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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军事角度谈甲午战争的失败原因，有战术失误吗？

从军事角度谈甲午战争的失败原因，有战术失误吗？

中日甲午战后百余年来研究取得很多成果，从政治、经济、文化等很多方面阐述了中国战败的原因，然而军事技术上的落后也是中国战败的一个原因。而军事技术从广义上来说可以指军事战略战术和武器装备两个方面。

甲午中日战争

1、技术装备

海军：以日本在七十年代侵略台湾和中法战争中中国海军的惨败为契机，清政府制定了发展海军的战略，1875年清政府发布上谕，确定海军建设方针,命令李鸿章全力经营海军，李鸿章自英国和德国购买舰船，使得北洋海军在1888年成军，共包括大小舰船多艘(不包括鱼雷艇和辅助舰船)。

但是北洋海军的战舰大都是1891年前所购，舰船老化，从1888年(光绪十四年)没有添置过任何舰船。此外从1891年4月开始户部建议停止购买舰上大炮和裁减海军人员，再者北洋海军舰船经过几年的磨损舰船性能已经大打折扣。

清政府战舰

（1）舰船航速方面，致远舰船号称时速18海里，实际时速只有15海里，而日本舰队的航速平均19海里每小时，特别是吉野每小时23海里，在当时炮舰战争的海战模式下，这是日本舰队在海战中容易变阵而取得主动的一个重要因素。

（2）从战舰排水量上看北洋海军陆战队3000吨战舰只有定远、致远，日本则有吉祥野、扶桑等9艘3000吨战舰。

（3）最致命的弱点是缺乏速射炮，在黄海海战中，日本联合舰队有速射炮155门，各主力舰艇都装备速射炮，其发射是北洋舰队旧后堂炮的5倍，清政府因为不存储炮弹而弹药缺乏，还有大量次品和练习弹药。

日本战舰速射炮

总之技术装备的落后是甲午战争的一个重要方面，而技术装备又取决于科技的力量，清政府由于缺乏对科技竞争观念的正确认识，所以没有充分利用西方科技来武装国防，以至于影响了海军事业的发展。

清政府水军

2、陆军方面

日本政府于1887年拟定《征讨清国策》，到1892年提前完成了自1885年开始的10年扩军计划。建立起了一支以中国海陆军为假想敌，拥有常备军63000人，预备兵230000人的近代陆军。

1871年山县有朋建立日本陆军参谋局开始，强化了日本军队武士道精神。而中国军队当时的主力是以李鸿章为代表的淮军，属地方部队，部署分散，清朝铁路差遇到战事难以集中。在武器装备上，甲午战前，清军有大炮2000门，洋枪23万支，旧式鸟枪万支，12万参战部队85%的士兵装备枪支。日本军队则有大炮294门，100%装备枪支。

山县有朋

总体而言中日陆军武器上差距不大，甚至装备毛瑟枪和克虏伯大炮的北洋陆军还略占优势。中日陆军武器装备的真正差距是武器的整齐划一，清军枪支种类繁多，在统一训练、弹药补给方面远远落后于通过自主研发实现武器统一化的日本。

但是日本陆军战胜中国的关键原因是部队的作战理念和训练模式已经实现近代化。而清军对近代战争毫无概念反而让炮兵陷入被动，而日军参战的旅团级别军官则有一半到过欧美留学或者考察炮兵战术。此外训练不足和不懂武器保养也是问题。

清政府大炮

关于清军作战指导思想也就是军事技术的软件方面，学术界有了统一的看法，《军事历史研究》1998年第一期做了较为全面的概括：

一是清政府寄希望于外国"调停"，忽视战争准备；二是清政府实行消极战略方针，如实行海守陆攻的方针，但近年来学界对此看法有争议；三是清政府忽视侦查敌情，对敌人主攻方向判断失误；四是清政府指挥不统一，水陆不协同；五是清政府惯于分兵守点，不善于集中兵力机动作战。原因也是导致甲午中日战争中国战败的原因。

清政府兵力分散

戚其章则通过对中日海军战略的研究比较，认为中国从19世纪60年代中期以后在引进造船工业，创建海军的同时，忽视了对近代海军战略的研究和掌握，日本海军则制定了以夺取制海权为目标及海陆统筹兼顾的战略方针。

戚其章

近年来一些著作提出信息闭塞和交通落后也是战败的原因。让中国军队指挥、后勤等受到不利影响。

甲午战争失败的真实原因？

甲午战争失败的原因

一 甲午战争前夕的日本

由于自1868年开始的日本“明治维新”的资本主义革命十分系统彻底，因此，至1895年甲午战争爆发前夕，日本各行各业均已进入资本主义时期，已基本摆脱封建主义的生产关系束缚，日本国力比过去有了大幅的提高，迅速形成以三井、三菱、住友.安田为主的四大财团，在矿山开采、钢铁冶炼、机器制造、军火生产和以纺织为主的轻工业等各方面都有了长足的进步，在军事上，日本陆军已充分完成资本主义的扩军备战，总兵力有：野战师团七个，要塞炮兵一个团又一个营，加上北海道屯恳部队共计十三万人，并可在开战时动员十万后备役人员，组成二十三万人的野战部队，已能完成大规模出国作战任务。海军拥有战舰三十一艘，共五万九千八百八十吨，另有鱼雷艇二十四艘，计一千四百七十五吨，并且有相当数量是从英国购进的，火力强，快的现代化新舰，实力已明显超过中国北洋舰队，日本陆海军已完成由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的转换，进入资本主义现代化军队时期，虎视眈眈，随时准备和中国一战，争夺对朝鲜的控制权，争当亚洲盟主的地位。

二甲午战争前夕的中国

反观满清控制下的中国，虽然受西方列强入侵时间早于日本，中国资本主义改革的“洋务运动”也早于日本，始于1862年，但是，当时的中国不是自由、自主中国，而是在满清控制下的中国。1644年满清入关后，由于害怕汉人造反，害怕汉人民族主义觉醒，因此，其出于维护满清政权的私心，在中国实施了禁锢汉人思想，钳制汉人言论的旷日持久的“文字狱”，满清的“文字狱”从1644年满清入关就已开始，历经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四代，绵延一百二十余年，大批中国民族主义者、仁人志士被屠杀，中国人尊王攘夷，奋发向上的民族主义精神被斩伐得一干二净。中国社会世态炎凉、世风日下，中国人相互告密、互相拆台、诬陷，告密之风盛行、流行，与此而来的是整个中国社会的腐朽，吏制的大坏，“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就是对此形象的描述；作为引导中华民族前进方向的知识分子群体头脑被禁锢，言论受到钳制，思想受到束缚，只能为升官发财而沉迷于四书五经、八股文和阿谀奉承中，不关心社会实际情况，整个中国社会风气大坏，人心涣散，一盘散沙，勾心斗角，溜须拍马，相互陷害，呈现一片死气沉沉、腐朽享乐的社会景象，根本不适合当时方兴未艾的资本主义时代！

这就注定了在西方列强入侵下，中国学习西方资本主义的“洋务运动”是必然失败的；虽然， 中国受西方列强入侵时间早于日本，也有着更广阔的空间、回旋余地，更丰富的资源和更众多的人口，更强大的社会生产力、综合国力，“洋务运动”的资本主义改革也早于日本 ，但是，由于“文字狱”的实行，广大汉人自强不息的民族主义思想荡然无存，汉人被充分奴化、丑化了，以致当时中国人没有日本人那样深沉的民族主义忧患危机意识和自强不息的责任感、使命感，中国人的思想是腐朽、僵化的，不能像日本那样以深沉深刻的民族主义精神心理统一安排、统筹规划，中国没有一个资本主义的发展战略，“洋务运动”中的资本主义战略是彻底失败的，中国资本主义“洋务运动”所走的不是一条中央统一组织、统一安排、统一筹划的中央集权资本主义道路，中国人走的是一条无思想、分散化、小而全、多而滥、杂乱无章的道路，由各省分别引进西方的资本主义工业，由于没有集团化规模，统一安排，造成产业落后、消耗大、产出少，生产出低质、价高、没有竞争力的产品，以致中国近代资本主义工业逐步萎缩，没有一家世界级的大财团，甲午战争前夕，中国远远未完成资本主义变革，仍是落后的农业国，这是“文字狱”造成的中国人民的思想腐朽所产生的组织、管理失败所致，中国近代没有资本主义工业。

中国人的思想腐朽也造成了中国近代资本主义军制改革的彻底失败。为了适应世界资本主义时代社会发展的需要，曾国藩提出大规模裁撤腐朽落后的清军绿营，从而节约经费、集中力量在全国编练统一的资本主义新式陆军，他的具体方案是：奉天、直隶、山东、江苏、浙江、福建、广东沿海七省共编练精兵九万人，安徽、江西、湖北编三万人，每年约需饷银八百万两，曾国藩从统一清军军制入手，节省军费、改善装备、培养军官，提高军队战斗力，这是一个很现实的资本主义强兵之路，如果实行，可从根本上改变清军庞大、臃肿、腐朽、落后面貌，实现军队精锐化，战斗力大大提高。

但是，由于“文字狱”的长期施行所造成的社会腐朽、动荡、混乱，使满汉矛盾尖锐、对立，中国国内并不稳定，满洲封建统治者为了维护自己主导地位的私心出发，对大规模裁撤绿营心存疑虑，时刻担心汉人造反，推翻满清统治，故始终拒绝曾国藩的资本主义军制改革方案，而一定要保持住封建腐朽、愚昧、落后的绿营兵，从而丧失了一次绝佳的资本主义强兵的机会，造成了中国近代资本主义军事改革的彻底失败，中国近代没有资本主义陆军。

甲午战争前夕，清军兵力有：禁卫军十一万一千人，八旗兵十四万多，绿营兵四十多万，淮军二万一千多人，清军兵多而杂乱，其中八旗兵在脱离生产劳动、养尊处优、骄奢淫侈、纸醉金迷中已完全丧失战斗力，禁卫军战斗力亦不强，绿营兵则是封建腐朽的，是在满洲防备汉人造反的叵测心态下而豢养的，直接听命于满洲封建统治者的汉奸走狗，思想封建腐朽叵测，其主要职能不是对外作战，而是对内对广大汉人进行镇压，维护满清反动政权的，淮军则是无理想、无主义、人心涣散的部队，这是由其在镇压太平天国过程中仓促投机而成所决定的。淮军并未经大的战阵，而是在镇压太平军中投机起家，仓促成军的，故无信仰，不敢拼战，人心涣散，思想也腐朽落后。

可见，在庞大的满清军队中，军队多而杂乱，军制很不统一，各军各怀心腹事，勾心斗角，没有一支是忠于祖国，忠于民族 的能战之师，而且由于在引进西方资本主义军事生产装备的过程中，不是由中央政府统一组织引进，进行大规模模仿、学习、改进、消化、吸收，而是由各省分别引进，造成各省绿营军枪械杂乱，不一致，参差不齐，弹药型号也不同，云南的绿营军甚至用火枪，甚至用大刀、长矛的，这种落后混乱的状况加速了中国军事落后，管理混乱，清军思想涣散，不敢拼战，乌合之众，一触即溃，这是由于满清控制下的中国人思想腐朽所决定的。

清军多而杂而乱，每年军费三千多万两白银，财政负担十分沉重，中国农民挥大锄从田地中产出的血汗钱、民脂民膏所豢养出的不是忠于祖国、忠于民族的民族军队，而是压迫民族的反动军队。因此，清军没有信仰，是为维护满清政权的军队，其主要职能在于对内镇压而非对外出征，这就是中国近代陆军是不能迅速进入资本主义现代化的乌合之众、一触即溃、望风而逃的根本原因！而且管理混乱、思想腐朽加剧了整个中国近现代社会的腐朽动荡、社会消沉、思想颓废，中国“洋务运动”中的资本主义陆军改革完全失败，甲午战争前夕的清军远未实现近代资本主义化，中国近代根本没有和外敌作战的资本主义新式陆军！

三“洋务运动”失败的原因

“洋务运动”的失败是“文字狱”长期施行所产生的中国近代资本主义改革失败，被列强入侵的严重的社会危机问题。

因此，我们要对满清入关有重新系统的理论认识：满清入关前夕，满洲尚处在奴隶社会时期，与汉族几千的封建社会差异很大，由于满洲远远落后于汉族，故其具有相当大的野蛮性，其在攻明过程中屡屡屠城，同时，其又有一定的先进性，精于骑射，统一组织，严于管理、赏罚分明，这一切都体现在其八旗体制中，八旗即是卓有成效的政治领导组织，同时又是卓有成效的经济组织，军事群体，他们“出则为兵，入则为民”，正如皇太极所说“明国小民，自谋生计，兵丁在外，惟恃官府供给钱粮；我国出则为兵、入则为民、先还之兵，令之整器具，课耕田地，牧马肥壮，俟耕种已毕，即令在家之人经理收获，伊等军械缮完，朕即率之前往。”可见，其组织严密由落后民族兴起，猎户出身使之精于骑射，长于格斗，享有“满洲兵至万，纵横天下无敌”的美誉，这样，在长期与明军作战中，才不断发展壮大，由弱到强，组建了汉军八旗和利用投降明军组建绿营兵，严密组织，统一管理，这样才击败明军，统一中国！

从而在初期创造了“康乾盛世”：将之朝气蓬勃的塞外胡马民族纠纠雄武之风带入到中国，一改当时中国封建颓废政局，政治面貌为之一新，从而率领八旗、绿营开疆扩土，创造了著名的“康乾盛世”，然而这只不过是回光反照而已，由于其胡民马民族不可避免的落后性，使中国经历“康乾盛世”后，忽的一下子又衰落下来，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1、从狭獈民族主义出发，过分强调民族性和满汉区别，其提出“首推、首崇、首倡满洲”的基本国策，强调满汉差异，电视连续剧《雍正王朝》中，雍正明确提出，在用人上，若宗室之人可用，先用宗室，然后是满洲旗人，再后是汉军旗人，最后是汉人，倘若宗室、旗人不堪重用则用汉人，决不用宗室和旗人，这意即一切都是先从满洲入手，在同等条件下，优先考虑满洲，满汉之间界限分明，差异很大，其虽也强调满汉团结，但这也是在维护满洲的利益之下，故阻碍了中华民族进步。

2、满洲入关前夕，处于原始氏族时代后期和奴隶社会时代初期，在其东征西讨、精于骑射、严密组织、统一管理的同时，也具备很大的野蛮性、奴隶性，其灭亡明朝后，将其东征西讨、精于骑射、严密组织、统一管理的优势带来中国，创造“康乾盛世”的同时，也将其奴隶社会的落后奴化思想带入中间，满洲等级森严，实行奴隶制，其入关之前，即已掠大批汉人为奴，他们是带大批汉奴而入关的，入关后，实行了“圈地”和“投充”。“圈地”即随意圈点汉人土地，建立自己的庄园，所谓“投充”即强迫圈地内汉人加入旗籍，为满洲主子的奴才，这反映了满洲对汉族社会的掠夺和压迫，尽管后来满洲统治者为了适应汉族社会民展，废除了“圈地”令和“投充”令，可是其奴隶主会时代的奴化思想、奴化手段、奴化习俗一点也没有变，他们仍是满汉分明，维护自己利益，视广大汉人为自己的奴才，自己当主子，这一点在《康熙大帝》、《雍正王朝》中有明确的“奴才和主子”的表演。这样，本来中国人不至这么卑微，尚有民族气节与自信心，但由于满清入关，中国人被充分奴性化、丑化了，使中国经历了“康乾盛世”后，忽的一下子衰落了，甲午战争惨败没有资本主义史，动荡不安，一蹶不振，满清入关对中国近现代有着巨大的影响力。

3、中国华大地实行了旷日持久、前所未有的“文字狱”。在满清入关前和入关后，中国士大夫、民族主义者，从中国传统的尊王攘夷、儒家卫道出发，对满清进行了激烈的抵抗，反满抗清浪潮遍及明末中国大江南北，此起彼伏，在中国儒家士大夫们的率领下，中国各阶层人士皆参与了，声势浩大。他们提出了“头可断，发不可剃”的口号，几乎摧毁满清政权，满清在军事胜利后，对中国儒家士大夫、民族主义者进行了大规模屠杀，然后，由于大规模尊王攘夷反抗触动了满洲统治者的神经，故满清统治这二百多年，对广大汉人始终猜忌、防范，其“首推、首崇、首倡”满洲意识强烈。凡是有反满言论、复明思想之人一律凌迟处死，株连九族，并且反应过于强烈，敏感超过一切，本来汉族已经屈服，反清浪潮已消灭，可满清统治者从狭獈私心出发，神经仍绷得紧紧的，从而在中国大地实行了旷日持久、前所未有的“文字狱”，例如“清风不识字，何故乱翻书”被认为影射满清，否定满清，作者被杀。又例，“又把心肠论浊清”本意是谈论人心肠好坏的诗句，但满清统治者太过敏感，捕风捉影，认为作者议论清朝不好，把“清”认作“浊清”故杀了作者。还有是著名的戴名世的《南山集》案、吕留良案等，这样，中国不仅有大批民族主义者被屠杀，而且更多的是许多无辜者被杀害了，中国人小心翼翼，神经敏感，相互猜忌防范，告密之风盛行，人心涣散，使在西方列强入侵中国之前本应的民族团结的民族主义文化氛围被打破，不适应当时方兴未艾的资本主义变革时代，必然的资本主义变革失败，中国必然的甲午战争惨败，没有资本主义史，动荡不安。

可见，满洲统治者本应从发展角度不强调满汉差别，应抛弃入关之初，汉人反抗的过去，积极进行民族团结资本主义变革。可惜的是，满洲封建统治者未能充分利用“康乾盛世”所带来的民族团结的历史契机和资本主义革命前夕的良好世界文化条件，从而坐失了一次绝好的在中央集权体制上进行资本主义改革的历史契机，并错误地实行了“文字狱”。

满清时期的“文字狱”从满清入关，至乾隆中期时止，历经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四代，绵延一百二十余年，中国人被丑化、奴化了，中国社会风气腐朽了，中国人堕落了，自私自利，唯利是图，丧失了起码的民族主义意识，一盘散沙，人心涣散，从而使满清统治者无法在中央集权体制上进行有效的资本主义变革，无法通过资本主义变革来维护自己利益，因此，尽管满清统治者也大力倡导了资本主义改革的“洋务运动”，试图通过“洋务运动”来挽救岌岌可危、行将崩溃的满清大厦。但是，由于实行了落后的民族政策，中国政局不稳，中国国内不团结，使资本主义改革的“洋务运动”彻底失败：不仅经济改革混乱，杂乱无章，由各省自己进行，而非中央统一组织进行；而且在军事上，根本无法裁撤庞大的绿营，从而无法组建新式的资本主义陆军，当时中国庞大的军费开支不是用于军队整编、操练、统一军制、武器演练、更新的资本主义军制装备，而是在于维护住失去战斗力的八旗和维护对内镇压的绿营上，主要职能在于对内镇压维护满清政权，而非日本的对外作战，扩张维护日本，二者根本不同！

于是，中国近代资本主义改革的“洋务运动”即不系统，又不彻底 ，一切都混乱进行，经济改革失败，军事改革也失败了，中国近代“洋务运动”的失败是表象，表象背后的实质是民族主义思想失败，没有正确的民族主义战略思想指引，也必失去了科学的组织方法，无法真正消化吸收资本主义新生事物，不适应当时方兴未艾的资本主义时代，这是“文字狱”造成的中国人不团结、居心叵测、唯利是图、不思进取，社会腐朽混乱所致，而非中央集权的体制原因！

在海军建设上，清政府鉴于两次鸦片战争中被英国从海上入侵而失败的教训，决心大力发展海军。1875年5月，清政府任命李鸿章督办北洋海防，每年拨经费四百万两，经过十几年的发展，北洋海军于1888年正式成军，拥有以“定远”、“镇远”两艘铁甲舰和以“经远”、“来远”、“致远”、“靖远”、“济远”等数艘二千三百吨至二千九百吨巡洋舰为主体的现代海军，加上马尾船厂自造的小舰，总吨位近五万吨，各种口径火炮三百二十三门，其中相当数量的大口径巨炮、鱼雷发射管六十八个，1888年北洋海军成军时在亚洲是首屈一指，在当时的世界上也是海军强国。

但是，满清统治者大力发展海军不是为了主动进攻，保持民族前进的态势，而是为了维护满清政权，其建海军的目的是为了防守。这样，1888年北洋海军成军后，未添一舰，也未对舰船进行现代化改造。这样，到1894甲午战争前夕，军舰数量、质量均已明显落后于日本 ，主要体现在舰速、火力、弹药、后勤补给、后方基地、陆海协同等诸多方面。

1、北洋舰队火力太弱。1888年北洋舰队成军时，质量世界一流，火力强大，但到了1894年甲午战争前夕，火炮已经完成大规模更新换代，速射炮已经取代传统老炮，成为主角，在军舰上，主要是在左右两舷安装数量多的速射炮，从而将火力提高数倍已上，当时世界海军强国的主力舰左右两舷均安装了速射炮。

可1894年甲午战争前夕的北洋舰队，使用的仍是老式旧炮，连一门速射炮也没有。12公分速射炮每分钟可8—10发，15公分速射炮每分钟可5—6发，而北洋舰队的旧式后膛炮每分钟仅发射一发，这样，日舰速射炮发射 至少为北洋舰队的五倍，据英国《海军年鉴》统计，在黄海海战中，日舰炮火为北洋海军的6倍。日舰在黄海海战之胜取决于速射炮，来远舰帮带大副张哲溁也说：“我开巨炮一，敌可施快炮五；如不命中，受敌弹已多，我又无快炮攻击 ”。

而且，北洋舰队火炮数量明显少于日本，主力舰只“定、镇、来、靖、济、致”等火炮数量仅4—6门，分别置于舰首、舰尾，两舷无炮，而日本主力舰由于在左右舷安装了从英国进口的，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速射炮，使每舰火炮数量达到了8—13门，数量为北洋舰队的2倍，火力为数倍，故在黄海海战中取胜。

2、北洋舰队航速太慢。1888年北洋海军成军时，是快的，但到了1894年甲午战争前夕，已跟不上时代，除“靖远”、“致远”勉强达18节外，其它主力舰均为14.5节或15节。而日本主力舰在16节，其中第一游击队均在18节，其著名的“吉野”舰达到了22.5节，这样，日舰在海战中取得了优势，得以对北洋舰队进行分割包围，先击沉北洋老式旧舰“超勇”、“扬威”，又击沉“致远”、“经远”，几乎全歼北洋舰队，除火力外，航速上的优势使之获得了战场的主动权。当时的北洋舰队弹药已将用尽，但天色已晚，日舰怕受鱼雷攻击而退去，若日舰继续坚持，持续猛攻，则完全有可能全歼北洋舰队。

黄海海战后，北洋舰队损失严重，由于不具备优势，才不敢出港做战，而日舰则以数艘小舰为诱饵，诱使北洋舰队出击。然后，第一游击队快速封堵，使之无法回港，从而全歼北洋舰队于海上。幸亏丁汝昌识破日舰阴谋，躲在港内始终不出，并依赖陆路炮台之速射炮，与日舰炮战，不落下风，而日本又以陆军从威海卫军港侧后之荣成湾登陆，攻下了陆路诸炮台，海路协同才全歼了北洋舰队，若北洋舰队具备优势，或达到同等，就不必死守军港，可出海机动作战，有机动的灵活优势，不致被轻易全歼。

可见，甲午战争前夕，清政府根本未发展海军，自1888年后来添一舰，而且落伍了，未跟上时代。中国逐渐落后于日本，而日本国在向外发展的主动进攻，自强不息，争夺生存空间，争取有利态势的进攻战略思想指导下，掀起举国一致的全国献金造舰热，日本民族主义情绪空间高涨，在甲午战争前夕的三、四年内，日本即从英、法等国购买或自造数艘快速、快炮的主力舰，并改造了原有旧舰，提高了航速，在左右舷安装了速射炮。至1894年甲午战争前，日本联合舰队已组建完成，对北洋舰队形成一战而胜的压倒优势。

北洋舰队提督丁汝昌曾根据各舰长建议向清庭提出对舰队进行大修，更换锅炉，以提高航速，并在左右舷增设克虏伯造新式速射炮，以改变舰队的落后面貌，两项需银二百多万两,并不多，但满清统治者安于现状，认为地盘已够大，不必发展了，故不仅不添一舰，而且挪用海军军费，修颐和园，庆慈禧六十大寿，拒绝对舰队进行现代经改造，从而坐失了一次自强发展的机会，铸成甲午惨败，中国人沦为了东亚病夫，损失了七亿两白银，甲午战争是以治海权为基础的全面较量，如海军有优势，对方陆军就无法登陆，至少立于不败，以当时北洋舰队实力，如发展了，则战胜日本舰战绰绰有余；不发展，花二百多万银子进行现代化改造，也会与日本取得对等均势，不至于惨败，从而不致于损失七亿两白银，中国人也不至于沦为“东亚病夫”，中国的近现代史，日本近现代史，乃至世界的近现代史都将重写！

3、弹药质量太差，补给太差

定远舰枪炮大副沈寿堃说：“中国所制之弹，有大小不合炮膛者，有铁质不佳、弹面皆孔、难保其未出口先炸者，即引信拉火，亦多有不过引者，临阵之时，一遇此等军火，则为害实非浅鲜。”张哲溁也指出：“所领子药，多不合式，亦不切备，东沟之役，因弹子将罄而炮故缓施者，有因子不合膛而临时减药者。”弹药质量存在问题，反映出中国“洋务运动”改革的混乱状况，并非中央统一组织进行学习西方的资本主义改革，没有集中力量统一规划，统筹安排学习西方，而是相当混乱，各省分别进行，以致枪械口径不一，质量太差，无后继力，消耗太大，无法发展，一片混乱，对此，北洋舰队将领的条陈，有进一步揭发：炮弹“不合式”，如其铜箍过大，使用时须锉小才能填进炮膛，就会使本来已很低的发射变得更低。引信拉火“不过引”就会使炮弹击中敌舰不爆炸，在丰岛海战中，日舰吉野中炮，炮弹穿透舷侧而进入机器间，在黄海海战中，日舰浪速被击破水线进水，比睿、赤城、西京丸、松岛都中弹甚多，但却没一艘受致命伤，日舰一舰未沉，说明弹药不仅发射缓慢，而且质量太差。

黄海海战后期，北洋舰队弹药将尽，已无战力，说明后勤补给太差，同样问题在陆军中也有充分体现。

4、陆海协防太差，后方基地不健全。

在甲午战争中，清军始终陆海协同差、海军用于保护陆军，防上敌人登陆，这一方案由于北洋舰队火力弱，慢而落空外，陆军依靠陆上炮台，也可保全株守在威海卫军港的北洋舰队，只要北洋舰队在，甲午战争中，日本就不是全胜，就不会有七亿两白银的损失，但是在陆地，各炮台不完善，没有陆军充分协防，装备不好，管理混乱，从而经不住日本陆军师团的猛攻，陆路炮台全失，北洋舰队才全军覆没。

可见，这是战略指导思想的失败，只注意海上敌人来攻，忽视陆地防守，敌陆军一旦在侧后登陆，就崩溃了，说明陆海协防太差，指导思想有问题，海军基地建设太差，没有陆军重兵协防。满清的指导思想是陆军用于对内镇压，陆军都布置在内地，分散布置在广阔的中国土地上，无法编组有战斗力的统一的现代化重兵集团，只依靠海军抗外敌入侵，从而使陆海脱节，相互不关联，后方基地建设失败，没有充分的，有战斗力的陆军兵团来保障海军基地安全，由于陆军主要职能用于对内镇压，故无法编练统一的资本主义新式陆军，保留住了庞大、腐朽的绿营兵，庞大的绿营散布在中国各地且管理混乱，枪械不一，交通不便，无法统一组织抗击外敌入侵，这是战略思想失败造成的甲午战争惨败，军队多而杂而乱，军费开支巨大，管理混乱，装备落后，交通不便，未实现现代军队的精锐化，造成了军队庞大,军费开支巨大后战斗力的下降和打仗时却无兵，例如，清军四次反攻海城动员兵力达六万，而日军至多六千，为十比一之优势，可打了一个月，也未打下。反映了军队的腐朽；又例如威海卫战役，直到北洋舰队被全歼，中国尚有十几万绿营在奔赴威海卫途中，他们根本无火车，全靠步行，故北洋舰队灭亡时，他们也未到，即使到了，也无用，也经不住现代化日军排炮轰击和具有“武士道”精神的日军猛冲，中国军队一冲既溃，反攻海城失败即例子。

可见，甲午战争失败是表象，表象背后的实质是战略思想失败和战略思想失败的管理失败，所有一切都是失败的，故当然在战场上失败了，这是满清统治者，发动“文字狱”后，害怕汉人反抗，从自己私心出发，将主要军事力量用于对内防范，而非对外争雄，满清认为地盘已够大，故不发展了，从而不能在全中国进行有效的资本主义改革，“洋务运动”是失败的，“洋务运动”失败是思想失败。

而西方列强入侵前夕的日本是日本人自己控制的日本，并非异族控制的日本，日本历史上从未被入侵过。故日本在西方列强入侵前夕有着良好的，从中国盛唐时就传入的尊王攘夷儒家方化氛围，西方列强入侵日本时，日本人不甘沉沦，不甘成为亡国奴，日本人尊王攘夷，奋勇反抗，日本人有着深沉的民族主义忧患危机意识，为抵抗异族入侵，日本人首先推翻了幕府，结束了日本分裂，涣散，割据的局面，建立了中央集权的统一稳定政体，然后全面学习西方，在政治、经济、军事和各行各业均进入资本主义时期，日本士兵普遍接受了忠君爱国的“武士道”教育，战斗力强，对现代兵器的操作也远优于清军，由于其资本主义军制统一，从而合理消化吸收从西方引进的先进军工生产，逐步国产化，装备先进，配置合理，有完善的后勤保障体，弹药、人员、装备都可以先通过火车远抵港口，由港口装船直接运至战场，组成齐装满员的现代化兵团，从而对腐朽、涣散、缺乏装备、缺乏训练、混乱、落后的满清军队形成一战而胜的压倒优势。

甲午战争我们战败的原因

客观：日本明治维新-资本主义

2日本蓄谋已久-大陆政策

3西方列强支持

主观：1制度落后

2政治腐败

3卖国投降政策

日本侵略者发动的中日甲午战争，是世界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过渡阶段中一次较大规模的侵略和掠夺落后国家的战争。从1894年7月日军挑起丰岛海战到1895年10月台湾军民浴血抗战基本结束为止，历时一年零四个月。这次战争，就陆海军实力来说，中日双方并无大的悬殊，从地理条件看，中国处于有利的战略地位，特别是中国进行的是一场反对外敌入侵的正义战争，能够取得全国人民的支持。然而，战争却以庞大的清朝帝国败于区区岛国日本而告终。这种结局的出现，原因是多方面的。现从总结战争经验教训的角度出发，对中国战败的原因作如下探讨。

一、腐朽落后的封建专制主义制度，是战争失败的根本原因

中日甲午战争前数十年间，中国和日本都不同程度地采取了改革和自强措施，然而，二者有着截然不同的效果。发生于日本的明治维新虽然没有从根本上废除封建土地制度，但毕竟在全国范围内迅速实行了社会的、经济的改革，有力地促使日本从封建制度转化为资本主义。由于这种转化从一开始便带有浓厚的军国主义性质，所以在完成民族自强的过程中，日本很快发展为带军事封建性的帝国主义国家。到甲午战争前夕，日本已是一个组织完备的军国主义国家，基本上具备了发动一场速战速决的侵华战争的军事和经济能力。发生于中国的洋务运动虽然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清朝的军事力量，并针对日本的侵华野心进行了一定的防御准备；但由于这个运动始终以维护封建统治秩序为宗旨，因而既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国家的富强问题，也不可能改变中国封建社会腐朽落后的局面。直至甲午战争时期，封建专制主义的官僚制度仍然禁锢着整个社会，严重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同时，极大地束缚着广大人民群众和爱国官兵抗击外国侵略者的政治热忱和军事行动，最终导致战争的失败。

当时，清王朝的实际最高统治者慈禧太后独专朝政，“颇想有所作为”的光绪帝即使在1889年“亲政”以后，仍然受其掣肘，纵有改革之策，也因后党的梗阻破坏而不能付诸实施。在中日甲午战争一触即发的情况下，慈禧竟挪用海军经费大修颐和园，筹备六十庆典。她毫不顾及国家民族利益，对日本的侵略行径力主忍让，“但求从速和解了结，免得耽误做寿”。光绪帝不敢公开反对，只得“示意亲近的朝臣，多上主战条陈，企图借清议压迫西太后”。①在战争爆发之前及整个战争过程中，后党主和，帝党主战，帝后党争此伏彼起，和战大计动摇不定，直接影响着战争的进程和结局。后党中坚人物李鸿章，实际上总揽朝廷军政外交大权。他与慈禧沆瀣一气，战前一直坚持其“息事宁人”和“以敌制敌”的消极方针，对日本侵略者的野心和当时的国际形势做了完全错误的分析与估计，军事上漫无布置，“专恃外国公使从中调处，借作说和之客，以图退兵之计”②。当日军大量入朝，战云密布之际，李鸿章仍“一味迁延，希图转圜了事”，“直待严旨切责，始添兵前往，而朝鲜之险隘要害已早为倭人所据矣。”③战争爆发之后，后党仍然竭力求和。当日军大举进攻中国本土，列强深恐影响各自在华利益而再次酝酿“调停”时，李鸿章等唯恐失去“良机”，多方诱使外国干预。而日本方面，则认为“外国干涉之端已开”，“尤须特别迅速，在外国干涉尚未达到十分棘手以前，不论占领何地，皆为必要”。①日本希望迅速战胜，以免列强干涉，李鸿章等则消极应战，等待外国干涉，“这在军事上必然得出日军猛进华军速溃的结果”②。迨至旅大、威海连陷，辽东清军全线溃败之后，后党更加一意孤行，不惜割地赔款，乞和求降。慈禧、李鸿章等如此昏聩无能，国柄操于此辈手中，要想取得战争的胜利，自然是不可思议的。

二、实行消极防御的战略方针，是清军失败的主要症结

中日甲午战争中，清廷和清军高级将领，尤其是“欺朝廷则智，筹攻战则愚，抗廷议则勇，御敌兵则怯”，“甘受凌侮，屡失事机”③的李鸿章，缺乏积极抗战的战略思想，死守其消极防御的战略方针，以致造成了“敌人步步占先，中国著著落后”④的被动态势。

战争爆发之前，清军派赴朝鲜在日军之先，可是，海军不扼仁川，陆军不入汉城，仅驻仁川附近之牙山一带，险要之地拱手让给敌人。由于首鼠不前，意存观望，坐失先机之利，以致首战失败，士气为之大挫。

战争爆发之后，清廷在宣战诏书中提出了一个海守陆攻的战略方针，但具体执行时，非但海军避战自保，陆军也实行株守以待的消极方针。本来，清军云集平壤，意在南北对进，夹攻汉城一带日军，而李鸿章等却主张“先定守局，再图进取”，一再抗拒光绪帝关于迅速进兵的谕令，致使平壤清军“束手以待敌人之攻”。当然，四路援军抵达平壤之际，牙山清军已战败北走，南北夹击的可能性不复存在；但当时日军除大岛混成旅团外，其余部队正在赴朝途中，清军在朝兵力优于日军，如能当机立断，一面继续增兵，一面长驱南下，在朝鲜人民的支援配合下，予日军以重大打击，不是不可能的。日军分路进犯平壤时，每路为数不多，清军如能集中兵力，主动出击，打敌一路，则减煞敌之进攻势头，甚至歼其一路，也不是不可能的。对于清军应主动出击问题，连日本军界人士也认为，当时日军包围攻击平壤，殊为危险，如果清军“拒止一方”，集中兵力向某路日军“转取攻势，则可得逐次各个击破之机会”。①由于清军将领消极怯战，决心犹豫，以致坐失战机。

在辽东半岛和山东半岛抗登陆作战中，清军同样实行单纯守点、分兵把口的消极防御方针。日军在花园口登陆并向金州方向前进，严重威胁旅大侧后时，李鸿章仍令守军“各守营盘”。徐邦道等建议向皮子窝方向主动出击，也遭到赵怀业的反对。山东半岛作战时，戴宗骞鉴于“大连湾守兵不并力陆援，旅顺诸军不据南关岭而株守营墙，均以失事”的教训，建议采取“虽布近局，仍扼外险，宁力战图存，勿坐以待困”的积极战法，无疑是可取的；然而，李鸿章不予，仍坚持其“扼要埋伏地沟”的消极方针，以致造成被动挨打的局面，加上守卫要塞的将领大多畏葸无能，没有与阵地共存亡的决心，因而要点也无法守住。清军消极防御的另一表现是，只注重于 分兵守点，没有集中必要的预备队，置于有利于对付敌之进攻的机动位置，以增强要点防御的稳固性。这种主观指导上的错误，在两次抗登陆作战中都招致了不可估量的严重损失。

三、军事思想落后，组织指挥笨拙，远不能适应近代作战的需要

随着新的作战工具的出现，“军队的整个内部组织就必然改变了，各个人借以组成军队并能作为军队行动的那些关系就改变了，各个军队相互间的关系也发生了变化。”①明治维新以后的日本，对军事制度逐步地进行了比较全面的改革，使之与军事技术装备的发展相适应。而经过了几十年洋务运动的清朝政府，虽然也通过购买和仿制近代武器而改善了军队装备，并多少进行了一些军制方面的改革；但由于社会制度没有任何根本性的变化，军事制度也就不可能有实质性的进步。由于同样的原因，清军军事思想因循守旧，墨守成规，因而组织指挥笨拙，远远不能适应变化了的客观形势的需要。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指挥不统一，不能协调陆海军之间的动作，发挥整体力量。在海陆军联合作战条件下，只有实施正确的不间断的集中统一指挥，才能在统一的战略意图下协调前敌各军的作战行动，发挥整体威力。日本军国主义一贯重视军队的建设和集中统一指挥，甲午战争前夕，又成立了直隶于天皇的战时大本营，作为海陆军的最高指挥机构，统筹和协调与战争有关的重要事宜。为了集中使用海军力量，它建立了联合舰队，并调整了海军头目，以积极主张侵华的桦山资纪为海军军令部长，接替主张舰队取“守势运动”的原军令部长中牟田仓之助。在战争过程中，其大本营能及时了解和分析前线军情，基本做到了从双方实际出发，实施不间断的集中统一指挥。清军则不然。由于帝后党争不已，清廷实际上没有一个真正的最高军事指挥机关，战争的组织指挥大权基本上操于李鸿章一人之手。他在慈禧的支持和庇护下，对主战派的意见和光绪帝的作战谕旨或者阳奉阴违，或者置若罔闻，迁延不办。因此，非但最高当局始终不能协调一致地统筹战争全局，制定明确的战略方针和作战计划，实施集中统一指挥，前敌各军也大多由于李鸿章的“因循怠弛”，漫无布置，而互不统属，往往各行其是，一盘散沙。综观中日甲午战争的全过程，清朝海军与陆军之间、陆军各部之间，都不能进行密切配合。如辽东半岛和山东半岛两次抗登陆作战中，北洋海军既未进行认真的海上侦察和巡逻，没有扰敌于上船、航渡、登陆等任何一个阶段，又未能向自己军队的濒海翼侧进行策应，配合陆军实施反登陆作战，因而迭遭失败。陆路各军的隶属关系更是紊乱。金州、旅大唇齿相依，但金州方面归奉天指挥，旅大方面由天津指挥。山东方面，全省防务由李秉衡负责，不受李鸿章的节制，而北洋所属各军又不归李秉衡指挥。前敌清军这种隶属关系上的错综复杂，势必造成作战指挥上的混乱，严重影响海陆协同和陆军各部之间的密切配合，以致为敌所乘，各个击破。

第二，缺乏抗登陆作战的起码知识。抗登陆作战，特别是半岛抗登陆作战，应考虑到敌人可能从正面强行登陆，更可能从侧后远方登陆，对主要攻击目标实行海陆夹攻。这是常识问题。然而，清朝最高军事当局对此却无明确认识，更无有效措施。在两次大的抗登陆作战中，都没有事先在敌人可能登陆的地段布置防御，也没有在旅大和威海军港的侧后实行坚守防御的得力措施。日军由花园口登陆时，由于地形不利，遇到不少困难，行动相当缓慢，是清军实施反击，迫敌背水作战的有利时机。可是，无论陆军和海军，都没有及时发现，更未能半渡而击，或机动兵力，在滩头挫败登陆日军。当敌人由侧后抄袭金州时，守军除部分部队依托山地紧急修筑临时工事阻敌进攻外，仍未主动出击。金州南部地势狭窄，形似蜂腰，是旅大的陆路咽喉。清军未能及时调动部队坚守金州，扭转败局，以致旅大后方裸露，咽喉被扼，建设多年的海军基地很快沦入敌手。事后，清军最高当局仍未汲取教训，在山东半岛的作战中重蹈覆辙，使日军得以沿袭进犯旅大的故伎，一举攻占威海，全歼北洋海军。

第三，不懂得正确使用海军。清朝海军军舰大多购自外洋，全部是新式装备，但是，组织编制和作战思想并无多大变化。北洋海军是整个海军的精华，其主要指挥官海军提督丁汝昌却不是海军出身，不熟悉近代海战原则。权力很大的外国雇员汉纳根等也是滥竽充数，并非真有本事。海军作为一个军种，本应有自己的作战计划，并应考虑如何实施海陆协同作战问题。日军渡海作战，夺取制海权是实现其战略方针的关键一着。中国海军为粉碎敌人的战略意图，则必须有计划、有准备地进行必要的海上较量。从当时双方海军力量的对比来看，互有短长。中国四支海军如能在正确的战略方针指导下，密切协同，不分畛域，集中力量对敌，与日本联合舰队争夺黄海制海权或局部制海权，特别是牢固控制渤海海峡，是完全有可能的。即使在黄海海战之后，中国海军仍可实行近海积极防御的方针，以辽东半岛、山东半岛为依托，以旅大、威海各炮台的岸炮火力为后盾，采取陆海协同、岸炮与舰炮相配合的战法，在一定海域内游弋，监视和牵制日本联合舰队的行动，并寻找有利条件下的攻击机会。这样，便可发挥清军兵力优势和本土作战的长处，减煞敌海陆军队的进攻势头，甚至粉碎其在辽东半岛和山东半岛登陆的企图。可是，中国四支海军非但未能联成一气，而且唯一参战的北洋舰队也被李鸿章视为私产，借口“保船制敌”，实行避战自保的消极方针，放弃争夺制海权。而在日本联合舰队已经驻泊朝鲜西海岸港口，并急于寻求与中国海军主力决战之际，李鸿章等又令北洋舰队在思想和物资准备都不充分的情况下执行护送陆军赴大东沟的任务，结果遭到日本联合舰队的袭击，造成了黄海海战的失利。之后，李鸿章故意夸大北洋舰队的损失，进一步压抑爱国官兵巡海迎敌的要求。旅大失守之后，北洋舰队株守威海，作茧自缚，偶尔出口巡弋，西不过登州，东不过成山而已。这种避战自保，坐以待毙的消极方针，终于招致了北洋舰队的全军覆灭。

第四，忽视战略战役侦察。利用各种手段，诸如海上侦察、战场侦察、敌后侦察等等，及时准确地获取战前定下决心和战斗进程中实施正确指挥所必需的有关敌人的兵力配备、作战意图、主攻方向、武器装备等方面的情报，是保障作战胜利的首要环节。日军在这方面下了很大功夫，战前对朝鲜全境和中国东北等预定作战地域的地形、天候、海岸设防、军队编制、驻防情况等无不一一探明，了如指掌，并进行了充分的有针对性的战争准备。战争进程中，同样十分重视战略战役侦察，连续获取可靠情报，据以定下决心。清军的情况正好相反。由于战争准备不足，对敌人的情况、战略意图等事先缺乏了解，战争过程中又忽视战略战役侦察，往往主观臆断，或被敌人的佯动所迷惑，以致对敌人主攻方向一再判断错误，造成极大损失。

四、军队腐败，纪律松弛，装备不良，训练不足，造成清军战斗力低下

甲午战争前，清政府虽在军事改革方面作过一些努力，但由于清军固习太深，上层钻营舞弊、士兵纪律废弛、陆军湘淮争斗，海军各分畛域等现象依然比比皆是。战争过程中，清军将领中虽然涌现出诸如左宝贵、邓世昌、聂士成、刘永福等勇敢善战的人物，但也不乏畏敌如虎、临阵脱逃的败军之将，如叶志超、方伯谦、龚照玙、赵怀业、刘超佩、李光久等等。连自动请缨的湘军将领吴大澄，也“一遁于双台子，再遁于石山站，以致前敌军皆不支”①。

由于将领畏葸无能，多数清军纪律败坏。如鸭绿江防线失守后，“逃军溃卒，势如潮涌”，卫汝贵所部更是“沿途肆掠，所过之处，鸡犬骚然，海城、盖平一带，居民逃避几空，畏官兵甚于畏倭寇矣”。②这样腐败的军队，其战斗力自然是十分低下的。徐庆璋曾痛切地指出：“所失各城，非失于贼之殊能，实失于我之不守。且前敌各军，尔忌我诈，我前尔却，胜固不让，败亦不救，甚至败则退，胜亦退，步步退让，贼焉得不步步前进。”③

军事技术装备方面，清军在洋务运动中虽有所改善，但与日军相较，毕竟存在不少差距。据估计，清军在甲午战争中尚有近百分之四十的士兵使用大刀、土枪等落后的武器作战。就是装备近代武器的部队，也是品种繁多，规格杂乱，不但各省军队武器不同，一营之中也往往类型不一，大大增加了战时弹药供应的困难。

清军缺乏训练，特别是陆军和海军都缺少在基本的战略战术和使用武器等方面具有相当知识的军官（而这正是使士兵获得军事知识的先决条件），以致有的士兵常常使用自己并不熟练甚至未曾受过操作训练的近代武器，与战术技术训练有素的敌人对阵，尽管其中不少人具有勇敢坚毅的良好品质，也难免受制于人，为敌所败。

五、脱离群众，不支持人民抗日斗争，是战争失败的基本原因之一

“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①封建统治阶级与人民群众处于完全对立的地位，自然不可能动员和依靠人民群众进行战争。可是，当外国侵略者打进国土，危及国家民族存亡之际，人民群众必然自发地以各种形式同入侵之敌进行斗争。甲午战争中，日本侵略者所到之处，人民群众纷纷武装起来，以非常简陋的武器与日寇拚杀，给了侵略者以沉重的打击。特别是台湾人民的殊死抗日，更表现出了中华民族决心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清朝统治当局尽管有时也能利用一下群众抗日的热情（如嘉奖辽阳民团等），但在妥协投降路线的指导下，防民甚于防寇，非但不真心支持群众抗日，而且予以阻挠破坏。甲午战争爆发不久，就有人提出在天津兴办团练的建议，结果遭到李鸿章等人的斥责。清政府连兴办团练都要加以斥责，对于真正的抗日群众武装，自然更不容许了。更有甚者，当台湾军民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与日寇浴血奋战的时候，清廷竟借口“有碍和约”，不但不接济饷械，连刘永福派人到大陆募集的捐款也被扣留。这种助敌殃民的卖国行径，终于导致了可歌可泣的台湾军民抗日斗争的夭折。

除上述各种主观原因外，中国之所以战败，还有其深刻的国际背景。这次战争不但是日本对中国和朝鲜的侵略战争，也是列强在世界范围内争夺殖民地斗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特别要指出的是，狡诈毒辣的沙皇俄国政府，与日本军国主义者狼狈为奸，积极参与了这场罪恶的侵华战争。在战争爆发以前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沙俄的扩张重点已经移向远东，但鉴于自己在远东的力量还不雄厚，无法与英国匹敌，因而极力拉拢日本，在朝鲜问题上进行某种程度的合作，以排挤清政府和英国的在朝势力。这就助长了日本侵略中国的野心。战争爆发前夕，幻想“以敌制敌”的李鸿章四处奔波，请求外国干预，尤其对沙俄寄予很大希望。沙俄佯称愿意调处，实则怂恿日军挑衅。当日军云集汉城、仁川，丁汝昌等一再请求积极备战时，李鸿章继续被俄国驻华公使喀西尼关于沙俄允许调停之说所骗，对前线将士的要求不予理睬。这就给日军以可乘之机，招致了丰岛海战和成欢之战的失败。清军初战失利，对以后战局的发展不能不产生重大的影响。迨至日军进攻中国本土，相继占领大连、旅顺等地，沙俄发现日本的侵略活动已越出其许可的范围时，它便积极配合日本进行诱降活动。“日本政府得悉俄国政府如此赞助，甚为欣悦”①，于是更加有恃无恐地接连攻占牛庄、营口，直逼津京。《马关条约》签订后，沙俄等三国干涉还辽，最后使甲午战争按照俄、日对中朝的分赃协议结束。之后，沙俄又以还辽“有功”，诱迫清廷与之签订不平等条约，使中国东北地区沦为它的势力范围。恩格斯早在1894年就指出：“中日战争是把日本作为工具的俄国政府挑起来的。”①甲午战争的进程和结果，完全证实了革命导师这种鞭辟入里的深刻揭露。

甲午战争的失败原因

1、缺乏预见

19世纪后期，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已经完成了向帝国主义阶段的转变，资本输出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引起对殖民地更加激烈地争夺。

日本在19世纪60年代“明治维新”以后，资本主义得到较快发展，与封建的武士道精神结合在一起，产生了军国主义，极具扩张性和掠夺性。

2、战略原因

中国方面，战前则没有明确的战略方针和作战计划。由于统治集团主战、主和意见分歧，相互掣肘，事先既未组成专门的作战指挥机构，更无统筹全局的战略指导。始寄希望于俄、英等国的“调停”，继则在海陆战端已启的情况下仓促宣战，并命令北洋大臣李鸿章“严饬派出各军，迅速进剿”，沿江、沿海“遇有倭人轮船驶入各口，即行迎头痛击，悉数歼除”。

实际上是实行海守陆攻的作战方针。从战略规划方面，日本就已经拔了头筹。

3、装备劣势

在双方争取制海权的黄海海战中，清军以劣势兵力（清军3000吨军舰两艘，3000吨以下军舰10艘，日军3000吨军舰8艘，3000吨以下军舰4艘）迎击日军。受限于军舰制造时的技术条件，北洋军舰有效射击距离不超过3000米，而装备了新式测距仪的日本军舰吉野，有效射程可以达到5000米。日军还装备了新式的速射炮。

4、党派争斗：清廷内部

清朝后期，以光绪帝恩师翁同龢为首的清流派和李鸿章为首的洋务派关系日益恶化。

李鸿章虽有宰相尊称，但当时清政府不设宰相，皇帝之下的最高机构是军机处。李鸿章空有宰相的虚名，但只是北洋大臣兼直隶总督，长期驻地为天津和保定，没有皇帝召见，不得擅自进京。

为了限制李鸿章在甲午战争时期的权利，清流派奏请光绪帝，调来了和李鸿章有矛盾的李秉衡出任山东巡抚。  李秉衡，辽宁人，和翁同龢是挚友，亦属于清流言官，甲午战争时期，处处和李鸿章作对，各种奇葩的借口不发援军，以至于刘公岛成为一座孤岛，在经历了悲壮的抵抗后，最终陷落。

扩展资料：

纵观李鸿章的战略指挥，一方面用原始的打农民战争的经验指挥对日作战，另一方面，又从主观愿望出发，多次错判形势。我们知道，正确的战略指挥，是建立在全面细致的侦察和周到严密的部署之上，但李鸿章对侦察到的情报，往往枉加修正，他心里想着朝廷，主观上便认为，凡危及朝廷的方向，就是日军进攻的方向，结果使战略指挥与战场实际不相符合，从而一次次酿成大错。

甲午战争的失败，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各种错误的叠加，便促成了清军的惨败。作为战略指挥员，战前信心不足，战中指挥失误，但随时却谋求通过外交等手段化解战争危机，这不能不说犯了战略性的错误。

甲午战争的悲剧在于，李鸿章以政治家的角色，扮演了一位陆海军的统帅，他用政治原则代替军事原则指挥作战，这其中方向性的偏差，就不止是一场战役战斗的偏差，而是全局性的，致命的偏差。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甲午战争

甲午战争失败的原因和启示是什么

甲午战争失败的结果给中华民族带来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大大加深了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化的程度;下面是我为大家整理的关于甲午战争失败的原因，一起来看看吧!

甲午战争失败的原因

缺乏预见

战略原因

装备劣势

党派争斗

甲午战争失败的启示

中国

甲午战争失败标志着清朝历时三十余年的洋务运动的失败，取得的近代化成果化为乌有，打破了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对民族复兴的追求。割地赔款，主权沦丧，便利列强对出资本，掀起瓜分狂潮，标志着列强侵华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大大加深了中国的半殖民地化，中国的国际地位急剧下降。甲午战争直接导致中国人民挽救民族危亡的运动高涨，资产阶级掀起了维新变法运动和民主革命运动，中国人民自发反抗侵略的斗争高涨，如义和团运动。

远东

日本得到巨额赔款和台湾等战略要地，不仅促进了本国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而且便利了日本对远东地区的进一步侵略扩张，使日本一跃成为亚洲唯一的新兴资本主义强国。另外，日本为了对抗俄国，湔雪三国干涉之耻，一方面提出“卧薪尝胆”的 口号 ，重新开启十年扩军计划;另一方面促成了“英日同盟”的形成，开始了东亚地区新一轮的争霸。甲午战争标志着中朝之间上千年的宗藩关系正式终结，朝鲜名义上获得了独立，实际上却被日本控制。之后俄国势力进入朝鲜，日本和俄国在朝鲜的争夺日趋激烈，最终引发了1904年日俄战争。对远东局势来说，《马关条约》掀起了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狂潮，加剧了帝国主义列强在远东的争夺，三国干涉还辽事件明显地反映了列强在侵华问题上既相互勾结又相互争斗。

中日甲午战争简介

中日甲午战争是19世纪末日本侵略中国和朝鲜的战争。按中国干支纪年，战争爆发的1894年为甲午年，故称甲午战争，而日本称日清战争，西方国家称第一次中日战争(Sino-Japanese War)。明治维新的日本开始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对外积极侵略扩张，确定了以中国为中心的“大陆政策”。

而此时的清朝是一个通过洋务运动回光返照的老大帝国，政治十分腐败，人民生活困苦，官场中各派系明争暗斗、尔虞我诈，国防军事外强中干，纪律松弛;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逐步向帝国主义过渡，日本的侵略行径在一定程度上得到西方列强的支持。1894年，朝鲜爆发东学党起义，朝鲜政府军节节败退，被迫向宗主国清朝乞援，日本乘机也派兵到朝鲜，蓄意挑起战争。

1894年(光绪二十年)7月25日丰岛海战的爆发，甲午战争开始，由于日本蓄谋已久，而清朝确实仓皇迎战，这场战争以中国战败、北洋水师全军覆没告终。中国清朝政府迫于日本军国主义的军事压力，1895年4月17日签订了《马关条约》。甲午战争的结果给中华民族带来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大大加深了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化的程度;另一方面则使日本国力更为强大，得以跻身列强。

甲午战争失败的原因及历史教训是什么

2014年是甲午年，是甲午战争爆发120周年。甲午战争是中日两国不能忘记的历史事件。下面是我为大家整理的关于甲午战争失败的原因，一起来看看吧!

甲午战争失败的原因

一，清政府的腐败无能，

二，北洋水军军备力量有限，好多枪炮都是假的打不出来，子弹稀缺，

三，洋务运动受到顽固派的层层阻拦，

四，日本明治维新使之国力大增。

甲午战争失败的历史教训

正确处理中日关系的关键词

1、关键词之一：国家实力

近代欺凌过中国的列强，不都已经完成了或者正在完成工业化。中国当时只是经历了延迟的、不完全的早期近代化——这个过程还不如日本幕末的改革。国家强大的基本要素有三：经济实力增长，社会制度先进，人民奋发向上。今天，通过60多年的建设、改革和发展，我们已经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迈出了坚实步伐，国家经济总量已经超过日本，仅次于美国。中国社会主义民主制度更是人民历史的选择，其优势已经得到证明。中国人民斗志昂扬，团结一心。人民军队现代化建设进程加速，其保卫国家的决心也是坚定不移的。这些都与120年前的清政府有着天壤之别。

近期，日本当局企图否定二战格局，修改“和平宪法”，坚持解禁“集体自卫权”，都是针对中国的危险举动，也是关乎未来日本走向，亚太安全格局乃至战后国际秩序的危险举动。我们必须正告玩火者：2014年的马年不是1894年的马年，1894年的马年是不可能在今天复制的。

2、关键词之二：铭记历史

旅顺大屠杀中日军屠杀中国百姓

在中国人人知道“南京大屠杀”。但是有许多人不知道，早在1894年11月，还发生过“旅顺大屠杀”。1894年11月18日，日军进攻旅顺，三天后旅顺陷落。接着，日军就在旅顺城内进行了4天3夜的抢劫、屠杀和强奸，屠杀中国同胞一万八千余人，只有埋尸的36人幸免于难。这里只引用大屠杀的目睹者英国人艾伦的一小段记载：“日本兵追逐逃难的百姓，用枪杆和刺刀对付所有的人;对跌倒的人更是凶狠地乱刺。在街上行走，脚下到处可踩着死尸。天黑了，屠杀还在继续进行着。

枪声、呼喊声、尖叫声和呻吟声，到处回荡。街道上呈现出一幅可怕的景象：地上浸透了血水，遍地躺卧着肢体残缺的尸体;有些小胡同，简直被死尸堵住了。死者大都是城里人。日军用刺刀穿透妇女的胸膛，将不满两岁的幼儿串起来，故意地举向高空，让人观看。”

同样应该铭记的还有云林大屠杀。《马关条约》把台湾和澎湖列岛割让给日本(含钓鱼岛，今天的争端起始于120年前)，从1895年到1945年，台湾人民饱受日本人的欺凌侮辱。日本在台湾犯下的罪行罄竹难书。

为了镇压台湾人民的抗日斗争，1896年6月20日至23日，日军第二旅团集结重兵进攻云林，焚毁村社，屠杀人民，妇女幼儿也在残杀之列。民房被烧4925户，被残杀人数已无法统计确切，各种记载在6000人至三万人之间。对于云林大屠杀，当时在台湾的洋人就曾投书报纸

。《香港日报》7月14日报道：“日本人正采取歼灭所有台湾人的策略……台湾人的收获破坏、家园烧毁，祖先坟墓挖掘、妇女遭凌辱，愤怒到极点……”。8月25日《泰晤士报》：“日本士兵暴戾侮慢之程度令人咋舌……肆无忌惮地杀人放火……老幼妇女皆不能免……野蛮且苛酷之东方新强国。”8月22日《苏格兰人报》：“日本之政略，似乎在于将全岛居民都赶出去。”

2014年2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通过9月3日为中国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通过12月13日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正是对一段历史的铭记。

甲午战争的直接后果

●甲午战争给中国人民留下刻骨铭心的历史创伤和挥之不去的奇耻大辱，是近代以来中国国耻史上的黑暗一页，也是中华民族寻求伟大复兴的重要历史契机。

●甲午战争给日本带来短暂的繁荣富足，却误导该国走上一条无止境的对外扩张之路，奏响了“大日本军事帝国”从萌芽、壮大到走向败亡的序曲。

●甲午战争改变了东亚国际关系的基本格局，加剧了资本主义阵营内部的利益冲突，扰乱了东亚的和平，并且最终威胁到世界的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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