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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教师资格网怎么登陆?

中国教师资格网怎么登陆?

优质回答登录步骤:

1、百度搜索中国教师资格网,

2、点击进入官方网站,

3、进去之后查找相关资料即可。

拓展资料:

教师资格网成立于2007年08月,是专门为学员提供教师资格考试信息服务的专业门户网站。公司总部位于北京,凭借本站核心团队在教育行业和IT业的多年工作经验,网站自诞生之日起,便成为每个学员的网上学习交流的园地。网站用户95%为在校大学生、在职人员或白领阶层,具有高素质、高消费能力等特点。

本站以考试服务为核心,为广大考生提供考试报名信息、考试培训辅导、在线模拟测试、历年考试试题、考试方法技巧等考试资源;培训辅导与彼岸教育等培训机构达成战略合作关系;在线模拟测试与多家出版社、培训机构和老师达成合作联盟。

教师资格证是教育行业从业人员教师的许可证,在我国师范类大学毕业生须在学期期末考试中通过学校开设的教育学和教育心理学课程考试,并且要在全省统一组织的普通话考试中成绩达到二级乙等(中文专业为二级甲等),方可在毕业时领取教师资格证。非师范类和其他社会人员需要在社会上参加认证考试等一系列测试才能申请教师资格证。

2020广西桂林市叠彩和七星区公办小学学区划分范围

优质回答 叠彩区小学学区划分范围

一、桂林市桂岭小学:

中山北路(单号1号—41号;双号2号-34号)、鹦鹉路、翊武路(单号5—13号;双号师大附中后门至路尾)、西清路、翊武路北巷、教子坳、铁佛路、东镇路、蚂蝗洲。

二、桂林市芦笛小学:

中山北路(单号43—49号,双号36—62号)、驿前横里、驿前直里、复兴里、翊武路(单号15—23号)、芦笛路、清秀路1-4号、九华路(1—13号)、桂香里、五中教师公寓、橘子公社(圣隆路18号)。

三、桂林市凤集小学:

中山北路单号51—133号及以西范围(含凤东小区、圣隆天龙居、胜利路三巷)、环城北一路19—35号、群众路、抗战路。

四、桂林市拱极小学:

中山北路:单号135—175;中山北路:双号112(桂圳城市领地)--170号(气象局)、蒋家岭、新建路、北仓路、芳华路。

五、桂林市胜利小学:

1.圣隆路北端路口以北(不含圣隆天龙居小区、胜利路三巷)。

2.西一里、西二里、西三里(湘桂铁路以西);胜利路东一里、东二里、东三里、东四里(十九中路口以南);胜利路一巷、二巷。

3.水塔路南一里、南二里、北一里、北二里;水塔路南巷(原九华路16号);九华路22号花千树。

4.桂北新区(原柳州铁路局新建职工住宅小区)、北冲村。

5.福利院。

六、桂林市城北小学:

联发乾景、联发欣悦、恒大江湾、阳光叠彩、北和安居小区、猫儿山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宿舍、国奥城、橘子郡。

七、桂林市希望小学:

1.农业户:大河乡农业户籍、住址为漓江以西的村民子弟。

(1)乌石村委:含乌石街、下塘村、上塘村。

(2)星华村委:含上窑村、下窑村。

(3)南洲村委:含赵家桥村、上南洲村、下南洲村。

(4)五福村委:含浔家桥、定江里、泗洲湾、蔡家渡、张家村。

2.非农业户口:中山北路单号177号-187号及以北范围,含大河卫生院、金河小区、富桂苑、叠彩商贸城、汽配城、华城新贵小区、中房阳光小区。

3.恒大广场、金河大厦、青城苑、碧桂园漓江公馆。

八、桂林市大河中心校:

1.上阳家村委。

2.群力村委:含唐家村、下阳家村、莲塘村、易家村。

3.大河村委:大河圩、莫家地、下梁江。

4.蒙正村委:含王家冲、斋塘村。

九、桂林市临社小学:

1.大村村委。

2.白竹干村委:含白竹干、陈家村。

3.尧山村委:含社塘、莫家村。

4.潘家村委:含潘家村、中村。

5.联发旭景51栋——76栋。

十、桂林市新民中心校:

1.新民村委:含江头村、山底村、董家巷、东窑村。

2.四联村委:含中间村、柑子园、石家村、白石潭。

备注:未竣工、未销售、未使用的住宅小区均不在本服务学区范围内,学区范围解释权属桂林市叠彩区教育局。

七星区小学学区划分范围

育才小学划片范围:

1.七星路从大圆盘到空明东路路口及七星路三巷。

2.育才路(不含98、99号)非农户。

3.朝阳路南侧非农户12号、16号。

4.普陀路从大圆盘到朝阳路地段的东侧(1号、2号、10号、14号)。

5.空明东路1-13号单号。

6.骖鸾路东侧(1号、3号、5号、7号)。

7.漓江路3号。

石油小学划片范围:

1.空明东路2到20号(不含1到13号的单号,空明东路12号为华御公馆住宅小区);

2.空明西路1-9号;

3.七星路93号、95号、7号(普天花园)、怡和东岸一期;

4.七里店路1号;

5.星火机械厂集资楼;

6.育才路南侧-合心苑小区;

7.合心道2号联发·君澜天地住宅小区;

8.七星路93号金地·怡和东岸二期(金地·熙园)住宅小区。

龙隐小学划片范围:

1.普陀路从三里店广场到朝阳路口地段的西侧(普陀路1-37号,含会仙路、会仙小区一带);

2.七星路从三里店广场至龙隐桥头两侧(2-26双号、1-67单号)及七星路一巷、二巷;

3.码坪街、辅星路、金星路、龙隐路;

4.漓江路从三里店广场至观光酒店及其以北范围(2-18双号);

5.施家园路1-29号的单号,2-26号的双号(只到腾龙苑,不含施家园村,不含龙隐园一区和二区);

6.湖畔山庄(会仙路11号)、公园绿涛湾(七星路13号、会仙路8、9、16号)、新天地(会仙路18号)、冠泰·城国住宅小区(七星路39-1号)、家乐城(七星路29号)、景韵世家(七星路16号)、东岸枫景(七星路35号)、绿海新城(辅星路16号)、鑫海国际(辅星路13号)、隐龙居(施家园路21号)、恒祥花园(漓江路18号)、望城岗小区(辅星路8号);

7.国际商贸城住址小区(七星路26号)。

穿山小学划片范围:

1.漓江路从漓江桥至骖鸾路口南侧;

2.穿山村委1—27组;

3.七星花园、穿山小街、光学仪器厂、梨子园;

4.住地在施家园的农业户,施家园梨园路以南的非农户;

5.新建小区:国展购物公园、中软现代城、时代天悦、香格里拉、漓江路一巷同和颐园、漓江路13号竣为公寓及天香佳园小区。

英才小学划片范围:

1.七星路从岩溶研究所至环城南一路(不含岩溶研究所)以南,五里店路,教师公寓(五里店路25号),七星新城(五里店路28号),兴进·上郡住宅小区;

2.环城南一路从时代广场小区路口至穿山东路交叉路口的长盛时代广场(环城南一路3号)、污水厂宿舍(环城南一路7号)、竣为景观(环城南一路8号)、地质监测站宿舍(环城南一路12号)、兴进广场住宅小区(环城南一路14号);

3.毅峰路及其以南范围,含青岭路、毛塘路、毛塘西路、毛塘西路南侧;世和花园(毛塘路21号),毛塘路19号新建住宅小区;

4.骖鸾路(1、3、5、7号除外)及骖鸾路西一巷2号,兴进上城(骖鸾路4号);

5.穿山东路从毅峰路口至环城南一路以东(不含东晖国际公馆),七星花园世纪新城小区、万达广场住宅楼、彰泰·天街住宅小区;

6.中级法院宿舍区(空明西路9-1号)、空明西路10-35号;

7.周家新村、染房新村。

辰山小学划片范围:

1.辰山路:1号(电科所)、2号(味精厂);

2.环城北二路:46号(桂花园)、48号(屏风花园)、50号、52号(漓江花园)、环城北二路56-1号(工学院宿舍区)、56-2号(医学院宿舍区)、56-3号(澳洲花园)、56-4号(东城别墅区)、58号(澳洲假日)、60号(东城景苑)、66号(东城雅苑)、85号(富康苑)、91号(百合苑)、95号(桃花源小区)、148号(桂林市路灯管理处)、97号;

3.环城北二路从澳洲假日路口至虞山桥头一带新建住宅小区;

在原服务区的基础上增加建干路36号的中海·元居住宅小区、建干路38号的华郡小区(冠城大通小区)、建干路87号的联发·旭景——御景园小区。

汇通小学划片范围:

非农业户(以实际常住地为准)

1.朝阳路北侧。

2.普陀路从朝阳路口到六合路口地段两侧。

3.环城北二路1-20号。

4.东环路口以东的六合路地段两侧。

5.金鸡路。

6.靖江路1号。

农业户(以户籍所在地为准)

1.穿山街道办事处1、2、3、4组。

2.朝阳乡岩前村委竹桥村。

3.朝阳乡新建村委唐家里村、毛家村、挂子山村。

东江小学划片范围:

东江小学本部

1.自由路及其以北,新桥以西路段一带范围。(含自由路、栖霞路、松树园、东江路、东江二路、临江路、临江上里、济民路、刘家园、六合花园、六合路老干所、福隆园17、18组)。

2.自由路至花桥以南,穿山路及其以东、西路段(含穿山路、新生街、古有巷、临江下里、下关里、张家园、桂花园、訾洲头、訾洲尾)。

3.住宅小区:芳香路36号“晶都.公园林涧”小区。

4.临江路258号“漓江郡府”小区。

电容分校

1.家旺苑(建干路29号),建干路35—59号单号门牌。

2.屏风路2号(四中宿舍区)、4号(电容器厂宿舍区)。

3.六合路1号—19号,41号—65号。

理工大附小

1.建干路(不含29号、35—59号单号)。

2.建干里、花园村、花园里、阳家里、芳香路。

启明星小学划片范围:

横塘路

北大公馆新建住宅小区

英才路16号科赛·智汇城小区

英才路12号英才园安居小区

英才科技园创业五道1号东苑国际小区;

朝阳乡湖塘村委三甲村、大路村、西江村、马鞍村、江背村。

七星中心校划片范围:

屏风校区:

1.彭家岭、黄莺岩两个自然村的生源及环城北二路32号(冠泰·水晶郦城小区)及交警集资住宅楼的生源;

2.环城北二路36号的冠泰·水晶城住宅小区的生源;

福隆园校区:

上关村、福隆园(除17、18组的其他各组)的生源。

三联校区:

滩头小村、六狮洲、王家碑的生源。

西南中心校划片范围:

1.西南村委、丫吉村委、岩前村委、新建村委的自然村农村户籍子女及外来人员子女;唐家里村、毛家、竹桥、褂子山居住的外来人员子女。

2.汇通小学学区范围内的外来人员随迁子女。

3.七星中心校学区范围内的外来人员随迁子女。

4.辰山小学学区范围内的外来人员随迁子女。

合心中心校划片范围:

1.田心里、冷家村、半塘尾、莫家坪、横塘村;

2.育才路98号和99号;

3.信息产业园信息路2号锦豪·迪亚小城住宅小区的居民适龄儿童以及符合政策的外来人员随迁子女。

樟木小学划片范围:

户籍属于樟木王家里、莫家里、巷口村、东边洲、吴家里、渡头村以及达尔曼、碧水康城、东晖国际公馆、三源小区、彰泰·兰乔圣菲、彰泰·春天等住宅小区的辖区适龄儿童。

日前,桂林市七星区人民政府教育局发布《关于调整部分小学学区范围的通知》(星教基教〔2020〕2号),对该区七星中心校、辰山小学、石油小学的学区范围作局部调整。通知全文如下:区属各小学:

随着城市建设的发展,我辖区新建了部分住宅小区,为确保义务教育法的贯彻实施,特对以下部分小学学区范围作局部调整。

七星中心校:原服务区内的建干路36号的中海·元居住宅小区、建干路38号的华郡小区(冠城大通小区)、建干路87号的联发·旭景——御景园小区调整为辰山小学学区。

辰山小学:在原服务区的基础上增加建干路36号的中海·元居住宅小区、建干路38号的华郡小区(冠城大通小区)、建干路87号的联发·旭景——御景园小区。

石油小学:在原服务区的基础上增加七星路93号金地·怡和东岸二期(金地·熙园)住宅小区。

急求十个清末时期到民国时期文化名人 的事迹!最好具体一点!注意是文化名人!有教育意义的!

优质回答王国维(1877—1927),字静安,号观堂,浙江海宁人,是我国近代享有国际盛誉的著名学者。1903年起,任通州、苏州等地师范学堂教习,讲授哲学、心理学、逻辑学,著有《静安文集》。1907年起,任学部图书局编辑,从事中国戏曲史和词曲的研究,著有《曲录》、《宋元戏曲考》、《人间词话》等,重视小说戏曲在文学上的地位,开创了研究戏曲史的风气,对当时文艺界颇有影响,辛亥革命后以清室遗老自居。至老,王国维也没有剪掉作为时代象征的辫子。1913年起转治经史之学,专攻古文字学、古器物学、古史地学,先后致力于历代古器物、甲骨金文、齐鲁封泥、汉魏碑刻、汉晋简牍、敦煌唐写经、西北地理、殷周秦汉古史和蒙古史等等的考释研究,还做了很多古籍的校勘注疏工作。他治史严谨,考证精湛,信而有征,不囿成见,主张以地下史料参订文献史料,多能发前人所未发,对史学界有开一代学风的影响。1923年春,当时溥仪小朝廷要选海内硕学之士,王国维经升允推荐,到北京充任逊帝溥仪的南书房行走(五品)。次年冬天,冯玉祥“逼宫”事件发生,王国维结束了“南书房行走”的工作。胡适、顾颉刚等人邀约他出任新成立的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院长,王国维推而不就,仅任教授;以其精深的学识、笃实的学风、科学的治学方法和朴素的生活影响了清华学人,培养和造就了一批文字学、历史学、考古学方面的专家学者。时与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并称清华四大导师“教授的教授”。1927年在北京颐和园投水自尽,给中国知识界留下了深深的颤栗和遗憾,也给后人留下了难解之谜。当时的一些清朝遗老把王国维比作屈原怀忠而自沉汨罗。《清史稿》还为他立了个“忠义传”。一向苛以誉人的鲁迅先生认为“他才可以算一个研究国学的人物”(《热风·不懂的音译》)。郭沫若称他为新史学的开山。

鲁迅,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原名周树人,号豫才。浙江绍兴人。七岁开始读书,十二岁从寿镜吾老先生就读于三味书屋。十三岁那年家里发生一场很大的变故,经济状况渐入困顿,接着父亲一病不起,使他饱尝了冷眼和侮蔑的滋味,“看见世人的真面目”。1898年离开故乡考进南京江南水师学堂;后又转入江南陆师学堂附设的矿路学堂。1902年初毕业后被选派赴日留学,先是学医,后为改变国民精神,弃医从文。1909年8月回国。辛亥革命后应蔡元培之邀去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供职,后又随部迁住到北平。1918年在《新青年》上发表新文学的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正式开始了辉煌的创作生涯,至1926年,又相继出版短篇小说集《呐喊》和《彷徨》等。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使其思想产生了飞跃,由此进化论思想为主导,转向以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论思想为主导。1930年3月“左联”成立时,被推荐为常委,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左翼文化运动的主将。后十年的杂文,更加深刻、犀利,有如匕首、投枪,充满了唯物辨证的精神。这些作品收在《而已集》、《三闲集》、《二心集》、《南腔北调集》、《伪自由书》、《准风月谈》、《花边文学》、《且介亭杂文》等专集中。1936年10月19日病逝于上海。毛泽东认为:鲁迅是“文化新军的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是“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号任公,笔名主要有过哀时客、饮冰子、饮冰室主人、新民子、中国之新民、自由斋主人、曼殊室主人、少年中国之少年等。广东新会人。他是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改良派的著名政治活动家、思想家、文学家和学者。他的一生,经历了晚清与民国两个时期;他的业绩,并包了政治和学术两个方面。

梁启超出生于一个半耕半读的家庭,自幼聪颖,四岁开始学习四书五经,九岁即能写出上千言的八股文章,十二岁中秀才,十六岁中举人。1890年,他十七岁时拜康有为为师,从康学习四年,受康有为的影响,开始探索挽救祖国危亡的变法维新之术。1894年6月,他随康有为入京参加会试。7月,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次年中国战败,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康有为、梁启超联合在京参加会试的1300多名举人,上书皇帝,要求拒签和约、迁都抗战、变法图强。这就是著名的“公车上书”。在社会各界引起了强烈反响。这年七月,宣传变法维新的第一个刊物《中外纪闻》在京创刊,梁启超是主要撰稿人。八月,维新团体“强学会”成立,梁任书记,成为康有为进行维新活动的得力助手。

梁启超的后半生与图书馆事业结下了不解之缘。1916年,反对袁士凯称帝的蔡锷(字松坡)将军病逝,梁启超上书大总统黎元洪《接受快雪堂设立松坡图书馆呈》,请拨北海快雪堂设立图书馆。此议得到批准。1923年松坡图书馆成立,后庑奉祀蔡锷及护国战争死难烈士,前楹设图书馆。为此,梁启超作《松坡图书馆记》及《松坡图书馆劝捐启》,号召社会各界关心该馆藏书建设及资金筹备,"庶仗群力,共襄阙成"。短短时间内,松坡图书馆已经办的颇有起色。

1925年5月,中华图书馆协会在北京成立,梁启超出席并在会上作《演说辞》,备述"建设中国图书馆学"和"养成管理图书馆人才"的重要性,提出了中华图书馆协会的具体任务:(一)、"把分类、编目两专门组切实组织,……制成极绵密极利便的目录,务使这种目录不惟可以适用于全国,并可以适用于外国图书馆内中国书之部分。"(二)、"择一个适当都市,建设一个大规模的图书馆,全国图书馆学者都借他作研究中心。"这是因为"一则财力不逮,二则人才不彀,与其贪多鹜广,闹得量多而质坏,不如聚精会神,不如将'一个'模范馆先行办好,不愁将来不会分枝发展。"(三)、"在这个模范图书馆内设一个图书馆专门学校,除教授现代图书馆学外,尤注重于'中国的图书馆学'之建设。"(四)、与私人藏书楼不同,这个图书馆"提倡不收费","许借书出外"。(五)、"另筹基金,编纂类书"。在本次会上,中华图书馆协会举行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公选梁启超为董事长。

1925年梁启超兼任国立京师图书馆(馆址在方家胡同)馆长和北京图书馆(馆址在北海庆霄楼)馆长,至1927年6月卸任,秉馆长职一年有余。

从1925年起到1929年梁启超病逝前,梁启超为中国图书馆事业做了大量实际工作,其中重点还在于"建设中国图书馆学"和"养成管理图书馆人才"两件事项上。1925年12月20日梁启超在至副馆长李四光、图书部长袁同礼的信中说:"购书事日本方面不可忽略,……最要者为几种专门杂志,最好能自第一号搜起,购一全份,例如《史学杂志》、《史林》、《支那学》、《佛教研究》、《宗教研究》、《佛教学杂志》、《东洋学艺》、《外交时报》等。"1926年4月14日至张元济的信说:"闻东方图书馆购取孟苹蒋氏密韵楼之藏,神往无已。……其中倘有副本,而可以见让者,愿为北京图书馆求分一脔,则南北学者,胥渥嘉惠,宁非盛事。"

在争取图书馆办公和购书经费方面,更让梁启超费尽精力。1926年7月5日,梁启超致信李四光、袁同礼:"颇闻日人之东方文化会眈眈于方家旧籍,吾馆似不能不乘此时急起直追……。"在至任志清等人信中又云:"馆中国宝甚多,仆尸馆长之名,而未举其实,万一有疏虞,责将谁卸?半年以来为兹事寝不安席。"1926年10月15日又致张东荪信云:"此馆诚为美庚款所办,但款极有限,开办费仅一百万元,建筑及购书在内(现所划建筑费仅六十万元,实不成门面,余三十五万供购书费),无法敷分配,每月经常费仅三千耳。"甚至在不得已之中,将自己十余年来在永年保险公司所买保险单向北京通易信托公司押款,用以支撑经费周转,半年之间,共垫出九千七百五十元。

1927年梁启超因身体状况,辞去馆长职务。1929年1月19日,梁启超病逝于北京协和医院。

康有为(1858~1927)清末资产阶级改良派领袖,后为保皇派首领。又名祖诒,字广厦,号长素。广东南海人。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进士。初年从简凤仪受传统儒学。继从朱次琦学,朱主“济人经世,不为无用之空谈高论”,力除汉、宋门户之见,而归宗于孔子。康有为受其影响,始觉“日埋古纸堆中,汨其灵明,因弃之”,“静坐养心”。国家的危亡,现实的刺激,使他对旧学发生怀疑。1879年,接触到西方资本主义思想和当时的改良思潮。后游香港,以为“西人治国有法度”。1882年,过上海,购读各种西书译本和报刊,开始向西方寻找真理。1885年,撰《康子内外篇》和《实理公法全书》,想往“平等公同”。1886年撰《教学通议》,主张“言教通治”、“言古切今”、尊周公、崇《周礼》,企图揉合古今中西之学,改良政治。1888年10月,鉴于中法战争后“国势日蹙”,形势险恶,第一次上书光绪帝,指出日本“伺吉林于东,英启藏卫而窥川滇于西,俄筑铁路于北而迫盛京。法煽乱民于南以取滇粤”,提出变成法、通下情、慎左右三事。返粤后,受今文经学家廖平启示,“明今学之正”。1890~1893年,在广州、桂林聚徒讲学,著有《长兴学记》、《桂学答问》,主张“勉强为学,务在逆乎常纬。”运用今文经学讲求变革,将《公羊传》的“三统”说阐发为“改制”、“因革”的理论,“三世”说推演为“乱世”、“升平世”(“小康”)、“太平世”(“大同”)的社会历史的演变程序,认为只有变法,才能使中国富强,最后达到“大同”的境界。1891年,刊印《新学伪经考》,谓东汉以来经学,多出刘歆伪造,是新莽一朝之学,“非孔子之经”(见经今古文学)。用以推翻古文经学“述而不作”的旧说,打击封建顽固派的“恪守祖训”,为扫除变法维新的障碍准备理论条件。继又编纂《孔子改制考》,尊孔子为教主,用孔教名义,提出变法要求。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次年,《马关条约》签订时,他正在北京应会试。听到与日本议和,割让奉天沿边及台湾一省的消息,震惊愤慨,于5月2日联合在北京会试的举人一千三百余人发动“公车上书”,极陈时局忧危,请求拒和、迁都、练兵、变法,并在政治、经济、文教等各个方面,提出了具体改革措施,初步形成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变法纲领。会试榜发,康得中进士,授工部主事。5月29日,在《上清帝第三书》中,再次阐述变法的理由和步骤,提出富国、养民、养士、练兵的自强雪耻之策。接着,又上“第四书”,正式提出“设议院以通下情”的主张。8月17日,创《万国公报》,宣传“新法之益”。11月中旬(一说为八月),与帝党开明官僚文廷式、陈炽等创立强学会,改《万国公报》为《中外纪闻》。随后赴上海设强学会,创《强学报》,推动各地设立学会、报馆、鼓吹变法维新。1897年11月,德国强占胶州湾,康又赶赴北京,上书光绪帝,要求“采法俄、日以定国是,大集群才而谋变政,听任疆臣各自变法”,还向光绪帝提出不变法即将亡国的严重警告。1898年1月24日,光绪帝命王、大臣传康有为到总理各国事务衙门问话。康批驳了荣禄“祖宗之法不可变”的顽固思想与李鸿章维持现状的保守思想,讲述了变法的必要性和具体措施。经翁同□奏报推荐,康有为上书统筹全局,请誓群臣以定国是,设制度局以行新制。4月,于北京成立保国会,以“保国、保种、保教”为宗旨。根据翁同□、徐致靖、杨深秀等人建议,光绪帝于6月11日下诏明定国是,宣布变法。康有为亦于6月16日被光绪帝召见,深得倚重。康又将所撰《俄大彼得变法考》、《日本变政考》等进呈。在维新变法期间,康有为迭上奏折,起草诏令,对政治、经济、军事、文教等方面提出改革建议,与谭嗣同等全力策划新政,期望按照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模式改变中国的国家制度和社会制度,挽救民族危亡(见戊戌变法)。康有为等维新派人士在光绪帝支持下,联合一部分帝党官僚,虽然力排旧议,锐意维新,但遭到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势力的极力反对,时时准备扑灭新政。9月21日,慈禧太后发动政变,以“结党营私,莠言乱政”为名,将康通缉。康有为由北京逃沪转港,又离港赴日,旋抵加拿大,越大西洋赴英国,再返加拿大。1899年7月20日,与李福基等创设保皇会,以保救光绪帝,排除慈禧太后、荣禄、刚毅等顽固势力为宗旨,成为保皇派首领。次年,义和团运动发生,他主张“助外人攻团匪以救上”,策动唐才常等人主持的自立军“勤王”,虽言定在海外筹办经费,却迟迟不寄。自立军因宗旨模糊,经费无着,旋即失败。康亦再无作为。1901~1903年间,他在印度撰《大同书》、《中庸注》、《论语注》、《春秋笔削微言大义考》诸书,阐述“循序渐进”、“不能躐等”的改制说,反对资产阶级革命运动。1907年,改保皇会为国民宪政会(后正式定为“帝国宪政会”),成为推动清政府实施宪政的政治团体。辛亥革命成功后,康仍以为“共和政体不能行于中国”,鼓吹“虚君共和”。1913年返国,在上海主编《不忍》杂志,发表反对共和、保存国粹的言论,并任孔教会会长。1917年和张勋策划溥仪复辟(见张勋复辟),迅告失败。晚年在上海办天游学院,讲授国学。康生平著作甚丰,有人统计,达一百三十九种。台湾蒋贵麟辑成《康南海先生遗著汇刊》、《万木草堂遗稿》、《万木草堂遗稿外编》等。

章太炎(1869—1936):原名学乘,字枚叔,后改名炳麟,号太炎,浙江余杭人。少从俞樾学经史,1897年任《时务报》撰述和《经世报》编辑,因参加维新运动被通缉,1898年避往台湾,任《台北日报》记者。1899年东渡日本,结识孙中山。1902年在东京发起支那亡国二百四十二周年纪念会,号召推翻满清政府。旋回国与蔡元培等共组中国教育会,设立爱国学社。1903年在《苏报》上发表革命排满文章,被捕入狱。1906年出狱后东渡日本,参加中国同盟会,主编《民报》。后与陶成章等重组光复会,任会长。辛亥革命上海光复后回国,宣传“革命军兴,革命党消”。宋教仁被刺后,参与反袁斗争。1917年7月任广州大元帅府秘书长。1922年在上海组织联省自治促进会,1924年脱离孙中山改组的国民党,在苏州设立章氏国学讲习会。1936年病逝于苏州。

严复(1853——1921),原名宗光,字又陵,后改名复,字几道,福建侯官人。少年时期,严复考入了家乡的船政学堂,接受了广泛的自然科学的教育。1877年到1879年,严复等被公派到英国留学,先入普茨毛斯大学,后转到格林威治海军学院。留学期间,严复对英国的社会政治发生兴趣,涉猎了大量资产阶级政治学术理论,并且尤为赞赏达尔文的进化论观点。回国后,严复从海军界转入思想界,积极倡导西学的启蒙教育,完成了著名的《天演论》的翻译工作。 他的译著既区别与赫胥黎的原著,又不同于斯宾塞的普遍进化观。在《天演论》中,严复以“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生物进化理论阐发其救亡图存的观点,提倡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自强自立、“与天交胜”在当时的知识界广为流传。他的著名译著还有亚当·斯密的《原富》、斯宾塞的《群学肄言》、孟德斯鸠的《法意》等,他第一次把西方的古典经济学、政治学理论以及自然科学和哲学理论较为系统地引入中国,启蒙与教育了一代国人。辛亥革命后,京师大学堂改名为北京大学。1912年严复受袁世凯命担任北大校长之职,这也说明严复在思想界和学术界的令人信服的显赫地位。此时严复的中西文化比较观走向成熟,开始进入自身反省阶段,趋向对传统文化的复归。他担忧中国丧失本民族的“国种特性”会“如鱼之离水而处空,如蹩跛者之挟拐以行,如短于精神者之恃鸦片为发越,此谓之失其本性,”而“失其本性未能有久存者也。”出于这样一种对中华民族前途与命运的更深一层的忧虑,严复曾经试图将北京大学的文科与经学合而为一,完全用来治旧学,“用以保持吾国四、五千载圣圣相传之纲纪彝伦道德文章于不坠。”这一行为在当时称得上用心良苦,但也因其逆潮流而为多受世人的指责。

郑观应(1842.7.24—1922.5),本名官应,字正翔,号陶斋,别号杞忧生、慕雍山人、待鹤山人。广东香山(今中山)人。父亲郑文瑞是一个无功名的读书人,在家乡设帐授徒,并督促郑观应习帖括之学。咸丰八年(1858年),应童子试未中,即奉父命远游上海,弃学从商,在任上海新德洋行买办的叔父郑廷江处“供走奔之劳”。次年,由亲友介绍进入上海一流的英商宝顺洋行任职。同年冬,被派赴天津考察商务。十年(1860年)返回上海后掌管洋行的丝楼,并兼管轮船揽载事项。同时进入英国人傅兰雅所办的英华书馆夜校学习英语,并对西方政治、经济方面的知识产生了浓厚兴趣。同治七年(1868年),宝顺洋行停业,郑观应转任生祥茶栈的通事,并出资合伙经营公正轮船公司。十二年(1873年),参与创办太古轮船公司。次年,受聘为该公司总理之职并兼管帐房、栈房等事,郑观应着手在长江各主要口岸开设了商务机构和金融机构,太古船运生意颇为红火。郑观应同时还投资于实业,先后参股于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上海造纸公司、上海机器织布局等企业,并纳资捐得郎中、道员衔,与李鸿章等洋务派大员也交纳日深。光绪六年(1880年),编定刊行反映他改良主义思想的《易言》一书,书中提出了一系列以国富为中心的内政改革措施,主张向西方学习,组织人员将西方国富强兵的书籍翻译过来,广泛传播于天下,使人人得而学之。并主张采用机器生产,加快工商业发展,鼓励商民投资实业,鼓励民办开矿、造船、铁路。对华洋商税赋不平等的关税政策表示了强烈的不满,主张“我国所有者轻税以广去路,我国所无者重税以遏来源”的保护性关税政策。郑观应在《易言》中还大力宣扬了西方议会制度,力主中国应实行政治制度的变革,实行君主立宪制。光绪四年(1878年),直隶总督李鸿章札委郑观应筹办上海机器织布局。六年(1880年),正式委派郑观应为织布局总办,旋又委郑观应为上海电报局总办。八年(1882年),郑观应与太古洋行聘期届满以后,正式脱离太古,接收李鸿章之聘,出任当时几至不能维持的轮船招商局帮办。上任伊始,即拟“救弊大纲”十六条上呈李鸿章,从得人用人、职责相符、赏罚分明、增加盈利、降低消耗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建议并付诸实施。对外为制止太古、怡和洋行的削价竞争,郑观应亲与二洋行交涉签订了齐价合同。由于他的内外治理,轮船招商局的营业额和股票市值大幅提高。九年(1883年)十月,李鸿章擢升郑观应为轮船招商局总办。光绪十年(1884年),中法战争爆发,郑观应自荐并经王之春推荐,粤东防务大臣彭玉麟调郑观应前往广东,总办湘军营务处事宜。彭玉麟与两广总督张之洞筹划袭击法军粮草储存地西贡,派郑观应潜往越南西贡、柬埔寨金边等地侦察敌情,并谋联络南洋各地人士袭击法军。回到广州后不久,法国舰队进攻台湾,郑观应建议与法军决战,并条陈作战建议七条。旋被委任办理援台事宜,郑观应随即去香港租船,向台湾运送军队和粮草弹药。于此同时,郑观应被织布局案和太古轮船公司追赔案所缠绕。前一案是由于中法战争期间上海市面银根抽紧,股票大跌,使织布局外放之款收不回而出现亏损,经元善等受清政府委派来清理局务,发现总办龚寿图有挪用公款的行为,而龚寿图却攀诬郑观应经营不善,郑观应只得垫出两万金了结此案。后一案由于郑观应离开太古时所推荐的继任者杨桂轩经营不善,挪用公司款项,致使太古公司损失十万余元,太古援引保人亏欠有偿还义务的法律,将郑观应扣留于香港追索赔款。经过这两件案子,郑观应已是心力交瘁。光绪十年(1884年)十月十三日,他在给盛宣怀的信中感慨道:“年来命运坎坷,事多拂逆。以致上司朋友责于外,父兄妻子怨于内,进退维谷,申诉无门。惟今身败名裂,不足取信于人,虽到处乞怜,终难应手。”于是退隐澳门,寄情山水,将全幅精力用于修订重写《易言》,直至光绪二十年(1894年),一部体现他成熟而完整维新体系的《盛世危言》终于杀青。《盛世危言》贯穿着“富强救国”的主题,对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诸方面的改革提出了切实可行的方案,给甲午战败以后沮丧、迷茫的晚清末世开出了一帖拯危于安的良药。洋务干将张之洞读了《盛世危言》以后评点道:“论时务之书虽多,究不及此书之统筹全局择精语详”。“上而以此辅世,可谓良药之方;下而以此储才,可作金针之度”。《盛世危言》在政治方面超越同时代其他思想家的是,提出了在中国实行君主立宪的议会政治;这一思想早在《易言》中已经表露,在《盛世危言》中更是张大之。他认为“专制政体利于官,利于外人耳。利于官者,借压力以剥削百姓;利于外人者,借官力以压迫百姓。”竭力主张速行君主立宪,针对清政府在这一问题上的顽固和强硬态度,以及英国、日本实行君主立宪后的成效,郑观应愤愤说“犹谓议院不可行哉?而犹谓中国尚不亟行哉?噫!傎奕!”并主张赋予议会以“揽庶政之纲领”之权。为了君主立宪能顺利推行,郑观应还提出了一系列与之配套的内政改革,主张广办报纸,以使下隐可达,并对大小官员起舆论监督作用,以劝善惩恶,兴利除弊。主张改革官员选拔制度,官吏应由民选产生,淘汰冗员和年老让贤。“延聘名师,广开艺院”。认为要国强必须重视西学,发展教育,注重掌握西方天文、地理、人学的新式人才的培养,他说按古今中外各国立教养之规,奏富强之效,厚本首在学校,“艺院日多,书物日备,制造日广,国势日强”。主张大力翻译西方书籍,改革科举考试,增设格致、电子、医学等新科目,录用精通西学的人才。在经济方面,郑观应提出了著名的“商战”理论。他认为西方列强侵略中国的目的是要把中国变成他们的“取材之地、牟利之场”,遂采用“兵战”和“商战”的手段来对付中国,而商战比兵战的手法更为隐密,危害更大,所谓“兵之并吞祸人易觉,商之捭可敝国无形”。主张“西人以商为战,……彼既以商来,我亦当以商往”。既然“我之商一日不兴,由彼之贪谋亦一日不辍”。只有以商立国,以工翼商,“欲制西人以自强,莫如振兴商务”。该书一出,朝野震动,各界人士纷纷争阅,求书者络绎不绝,以致一印再印仍不敷需求,甚至科场考试也常以书中所谈时务为题目。礼部尚书孙家鼐将该书推荐给光绪皇帝,光绪读毕嘉叹不已,诏命分发大臣阅读。该书思想不仅影响了当时的思想界,而且惠及后世,如康有为、孙中山即颇受该书影响,毛泽东年轻时也经常阅读《盛世危言》。光绪十七年(1891年)三月,郑观应蛰久思动,自请盛宣怀举荐,由李鸿章委任为开平煤矿粤局总办,负责购地建厂,填筑码头。第二年李鸿章再度委任其为招商局帮办,整顿经营不景气的招商局,入局伊始,郑观应即与最大竞争对手太古、怡和洋行再签齐价合同。并拟出《整顿招商局十条》,旋又作《上北洋大臣李傅相禀陈招商局情形并整顿条陈》十四条,内容涉及到开源节流及具体经营方略。十九年(1893年),郑观应微服寻视长江各口,了解各分局利弊情形,调查怡和、太古在各地的经营情况,后又巡视汕头、厦门、福州、浙江、天津各分局。中日甲午战争前夕,郑观应上书清廷说日本人将偷袭清军,开战后,又多次上书提请防备日本奸细、采取不准日本人使用电报密码等措施,报告日军运送军械的情况,决定将招商局部分船只拨作军用以运送人员军械。日军攻占东北后,郑观应等将招商局轮船20艘“明卖暗托”于德、英等国洋行,挂外国旗照常行驶,并上《条陈中日战事》,反对向日本乞和。战争结束后,郑观应将轮船全部收回,并坚决反对《马关条约》。二十二年(1896年)五月,张之洞委任郑观应为汉阳铁厂总办。次年元月,兼任粤汉铁路总董。五月,由轮船招商局帮办改称为会同办理。二十五年(1899年)十月,又兼任吉林矿务公司驻沪总董,广招股份。李鸿章死后,继任北洋大臣、直隶总督袁世凯将轮船招商局和电报局夺为己有。郑观应离开招商局,应广西巡抚王之春之邀去桂,署理左江道,同时兼办粤汉铁路工程局务并粤汉铁路购地局总办,旋因王之春被革职而去职赴粤,参与收回粤汉铁路路权的活动。任广州商务总会协理。三十二年(1906年)三月,被广东商民推举为广东商办粤汉铁路有限公司总办,主持募股集资工作,旋因“守制”去职。宣统元年(1909年),三入招商局任董事,负责招商局商办去商部注册之事。次年,盛宣怀任命郑观应为会办,全权委托郑观应整顿商办以后的轮船招商局,再度出巡长江各口岸局务。武昌起义爆发后,郑观应自川回沪。民国以后,郑观应倾主要精力办教育,并兼招商局公学住校董事、主任、上海商务中学名誉董事等职。十年(1921年)四月,郑观应致书招商局董事会,请求辞职退休。一年后,病逝于上海提篮桥招商公学宿舍。

刘士毅;;;

优质回答刘士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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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士毅 (1886--1982)

1912年春,李烈钧任江西都督,委任刘士毅为江西省临川府府知事。当时,他只有二十六岁,少年得志,晖皖自矜。为了扬名显亲,光宗耀祖,特为其祖父刘星楼大办七旬寿诞。那天,他特地乘坐汽艇从临川前往都昌,刘世钧还派了一个卫士排为之护卫,沿途各县地方官绅隆重迎送,蔚为大观。

刘士毅与刘世钧,曾结拜为把兄弟,情同手足。他任府知事后,刘世钧将独立第一旅扩编为师,需要大量的经费。刘士毅便利用权力,擅自将临川府的部分田赋收入,拨给刘世钧作军饷。不料被新任江西都督府财政司司长魏斯灵查获,报请都督府内政司,将其撤职。他感到无颜回都昌,便寓居南昌。刚好,刘世钧,率领第二师进驻九江,把他请去担任师部主任参谋。刘士毅,字任夫,桂系外省籍的重要将领。他胆略过人,曾在旅,师,军各级任过参谋长,最后被李宗仁特任为总统府上将参谋长。享有“小诸葛”之名的白崇禧也恭维他“经纶满腹,文武兼备”。

刘士毅是江西省都昌县下排门刘家村人,生于1886年3月。他从小就失去了父亲,由寡母抚养成人。童年时就如同一匹野马,桀骜不驯,性格倔强。十几岁进入南康府中等学堂读书,由于喝酒闹事,屡犯校规,以致被学校开除。随后到南昌,投考江西高等实业学堂,被录取在农林科就读。但他并无意于农业,一心想学军事,便买了一部《孙子兵法》,熟读背诵,因而被同学讽称为“武秀才”。

清朝末年,清政府成立保定速成军官学校,在全国务省选拔学生。刘土毅应试录取,被保送到保定速成军校,编入炮兵科受训。1907年结业后,分配在江西巡抚胡廷赣编练的江西新军混成协(相当于旅的建制)五十三标担任排长。他劲头十足,练兵得法,被标统马毓宝誉为“排长之楷模”,旋提升为连长。从此,他便成为马毓宝的得力助手。武昌起义后,驻防九江的江西新军第五十三标的营连排级军官,在同盟会秘密组织的宣传影响下,思想倾向于反清政府。刘士毅和刘世钧、王恒等保定速成军校的同学,获悉武昌起义的消息之后,便跃跃欲试,分头试探上级军官的思想动向,以便待机而动。他自忖标统马毓宝对自己颇为信任,参谋长蒋群对自己也很赏识,便和刘世钧一道,向蒋群陈述了自己的意见。同时,又面见马毓宝,向其呈交建议书,表示拥护辛亥革命,敦促九江独立。此时,马毓宝又听说李烈钧已、在武昌担任起义军的重炮队司令,经与蒋群会商,遂于10月23日宣布独立,成立了九江都督府,自任都督,蒋群为总参谋长,刘士毅则担任都督府参谋。数日后,李烈钧即由上海到达九江,蒋群主动让贤,由李烈钧为总参谋长。

不久,清朝总理大臣袁世凯,命北洋军阀头目冯国璋率领重兵向武汉反扑。马毓宝、李烈钧应武昌都督府之电邀,立即组成江西援鄂义勇军,刘士毅随部参加支援武昌起义军的战斗。到达武昌后,李烈钧担任五省联军总司令,召开紧急军事会议,研究战略,调遣各路人马,对付冯国璋。刘士毅作为参谋官,向李烈钧献策说:“近获谍报,冯军已部署倾兵渡江。我军之计,在于速决。各路人马务必构成犄角之势,并立即组成一支轻骑,绕道袭击黄陂与孝感之间,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截断平汉路,压迫冯军之后方,使其首尾难顾。冯军则受我牵制,不敢遽尔仓卒渡江。”李烈钧深以为然,遂决定自己亲率中央军控制武昌紧要地区,以杜锡钧部为右翼,以王芝祥部为左翼,并派刘士毅率领轻骑部队连夜袭击黄陂。此时,山西民军起义,滦州的吴禄贞部也宣布独立,直接威胁清王朝中枢,冯部被迫北撤,武昌之危巳解。

1913年7月,李烈钧在湖口发动讨伐袁世凯,组成了讨袁军总司令部,下辖两个师。刘士毅任第二师参谋长。当时,北洋军阀李纯奉袁世凯之命,率第六师进攻江西,其两个先头营已进入九江县的官排甲。在两军即将进入对垒的紧急时刻,刘士毅及时向师长刘世钧提出了破敌之策,他说:“目前,我方兵力只有第六团的两个营和第三团的两个营,李纯的北兵已有两个营进入九江官排甲,双方都在箭拔弩张,一触即发。为今之计只有两条,第一条是捕捉战机,先发制人,在李纯的增援部队尚未渡江之前,我们集中现有兵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全歼北军两个营,此乃上策。第二条就是我军全部转移,保全实力,以待我方增援。这两条的利弊得失,请慎重衡量。”经过研究,决定集中三个营的兵力,先解决李纯的两个营,然后开赴德安,协同第一师的林虎旅进攻李纯师部侧背,并准备翌晨照计行事。不料第六团团长李定魁被袁军收买而叛变,竟然与北军合击第二师师部,并包围第三团,将其第二营缴械。这时,袁世凯已派海军进袭湖口,讨袁军节节失利。“湖口起义”失败后,刘士毅随同刘世钧化装潜赴上海,东渡日本,过着流亡生活。

1916年,袁世凯的“皇帝梦”破灭,黎元洪继任总统。刘士毅从日回国,被黎元洪委派为陆军部咨议官。值逢北洋政府选拔十名青年军官出国深造,他应试录取。是年10月,以官费留学生的资格进入日本东京士官军事学校。1919年,刘士毅学业期满回国。当时正值“五·四”运动之际;全国掀起了反对北洋政府的巨浪。他权衡形势,便没有到陆军部去报到,而自北京转赴上海,暂作寓公,等待时机。

1920年;刘士毅在上海邂逅相遇当年辛亥革命时的老友王恒。这时,王恒在广州革命政府任职,经过交谈,刘士毅为广州的革命形势所动容,乃离沪去穗。由王恒引荐,拜访大元帅府的部长程潜,可是话不投机,受到冷遇。接着,他又想去会见李烈钧,然而寻思当年在江西时,曾被李撤过职,就犹豫不决。这时,正好碰上日本士官军校的同学方本仁。方时任赣西镇守使,将他请回江西,待若上宾,让其担任本部参谋长。

1923年,广东革命政府进行第一次北伐。孙中山派张岂庸担任第十四路游击司令,率部攻打驻赣西北的军阀陈光远部,为北伐军作内应。张和刘士毅的私交很深,便密约他商讨计策。刘土毅也有意靠拢革命政府,便对张说:“眼下方本仁与陈光远之间的矛盾是存在的,如果能够把方本仁争取到革命阵容来,合力去攻打陈光远,当然是上上之策。”张便敦促他秘密做方本仁的工作。但是;方举棋不定,未取得结果。

第一次北伐失利后,刘士毅离开方本仁部,与赣军第二旅旅长赖世璜合作。该旅曾参与北伐,战败后转而投靠陈炯明,受到革命军的讨伐,退守潮州,汕头一带。刘土毅与赖世璜是早年的同窗好友,他在刘世钧的第二师担任参谋主任时,赖是该师的连长,曾一同参加过“湖口起义”。两人关系密切,彼此称兄道弟。他称赞赖是勇敢善战的英雄,不可多得的未来的将领之材。赖则推崇他是足智多谋的战略家。这次,刘士毅得知赖部败退汕头后,估计赖世璜另有图谋,便前往担任参谋长。刘士毅在赖困危之际,前去受任,更为赖所推崇。赖待其像诸葛亮一般,言听计从。有一次,赖在私邸设宴,邀约他对饮。酒过三巡,赖屏退左右,喟然叹曰:“任夫兄,我赖世璜堂堂须眉,七尺之躯,自民国二年‘湖口起义’以来,大小身经百战,无不亲冒矢石,身先士卒。六月在赣西兵败,不得已而暂投陈炯明,迫于势耳。可是流言蜚浯,不见谅于当道,内心甚为烦闷。今日我处在这种失利受讥的困境之下,承蒙兄台不弃,于患难之中慨然相助,铭感无涯,愿与兄台共勉。尚望任夫兄多加赐教,以匡不逮。”刘士毅举杯敬酒,接着说:“肇周兄(赖的别号)肺腑之言,肝胆相照,我当以诚相报。大丈夫贵在有志,有志然后有为。现今天下扰攘,南北混战,正是时势造英雄之时机。倘能独树一帜,割地自守,广开兵源,自筹粮饷,养成羽翼,择其良木而栖,何愁建功立业于当代。但目下你我之计,应估计到潮州、汕头三面受敌,实非久居之地。依愚下之见,莫若舍潮、汕而就漳州,联络当地散兵游勇,悉心编练,暂时偏安一隅,逐步休整,以图壮举,愿兄三思。”赖听了他的一席话,非常高兴,连忙举杯回敬,颇颇点头说:“任夫之言,正合愚意,谨敬领教。”

是年秋,在刘士毅的策划之下,赖世璜率部向福建漳州进发,击败了闽军臧志平。接着,收编了流窜在闽西的李厚基黄大军、陆荣廷和刘志陆等残部,成立“联军办事处”。刘士毅为军事代表,兼任“联军办事处”处长,负责整编。从此,赖世璜控制了漳州,汀州一带的二十余县,形成一个独立王国。

1924年春,闽军臧志平以收复失地为名,进犯漳州。陈炯明又派兵威胁赖部。面临多方来犯之敌,赖世璜问计于刘士毅。他果断地回答说,放弃漳州,相机进入江西。赖考虑统辖江西南部:二十余县的赣南镇守使就是方本仁,有些犹豫,又探问刘:“江西南部乃是方本仁的势力范围,我同方本仁素无交往,而你又是离开方本仁而到我这里来的。目下我们处于劣势,到江西去,方本仁能够见容你我否”为了解除赖的疑虑,刘士毅分析了方本仁的情况。他说:“我虽然曾向方本仁辞职,但我是光明磊落,并未背叛过他……你不必担心,我愿自告奋勇,先到方本仁那里去商谈,决不有负你的重托。”赖便派他前往赣州说项。

这时,方本仁因讧西督办蔡成勋克扣军饷,极为不满,正欲出兵驱蔡,但力不从心,未敢造次。见刘士毅欣然来访,喜不自禁,迎到私宅,设宴接待。席间,方问刘:“赖世璜仗你之策,以一旅之众,挡三路之敌,不但转危为安,而且兵不血刃,即据有汀漳二州之地,自成系统,创展新猷,为什么他又要放弃漳州,呢”刘士毅没有直接囱答方的问题,‘他说,“兵法云:‘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方将军,你现在的处境恐怕也是不能自安,孤掌难鸣,蔡成勋已经对你不利,有八个月不发你的饷。你现在不也是隐忍不发,欲除蔡而力不从心吧?!”方本仁一听,为之惊愕。便敞开胸怀对他说:“任夫,你我同窗之谊,无话不谈,你有什么话尽管和盘托出,”刘士毅看到方求策心切,才讲出自己的来意。他说:“方将军为今之计,应当兴师逐蔡。我刘士毅不才,愿为前部。你与林虎将军乃是旧交,现在林虎驻兵潮州,你何不约他相助你还可以高瞻远瞩,识时务为俊杰,向谭延闿的北伐军取得联系,与广州革命政府挂钩,不仅可取蔡成勋而代之,且将名驰海宇,功在竹帛耳。”他的一席话,使方本仁大喜,说:“依君所言,我愿将赣南的石城诸邑拨归赖将军驻扎。”

刘士毅回汀州之后,与赖世璜同作部署,率部入赣。

是年冬,方本仁与林虎、谭延闿、赖世璜成立联军,以刘士毅为前敌指挥,北上逐蔡。12月5日,攻入南昌,蔡成勋化装潜逃。不久,北京段祺瑞政府任命方本仁为江西督办,方遂将赖世璜的第二旅改编为第四师,赖任师长,刘士毅任参谋长。

北伐战争开始后,谭延闽向蒋介石建议,动员赖世璜和刘士毅起义,为北伐军攻打江西作内应。蒋遂派总司令部参议杨赓笙前往赣南活动。当时,江西督办方本仁已被直系军阀邓如琢撵走,刘士毅与赖世璜一时无所适从。当杨赓笙一传达广州革命政府的意图,他和赖立即响应,联名致电广州总司令部请求收编。蒋介石随即下令,将赖部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十四军,赖世璜为军长,刘士毅为参谋长,另派熊式辉为党代表。

其时,革命军已占长沙。军阀孙传芳率重兵驻于南昌,欲反击长沙以牵制革命军。刘士毅即协助赖世璜率领第十四军,从雩都(今于都)出发攻赣州,并分兵一部攻闽,牵制孙传芳的部队,使革命军得以由湘入赣。这时,军阀邓如琢困守南昌,他又建议赖世璜率部由吉安攻克抚州,兵下高安,配合国民革命军程潜、朱培德的部队,长驱直入攻进南昌。

第十四军进入南昌后,刘士毅又由第二师师长回任军参谋长。不久,因熊式辉挑拨,赖世璜被白崇禧杀害,第十四军为桂系所控制。刘士毅被白崇禧调到南京,任军事委员会教育处处长。但他见到赖被杀害,唯恐自己也遭暗算,就蓄须便服,杜门不出。后来,白崇禧又考虑第十四军是赖世璜、刘士毅所经营创建的,为安定军心,任命刘士毅继任第十四军军长。

1927年,蒋介石下野,白崇禧接替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校长。参谋长张定蹯向白建议说,刘士毅与赖世璜的关系极为密切。而他又胆略过人,深得军心,假如一旦萌发异志,则难以掌握,莫如将他解除兵权,另派别职。白崇禧听后认为言之有理,便召见刘士毅于私邸,对其恭维了一番之后,便委婉地说:“久仰任夫先生经纶满腹,文武兼备。目前我已兼任中央军校校长,忝膺重职,深恐不能胜任。因此特借重大才,敢烦先生担任中央军校教育长一职,则我就得到了一位得力助手,也就放心了。未知任夫兄允许屈就否”刘士毅继任军长后,虑及树大招风,亦不安于位,现在正好借此脱身,明哲保身,避免烦恼,因此他欣然受命,担任了中央军校的教育长。

1928年,蒋介石重新兼任中央军校校长,刘士毅被免去教育长职务;从而对蒋不满,靠拢桂系。白崇禧为罗致亲信,又向蒋介石保荐,刘才被委任为独立第七师师长,驻扎在赣南的宁都一带。他乘此时机,招兵买马,培植自己的势力。

当时,中国工农红军建立井冈山根据地,江西省主席朱培德命令驻防遂川的刘士毅,协同第二十七师杨文轩旅“会剿”。但他见杨文轩旅被红军所歼,为了保住这点本钱,始终不敢同红军正面较量。是年8月,红军在湘南失利后,回师井冈山,途经江西崇义新地圩时,第二十八团二营营长袁崇全叛变,向刘士毅提供情报。刘满以为可趁机攻打红军,邀功请赏,便以五个营的兵力,进攻刚刚回到黄坳的红军。然而,红军在毛泽东和朱德的指挥下,兵分两路攻打刘在遂川的指挥部。这时,他在该县城郊布置了一个“伏击圈”。可是,红军前卫部队猛不可当,一口气突破了“伏击圈”,直捣其指挥部。他仓皇失措,在几十个卫兵掩护下逃往赣州。不久,率独立第七师驻防会昌、寻邬。

1929年,红四军经寻邬到福建长汀,开辟革命根据地。刘士毅密令其第一团团长肖致平,在寻邬一带分路伏击堵截,并调集五个营的主力增援,与红军于吉潭遭遇。是年冬,红四军从长汀回师江西瑞金,在大柏地全歼肖致平团。致使刘士毅师大丧元气。这时,熊式辉便趁机向蒋介石进言,将刘士毅的独立第七师改编为十五旅,调肪上海的松江,划归自己的第五师管辖,命刘为该师副师长兼第十五旅旅长。

1930年,国民党元老居正亲自到松江,策动刘士毅率部哗变倒蒋。正好他不甘居于熊式辉的掌握之下,很快接受了居正的谋划,并秘密地进行准备。讵料事机不测,被团长肖致平发觉。肖因本团在瑞金大柏地被红军歼灭后,受到刘士毅的斥责,早怀报复之心,肖又与熊式辉都是保定军校毕业的同学,便将刘士毅与居正联合倒蒋的情况,向熊告密。熊立即调集两个旅将第十五旅包围缴械。刘士毅事先毫无防患,仓促无计,乃由营长张勋一死力相保,杀出重围,化装潜逃到上海租界,搭轮前往日本。在日本,他穷途潦倒,靠一些旧友接济勉强为生。后来,他找到了一位日本的老同学田支爱一郎,诉说苦衷。田支爱一郎与何应钦关系很好,便给何写了一封信,为刘士毅疏通关系。

在江西充任行营主任的何应钦接到田支爱一郎的来信后,觉得刘士毅颇有才能,便发去一个电报允诺他来南昌行营供职。当刘士毅回国到达九江时,突然有一位军官来见,向他递交了一封白崇禧的亲笔信。他展书一看,不禁大喜,原来是白请其到广西担任要职。刘连夜乘轮船到武汉,悄悄地转赴南宁。白崇禧一见刘土毅,马上盛情款待。在接风洗尘的家宴上,白对刘说:“目前广西整军经武,励精图治,特邀任夫兄共襄大业。为了实行地方自治,广西已设立了军事政治学校,我兼任校长,敦请任夫兄出任副校长兼教育长,专负其责,望勿推辞。”刘士毅劫后逢生,深感白崇禧之知遇,当即对白表示说:“健公知我,我决不负健公。”

刘士毅到任后,悉心出谋献策,办好军政学校。在教学中,他大都推行日本土官军校的方法。其时,正值广西紧缩财政,裁减军队,他即向白崇禧提出了“三寓政策”,即:“寓兵于农、寓募于征、寓将于学”。这一政策被桂系视为奇珍而推行全省。军政学校则根据“寓将于学”的原则,将培养的军政干部,一律派往各县主持农民训练,实行“一手拿锄头,一手拿枪支”。因此,抗战一开始,广西扩军复编甚为迅速。刘士毅担任教育长五年,为桂系培训了大批军政骨干,在广西享有一定的声誉。他五十岁生辰时,桂系为他举行了祝寿仪式,白崇禧还为刘编撰的言行录封面题写了《任夫五稔言选》。

“七·七”卢沟桥事变发生后,南宁的军事政治学校改由南京中央军校统一管理。刘士毅被调任第三十一军军长,奉命率部北上,驻守苏北海州,以防敌人登陆。

这年冬,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组织指挥津浦路防御战。刘士毅奉命率领第三十一军,从海州进驻津浦路南段徐州、明光一带,作纵深配备,据险防守。这时,日军指挥官烟俊六统率八个师团,先后从津浦路南段的镇江,南京,芜湖渡江北进,其中三个师团沿铁路正面直趋蚌埠,进逼第三十一军防区的明光。刘士毅指挥部队奋勇堵击,血战逾月,双方打成平手,大出日军指挥官意料之外。后来敌军增援,他深知难与敌军火拼,便采取了避实就虚,以退为进的战术,在明光设了一个“空城计”,将部队连夜西撤,迂回于淮河两岸。待日军扑入明光空城后,他即率部突然在敌军的左侧背出现,向东出击,将敌军截成数段,进而围歼孤立之敌。就这样,第三十一军与日军在津浦路进行拉锯战,始终给敌军以威胁。李宗仁在总结这次作战经验时说:“这一战役的关键,是三十一军执行命令的彻底,始终盯住津浦线,使敌军不能北进。”

1938年春,刘士毅率第三十一军驻防山东台儿庄,抗击日本关东军的板垣师团。板垣自恃“皇军无敌”,长驱直入。刘士毅指挥部队据险埋休,沉着应战。紧接着,日军矶谷师团南下增援,集中炮兵、坦克火力,猛烈攻击三十一军阵地。刘的指挥部也被敌炮击中。他带领部队顽强地与日军激战了四天四夜,为五战区赢得了时间。随即,李宗仁急调汤恩伯的第二十军团和孙连仲的第二集团军全力增援,从而取得了台儿庄大捷。台儿庄战役结束后,第三十一军伤亡很大,奉命撤往蚌埠休整。

1939年,白崇禧任国民政府军训部部长,刘士毅被任命为军训部政务次长。他协助白崇禧制定军训方案,开办了步兵、骑兵、炮兵、工兵、辎重兵、通讯兵等专业军校;还在军训部设置了“军事科学编译处”,广为延聘专门人才,将日本、德国、美国、英国的军事科学论著翻译成册,既作为各军事学校的教材,又发给部队连长军官学习。白崇禧对他的工作大为赞赏。

抗战胜利后,随着白崇禧升任国防部长,刘士毅被委任为国防部次长。因白崇禧兼任“华中巢总”总司令常驻于武汉,他代行国防部的日常事务近两年,参与了策划内战活动。

1947年,李宗仁宣布竞选副总统。刘士毅作为桂系在江西的头面人物,专程从南京赶回南昌,进行“拉票”活动。他除本人要在原籍都昌县竞选“国民代表”以外,还要拉拢在江西的友好,从各个方面竞选“国民代表”,为李宗仁竞选副总统创造有利条件。

刘士毅一到达部昌县,当地绅商就大摆宴席欢迎。他四处周旋,内外打点,顺利地取得了都昌县“国民代表”的资格。然后,他又赶到南昌联络友好,凭其特殊手段,左右竞选活动。南昌源源长银的总经理王德舆、中国银行南昌分行经理周友端等,都是在他的支持下参加竞选“国民代表”的。在取得协议、讲好条件以后,刘士毅又风尘仆仆地返回南京,约集江西籍名流曹浩森、胡家风、王枕心等人,联名举行盛大宴会,邀请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吴铁城,组织部部长陈立夫等赴宴。席间,他婉言向吴、陈介绍有关王德舆、周友端等人的情况,声称为江西地方人士请命。在盛宴之下,吴、陈盛情难却,当场就拍板,允诺将王德舆列为江西商界的“国民代表”,周友端列为浙江商界的“国民代表”,由中央党部内定,确保当选。

李宗仁当选副总统不到一年,就代理总统。刘土毅被委任为总统府上将参军长,为李宗仁的首席幕僚。1949年4月23日,解放军横渡长江。就在这天凌晨,他随同李宗仁乘飞机离开南京,先到桂林,再转广州。7月,他飞往台北,曾任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1982年10月,他病故于异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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