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外师造化，中得心源——浅论敦煌石窟壁画优质回答张璪自撰《绘境》中有句名言“外师造化，中心得源。”成为后来画家的座右铭。敦煌石窟是敦煌社会的必然产物，敦煌石窟在敦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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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师造化，中得心源——浅论敦煌石窟壁画

外师造化，中得心源——浅论敦煌石窟壁画

优质回答张璪自撰《绘境》中有句名言“外师造化，中心得源。”成为后来画家的座右铭。敦煌石窟是敦煌社会的必然产物，敦煌石窟在敦煌一直是社会化的佛教活动场所，敦煌石窟记录了敦煌及中国社会的千年历史面貌。

敦煌自汉代开发以来，一直是中原通往西域的门户。敦煌地区有了中原汉族地区的先进的生产方式和发达的封建文化，成为中世纪敦煌经济文化发展的基础。敦煌在中原和西方各国和民族的各个阶层、各种职业的人们频繁地来往和交流中，不断吸收和融合外来文化的合理部分，形成敦煌地区独特的地方文化。汉晋时期，敦煌地区涌现出了一大批自己的文化人物，奠定了敦煌地区本土文化的根基。

大抵与西汉开发河西同时开始，佛教逐渐传进敦煌和中原，特别是佛教建筑和佛教造像随着佛教传入敦煌和中原。早期的佛教建筑与造像有阿育王塔、犍陀罗造像等等。从公元前二世纪开始，在佛教发源地印度以及中亚的广大地区，先后出现了巴雅、纳西克、阿旃陀、贝德萨、卡尔拉、巴米羊、捷尔梅兹等佛教石窟群；以及我国新疆天山南北的石窟群。通过敦煌来往于中原和西域的各类人物中就有很多是佛教的僧人，他们当中有的人还长期住在敦煌从事佛经翻译和佛教教育事业。例如著名的“敦煌菩萨”竺法护和他的弟子们；以及法秀、于道邃、单道开、竺昙猷、道法、法颖、超辩、法丰、法相（尼）等一大批活跃于中国大江南北的敦煌高僧。汉晋时代敦煌佛教之传播，成为本地一大文化特色。另外，从事商业贸易的西域商人中也有很多是佛教的信士。敦煌石窟就是在这样的中外历史文化背景下出现的，是集石窟建筑本身、佛教雕塑、佛教壁画为一体的佛教建筑，是从犍陀罗为起点的中亚佛教建筑和佛教艺术的东延。

从公元4世纪到14世纪，敦煌石窟艺术历经千年经久不衰，就是它在敦煌的历史上确实起到了稳定社会、使人们安居乐业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适应和满足了各个历史时期、各阶层人们的各种社会需要；当然首先是满足了统治者阶层的需要。同时，敦煌佛教石窟艺术作为一种民族的意识形态，它有强大的号召力和凝聚力，通过艺术的形式提倡佛教信仰，其目的是让人们关心社会、献身社会。因此可以说，敦煌石窟艺术的社会需要与作用及其历史证明，宗教信仰是人与社会的需要，而宗教艺术是历史上人们对宗教的利用。

公元5世纪前期，北凉王沮渠蒙逊在所占领的地区大造佛像，敦煌石窟现存的他统治时期所建一组洞窟，也被佛教史籍记为他“敬佛”的事迹之一。沮渠氏所谓的“敬佛”，完全是为了自己个人和家族的需要和目的，因此留下许多贻笑千古的丑闻；但他又是一方君主，他的行为影响到整个社会。

莫高窟第285窟被认定为当时的东阳王元荣所建大窟，其中理由之一，是该窟南壁所绘《五百强盗成佛故事》，反映了这样一个历史事件：当时河西一带曾发生农民武装暴动，并一度截断了敦煌与中原的通道，元荣在他的写经题记中多次提及此事；而《五百强盗成佛故事》在壁画中出现，正是元荣个人的意图。而莫高窟第428窟内绘制了河西全境僧人供养人1200多名，则显示了窟主瓜州刺史于义与其兄凉州刺史于实以及于氏家族在河西的势力。北周和隋初中国北方出现了倡导社会公益事业的三阶教，当时敦煌石窟壁画中绘制的《福田经变》，就是反映与社会公益事业有关的内容。

唐代初年建成的莫高窟第220窟以全新的壁画风格，向世人展示了一个新时代的开始。武周时代，敦煌石窟的营造活动出现高潮：莫高窟最大最高的弥勒大佛就是武周延载二年开始营造的。女皇帝武则天说自己是弥勒降生，敦煌石窟就创建了弥勒大像。莫高窟第148窟壁画《天请问经变》、《报恩经变》等，是为激励敦煌汉唐军民抗击吐蕃入侵而绘，在战争中曾起到过振奋民族精神的作用。

公元8世纪后期，吐蕃人占领敦煌时，敦煌集中了大量的唐人，为了保存唐朝汉民族文化，利用吐蕃占领者们对佛教的信仰而大量建造佛窟。在整个吐蕃统治敦煌的70多年间，敦煌石窟的营造活动十分盛行。不仅如此，从这一时期石窟的题材、内容上，发生了历史转折性的变革，一窟之内绘制十几幅、二十几幅经变画，大有包揽天下一切佛教之势；之后的归义军时代更盛。佛窟中的内容反映了人们的各种各样的需要，固然有佛教自身的改革与发展的历史原因，但当时的社会环境所决定的人们的精神追求，也是不可忽视的社会基因。

公元9世纪后期的张氏归义军时代，从公元865年建成莫高窟156窟开始，佛窟名为崇敬佛法的“功德窟”，实际上成为表现个人历史功绩或其家族荣耀的纪念堂，之后有莫高窟第94、98、100、454、61等大窟步其后尘。第156窟内绘制了巨幅历史名作《张议潮出行图》，以此来庆祝和纪念张议潮收复河西的功绩及升迁高位的荣耀，这在当时也是一种社会需要，使营造佛窟在这里成为社会政治活动。之后几十年间，敦煌地区社会安定，经济繁荣，莫高窟营造了许多大窟，包括第96窟北大像的重修。

公元914年，世居敦煌的豪强大族曹氏从张氏手中接管了瓜沙归义军政权，营造佛窟更成为曹氏维护统治、巩固政权的重要措施之一。首任节度使曹议金营造了莫高窟最大的在面洞窟之一的第98窟，窟内绘僚属及高僧供养人像计200多身，而这些人都是张氏时期的前朝元老，曹议金利用自己营造的佛窟成功地将他们笼络在一起，完成了从张氏家族到曹氏集团政权接交的平稳过渡；到曹议金的回鹘夫人陇西李氏营造的莫高窟第100窟，分别长达10余米的《曹议金出行图》和《李氏出行图》，向世人展示了曹氏势力的强大和敦煌地区稳定繁荣景象，而第98窟的那些老臣及高僧的供养像，在第100窟以后的曹氏大窟，如第454、61、55等窟中再未出现过；这些曹氏诸节度使的“纪念堂”，实际上是向我们叙述着曹氏政权由初建时的内忧外患到逐步强盛的过程。另一方面，敦煌石窟起到了曹氏归义军联系周围各民族政权的桥梁和纽带作用，使曹氏政权在夹缝中生存，而且敦煌地区社会稳定繁荣。曹氏诸大窟中的各族王公贵族的供养群像就是这一社会作用的历史见证。

敦煌石窟的“家窟”是佛教社会化最具体、最深刻的历史见证。唐代初年开始，敦煌石窟出现了“家窟”之名，即贞观十六年（642）年由敦煌大族翟通建成的莫高窟第220窟，题名“翟家窟”。此后，敦煌石窟的佛窟，不论是重修先代所建，还是当代新建，也无论是官宦窟、高僧窟还是贵族窟，多被冠以“家窟”名号。比较有名的家窟，有张家窟、李家窟、王家窟、翟家窟、宋家窟、陈家窟、阴家窟等。每一座“家窟”都有一段属于自己的历史。由于这些家窟中绘有原建窟主及建窟以来的历代先祖们的供养像及题名，使佛窟具有祠堂的性质和功能，而且还是由佛祖和弟子、菩萨们“看守”的家族祠堂，历代先祖的供养人像及题榜即祖宗碑位，佛窟便成为家族财富的一部分。家族是中国古代社会的基本构成单位，一个官宦或贵族家庭就是一个社会的缩写，敦煌也不例外；而敦煌石窟的创建和发展的历史，更是受到这种社会制度的制约；作为家窟的佛教石窟也是这个社会的一部分；反过来，这种社会结构又是敦煌石窟形成和发展并延续千年的社会历史原因。这里试举几例：

敦煌阴氏从西魏时期就参与建造莫高窟第285窟，和当时敦煌的最高统治者西很宗室东阳王元荣攀上了“佛缘”。此后造窟不止。从今天莫高窟崖面上现存的洞窟来看，敦煌阴氏是所有敦煌历史上的大族中在莫高窟留下的大窟最多、洞窟的规模也最大的家族。阴家诸窟跨越了敦煌公元六至九世纪的历史，为我们提供了较高的社会和人文研究价值。但同时，阴稠的子孙们在唐代各个历史阶段的表演令人瞠目结舌。武周时期建造弥勒大像，莫高窟第321窟和宝雨经变、“发现”敦煌的祥瑞等，都是为武则天当女皇大唱赞歌，而吐蕃占领敦煌时期，又在记载营造莫高窟231窟的《阴处士碑》中，并挖空心思地寻找溢美之词，为自己背叛祖宗的行为作开脱和辩解。象征佛国天堂的佛窟成为阴氏家族为满足自己各种需要的工具。

敦煌地区的另一个大家族——敦煌李氏，也大肆进行佛窟营造，我们也就是通过他们留下的造窟“功德碑”文中了解其历史的。在这些碑文的记载中，我们看到了敦煌李氏一族，在唐代，是如何一步一步地篡改族谱、背离祖宗、投靠皇族：敦煌李氏本为汉李陵之后，属代北李，是中原的旧门大姓。北周时期有李穆一支，其子李操于隋初因谪贬而迁居敦煌，子孙蕃衍，仍保持大姓雄威。《圣历碑》先拉上李广和李固，到《大历碑》时系上李暠再到《干宁碑》与李唐皇室攀为宗亲，进一步抬高了李氏在归义军政权和敦煌地区的声望，掌握敦煌地区的军政大权。从李氏诸“功德碑”看，佛窟确实在提高和保持家族声望中起到了作用。

翟家窟是敦煌石窟历史上最早出现的家窟，即莫高窟第220窟，建于唐贞观十六年（642）。第220窟不仅开敦煌石窟家窟之先河，而且以她全新的艺术风格，成为敦煌石窟艺术史上的里程碑式的佛窟之一。当然，敦煌石窟的翟家窟中，甚至在整个敦煌石窟的家窟群中，最有代表性的还是建于唐咸通年间（862——867年）的莫高窟第85窟，它突出了这样几个特点：1，初建时家族窟主与施主的协作关系；2，家族窟主与施主关系的演变；3，不同时期出现在该窟甬道首席供养人位置上的官宦施主；4，僧窟以家窟名义的历史。

家族观念也是敦煌佛教石窟的中国特色之一，敦煌的大族、敦煌石窟的“家窟”，为我们进一步表明了佛窟的社会性质。同时在一座座“家窟”的营造过程中，同属这一家族的窟主与施主间的相互协作关系也体现了当时这种社会化特征。敦煌石窟的“家窟”中，不仅装载着其家族的历史，也装载着古代敦煌乃至整个中国的社会。我们今天就可以通过敦煌石窟的“家窟”去了解敦煌的家族，进而去认识敦煌及中国古代社会，认识敦煌的社会化佛教。

许多看过敦煌彩塑和壁画的人，包括一些专家都说，敦煌的艺术品不像是出自民间工匠之手，而应该都是出自大师之手。因为这些作品与他们同时代的大师的作品相比毫不逊色。可以肯定的是，敦煌的壁画和彩塑基本全部出自各时代的民间工匠之手！这些默默无闻的工匠们中间并不乏伟大的艺术家，但他们都没有机会扬名后世。塑匠、画匠也属古代的手工业之一类，他们与其它手工行业一样，也必然受到手工业管理制度的制约，使一般塑匠、画工的水平，作品的时代风格都必须达到那个时代所要求的标准，这就形成一个时期内大师的作品与工匠的作品在艺术水平方面没有多大的差距的现象。这样看来，决定一个艺人能成为大师或成为一般工匠的因素并不完全在艺术水平方面，而在于他的身份、地位、所处的环境、所遇到的机会等等方面。所以，从敦煌石窟看，不论是建筑、彩塑还是壁画，都应该是出自伟大的艺术家们之手！虽然他们默默无闻，但他们是巨匠大师群体。他们用自己的勤劳、勇敢、联盟和智慧，用自己的心血和汗水，创造了敦煌石窟文化，创造了敦煌的历史。他们的精神与他们的创造一样万古长青！我们今天保护、研究和宣传敦煌石窟文化，就是想让敦煌精神，特别是敦煌工匠的创造与奉献精神不断得到继承和发扬，为社会的发展进步服务。

有关中国世界遗产的资料

优质回答中国于1985年12月12日正式加入《保护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公约》；1986年，中国开始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申报世界遗产项目。1999 年10月29日，中国当选为世界遗产委员会成员；

截至2018年7月2日，中国世界遗产已达53项，其中世界文化遗产36项、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4项、世界自然遗产13项，在世界遗产名录国家排名位居第二位（53项）意大利第一位（54项）。

中国是世界上拥有世界遗产类别最齐全的国家之一，也是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数量最多的国家（与澳大利亚并列，均为4项）世界自然遗产13项位居第一超过美国和加拿大。

中国的首都北京是世界上拥有遗产项目数最多的城市（7项），苏州是中国至今唯一承办过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的城市（2004年，第28届）。

扩展资料：

中国世界遗产名单：

1、长城

长城（Great Wall），又称万里长城，是中国古代的军事防御工程，是一道高大、坚固而连绵不断的长垣，用以限隔敌骑的行动。长城不是一道单纯孤立的城墙，而是以城墙为主体，同大量的城、障、亭、标相结合的防御体系。

长城修筑的历史可上溯到西周时期，发生在首都镐京（今陕西西安）的著名的典故“烽火戏诸侯”就源于此。春秋战国时期列国争霸，互相防守，长城修筑进入第一个高潮，但此时修筑的长度都比较短。

秦灭六国统一天下后，秦始皇连接和修缮战国长城，始有万里长城之称。明朝是最后一个大修长城的朝代，今天人们所看到的长城多是此时修筑。

长城资源主要分布在河北、北京、天津、山西、陕西、甘肃、内蒙古、黑龙江、吉林、辽宁、山东、河南、青海、宁夏、新疆等15个省区市。

其中陕西省是中国长城资源最为丰富的省份，境内长城长度达1838千。根据文物和测绘部门的全国性长城资源调查结果，明长城总长度为8851.8千米，秦汉及早期长城超过1万千米，总长超过2.1万千米。

1961年3月4日，长城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87年12月，长城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2019年1月22日，经国务院同意，文化和旅游部、国家文物局联合印发《长城保护总体规划》。

2、敦煌莫高窟

敦煌莫高窟，俗称千佛洞，位于甘肃敦煌东南25公里鸣沙山。洞窟分布从南到北全长1600余米，上下5层。

始建于前秦建元二年（366），历代都有修建，到唐代武则天时，已有一千多个洞窟。历经千百年来自然和人为的破坏，至今仍保留单个洞窟492个。

洞窟里有壁画45000多平方米，彩塑2400多件，还有唐、宋木结构建筑5座。莫高窟的艺术是融建筑、彩塑、壁画为一体的综合艺术。

莫高窟的洞窟按功能划分，主要有两类：一是禅窟，主室平面呈方形或竖条形。二是礼拜窟，由于礼拜窟数目众多，又可按形状分为两式，一是塔柱窟，洞窟平面呈方形。

二是殿堂窟，洞窟平面呈现方形，这类洞窟数目最多，绵延10个朝代。此外，还有大佛窟，涅槃窟等特殊形式。

石窟里数量最大、内容最丰富的艺术品是壁画，壁画的内容绝大多数是佛教题材，但也有不少壁画描绘中国古代的各种社会生活。15世纪以后，敦煌石窟衰落以致湮没。20世纪初被重新发现。

1991年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2018中国西北旅游营销大会暨旅游装备展上，入围“神奇西北100景”榜单。

3、九寨沟

九寨沟：世界自然遗产、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国家AAAAA级旅游景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国家地质公园、世界生物圈保护区网络，是中国第一个以保护自然风景为主要目的的自然保护区。

九寨沟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九寨沟县境内，地处青藏高原、川西高原、山地向四川盆地过渡地带，南距成都市300多公里，是一条纵深50余千米的山沟谷地，总面积64297公顷，森林覆盖率超过80%。

因沟内有树正寨、荷叶寨、则查洼寨等九个藏族村寨坐落在这片高山湖泊群中而得名。

九寨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主要保护对象是以大熊猫、金丝猴等珍稀动物及其自然生态环境。有74种国家保护珍稀植物，有18种国家保护动物，还有丰富的古生物化石、古冰川地貌。

“九寨归来不看水”，是对九寨沟景色真实的诠释。泉、瀑、河、滩108个海子，构成一个个五彩斑斓的瑶池玉盆。

长海、剑岩、诺日朗、树正、扎如、黑海六大景观，呈“Y”字形分布。翠海、叠瀑、彩林、雪峰、藏情、蓝冰，被称为“六绝”。神奇的九寨，被世人誉为“童话世界”，号称“水景之王”。

受地震影响，九寨沟景区于2017年8月9日起停止接待游客。

2018年3月8日起，九寨沟景区部份景观将恢复开放。开放区域为九寨沟景区沟口至长海段沿途景观，实行专车专导，团队游览方式。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中国世界遗产

这幅《车马图》壁画运用了哪种中国画表现什么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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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大千 四川内江人，祖籍广东省番禺，1899年5月10日出生于四川省内江市中区城郊安良里的一个书香门第的家庭，中国泼墨画家，书法家。

张大千先生是中国画坛的艺术巨匠，是在国内外都具有影响力的艺术大师。他的作品体现了深厚的传统艺术底蕴和对民族艺术的强烈自信，在二十世纪中国画坛具有典型意义。张大千游历世界，获得巨大的国际声誉，被西方艺坛赞为"东方之笔"，又被称为“临摹天下名画最多的画家”。

1941年5月，张大千携三夫人杨宛君（后二夫人黄凝素加入）、儿子张心智、侄儿张彼得、学生肖建初和刘力上及几个裱工，后又聘请藏画家索南丹巴的四个弟子等赴敦煌考察研究石窟壁画。面壁近三年，他匍匐于昏暗的洞窟角落，神往于斑斓的佛教圣境，倾倒于瑰丽的艺术画卷，如痴如醉。

张大千曾在敦煌面壁两年七个月，临摹了自十六国、两魏、北周、隋、唐、五代、宋、两夏、元等历朝历代的壁画作品达276幅，敦煌石窟艺术从此走向世界，也为其以后的绘画创作，尤其是人物画创作奠定了基础。

敦煌石窟是举世瞩目的世界文化遗产，而张大千正是对敦煌艺术进行全面整理、临摹、学习、继承和发扬的第一人。1941年至1943年，张大千在敦煌共临摹作品276件。这一经历，使得张大千的艺术创作产生了极大的转变，人物形象更加饱满生动，线条流畅而富于变化，赋色浓艳又不失端庄，与单纯的文人画风拉开了距离。

经过敦煌艺术的洗礼，他的视野更开阔，气势更恢宏，技巧更娴熟，手法更多样，艺术水平上升到一个全新的境界。从此，张大千的画风也为之一变，善用复笔重色，高雅华丽，潇洒磅礴，被誉为“画中李白”、“今日中国之画仙”。

▲ 敦煌莫高窟九层楼

敦煌临摹的壁画其中62幅于49年带去台湾捐赠给台北故宫博物院，其余183幅由其大夫人曾正蓉在1953年1月19日转交给成都四川博物馆代为保管。由于敦煌壁画中许多已无迹可寻，这批壁画摹品更变成了研究敦煌壁画和张大千绘画史的重要资料。

陈寅恪说：“大千先生临摹北朝唐五代之壁画，介绍于世人，使得窥国宝之一斑，其成绩已超出以前研究之范围，何况其人才特具，虽为临摹之本，兼有创造之功，实能于民族艺术上别开一新界境。”

作品欣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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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摹南无观世音菩萨像轴

绢本设色

189.5cm×84.8cm

四川博物院藏

此图临摹的原壁画位于莫高窟第66窟，为初唐时期所绘。此幅《南无观世音菩萨像》重彩设色，画面鲜艳，是张大千临摹诸多敦煌观音造像作品中的杰作之一。画底为黄色，观音菩萨头部两重同心圆头光，高发髻戴三珠冠，上饰仰月。眉眼细长，高鼻丰唇，方圆饱满，温和艳丽，妙相庄严。上身坦露，下穿红色罗裙，饰项圈和腕钏，披帛自双肩绕臂垂于体侧，两角尖长。双手执白莲一蒂至肩部，代表心性本净、救度六道众生。赤双足，左脚踏蓝色莲花，右脚踏红色莲花。身躯匀称，体态丰满，呈“三曲式”站立。宝像典雅慈祥，给人以庄重肃穆之感。

衣服纹饰色彩多用石青、石绿、土红色，菩萨身上璎珞珠宝点缀，画面华丽而高贵。宗教壁画中的人物衣冠服饰，是当时社会人物日常装扮的现实反映，并随时代的改变有所变化。唐朝初期，妇女服饰多小袖窄衣，外加半臂，肩部绕有披帛，风格较为简约。至中晚唐日趋呈现衣裙宽肥，褒衣博带的特点。

临摹唐释迦佛图轴

纸本设色

214.7cm×85.5cm

四川博物院藏

此图中释迦牟尼高肉髻，面相方圆饱满，高鼻深目，头光作三重同心圆妙相庄严。头顶华盖呈伞状，色彩丰富，有土红、石青、石绿等色调构成，顶部饰摩尼宝珠，华盖内部中心为倒垂莲花，所饰璎珞较为粗大，下部垂有铃铛，珠串中多蓝绿色松石。

释迦佛右手曲抬持佛钵，左手自然曲垂。内着僧袛支，外穿宽大通肩袈裟，腰间系带，赤足踏与莲座之上。画面右下方白描勾勒女供养人像，未着色，唐代装扮，手持长柄香炉。画面线条遒劲流畅，给人以庄严富丽之感。

注：此幅图中佛像袈裟穿反了，佛制穿袈裟应偏袒右肩，而此图为偏袒左肩，可能绘制时粉本方向搞错了。

临摹十一面观音像轴

纸本设色

125.9cm×61cm

四川博物院藏

观音是“观世音”的略称，又译作“观世音”、“观自在”、“观世自在”。观音的职责是拯救一切苦难的众生，使他们得到解脱。被人们尊称为“大慈大悲救苦救难观世音菩萨。”与大势至、阿弥陀佛合称“西方三圣”。有关十一面观音的经典主要有《十一面观音神咒经》、《陀罗尼集经》卷四、《十一面神咒心经》。十一面观音，主救济阿修罗道，给众生以除病、灭罪、增福等现世利益。

此图绘十一面观音赤足立于蓝色莲花座上，共十一张面孔，分层排列。一面，化恶有情；二面慈面，化善有情；三面寂静面，化导出世净业。这三面教化三界便有九面，第十面为暴笑面，最上一面为佛地，功德圆满。此图临摹时并未区分表情。菩萨八臂在身体两侧分三层排列，最上部两手向上托举日、月；中间两手左手提执净瓶、右手执柳枝；中部另两手左手施“斯克印”，此印又称“愤怒印”、“禁伏印”，即密宗的“降魔印”。右手执未放莲朵；下部两手下垂，施“与愿印”。“与愿印”具慈悲之意，满足众生愿望，此手印常与“降魔印”同时使用。

临摹杨枝大士图轴

绢本设色

195cm×72cm

四川博物院藏

图中所绘杨枝大士像，头顶华盖，华盖由伞盖和垂幔组成，伞盖顶部饰白色莲花托燃烧火焰的摩尼宝珠，伞盖周围纱网垂幔，四周边沿均有小珠串成的璎珞装饰。华盖下大士束高发髻，头部有圆光，蓝色长发披肩。面相丰圆饱满，眉目细长，高鼻，唇边上下有胡须，长垂耳。上身袒露，斜披络腋，青绿色腰彩打结于腹前。下身穿赭红色长裙，披帛自双肩绕臂垂于体侧，披帛两角尖长。戴项圈，饰臂钏手镯，身上披璎珞。

临摹五代地藏菩萨图轴

纸本设色

163.1cm×111cm

四川博物院藏

地藏菩萨与观音、文殊、普贤共称佛教四大菩萨。“地藏”二字意为“安忍不动如大地，静虑深密如秘藏”。相传每年农历七月三十日是地藏菩萨诞辰之日，安徽省池州市九华山为其道场。地藏菩萨因立下度尽六道中生死流转众生大愿，故而常现身于人、天、地狱等六道之中，亦有六地藏之称，其佛语为：“地狱不空，誓不成佛”。

此幅地藏菩萨作沙门相，光头，戴风帽，身穿田相袈裟，高鼻丰唇，面相圆润饱满，戴项圈手镯。左腿微盘，跌坐于莲花宝座上，右腿伸出，赤足踩于莲花之上。右手向上曲指置于膝头，左臂弯曲举于胸前，拇指、食指拈扶锡杖。菩萨身后、脑后有圆形的身光、头光，饰以云纹、半团纹等图案。身光的圆与头光的圆相交，莲座宽于身光，与菩萨的面相与身姿成协调、稳定之势。菩萨头光上端浮缠枝花卉华盖，上饰璎珞珠幔。地藏菩萨两侧站立佛教弟子，梳高肉髻，右侧弟子身穿青衣，左侧弟子身穿红衣，均手持经卷。菩萨身后幻化出云彩，左右对称，分布均匀，分别代表了地狱道、饿鬼道、畜生道、阿修罗道、人道、天道，六道轮回。人物眼部未点睛。画面上部有七处榜题长条，均未题字。通幅设色艳丽，描绘细腻入微，为张大千临摹敦煌壁画的代表作品之一。

临摹持剑菩萨图轴

纸本设色

216.7cm×104.4cm

四川博物院藏

持剑菩萨束高髻，头光饰三角纹饰，戴宝冠，面相丰满圆润，长垂耳，高鼻丰唇，人物虽未点睛，但运用面部的色彩晕染，巧妙而生动地突出了眉眼和脸颊的凹凸变化。项、臂饰璎珞环钏，青绿色腰彩打结于腹前，风带绕双肩飘逸生动。右手持剑，左手托三叉金刚杵，赤双足踏莲花宝座。人物肌肉感强，英武挺拔，给人以刚劲威猛之势。作品线条遒劲，色彩鲜丽，娴熟的运用晕染将衣褶纹理表现的生动细腻，为张大千临摹作品中的精品。

临摹盛唐鬼怪图轴

绢本设色

218.4cm×71.9cm

四川博物院藏

唐代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中称：“谓或人物、或屋宇、或山水、或鞍马、或鬼神、或花鸟，各有所长。”可见，“鬼神”内容在当时已经成为和人物、花鸟一样的独立题材。敦煌壁画中的鬼神形象，于晚唐时期的四天王册中可见。四天王是佛教中掌领鬼魅、护卫世尊之神，其周围多绘有他们所掌管的热病鬼、饿鬼、梦魇鬼、飞鬼、恶鬼等形象。这一时期的鬼怪形象多为阴森恐怖，带有强烈的宗教色彩。

此图描绘的是南方天王座下的双鬼，前面一鬼上身裸露，下身着兽皮及红色遮裹，正被他自己手仗上盘曲的蛇咬了耳朵，痛得龇牙咧嘴；站在他身后的绿发鬼怪，为此笑得下巴脱臼，赶紧用手托住张开过大的嘴巴。此图区别于一般鬼怪面目狰狞的阴郁形象，两鬼身体健硕，表情夸张，生动诙谐；线条劲健，用敷色深浅的差异表现肌肉明暗和骨骼质感，立体而生动。

临摹狮奴图轴

纸本设色

102.3cm×74.1cm

四川博物院收藏

狮奴，又叫“御狮奴”，此画中人物呈侧身像，白描线条勾勒面部，目圆睁，鼻梁高挺，丰唇，长垂耳珰。面部与手未施色，风带绕肩摇曳展拂，身穿盔甲，尖足靴，右手持仗，昂首阔步呈向前行走之态。画中色彩对比强烈，生动运用明黄、蓝、青绿等色，表现出人物的轩昂英姿。

临摹西夏回鹘人供养像轴

纸本设色

165cm×81.5cm

四川博物院藏

回鹘是维吾尔族的前身，唐朝时期在西北地区建立过政权。1037年至1068年间，回鹘人在沙州（今甘肃省敦煌市）建立政权，并兴建和重修敦煌。因此，在敦煌壁画中留下了丰富的与回鹘有关的图像。张大千临摹的原壁画位于安西榆林窟第39窟，始建于唐代，沙州回鹘时期整窟重修，全窟壁画被重新绘制。

图中前者为回鹘供养人，头戴三叉高冠，组缨系颔下，冠后垂结绶。细眉窄目，蓄八字胡，凝视前方。身穿皂色圆领团花纹锦袍，窄袖，腰间束双带，上为红色束腰带，带头垂于腹前，下为蹀躞带。双手持长颈香炉，站在团云纹地毯上虔诚供养，推测其可能是回鹘高级官员。随后侍从头戴平顶白色便帽，后垂发辫，蓄八字胡，身穿绿色圆领袍，腰束蹀躞带。双手持仗。画中人物均未点睛。

临摹凉国夫人图轴

布本设色

215.1cm×128.4cm

四川博物院藏

唐朝灭亡后，曹议金是沙州地方政权的执掌者，其家族前后统治这一地区一百二十余年。曹议金时代是敦煌供养人像的最盛时期，营造佛窟是曹氏维护统治、巩固政权的重要措施之一。该画是对榆林第19窟壁画的临摹，该窟是归义军节度使曹元忠（曹议金第三子）的功德窟。此窟主室甬道南壁第一身供养人是曹元忠的画像。公元944年至974年，曹元忠担任归义军的节度使，955年被朝廷正式敕封为沙州节度使，检校太尉同平章事。与曹元忠像对称的甬道北壁第一身女供养人画像便是凉国夫人翟氏的画像。

画中凉国夫人头戴桃形冠，冠上饰以凤纹，两侧插步摇，双鬓作抱脸髻。面贴花子，细眉丰唇，雍容华贵。唐代白居易《长恨歌》中：“云鬓花颜金步摇。”便是对此妆容的生动描绘。璎珞珠壁环结，叠垒串绕饰于项前。身穿大袖襦裙，双肩披帛，脚穿绣花云头鞋。双手持盘，跟随身后的是其长女。

临摹北魏夜半逾城图轴

绢本设色

74.8cm×54.2cm

四川博物院藏

此图描绘的是“夜半逾城”的佛教故事。释迦牟尼做太子时，有感人世生老病死各种痛苦，为了寻求解脱诸苦的方法，决定舍弃王族生活，于一日夜间乘马逾越毗罗卫城入山修行。

原壁画《夜半逾城》绘于敦煌莫高窟第329窟，画面繁杂，色彩丰富华丽。画中悉达多太子头戴宝冠，骑马握缰，天神为他托住马蹄，奔腾于空中。马前有骑虎的仙人开道，身后有天女、力士保护。伎乐飞天奏乐散花，流云飘动，天花飞旋。

此图与壁画有较大差别，仅截取悉达多太子与白马为画面主要内容。悉达多太子骑白马背上，左手执缰绳，右手掌心向外，其头光上部有蓝绿色华盖，意喻信念坚定、勇往直前。整幅画线条飘逸轻快，色彩以蓝、白为主，点缀红色。悉达多的衣着、面部及四周天花均未敷色，采用了意象性描绘，并以白马踌躇不前的神态与悉达多坚定前行的姿态作对比，突出了悉达多太子的虔诚信念。

临摹天王图轴

布本设色

270cm×200.7cm

四川博物院藏

临摹原壁画位于榆林窟15窟前室南壁，为中唐时期所绘。根据壁画方位和手中法器判断所绘为四大天王中的“南方天王像”，又称“南方增长天王”。南方增长天王，名毗琉璃，负责镇守佛国南赡部洲。能传令众生，增长善根，护持佛法。佛经里描绘其身青色，穿甲胄，手握宝剑。

该画中天王戴头盔，头上显现光圈，火焰为廓。头光右侧为飞天，飞天右手施无畏印，左手持长柄香炉。天王身披铠甲，左腕挎弓，双手一前一后持箭，注目前方，天王像多注重写实，和现实中的将军形象有相似之处。天王右侧身后站一夜叉，人身兽面，右手持抱箭囊，圆目怒睁，牙齿尖利，戴金色项圈。天王坐于两鬼身上。左侧小鬼坐地，手持一条青蛇咬于嘴中，右侧小鬼屈膝侧跪。通幅画面豪气威仪，天王的儒将风度与厉鬼的狰狞凶恶成鲜明对比。

临摹隋维摩示疾图轴

布本设色

124cm×89.3cm

四川博物院藏

此图临摹的是莫高窟203窟西壁龛北侧《维摩诘经变文殊师利》壁画。隋代的维摩诘经变主要分布在莫高窟第262、420、423、425、433等窟。《维摩诘经变》是莫高窟中重要的经变图，现在保存下来的有30多壁。“维摩诘”，意为洁净，没有染污。据《维摩诘经》记载，维摩诘原是一得道菩萨，转世后成为一位颇具神通智慧、非凡辩才的居士。有一次维摩诘称病在家，佛派被誉为“智慧第一”的文殊师利和众大弟子前去探病，维摩诘遂与文殊展开辩论。

该幅即为文殊师利前去探望的场景。文殊菩萨头戴宝冠，束高髻，多重头光晕染，面相丰圆，长眉细目，结跏跌坐于金刚座上，面向维摩诘作说法状，身边菩萨和弟子凝神静听，左侧有飞天散花。画面承袭隋代以“文殊师利问疾品”为主要内容、布局和构图形式，画面增加了“观众生品”中的舍利弗和“香积佛品”中的化菩萨。

临摹西魏力士图卷

绢本设色

74.8cm×108.5cm

四川博物院藏

此图是对莫高窟第288窟中心柱西龛下壁画的临摹。力士为佛教护法神之一，分为金刚力士、托座力士等。其形象则多横向夸张，加粗肢体，缩短脖项，头圆肚大，棱眉鼓眼，强调体魄的健硕和超人的力量。该力士体格壮硕，曲发垂肩，蹙眉怒目，右臂上举，左手下按，双腿拉弓，身上披帛舞动，造型夸张生动。该图线条圆熟有力，用色也能表现出肌肤的明暗与力量之美，充满威然欲动的内在活力。

临摹敦煌画北周夜叉图卷

绢本设色

76.1cm×112.6cm

四川博物院藏

夜叉是梵文的音译，亦译“药叉”或“夜乞叉”，意思是“能啖鬼”或“捷疾鬼”等，含“勇健”或“凶暴丑恶”之意。是古印度神话中一种半神的小神灵，亦为佛教天龙八部神众之一，与罗刹同为毗沙门天王的眷属。他们住于地上或空中，性格凶悍、迅猛，相貌令人生畏；母贫父富，生来具有双重性格，既吃人也护法，是佛教的护法神。《维摩诘经佛国品》：“并馀大威力诸天：龙、夜叉、乾闼婆、阿修罗、迦楼罗、紧那罗、摩睺罗伽等悉来会坐。”鸠摩罗什注：“（夜叉）有三种：一在地，二在虚空，三天夜叉也。地夜叉但以财施，故不能飞空，天夜叉以车马施，故能飞行。”

此图绘两夜叉双目圆睁，后有头光，上身裸露，身绕披帛，相邻而坐。画面右侧夜叉身体正坐，头部偏向左边，张口露凶恶状；左侧夜叉头部正面，身体侧坐，二者头光用色一明一暗，披帛一红一白，对比强烈。整幅画面线条粗犷，大块的灰色填充其中，突出了夜叉凶悍、迅猛的形象，极具体积感。

临摹晚唐伎乐飞天二身图轴

纸本设色

80.8cm×162.6cm

四川博物院藏

此图是对榆林窟第15窟窟顶壁画的临摹。图绘二身伎乐飞天，二飞天均高髻垂后，戴宝冠，上身赤裸，下着彩裙，身披帔带。戴手镯、臂钏，手执乐器。左侧飞天下着红裙，手执拍板上举，作侧身弓步腾飞状；右侧飞天身着黄色长裙，手执曲颈琵琶，回身腾空而飞。帔带与彩裙似随奏乐波动飞舞，增强了画面动感。

伎乐飞天是指持乐器的飞天。一般绘于窟顶中心藻井、四壁顶端、沿壁四周带状一圈、中心柱之佛龛内外和经变画中。隋代以前的飞天伎乐画风率意自由，一般形体粗犷笨拙，有浓厚西域特征和男性特征。身体的飞动凭四肢摆动，上身袒露或全身赤裸，所持乐器品种不多，画风粗简。隋代飞天身体逐渐灵活，人物形态由男性转为女性，衣裙裹足，有飘带飞动，多为牙旗状，线条粗犷而有棱角。从初唐至晚唐300多年，敦煌飞天达到了成熟和完美的阶段，其构图丰富多样，其造型特点为脸型圆润丰满，体态雍容，裙带线条流畅，轻盈飘曳，所持乐器品种也日益丰富，基本按隋唐燕乐的乐器编配，而且乐器细部交待的很清楚，可以看出当时乐器的形制。五代至元代的飞天乐伎，已进入程式化的阶段，特点为白描勾线，施以淡彩，线条圆熟。飞天的表现在于飘带的逶迤，辅以云朵、花草图案，但构图相袭雷同，其所持乐器品种剧增，出现胡琴、手鼓等。

临摹初唐璎珞大士图轴

绢本设色

192.2cm×86.3cm

四川博物院藏

大士以宝缯束高发髻，头后有头光，披蓝色长发及腰，面相丰圆饱满，眉目细长，高鼻，唇边有胡须，长垂耳。上身袒露，斜披络腋，绿色腰彩打结于腹前，下身着红色轻薄附体长裙，上饰绿色花朵纹样。戴项链，手臂饰臂钏手镯，身上璎珞珠宝点缀，装扮华丽。右臂微曲下垂提净瓶，左臂向上曲于胸前施说法印。衣带飘动，注目眺望远处。赤双足，右脚踏蓝色莲花，左脚踏红色莲花。身躯匀称，一旁有三株绿植，双叶对称，挺拔盎然。画面艳丽生动，宝像华丽高贵，典雅慈祥。

临摹初唐璎珞大士图轴

绢本设色

191.7cm×85cm

四川博物院藏

图中所临大士以宝缯束高发髻，头后有光晕染，蓝色长发及腰，面相方圆，眉目细长，高鼻，唇边上下有胡须，长垂耳珰。上身袒露，斜披络腋，绿色腰彩打结于腹前，下身着红色轻薄附体长裙。戴项链，手臂饰臂钏手镯，身上璎珞珠宝点缀，装扮华丽。右臂微向上曲于胸前，左臂微曲下垂提净瓶。衣带飘动，身体右侧，注目眺望，赤双足站立于红色莲座之上。身体比例匀称，肌肉质感强烈。右侧有三株宝花，绿叶对称，顶开红花。画面艳丽生动。

临摹初唐菩萨头像图卷

绢本设色

67.7cm×161cm

四川博物院藏

该图横幅依次临摹四尊菩萨头像。菩萨发色乌黑，面敷淡色，唇上绘蚯蚓形胡须，神态安详。中间两菩萨正面，旁边两尊四分之三侧面并露齿微笑。每尊菩萨头戴不同样式宝冠，分别有火焰纹珠宝冠、日月冠、莲花冠。后有七彩圆光，每尊之间有红色火焰纹间隔。整幅画作敷色浓淡结合，艳丽而平和，运笔熟练，风格沉稳。

唐代经济文化空前繁荣，文化呈现多元融合的趋势，中原文化和西来文化不断地影响着敦煌。在敦煌艺术中，菩萨形象及其装饰也因此兼有中原和西域的风格。唐代前期的菩萨头冠形式最为丰富，如珠宝冠、日月冠、花冠、化佛冠、云纹冠等等。此图所绘最左侧菩萨装饰火焰纹珠宝冠，即冠前中央镶宝珠，顶珠上部饰火焰纹。火焰宝珠象征光明，在敦煌壁画中最为常见。此图中有三尊菩萨头冠中均出现火焰纹。其中左三菩萨头冠样式较复杂，冠左右为火焰宝珠和两朵未放莲花，冠中央为莲花纹，莲花顶端镶日月装饰；最右侧菩萨，冠左右两侧为两朵含苞待放的莲花，冠中央莲花纹珠宝，宝珠之上是三朵盛开的莲花。

临摹初唐涅槃像图轴

绢本设色

65.9cm×163cm

四川博物院藏

此图是对敦煌第120窟的涅槃像的临摹。“涅槃”，佛教用语，即指成佛。释迦牟尼是佛教的创始人，本名乔达摩悉达多。生于公元前565年左右，卒于公元前485年。据佛经记载，释迦牟尼（佛陀）十九岁时，有感于人世生、老、病、死等诸多苦恼，遂即舍弃王族生活，出家修行。三十岁左右在菩提树下悟道，弘法四十余年。八十岁左右在拘尸那迦城示现涅槃。

该画再现的是释迦牟尼涅槃的场景，俗称“卧佛”、“睡佛”。释迦牟尼位于整幅画中央，周围有前来举哀的菩萨、弟子及各国国王。此图着力描绘了释迦牟尼死后安详、恬静的神态及菩萨的泰然，与众弟子哀哭悲泣痛不欲生的沮丧表情形成强烈对比。此图色彩艳丽，表情刻画生动，安排位置错落有致。

据《大般涅槃经》所记，“释迦涅槃像”应为“头枕北方，足指南方，面向西方，后背东方”，“右胁而卧”，而此图释迦涅槃像却是“头枕南方，左胁而卧”。这种左胁而卧的涅槃像，非涅槃像主流，其是否具有更深层的含义有待进一步研究。

临摹盛唐伎乐菩萨图轴

绢本设色

171.3cm×64.2cm

四川博物院藏

中国古代以音乐、歌舞为业的艺人泛指为“伎”，其中以从事演奏乐器为主的艺人称乐伎，以从事歌唱舞蹈为主的艺人称舞伎。研究者把敦煌壁画中演奏乐器的形象称为“敦煌乐伎”。“伎乐天”即天中乐神，是佛教中的香音之神。敦煌壁画中伎乐天亦指天宫奏乐的乐伎。

此图所临为佛国天界的乐伎。表现佛国乐伎为天宫中的诸佛、诸菩萨、诸神众奏乐的情形。四位乐神聚精会神地演奏着排箫、鼓、曲颈琵琶和小铜钹乐器。构图紧凑丰满，描绘细致，色彩明艳。尤其突出乐神面部神态、灵动的双手以及随节拍而动的曼妙姿态，似可闻其声，动感跃然而出。此幅与另外一幅演奏不同乐器的乐伎天壁画构图及色彩基本一致，应为一组器乐演奏场面，形成乐队。

临摹敦煌观音像

1943年作

款识：莫高窟第二百七十七窟观世音菩萨像，橅奉纪常先生、白坚夫人供养。癸未三月，清信弟子张大千爰。

本幅写菩萨立像，见九分开脸，头束发，戴宝冠，后有顶光，手腕佩戴钏环，斜穿天衣，长帛外披，盘绕双臂，下垂及地，璎珞披身，腰结束带，下穿朱红罗裙，一手拈柳枝，一手置净瓶，双足立于朱红莲花座上。笔下开脸饱满丰腴，弯眉丰鼻，两耳垂穿环，庄严法相中见慈祥之色。眼、颊、颈以至身体各部皆晕染，色深浅不同。身上之钏环、璎珞、束带以至发髻宝冠等，则以朱砂、石青、石绿等矿物颜料填盖，色沉厚亮丽，得唐画之古艳华丽。服饰层层叠盖，以颜色深浅现其层次，突出衣褶叠曲转折的摺痕，加强质感之表现，形像更呈立体生动。画中线条沉稳，运笔熟练，细节描绘精准，尤以菩萨脸部神情、眉宇间，流露慈悲济世之怀。十指或曲拈，或平伸，其姿婉转，见柔韧之态，刻见细腻传神。

本幅亦为台北故宫博物院及四川省博物馆珍藏外，少数流传于民间之张大千敦煌时期临摹壁画之代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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