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德受伤〕胡德夫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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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单车少年
• 2、7天骑行环岛台湾，一场特别的成人礼
• 3、胡德夫的个人生活

单车少年

最佳答案自行车，我们都叫它单车，并不是我童年时代的产物，但是它确实是我这一代人青少年时候绝对的代步工具。“单车少年”，是法国一部励志电影的一个名字，里面讲述的一个少年为了寻找把自己安置在儿童福利院的父亲的故事，故事从他寻找一辆具有特殊意义的单车开始，并以那辆单车为线索，讲述了那个少年成长的故事。一个不幸却又幸运的男孩，被父亲遗弃差点误入歧途，但却在一个陌生的女人身上找到了母爱，最终又成功回到了父亲的身边。我看到一篇影评是这样写的：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单车的少年。是的，每一个人都有每个人幸与不幸的成长故事，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单车的少年。

我在这里讲的单车少年，当然不是和电影里讲的一样的故事，像我一样，八十年代出生的人，假如用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单车的少年来形容，那会是非常亲切的，而且是非常值得怀念的。这就要从单车它的属性——代步工具开始了。八九十年代的中国，特别是农村，交通还非常落后，单车是上班族或者普通群众日常生活的主力代步工具，而对于我们童年，能够拥有一辆单车，坐上它到处骑行飞翔，那真的是一件奢侈的事情。我记得我们家大概是九十年代后，也就是我上小学的时候才有了第一辆单车，那是因为我的姐姐要上初中了，因为学校离家里有十几里路远，每天姐姐要骑着单车，上学放学。

第一辆单车，我不知道当时对于我们家庭的意义，但是后来等我长大了，从父母的口中说出来的一些回忆，我就知道那时候一辆单车它所隐含的一些内涵。据我母亲说，他们那个年代，单车都作为一件很隆重的嫁妆，我小时候也目睹过我的堂哥堂嫂们结婚，他们的嫁妆也是一辆单车，可想而知，单车它在那个时代承载了多少的东西。当然，等到我们兄弟姐妹都读书了之后，买一辆单车对于一个普通家庭应该相对容易了，但是我敢肯定对于我的家庭来说还是一件奢侈的事情。

其实，我们家拥有第一辆单车的时候，我对单车还没有什么概念，因为我还不需要用到它，等到我快要上初中了之后，我也要开始学单车了，我才知道想拥有一辆单车的不容易。因为到我学单车了之后，我家的第一辆单车已经经过我的姐姐、我的哥哥一共六年岁月的洗礼了，那一辆单车已经经过多次的维修，可以说是破旧不堪了，但是我还是得用它，而且我还需要好好的保护它，留给我的弟弟用。这就是一辆单车赋予我们的意义。

我记得我学单车大概是五六年级的时候，那时候我还很矮，而单车很高，跟每一个孩子一样，我们学车的时候不得不先试着遛腿，就是一只脚放在脚蹬上，另一只腿用力蹬地。当遛腿学得了，然后就弓着身体尝试在车梁下的空档里骑行，而只有等到个子够高了，腿够长了，才可以跨过车梁，倘若前面几个步骤都学会了，而且个头也够高，屁股可以够得着车座上，这样就可以像成人一样自如的骑行了。当然，这些步骤并不是一蹴而就，我们学单车的每一次进步，意味着我们的每一次成长，我记得每一次进步都要经历无数次的摔倒了重来，有时候还会摔到浑身是伤，有的甚至摔断胳膊和腿的，但是这些都没能阻止我们学单车的热情，直到我可以随心所欲的控制单车，自由自在的骑行。

我小的时候，正因为单车对于我们一个家庭来说来之不易，因此我们都以能够骑上一辆单车为荣，等我学会单车，和跟我同龄的人一起在马路上你追我赶，那真是一件兴奋的事情。等我上了初中之后，每天我会和我们村庄同龄的孩子，一起骑上单车，一起上学放学，有时候放假了也会约上三五个好友，沿着马路一直骑行，一路向西或者一路向北，骑到累了我们才往返回家。当然，很多时候，我们也会因为单车的事情而烦恼，例如我们三兄弟，经常会因为吵着要骑单车，谁也不肯相让，有时候甚至大打出手。不过让人兴奋的是，后来我的母亲从我的舅舅那里弄来了一辆旧的单车，这样我们家就有了两辆单车了。

每一个学会单车的孩子，都会因为单车而疯狂的，因为大家都想骑上单车自由自在骑行、飞翔的感觉，那种与激情正好诠释着我们的少年和青春。

正因为单车赋予我童年那么多的含义，我才会那么认可说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单车的少年。我的单车少年，见证着我的快乐和成长。美国前总统约翰·肯尼迪说的“没有比骑车更单纯的快乐”，是的，单车在我们的童年无可或缺，也正是单车的加入，为我们的童年增添很多难忘的回忆和乐趣！

7天骑行环岛台湾，一场特别的成人礼

最佳答案“有些事，现在不做，就一辈子也不会做了。”

大学即将毕业的明相，只身一人骑上脚踏车，逆着季风的方向， 开始了一次环岛旅行。

他的家住在台湾高雄，于是这里，便成了旅行的起点，也将是最后的终点。

太平洋的风，徐徐吹来，吹散了少年的头发。

这一路的风景，真好。阳光，风车，植物，村庄，麦浪与海浪的合鸣，那是无论用什么也挣脱不掉的美好。

就这样， 骑行了7天的时间，单车少年阿明到达了终点。 而这里，又将是他人生下一段旅程的起点。

这个故事，来自台湾电影《练习曲》，又名《单车环岛日志》。

就像胡德夫在《太平洋的风》中唱的：“最早的一件衣裳，最早的一片呼唤，最早的一个故乡，最早的一件往事。 最早世界的感觉，最早感觉的世界。 ”

这次环岛旅行，便是阿明与世界的第一次拥抱。

一路上，阿明遇见了很多人、很多事。正如人生的每一段路，都是一种领悟。

在太麻里，阿明遇见了一个摄制组，导演一心想拍一个关于“风”的故事。故事里有一个魔术师，他的鸽子忘记了如何飞翔；还有一个骑独轮车的小丑，一直在寻找丢失的车轮。于是他们来到这里，想借助太平洋的风，找回失去的东西。

其实， 这也是关于“寻回自由”的故事 。无论是关了太久、忘记飞翔的鸽子，还是丢了轮子、无法驰骋的小丑，他们真正希望找回的，是曾经自由的自己。

在宜兰的汉本车站，阿明遇见了一个来自立陶宛的女孩。她说在她的国家没有山，而这里到处都是。

女孩名叫Ruta，是一个漂亮的模特。这两个人虽然语言不通，却在一起度过了下午，一起吹海边的风，一起拍照，一起绘画。这是风景为相遇营造的氛围，让完全不同的人，有了同样的感受。

之后， 他们在车站告别，一个向东，一个向西。就像人生中的每次相遇一样。

在八斗子，阿明遇见了一家三口。在这个三面环山、一面靠海的小岛上， 阿明看到了幸福生活的模样。

小女孩酷爱画画，为自己笔下的每一处风景，都涂抹上绚丽的颜色；妻子是个清秀的女人，还在嗔怪丈夫曾经带着小女友，一起走过平浪桥；而丈夫也醉心于妻子的醋意，看着眼前的女人，用她特有的方式撒娇。

男人对阿明说：“你看那平浪桥，现在被漆成这个样子，原味尽失。”他还忆起了他的小时候，妈妈送他去上学的情景，一个在山洞的这一头，一个在那一头，最后看着妈妈渐渐走远。

在桃园，阿明遇见了一个特殊的旅行团。

她们是一群下岗女工，在工厂干了一辈子，结果厂子说倒就倒了，没有拿到一分养老钱。所以，每当老板从大陆回来，这群下岗女工便租一辆旅行车到桃园，来找老板抗议，拉上横幅：“奸商，还我血汗钱！”

渐渐地，这个“抗议的旅行”成了她们人生中的习惯，一半是来抗议，一半是真的旅行，就像是定期的同学聚会一样，毕竟都是在一起并肩工作了十几年的姐妹。

旅行团的老板对阿明说：“只要她们来租车，我都会给半价优待。其实我觉着抗议也不错，年纪都这么大了， 心中有希望，总比没有好。 ”

在台中，阿明遇见了两个涂鸦的男孩。

一个男孩说：“像我们这种搞涂鸦的，希望被别人了解，有时又不希望被人看穿。被人看穿就觉着很逊，可没人了解的时候又觉着很寂寞。”

另一个男孩一边弹琴，一边嘶吼着“I'm so scared.”

在云林，阿明遇见了一个同样在环岛骑行的男人，只不过和他是相反的方向。那个男人说：“ 骑脚踏车总是能看到最好的跟最坏的一面。 ”

他感谢阿明，可以陪他一起骑行。因为他曾经的伙伴，在下水救人时溺死了，如今只剩他一个人继续骑行。

在彰化，阿明回到了自己的老家，那里住着他的阿公、阿妈。

阿明随着阿公去参加妈祖的祭拜活动，他见到年迈的阿公跪在地上，一脸虔诚，不禁流下泪来。因为他知道， 寄托在那份虔诚里的，是对家人的无限关爱。

后来，阿明还遇见了一位老兵王伯伯。他是外省人，随部队撤到台湾，背井离乡。

他把自己的思念，刻成了一座座木雕。 那里有他牺牲的战友，有他还在当兵的儿子，有远嫁的女儿，还有自己的父亲母亲。

王伯伯说：“我知道我刻的不好，不过我的意思到了，也就行了。”

最后，在海边，阿明遇见了胡德夫。

胡德夫一身白衣，弹奏键盘，唱着《太平洋的风》，而在他的背后，便是无边无际的太平洋。

只听他唱道：“吹过了多少人的脸颊才吹上了我的。太平洋的风，一直在吹。吹上山，吹落山，吹进了美丽的山谷。”

阿明从小患有听觉障碍，听不清声音，也因此影响了语言，只能用模糊的吐字来表达。虽然听不清楚，但他却偏爱音乐，因为那律动的音符能带给他安全感。于是，在骑行的旅途中，他一直背着吉他，并时常在海边练习，借着月光和潮水，款动和弦。

这一切，正如年轻时，我们对于世界的感知。那时候，世界在我们眼里还是一片混沌的未知，我们能断续接收到它传来的讯息，但总是不够真切。于是，我们慢慢练习着走近它，直到看清它的风景，听懂它的语言，那是属于我们的成人礼。

而阿明这一路上遇见的人、经历的故事， 那一个个自然流淌的生活片段，便是这“成人礼的红毯”。

人生，终究是一场独自的旅程。 遇见的每个人，都只能陪你走一段路。

而幸运的是，那些人、那些事留在你生命中的痕迹，将陪着你一直走下去。你因此并不孤独，因为你正携带着那些美好的经验和记忆，飞驰在路上。

-End-

胡德夫的个人生活

最佳答案胡德夫出生在台东太麻里大武山的南王部落，父亲是卑南族，母亲是排湾族，因此他称自己是“卑排族”。11岁离开台东家乡，2009年台湾风灾发生后，重新回到家乡。

妻子姆娃是布农族人，她与胡德夫于2001年相遇，相处4年后拿了结婚证，成为胡德夫的第三任妻子。姆娃一直称呼丈夫胡德夫为“老师”。

胡德夫有个大自己十七岁的哥哥，他是部落第一个传教士。胡德夫小学毕业后，本来到台东中学读初中就可以了，哥哥坚持让他参加教会子弟考试，才争取到台北读书的机会。

20世纪70年代初，胡德夫从台大外文系辍学，曾和朋友在台北合开了台湾第一家铁板烧餐厅“Lost 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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