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甲骨文精选书法作品​甲骨文是古汉字一种书体的名称。刻在甲、骨上的文字早先曾称为契文,甲骨刻辞、卜辞、龟版文、殷墟文字等,现通称甲骨文。殷代(商朝)人用龟甲、兽骨(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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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骨文精选书法作品

甲骨文精选书法作品

​甲骨文是古汉字一种书体的名称。刻在甲、骨上的文字早先曾称为契文,甲骨刻辞、卜辞、龟版文、殷墟文字等,现通称甲骨文。殷代(商朝)人用龟甲、兽骨(主要是牛肩胛骨)占卜。下面是我为你整理的甲骨文精选书法作品,希望对你有用!

甲骨文精选书法作品欣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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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骨文精选书法作品图片3

甲骨文精选书法作品图片4

殷墟遗址发掘的甲骨文

商代甲骨文是中国发现最早的文献纪录,如今甲骨学已成为一门蔚为壮观的世界性学科,从事研究的中外学者有500多人,发表的专著、论文达3000多种。它对历史学、文字学、考古学等方面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司马迁在<史记>中有一篇《殷本纪》,详细记载了商王朝的世系和历史。过去史学界许多人对这些记载将信将疑,因为没有当时的文字记载和留存的实物资料可作印证。 本世纪初,罗振玉在他搜集的甲骨中,发现了刻有商王朝先公、先王的名字,证实了这些甲骨的出土地小屯就是《史记》中所说的“洹水南,殷墟上”的殷墟所在地。

此后,学者王国维对甲骨卜辞中所见的商代诸先王、先公,对照《史记》记载作了详细的考证,证实了《史记》中《殷本纪》的可信性。殷墟是商朝第10代王盘庚于公元前1318年,把都城从奄(今山东曲阜附近)迁到殷(小屯村一带),从此历经至8代12王,在此建都达273年之久。这些研究成果,把中国有考据可信的历史提早了一千年。

从一片殷商甲骨上文字的发现和认定,由此发展到肯定了一个距今3000多年、长达600多年的朝代,这是多么了不起的发现!这样就把本世纪20年代一些学者认为中国的可信历史始于西周的“疑古”思潮,予以彻底的否定。

殷墟甲骨的大量出土反映了商代占卜风之盛。王室贵族上自国家大事,下至私人生活,如祭祀、气候、收成、征伐、田猎、病患、生育、出门,等等,无不求神问卜,以得知吉凶祸福决定行止。于是,占卜成了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朝廷设置了专门的机构和卜官。有刻辞的甲骨,都作为国家档案保存起来,堆存在窖穴之中。因此甲骨上的卜辞成为研究商代历史的第一手材料,它反映了从公元前1300年到公元前1000年的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从1899年甲骨文首次发现到现在,据学者胡厚宣统计,共计出土甲骨154600多片,其中大陆收藏97600多片,台湾省收藏有30200多片,香港藏有89片,总计我国共收藏127900多片,此外,日本、加拿大、英、美等国家共收藏了26700多片。到目前为止这些甲骨上刻有的单字约4500个,迄今已释读出的字约有2000个左右。

中国的文字萌芽较早,在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的陶器上,就发现了各种刻划符号,成为中国文字的雏形,经过二三千年的孕育、发展,到了商代,我国的文字达到基本成熟阶段。甲骨文具有一定体系并有比较严密的规律,刻划精湛,内容丰富,对中国古文字研究有重要作用。过去,古文字研究的主要的依据是商周青铜器上的铭文,如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甲骨文比<说文解字>要早1500年,而且它是来源于直接发掘出来的出土文物,可信程度更高,对研究汉字的起源和发展,纠正《说文解字》的疏失,解决青铜器铭文中悬而未决的问题,都有极大价值。

从甲骨上的文字看,它们已具备了中国书法的用笔、结字、章法三要素。其用笔线条严整瘦劲,曲直粗细均备,笔画多方折,对后世篆刻的用笔用刀产生了影响。从结字上看,文字有变化,虽大小不一,但比较均衡对称,显示了稳定的格局。从章法上看,虽受骨片大小和形状的影响,仍表现了镌刻的技巧和书写的艺术特色。“甲骨书法”现今已在一些书法家和书法爱好者中流行,就证明了它的魅力。

由于弄清了甲骨出土的地点,从1928年秋到1937年夏抗日战争爆发时,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在著名考古学家董作宾、李济、梁思永等人先后主持下,在小屯村一带进行了长达10年的15次考古发掘,不仅先后发现了总计24900多片甲骨,而且发现了商代后期的宫殿、宗庙遗址和王陵区,出土了大量珍贵的铜器、玉器、陶器,从物质文化上提供了殷墟为商代王都的证据。殷墟成为世界闻名的古文化遗址,又一次震动了中外学术界。

新中国成立后,考古工作者又进行了多次调查、发掘,大体弄清了殷墟的范围和布局。位于安阳市区西北郊的殷墟,它以小屯村为中心,东西约6公里,南北约5公里,总面积30平方公里左右。洹河南岸的小屯村一带是殷王居住的宫殿区,发掘出宫殿基址数十座,最大的一座面积5000平方米。洹河北部是殷王陵区,先后发掘出十几座大墓、一千多座小墓,以及大批祭祀坑。在宫殿附近发现了两座甲骨文档案库和铸铜、制玉、制骨、烧陶等手工业作坊遗址。殷墟发掘延续时间之长、规模之大、收获之丰,是中国考古史上罕见的。

为了纪念殷墟考古的伟大发现,1987年秋,安阳市在宫殿遗址区东北面修建了一座殷墟博物苑,复原和再现了3000年前殷王宫和一些建筑的风貌。

1976年春,在宫殿区附近,小屯村北偏西100米处,发掘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女将军妇好的墓。甲骨文记载,妇好是商王武丁的王后。有一年夏天,北方边境发生战争,双方相持不下,妇好自告奋勇,要求率兵前往,武丁犹豫不决,占卜后才决定派妇好起兵,结果大胜。此后,武丁让她担任统帅,从此,她东征西讨,打败了周围20多个方国(独立的小国)。有一片甲骨卜辞上说,妇好在征战羌方时,统帅了13万人的庞大队伍,这是迄今已知商代对外用兵最多的一次。妇好墓是殷墟发掘的唯一保存完整的殷代王室墓葬,出土的很多器物上都刻有铭文,是唯一能与甲骨文、历史文献相印证,从而能确定墓主身份、年代的商代王室墓葬。

对殷墟70年的考古,特别要提出来的是对甲骨文的三次重要的考证与发现:

第一次是1936年6月12日,在小屯村北宫殿区发掘出一个甲骨坑,保存着带字甲骨17096片,记录着商王武丁时期的许多活动,看来这是武丁王室的甲骨文档案库,这批甲骨片的出土,对考证武丁时期的社会政治、文化、生活有极宝贵的价值。发掘时坑中还发现埋有一个身体蜷曲、侧卧的尸骨,其身躯大部分压在甲骨上,专家认为可能是档案库的看守人。

第二次,1973年在小屯村南地,又发掘出甲骨7150片,其中刻字甲骨5041片。与这批甲骨同时出土的还有陶器制品,这种甲骨与陶器共存的现象为甲骨文分期及殷墟文化分期提供了宝贵资料。

第三次是1991年秋,在花园庄东地发掘出一个仅2平方米的甲骨坑,但其叠压厚度却达0.8米,出土1583片甲骨,其中刻字甲骨有579片,记载内容丰富,而且问卜者都是武丁时期的王族成员和高级贵族。说明这个时期,占卜活动已不限于最高统治者国王,王室贵胄都可以利用占卜来预测吉凶了。

甲骨文的发现以及由此引发的殷墟发掘,对中国考古学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在此之前的学者,只是在书斋中研究碑文和铜器铭文,从不去田野里考察和发掘。中国的田野考古,最早是1921年对河南渑池县仰韶村遗址的发掘,然后是1927年开始在北京周口店猿人遗址的早期发掘。但当时对这两处的发掘,不是由我国学术部门独自承当的,而是由当时政府聘请外国学者主持,或由中外学术单位合作进行。真正由中国学术机关独立进行的田野考古,是从1928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对殷墟的首次发掘开始的。它对中国田野考古学的产生和发展,都起到了奠基的作用。中国老一代的考古工作者,绝大部分是在殷墟考古工地上成长起来的,新中国成立以后新一代的考古工作者,又基本上是由他们培训出来的。因此称殷墟是中国田野考古学的诞生地,确属当之无愧。

汉字一种书体的名称。刻在甲、骨上的文字早先曾称为契文,甲骨刻辞、卜辞、龟版文、殷墟文字等,现通称甲骨文。殷代(商朝)人用龟甲、兽骨(主要是牛肩胛骨)占卜。在占卜后把占卜日期、占卜者的名字、所占卜的事情用刀刻在卜兆的旁边,有的还把过若干日后的吉凶应验也刻上去,最详细的一条将近100字。学者称这种记录为卜辞,这种文字为甲骨文。是中国商代后期(前14~前11世纪)王室用于占卜记事而刻(或写)在龟甲和兽骨上的文字。它是中国已发现的古代文字中时代最早、体系较为完整的文字。甲骨文发现于河南省安阳县小屯村一带,是商王盘庚迁殷以后到纣王亡国时的遗物(公元前14世纪中期~前11世纪中期),距今已3000多年。

殷墟遗址发掘的甲骨文

商代甲骨文是中国发现最早的文献纪录,如今甲骨学已成为一门蔚为壮观的世界性学科,从事研究的中外学者有500多人,发表的专著、论文达3000多种。它对历史学、文字学、考古学等方面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司马迁在<史记>中有一篇《殷本纪》,详细记载了商王朝的世系和历史。过去史学界许多人对这些记载将信将疑,因为没有当时的文字记载和留存的实物资料可作印证。 本世纪初,罗振玉在他搜集的甲骨中,发现了刻有商王朝先公、先王的名字,证实了这些甲骨的出土地小屯就是《史记》中所说的“洹水南,殷墟上”的殷墟所在地。

此后,学者王国维对甲骨卜辞中所见的商代诸先王、先公,对照《史记》记载作了详细的考证,证实了《史记》中《殷本纪》的可信性。殷墟是商朝第10代王盘庚于公元前1318年,把都城从奄(今山东曲阜附近)迁到殷(小屯村一带),从此历经至8代12王,在此建都达273年之久。这些研究成果,把中国有考据可信的历史提早了一千年。

从一片殷商甲骨上文字的发现和认定,由此发展到肯定了一个距今3000多年、长达600多年的朝代,这是多么了不起的发现!这样就把本世纪20年代一些学者认为中国的可信历史始于西周的“疑古”思潮,予以彻底的否定。

殷墟甲骨的大量出土反映了商代占卜风之盛。王室贵族上自国家大事,下至私人生活,如祭祀、气候、收成、征伐、田猎、病患、生育、出门,等等,无不求神问卜,以得知吉凶祸福决定行止。于是,占卜成了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朝廷设置了专门的机构和卜官。有刻辞的甲骨,都作为国家档案保存起来,堆存在窖穴之中。因此甲骨上的卜辞成为研究商代历史的第一手材料,它反映了从公元前1300年到公元前1000年的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从1899年甲骨文首次发现到现在,据学者胡厚宣统计,共计出土甲骨154600多片,其中大陆收藏97600多片,台湾省收藏有30200多片,香港藏有89片,总计我国共收藏127900多片,此外,日本、加拿大、英、美等国家共收藏了26700多片。到目前为止这些甲骨上刻有的单字约4500个,迄今已释读出的字约有2000个左右。

中国的文字萌芽较早,在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的陶器上,就发现了各种刻划符号,成为中国文字的雏形,经过二三千年的孕育、发展,到了商代,我国的文字达到基本成熟阶段。甲骨文具有一定体系并有比较严密的规律,刻划精湛,内容丰富,对中国古文字研究有重要作用。过去,古文字研究的主要的依据是商周青铜器上的铭文,如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甲骨文比<说文解字>要早1500年,而且它是来源于直接发掘出来的出土文物,可信程度更高,对研究汉字的起源和发展,纠正《说文解字》的疏失,解决青铜器铭文中悬而未决的问题,都有极大价值。

从甲骨上的文字看,它们已具备了中国书法的用笔、结字、章法三要素。其用笔线条严整瘦劲,曲直粗细均备,笔画多方折,对后世篆刻的用笔用刀产生了影响。从结字上看,文字有变化,虽大小不一,但比较均衡对称,显示了稳定的格局。从章法上看,虽受骨片大小和形状的影响,仍表现了镌刻的技巧和书写的艺术特色。“甲骨书法”现今已在一些书法家和书法爱好者中流行,就证明了它的魅力。

由于弄清了甲骨出土的地点,从1928年秋到1937年夏抗日战争爆发时,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在著名考古学家董作宾、李济、梁思永等人先后主持下,在小屯村一带进行了长达10年的15次考古发掘,不仅先后发现了总计24900多片甲骨,而且发现了商代后期的宫殿、宗庙遗址和王陵区,出土了大量珍贵的铜器、玉器、陶器,从物质文化上提供了殷墟为商代王都的证据。殷墟成为世界闻名的古文化遗址,又一次震动了中外学术界。

新中国成立后,考古工作者又进行了多次调查、发掘,大体弄清了殷墟的范围和布局。位于安阳市区西北郊的殷墟,它以小屯村为中心,东西约6公里,南北约5公里,总面积30平方公里左右。洹河南岸的小屯村一带是殷王居住的宫殿区,发掘出宫殿基址数十座,最大的一座面积5000平方米。洹河北部是殷王陵区,先后发掘出十几座大墓、一千多座小墓,以及大批祭祀坑。在宫殿附近发现了两座甲骨文档案库和铸铜、制玉、制骨、烧陶等手工业作坊遗址。殷墟发掘延续时间之长、规模之大、收获之丰,是中国考古史上罕见的。

为了纪念殷墟考古的伟大发现,1987年秋,安阳市在宫殿遗址区东北面修建了一座殷墟博物苑,复原和再现了3000年前殷王宫和一些建筑的风貌。

1976年春,在宫殿区附近,小屯村北偏西100米处,发掘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女将军妇好的墓。甲骨文记载,妇好是商王武丁的王后。有一年夏天,北方边境发生战争,双方相持不下,妇好自告奋勇,要求率兵前往,武丁犹豫不决,占卜后才决定派妇好起兵,结果大胜。此后,武丁让她担任统帅,从此,她东征西讨,打败了周围20多个方国(独立的小国)。有一片甲骨卜辞上说,妇好在征战羌方时,统帅了13万人的庞大队伍,这是迄今已知商代对外用兵最多的一次。妇好墓是殷墟发掘的唯一保存完整的殷代王室墓葬,出土的很多器物上都刻有铭文,是唯一能与甲骨文、历史文献相印证,从而能确定墓主身份、年代的商代王室墓葬。

对殷墟70年的考古,特别要提出来的是对甲骨文的三次重要的考证与发现:

第一次是1936年6月12日,在小屯村北宫殿区发掘出一个甲骨坑,保存着带字甲骨17096片,记录着商王武丁时期的许多活动,看来这是武丁王室的甲骨文档案库,这批甲骨片的出土,对考证武丁时期的社会政治、文化、生活有极宝贵的价值。发掘时坑中还发现埋有一个身体蜷曲、侧卧的尸骨,其身躯大部分压在甲骨上,专家认为可能是档案库的看守人。

第二次,1973年在小屯村南地,又发掘出甲骨7150片,其中刻字甲骨5041片。与这批甲骨同时出土的还有陶器制品,这种甲骨与陶器共存的现象为甲骨文分期及殷墟文化分期提供了宝贵资料。

第三次是1991年秋,在花园庄东地发掘出一个仅2平方米的甲骨坑,但其叠压厚度却达0.8米,出土1583片甲骨,其中刻字甲骨有579片,记载内容丰富,而且问卜者都是武丁时期的王族成员和高级贵族。说明这个时期,占卜活动已不限于最高统治者国王,王室贵胄都可以利用占卜来预测吉凶了。

甲骨文的发现以及由此引发的殷墟发掘,对中国考古学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在此之前的学者,只是在书斋中研究碑文和铜器铭文,从不去田野里考察和发掘。中国的田野考古,最早是1921年对河南渑池县仰韶村遗址的发掘,然后是1927年开始在北京周口店猿人遗址的早期发掘。但当时对这两处的发掘,不是由我国学术部门独自承当的,而是由当时政府聘请外国学者主持,或由中外学术单位合作进行。真正由中国学术机关独立进行的田野考古,是从1928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对殷墟的首次发掘开始的。它对中国田野考古学的产生和发展,都起到了奠基的作用。中国老一代的考古工作者,绝大部分是在殷墟考古工地上成长起来的,新中国成立以后新一代的考古工作者,又基本上是由他们培训出来的。因此称殷墟是中国田野考古学的诞生地,确属当之无愧。

汉字演变的历史,各种字体的创始人和有代表性的书法家

汉字演变历史:

甲骨文、金文、大篆、小篆、隶书、楷书、草书、行书

楷书创始人:钟繇 代表人物:欧阳询、颜真卿、柳公权、赵孟頫

草书创始人:张芝。代表人物:张旭、怀素、祝允明、智永

行书代表人物:王羲之、苏东坡、黄庭坚、米芾、蔡襄

清朝考古学家罗振玉简介,罗振玉甲骨文书法作品有哪些

生平经历

罗振玉(1866年一1940年) 近代江苏淮安人,祖籍浙江上虞,字叔言、叔蕴,号雪堂,晚年更号贞松老人。清末奉召入京,任学部二等谘议官,后补参事官,兼京师大学堂农科监督。辛亥革命后逃亡日本,后曾参预制造伪满洲国活动。书法善篆、隶、楷、行,是创以甲骨文入书者之一。所作小行楷题跋精严工稳。曾搜集和整理甲骨,铜器、简牍、明器、佚书等考古资料,均有专集刊行。编著有《贞松堂历代名人法书》,《高昌壁画精华》、《殷墟书契》、《殷墟书契菁华》、《三代吉金文存》等。

罗振玉5岁入私塾,跟随乾嘉朴学的传人李岷山读书,15岁学作诗词,16岁中秀才。自幼对经史、训诂潜心学习,留意金石名物,尤倾心于经史考据之学,研究经史文字。20岁起专力研读古碑帖,写成《读碑小传》,由此开始著书立说。

1890年,罗振玉在乡间教私塾。甲午战争之后,他深受震动,认为只有学习西方才能增强国力,于是潜心研究农业,与蒋伯斧于1896年在上海创立“学农社”,并设“农报馆”,创《农学报》,专译日本农书。自此与日本人交往渐多。1898年又在上海创立“东文学社”,教授日文,与梁启超齐名的大学问家王国维便是东文学社诸生中的佼佼者。

1900年秋,任湖北农务局总理兼农务学堂监督。后任武昌江楚编译局帮办、上海南洋公学虹口分校校长,并赴日本考察教育。1903年被两广总督岑春煊聘为教育顾问。翌年,在苏州创办江苏师范学堂,任监督。1906年调北京,在清 *** 任学部参事兼京师大学堂农科监督。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罗振玉携眷逃亡日本京都。期间著述《殷墟书契》前编、后编及《菁华》等,并由王国维协助,撰成《殷墟书契考释》及《流沙坠简考释》。

1919年春回国,在天津举办京旗赈灾事务。

1921年,参与发起组织“敦煌经籍辑存会”。

1924年应清废帝所召,入值南书房。同年11月,清室小朝廷被冯玉祥驱逐出皇宫,他与陈宝琛将溥仪偷送到日本使馆。

1925年使馆庇护下1925年2月23日深夜,在日,陪同溥仪秘密迁至天津日本租界地张园,后因功被委为顾问。

1928年末,迁居旅顺。大云书库。内藏《大云无想经》和碑碣墓志、金石拓本、法帖、书画等30余万册。

1932年3月,参加溥仪就任伪满洲国执政典礼,并代溥仪向外宾致答词。伪政权任命他为参议府参议,后改为临时赈务督办。翌年6月,任监察院院长,满日文化协会常务理事。

1934年伪满洲国改行帝制,被邀为大典筹备委员会委员,受到“叙勋一位”的封赏。

1936年任满日文化协会会长。

翌年3月,罗振玉返回旅顺寓所,继续整理刊行所藏古文物史料。他曾搜集和整理过甲骨、铜器、简牍、明器、佚书等考古资料,均有专集刊行,流传较广者有《殷墟书契》和《三代吉金文存》等。

罗振玉以他的博学,先后培养了容庚、商承祚、柯昌济、关百益、孙宝田及他的儿子罗福葆、罗福颐等人,使之成为中国近代史上学有建树的专家。另外他对校勘学、目录学、姓氏学、宗教学、也多有建树并著述留传后世。其一生著作130多种,刊印书籍500种。

罗振玉在政治上十分保守,始终效忠清室。九一八事变后追随溥仪,出任满洲国参议府参议、满日文化协会会长等职,受当时人批判为“汉奸”。

1940年5月14日在旅顺逝世,终年74岁。

评价

郭沫若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序言》中写道:“在中国文化史上实际做了一番整理功夫的要算以清代遗臣自任的罗振玉,特别是前两年跳水死了的王国维……欲清算中国古代社会,我们不能不以罗、王二家之业绩为出发点了。”郭沫若对罗振玉的评价,准确地概括了罗振玉国学研究的成就及其贡献。

著作

书法展示学术全集:

《南宗衣钵跋尾》

《南宗衣钵跋尾卷二》

《甲云窗漫稿》

《雪堂金石文字跋尾序》

《雪堂金石文字跋尾》

《雪堂书画跋尾》

《松翁近稿》

《面城精舍杂文甲乙合编 》

《雪堂校刊群书叙录上》

《雪堂校刊群书叙录下》

《丙寅稿》

《辽居稿》

《辽居乙稿》

《松翁未焚稿》

《 车尘稿》

《丁戊稿》

《后丁戍稿》

《贞松老人外集 》

《贞松老人外集(卷三)》

《辽海吟》

《辽海续吟》

《集殷虚文字楹贴》

《集殷虚文字楹贴汇编》

《扶桑两月记》

《五十日梦痕录 》

《集蓼编 》

《存拙斋》

《上虞罗氏枝分谱》

《殷商贞卜文字考 》

《读碑小笺1》

《读碑小笺2》

《眼学偶得》

《石交录四卷》

《俗说一卷》

《俑庐日札》 《石交录(卷三、四)》

书法 编著:

《贞松堂历代名人法书》

《高昌壁画华》

《殷墟书契》

《殷墟书契菁华》

《三代吉金文存》

成就

甲骨研究

罗振玉是最早在甲骨学研究方面取得主要进展的学者。

他从1906年起收集甲骨,总数近2万片,是早期收藏最多的藏家。除鼓励刘鹗编集《铁云藏龟》外,还亲自访求,判明甲骨的真实出土地——小屯。在甲骨文研究者中,罗振玉占有重要地位,为“甲骨四堂”之一,是甲骨学的奠基者。他对甲骨学的贡献主要体现在:

1、他搜集、保存、印行了大批原始资料。著有《五十日梦痕录》《殷虚书契前编》(1913年)、《殷虚书契菁华》(1914年)、《铁云藏龟之余》(1915年)、《殷虚书契后编》(1916年)等书。1933年又编著《殷虚书契续编》。同时他还编有《殷虚古器物图录》(1916年)及《附说》各一卷。

2、他率先正确地判定了甲骨刻辞的性质及出土处之地望。他指出卜辞属于殷商时代,是王室遗物;断定它作为文字学资料能代表中国文字的来源,作为史料,它比正史更可靠。同时他还指出甲骨出土地小屯即殷虚遗址,也就是殷朝国都。这对后来的甲骨学研究具有重大的意义。

甲骨自受到收藏家及学者的注意后,古董商为了谋取高利,隐瞒了真实的出土地。罗振玉一开始研究甲骨就致力于调查其真实出土地,并且考订出这些甲骨出土于商代晚期都城,属于殷室王朝遗物。甲骨出土地和性质的考订,直接导致后来安阳殷虚的发掘。罗振玉派人去小屯,不仅收集甲骨,还收集了一批不为古董商重视的出土物,他以“古卜用龟,辅以兽骨”的文献记载为出发,认为在搜集甲骨时必须龟、骨“兼收并蓄”。在《洹洛访古游记》中,他记载了殷虚的地形,甲骨出土情况,考订其它出土物及绘简图,成为第一部实地考察安阳殷虚的著作,对整个甲骨研究学科的形成和发展上起了“导夫先路”的作用。

3、他考释出大量的单字。他以甲骨文字本身的特点为主要依据,参照《说文解字》,并将甲骨文与金文、古文、籀文、篆 *** 比较,以阐释文字的渊源与流变情况。他还利用字形或后世文献资料推求字的本义及其通假关系。先后于1910年在《殷商贞卜文字考》中释出单字近三百个,于1915年在《殷虚书契考释》中释出单字近五百个,其中多得到学界认可。1916年,他还将未识别的卜辞中的千余字编成《殷虚书契待问编》,供大家探讨。

4、他首创了对卜辞进行分类研究的方法。 《殷虚书契考释》一书将卜辞分为卜祭、卜告、卜出入、卜田渔、卜征伐、卜禾、卜风雨等8类,为后世的甲骨分类研究开创了先例。

5、与王国维一起,确证了甲骨文中的合书的现象。在金文研究方面,他也搜集了大量的资料。著有《殷文存》(二卷,1917年)、《秦金石刻辞》(三卷,1914)、《贞松堂集古遗文》(16卷,《补遗》3卷,《续编》3卷,1931~35年),收录以前诸家著录中未见之器铭2427件。《三代吉金文存》(20卷,1937年),收录当时见到的已著录和未著录的4831件青铜器铭。集一时铜器铭文原始资料之大成,在国内外产生了很大影响。他还提出通释古金文的设想,提出综合比较研究的方法,指出金文在文字学上的价值。他研究石鼓文,著有《石鼓文考释》(7卷,1916年);他搜集整理汉晋木简,著《流沙坠简》(合作,1914年)、《流沙坠简考证》(1934年)等书。此外,他还著有《干禄字书笺证》《俗说》《集蓼编》等多部著作。他的工作内容丰富,甄别谨严,成绩浩瀚,方法崭新,“为我们提供出了无数的真实的史料”(郭沫若语)。

敦煌学术

敦煌学已经走过了100年的历程。100年中,无数学者为这门显学奉献了毕生精力。而随着南博31件敦煌文献的发现,金石大家罗振玉对敦煌学的贡献变得更加清晰——敦煌学的奠基人就是罗振玉。

继河南安阳殷虚被辨认后,西北边陲敦煌石窟又有数万件隋唐以后经卷写本、石刻等珍贵文物的发现。外国人明火执杖掠夺,清廷却毫无觉察。罗振玉竭立使其免遭流失国外,但留在国内的却也未逃厄运,道貌岸然的官僚伸出贪婪的黑手,彼此勾结私吞国宝,贼喊捉贼,有些更把运车截拦,窃取其中精华,还把盗窃之余的长卷破坏截割。罗振玉是中国境内研究敦煌文书的先导者,他以浓厚的国学功底开研究之先,1914年和王国维开创和倡导简牍研究,共同开辟“国学”新领域的硕果。

宣统元年,他到北京的伯希和处,看到伯希和所获敦煌写卷,并得知藏经洞仍有数千卷文书,乃力促学部电令甘督查封石室,将所余遗书悉数解送京师。使这批宝藏于宣统二年秋,运抵北京,最后入藏于京师图书馆。对于流散的敦煌文也留心购存,所得文书及海外藏卷照片,大多收入《鸣沙石室佚书》、《鸣沙石室佚书续编》、《鸣沙石室古籍丛残》、《敦煌石室遗书三种》、《贞松堂西陲秘籍丛残》、《敦煌石室碎金》、《敦煌零拾》、《沙州文录补》、《敦煌石室遗书》、《佚籍丛残初编》、《石室秘宝》等书中。还和王国维将斯坦因在敦煌、罗布泊等地发现的汉晋木简照片汇为《流沙坠简》,并做考释。撰有《雪堂校刊群书叙录》二卷、《补唐书张义潮传》、《瓜沙曹氏年表》等多种敦煌学论著,尤其注重对中国传统四部书写本的研究和整理。另有《殷虚书契》、《三代吉金文存》等,其著作及刊刻大多收入《罗雪堂先生全集》。

鉴藏大家

罗振玉是典型的鉴藏大家。

他不但要自己收藏甲骨、铜器、简牍、明器、佚书等考古文物资料和字画,还要做足研究整理的工作。

内藏《大云无想经》和碑碣墓志、金石拓本、法帖、书画等50余万册。据考证,仅甲骨片前后就收藏“二三万片”,其他如青铜器、古明器、碑拓等的收藏数量也相当可观。

罗振玉善识文物,喜研文史。从殷墟甲骨、汉晋木简、墓志铭文,到宫中所藏历代图书、历史档案,乃至珍宝、钱币等,他都有系统的研究,并撰写了许多学术价值颇高的专著。罗振玉41岁入学部,因公务简,又不肯奔走钻营,有很多时间搜求文物,钻研学问。“每涉足厂肆,尽廉俸所入,搜求古物书画,虽资力有限,不敢和洋商巨贾相竞争,但破铜烂铁,在所不遗,往往批沙得宝,又人弃我取。”罗振玉获得了很多两汉六朝、唐宋等朝的珍贵文物,为其考古研究积累了实物材料。

罗振玉为保存和流传敦煌石室遗书做出过切实的努力。敦煌石室遗书是我国光绪年间新发现的一处千年宝藏。所谓“石室”指甘肃省敦煌的莫高窟(俗称千佛洞)。窟内藏有丰富的经书、绣像等,是中华文化艺术的瑰宝,却遭到斯坦因和伯希和的攫取。为了保存这些中华文化的“劫余”,罗振玉奔走呼告,筹措资金,并决心捐出个人全部俸禄,购买余下卷轴,后又主倡集资影印敦煌遗书,这在他的《鸣沙石室佚书序》中有所叙述。

他为保存内阁大库史料及明文渊阁藏书也作出了贡献。大库是清代内阁库藏档案、书籍的处所,库分东西,东库贮存《实录》、《圣训》、《起居录》等,由本阁满本房掌管。西库书籍多为明文渊阁藏书之孓遗,档案则是清列朝内外臣工的题本、奏本、历科殿试的大卷等。这些都是中国珍贵的历史文献,是一笔重要的文化遗产。

由于时局动荡,所藏大多被盗,散失在外。罗振玉得知这种情形后,主动承担起书籍的保存、整理、归类的工作。他曾直接或间接苦口劝说文襄和荣延,保存、整理库档。文襄虽表赞同,但以奏准销毁为虑,行推诿之实。罗振玉复与会稽司长进行了商议,将库档移往国子监,又同国子监丞徐梧生交涉,几起冲突,后经人出面调解,才获准。经过一番周折,这批史料总算保存下来了。

辛亥革命之后,民国 *** 有关部门对这批史料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有些还险些遭到被改为还魂纸的厄运降临。罗振玉闻知忙以高出原售价三倍的价格买回,保存起来。1919年春,罗振玉携家人从日本归国,定居天津。他先是在天津租下了3栋小楼,专门用于藏置书籍、文物,另外还单独租借了20多间房屋用以安置家人亲属。一年后,罗氏在天津建成了自家宅院,其中数间专门用来库藏大量的史料、档案,文墨古玩于是也就有了新居所。

罗振玉嗜古如命,在保藏文物、古籍上有着笃之弥深的热情。尤其是对清帝的书画非常珍视,他将清帝御赐的“寒岁”匾额,特复制一件悬挂在天津寓所的客厅中间,而把原件装裱珍藏起来。在天津日租界大罗天戏院内有许多古董铺,罗振玉每碰到清帝书画,无论如何一定买回珍藏,一次还“偶得”溥仪赐给其师傅陈宝琛的一副对联。在天津期间,罗振玉与另一位后来成为国学大师的王国维之间的学术合作与交流非常多。罗振玉对王国维除给予经济上的资助外,并提供大量的研究材料,指示研究途径,对其政治、学术等观点产生重要影响。也可以说日后清华“四大导师”之一的王国维,其文化底蕴中有一部分是在天津的罗家积淀起来的。

罗振玉收藏的书画、青铜器、古籍、简牍、明器、清宫档案等,称山海之富。藏品曾编成《三代吉金文存》、《明吴门四君子法书》、《贞松堂历代名人法书》、《高昌壁画精华》等。抢救内阁大库明清档案及文渊阁藏书,贡献巨大。1922年购原历史博物馆卖出旧书9 000袋15万斤大内文书,建“库书楼”以藏。私人藏书丰富,先后收藏了广东孔广陶藏书,在日本期间,亦购买古籍众多。收藏有《永乐大典》残本数册。因收藏南北朝的写本《大云无想经》,遂将其藏书楼名为“大云书库”,另有藏书处曰“唐风楼” 、“永慕园”、“宸翰楼”、“贞松堂”、“玉简斋”、“楚雨楼”、“殷礼在斯堂”、“面城精舍”等。书目有《大云书库目录》2册;《罗氏藏书目录》,著录3 584部图书,3万余册,由王国维撰定。《唐风楼书目》1册,著录藏书1 094种,11 836册。东北解放后,罗继祖兄弟禀承祖母之命,全部捐给国家,共计9万册,存旅大图书馆;一部分归辽宁省图书馆,约有1万余册。刊刻古籍600余种,丛书有近20种。编《贞松堂历代名人法书》等。

轶事

与王国维

在近世中国学术史上,王国维与罗振玉是两个如雷贯耳的名字。研究罗振玉,就不能不提王国维,也不能不研究他们两人的经历与交往。他们在文学、经史、文字、训诂、音韵、考据、目录、版本等传统学术的诸多领域,研究博大精深,著述百种之多,是当之无愧的国学大师。

对于他们的学术成就,人们并不陌生,也毫无异议。但他们的经历与交往,却始终是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而且众说纷纭,许多事情至今仍是一个讲不清的谜。

他们是浙江同乡,有着江南人的毓秀灵透。他们自幼接受的完全是旧式教育,国学基础非常扎实,二人都是在十五岁时考中秀才。戊戌之后,受新思潮的影响,他们转而力倡新学。罗振玉办《农学报》和《教育世界》,开办农务学堂和新式教育。王国维则研究叔本华、尼采、康德的哲学与美学,并写成著名的中西合璧的文学批评文章《红楼梦评论》。但辛亥之后,二人潜心于国学研究,在甲骨学、敦煌学上成就大著,由此奠定了他们国学大师的地位。可以说,他们的思想倾向和学术兴趣,经历了一个从旧到新,又由新转旧的过程。那么,是什么因素促成了这些转变呢?

他们在政治上的表现,也是人们品评的焦点。清亡前,他们同在学部任职。辛亥后,王国维受溥仪小朝廷之诏,供职南书房,并重新蓄起发辫,以清朝遗老自居。罗振玉则鞍前马后追随溥仪,为复辟效力,后甚至投靠日本。他们在政治上的趋于保守,以及罗振玉的走向反动,这自是历史事实,无须回避,只是这些无从动摇他们在学术上的至高地位,只是更具体地说明了历史人物的多面性和复杂性。

自1898年二人相识于上海,至1926年绝交,二人的交往历时近三十年。罗振玉世事洞明,机智练达。他善于经营理财,有相当的经济实力,是一个很有能量的社会活动家。王国维性格忧郁悲观,埋首学术,不问功利,是典型的学者气质,人称他“老实到像火腿一般”。正是这种性格和地位的反差,人们对王罗二人的关系,颇有不平。有人讲罗振玉廉价使用王国维的脑力劳动;有人讲罗振玉的《殷墟书契考释》,剽窃了王国维的研究成果;有人讲王国维投水自尽乃罗振玉所逼……那么,真实或接近真实的情况究竟如何呢?

罗振玉社会活动多,经历也更复杂些,加之他后来的逆历史潮流之举,人们对他所做的一些文化事,也颇有微词。有人讲他贩卖假字画假古董骗人;有人讲他印古书为赚钱,等等。的确,罗振玉是一个嗜古如命的人。他多阅古物,见识过人,财力雄厚,而且生逢其时。从殷墟甲骨到敦煌文书,从汉晋木简到齐鲁封泥,他赶上了文物大发现的时代。他倾尽家资,收藏古物,潜心研究,成为名副其实的古器物学家。罗振玉印古书可能确实赚了一些钱,但整理古籍,传承了文化,这是极大的功劳,再者赚钱也是无可厚非的事。罗振玉终是一个有良知的文化人。1908年在学部任职期间,他费尽周折,阻止焚毁内阁大库旧档,保存下来八千麻袋的藏书、奏折、公文等重要的历史文献。1909年,当他从伯希和口中得知,敦煌藏经洞中还有八千件写经卷轴时,力劝京师大学堂买下这些国宝,使几经帝国主义分子劫掠的残存的敦煌文书,留存在国内。他对文化的珍爱,为保护国宝所做出的贡献,难道不值得人们感怀吗?

1927年6月2日上午11时,王国维在颐和园投湖自尽。这是他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来颐和园。他的死,又给后人留下一个谜。他在遗书中写到:“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人们对其死因的猜测,大致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为清朝殉节,尽遗臣之忠;一是与罗振玉的绝交,于心至寒;一是惧怕北伐军攻入北京,身遭辱杀。这些莫衷一是的猜测,至今无任何定论。

此时的王国维,年整五十,正值学术的旺期。如果说,民国初年这样变乱的时代,不值得大师留恋,这是时代负于大师的。但这样一位国学大师,他的思想和学术已经不属于他自己,而是属于这个国家和民族。他断然结束自己的生命,这是中国学术的巨大损失,怎不令人扼腕叹息!从这一意义上说,这是他负于时代和人民的。

但历史原本就是如此。而历史的真相,总是被纷繁复杂的人为或非人为的因素遮蔽着,让我们这些后人雾里看花。

溥仪记载

罗振玉在古玩、字画、金石、甲骨方面的骗钱行径,是由来已久的。他出身于浙江上虞县一个旧式书商之家,成年后在江西一个丘姓巨绅家教书。这位巨绅是个藏书家。罗振玉任西席的第三年,东翁突然去世,他利用女东家的无知,一方面装作十分哀痛的样子,拒绝接受这一年的束,要用以充做奠仪,另方面表示,愿留下东家的几件旧书和字画,作为纪念。女东家认为这位先生心眼太好,就请他自己到藏书楼任意挑选。于是这位书贾世子就精选出几筐“纪念品”,内有百余卷唐人写经,五百多件唐宋元明的字画,满载而归。在这个基础上,他由刻三字经、百家姓的书铺变成了古玩字画商,生意越做越好,古玩字画的鉴赏家的名声越来越大,后来更通过售卖古籍文物的路子,和日本人拉上了关系。他在日本的那些年,靠日本书商关系结交了一批朝野名流,有许多日本人把他看成了中国古文物学术的权威,常拿字画请他鉴定。他便刻了一些“罗振玉鉴定”、“罗振玉审定”的图章,日本古玩商拿字画请他盖一次,付他三元日金,然后再拿去骗人。后来他竟发展到仿刻古人名章印在无名字画上,另加上“罗振玉鉴定”章,然后高价出卖。他时常借口忙,把人家拿来请他鉴定的珍贵铜器,拖压下来,尽量多拓下一些拓片出卖。他的墨缘堂出售的宋版书,据说有一些就是用故宫的殿版《图书集成》里的扉页纸伪造的。殿版纸是成化纸或罗纹纸,极像宋版书用纸。据说内务府把那批殿版书交罗振玉代卖时,他把那一万多卷书的空白扉页全弄了下来,用仿宋体的刻版印了“宋版”书。我当时对这事是根本不知道的。有人说,罗振玉人品固然不佳,才学还好。据我看,他的才学究竟有多少,也很值得怀疑。在伪满时有一次他拿来一批汉玉请我观赏。我对汉玉说不上有什么研究,只是因为十分爱好,收藏了不少,所谓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当然,所谓汉玉,并不是非汉朝的不可,这只不过是对古玉的惯称。我看过罗振玉拿来的汉玉,不禁对他的“才学”暗吃一惊,因为全部都是假货。

罗振玉并不经常到宫里来,他的姻亲王国维能替他“当值”,经常告诉他当他不在的时候,宫里发生的许多事情。王国维对他如此服服帖帖,最大的原因是这位老实人总觉得欠罗振玉的情,而罗振玉也自恃这一点,对王国维颇能指挥如意。我后来才知道,罗振玉的学者名气,多少也和他们这种特殊瓜葛有关。王国维求学时代十分清苦,受过罗振玉的帮助,王国维后来在日本的几年研究生活,是靠着和罗振玉在一起过的。王国维为了报答他这份恩情,最初的几部著作,就以罗振玉的名字付梓问世。罗振玉后来在日本出版、轰动一时的《殷墟书契》,其实也是窃据了王国维甲骨文的研究成果。罗、王二家后来做了亲家,按说王国维的债务更可以不提了,其实不然,罗振玉并不因此忘掉了他付出过的代价,而且王国维因他的推荐得以接近“天颜”,也要算做欠他的情分,所以王国维处处都要听他的吩咐。我到了天津,王国维就任清华大学国文教授之后,不知是由于一件什么事情引的头,罗振玉竟向他追起债来,后来不知又用了什么手段再三地去逼迫王国维,逼得这位又穷又要面子的王国维,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于一九二七年六月二日跳进昆明湖自尽了。

甲骨文有那些代表人物,作品?

代表人物有:

第一个发现甲骨文的人:王懿荣。

第一个创立甲骨文书法的人:罗振玉。

第一个推广甲骨文书法的人:董作宾。

第一个唯美主义甲骨文书法家:郭沫若。

第一个甲骨文篆刻家:李骆公。

第一个甲骨文象形文字画家:彭查理。

代表作品:

1914年罗振玉《殷墟书契考释》。

1933年董作宾发表论文《甲骨文断代研究例》。

陈梦家《甲骨断代与坑位——甲骨断代学丁篇》。

扩展资料:

甲骨文特点:

甲骨文是镌刻或写在龟甲和兽骨上的文字。出土在河南安阳小屯村一带,因为这里曾是商代后期商王盘庚至帝辛的都城,史称为“殷”。商灭国,遂成为了废墟,后人便以“殷墟”名之。因此,甲骨文也称“殷墟文字”。

其内容绝大多数是王室占卜之辞,故又称“卜辞”,或“贞卜文字”。这种文字基本上都是由契刻而成,又称“契文”、或“殷契”等。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甲骨文

甲骨文书法~请帮忙看看段先老先生这副甲骨文价值多少?

段先,字进之,号纪夫、金石老人。山东省政府文史研究馆馆员,著名书法家。1921年11月出生,山东乳山人。现为国家一级书法师、中国人才研究会艺术家学部委员会一级委员,中国中外名人文化研究会终身荣誉会员、国际美术家联合会理事、中国书画家协会顾问、中国孔府书画院顾问、山东金秋书画院顾问、中原书画研究院顾问、山东老年书画研究院顾问、山东名人协会书画委员、山东省民族文化学会顾问、山东东方艺术院书画艺术委员会艺术顾问。学书于著名书法家段立夫先生。尤擅篆、隶。作品多次在国内、国际书画大赛中荣获特等奖、最佳作品奖和金银、铜奖。作品为德、美、法、日、新、韩和港、台等国家和地区收藏。

现估价3000-5000元。段老的作品艺术价值较高,但在世、高产,适合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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