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沙河西甲子油刊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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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红星报在哪里创刊？
• 2、沈寂的个人履历

红星报在哪里创刊？

最佳答案《红星》报于1931年12月11日在江西省瑞金市创刊。

《红星》报是中国工农红军军事委员会最早的机关报，由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出版，1931年12月创刊于江西瑞金中央革命根据地。

《红星》报一般为4开4版，有时出2版或6到8版。有时单独发《号外》。1933年3月，改为32开本油印期刊，同年8月6日恢复原4开铅印报纸形式，同月，出版《红星副刊》。1935年8月停刊。

30年代《红星报》：邓小平担任《红星报》主编

生动活泼的《红星报》30年代初，邓小平战斗在赣南、闽西中央苏区，因为他支持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受到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路线的打击和排挤。

1933年4月，在江西宁都七里村召开的“江西党三个月工作总结会议”上，邓小平与毛泽覃、谢唯俊、古柏等人被诬为“江西罗明路线的创造者”、“反党的派别和小组的领袖”而遭到批判。一度被撤销领导职务，下放劳动“改造”。1933年夏，邓小平被调到红军总政治部任秘书长，不久便担任了《红星报》主编。

邓小平同志到编辑部后，首先抓的是报纸的质量。除了一名助手外，邓小平既要采访、组织稿件，又要编排版面，负责校对。尽管编务繁忙，条件限制，他还是竭尽全力把《红星报》办成了红军一流的报纸。

内容参考 百度百科-红星报

沈寂的个人履历

最佳答案在《小说月报》、《万象》、《春秋》等杂志上发表短篇小说四十余篇,并出版小说集《两代图》、《盐场》、《红森林》。1946年主编《幸福》杂志。1948年办人间书屋。

在上海老作家中，八六高龄的沈寂先生显然是个异数。他人生的大起大落，本身就极富戏剧性。孩童时因家庭关联遭绑票。以后在白色恐怖笼罩下，他曾转到苏南加入新四军。在大学读书时因参加学生运动，被关进日本宪兵队上刑罚。后来他写小说、编刊物，结识了当时活跃于上海文坛的柯灵、张爱玲、徐訏等不少作家，亦熟悉商贾巨富如黄金荣、杜月笙、哈同等“大亨”、“大班”，成了如今写老上海人物的行家里手。

初登文坛不寻常

上世纪四十年代，沈寂以小说创作见长，出版过《捞金印》、《两代图》、《盐场》、《红森林》等小说集。他早期的短篇小说《盗马贼》、《大草泽的犷悍》、《被玩弄者的报复》，连续三期刊于柯灵主编的上海老牌杂志《万象》上，这在《万象》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柯灵在编后记中推荐道:“这里想介绍的是《盗马贼》，细读之下，作者自有其清新的风致，沈寂先生是创作界的新人，这也是值得读者注意的。”初涉文坛，就遇到了柯灵这样一位文学引路人，沈寂甚感幸运。于今想来，他对柯灵仍心怀感激。

沦陷时期的上海，形势愈发吃紧，《万象》常遭敌伪审查，柯灵不时受到传讯，直至被捕，刊物难以为继，至第四年第六期后被迫停刊。筹备复刊时，柯灵为不引起敌伪注意，举荐沈寂先生担当执行主编，编辑部就设在沈寂寓所。柯灵答应挂名“编辑人”，并积极给刊物组稿，先后多次将师陀的历史小说《李定国及其他》等稿件交给沈寂。

其实，沈寂与文艺报刊颇有缘分。早在复旦大学读西文系时，就与后来成为外交家的王殊等同学组成文学社，编辑油印刊物《青的果》。他的第一篇小说《暗影》刊登在顾冷观主编的《小说月报》上。他常常在敌伪时期的刊物《女声》、《杂志》上发表抗战小说。这些刊物的编者如关露、鲁风等，其实都是打入敌伪的地下党。沈寂在上海抗战胜利后第一张报纸《光化日报》做记者，采访了国共两党不少要人。又与董鼎山、沈毓刚、钟子芒分别担任《辛报》编辑。继而接手陈蝶衣主编的《春秋》与《西点》杂志，又自办人间书屋出版社，出刊《报告》周刊，延聘徐中玉、姚雪垠任主编。这三种杂志，一直坚持办到解放前夕被勒令停刊。

涉足影圈话沧桑

1948年夏天，沈寂收到香港永华影业公司的一纸信函，他想，自己与电影毫无关联，怎么会有信件寄来呢？原来，该公司的上海办事处通知沈寂，选中他的两部长篇小说《红森林》和《盐场》，拟购买版权改编电影。这对沈寂来说，是做梦也想不到的事。

这样，1949年初沈寂携新婚妻子朱明哲，踏上了英国政府控制的香港地界，到永华公司正式担任电影编剧。创作小说、编辑刊物是沈寂的擅长之事，却从未写作过电影剧本。既然任为编剧，沈寂便从电影艺术的ABC学起，常常钻进摄影棚，看电影的拍摄过程，一看就是一整天。他第一个登门求教的，就是永华公司唯一的电影导演程步高先生。程先生曾导演过由夏衍编剧的中国第一部进步影片《狂流》，他热情接待了沈寂，向沈寂推荐柯灵编剧的《海誓》、《春城花落》，以及陈西禾的电影剧本《火葬》，并特地放映这三部由他执导的影片，让沈寂将剧本与电影对照着学习。这样，从电影剧本如何分场景，到镜头如何组合成“ 蒙太奇”，沈寂摸索着学到不少电影知识。之后他又请教了朱石麟、费穆、岳枫、季萍倩等前辈导演。在香港不到三年时间中，沈寂先后为永华、长城、凤凰、五十年代等影业公司编写了《狂风之夜》、《神·鬼·人》、《白日梦》、《中秋月》、《蜜月》、《一年之计》、《水红菱》等十余部电影剧本。尤其是他与著名导演朱石麟以宣扬中国传统伦理道德及民间风俗礼节为题材，合作编导的《一年之计》，在1956年获得中国文化部颁发的1949——1955年度优秀影片荣誉奖。《中秋月》于1988年被香港《电影》双周刊评选为中国十大名片之一。该片受到电影界好评，被称之为在意大利之前的新现实主义佳作。在这些电影拍摄过程中，沈寂还先后与舒适、孙景璐、陶金、刘琼、龚秋霞等演员友好合作。

1949年新中国的建立，使港英政府非常紧张，对在港居民设下种种限制:不许升五星红旗，不许唱国歌，禁止五人集会，禁止有进步倾向的宣传等等。然而，沈寂与香港进步影人却以一片赤诚的爱国之心，以自己的一腔热血创作出一部部精湛的电影作品，将自己与祖国的命运紧紧联在一起。沈寂参加了由著名作家司马文森等发起成立的进步组织“香港电影工作者学会”，开展义演、募捐等爱国活动。

当时，永华公司的经营正在走下坡路，投拍的电影发行不畅，导致连续三个月发不出员工工资。沈寂和副导演杨华与厂方反复交涉。当时香港有一股反华反共的浪潮，而沈寂敢于代表职工利益，与权势显赫的厂方面对面谈判，表现出他深切的爱国之心以及不畏强权的正义感。斗争最终获得了胜利，厂方发还欠员工的全部工资。然而，沈寂与杨华却收到“兹将两人开除”的通知。

1952年1月10日凌晨，睡梦中的沈寂被不明之声惊醒，顷刻间从屋外闯进三个彪形大汉，还提着手枪，自称“香港警署”，让沈寂跟他们“走一趟”。之后就将他戴上手铐，押进一辆囚车。汽车一路向北疾驶，直到罗湖边界，警察向他出示一张告示，宣布道:“因不受港督欢迎，终生驱逐出境”。与沈寂一起被港英政府无理驱逐的还有司马文森、马国亮、刘琼、舒适、杨华、白沉、秋梵等文艺界人士。下车后，沈寂抬头一看，前方是深圳边界，他快步走着，走出了百年来受殖民者统治的香港，走向获得新生的祖国。深圳边防战士一声“祖国欢迎您”，让沈寂热泪盈眶，激动不已，仿佛一个向往光明的人，从黑暗走向了新的天地。

传记小说显身手

1984年，沈寂创作的人物传记小说《一代影星阮玲玉》在《解放日报》连载，引起极大轰动。后来出书，初版首印即达十万册。广大读者对阮玲玉的生死之谜有了真切的了解，对她的演艺成就有了更多赞许，更对她的不幸婚姻与人生悲剧给予深深的同情。

以小说形式，再现阮玲玉短暂而坎坷的一生，这是沈寂早在四十年代就已萌生的想法。他在香港影业界，先后访问了与阮玲玉共事过的前辈影人如林楚楚、卜万苍、费穆等，曾有过与著名导演朱石麟合作编导阮玲玉传记影片的打算。程步高还专门陪沈寂去采访影星胡蝶。从胡蝶那里，沈寂知道了更多阮玲玉的往事旧闻。胡蝶对阮玲玉有颇高评价，说她的演技是“超人一等的”，“能演各种角色，而且演得都很像”。通过采访，沈寂了解到，这两位中国电影明星有着高尚艺德与珍贵友谊。然而，正是这样一位杰出的电影演员，竟在旧社会反动势力的迫害下，于1953年愤然自尽。沈寂依然记得，当年参与数十万人为阮玲玉送葬的隆重场面。为了纪念阮玲玉，在她去世半个世纪之际，沈寂写出了传记小说《一代影星阮玲玉》，了却了心中的夙愿。

沈寂早期踏上文坛，以小说闻名。那么写传记小说，对他来说，不是一件难事。然而，以真实的人物原型写小说，与完全虚构的小说创作有本质的不同，传记小说要求人物的真实性、形象性与事件内容的可靠性。为此，沈寂除了早年的积累，还要收集新的资料，采访一些当事人，把人物经历的事件，以及来龙去脉都要确确凿凿搞清楚，所谓“字字有依据，事事有出处”，是他对传记小说写作的自我要求。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从香港回沪，沈寂一直在上海电影制片厂任编剧。“文革”中被清除出文艺队伍，下放到化工厂进行思想改造，做三班倒的操作工。“ 四人帮”粉碎后，回上影厂重操旧业，编写了我国第一部科幻电影剧本《珊瑚岛上的死光》。最近获悉，这部影片获得两大荣誉，一是上海市科委授予他“公众喜爱的科幻电影优秀编剧”，二是中国科协成立五十周年暨评选“公众喜爱的科普作品”，以票数名列第一。为此，上海电影家协会专门发来贺信，高度肯定了他的成就，并说“这是属于您个人的殊荣”。后来他又改编了《开枪，为他送行》等电影。然而，他仍不满足，他在寻找新的突破与转型。而人物传记小说《一代影星阮玲玉》的一炮打响，使沈寂在传记创作上另辟蹊径。浙江电视台据此拍成二十集电视连续剧，香港导演关锦鹏将小说搬上银幕，香港影星张曼玉出演主角阮玲玉，一举获得“世界影后”桂冠。

首战告捷，沈寂马不停蹄。他接着写出第二部传记小说《一代歌星周璇》，亦首印十万册。他先后采访了周璇从少女时代就引为知己的刘琴，又采访了“ 明月歌舞剧社”的创办人黎锦辉。因为“明月社”是周璇第一次投身参与的剧社，是她进入艺坛的起点。对于周璇的婚变，沈寂又查阅了当年许多报刊资料。这样，沈寂笔下的周璇，更真实、客观、公正，令读者信服。

阮玲玉与周璇的两部传记小说的写作成功，为沈寂赢得极大声誉，使他成为身在电影界，名在文学界的“两栖作家”。

再现百年老上海

对于上海，沈寂是再熟悉不过了。虽然祖籍浙江奉化，但他出生在上海。因父亲是上海宁波同乡会的发起人之一，沈寂从小就读上海同乡会附属小学。生于斯长于斯的他，在父亲的携带下，接触到广泛的社会。父亲在上海滩从码头扛工做起，到成为旧上海数一数二的棉花商。对沈寂来说，父亲的奋斗史就是一部活生生的教科书。父亲有喜欢看戏看电影的嗜好，沈寂从小就随父亲在上海各大戏院、影院跟进跟出。由于儿时受父亲的影响，再加上后来长期在报刊界厮磨，沈寂知晓不少当时形形色色人物。他深有感触地说:“我对老上海的熟悉，就因为置身其境，亲眼目睹，其人物故事本身就显得十分生动。我如果没有这些经历，就写不出老上海的各色人物，即使写出也未必真实。”

时光转到九十年代。上海内部放映的香港片《反毒英雄黄金荣》，把贩毒者美化为反毒人，歪曲事实。沈寂决定写一部真实反映黄金荣在旧上海生涯的小说，获得了《新民晚报》社的支持。于是，沈寂一头钻进了《大亨》的写作中。当时沈寂居住在金陵西路一间朝西的阁楼里。大热天他伏在临窗的小桌上写作，赤膊上阵仍汗流不止，老伴不时地用毛巾浸冷水盖在他的肩上，为他擦汗降温。他如此一边写作，《新民晚报》一边连载，像接力赛一样。连载不到半月，已好评如潮，引来人们的街谈巷议。一次沈寂在赶路，就听得两人在津津有味地谈论《大亨》，说什么情节写得好，什么地方写错了等等，沈寂不耻下问，与他们交上朋友，还登门虚心听取意见。后来连弄堂口传呼电话间里的人也不叫他沈寂，有电话来，就亮着嗓子喊:“‘大亨’，电话来啦！”著名漫画家华君武给他写来热情洋溢的信:“连载大作《大亨》引人入胜。我三十年代在上海读书、做事，和一般未在上海的读者感受不同。我不认识你，猜你是个老先生，因为写上海社会如此手法不凡，非后生可及。”后来，《大亨》连载完毕，准备结集出版，需要配插图，恰巧华君武途经上海，听说此事，马上推荐上海画家戴敦邦先生操刀。《大亨》初版印了十三万册，各媒体给予报道宣传及高度评价。由此开始，沈寂将写作的触角转到了老上海领域。

一次，时任上海市长的汪道涵在文化系统的专题会议上，谈到英国人写的《上海》一书翻译出版之事，说我们中国人为什么就不能写老上海题材呢？！还专门请到会的柯灵、沈寂发言，谈谈对老上海题材的看法。会后，《解放日报》领导还将他们两人留下，进一步深入探讨研究，希望沈寂能写写哈同这个人物。不久，以《大班》为题的长篇小说在《解放日报》连载。哈同是洋人在华从事房地产经营成功人士，《大班》写活了一个外国商人在中国神奇发迹的形象。之后，沈寂又写了大世界创始人黄楚九的传记小说《大世界传奇》等。

近年来，沈寂老当益勇，先后写作及主编了《老上海奇闻》、《老上海南京路》、《老上海电影明星》等十余部“老”字号的文集与大型画册。沈寂记得，解放前他写的小说在刊物上发表，都有当时著名画家江栋良、董天野、乐小英、米谷等配画插图，非常吸引读者。现在能否恢复这个图文并茂的优良传统呢？他的想法与老搭档戴敦邦先生一拍即合，两人数度合作，堪称珠联璧合。他俩将《大亨》精心编绘成长篇连环画，作为中国连环画的代表作，参加比利时举办的首届中国连环画大展。在刚刚过去的2008年中，他相继出版了《上海·1911攻打制造局》、《上海电影》、《话说电影》等专著。他认为海派文化是上海这座城市独有的文化，亦是传承中华优良文化不可缺少的珍贵资源，并表示自己虽至耄耋，仍要为繁荣海派文化竭尽绵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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