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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善县有多少年历史文化？

嘉善县有多少年历史文化？

嘉善县

开放分类： 城市、浙江、地名

目录

• 基本概况

• 自然地理

• 历史沿革

• 经济概况

基本概况

嘉善，位于中国长江三角洲东南侧，江、浙、沪两省一市交会处，是浙江省接轨上海第一站，总面积506.6平方公里，辖11镇，至2007年年底,全县常住人口约70万(本地户籍人口38万,外来常住人口31万)。境内水网交织，物产丰饶。民风淳朴，六千年前已有先人在此生息，素以鱼米之乡、丝绸之府、文化之邦名扬天下。

嘉善，环境优美、经济发达，是国家首批沿海对外开放县（市）和“全国农村综合实力百强县（市）”之一。改革开放以来，嘉善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具有嘉善特色的现代化农业三色产业带，为传统农业注入了生机；木业、电子电声、机械五金和纺织服装，成为工业主导产业和特色产业；古镇西塘的保护和开发，吸引了海内外广大游客纷至沓来，成为文化旅游的一个亮点。

嘉善，面向世界，确定了“经济强县、文化名县、现代化新城”的发展目标，以丰厚的的历史文化底蕴、江南水乡特色和现代文明结合的人文环境为基础，努力把嘉善建设成为城郊型农副产品加工基地、外向型工业生产加工基地和水乡田园式休闲度假基地，成为环境优美的工贸型、现代化省际边界“窗口”城市。

自然地理

嘉善县地处太湖流域杭嘉湖平原，位于浙江省东北部、江浙沪两省一市交会处，东经120°44′22〃——121°1′45〃、北纬30°450′36〃——31°1′12〃。境域轮廓呈田字形，东邻上海市青浦、金山两区，南连平湖市、嘉兴市秀城区，西接嘉兴市秀洲区，北靠江苏省吴江市和上海市青浦区。全县总面积507.68平方千米（县土地详查数），其中陆地占85.71%，水域占14.29%。县城魏塘镇东距上海市90千米，西至杭州110米，南濒乍浦港35千米，北接苏州91千米，处于长江三角洲的中心地带。地势南高北低，平均高程3.67米（吴淞标高）。

嘉善县境内东西流向的有太河泾港、大寨河、圩水港、贺汇港、斜塘，南北向的芦墟塘等河流流经镇域，是西水东泻的主要泄洪通道。汾湖,系湖州至上海的“湖申乙线”航道。

汾湖

汾湖位于浙江嘉善、江苏吴江交界，东西长6公里，南北长3公里，一半属浙江、一半属江苏。汾湖古称分湖，是春秋战国时期的吴越分界湖。总面积9700亩。

嘉善位于北亚热带南缘的东亚季风区，四季分明、温和湿润、光照充足、雨量充沛、无霜期长，宜于作物生长，但地处沿海中纬度地带，气候变化明显，具有春湿、夏热、秋燥、冬冷的特点，主要的灾害性天气有暴雨、连阴雨、干旱、寒潮、大雪、大雾、高温和台风。

历年平均气温15.8℃，1月最冷，月平均气温3.7℃，极端最低气温-10.8℃，出现在1977年1月31日；7月最热，月平均气温27.8℃，极端最高气温39.6℃，出现在2007年7月25日。春季，日平均气温稳定通过10℃的平均初日3月30日；夏季，日平均气温稳定通过22℃的平均初日6月9日；秋季，日平均气温低于22℃的平均初日9月28日；冬季，日平均气温低于10℃的平均初日12月6日�

历年平均初霜日11月14日，终霜日3月25日，平均无霜期233.6天。平均初结冰日11月29日，年平均结冰天数39天。

历年平均降雨量1155.7毫米,最多年份雨量1683.4毫米，出现在1999年；最少年份雨量695.1毫米，出现在1978年。年平均降雨日138.5天，日最大降水量167.6毫米，出现在1977年8月22日。全年有两个相对雨季和干季，4～7月是第一个雨季，其中4～5月为春雨，6～7月为梅雨，7月中旬～8月中旬处于副热带高压控制下，高温少雨；8月下旬～9月是第二个雨季，受台风和冷空气影响，雨量明显增多，10月起降水减少，成为第二个少雨时段。历年平均降雪日数7.8天，1月最多，达3.5天。最大积雪深度22厘米，出现在2008年2月2日。�

历年平均日照时数1927.3小时，其中，1～2月最少，平均在125小时以下；而7～8月最多，平均在210小时。

历年平均风速3.1米/秒，瞬间风速≥17米/秒的大风平均每年5.4天。历年出现的最大风速35.5米/秒（12级），出现在1987年3月6日。

历史沿革

因旧有迁善六乡俗尚敦庞，少犯宪辟，故曰嘉善。

嘉善县历史悠久，从境内大往圩、独圩、张安村等文化遗址出土的文物证实，早在 6000多年前的马家浜文化时期已有先民在沼泽开田，种植水稻和饲养牲畜。明宣德四年（1429）三月，巡抚、大理寺卿胡概巡视江南后，以地广赋繁奏请划增县，翌年三月二十八日敕分嘉兴县东北境之迁善、永安、奉贤三个完整乡和胥山、思贤、麟瑞三乡之部分置嘉善县，定治魏塘，隶嘉兴府。“因旧有迁善六乡俗尚敦庞，少犯宪辟，故曰嘉善”。清循明制，咸丰十年（1860）至同治二年（1863），太平天国曾在境内建立地方政权。

民国元年（1912）废府，嘉善属钱塘道。16年道废，直属省辖。21年全省设12个县政督察区，嘉善属第二县政督察区，次年仍改称第二区。26年11月被日军侵占。28年成立浙西行署，次年改为第十区，嘉善隶属浙西行署第十行政督察区。37年4月，属第一行政督察区管辖。

1949年5月11日嘉善解放，隶属浙江省第一专员公署，11月改属嘉兴专署。1958年11月21日嘉善县建制撤销，并入嘉兴县。1961年4月9日恢复县置。1983年8月，实行市辖县制，嘉善县隶属嘉兴市。

经济概况

嘉善是第一批沿海开放县之一，2007年,全年实现地区生产总值181.42亿元，增长16.4%，按当年年末汇率计算，人均生产总值突破6500美元（按户籍人口计算）；完成财政总收入23.15亿元，增长23.3%，其中地方财政收入11.02亿元，增长26.1%；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102.44亿元，增长17.6%；进出口总额18.81亿美元，增长30.6%，其中出口13.60亿美元，增长27.8%；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0226元，增长11.1%，农民人均纯收入10121元，增长13.9%。

大力开展招商选资，实际利用内外资均创历史新高，全县合同利用外资5.41亿美元，增长7.5%，实际利用外资3.28亿美元，增长33.7%，引进县外内资23.38亿元，增长49.8%。引资质量进一步提升，全年新批总投资1000万美元的企业达22家，总投资1000万美元的增资达18次，引进5000万元的内资项目达48个，新批电子信息、精密机械类外资项目数占全县总量的50.7%，富士康项目成功签约落户。民营经济取得新发展。全年民资项目实现投资42.17亿元，占全县总量的56.9%。

第三产业稳步发展。实现第三产业增加值58.58亿元，增长15.5%。消费需求保持活跃，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54.33亿元，增长17.0%。完善服务业发展政策，突出服务业招商，分别在上海和香港成功举办服务业项目推介会，新增服务业企业307家。积极推进服务业重点项目建设，17个市、县服务业重点项目完成投资9.85亿元。加快旅游业发展，接待境内外游客350.13万人次，增长20.8%，旅游业总收入25.85亿元，增长22.5%

交通

嘉善有着优越的交通条件,沪杭铁路,沪杭高速公路,申嘉湖高速公路,杭州湾跨海大桥北连接线,亭枫高速连接线,320国道,都穿境而过,即将建设的沪杭高速铁路,城际铁路,沪杭磁浮铁路和嘉通高速公路,也都将经过嘉善,相信不久之后,嘉善将成为长三角的交通枢纽.

浙江最大的台资集聚区

截止到2006年9月底，全县累计批准设立台资企业331家，总投资25.64亿美元，合同利用台资13.3亿美元，实际利用台资4.28亿美元，常住当地的台商有2000多人。而同期共有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841个项目投资当地，累计合同利用外资24.5亿美元，实际利用外资10.26亿美元。

嘉善与上海接壤，距离上海、杭州和苏州均不到100公里，因此成为浙江承接苏南和上海地区台资的第一站。1999年，浙江省政府批准嘉善经济开发区正式设立台商投资区。

目前，台湾最大民营制造企业，全球三大电子制造服务业（EMS）厂商之一鸿海精密(富士康),亚洲规模最大的家具企业台升集团、全球最大的紧固件企业之一晋亿集团和著名速冻食品品牌龙凤食品等一批台资企业都在当地落户。2003年，嘉善继江苏昆山、广东肇庆之后，成立了大陆第三个县一级的台湾同胞投资企业协会

嘉善地名由来

嘉善北部重镇西塘，古名斜塘，唐开元年间（公元713--741年）就有村落，宋时聚成村里，介河之两翼，东为永安乡胡受里，西为迁善乡斜塘里，元末统称斜塘、元陶宗仪《辍耕录》云，田："秀之斜塘，有故宋大姓居焉，家富饶连阡陌"。明代建市镇又因地域平畴，别名"平川"。相传春秋时期伍子胥屯兵于此，开凿伍子塘引水直抵境内，故亦称胥塘。西塘地处杭嘉湖平原，地势平坦，河流纵横，自然环境幽静。古镇保存有完好的明清建筑，街衢依河而建，民居临水而筑，以桥多、弄多、廊棚多、古宅多而著称。主要景点有神福堂、薛宅、七老爷庙 、圣堂、西园、石皮弄等。

明永乐吏部稽勋是谁

楼上回答正确，再补充一下：

赵新(约公元138l一1461)，字自新，号养斋，浙江富阳渔山人。明永乐三年(公元1405年)，赵新在乡友资助下，赴省参加乡试中举，不久，入太学就读，并参与纂修《永乐大典》。后历任工部屯田司主事，办理粮饷储运，筹划有方。明宣德四年 (公元1429年)，擢为吏部稽勋司郎中，任内以“清、公、勤、慎”著称。

高中历史明朝时期货币演变特点

明王朝建立后的百年间，国内农业生产获得比较迅速的恢复和发展。在中后期，即

15世纪以后，国内城市经济与商品货币关系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表现比较突出的，在

全国建立了30多个新兴的商业城市，商品货币关系活跃，促使了资本主义的萌芽;在农

村，佃农日益获得法律上的人身自由，而佃农本身又开始分化，一些经济条件较好的佃

农以及由富裕农民上升的中小地主，均乐于雇用雇工形式的劳动力。雇工成为当时农民

阶级中仅次于佃农的农业劳动力队伍。雇工又分为两类:“计岁而受值者日长工”，“计日

佣者谓之短工”;在货币经济方面，贵金属白银开始成为普遍使用的货币。

在这样的社会经济条件下，产生于宋代、继续推行于元代的纸币制度，它在明代是

继续推行或是被别的货币制度取代，或是与铜钱、白银货币制度并行它的发展是直线

向前的还是曲折前进的当时的诸思想家又是如何认识和评论的本文试从这些方面作

点介绍和评述。

一、承袭宋元继续推行纸币制度

根据史书记载，明朝初年，继续实行纸币制度。开始参照元代的办法，用钞不用钱，

禁止民间以金银交易。但不久由于纸币逐渐贬值，且贬值愈来愈厉害，元朝统治者不得

不放弃专用纸币之法，改行钱钞并用的制度。

明朝的纸币，是朱元璋洪武八年(公元1375年)发行的。纸币的名称叫大明通行宝

钞。宝钞面额分六种:一百文、二百文、三百文、四百文、五百文、一贯。每贯等于铜

钱一千文，或白银一两;四贯合黄金一两。金银只可以用来领用钞票，不许流通。持有

金银者，不许私下交易，只能卖给政府。洪武十年规定，一百文以下的数目用铜钱支付。

商税的输纳，七成用钞，三成用钱。洪武二十二年，由于流通的需要，加印发行小钞，分

十文、二十文、三十文、四十文、五十文共五种。在形制方面，大明宝钞四周有龙纹花

栏，上面横题的大明通行宝钞六个字。花纹栏内两边各有四个字一行的篆书:“大明宝钞，

天下通行”;中间有钱贯的图样。下面则印明为中方省或户部奏准印造，与制钱通行，伪

造者斩，以及告发者的赏银数目。末有洪武年月日。洪武以后，虽然继续发行，但仍用

洪武年号。一贯的大钞，长约9. 5市寸，宽为6市寸，一贯以下的小钞，长宽都小得多。

其形制大小钞没有多大分别①。

明代实行的纸币制度与宋元比较有以下三个明显的特点:一是在实行纸币制度的二

百多年间，只有一种形制的钞票。这与元朝的纸币不同。元代在几十年间，自己的钞票

改了几次名称。二是明朝的纸币不实行分界的办法，由于旧钞越来越多，以新换旧、从

中舞弊的倒钞问题十分突出。在通货膨胀日益严重的情势下，商人对钞票的新旧加以差

别对待，同时税务、钞局官员，利用新旧钞票价格的不同，强迫人民用新钞纳税，他们

则换成破烂钞票送缴国库，从中取利。三是白银的流通越来越广，信誉极高，终于成为

明朝的正式货币。在白银流通不断扩展的形势下，大明宝钞的流通范围却越来越小，以

至完全退出流通领域。正统(公元1436年)以后，宝钞已不通行，只有官傣还是用钞折

付。由于纸币执行流通手段的职能具有许多优点，在纸币已不通行的情况下，仍被许多

人认为有必要保存。直到明术，还以钞票来代表货币，或称钱钞，或称钞银，而实际上

支付的却是银或钱。这说明纸币有其存在的客观必然性。

另一方面，由于纸币易于印制，易于为统治阶级利用来作为搜刮民脂民膏，弥补财

政赤字的工具，直至明王朝即将灭亡的明末，仍念念不忘发行钞票。天启年间(公元1621

年)，由于财政困难，给事中惠世杨曾建议用钞。崇祯八年(公元1635年)给事中何楷

又请行钞。崇祯十六年(公元1643年)，蒋臣的行钞建议曾获得在朝掌管财政的大臣倪

元路等人的赞同。最高统治者思宗朱由检更是争不可待，愿行钞法。当时，户部议行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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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有许多好处:“一日造之本省，一日行之途广，三日资之也轻，四日藏之也简，五日无

成色之好丑，六日无称兑之轻重，七日革银匠之奸偷，八日杜盗贼之窥伺，九日钱不用

而用钞，其铜尽铸军器，十曰钞法大行，民间货卖并可不用银，银不用而专用钞，天下

之银可尽实内库”②。这个服胃“十便十妙”的说法，虽列举了行钞的一些优点，但其

要害显然在于“天下之银可尽实内库”。当时正处在民不聊生、社会动荡的形势，这一行

钞计划一传出，就遭到广大人民的反对，出现“京商骚然，绸缎各铺，皆卷筐而去”的

局面，明末阁臣蒋德嫌也说:“民虽愚，谁肯以一金买一纸”③崇祯统治者急于推行的行

钞计划，随着明政权的崩溃而彻底破产。

二、白银成为明代中后期基本货币制度的历史必然

如前所述，明代初期是推行纸币制度，禁止使用金银的，然而前进到五十多年后，即

英宗即位(公元1436年)后，大明宝钞已退出流通领域，于是，放松用银的禁令，公开

使用白银，使白银的流通范围越来越广泛，而取得了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两种基本的货

币职能，成为正式的货币。这一变化的原因是什么我们认为应从纸币、铜钱、白银三

者在流通中的变化和发展去寻找，即从实际出发去探索其规律性，才能得出正确的答案。

首先从大明宝钞流通情况进行考察。大明宝钞制度是不兑换的纸币制度，由于军需

支付繁重，铸钱数目又不多，只有靠发行纸币来应付。在洪武十三年便已有通货膨胀的

现象，随后发生了新、旧钞差价倒钞问题，并愈来愈严重，使纸币的购买力大大贬值，宝

钞制度开始败坏了。明成之民水乐二年(公元1404年)左都御史陈瑛因纸币愈益奎滞提议

实行户口食盐法(即食盐税，规定大口令月食盐一斤，纳钞一贯，小口月食盐半斤，纳

钞五百文)，藉以收回流通中过多的纸币。仁宗即位时(公元1424年)，尚书夏原吉又提

出增添“门肆、门摊诸税”，具体措施收回在流通中充斥的纸币，以提高其购买力。并建

议“官钞宜少出”④，但实际上行不通。明宣德年间(公元1426-1435年)大明宝钞继

续贬值。刘定之针对这一情况，主张收缩通货。到了明英宗正统元年(公元1436年)解

除用银的禁令，大明宝钞实际上已不行使。成化二十三年(公元1487年)邱海以“物与

币两相当值”为论据，抨击实行不兑换纸币制度与通货膨胀政策所带来的诸多弊端，主

张实行以银为主，钱钞并行的货币制度。从此白银已获得合法货币的资格，并在货币流

妙兼用，以纸甲刀土，}1可t尾刀拥。洪武丫牛双正，一日关以r阴狱日用钢饮又1可。同祝

的输纳，七成用钞，三成用钱。在大明宝钞不断贬值的情况卞，人民自然乐于使角铜钱，

以求尽量减少损失.在禁用铜钱行不通的情况下，公开让铜钱与钞票在市面上流通。可

是明初铸钱很少，洪武、永乐、宣法年间虽曾铸钱，但数量不多，加上私铸猖撅，劣钱

泛滥，造成钱分等级，因而铜钱在流通中也}P}利，已不可能成为明代的主要货币。

再从白银流通的情况看，开始是严禁使用白银，但禁而不止，在纸币不断贬值的情

况下，它的流通范围却愈来愈广，终于成为明代中后期的基本货币制度。.

所以造成这一局面，概括起来有以下几个原因:一是纸币的不断贬值和铜钱减少私

铸猖撅，促进了白银的广泛使用。二是白银更适合充当货币的材料。因为白银与铜钱比

较具有下列优点:同质性、易于分割、不腐烂、体积小而价值大、便于携带，并能执行

货币的更多职能。所以马克思说:“金银天然不是货币，但货币天然是金银”⑤‘三是白

银的生产量大量增加，基本上可以满足流通中的需要。这一条也很重要，虽然过去就有

白银，但数量少，形不成流通中的基本货币。据史书记载，在明万历年间，大开银矿，所

以银钱的铸造，比以往其他朝代的银钱要多。加上当日士世界各国都掀起开金银矿的狂潮，

互相影响互相促进.四是开展国际贸易的需要。明初是实行闭关锁国政策，不许寸板下

海。明中叶以后，放松了海禁，中国和东南亚国家的海外贸易开始发展起来并逐步增加。

通过贸易把中国的货物输往国外，与此同时美洲银元、荷兰银元也通过菲律宾的华侨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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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中国。在国际贸易中，使用白银确实带来许多方便，既可以充当购买手段、支付手段，

而且还可以充当贮藏手段。就是说，黄金白银可以执行世界货币的职能，这是纸币铜钱

所不能替代的。所以白银成为明中叶后的基本货币制度是历史的必然，也是中国货币史

上的大进步。

三、对肯定纸币作用的议论

尽管明代纸币流通了五、六十年后就退出流通领域，纸币制度败坏了，但不少有识

之士对纸币本身的作用仍给予肯定。

明初任巴陵主簿的叶子奇认为，元朝纸币的流通，“用以权百货轻重，民甚便之”。它

的失败‘去非其法之不善也，由后世变通不得其术也”⑥。就是说，元代开始实行的是权

钱的兑现纸币，后来的失败就在于发行数量过多，不能维持兑现。他说，“欲立钞法，须

使钱货为之本。如盐之有引，茶之有引，引至则茶盐立得，使钞法如此，乌有不行之患

哉”⑦。因此，他主张实行有钱货为之本的兑现纸币的流通制度，并且不会有什么害处。

这里也必须指出，他把纸币的兑现和凭盐引领盐、茶行领茶的兑现等同起来，说明他没

有注意它们的区别，因而在理论上是有缺陷的。因为盐引、。茶引的发行数必须同国家掌

握的实有盐茶数相等或多余一部分，盐茶引才能兑现。若国家掌握的盐茶实有数少于盐

茶引标明的数量，就会有一部茶盐引不能兑现。而纸币的发行数却可以多于现金准备数

的几倍，同时又大致符合商品流通中所需要的货币量，不仅持币人能买到货物，而且币

值也能保持稳定。其所以如此，就在于纸币是货币的符号，能起着一般等价物的作用，而

盐引、茶引却不具有这一职能，它们只起着汇票性质的作用。但叶子奇提出用兑现纸币来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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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物价的办法，却是比较深刻的。他说:“以钱为母，以引为子，子母相权，以制天

下百货，出之于货轻之时，收人之货重之日，权衡轻重与时宜之，未有不可行之理也。譬

之池水，所人之沟与所出之沟相等，则一池之水动荡流通，而血脉常活也。借便听人之

沟虽通，所出之沟既塞，则水死而不动，惟有涨浸淫，而有滥筋之患矣，此其理也”⑧.

就是说，当货轻即物价低时，要投放货币，当货重即物价高时，要回笼货币，使流通中

的纸币保持一个客观的适当数量，池中之水能动荡流通，如人血脉能常活一样。否则就

会泛滥成灾。叶子奇的上述比喻十分生动形象地说明纸币在流通中必须保持正常的数量，

才利于纸币的顺利流通和币值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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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任明英宗礼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学士的刘定之，在大明宝钞不断贬值时，仍对纸币

持肯定态度。他认为.“珠玉金宝可以为用矣，而不能多得，谷粟布帛可以为用矣，而不

能致远。腰万贯之缉，手方寸之褚，寒可以衣，饥可以食，不珠玉而自富，不金玉而自

足，盖亦古人抚世便民之良规也”⑨。他还赞成以纸币代替钱币流通。他说:“民之所赖

以生者谷帛，而一环之钱诚若何所用者，然而钱可以致谷帛，则用钱可也。民之所赖以

用者钱货，而一尺之褚又若何所用者，然而褚可以代表钱货，则用褚可也”⑩。就是说，

纸币和钱币一样，都可以用来交换衣食，可以使人“自足”“自富”。为何昔日之钞有流

通，是“利民之事”，而今则成为“病民之本”呢他认为:“夫前代许民以昏钞赴官倒

换，而纳其工墨之钱，故钞无滥恶;前代许民以交、会赴官收纳，而充其赋役之类，故

钞有流通”。“今也不然，钞之造于上也，有出无纳;钞之行于下也，有敝而无换。及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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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钞于民也，豪商大贾积钞子家而无征，奸管猾吏假钞为名而渔猎，阎左贫民寄田产质

妻子，而后得钞以送之官，大臣谋国扰郡县暴间里，而后收钞以贮之库”⑩。因此，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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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改换新钞，或则收回.旧钞的办法，并做到“上之所以赏赐傣给者以渐而出之，下之

所以输纳赋役者时或而取之”⑩。纸币就可以畅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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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论述，尽管对前代的纸币制度

作了美化，但对统治阶级的官吏利用纸币渔猎人民的贪婪本性却进行了有力揭露。对于

维持纸币币值的稳定也有积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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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值得提及的，在纸币早不实行的明晚期，仍有一些思想家主张推行钞法。陈子龙、

钱秉橙就是其中的代表。

陈子龙(公元1608-1697年)文学家，曾主持编者《明经世文编》。他在其听作的

《钞币论》一文中说:“褚非钱也，而可执券以取钱，无致远之劳，有厚责之用，是以飞

钱钞引唐创行之，宋之交子会子乃自西蜀一隅通于天下，始于暂以权钱，久之以代现钱，

追元而钞遂孤行矣。终元之世，无一人知有钱之用，而衣于钞、食于钞，贫且富于钞，岂

尽禁令使然哉!夫亦因民所便，而持以收换称提，时疏其滞也。”⑩他认为纸币流通经宋

元至现在已有几百年的历史，有其客观存在的必然性，“因民所便”，“岂尽禁令使然也，’l

积极的办法是“持以收换称提，时疏其滞也”，就能使纸币顺畅流通。在晚明时期仍然肯

定纸币的作用，这一观点轰细佳能可贵的。

钱秉橙(公元1612-1693年)文学家。他对推行纸币制度仍持肯定态度。他说:

“夫钞止方寸(尺)腐败之褚，加以工墨，命百则百，年千则千，而愚民以之为宝，衣

食皆取资焉，惟其能上行也。盖必官司喜于收受，民心不疑，自可转易流通。”@纸币能

否流通，取决于政府，即“惟其能上行也”，“官司喜于收受”。只有做到这点，纸币才有

信用，民心才不疑虑，才可转易流通。同时他又认为，行钞与用银二者不能并立。他说:

“宋元以及国初，钞虽屡滞，犹能设法以行，至于今独不能行者，则以往代不用白金，’而

今专以为币也”⑩。因此他提出实行银、钱、钞三者并用的办法，由国家法律规定，“每

钱一千值银一两、钞一贯值钱一千，而银以五十两为锭，零用则钱，整用则钞，满五十

两始用银，钱多折钞、钞多折银，而碎银以代钞之用者罪之”⑩。钱秉橙的上述观点颇

有货币国定说的嗽直，如他说的“命百则百，命千则千，’，就是这一思想的典型表现。他

又把明代纸币的失败完全归于用银，企图以限制用银来行钞，这在当时情况下，是行不

通的。但是他极力主张行钞，肯定纸币流通的必要性，又是符合货币发展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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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对使用铜钱或白银的主张

洪武初年，出兵西征敦煌，北伐沙漠，军需繁重。为了应付财政上巨额开支，只有

发行纸币。在洪武十三年(公元1380年)‘便已有通货膨胀的现象。到了洪武二十三年.

(1390年)，宝钞一贯在两浙只能值钱二百五十文。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在两浙江

西闽广一带。宝钞一贯只值铜钱一百六十文0。在纸币不断贬值的情况下，民间使用铜

钱成为一种自卫行为，于是明朝统治者又下令禁止用钱。人民就用金银，于是又在洪武

三十年(1397年)三月禁用金银。由于朝廷发行钞票太多，收敛无法，以致物重钞轻，宝

钞继续贬值。宣德四年(1429年)未一石绵布一匹或丝一斤都要五十贯钞，，比洪武九年

上涨了五十倍。宣德八年(1433年)绢一匹折钞四百贯，布一匹折钞二百贯，比洪武九

年涨至二百三十多倍。当时民间已不用钞，专用金银。此时白银一两值钞百贯，等于洪

武九年的一百倍。到了世宗嘉靖十四年(1535年)，宝钞一千贯才能折银四钱，白银对宝

钞涨了二千五百倍。铜钱对钞票涨了三千五百七十倍⑩。在纸币严重贬值以至不能流通

的局面下，不少思想家提出改革币制、恢复使用铜钱的主张。丘溶、谭纶、靳学颜等人

便是其代表。

丘溶(公元1420-1495年)广东琼山(今海南海口市)人，在明孝宗时官至户部尚

书兼武英殿大学士。他对纸币基本上持否定态度。他说:“服胃钞者，所费之直不过三、

五钱，而以售人千钱之物。呜呼，.世间之物虽生于天地，然皆必资以人力，而后能成其

用。其体有大小精粗，其功力有浅深，其价值有多少，直而至于千钱，其体非大则精，必

非一日之功所成也，乃以方尺之褚，直三、五钱者而售之，可不可乎!一下之人有以计取

人如是者，上之人不能禁之，固已失上之职矣，况上之人自为之哉】民初受其欺，继而

畏其威，不得已而龟勉从之，行之既久，天定人胜，终莫之行，非徒不得千钱之息，并

与其所费三、五钱之本而失之。且因之以失人心，亏国用，而致乱亡之祸，如元人者可

鉴也已”⑩。他从朴素的劳动价值论出发，以“物与币两相当值”作为论据，反:R寸使用

纸币。这在货币理论上是不正确的。他不明白，纸币本身没有价值，但它可以代表一定

的价值同商品进行等价交换。也正是如此，纸币产生并流行儿百年间，在推行中因不断

贬值而归于失败，然后又继续推行。这是由商品经济发展的需要和纸币本身的优点所决

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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丘i睿虽在理论上否定了纸币流通的必要性，主张使用金属货币，但他又不敢否定当

时纸币流通的现实。他提出的币制改革建议中说:“本朝制铜钱宝钞相兼行使，百年于兹，

未之改也。然行之既久，意外弊生。钱之弊在于伪，钞之弊在于多。革伪钱之策，臣既

陈于前矣。所以通过钞法者，臣请稽古三币之法，以银为上币，钞为中币，钱为下币，以

中下二币为公私通用之具，而一准上市以权之焉。盖自国初以来有银禁，恐其或阂钱钞

也。”⑩他把白银列为上币，突出了其地位，实际上要把白银作为价值尺度。这一观点更

符合货币流通的实际。特别是在不少思想家对用银持反对或怀疑的氛围中，统治者又不

时下达禁银的条律下，是值得称述的。

和戚继光齐名，曾任兵部尚书、主持兵事三十年谭纶(1520-1577)，他是反对使用

白银的。他认为当时国家的财政困难是由于百姓不足，而百姓不足则由于货物贱而银贵，

银贵则由于银少。他说:“夫天地间惟布帛寂粟能年年生之，乃以其银之少而贵也，致使

天下的农夫织女终岁勤劳，弗获不休，每当催科竣急之时，以数石之粟、数匹之帛不能

易一金。彼一农之耕，一岁能得粟几石一女之织，一岁能得帛几匹’而其贱若此，求

其无贫不可得也。民既贫矣，则速负必多，速负多矣，则府库必竭，乃必至之理截@

这是典型的用银致贫论。我们知道，民贫国困是由于残酷的封建剥削和频繁的战事造成

的，而不是使用白银。况且当时的钱价不是上涨而是下跌，说明流通中的银钱数量不是

日益减少，而是由于海外白银的流入及国内银产量的增多而增加的。为此，谭纶认为，

“言足国必先富民，欲富民必重布帛寂粟而贱银。欲钱银，必制为钱法，增多其权，以济

夫银之不足而后可”@。他提出的“通钱法”的主要内容:一是增加铸钱，“以济夫银之

不及而后可”;二是增加征钱的比率和将钱改为“大明通宝”。具体说，赋投原来征银的

解往中央的部分改为银六钱四，留存的部分改为银钱各半。官军傣铜折银的部分也改为

银钱各半。罪犯赎罪除罚谷外，一律改为收钱。这样规定，百姓皆以行钱为便了。谭纶

这一重钱贱银的主张在白银已取得基本货币流通制度下，卿佳于实行的，即使实行了也

不会收到好的效果。因为它是违背货币发展规律的。

曾被称为明中兴的经济名臣的靳学颜，也是反对使用白银的。他说:“臣闻钱者泉也，

如水之行地中，不得一日废者。一日废，则有枯稿之虞”。“夫银者，寒不可衣，饥之不

可食，又非衣食之所自出也，不过贸迁以通衣食之用尔。而铜钱亦贸迁以通用，与银异

质而同神者，犹云南不用钱而用海巴。三者不同，而致用则一焉，，今独奈何用银而废

钱”⑩。这里，靳学颜只看到银铜和海贝都可作流通手段的相同处，但他不懂得货币还

有其他职能，制作货币的材料不同其作用就有很大区别。这说明他的货币理论有很大片

面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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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两位晚明的科学家的货币观点，也是值得我们注意的。

一位是著名数学家李之藻，他是赞同使用白银的。他说:“磋乎!圣王治天下，因民

之情与之宜之，不深强也。今民情不以钱币，而以银币，非一日矣，上又求金之使旁午，

而积金之府岁拓，明夺其所欲，而予之以其所不欲，强而行之，无乃藉青轶(铜钱)以

愚黔首，天下攘攘，其亦有辞”@。意思是说，使用白银已非一日并深得人心，现在又

要改用铜钱，“强而行之”，与此来愚弄老百姓，必然会造成天下纷乱。

另一位是著名的科学技术家，《天工开物》作者宋应星，化挤寸白银为币也是赞同的。

他说，“普夭之下，民穷财尽四字，整额转相告语，夫财者，天生地宜，而人工运旋而出

者也。天下未尝生，乃言乏。其谓少肠遨为中国之壑，而奴虏又为九边之壑，此指白金之

物而言耳。财之为言，乃通指百货，非专言阿褚(货币)也。今夭下何尝少白金哉所

少者，田之吾谷、山林之本，墙下之桑，池之鱼耳。有饶数物于此，白锻、黄金疾呼而

至，腰缠筐盛而来贸者，必相踵也。”⑩这是针对用银致贫论而发的。他认为造成“民穷

财尽”不是缺乏白银所致，而在于社会生产的萎缩。“财之为言，乃通指百货，非专言阿

褚也”。如果社会生产日益丰饶，“白锻’(白银)黄金疾呼而至”，“持有白银者就会使用

它来交易，“今天下何尝少白金哉”

上述观点反映了他们对事物所持有的慎重态度。特别是在传统的重钱轻银思想笼罩

下，他们所持的这种态度，更是难能可贵。

综上所述可以给我们两点启示:其一，明代的诸思想家对纸币、铜钱、白银的种种

议论，虽多重复宋之前人的观点，但对某些货币观点却具有独到见解。同时从这些议论

可以看到，封建统治者为了鱼肉人民，搜刮民脂民膏，不断采用和实行通货膨胀政策，以

维护其统治，充分暴露其封建政权统治的腐朽性。其二，明代推行的纸币制度的失败，其

原因不在纸币本身，而在于统治者实行的通货膨胀政策。白银的流通尽管多次受到统治

者下令禁锢，但禁而不止，却不断冲破牢笼，广泛而深入发展，终于获取了明代中晚期

的基本货币制度。这说明货币发展规律是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只能因势利导，

否则就会受到客观规律的惩罚。

张家口的来历谁知道啊

张家口名字的由来与明洪武年间的移民有着直接的关系。

从明初到宣德四年这六十年中，能够使地名发生变化的因素莫过于洪武移民。据《宣府镇志》记载，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这一带因“民户不足，调山西诸处余丁充之”。

其中有张姓人家迁来在隘口附近定居（这一点可以从《宣府镇志》关于此处有“张家庄”记载中得到印证），这就使“口”与，“张家”发生了联系，而赋之以新的社会人文内涵。久之，“隘口”一名遂被人们冠以张姓，称做“张家隘口”后来又简化为“张家口”。

扩展资料

宣德四年，张文修筑城堡，以“张家口”做为堡之专称，命名为“张家口堡”。据此，可以认定，张家口的得名当在洪武末年到永乐年间，而宣德四年则可看做是官方正式命名之始。

随着历史的发展和社会的变迁，“张家口”名称的内涵也发生了几次大的演变。当“张家口”一名被移植为城堡的专称之后，它便由自然地理实体名称向社会聚落名称转化。

及至清朝辟大境门，人们对东、西太平山之间的山口的称谓渐被“大境口”所代，至此，“张家口”也就彻底完成了其做为自然地理实体名称的历史使命。

经过几代人口繁衍，居民以张家口堡为中心，不断向周围广阔地区散布，形成日益增多的居民区和村落，“张家口”又被人们用来泛指这一带地区，而张家口堡的称谓则被“堡子里”所代替。“张家口”名称内涵的延伸、扩大，促使其由聚落地名进一步演变为区域地名。

到了1939年，日伪设置张家口特别市，“张家口”又开始成为行政市的名称。1945年8月，张家口首次解放，张家口市人民政府宣告诞生。从此，虽然张家口市名称的内涵随着其管辖范围及隶属关系的变更而有所变化，但是，它做为行政市的名称则一直稳定下来。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张家口

凤山道院的历史沿革

史料记载，凤山道观始建于宋代，元代遭兵火焚毁，明洪武十七年（公元1384年）重修希夷庙,后于明宣德四年（1429年）、正统六年（1441年）、景泰七年（1456年）和成化六年（1470年）进行过四次大扩建，使其成为道院规模。明成化十九年又进行了扩建。这座“白云缭绕”的仙山琼瑶，是为了祭祀宋代道祖陈希夷和其门徒明代道士孙云际而建。如真人殿左近的碑碣上所说，孙云际是明朝人，七岁修道，十七岁来到凤仙道院陈希夷道场门下立志苦修，炼精淘丹、济人疗病四十余年。从宣德四年（1429年）至成化六年（1470年）30年间，孙云际曾四次主持兴建、维修天贞观，使之具有了规模。时人认为这对促进本州道教的发展和名胜的保存都极有裨益，评价说“孙先生道德无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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