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雨花台烈士 故事答史料撷珍史砚芬(1904-1928),江苏宜兴人。1927年参加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后转达为中共党员。曾任共青团江苏宜兴县委书记,与匡亚明等人领导了宜兴农民暴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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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花台烈士 故事

雨花台烈士 故事

史料撷珍

史砚芬(1904-1928),江苏宜兴人。1927年参加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后转达为中共党员。曾任共青团江苏宜兴县委书记,与匡亚明等人领导了宜兴农民暴动。1928年调任共青团南京市委书记、共青团江苏省委沪宁线巡视员。同年5月在南京被捕。9月就义于雨花台。1928年9月27日,史砚芬牺牲后,其家人从烈士内衣口袋中发现了两封血迹斑斑的信。

图:史砚芬给妹妹、弟弟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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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耘生(1905-1932)原名殿龙,字云生,又名李立章、李涤尘。山东广饶人。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中共汉口硚口特区区委书记、武昌市委书记、南京市委组织部部长、南京特委书记等职。1932年4月不幸被捕,6月在雨花台就义。

图:李耘生与妻子章蕴及儿子的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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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刚(1908-1930)浙江象山人。中共党员。1927年入晓庄师范学校读书。曾任晓庄师范联村自卫团副总指挥。1930年在驻校的国民党军中从事策反工作,不幸被捕。同年8月牺牲于雨花台。

图:《红叶童话集》,叶刚著,署名“一叶”。书中收录《红叶》、《字样和白纸》等9篇童话。1931年,陶行知将之整理出版,并亲自作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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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原道(1901-1933),又名伯康、革新。安徽合肥人。中共党员。安徽省立第二甲种农业学校学生。1925年赴苏联学习。1928年回国。历任中共河北省委、河南省委常委,江苏省委常委及宣传部长等职。1932年底在上海被捕,解来南京。1933年3月牺牲于雨花台。

图:1925年,陈原道参加全国学生联合会第七次代表大会的出席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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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励(1905-1933),又名黄丽。湖南益阳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10月去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28年随瞿秋白到德国柏林出席世界反帝大同盟会议。1929年随邓中夏到海参崴参加第二次太平洋地区职工代表会议,并留会议书记处工作。1931年秋回国,任上海全国互济总会主任兼党团书记。1932年7月调任中共江苏省委组织部部长。1933年4月因叛徒告密在上海被捕,解来南京。同年7月在雨花台慷慨就义。

图:1926年,黄励与丈夫杨放之在莫斯科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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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纲琳(1910-1937),又名郭英。江苏句容人。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底转为中共党员。1932年在共青团上海法南区委、沪西区委工作。1933年春调任共青团江苏省委内部交通及共青团无锡中心县委书记。1934年初,调任共青团上海闸北区委书记,从事抗日救亡工作,不幸被捕,解来南京。1937年7月牺牲于雨花台。

图:“铜心”与“铜鸡心”、狱中刺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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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葆珍(1902-1934),化名黄芬芳。湖南道县人。1918年入湖南衡阳省立第三女子师范学校读书。1922年参加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3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到安源路矿工人子弟学校教书,并与刘少奇结婚。后随刘少奇到上海、长沙、武汉、广州、天津、东北等地从事革命工作。1933年在上海不幸被捕,解来南京,判刑15年。因在狱中坚持对敌斗争,不稍退缩,改判死刑。1934年在雨花台就义。

图:1924年6月15日,何葆珍等在安源路矿工会工人学校的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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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惠生(1903-1945),又名惟偊。安徽无为人。1927年毕业于北京农业大学,后从事教育工作。1939年参加革命。历任抗日根据地仪征县县长、无为县县长等职。194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3年任皖江行署主任。1945年8月新四军北撤时,不幸被捕。同年12月就义于南京。同时遇难的有新四军七师独立旅参谋长王惠川。

图:吕惠生手书条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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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士炎(1910-1948),又名谢天纵。湖南衡山人。毕业于陆军大学。抗战胜利后,任国民党北平第十一战区长官部作战处少将处长。1947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从事革命情报工作。同年9月被捕,解来南京。1948年10月就义。

图:1947年2月谢士炎填写的入党志愿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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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良璋(1921-1948),别号雪野。南京六合人。1939年入空军军士学校,后调印度受训,回国后,任中尉飞行员、参谋。194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7年调往北平,秘密从事情报工作。同年在南京被捕。1948年10月就义。

图:赵良璋与妻子蒋平仲的合影。赵良璋在狱中给友人的诀别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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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志英(1905-1948),原名卢子江,又名卢涛,化名周志堃。山东昌邑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在甘肃、江西、贵州、上海、南京等地从事兵运、学运和秘密情报工作。抗日战争期间,在苏北任联合抗日部队副司令兼参谋长。抗战胜利后,负责沪宁杭沿线党的地下工作。1947年3月,因叛徒出卖,在上海被捕,解来南京。1948年12月,被活埋在雨花台。

图:卢志英生前使用过的怀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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骆何民(1913-1948),原名骆家骝,又名仲达、钟尚文。江苏江都人。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曾任中共上海沪西区宣传部长、组织部长。抗日战争期间,先后任湖南长沙《国民日报》编辑、衡阳《开明日报》总编。1946年至上海,从事《文萃》的印刷发行工作。1947年7月,与陈子涛同时被捕,后又在南京同时遇难。

图:骆何民就义前给妻子费枚华的遗书。

赵一曼的故事

“红枪白马女政委” 【赵一曼】(1905年10月25日-1936年8月2日),原名李坤泰,学名李淑宁,又名李一超,四川省宜宾县白花镇人,1926年进入宜宾市女子中学(现宜宾市二中)读书,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著名的女民族抗日英雄。五四运动期间,赵一曼受到革命思想影响。1924年大姐夫郑佑之(中国共产党首届四川省委委员,革命先烈,人称川南农王)用通讯的方式介绍她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1926年夏,她加入共产党,曾任共青团宜宾地委妇女委员和县国民党党部代理妇女部长。1927年入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学习;7月,武汉政府反共,她转移到上海,随即去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翌年与同学陈大榜(陈达邦)结婚。1928年冬,她因疾病和身孕,奉调回国,先后到宜昌、上海、南昌等处做地下工作。 1932年春,她被派到东北地区工作,更名为赵一曼,先后在奉天(沈阳)、哈尔滨领导工人斗争。翌年,为掩护身份,她曾同满洲总工会负责人老曹(黄维新)假称夫妻。1934年7月,她赴哈尔滨以东的抗日游击区,任珠河中心县委委员,后任珠河区委书记,一度被抗联战士误认为是赵尚志总司令的妹妹。1935年秋,她兼任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一师二团政委,群众亲切称她“瘦李”、“李姐”,被当地战士们亲切地称为“我们的女政委”。 日伪报纸也为之惊叹的这位“红枪白马”的妇女。

超长待机的英国女王,都有哪些名马?

英国女王与马,有着不解之缘,英国女王爱马骑马,从4岁开始了,当时她只有4岁 ,他的父亲,后来的英国乔治六世,送给她一匹黑色的小马驹,她骑在上面多开心呀!9岁的时候骑在马上,稳稳当当,像个骑手。13岁的时候,已经完全驾驭了自己的白马。

翻过历史,来到眼前,有没有看错,是的,没看错,女王90岁的时候,和丈夫两人,一人骑一匹黑马散步,喜欢马爱马,确实进行了一辈子。女王爱马的程度,可以用痴迷来形容。她不但自己喜欢骑马,也喜欢赛马,打马球。

他们一家都是马的爱好者。她丈夫菲利普,她儿子查尔斯王子,爱马爱打马球,她的女儿安妮公主,更是爱马超过了一切爱好,参加过1976年奥运会马术比赛,还是国际奥委会选举委员会主席,他的大女婿菲利普斯亲王,安妮公主的老公,还是1972年奥运会,马术团体比赛的金牌获得者。她的外孙女,也就是安妮公主的女儿扎拉公主,2006年,获得世界马术比赛冠军奖牌。

可以说,他们一家都是最爱马的家族,女王家马里面,最著名的是一匹缅甸黑马,是加拿大皇家骑警送给她的礼物,也是女王最爱的马,喜欢了20年,不论出门散步,还是在正式场合阅兵,都会骑着这匹马。它和女王形影不离,直道它去世,女王也没忘记它,专门请人在加拿大为它建了个塑像,放在花园广场,女王阅兵的英姿,好不威风,这匹马的名字就是Burmese,马要知道女王这样忠诚于自己,也该知足了。

赵一曼简介 300字

赵一曼,本名李坤泰,学名淑宁,又名一超。1905年出生于四川宜宾县徐家乡(今白花镇)伯阳嘴,1936年就义于黑龙江珠河县(今尚志县)。她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奉献的一生。这里记述的一组小故事,仅是她生命之船航程中的几朵小小的浪花。

端女儿

川南,越溪流域。

恬静的石头河,穿过竹丛,流向远方。在离小河不远的半山腰,有个被绿竹包围着的小村庄,人们叫它作伯阳嘴。

一曼就出生在这个小村庄里。她是最小的女儿,排行第六,乳名叫端女儿。她有四个姐姐和一个哥哥,还有一个比她小一岁的弟弟。在姊妹中,一曼看来更伶俐些,因此也更得宠爱。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家里有了这种规矩,来了客人,递烟倒茶都是她的事,如果弟弟侵犯了这种权利,她会当着客人的面打滚。人家送来的礼物,照例也由她收藏,由她分配,不然,她会把东西扔得遍地都是。

八岁那年,一曼家里立了私学。她发蒙读是的《三字经》。这年夏天,城里闹兵祸,乱兵闯到乡下,到处抢劫。父亲带着她们一家人逃到了荣县五宝镇外婆家。

大姐夫郑佑之也带着大姐从画像嘴逃来了。他们住在一个院子里,一锅吃饭。别人都说大姐夫是个怪人,因为结婚不久,他就把大姐送到学堂去读书。可是,一曼喜欢大姐夫,他跑过好多地方,当过兵,能讲许多故事。

在看过《妇女周报》吗?”

一曼一边说,一边从衣包里拿出《妇女杂志》和《女子参政之研究》等书刊来,主动借给大家阅读,解释给大家听。

随后,学校成立团支部,一曼被选为支部书记。她根据团县委指示,动员女同学参加社会活动,带头唱歌、演戏,组织时事讨论。督学暗暗骂一曼是“疯丫头”。

不久,县教育局命令各校整顿校风,出牌告规定女学生们一律绾髻。

一曼早在家里时,对这一套封建礼教很反感,她向同学们宣传说:“剪发辫才是对的,有什么不好呢?我看很好:合符卫生要求,节约时间,方便学习。更重要的是,减少社会上歧视妇女的心理。”大家十分赞同,纷纷表示坚决不绾髻。

第二天,一曼领着几个同学来到督学的办公室,十分礼节地说:“督学先生,我们都梳不来头,绾不来髻,你来帮我们梳头,帮我们绾髻吧。”

“我也不会,这是女子的事。”督学回拒她们说。

“哎呀!同学们,这有什么办法呢?连督学都不会,我们也只好不绾髻了。”

同来的同学一齐拿出剪刀,当着督学的面把发辫剪掉了。她们一路嘻哈打笑回到教室,谁也不绾髻了。

在中共宜宾特支领导下,女中成立了学生会,一曼被选为交际干事,同时担负宜宾学联宣传工作。她还在县党部领导妇女工作,并在其中负主要指导责任。

一曼更加活跃了。她时常带领同学上街宣传,去和男校同学联欢等,从事革命活动。

“疯丫头”成了引人注目的人物。

606事件

1926年夏,宜宾爆发震惊全川的“606”事件,十一名抵制仇油(煤油)的师生和三名外交后援会代表,被城防司令关押了606小时。

6月上旬,接连几天的绵雨。一天,英商“川北”轮满载亚细亚仇油到了宜宾。

宜宾人民得知这一消息非常愤怒。在宜宾特支领导下,各爱国团体随即组织宣传队沿街宣传,揭露英帝国主义屠杀中国人民的罪行。学联通知各校学生会,立即率队伍到江岸堵截,不让起货。

愤怒的学生群众一齐动手,石头、砖块等象蝗虫一般向仇轮飞去。口号声,怒吼声,风雨声,交响在码头上空。十多个青年学生划船到河心驳船上,把油桶掀进大江。顿时江面上出现五颜六色的浮油。

这时,城防司令部派出一排士兵前往抓捕甩油桶的师生,又派出两排士兵来驱逐江边的学生。并将十一名甩仇油的革命师生和前去参加谈判的三名叙府外交后援会、店员外交后援后、学联代表逮捕关押了。

宜宾特支立即召开紧急会议,号召革命团体坚持同驻军斗争,一面要求释放代表和学生,一面通电全国呼吁援助,向广东国民政府要求惩办压迫爱国运动的罪魁祸首。

一曼带着女中宣传队,走街串巷,讲演,宣传,揭露帝国主义、奸商、城防司令相互勾结,镇压学生的罪行。她们将标语密密麻麻地贴在奸商的大门上、墙上……

宜宾愤怒了!全城学生罢课,全城工人罢工,全城商店罢市。

四川愤怒了!成都学生包围了督军府,要求释放学生,报纸也纷纷发表消息和评论,支援宜宾学生的爱国斗争。

全国愤怒了,各地纷纷发来电报、快邮代电,声援宜宾学生的爱国正义斗争。

驻军被迫撤换了宜宾城防司令官,无条件释放所关押的全部代表和革命师生。

一曼夹杂在欢庆胜利的人流中,望着大奸商公开贴出的“按标价七折出售仇油”、“保证以后不再贩运仇货”的《检讨书》,眼里浸出了激动而兴奋的泪花。

多管闲事

1926年盛夏时节,城里“606”事件平息不久,教育局怕学生再闹事,指示各学校不待学期结束就提前放了暑假。一曼回到了家乡。

一天,白花场来人说,画匠的女儿陈启明被后娘吊在柑子园里了,要求赶快去说情。一曼同二姐马上赶到白花场。可是,陈启明已经被祖父解下来了。

“能解下来,她还会吊上去。这件事我们不能不过问。”一曼说。

于是她们商量决定,由一曼领头,邀集几个妇女,以同盟会评议会名义去和她后娘评理。谁知陈启明的后娘是个泼辣妇,不等人开口,就吵起来了。

一曼思索起来;如果跟那个后娘妥协,那么陈启明就只有死路一条,这个抱不平一定要打。她找到陈家长工的母亲,约陈启明晚上到柑子园去。

夏夜,月光如洗。一曼躲在暗处等着。不一会,她看见陈启明攀着崖上那株黄桷树的根溜下来了。

“我要跟你谈谈,”一曼说。“你觉得这样你能生活得下去吗?”

“我这是什么生活啊!”陈启明刚开口就啜泣起来了。“你看看,我浑身全是伤痕,我连哭都不敢大声哭……

一曼叹了口气:“你也太懦弱了,你为什么就不起来反抗呢?”“你不会跑吗?你跑吧,我帮你,我们一齐进城读书去!”

“只要你肯帮助我,就是去烧锅我也很愿意!我什么苦都能吃!”

暑假快结束了。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陈启明从柑子园逃了出来,一个妇女同盟会员把她领到一曼二姐的家里。当夜,她们带了些干粮,就起程往城里赶路。

进了城,一曼奔走了好几天,一直找不到地方安置这个“逃亡者”。有人还埋怨她“多管闲事”。她苦笑了一下,心想:看到人家痛苦,我能袖手旁观吗?

真是祸不单行!新学期一开学,一曼就被学校斥退了。陈启明也病倒了。大姐夫郑佑之正在外地办公事。

就在一曼一筹莫展的时候,郑佑之赶回城来了。那时北伐军已经打下了湖南,逼近武汉,党指示他办一个农民运动讲习所,培养干部,开展农民运动。

几天以后,宜宾特支以县党部名义创办的中山学校开学了。一曼等进入中山学校女生部读书。陈启明也进了学校半工半读。

投笔从戎

1927年初,在武汉派来重庆接军新生的专轮上,一群活泼的男年正在兴高采烈地唱着“打倒列强除军阀”的歌曲。

轮船边靠栏杆有一位朴素庄重的姑娘,象是在思考什么,又象是在领略两岸风光。她穿一件男式毛蓝布长罩袍,领子和袖口处显露白衬衣,青布的长裤,脚上穿一双小圆口青布鞋,短发齐耳,简单地向后梳着,说起话来十足的川南宜宾腔。

这乡下姑娘就是一曼。她是经党组织推荐考入武汉军事政治学校学习的。

轮船在万县过夜后,为了等候大烟贩子把鸦片烟一箱一箱地推进货仓,迟迟不开航。

一曼见这情景,愤怒极了。她和同学们一道奔向船边,堵住不准大烟进仓,终于把大烟贩子赶下船去了。

武昌两湖书院聚集了一群年轻姑娘,她们进入了中国共产党培养的第一批女兵的行列。

一曼喜欢严格的军队生活,睡觉时,鞋子、服装、军帽、绑带、皮带都要放在一定的地方。按教程学会变换队形,班进攻,排进攻,还学会了卧射、跑射、立射等各种射击。

夏初,蒋介石背叛革命,武汉的国民党右派千方百计离间共产党和群众的关系,他们采取最下流的手段,制造社会舆论,企图破坏共产党培养的女兵形象,毁坏军校女生队声誉。为了不让反革命的阴谋得逞,军校组织了一支宣传队。由一曼带领去武汉三镇向群众宣讲共产党的政治主张,揭穿反动派的罪恶阴谋。

在这一段时间里,一曼的肺病复发了,经常吐血。她不顾身体虚弱,顶着火红的太阳或冒雨到街头去宣传,最后终于劳累过渡,昏迷过去了。学校把她送进了医院。

游洋

“宁汉合流”以后,革命局势日渐恶化,军校被迫停办了。苏联顾问和许多党的负责同志纷纷隐蔽起来了。

一天夜里,一曼跟随学兵团悄悄地离开了武汉,开往南昌。在半路上,一曼又病倒了。她按照党组织安排,脱下军衣,化装成逃难的农妇,秘密地来到白色恐怖的中心地——上海。

1927年9月,党派一曼去苏联学习。一曼在去苏联的途中,结识了黄埔军校六期学生、湖南青年陈达邦。到了莫斯科中山大学后,一曼被编入相当于中学水平的第六班学习,陈达邦在大学班。他们在相处中,产生了爱情,不到半年,一曼突然宣布结婚了。亲近的同志劝她说:“人生只有一次爱情,何况现在也不是安排个人生活的时候。”一曼微笑着解释:“正因为我不愿让私生活耗去更多的时间,才作出这个选择。”

由于学习过累,一曼的肺病又加重了,而且怀了孕,身体非常虚弱。党组织考虑苏联寒冷的气候对一曼的病情不利,同时国内又妇女干部,决定让她提前回国。陈达邦特地为一曼买了一条金项链,穿在钢笔上挂在她的胸前,以便在生孩子时变卖作生活费或其他,并提出同一曼一起回国。一曼宽慰陈达邦说:“达邦同志,党是在困难时期,别提条件了,我们应该宁肯自己困难,也要无条件服从党的需要。”

一曼将依恋之情深深埋藏在心里,离开了亲人,离开了革命导师列宁的故乡,回到了上海。

神秘女人

湖北宜昌。这座长江边上的小城,是通往四川的要道,上下都要在这里换船。党需要在这里安一个据点,转运文件,安置干部。

1928年冬,一曼只身一人,来到这个陌生地方,通过一个船员在江边租了一间板棚。这地方是码头工人汇集的区域,街道狭窄而又肮脏,天一下雨,一曼这间阴暗的小板屋里就秽水成河。

这里的工作虽不多,却很繁琐。一曼夜间分发文件,有时也需要去买船票,给过路的同志接转关系。她盼望着有一天能见到乡来的熟人,探听一下亲人的消息。

一曼的肚子一天天大起来,眼见就要临产了。房东老太婆恐慌起来。因为当地习俗是不许外人在自己房里生产的。况且,这女人来得又神秘,又没有男人守着,老太婆越想就越觉得一曼不象一个正派女人。于是,她接二连三地催一曼搬家。

一曼好说歹说,百般恳求房东留她住下。可是房东执意不允。

初春的夜,寒气未消,江上升起了浓密的雾,遮住了一天星斗。一曼被房东撵了出来。她手托着腮,眼里含着泪水,第一次陷入了绝望之中。

更夫敲着铜锣走过去了。一曼感到又困又冷,抱着膝盖睡着了。

幸好隔壁的码头工人解救了她。他在自己的屋里为一曼隔出半间板棚,并让他的妻子替一曼接生。

夜里,一个男婴降生了,一曼作了母亲,将儿子取名为“宁儿”。

不久,发生了件不愉快的事。这位码头工人赌输了钱,跟人打架,被县警抓走了。一曼变卖了金项链,把他赎了出来。

为此,县警开始注意这个神秘的年轻女人,联络站被敌人发觉了,一次盘查之后,一曼带着宁儿,悄悄地离开了宜昌。

南昌脱险

1929年秋,一曼来到南昌。

一曼在江西省委机关工作。她和一位姓王的同志建立了“假家庭”,他们本不相识,在名义上却是夫妻。

三个月后的一个夜晚,天飞着碎雪。小王出去开会,临走,他告诉一曼说:“今晚我不能回来,你就不要等我了。”

一曼刚刚躺下,忽然听见了敲门声,她马上跳下床,被上棉袍,跑去开门。

“快走!有情况。”小王简单而又严肃地命令一曼。几步抢到床前,抱起已经睡熟了孩子,塞到一曼的怀里。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一曼还想问。可是,小王不理她,自顾烧文件了。

一曼刚抽开后门的门闩,前门就急骤地响起来。她在暗处停了一会,想等着小王一起走。这时,前门被砸倒下,只听枪栓“哗啦”一响,几个粗野的声音同时喊到:“别动!”

一曼的心紧缩了一下,再没有犹豫的余地了。她迎着风雪跑了。

原来,省委在开会的时候,叛徒领着军警把会场包围了,小王翻身跳窗逃了出来。他本来可以脱险,因为担心一曼母子的安全,又怕机密文件落到敌人的手中,他就径直赶回来了。

一曼跑了很久,才慢慢地分辨出:发白的地方是水田,黑处才是路。她已跑到郊外了。

一曼挣扎着继续往前走,孩子冻得直哭,她怕人听见忙用手捂住孩子的小嘴。

一曼发现场上有个稻草堆,就钻了进去。她扯些稻草盖在腿上,坐等天亮。这时,她在替小王担心,又怕自己病倒。

天渐渐亮了。一曼爬出稻草堆。怀中的孩子一个劲啼哭,他饿了。一曼心里一阵发酸:“这个冤家啊,你为什么偏偏要生在这年头!”慈母的温情促使着一曼把孩子抱得更紧了。

一曼抱着孩子走到村头一户人家。“救救我们吧,老表!我进城去找我的丈夫,在路上遇到了土匪……”

主人见一曼那狼狈的模样,赶忙把她让进屋里,为她烧上火,烤干了衣服,并且熬了锅稀饭,款待她母子饱饱地吃了一顿。

临走,这家主人又给她找来一双积满了灰垢的男鞋,叫她穿上——这里的妇女是小脚,没有适合她穿的鞋子。一曼也不客气,她在鞋头塞了些烂布,拴上鞋带,谢过主人上路了。

她用两根稻草绳,把孩子绑在背上驮着。这时,一曼已拿定主意:马上回上海去,向党中央报告这次事件的经过,设法营救被捕的同志。

奉献

一曼沿途乞讨到赣江边。正好有几条船要去上海,但是她身无分文,上不了船。

一曼在江边转来转去,终于发现有一只装山货去上海的小货船,她抱着孩子,夹杂在上货的工人中间混了上去。

船开到了江心,船老板发现了她。一曼衰求老板:“我家住在上海,我到了上海后就给你的船钱。”

夜幕降临了,一阵阵冷风往舱里钻,一曼的上牙和下牙不时相撞。她紧紧搂抱着怀里苍白清瘦的孩子。

到上海后,船老板吩咐一个小伙计跟着一曼上岸讨船钱。一曼怕带小伙计去接头暴露同志,想设法把他甩掉,可是,一曼接连拐了几条街,小伙计都死死跟着她。

天快黑了。一曼把孩子放在路边上,给他插上一个草圈。意思是说:我因投亲不遇,生活无着,甘愿将儿子出卖。这时,小伙计见天也晚了,一曼也真是一个没有着落的女人,确实没有钱,只得无可奈何地回船去了。

一曼接上关系后,在上海搞地下工作。白天,她扮作家庭妇女,为同志们煮饭、洗衣、拖地板。晚上,她就把窗子遮起来,印文件。

一曼拖着孩子很辛苦,敌人天天在抓人。她想:万一要是被敌人抓去了,大人还可以,小孩怎么受得了呢?

一曼决定把宁儿送走。往哪里送呢?一曼和家乡的封建家庭已断绝了来往。二姐早已投身革命,而今下落也不明。想来想去,一曼想到了陈达邦的堂妹陈琮英在党中央工作。

1930年4月,一曼在陈琮英的帮助下,把宁儿送到汉口,寄养在陈达邦的堂兄陈岳云家。

孩子送走了,一曼抛弃了最后一丝杂念。

一曼被分配在中央机关工作。她时而扮作小学教员,时而装成富商太太,严酷的白色恐怖环境,把一曼训练得特别敏感。她不仅要从汽车声、咳嗽声、门铃声中辨别将要发生的情况,坐在饭桌前,她还得准备进敌人的牢狱。和同志接头时,她先要编好被捕时的口供,甚至在睡眠时,她也要保持清醒。

北满烽烟

1931年“918”事变后,日军侵略者的铁蹄践踏着我国东北的大好河山。共产党派出大批干部到东北敌占区去组织抗日救国斗争。

1932年春,一曼从上海到了沈阳。她以烟草公司卷烟女工身份为掩护,进行抗日工作。

这年秋天,党又派一曼去哈尔滨,担任省工会秘书、组织部长。她常常在电车上、商场里散发传单;到工人中去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工厂党、团和工会组织开展各种抗日救国活动。

一天傍晚,日本警司二旅的孙团副穿着便衣,带一帮狗腿子坐电车不买票,售票员验票时同他们争执起来,团副竟持抢行凶,狗腿子们一窝蜂上前,将售票员打倒在地,昏迷不醒,激起了乘车群众和电车工人的愤怒——全市电车工人罢工!

汽车工人,人力车工人,马车工人,也相继发表宣言,支持电车工人罢工!电车工人罢工坚持到第三天,敌人就让步了。他们接受工人提出的条件:惩办凶手,赔偿医药费,保证买票上车。

1934年春,哈尔滨党组织被敌人破获,满州省委决定一曼转移到哈东南山区的珠河抗日游击区,担任珠河中心县委委员、县委特派员和妇女会负责人。

那时,哈尔滨以东地区的局势十分混乱:一些自发的抗日群众武装在敌人的进攻下散了,部分散兵游勇占山为王。互相厮杀,闹得民不聊生。汉奸特务也乘机大肆活动,配合日军的军事行动,网罗反动队伍。

1935年春,县委决定一曼任珠河铁北区委书记。她深入到滨绥铁路北的侯林乡,积极发动群众开展抗日斗争,在侯林乡组织了一支农民自卫队。

一曼指挥这支小小的自卫队,昼伏夜行,消灭残害人民的橹子队,伏击前来讨伐的日本侵略军,逐渐消灭了小股土匪、大股马贼,壮大了自己,深受人民群众拥戴。

不久,一曼领导的自卫队改编为地方游击连,配合赵尚志领导的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部队作战。

女政委

1935年秋,珠河根据地遭到敌人残酷的围剿,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主力部队转移去开辟新的游击区了。县委决定一曼带领游击队编入三军一师三团,一曼担任团政治委员,统领部队留在根据地,开展游击战争,牵制敌人的兵力。为了躲避开敌人的冬季“大讨伐”,她和王惠同团长带领着队伍,转入了深山密林之中。

一场接连一场的大雪,把山沟、盆地填满了,莽莽苍苍的原野变成了银色世界。猎人离开了。黑熊、野猪和狍子也钻进了树洞,很少出来,唯有一曼率领抗联战士,还活跃在林海雪原之中。储存的粮食吃光了。他们和猎人一样,拿着枪搜树洞,找黑熊、打野猪。有几天他们没打到野物,就把穿在脚上的马靴底煮了充饥。

因为怕暴露目标,战士们尽管冻得直打哆嗦,白天也没有生火,大家经常要一曼给讲故事。在这冰天雪地中的小木棚里,一曼给战士们讲中华民族抵御外来侵略的故事,讲祖国的未来,鼓舞同志们的斗志。

在乌吉密河千里冰封,长白山巅林海雪原的日子里,一曼带着部队,穿林海、跨雪原,出没在珠河铁路两侧,一次又一次奇袭敌人的军车,弄得日寇胆颤心惊,惶惶不安,对一曼又怕又恨。敌人登报纸,出告示,悬重赏捉拿这位穿红装、挎双枪、骑白马的“女匪首”。

一连几个月,一曼带着部队同敌人作“拉锯战”。敌人的进攻越来越凶,部队损失日渐增重,军指挥部命令部队回到铁北,开往松花江下游,和主力部队汇合。

一曼和王惠同领着队伍,甩开了敌人,向廷寿方向转移。

黎明时候。忽然,山头响了一枪。王惠同用沙哑的嗓子发出命令:“准备战斗!”战士们跟着冲上山去。

部队被敌人包围了,伤亡很大,子弹和粮食也快完了。一曼卧在一块石头后面,观察了敌人的动静后,问王团长:“就这样呆下去吗?”

“突围!”王惠同志果决回答。

“真是所见略同。我担任掩护!”一曼说。“给我留下一班人,你带部队和伤员突围……”

“这怎么行呢?怎么能把你留下,你又是妇女……”。

“现在还要争论,多没意思!”一曼生气了。“你只记得我是妇女,却忘记了我是同志!”随即同王团长研究了防守地段和突围后的撤退路线,会合地点。

一切准备就绪。一曼对十多个战士一一分配了防守任务,又在山前山后烧起篝火迷惑敌人。这时,王团长迅速带领部队向西北方向突围,周围响起了密集的枪声、喊杀声。

一曼指挥战士猛烈射击,她感到肩头突然一热,知道受伤了。她估计大部队已突出包围圈了,于是带领战士左冲右打,很快突出了重围。

一曼突围转移到小西北沟,隐蔽在一位姓杨的农民家的地窖里,不料却被珠河县讨伐队发觉并包围了。突围时,一曼又被一排枪弹打中了腿,她晃了一下,一头裁倒雪地中,失去了知觉……

宁死不屈

曼被捕了。

那时,滨江省警务厅特务科外事股长大野泰治正在珠河谋划搜捕共产党抗日人员,他见一曼伤势很重,就连夜进行审讯。

一曼按早已准备好的话一一回答他。

大野大失所望,就对一曼施以要酷刑,用鞭子捅她的伤口,把她吊在地下室里“荡秋千”,用竹签朝她的一个个指甲缝里戳进去,又一根一根地拔出来。一曼被折磨得昏迷一次又一次,一次又一次被敌人用冷水浇醒过来。

为了留活口,得到需要的东西,敌人把一曼送进了哈尔滨市立医院监视治疗。

一曼利用机会,宣传党的抗日主张,争取同情者,不久便和护士韩勇义、看守董宪勋交上朋友。三人经过多次密商,誓约了共同逃走的行动计划。1936年6月8日夜,突然,董看守满身湿淋淋地闯了进来,神色慌张地说:“不好了,我刚才听翻译说,就在这两天,日本人要处决你了。”

突然的变化,打破了她们的计划。一曼冷静的分析情况,决定提前行动。夜,十一点钟光景,她们三人同时化了装,乘坐一辆由白俄司机开的小车向郊外驶去。

“赵一曼逃跑了!”警务厅特务们也分兵多路,四处搜捕。

一曼不幸再次落人敌人磨窟。这次,由警察厅厅长、日本大特务林宽重亲自审讯。

林宽重的收买、劝降、利诱,都一一失败了,敌人什么也没有得到,就决定用火车把一曼送到她活动过的珠河县处死示众。

面对死亡,一曼想到了国外工作的丈夫,也想到培养她走上革命道路的大姐夫,但是她作为一个妇女和母亲,她想到更多的、还是她寄养在亲属家的儿子,希望能给儿子留下遗言,她向押送的警察手中要过纸笔,为儿子写下一封遗言书:

“宁儿:

母亲对于你没有尽到教育的责任,实在是遗憾

的事情。母亲因为坚决地做了反满抗日的斗争,

今天已经到了牺牲的前夕了。

母亲和你在生前是永远没有再见的机会了。希

望你,宁儿啊!赶快成长,来安慰你地下的母

亲!我最亲爱的孩子啊!母亲不用千言万语教

育你,就用实际来教育你。

在你长大成人之后,希望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

为国而牺牲的!”

火车到了珠河县,敌人将一曼绑上了马车,在县城游街示众,威胁爱国群众。一曼面对死亡,视死如归。她昂首挺胸,面带微笑,用充满希望的目光,向群众告别。这时,她只有三十一岁。

建国以后,一曼英名传遍全国。一曼家乡宜宾修了赵一曼纪念馆。董必武、朱德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都为一曼题词、题诗。董必武在《吊赵一曼烈士》诗中,对一曼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奉献的一生作了生动写照:

革命英雄烈士的事迹,少的!但要三个。

罗世文(1904~1946)

四川威远人。1923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川西特委书记、四川省委书记、八路军成都办事处主任、新华日报成都分社社长。1940年在成都被国民党反动派非法逮捕。1946年10月18日在重庆"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被害。

诗一首

故国山河壮,

群情尽望春;

“英雄”夸统一,

后笑是何人?

——1946年10月18日临难前朗诵于白公馆

狼牙山五壮士:

马宝玉、葛振林、宋学义、胡德林、胡福才五人宁死不屈,为了不让日伪军活捉与武器落到日伪军手中,提着枪纵身跳入悬崖。马宝玉、胡德林、胡福才三人壮烈牺牲,葛振林、宋学义被山崖上的树枝挂住,幸免于难。 1978年,宋学义因病逝世,长眠于沁阳市烈士陵园。2005年3月21日,在即将迎来抗战胜利60周年之际,葛振林病逝于湖南衡阳,至此,狼牙山五壮士中最后一位在世者也永远离开了人们。

抗日英雄赵一曼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浴血奋斗的年代,在党的队伍里涌现出一大批女性豪杰。昔日东北抗日战场上便有一位名扬四方的女英烈,连敌伪的报纸也惊叹于她“红枪白马”的英姿。她就是郭沫若所盛赞的“甘将热血沃中华”的赵一曼。

■群众亲切称她“瘦李”、“李姐”,战士们尊称她“我们的女政委”

赵一曼,原名李坤泰,乳名淑端,学名李淑宁,又名李一超,1905年生于四川省宜宾县北部一个小地主家庭。她8岁入私塾,10岁时母亲按当地旧俗要给她裹脚、穿耳眼,但无论呵斥还是责打,她都坚决不肯。她当着众人的面洗脚,这在当时被认为有伤风化。

五四运动期间,赵一曼受到革命思想影响。1924年,大姐夫郑佑芝用通讯的方式介绍她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1926年夏,她加入共产党,曾任共青团宜宾地委妇女委员和县国民党党部代理妇女部长。1927年夏,武汉政府反共,她转移到上海,随即去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翌年与同学陈大榜(陈达邦)结婚。1928年冬,她因疾病和身孕,奉调回国,先后到宜昌、上海、南昌等处做地下工作。 1932年春,她被派到东北地区工作,更名为赵一曼,先后在奉天(沈阳)、哈尔滨领导工人斗争。翌年,为掩护身份,她曾同满洲总工会负责人老曹(黄维新)假称夫妻。1934年7月,她赴哈尔滨以东的抗日游击区,任珠河中心县委委员,后任珠河区委书记。1935年秋,她兼任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一师二团政委,被当地战士们亲切地称为“我们的女政委”。

在游击区里,赵一曼同群众关系非常密切。她患有肺炎,身体虚弱,化名李一超的她,被乡亲们亲切地称为“瘦李”、“李姐”。1935年11月,她率领的部队被日伪军包围,她要团长带队突围,自己担任掩护,左手手腕中弹负伤。她在村里隐蔽养伤被敌人发现,奋起迎战时左大腿骨被子弹打穿,因流血过多昏迷而被捕。她被押到哈尔滨伪滨江省警务厅受刑后几度昏迷,仍坚贞不屈。她生命垂危时,日寇担心死去得不到口供,把她送进哈尔滨市立第一医院监视治疗。负责看守她的伪满警察董宪勋和医院女护士韩勇义,都为她的英勇所感动,又听她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于是决心参加抗联队伍。在二人帮助下,她于1936年6月28日深夜逃出哈尔滨,朝抗日游击区的方向走。

伪骑警队在第三天凌晨追上了她们乘坐的马车,赵一曼再次被捕。敌人反复折磨了她一个月,她只是怒斥敌人:“你们可以让整个村庄变成瓦砾,可以把人剁成烂泥,可是你们消灭不了共产党员的信仰!”

1936年8月1日,敌人把她押到珠河县,在公开处决前绑在一辆马车上游街示众。她一路唱着《红旗歌》,沿途许多群众感动得流泪,就义时年仅31岁。

郭俊卿

郭俊卿(1930—1983),辽宁省凌源县三十家乡(今三十家子镇)北店村人。著名女战斗英雄。194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从1945年到1950年,先后荣立特等功1次,大功3次,小功4次。在1950年9月召开的全国群英会上被中央军委授予“全国女战斗英雄”、“现代花木兰”荣誉称号。

刘胡兰(1932—1947)原名刘富兰,1932年10月8日出生于文水县的一个中农家庭。8岁上村小学,10岁参加儿童团。曾任文水县云周西村妇救会秘书,第五区“抗联”妇女干事。1947年1月12日,年仅15岁的刘胡兰,怀着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念,视死如归,从容地躺在敌人的铡刀下,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毛主席为她题词:“生的伟大,死的光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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