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秩序墨西哥完整版。西甲新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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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为什么说世界上只有19个国家？
• 2、墨西哥卡德纳斯改革是怎样的？
• 3、坎昆的相关会议

为什么说世界上只有19个国家？

优质回答为什么说世界上只有19个国家？

日前美国《新闻周刊》别出心裁，以“世界新秩序”（The New World Order）为题，发表了一张新的“世界地图”，这张地图不以各国主权下的领土为界，而是按照人种、民族、宗教来划分。这样一来，世界上只剩下了19个“国家”。

首先是“新汉莎”（New Hansa），包括丹麦、芬兰、德国、荷兰和瑞典。新汉莎中的这些国家有共同的日耳曼文化渊源，拥有令人称羡的福利制度，居民储蓄率较高（25%），出口高附加值的产品，而且就业、教育和技术创新水准都在世界前列。

第二个“国家”叫“边界地区”（the Border Areas），包括比利时、捷克、爱沙尼亚、匈牙利、冰岛、爱尔兰、立陶宛、波兰、罗马尼亚、斯洛伐克和英国。这些国家在正在形成的世界新秩序下正在找寻属于自己的位置，地位不稳，文化上也相当混沌（如罗马尼亚、比利时），历史上常常被强大的邻国欺侮，未来也需要在他人的势力范围内寻求自主。

第三个“国家”叫“橄榄共和国”（Olive Republics），包括保加利亚、克罗地亚、希腊、意大利、马其顿、黑山、葡萄牙、斯洛文尼亚、西班牙。这些国家源于古希腊和古罗马的文化，但在各项经济指标上整体落后于北欧各国，贫困人口多一倍，就业率低10-20%，而且出生率奇低，尤其是希腊、西班牙、葡萄牙政府还有巨额赤字。

第四个“国家”叫“城市国家”（City-States），包括伦敦（二流国家中的一流城市）、巴黎（法国GDP的25%）、新加坡（现代城市化的成功典范）、特拉维夫（以色列高科技出口基地）。

第五个“国家”叫“北美同盟”（North American Alliance），包括加拿大、美国，经济、人口构成、文化把这两个国家连在一起，是世界最大的高科技经济体，最大的农业生产基地，人均淡水量比亚洲、欧洲多三倍。别以为这块地方会走向衰落，至少现在还没有。

第六个“国家”叫“自由主义者”（Liberalistas），包括智利、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墨西哥、秘鲁。尽管人均收入较低，贫困人口较高，这些国家是拉美国家民主和资本主义的旗手，绝不可能和美国闹翻。但是在经济上这些国家的未来依然有不确定性：走国家资本主义还是经济自由主义？

第七个“国家”是“玻利瓦尔共和国”（Bolivarian Republics），包括阿根廷、玻利维亚、古巴、厄瓜多尔、尼加拉瓜、委内瑞拉。这些国家以委内瑞拉的查韦斯为典型代表，走庇隆主义，有独裁的倾向。虽然贫穷，但是这些国家拥有丰富的矿产和能源资源，是中国和俄罗斯这样的国家拉拢的对象。

第八个“国家”是“单蹦国”（Stand-Alones），他们是巴西（处于“自由主义者”和“玻利瓦尔共和国”之间，属于二流强权）、法国（反盎格鲁-撒克逊文化的先锋，实力逊于汉莎国）、大印度（人均收入只有中国的三分之一，拥有世界上最大的贫民窟，是最大世界上经济发展最迅速的国家之一）、日本（以其雄厚的资金和技术资源，日本仍然是世界强权，尽管其技术优势正在被韩国、中国、印度和美国蚕食）、韩国（韩国已经成为技术强国，成功地从全球经济衰退中脱身）、瑞士（繁荣、优良的商业环境）。

第九个“国家”是俄罗斯帝国，包括亚美尼亚、白俄罗斯、俄罗斯联邦、乌克兰。俄罗斯帝国建筑在斯拉夫特性之上，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某些特殊的科学技术特长外加强大的军事力量。

第十个“国家”是“狂野东部”（The Wild East），包括阿富汗、阿塞拜疆、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巴基斯坦、塔吉克斯坦。这个地区将持续成为各方势力角力的中心，包括中国、印度、土耳其、俄国、北美。

第十一个“国家”是“伊朗斯坦”（Iranistan），包括巴林、加沙地带、伊朗、伊拉克、黎巴嫩、叙利亚。伊朗石油资源丰富，教育程度相对较高，是上升中的强权，但是意识形态不仅与美国对抗，而且与大阿拉伯地区矛盾。这一地区经济管治水准不彰，依赖消费品、高科技设备甚至石油产品的进口。

第十二个“国家”是“大阿拉伯”（Greater Arabia），包括埃及、约旦、科威特、巴勒斯坦、沙特阿拉伯、阿联酋、也门。这一地区的石油资源奠定了其政治和金融的地位，尽管人均收入差别甚巨，但是共同的宗教和人种让这些国家紧密联系起来，与世界其他地区的关系不融洽。

第十三个“国家”是“新奥斯曼”（The New Ottomans），包括土耳其、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土耳其不再唯欧洲马首是瞻，将其外交和经济的中心转向过去奥斯曼帝国的兄弟，并发展和中国、俄罗斯的贸易。

第十四个“国家”是“南非帝国”（South African Empire），包括博茨瓦纳、莱索托、纳米比亚、南非、斯威士兰、津巴布韦。南非是非洲首富，有肥沃的土地，丰富的资源，非洲大陆最发达的基础设施和工业基地，与莱索托、博茨瓦纳以及纳米比亚有密切的文化联系。

第十五个“国家”是“撒哈拉以南非洲”，包括安哥拉、喀麦隆、中非、刚果（金）、埃塞俄比亚、加纳、肯尼亚、利比里亚、马拉维、马里、莫桑比克、尼日利亚、塞内加尔、塞拉利昂、苏丹、坦桑尼亚、多哥、乌干达、赞比亚。这些国家有穆斯林，也有基督教，有的说法语，有的说英语，缺乏共同的文化背景。但其自然资源成为有钱的国家（如中国）觊觎的对象。

第十六个国家是“马格里布带”（Maghrebian Belt），包括阿尔及利亚、利比亚、毛里塔尼亚、摩洛哥、突尼斯。这些国家中有像利比亚和突尼斯这样的小康国家，但是依然存在相当严重的贫困问题。

第十七个国家叫“中央王国”（Middle Kingdom），包括中国大陆、香港、台湾。中国也许不会如IMF所预测的那样在10年左右超越美国的GDP，但是毫无疑问是个新兴的超级大国。其历史优越感和种族的认同依然强烈，汉民族占90%的总人口，是世界上最大的单一文化种族集合。未来30年面临的问题是，在高度集权的体制下，贫富差别加剧，环境持续恶化，人口迅速老化。

第十八个“国家”是“橡胶带”（The Rubber Belt），包括柬埔寨、印度尼西亚、老挝、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越南，这些国家的矿产、水利、橡胶以及农产资源丰富，虽然政治不大稳定，但是正在工业化进程，有望成为下一个经济高增长的地区。

第十九个“国家”是“幸运之国”（Lucky Countries），即澳大利亚、新西兰。国民收入与北美相当，与英国、北美有共同的盎格鲁-撒克逊文化，但其地理位置和资源让中国以及印度成为最大贸易伙伴。

墨西哥卡德纳斯改革是怎样的？

优质回答    1934—1940年拉萨罗·卡德纳斯（Làzaro Càrdenas，1895—1970）在墨西哥执政时期的资产阶级改革，是20世纪30年代拉丁美洲历史上最重大的事件之一。这是一场反帝反封建性质的变革，通过土地改革、国有化运动以及对封建独裁制度的打击，使墨西哥社会向前迈进了一大步。它不但对墨西哥当代社会经济的发展具有巨大的促进作用，而且对第三世界民族民主解放运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改革的前提与准备 墨西哥自19世纪20年代建国以后，便开始了半殖民地化和半封建化的过程。随着帝国主义时代的到来，也就是到了波菲里奥·迪亚斯统治时期（1877—1880，1884—1911），这一过程给墨西哥民族带来的深重灾难已达顶点。

      这个半殖民地国家，被比作“外国人的亲娘，墨西哥人的后娘”。这个时期的墨西哥，1%的人口占有97%的土地，而96%的人口仅占1%的土地。迪亚斯长达30余年的独裁统治，使帝国主义与墨西哥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与人民大众的矛盾空前尖锐。 1910—1917年的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总代表迪亚斯反动政府。社会阶级力量对比的变化，集中反映在新政权的构成上。民族资产阶级虽因先天不足而未能解决所有制问题，但却利用广大工农的力量，使政权性质发生了变化，建立了以资产阶级为主体的资本家—地主联合专政。墨西哥人民的三项要求———“土地与自由”、“墨西哥人的墨西哥”和“有效选举，不得连任”，作为革命的重要成果，写进了1917年宪法。新宪法虽未立即完全付诸实施，但它却标志着墨西哥历史发展的新方向。

     这场革命中断了半殖民地化和半封建化的进程。 革命胜利后，墨西哥开始了两个过渡：由半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的过渡；由半殖民地向主权国家的过渡。过渡时期（1917—1934）阶级矛盾的特点是：封建势力仍在农村占主导地位；而在城市和北部乡村，资本主义已占优势，所以就全国经济而言，资产阶级和封建势力保持着力量上的均势。民族矛盾的特点则是：帝国主义凭借租让制，仍操纵着墨西哥的经济命脉，但外国侵略军在墨西哥国土上为所欲为的日子已一去不复返。与此同时，在政治体制上，贝努斯蒂亚诺·卡兰萨（1915—1920）、阿尔瓦罗·奥夫雷贡（1920—1924）、普卢塔乔·埃里亚斯·卡列斯（1924—1928）等任总统期间，仍进行着军事独裁统治，谁也无法打破“不得连任”的规矩。这个新政权虽带有妥协性、软弱性，却推行了一系列维护新秩序的措施，导致政府统治基础的逐渐扩大，国家资本主义的初步建立，城乡资产阶级的发展壮大，全国中央集权的巩固强化。随着阶级力量对比的变化，到30年代初，解决土地所有制问题的客观历史前提已经具备。

坎昆的相关会议

优质回答（1981年10月22日）

坎昆是墨西哥的旅游胜地，它坐落在墨西哥东南的海面上，是一个风景秀丽的小岛，从高空俯瞰，它宛如万顷碧波中游动着的一条水蛇。1981年10月22日，这个美丽迷人的小岛更加受到世人的瞩目，因为在这里召开了第一次包括中国在内的由14个发展中国家和8个发达国家的元首或政府首脑参加的“关于合作与发展的国际会议”——“坎昆会议”。 这次会议是在南北双方经济关系矛盾日益加深的背景下召开的。众所周知，广大发展中国家在取得了政治独立后，在发展民族经济方面作了很大的努力，取得了不同程度的发展，对发达国家的依附程度也有所降低。它们经济的年平均增长率在60年代和70年代分别达到5.6%和5.3%，高于发达国家的5%和3.1%。它们的国民经济结构和商品出口结构也都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变化，到1979年，这些国家的制成品出口比重已增至21%。

但是，旧的国际经济秩序并未随着上述情况而改变。发达国家通过一些国际金融机构和跨国公司的活动，在世界经济的各个领域继续处于垄断地位。发展中国家在生产、贸易、技术、以及货币金融等方面，都受到不公正和不平等的待遇。发达国家在发展中国家投资的利润，要比对发展中国家本身投资的利率高一倍左右。

鉴于上述原因，广大发展中国家迫切要求改变旧的国际经济关系，摆脱对发达国家的依附。这一斗争早在50年代万隆会议期间即拉开了序幕，70年代初，又有了新的转机。1974年，在联合国第6次特别会议上，发展中国家明确提出了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主张，并通过了《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宣言和行动纲领》，迫使发达国家首次正式承认经济上的不公正对世界安全与和平造成了威胁。1979年，发展中国家又提出了全球性国际谈判的建议。同年，第34届联大通过了要发动全球谈判的决议。但由于美国的强硬态度，1980年的第11届特别联大和第35届联大都未能就全球谈判的议程和程序达成协议。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墨西哥和奥地利等11国外长在1980年底和1981年初两次开会，筹备召开坎昆南北首脑会议。 在正式的首脑会议上，与会各国政府首脑以“建设性和积极的精神”就南北经济关系谈了自己的看法，发展中国家希望通过对话缓和南北矛盾，缩小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差距，加速民族经济的独立发展。中国代表在会上提出中国政府对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五项原则。西欧、日本、加拿大等发达国家注意到发展中国家在国际政治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主张加强南北合作改善国际经济关系，此次会议为期两天。会后，由于80年代初发达国家陷于战后持续时间最长的经济衰退，其政府精力主要集中于解决国内经济问题，无暇顾及南北关系。再则改革旧秩序势必影响发达国家的既得利益，所以他们往往不肯在实质性问题上让步，拒绝或敷衍发展中国家的合理要求。坎昆会议最后仅仅重新肯定了在联合国支持下全球谈判的可取性和紧迫性，对全球谈判起到了一定的政治推动作用。

不过，在坎昆会议上，发展中国家首脑和发达国家首脑能够坐在同一张谈判桌上，正式地专门讨论南北关系问题，这在历史上还是第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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