是1948年南苏关系破裂的最初原因之一。斯大林在1948年3月27日写给铁托的信中重提此事，并且指名谴责了吉拉斯，信中写道：“根据这些事实来看，吉拉斯在南斯拉夫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侮辱红军，说红军军官的道德品质比英军军官的道德品质低劣的那次著名讲话，便完全可以理解了。众所周知，吉拉斯的讲话没有遭到南共中央委员会成员的反对。”

1947年9月，卡德尔和吉拉斯作为南共代表出席苏、波、捷、匈、保、罗、南、法、意等九国共产党代表在波兰召开的会议，会上决定成立“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此时，南苏关系已日趋紧张。1948年1月，据称斯大林亲自提名由吉拉斯率领代表团去苏联，以便协调两国政府对阿尔巴尼亚的政策。此次访苏以及同斯大林的会见，给吉拉斯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加深了对苏联的不满情绪。

在1944—1948年的南苏关系问题上，除铁托以外，吉拉斯是一个起重大作用和影响的人物。1948年6月28日,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布加勒斯特会议(南共未出席)宣布，南斯拉夫共产党被开除出情报局。当天晚上，吉拉斯起草对情报局决议的答复稿。次日，即6月29日，铁托主持召开南共中央全会，通过了这一措词尖锐的文件，拒绝情报局的指控，重申对自己领导人的信任。南共中央机关报《战斗报》同时刊载了情报局和南共中央的两个文件，让人民群众作出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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