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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理火车站剑川古城有多远

大理火车站剑川古城有多远

答驾车路线：全程约143.6公里

起点：大理火车站

1.从起点向正东方向出发，行驶120米，右转进入巍山路

2.沿巍山路行驶1.8公里，过右侧的佳利大厦，直行进入祥云路

3.沿祥云路行驶5.1公里，左转

4.行驶1.2公里，直行

5.行驶1.6公里，朝丽江方向，稍向右转上匝道

6.沿匝道行驶960米，直行进入大丽高速

7.沿大丽高速行驶128.2公里，在剑川/千狮山/剑川古城出口，稍向右转上匝道

8.沿匝道行驶770米，直行

9.行驶2.8公里，左转进入西景线

10.沿西景线行驶30米，朝环城北路/满贤林/千狮山方向，右转进入环城北路

11.沿环城北路行驶570米，朝金狮路/满贤林/千狮山方向，直行进入金狮路

12.沿金狮路行驶270米，左前方转弯

13.行驶30米，左前方转弯

14.行驶100米，到达终点(在道路左侧)

终点：剑川古城甲马驿栈

《新五代史》 卷五十一 杂传第三十九(2)

答有平山人秘琼者，为成德军节度使董温其衙内指挥使，后温其为契丹所虏，琼乃悉杀温其家族，瘗之一穴，而取其家赀巨万计，晋高祖入立，以琼为齐州防御使，橐其赀装，道出于魏。延光阴遣人以书招之，琼不纳，延光怒，选兵伏境上，伺琼过，杀之于夏津，悉取其赀，以戍逻者误杀闻。由是高祖疑其必为乱，乃幸汴州。天福二年六月，延光遂反，遣其牙将孙锐、澶州刺史冯晖，以兵二万距黎阳，掠滑、卫。高祖以杨光远为招讨使，引兵自滑州渡胡梁攻之。锐轻脱无谋，兵行以娼女十余自随，张盖操扇，酣歌饮食自若。军士苦大热，皆不为用。光远得谍者，询得其谋，诱锐等渡河，半济而击之，兵多溺死，锐、晖退走入魏，闭壁不复出。

初，延光反意未决，而得暴疾不能兴，锐乃阴召晖入城。迫延光反，延光惶惑，遂从之。高祖闻延光用锐等以反，笑曰：“吾虽不武，然尝从明宗取天下，攻坚破强多矣。如延光已非我敌，况锐等儿戏邪行取孺子尔!”乃决意讨之。

延光初无必反意，及锐等败，延光遣牙将王知新赍表自归，高祖不见，以知新属武德司。延光又附杨光远表请降，不报，延光遂坚守。晋以箭书二百射城中，悉赦魏人，募能斩延光者。然魏城坚难下，攻之逾年不克，师老粮匮。宗正丞石帛上书极谏，请赦延光，愿以单车入说而降之。高祖亦悔悟。三年九月，使谒者入魏赦延光，延光乃降，册封东平郡王、天平军节度使，赐铁券。居数月来朝，因惭请老，以太子太师致仕。

初，高祖赦降延光，语使者谓之曰：“许卿不死矣，若降而杀之，何以享国”延光谋于副使李式，式曰：“主上敦信明义，许之不死，则不死矣。”乃降。乃致仕居京师，岁时宴见，高祖待之与群臣无间，然心不欲使在京师。岁馀，使宣徽使刘处让载酒夜过延光，谓曰：“上遣处让来时，适有契丹使至，北朝皇帝问晋魏博反臣何在，恐晋不能制，当锁以来，免为中国后患。”延光闻之泣下，莫知所为。处让曰：“当且之洛阳，以避契丹使者。”延光曰：“杨光远留守河南，吾之仇也。吾有田宅在河阳，可以往乎”处让曰：“可也。”乃挈其帑归河阳。其行辎重盈路，光远利其赀，果图之。因奏曰：“延光反覆奸臣，若不图之，非北走胡则南走吴越，请拘之洛阳。”高祖犹豫未决。光远兼镇河阳，其子承勋知州事，乃遣承勋以兵胁之使自裁。延光曰：“天子赐我铁券，许之不死，何得及此”乃以壮士驱之上马，行至浮桥，推堕水溺死，以延光自投水死闻，因尽取其赀。高祖以适会其意，不问，为之辍朝，赠太傅。水运军使曹千获其流尸于缪家滩，诏许归葬相州。已葬，墓辄崩，破其棺椁，头颅皆碎。初，秘琼杀董温其取其赀，延光又杀琼而取之，而终以赀为光远所杀，而光远亦不能免也。

当延光反时，有李彦珣者，为河阳行军司马，张从宾反河阳，彦珣附之，从宾败，彦珣奔于魏，延光以为步军都监，使之守城。招讨使杨光远知彦珣邢州人也，其母尚在，乃遣人之邢州，取其母至城下，示彦珣以招之，彦珣望见，自射杀之。及延光出降，晋高祖拜彦珣房州刺史，大臣言彦珣杀母当诛，高祖以谓赦令已行，不可失信。后以坐赃诛。

呜呼，甚哉，人性之慎于习也!故圣人于仁义深矣，其为教也，勤而不怠，缓而不迫，欲民渐习而自趋之，至于久而安以成俗也。然民之无知，习见善则安于为善，习见恶则安于为恶。五代之乱，其来远矣。自唐之衰，干戈饥馑，父不得育其子，子不得养其亲。其始也，骨肉不能相保，盖出于不幸，因之礼义日以废，恩爱日以薄，其习久而遂以大坏，至于父子之间，自相贼害。五代之际，其祸害不可胜道也。夫人情莫不共知爱其亲，莫不共知恶于不孝，然彦珣弯弓射其母，高祖从而赦之，非徒彦珣不自知为大恶，而高祖亦安焉不以为怪也，岂非积习之久而至于是欤!《语》曰：“性相近，习相远。”至其极也，使人心不若禽兽，可不哀哉!若彦珣之恶，而恬然不以为怪，则晋出帝之绝其父，宜其举世不知为非也。

○娄继英

娄继英，不知何许人也。历梁、唐，为绛、冀二州刺史、北面水陆转运使、耀州团练使。晋高祖时，为左监门卫上将军。继英子妇，温延沼女也，自明宗时诛其父韬，延沼兄弟废居于许，心常怨望。及范延光反，继英有弟为魏州子城都虞候，延光遣人以蜡书招继英，继英乃遣延沼入魏见延光，延光大喜，与之信箭，使阴图许。延沼与其弟延浚、延衮募不逞之徒千人，期以攻许。而许州节度使苌从简以延光之反，疑有应者，为备甚严。延沼未及发，延光蜡书事泄于京师，继英惶恐不自安，乃出奔许。高祖下诏招慰之，使复位，继英惧不敢出。温氏兄弟谋杀继英以自归，延沼以其女故不忍。张从宾反于洛阳，延沼兄弟乃与继英俱投从宾于汜水。继英知温氏之初欲杀己也，反谮延沼兄弟于从宾，从宾杀之。从宾败，继英为杜重威所杀。

○安重荣

安重荣，小字铁胡，朔州人也。祖从义，利州刺史。父全，胜州刺史、振武马步军都指挥使。重荣有力，善骑射，为振武巡边指挥使。晋高祖起太原，使张颖阴招重荣，其母与兄皆以为不可，重荣业已许颖，母、兄谋共杀颖以止之，重荣曰：“未可，吾当为母卜之。”乃立一箭，百步而射之，曰：“石公为天子则中。”一发辄中;又立一箭而射之，曰：“吾为节度使则中。”一发又中，其母、兄乃许，重荣以巡边千骑叛入太原。高祖即位，拜重荣成德军节度使。

重荣虽武夫，而晓吏事，其下不能欺。有夫妇讼其子不孝者，重荣拔剑授其父，使自杀之，其父泣曰：“不忍也!”其母从傍诟骂，夺其剑而逐之，问之，乃继母也，重荣叱其母出，后射杀之。

重荣起于军卒，暴至富贵，而见唐废帝、晋高祖皆自藩侯得国，尝谓人曰：“天子宁有种邪兵强马壮者为之尔!”虽怀异志，而未有以发也。是时，高祖与契丹约为父子，契丹骄甚，高祖奉之愈谨，重荣愤然，以谓“诎中国以尊夷狄，困已敝之民，而充无厌之欲，此晋万世耻也!”数以此非诮高祖。契丹使者往来过镇州，重荣箕踞慢骂，不为之礼，或执杀之。是时，吐浑白氏役属契丹，苦其暴虐，重荣诱之入塞。契丹数遣使责高祖，并求使者，高祖对使者鞠躬俯首，受责愈谨，多为好辞以自解，而姑息重荣不能诘。乃遣供奉官张澄以兵二千搜索并、镇、忻、代山谷中吐浑，悉驱出塞。吐浑去而复来，重荣卒纳之，因招集亡命，课民种稗，食马万匹，所为益骄。因怒杀指挥使贾章，诬之以反。章女尚幼，欲舍之，女曰：“吾家三十口皆死于兵，存者特吾与父尔，今父死，吾何忍独生，愿就死!”遂杀之。镇人于是高贾女之烈，而知重荣之必败也。重荣既僣侈，以为金鱼袋不足贵，刻玉为鱼佩之。娶二妻，高祖因之并加封爵。

天福六年夏，契丹使者拽剌过镇，重荣侵辱之，拽剌言不逊，重荣怒，执拽剌，以轻骑掠幽州南境之民，处之博野。上表曰：“臣昨据熟吐浑白承福、赫连功德等领本族三万馀帐自应州来奔，又据生吐浑、浑、契苾、两突厥三部南北将沙陀、安庆、九府等各领其族、牛羊、车帐、甲马七八路来奔，具言契丹残害，掠取生口羊马，自今年二月已后，号令诸蕃，点阅强壮，办具军装，期秋南向。诸蕃部诚恐上天不祐，败灭家族，愿先自归，其诸部胜兵众可十万。又据沿河党项、山前后逸越利诸族首领皆遣人送契丹所授告身、敕牒、旗帜来归款，皆号泣告劳，愿治兵甲以报怨。又据朔州节度副使赵崇杀节度使刘山，以城来归。窃以诸蕃不招呼而自至，朔州不攻伐而自归，虽系人情，尽由天意。又念陷蕃诸将等，本自勋劳，久居富贵，没身虏塞，酷虐不胜，企足朝廷，思归可谅，苟闻传檄，必尽倒戈。”其表数千言。又为书以遗朝廷大臣、四方藩镇，皆以契丹可取为言。高祖患之，为之幸邺，报重荣曰：“前世与虏和亲，皆所以为天下计，今吾以天下臣之，尔以一镇抗之，大小不等，无自辱焉!”重荣谓晋无如我何，反意乃决。重荣虽以契丹为言，反阴遣人与幽州节度使刘晞相结。契丹亦利晋多事，幸重荣之乱，期两敝之，欲因以窥中国，故不加怒于重荣。

重荣将反也，其母又以为不可，重荣曰：“为母卜之。”指其堂下幡竿龙口仰射之，曰：“吾有天下则中之。”一发而中，其母乃许。饶阳令刘岩献水鸟五色，重荣曰：“此凤也。”畜之后潭。又使人为大铁鞭以献，诳其民曰：“鞭有神，指人，人辄死。”号“铁鞭郎君”，出则以为前驱。镇之城门抱关铁胡人，无故头自落，铁胡，重荣小字，虽甚恶之，然不悟也。其冬，安从进反襄阳，重荣闻之，乃亦举兵。是岁，镇州大旱、蝗，重荣聚饥民数万，驱以向邺，声言入觐。行至宗城破家堤，高祖遣杜重威朔之，兵已交，其将赵彦之与重荣有隙，临阵卷旗以奔晋军，其铠甲鞍辔皆装以银，晋国不知其来降，争杀而分之。重荣闻彦之降晋，大惧，退入于辎重中，其兵二万皆溃去。是冬大寒，溃兵饥冻及见杀无孑遗，重荣独与十馀骑奔还，以牛马革为甲，驱州人守城以待。重威兵至城下，重荣裨将自城西水碾门引官军以入，杀守城二万馀人。重荣以吐浑数百骑守牙城，重威使人擒之，斩首以献，高祖御楼受馘，命漆其首送于契丹。改成德军为顺德，镇州曰恒州，常山曰恒山云。

翻译欧阳修《新五代史。伶官传》的一段话

答郭门高，名从谦，门高是他的“艺名”。虽然是以曲艺、杂耍得以为官，但曾有军功，因此封为从马直指挥使(后唐武官官名)。从马直，是皇帝的亲军。从谦之所以姓郭，是因为拜(当朝宰相)郭崇韬为叔父，郭从谦又是(当朝皇帝李存勖的弟弟)李存乂的养子。郭崇韬死后，李存乂被囚禁，从谦在其军中设宴喝酒，边愤慨边哭地说，郭崇韬与李存乂是被冤枉的。此时，从马直军士王温在宫中守卫，夜里谋乱，事情被人发觉，王温被杀。庄宗(后唐皇帝李存勖)开玩笑地跟郭从谦说：“你是存乂、崇韬一党的，他们背叛我，又叫王温谋反，到底想怎样？”从谦慌恐，回到其军中激将士说：“把你的钱全拿出来，买酒肉，吃光喝光，不用为日后打算了。”军士问其原因，从谦说：“皇帝因为王温的原故，等攻破邺都，就把你们全部杀光。”军士们相信了郭从谦的话，全都想要谋乱。李嗣源(原来魏博平乱，自己却谋反起来)起兵造反，向京师(洛阳)进军，庄宗东行要到汴州，而李嗣源已经先进到汴州城。庄宗到万胜，不能前进，而返回(洛阳)，军士离去、逃散，只剩下二万多人。过了几日，庄宗又东行汜水，想扼此关来抵抗李嗣源。(公元926年)四月丁亥朔(初一)，与群臣在中兴殿举行朝会，听宰相讲了三刻(三刻约43分钟时间)便罢朝了。跟随皇帝的亲军黄甲马军(骑兵)列阵于宣仁门外，步军列阵于五凤门外，等候命令。庄宗在内殿吃饭，郭从谦从营中拔刀、架箭，快速进攻兴教门，与黄甲军对射。庄宗听说有人叛乱，率诸王、卫士打造反的乱兵出门。乱兵放火烧兴教门，沿城边进到宫城内，庄宗打杀数十百人。乱兵从楼上向庄宗射箭，庄宗被射伤，且伤很重，倒在绛霄殿廊下，皇后、诸王及庄宗的左右待卫等都逃走了。至午时(中午11点至13点之间)庄宗死了，五坊人善友，把绛霄殿里的乐器聚到一起，与庄宗的遗体一起焚烧。李嗣源进到洛阳，得庄宗的骸骨，葬在新安的雍陵。李嗣源任命郭从谦为景州刺史，后(因其谋反)将其杀死。

《传》曰：“君以此始，必以此终。”庄宗喜欢优伶，而被郭门高杀死，被乐器所焚。能不信吗，能不以此为戒吗。

本人自译，若有不对的地方，请见谅。

《新五代史》 卷七十二 四夷附录第一

答呜呼，夷狄居处饮食，随水草寒暑徙迁，有君长部号而无世族、文字记别，至于弦弓毒矢，强弱相并，国地大小，兴灭不常，是皆乌足以考述哉!惟其服叛去来，能为中国利害者，此不可以不知也。自古夷狄之于中国，有道未必服，无道未必不来，盖自因其衰盛。虽尝置之治外，而羁縻制驭恩威之际，不可失也。其得之未必为利，失之有足为患，可不慎哉!作《四夷附录》。

新五代史·附录夷狄，种号多矣。其大者自以名通中国，其次小远者附见，又其次微不足录者，不可胜数。其地环列九州之外，而西北常强，为中国患。三代猃狁，见于《诗》、《书》。秦、汉以来，匈奴著矣。隋、唐之间，突厥为大。其后有吐蕃、回鹘之强。五代之际，以名见中国者十七八，而契丹最盛。

契丹自后魏以来，名见中国。或曰与库莫奚同类而异种。其居曰枭罗个没里。没里者，河也。是谓黄水之南，黄龙之北，得鲜卑之故地，故又以为鲜卑之遗种。当唐之世，其地北接室韦，东邻高丽，西界奚国，而南至营州。其部族之大者曰大贺氏，后分为八部，其一曰伹皆利部，二曰乙室活部，三曰实活部，四曰纳尾部，五曰频没部，六曰内会鸡部，七曰集解部，八曰奚枿部。部之长号大人，而常推一大人建旗鼓以统八部。至其岁久，或其国有灾疾而畜牧衰，则八部聚议，以旗鼓立其次而代之。被代者以为约本如此，不敢争。某部大人遥辇次立，时刘仁恭据有幽州，数出兵摘星岭攻之，每岁秋霜落，则烧其野草，契丹马多饥死，即以良马赂仁恭求市牧地，请听盟约甚谨。八部之人以为遥辇不任事，选于其众，以阿保机代之。

阿保机，亦不知其何部人也，为人多智勇而善骑射。是时，刘守光暴虐，幽、涿之人多亡入契丹。阿保机乘间入塞，攻陷城邑，俘其人民，依唐州县置城以居之。汉人教阿保机曰：“中国之王无代立者。”由是阿保机益以威制诸部而不肯代。其立九年，诸部以其久不代，共责诮之。阿保机不得已，传其旗鼓，而谓诸部曰：“吾立九年，所得汉人多矣，吾欲自为一部以治汉城，可乎”诸部许之。汉城在炭山东南滦河上，有盐铁之利，乃后魏滑盐县也。其地可植五谷，阿保机率汉人耕种，为治城郭邑屋廛市，如幽州制度，汉人安之，不复思归。阿保机知众可用，用其妻述律策，使人告诸部大人曰：“我有盐池，诸部所食。然诸部知食盐之利，而不知盐有主人，可乎当来犒我。”诸部以为然，共以牛酒会盐池。阿保机伏兵其旁，酒酣伏发，尽杀诸部大人，遂立，不复代。

梁将篡唐，晋王李克用使人聘于契丹，阿保机以兵三十万会克用于云州东城。置酒。酒酣，握手约为兄弟。克用赠以金帛甚厚，期共举兵击梁。阿保机遗晋马千匹。既归而背约，遣使者袍笏梅老聘梁。梁遣太府卿高顷、军将郎公远等报聘。逾年，顷还，阿保机遣使者解里随顷，以良马、貂裘、朝霞锦聘梁，奉表称臣，以求封册。梁复遣公远及司农卿浑特以诏书报劳，别以记事赐之，约共举兵灭晋，然后封册为甥舅之国，又使以子弟三百骑入卫京师。克用闻之，大恨。是岁克用病，临卒，以一箭属庄宗，期必灭契丹。浑特等至契丹，阿保机不能如约，梁亦未尝封册。而终梁之世，契丹使者四至。

庄宗天祐十三年，阿保机攻晋蔚州，执其振武节度使李嗣本。是时，庄宗已得魏博，方南向与梁争天下，遣李存矩发山北兵。存矩至祁沟关，兵叛，拥偏将卢文进击杀存矩，亡入契丹。契丹攻破新州，以文进部将刘殷守之。庄宗遣周德威击殷，而文进引契丹数十万大至，德威惧，引军去，为契丹追及，大败之。德威走幽州，契丹围之。幽、蓟之间，虏骑遍满山谷，所得汉人，以长绳连头系之于木，汉人夜多自解逃去。文进又教契丹为火车、地道、起土山以攻城。城中熔铜铁汁挥之，中者辄烂堕。德威拒守百余日，庄宗遣李嗣源、阎宝、李存审等救之。契丹数为嗣源等所败，乃解去。

契丹比他夷狄尤顽傲，父母死，以不哭为勇，载其尸深山，置大木上，后三岁往取其骨焚之，酹而咒曰：“夏时向阳食，冬时向阴食，使我射猎，猪鹿多得。”其风俗与奚、靺鞨颇同。至阿保机，稍并服旁诸小国，而多用汉人，汉人教之以隶书之半增损之，作文字数千，以代刻木之约。又制婚嫁，置官号。乃僣称皇帝，自号天皇王。以其所居横帐地名为姓，曰世里。世里，译者谓之耶律。名年曰天赞。以其所居为上京，起楼其间，号西楼，又于其东千里起东楼，北三百里起北楼，南木叶山起南楼，往来射猎四楼之间。契丹好鬼而贵日，每月朔旦，东向而拜日，其大会聚、视国事，皆以东向为尊，四楼门屋皆东向。

庄宗讨张文礼，围镇州。定州王处直惧镇且亡，晋兵必并击己，遣其子郁说契丹，使入塞以牵晋兵。郁谓阿保机曰：“臣父处直使布愚款曰：故赵王王镕，王赵六世，镇州金城汤池，金帛山积，燕姬赵女，罗绮盈廷。张文礼得之而为晋所攻，惧死不暇，故皆留以待皇帝。”阿保机大喜。其妻述律不肯，曰：“我有羊马之富，西楼足以娱乐，今舍此而远赴人之急，我闻晋兵强天下，且战有胜败，后悔何追”阿保机跃然曰：“张文礼有金玉百万，留待皇后，可共取之。”于是空国入寇。郁之召契丹也，定人皆以为后患不可召，而处直不听。郁已去，处直为其子都所废。阿保机攻幽州不克，又攻涿州，陷之。闻处直废而都立，遂攻中山，渡沙河。都告急于庄宗。庄宗自将铁骑五千，遇契丹前锋于新城，晋兵自桑林驰出，人马精甲，光明烛日。虏骑愕然，稍却，晋军乘之，虏遂散走，而沙河冰薄，虏皆陷没。阿保机退保望都。会天大雪，契丹人马饥寒，多死，阿保机顾卢文进以手指天曰：“天未使我至此。”乃引兵去。庄宗蹑其后，见其宿处，环秸在地，方隅整然，虽去而不乱，叹曰：“虏法令严，盖如此也!”

契丹虽无所得而归，然自此颇有窥中国之志，患女真、渤海等在其后，欲击渤海，惧中国乘其虚，乃遣使聘唐以通好。同光之间，使者再至。庄宗崩，明宗遣供奉官姚坤告哀于契丹。坤至西楼而阿保机方东攻渤海，坤追至慎州见之。阿保机锦袍大带垂后，与其妻对坐穹庐中，延坤入谒。阿保机问曰：“闻尔河南、北有两天子，信乎”坤曰：“天子以魏州军乱，命总管令公将兵讨之，而变起洛阳，凶问今至矣。总管返兵河北，赴难京师，为众所推，已副人望。”阿保机仰天大哭曰：“晋王与我约为兄弟，河南天子，即吾儿也。昨闻中国乱，欲以甲马五万往助我儿，而渤海未除，志愿不遂。”又曰：“我儿既没，理当取我商量，新天子安得自立”

坤曰：“新天子将兵二十年，位至大总管，所领精兵三十万，天时人事，其可得违”其子突欲在侧曰：“使者无多言，蹊田夺牛，岂不为过!”坤曰：“应天顺人，岂比匹夫之事。至如天皇王得国而不代，岂强取之邪”阿保机即慰劳坤曰：“理正当如是尔!”又曰：“吾闻此儿有宫婢二千人，乐官千人，放鹰走狗，嗜酒好色，任用不肖，不惜人民，此其所以败也。我自闻其祸，即举家断酒，解放鹰犬，罢散乐官。我亦有诸部乐官千人，非公宴不用。我若所为类吾儿，则亦安能长久”又谓坤曰：“吾能汉语，然绝口不道于部人，惧其效汉而怯弱也。”因戒坤曰：“尔当先归，吾以甲马三万会新天子幽、镇之间，共为盟约，与我幽州，则不复侵汝矣。”阿保机攻渤海，取其扶余一城，以为东丹国，以其长子人皇王突欲为东丹王。已而阿保机病死，述律护其丧归西楼，立其次子元帅太子耀屈之。坤从至西楼而还。

当阿保机时，有韩延徽者，幽州人也，为刘守光参军，守光遣延徽聘于契丹。延徽见阿保机不拜，阿保机怒，留之不遣，使牧羊马。久之，知其材，召与语，奇之，遂用以为谋主。阿保机攻党项、室韦，服诸小国，皆延徽谋也。延徽后逃归，事庄宗，庄宗客将王缄谮之，延徽惧，求归幽州省其母。行过常山，匿王德明家。居数月，德明问其所向，延徽曰：“吾欲复走契丹。”德明以为不可，延徽曰：“阿保机失我，如丧两目而折手足，今复得我，必喜。”乃复走契丹。阿保机见之，果大喜，以谓自天而下。阿保机僣号，以延徽为相，号“政事令”，契丹谓之“崇文令公”，后卒于虏。

耀屈之后更名德光。葬阿保机木叶山，谥曰大圣皇帝，后更其名曰亿。德光立三年，改元曰天显，遣使者以名马聘唐，并求碑石为阿保机刻铭。明宗厚礼之，遣飞胜指挥使安念德报聘。定州王都反，唐遣王晏球讨之。都以蜡丸书走契丹求援，德光遣秃馁、荝剌等以骑五千救都，都及秃馁击晏球于曲阳，为晏球所败。德光又遣惕隐赫邈益秃馁以骑七千，晏球又败之于唐河。赫邈与数骑返走，至幽州，为赵德钧所执，而晏球攻破定州，擒秃馁、荝剌，皆送京师。明宗斩秃馁等六百余人，而赦赫邈，选其壮健者五十余人为“契丹直”。

初，阿保机死，长子东丹王突欲当立，其母述律遣其幼子安端少君之扶余代之，将立以为嗣。然述律尤爱德光。德光有智勇，素已服其诸部，安端已去，而诸部希述律意，共立德光。突欲不得立，长兴元年，自扶余泛海奔于唐。明宗因赐其姓为东丹，而更其名曰慕华。以其来自辽东，乃以瑞州为怀化军，拜慕华怀化军节度、瑞慎等州观察处置等使。其部曲五人皆赐姓名，罕只曰罕友通，穆葛曰穆顺义，撒罗曰罗宾德，易密曰易师仁，盖礼曰盖来宾，以为归化、归德将军郎将。又赐前所获赫邈姓名曰狄怀惠，抯列曰列知恩，荝剌曰原知感，福郎曰服怀造，竭失讫曰讫怀宥。其余为“契丹直”者，皆赐姓名。二年，更赐突欲姓李，更其名曰赞华。三年，以赞华为义成军节度使。

契丹自阿保机时侵灭诸国，称雄北方。及救王都，为王晏球所败，丧其万骑，又失赫邈等，皆名将，而述律尤思念突欲，由是卑辞厚币数遣使聘中国，因求归赫邈、荝剌等，唐辄斩其使而不报。当此之时，中国之威几振。

距幽州北七百里有榆关，东临海，北有兔耳、覆舟山。山皆斗绝，并海东北，仅通车，其旁地可耕植。唐时置东西狭石、渌畴、米砖、长扬、黄花、紫蒙、白狼等戍，以扼契丹于此。戍兵常自耕食，惟衣絮岁给幽州，久之皆有田宅，养子孙，以坚守为己利。自唐末幽、蓟割据，戍兵废散，契丹因得出陷平、营，而幽、蓟之人岁苦寇钞。自涿州至幽州百里，人迹断绝，转饷常以兵护送，契丹多伏兵盐沟以击夺之。庄宗之末，赵德钧镇幽州，于盐沟置良乡县，又于幽州东五十里筑城，皆戍以兵。及破赫邈等，又于其东置三河县。由是幽、蓟之人，始得耕牧，而输饷可通。德光乃西徙横帐居揆剌泊，出寇云、朔之间。明宗患之，以石敬瑭镇河东，总大同、彰国、振武、威塞等军御之。应顺、清泰之间，调发馈饷，远近劳敝。

德光事其母甚谨，常侍立其侧，国事必告而后行。石敬瑭反，唐遣张敬达等讨之。敬瑭遣使求救于德光。德光白其母曰：“吾尝梦石郎召我，而使者果至，岂非天邪!”母召胡巫问吉凶，巫言吉，乃许。是岁九月，契丹出雁门，车骑连亘数十里，将至太原，遣人谓敬瑭曰：“吾为尔今日破敌可乎”敬瑭报曰：“皇帝赴难，要在成功，不在速，大兵远来，而唐军甚盛，愿少待之。”使者未至，而兵已交。敬达大败。敬瑭夜出北门见德光，约为父子，问曰：“大兵远来，战速而胜者，何也”德光曰：“吾谓唐兵能守雁门而扼诸险要，则事未可知。今兵长驱深入而无阻，吾知大事必济。且吾兵多难久，宜以神速破之。此其所以胜也。”敬达败，退保晋安寨，德光围之。唐遣赵德钧、延寿救敬达，而德钧父子按兵团柏谷不救。德光谓敬瑭曰：“吾三千里赴义，义当彻头。”乃筑坛晋城南，立敬瑭为皇帝，自解衣冠被之，册曰：“咨尔子晋王，予视尔犹子，尔视予犹父。”已而杨光远杀张敬达降晋。晋高祖自太原入洛阳，德光送至潞州，赵德钧、延寿出降。德光谓晋高祖曰：“大事已成。吾命大相温从尔渡河，吾亦留此，俟尔入洛而后北。”临诀，执手嘘嚱，脱白貂裘以衣高祖，遗以良马二十匹，战马千二百匹，戒曰：“子子孙孙无相忘!”时天显九年也。

高祖已入洛，德光乃北，执赵德钧、延寿以归。德钧，幽州人也，事刘守光、守文为军校，庄宗伐燕得之，赐姓名曰李绍斌。其子延寿，本姓刘氏，常山人也，其父邧为蓚县令，刘守文攻破蓚县，德钧得延寿并其母种氏而纳之，因以延寿为子。延寿为人，姿质妍柔，稍涉书史，明宗以女妻之，号兴平公主。庄、明之世，德钧镇幽州十余年，以延寿故，尤见信任。延寿明宗时为枢密使，罢，至废帝立，复以为枢密使。晋高祖起太原，废帝遣延寿将兵讨之。而德钧亦镇兵讨贼，废帝察其有异志，使自飞狐出击其后，而德钧南出吴皃，会延寿于西唐，延寿因以兵属之。废帝以德钧为诸道行营都统，延寿为太原南面招讨使。德钧为延寿求镇州节度使。废帝怒曰：“德钧父子握强兵，求大镇，苟能败契丹而破太原，虽代予亦可。若玩寇要君，但恐犬兔俱毙。”因遣使者趣德钧等进军。德钧阴遣人聘德光，求立己为帝。德光指穹庐前巨石谓德钧使者曰：“吾已许石郎矣。石烂，可改也。”德光至潞州，锁德钧父子而去。德光母述律见之，问曰：“汝父子自求为天子何邪”德钧惭不能对，悉以田宅之籍献之。述律问何在，曰：“幽州。”述律曰：“幽州属我矣，何献之为”明年，德钧死，德光以延寿为幽州节度使，封燕王。

契丹当庄宗、明宗时攻陷营、平二州，及已立晋，又得雁门以北幽州节度管内，合一十六州。乃以幽州为燕京，改天显十一年为会同元年，更其国号大辽，置百官，皆依中国，参用中国之人。晋高祖每遣使聘问，奉表称臣，岁输绢三十万匹，其余宝玉珍异，下至中国饮食诸物，使者相属于道，无虚日。德光约高祖不称臣，更表为书，称“儿皇帝”，如家人礼。德光遣中书令韩颎奉册高祖为英武明义皇帝。高祖复遣赵莹、冯道等以太常卤簿奉册德光及其母尊号。终其世，奉之甚谨。

高祖崩，出帝即位，德光怒其不先以告，而又不奉表，不称臣而称孙，数遣使者责晋。晋大臣皆恐，而景延广对契丹使者语，独不逊。德光益怒。杨光远反青州，招之。开运元年春，德光倾国南寇，分其众为三：西出雁门，攻并、代，刘知远击败之于秀容;东至于河，陷博州，以应光远;德光与延寿南，攻陷贝州。德光屯元城，兵及黎阳。晋出帝亲征，遣李守贞等东驰马家渡，击败契丹。而德光与晋相距于河，月余，闻马家渡兵败，乃引众击晋，战于戚城。德光临阵，望见晋军旗帜光明，而士马严整，有惧色，谓其左右曰：“杨光远言晋家兵马半已饿死，何其盛也!”兵既交，杀伤相半，阵间断箭遗镞，布厚寸余。日暮，德光引去，分其兵为二，一出沧州，一出深州以归。二年正月，德光复倾国入寇，围镇州，分兵攻下鼓城等九县。杜重威守镇州，闭壁不敢出。契丹南掠邢、洺、磁，至于安阳河，千里之内，焚剽殆尽。契丹见大桑木，骂曰：“吾知紫披袄出自汝身，吾岂容汝活邪!”束薪于木而焚之。是时，出帝病，不能出征，遣张从恩、安审琦、皇甫遇等御之。遇前渡漳水，遇契丹，战于榆林，几为所虏。审琦从后救之，契丹望见尘起，谓救兵至，引去。而从恩畏怯，不敢追，亦引兵南走黎阳。契丹已北，而出帝疾少间，乃下诏亲征，军于澶州，遣杜重威等北伐。契丹归至古北，闻晋军且至，即复引而南，及重威战于阳城、卫村。晋军饥渴，凿井辄坏，绞泥汁而饮。德光坐奚车中，呼其众曰：“晋军尽在此矣，可生擒之，然后平定天下。”会天大风，晋军奋死击之，契丹大败。德光丧车，骑一白橐驼而走。至幽州，其首领大将各笞数百，独赵延寿免焉。是时，天下旱蝗，晋人苦兵，乃遣开封府军将张晖假供奉官聘于契丹，奉表称臣，以修和好。德光语不逊。然契丹亦自厌兵。德光母述律尝谓晋人曰：“南朝汉儿争得一向卧邪自古闻汉来和蕃，不闻蕃去和汉，若汉儿实有回心，则我亦何惜通好!”晋亦不复遣使，然数以书招赵延寿。

延寿见晋衰而天下乱，尝有意窥中国，而德光亦尝许延寿灭晋而立之。延寿得晋书，伪为好辞报晋，言身陷虏思归，约晋发兵为应。而德光将高牟翰亦诈以瀛州降晋，晋君臣皆喜。三年七月，遣杜重威、李守贞、张彦泽等出兵，为延寿应。兵趋瀛州，牟翰空城而去。晋军至城下，见城门皆启，疑有伏兵，不敢入。遣梁汉璋追牟翰及之，汉璋战死。重威等军屯武强。德光闻晋出兵，乃入寇镇州。重威西屯中渡，与德光夹水而军。德光分兵，并西山出晋军后，攻破栾城县，县有骑军千人，皆降于虏。德光每获晋人，刺其面，文曰“奉敕不杀”，纵以南归。重威等被围粮绝，遂举军降。德光喜，谓赵延寿曰：“所得汉儿皆与尔。”因以龙凤赭袍赐之，使衣以抚晋军，亦以赭袍赐重威。遣傅住儿监张彦泽将骑二千，先入京师。晋出帝与太后为降表，自陈过咎。德光遣解里以手诏赐帝曰：“孙儿但勿忧，管取一吃饮处。”德光将至京师，有司法驾奉迎，德光曰：“吾躬擐甲胃，以定中原，太常之仪，不暇顾也。”止而不用。出帝与太后出郊奉迎，德光辞不见，曰：“岂有两天子相见于道路邪!”四年正月丁亥朔旦，晋文武百官班于都城北，望帝拜辞，素服纱帽以待。德光被甲衣貂帽，立马于高冈，百官俯伏待罪。德光入自封丘门，登城楼，遣通事宣言谕众曰：“我亦人也，可无惧。我本无心至此，汉兵引我来尔。”遂入晋宫，宫中嫔妓迎谒，皆不顾，夕出宿于赤冈。封出帝负义侯，迁于黄龙府。癸巳，入居晋宫，以契丹守诸门，门庑殿廷皆磔犬挂皮，以为厌胜。甲午，德光胡服视朝于广政殿。乙未，被中国冠服，百官常参，起居如晋仪，而毡裘左衽，胡马奚车，罗列阶陛，晋人俯首，不敢仰视。二月丁巳朔，金吾六军、殿中省仗、太常乐舞陈于廷，德光冠通天冠，服绛纱袍，执大珪以视朝，大赦，改晋国为大辽国，开运四年为会同十年。

德光尝许赵延寿灭晋而立以为帝，故契丹击晋，延寿常为先锋，虏掠所得，悉以奉德光及其母述律。德光已灭晋而无立延寿意，延寿不敢自言，因李崧以求为皇太子。德光曰：“吾于燕王无所爱惜，虽我皮肉，可为燕王用者，吾可割也。吾闻皇太子是天子之子，燕王岂得为之”乃命与之迁秩。翰林学士张砺进拟延寿中京留守、大丞相、录尚书事、都督中外诸军事。德光索笔，涂其录尚书事、都督中外诸军事，止以为中京留守、大丞相，而延寿前为枢密使、封燕王皆如故。又以砺为右仆射兼门下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与故晋相和凝并为宰相。砺，明宗时翰林学士，晋高祖起太原，唐废帝遣砺督赵延寿进军于团柏谷，已而延寿为德光所锁，并砺迁于契丹。德光重其文学，仍以为翰林学士。砺常思归，逃至境上，为追者所得，德光责之，砺曰：“臣本汉人，衣服饮食言语不同，今思归而不得，生不如死。”德光顾其通事高唐英曰：“吾戒尔辈善待引人，致其逃去，过在尔也。”因笞唐英一百而待砺如故，其爱之如此。德光将视朝，有司给延寿貂蝉冠，砺三品冠服，延寿与砺皆不肯服。而延寿别为王者冠以自异。砺曰：“吾在上国时，晋遣冯道奉册北朝，道赍二貂冠，其一宰相韩延徽冠之，其一命我冠之。今其可降服邪!”卒冠貂蝉以朝。三月丙戌朔，德光服靴、袍，御崇元殿，百官入阁，德光大悦，顾其左右曰：“汉家仪物，其盛如此。我得于此殿坐，岂非真天子邪!”其母述律遣人赍书及阿保机明殿书赐德光。明殿，若中国陵寝下宫之制，其国君死，葬，则于其墓侧起屋，谓之明殿，置官属职司，岁时奉表起居如事生，置明殿学士一人掌答书诏，每国有大庆吊，学士以先君之命为书以赐国君，其书常曰报儿皇帝云。

德光已灭晋，遣其部族酋豪及其通事为诸州镇刺史、节度使，括借天下钱帛以赏军。胡兵人马不给粮草，遣数千骑分出四野，劫掠人民，号为“打草谷”，东西二三千里之间，民被其毒，远近怨嗟。汉高祖起太原，所在州镇多杀契丹守将归汉，德光大惧。又时已热，乃以萧翰为宣武军节度使。翰，契丹之大族，其号阿钵，翰之妹亦嫁德光，而阿钵本无姓氏，契丹呼翰为国舅，及将以为节度使，李崧为制姓名曰萧翰，于是始姓萧。德光已留翰守汴，乃北归，以晋内诸司伎术、宫女、诸军将卒数千人从。自黎阳渡河，行至汤阴，登愁死冈，谓其宣徽使高勋曰：“我在上国，以打围食肉为乐，自入中国，心常不快，若得复吾本土，死亦无恨。”勋退而谓人曰：“虏将死矣。”相州梁晖杀契丹守将，闭城距守。德光引兵破之，城中男子无少长皆屠之，妇女悉驱以北。后汉以王继弘镇相州，得髑髅十数万枚，为大冢葬之。德光至临洺，见其井邑荒残，笑谓晋人曰：“致中国至此，皆燕王为罪首。”又顾张砺曰：“尔亦有力焉。”德光行至栾城，得疾，卒于杀胡林。契丹破其腹，去其肠胃，实之以盐，载而北，晋人谓之“帝羓”焉。永康王兀欲立，谥德光为嗣圣皇帝，号阿保机为太祖，德光为太宗。

《新唐书》卷五十 志第四十(3)

答马者，兵之用也;监牧，所以蕃马也，其制起于近世。唐之初起，得突厥马二千匹，又得隋马三千于赤岸泽，徙之陇右，监牧之制始于此。其官领以太仆，其属有牧监、副监。监有丞，有主簿、直司、团官、牧尉、排马、牧长、群头，有正，有副。凡群置长一人，十五长置尉一人，岁课功，进排马。又有掌闲，调马习上。又以尚乘掌天子之御。左右六闲：一曰飞黄，二曰吉良，三曰龙媒，四曰騊〈弓余〉，五曰駃騠，六曰天苑。总十有二闲为二厩，一曰祥驎，二曰凤苑，以系饲之。其后禁中又增置飞龙厩。

初，用太仆少卿张万岁领群牧。自贞观至麟德四十年间，马七十万六千，置八坊岐、豳、泾、宁间，地广千里：一曰保乐，二曰甘露，三曰南普闰，四曰北普闰，五曰岐阳，六曰太平，七曰宜禄，八曰安定。八坊之田，千二百三十顷，募民耕之，以给刍秣。八坊之马为四十八监，而马多地狭不能容，又析八监列布河曲丰旷之野。凡马五千为上监，三千为中监，余为下监。监皆有左、右，因地为之名。方其时，天下以一缣易一马。万岁掌马久，恩信行于陇右。

后以太仆少卿鲜于匡俗检校陇右牧监。仪凤中，以太仆少卿李思文检校陇右诸牧监使，监牧有使自是始。后又有群牧都使，有闲厩使，使皆置副，有判官。又立四使：南使十五，西使十六，北使七，东使九。诸坊若泾川、亭川、阙水、洛、赤城，南使统之;清泉、温泉，西使统之;乌氏，北使统之;木硖、万福，东使统之。它皆失傅。其后益置八监于盐州、三监于岚州。盐州使八，统白马等坊;岚州使三，统楼烦、玄池、天池之监。

凡征伐而发牧马，先尽强壮，不足则取其次。录色、岁、肤第印记、主名送军，以帐驮之，数上于省。

自万岁失职，马政颇废，永隆中，夏州牧马之死失者十八万四千九百九十。景云二年，诏群牧岁出高品，御史按察之。开元初，国马益耗，太常少卿姜晦乃空名告身市马于六胡州，率三十匹仇一游击将军。命王毛仲领内外闲厩。九年又诏："天下之有马者，州县皆先以邮递军旅之役，定户复缘以升之。百姓畏苦，乃多不畜马，故骑射之士减曩时。自今诸州民勿限有无荫，能家畜十马，免帖驿邮递征行，定户无以马为赀。"毛仲既领闲厩，马稍稍复，始二十四万，至十三年乃四十三万。其后突厥款塞，玄宗厚抚之，岁许朔方军西受降城为互市，以金帛市马，于河东、朔方、陇右牧之。既杂胡种，马乃益壮。

天宝后，诸军战马动以万计。王侯、将相、外戚牛驼羊马之牧布诸道，百倍于县官，皆以封邑号名为印自别;将校亦备私马。议谓秦、汉以来，唐马最盛，天子又锐志武事，遂弱西北蕃。十一载，诏二京旁五百里勿置私牧。十三载，陇右群牧都使奏：马牛驼羊总六十万五千六百，而马三十二万五千七百。

安禄山以内外闲厩都使兼知楼烦监，阴选胜甲马归范阳，故其兵力倾天下而卒反。肃宗收兵至彭原，率官吏马抵平凉，搜监牧及私群，得马数万，军遂振。至凤翔，又诏公卿百寮以后乘助军。其后边无重兵，吐蕃乘隙陷陇右，苑牧畜马皆没矣。乾元后，回纥恃功，岁入马取缯，马皆病弱不可用。永泰元年，代宗欲亲击虏，鱼朝恩乃请大搜城中百官、士庶马输官，曰"团练马"。下制禁马出城者，已而复罢。德宗建中元年，市关辅马三万实内厩。贞元三年，吐蕃、羌、浑犯塞，诏禁大马出潼、蒲、武关者。元和十一年伐蔡，命中使以绢二万市马河曲。其始置四十八监也，据陇西、金城、平凉、天水，员广千里，繇京度陇，置八坊为会计都领，其间善水草、腴田皆隶之。后监牧使与坊皆废，故地存者一归闲厩，旋以给贫民及军吏，间又赐佛寺、道馆几千顷。十二年，闲厩使张茂宗举故事，尽收岐阳坊地，民失业者甚众。十三年，以蔡州牧地为龙陂监。十四年，置临汉监于襄州，牧马三千二百，费田四百顷。穆宗即位，岐人叩阙讼茂宗所夺田，事下御史按治，悉予民。大和七年，度支盐铁使言："银州水甘草丰，请诏刺史刘源市马三千，河西置银川监，以源为使。"襄阳节度使裴度奏停临汉监。开成二年，刘源奏："银川马已七千，若水草乏，则徙牧绥州境。今绥南二百里，四隅险绝，寇路不能通，以数十人守要，畜牧无它患。"乃以隶银川监。

其后阙，不复可纪。

创作背景

五代时期就曾有《唐书》（即《旧唐书》）编成，但宋仁宗认为《旧唐书》“纪次无法，详略失中，文采不明，事实零落”，庆历四年（公元1044年）下诏重修。至和元年（公元1054年）七月，仁宗催促“速上所修《唐书》”。前后参预其事的有宋敏求、范镇、欧阳修、宋祁、吕夏卿、梅尧臣，《新唐书》所依据的唐人文献及唐史著作均审慎选择，删除当中的谶纬怪诞内容，裁减旧史本纪十分之七[3]。总的说来，《列传》部分主要由宋祁负责编写，《志》和《表》分别由范镇、吕夏卿负责编写。最后在欧阳修主持下完成。《本纪》10卷和《赞》《志》《表》的“序”以及《选举志》《仪卫志》等都出自欧阳修之手。因为《列传》部分出自宋祁之手，而欧阳修只是主持了《志》《表》的编写，出于谦逊，同时欧阳修认为宋祁是前辈，所以他没有对宋祁所写的.列传部分从全书整体的角度作统一工作，因而《新唐书》存在着记事矛盾、风格体例不同的弊端。所以《新唐书》署“欧阳修、宋祁撰”。其为二十四史之一。

《新唐书》对《志》十分重视，新增《仪卫志》《选举志》和《兵志》。《兵志》附以马政，原有的《天文志》和《历志》篇幅超过《旧唐书》三倍，新《志》载有文武百官的俸禄制度，为旧《志》所无[4]。又有屯田、边镇、和籴等，皆旧《志》所无。《新唐书》也恢复立《表》，立了《宰相表》《方镇表》《宗室世系表》、《宰相世系表》，历代官修正史《表》多缺略。清代学者王鸣盛在《十七史商榷》中说：“新书最佳者志、表，列传次之，本纪最下”，王鸣盛同时还指出《新唐书》史表的设置有一些不足，“窃谓史之无表者，固宜补矣，有有表而尤不可以不补者……禁军以宦官掌之，不但朝政尽为所挠，并废立皆出其手，则左右神策中尉亦当表”。宋祁有文名，曾任知制诰、翰林学士等职。他历时十余年完成《列传》，于嘉祐三年（公元1058年）交齐全部列传的稿子。欧阳修是北宋著名的文学家，擅长古文，他因参加推行“庆历新政”的活动，被贬为地方官，至至和元年（公元1054年）才调到朝廷任翰林学士，主持修史工作，等到他写定《本纪》《志》《表》，已是嘉祐五年（公元1060年）的事了。

清人王鸣盛以《宋史·宋祁传》《欧阳修传》为据，认为宋祁修书“在仁宗天圣之晚年，历明道、景祐、宝元、康定，至庆历中告成，以书成进左丞云云”；“（欧阳）修之修《唐书》，乃在嘉祐之前至和年间事，距祁稿成时，相去已十余年”，“书成，上距祁稿成约又二十余年矣”。因此，“二公修书不同时明矣”。这一说法，迄今仍为部分学者沿用，都未发现王鸣盛错缪的关键所在。其根源在《宋史·宋祁传》将“诏求直言”的时间误作“景佑中”，而这又是《宋祁传》中唯一的一个年号。

《宋祁传》文中指明宋祁受命纂修《唐书》在“诏求直言”前，故王鸣盛误以为宋祁修《唐书》自天圣至庆历，前后也是17个年头。但《宋史·仁宗纪》景祐年间并无“诏求直言”一类的事，皇祐元年才有“诏台谏非朝廷得失”。《宋祁传》中宋祁“直言对”后紧接“进温成皇后为贵妃”，与《仁宗纪三》的记载相符，时在“皇祐”，而非“景祐”。显然，《宋祁传》是将“皇祐”误作“景祐”了，一下子把时间提前了10多年。王鸣盛提到宋祁“守亳州，以稿自随”，《宋祁传》说得很清楚，是因为“坐其子从张彦方游”。传中虽无明确纪年，但宋祁是附在其兄宋庠传后的，前面《宋庠传》明明白白地写着：皇祐三年，“祁子与越国夫人曹氏客张彦方游”。宋庠受牵连罢相在这一年，宋祁出知亳州也是这一年。此时尚“以稿自随”，仍在修撰中，怎么会在庆历中告成？王鸣盛的失误，一是不知“景祐”当为“皇祐”，二是后来在《蛾术编》卷九考知“祁修书凡七年，而自皇祐元年至三年独秉笔，自此出知亳州，皆书局自随以至于成，凡历十六年也”，却仍然坚持“宋欧修《新唐书》不同时”的结论。《宋史·宋祁传》的这一年号错误，除了《宋景文集》卷二九《直言对》有案语注明“仁宗本纪皇祐三年春三月诏求直言”，“本传作景祐中误”而外，迄今竟似无人知晓，请同仁们注意。

就整个《新唐书》的纂修而言，应当说：新修唐史前后17个年头，前10年宋祁主持编修，后7年欧、宋共同“刊修”。草稿初成，呈宋仁宗审阅。仁宗看后，发现这部史书出于二人之手，体例与文采均不尽相同，于是令欧阳修删改修饰为一体。欧阳修此时却拒不修改，他说：“宋公于我为前辈，且人所见不同，岂可悉如已意？”最后仅校阅过一遍，一无所易。

作品影响

《新唐书》是我国正史体裁史书的一大开创，为以后《宋史》等所沿袭。自司马迁创纪、表、志、传体史书后，魏晋至五代，修史者志、表缺略，至《新唐书》始又恢复了这种体例的完整性。以后各朝史书，多循此制，这也是《新唐书》在我国史学史上的一大功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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