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顺县道光元年牌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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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道光皇帝为什么先后三次为自己建造陵墓？弃用的寝陵怎么处理？
• 2、美丽隆昌我的家园!
• 3、关于富阳
• 4、古镇旅游全攻略 大昌古镇主要景点有哪些
• 5、关于关帝爷的姓氏有何传说？
• 6、清朝皇帝陵墓

道光皇帝为什么先后三次为自己建造陵墓？弃用的寝陵怎么处理？

这一讲给大家介绍道光帝的慕陵。道光帝，名爱新觉罗·旻宁。嘉庆帝第二子，母亲是孝淑睿皇后喜塔腊氏。

一、言行不一的皇帝

道光帝在位30年，大家对他的认识，可能会和“节俭”这两个字紧密相连。因为文艺作品也好，史料也好，对道光帝的节俭都有一定的记载或演绎。

道光帝即位之初，道光元年正月初八日，就向天下颁布了《声色货利论》，阐述了自己的治国理念，其中，对自己的节俭观点做了全面而又深刻的诠释。道光帝在这篇施政纲领中，从声色、货利两个方面，引经据典，论证了其中的害处，大力提倡节俭。强调要吝惜民脂民膏，对那些“多方献谀取巧，逢迎主意”者，要大加挞伐。《声色货利论》可以说是道光帝上台后的一份政治宣言，以此向天下宣布了自己的执政纲领，并且声称要永远遵守，不会抛弃这个执政理念。

道光帝为了加大执行力度，首先从皇家开始进行治理。《道光朝东华续录》记载，他力戒宫廷浮华，规定：“嗣后，皇子皇孙一经指婚，其福晋父家置备妆奁，不得以奢华相向，一概务从节俭。”民间还传出了道光帝很多关于节俭的趣事。如道光帝穿补丁裤子，皇后生日只给准备了猪肉打卤面等等。

可是，我们研究道光帝建陵历史的时候，却对道光帝的这个宣言产生了怀疑——他是说一套，做一套，充满了自我矛盾。

一般来讲，一个皇帝只建一座陵寝。因为建筑陵寝有两大难题：一是风水难题。皇帝建陵必然要选择至善至美的风水宝地，这是没有疑问的。只要有条件，他们都会选择在风水绝佳的地方建陵。二是费用难题。建陵对封建国家来说，那是天字第一号工程。你想，能有什么工程比这个更重要呢？清朝皇帝奉行“事死如事生”的理念，对待陵寝大事从不含糊，不惜花费银两。所以，皇帝每建一座陵寝，都会花费朝廷大量银两，有时甚至会感觉力不从心，不得不停工，等待时机，再行建设。

可是，我们查阅档案的时候却发现，这个以节俭著称的道光帝，竟然三次为自己建陵，耗银似水，丝毫没有节俭的意思。难道道光帝忘记自己的执政理念了吗？还是另有隐情？

二、昙花一现王佐村

王佐村在北京西南，是一处风景优美的宝地。这座陵寝的修建年代，并不是在道光继位之后，而是嘉庆年间。因为王佐村陵寝的墓主人是道光帝的嫡福晋、后来被追封为孝穆成皇后的钮祜禄氏。钮祜禄氏，嘉庆元年被指婚，与只有十五岁的还是皇子的道光结婚。本来，道光是嫡子，皇后所生，将来很有希望继承皇位，钮祜禄氏很幸福地等待这一天的早日到来。可是，天有不测风云，嘉庆十三年正月，钮祜禄氏突然病逝，这让人们大感意外。最关键的是，钮祜禄氏尽管处在道光嫡妃的身份上，却没有生育出一儿半女。嘉庆帝会怎么想呢？丈夫道光会怎么想呢？

让人大感意外的是，当时嘉庆帝并没有冷落这个儿媳妇，而是为她做了两件大事：一是破例给这个女人使用了金黄色。我们知道，在那个年代，黄色是不准任意使用的。《清列朝后妃传稿》记载，嘉庆帝却特别下达旨意，“座罩用金黄色，等威区别，垂为令典”。嘉庆帝的这个谕旨，大出人们意料之外。这似乎在预示着什么。二是破例为钮祜禄氏建园寝。这真是奇怪了，一般像这种事情，都是先暂安在某一地方，等皇子病逝，再赐地修建园寝。而钮祜禄氏这个儿媳妇何德何能，既没有生儿育女，也没有显著的成就，嘉庆帝却为她精心选择风水宝地，并精心设计了陵寝的规制。

但嘉庆帝绝不会无缘无故这么做的。我们分析一下，最重要的原因是早在嘉庆四年，嘉庆帝已经秘密立储，立道光为储君。这样的话，一旦天子驾崩，道光继位，这个钮祜禄氏那就是中宫皇后了。所以，嘉庆帝想到这里，便难掩心中的情绪，为这个儿媳妇修建了王佐村陵寝。但是，我们知道，嘉庆帝不愧是一个“赋性鲁钝”之人—你又是给她用黄色，又是给她建陵，别人不会怀疑你的初衷吗？那样的话，人们就会猜测出你秘密册立的储君是谁，那秘密立储还有什么意义呢？

王佐村园寝的修建，从嘉庆十五年到嘉庆十六年，历时两年的时间，修建得可谓得体，都有碑亭这样的建筑了，可谓应有尽有。建成陵寝后，钮祜禄氏得以入土为安。这本来是嘉庆帝的权宜之计，这一点儿嘉庆帝自己是清楚的。因为，将来道光继位，成为真正的天子，就一定会废掉王佐村陵寝。可是，道光帝却认真了，他不认为这是什么权宜之计，认为这是父皇赐给自己的风水宝地。于是，道光帝继位后，派出了戴均元、英和等朝廷重臣，前往王佐村勘察。道光帝要做什么呢？他给这些人一个任务，就是把王佐村园寝变成自己的陵寝。戴均元等人来到王佐村，马上开展了辛苦的工作。他们勘察、测绘，又查阅史料，查阅典籍，最终得出了一个结论，认为这个地方不能成为皇上的陵寝。但是，光说不行、不算数，得向皇上禀报原因，到底什么地方不行，必须说清楚。要知道，这种事情必须谨慎，如果说错了，搞不好要掉脑袋的。戴均元等人可不敢掉以轻心，他们经过仔细思索，最终找到了两点最关键的理由，说明为什么王佐村不能成为皇上的陵寝：

一是工程艰难。戴均元等指出，要将王佐村园寝改建为皇上的陵寝，需要大量拆迁。我们今天搞工程建设，最难的就是拆迁，那个时候的难点也是拆迁。当时修建园寝的时候，规模不大，不可能像皇帝陵那样气势恢宏。所以要拆迁大量的民间建筑，包括村庄、坟茔、庙宇等等。有些建筑要是拆除的话，还犯忌讳，比如拆除庙宇。他们统计了一下，需要拆除的村庄就达到20多处，坟墓有40多座，这是多么犯忌讳而又艰难的事情啊。

二是严重违背祖制。关于陵寝的修建，早在乾隆年间，乾隆帝就已经立下了规矩。据《清高宗实录》记载，乾隆帝告诫他的儿孙们：以后的皇帝选择陵墓风水，只可以在遵化和易州两处选择，不可以到别处去。这一祖制，不仅戴均元清楚，道光帝也是很清楚的。所以，戴均元整理了一下思路，给道光帝上了折子，陈述了自己的观点，又把乾隆帝早年的圣谕搬出来，劝道光帝改变初衷，不要在王佐村修建陵寝。道光帝接到戴均元的奏章，叫苦不迭，非常犹疑，心里说这要是别人还好说，你戴均元拿出了皇爷爷乾隆帝早年的谕旨，自己实在不敢违背。要知道，乾隆帝对于道光帝来说，那就是老祖宗中的老祖宗，因为乾隆帝对道光有知遇之恩。还在道光十岁的时候，乾隆帝就带着他到避暑山庄打猎，还大加赞赏他的射箭技术，这对旻宁以后被秘密立为皇太子，有很大的帮助。所以，道光帝一看戴均元拿出了乾隆帝的圣谕，便叫苦不迭。《清宣宗实录》记载，就在这种情况下，道光帝不得不很沮丧地下达命令：“朕自应恪遵成宪，于东陵界内选择万年吉地。”同时，下达了停止王佐村工程的命令。这个工程就这样昙花一现，实际上并未实施。

三、劳民伤财宝华峪

宝华峪在东陵界内，道光帝在这里建陵，那实在是为难他了。依着道光帝的心思，他开始想在王佐村就地扩建，把它改建为皇帝陵。怎奈有祖制在，目的没有实现。怎么办呢？道光帝没有丝毫的办法，很不情愿地来到东陵。

来到东陵后，道光帝命令戴均元等带领风水术士，在东陵界内选择好风水。据《道光朝东华续录》记载，道光帝在这些人临行前，嘱咐了番，说了一句非常经典的话，作为选择风水宝地的标准：说如果没有好风水，宁可不去建陵。戴均元等人听了这话，压力实在是太大了。于是，这帮人非常卖力气，踏遍了东陵界内的山山水水，最终找到了一处风水宝地——绕斗峪，报给了道光帝。

道光帝看到奏折，也没什么表情。他正不情愿呢，看到绕斗峪这个名字，就更感别扭了。心想，这个名字，一听就没档次，没文化。道光帝大笔一挥，改“绕斗峪”为“宝华峪”。看看，这宝华峪多有文化、有档次！

然后，就是紧锣密鼓地施工。宝华峪吉地工程持续了6年的时间， 到道光七年，工程结束。前面介绍过，为了建筑自己的陵寝，还把父皇嘉庆帝大碑楼的工程给耽搁了。

要说这次建陵，开始的时候，真的很勉强、不情愿。可是，道光帝很快调整了心态，既来之则安之吧。从以下几点可以看出来，道光帝对宝华峪陵寝还是认真的：

一是陵寝功能齐全。宝华峪陵寝设备非常齐全，有皇帝陵，有妃园寝。我们实地考察一下宝华峪陵寝就会看出来，陵寝以金星山为前朝山，朝向、堂局都还不错，风水可说是完美。陵寝的建筑上从神道碑、石像生、大殿、明楼、地宫等主体建筑看，规制壮丽。在陵寝的旁边，还修建了妃园寝，留给他那些后宫的妃子们将来使用。建好陵寝，道光帝就把王佐村那里已经葬入地宫多年的孝穆成皇后从地宫中起出来，运到东陵宝华峪，并亲临参加了这个迟到的葬礼。

二是奖赏了承修大臣。这虽然是惯例，但道光帝还是认真奖赏了操持宝华峪工程的那些王公大臣，包括庄亲王绵课、承修大臣戴均元和英和等，无非是封官、赏银子之类的事。

三是在东陵修建了公主园寝。端悯固伦公主园寝，是清东陵内唯的一座公主园寝。园寝坐落在清东陵风水墙外、马兰峪以东三里的许家峪村。这里埋葬着道光帝的两个皇女和两个皇子共四人。端悯固伦公主为道光帝长女，其母为孝慎成皇后，活了七岁。皇二女，其母为祥妃，只活了半年。皇二子奕纲，其母孝静成皇后，活了二岁。皇三子奕继，其母孝静成皇后，仅活了一个多月。这姐弟四人，大的七岁，最小的只活了一个多月，道光帝却为他们选择了一块很大的地方单独修建园寝，让他的子女到阴间也要高人一等。

所以，道光帝开始时是认真的，你想，把家属都带来了，还不认真吗？他是真想自己将来埋葬在东陵的。可是，后来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使道光帝找到了逃离东陵的借口。

这件事情，就是宝华峪陵寝地宫渗水事件。渗水事件是被一个保洁员发现的。当时保洁员正在地宫里面搞卫生，发现地宫中有潮气，墙根有水痕，赶紧上报东陵守护大臣。守护大臣不敢耽搁，赶忙上报道光帝。道光帝一听大吃一惊，立即下旨，开启木门，到里面看看。这个木门，是临时封闭地宫的门，等将来道光帝去世，棺材葬入地宫，就要拆掉。所以，这里是神秘的地宫，是孝穆成皇后棺材的葬所，没有道光帝的谕旨，谁也不敢打开。大家最关心的事情，也是道光帝最想知道的事情，是地宫里面有没有水，是不是把棺材给淹了。于是，道光帝急忙派出了宗室敬征前往查看。敬征会同东陵守护大臣一起，奉旨打开地宫内木门，大家一看，真是大吃一惊。发现地宫金券内居然渗进了水。敬征急忙把看到的情况上报道光帝，据《清宣宗实录》记载：“门内地面有积水五分，逐层石券至地宫石券地面，俱有积水五六分不等。”

道光帝接到奏报，赶忙来到东陵。他太急追了于想知道地宫到底怎么样了。但他还得走程序，得先拜完东陵的各位祖先，才能来到地官办自己的事情。道光帝忙完一切，来到地宫一看，两个感觉：一是惊讶。积水竟然深达一尺半多，比敬征汇报得还厉害，把棺材都淹了：二是气愤。这是什么工程？如此糟糕，亏了是现在，如果我驾崩了，葬到地宫之中，那不就被水淹了吗？

皇帝气成那样，那些承办大臣可要倒霉了。但道光帝很有心计，在万分气愤的情绪之下，他居然做出了令人匪夷所思的决定：

首先，惩处承办大臣留有余地。毫无疑问，承办大臣先是被骂得狗血喷头，什么“丧尽天良”等等的话，都骂出来了。接着，王爷、大臣都遭到了降级、罚银的处罚。以寻常人看来，道光帝会不会一生气要杀人啊。这可很难说，你想，地宫都渗水了，谁能不生气啊？可是，让人意想不到的是，道光帝对负有重大责任的戴均元却是网开一面。据《清宣宗实录》记载：“著免其死罪，并免发遣，即行逐回原籍，用施法外之仁。”既不杀，又不罚，只是轻描淡写地处置了一下。道光帝对戴均元的这种态度，真算是法外开恩了。这不是皇帝的风格啊，道光帝究竟在想什么呢？让人头雾水。

其次，拒绝补救措施。按理，宝华峪地宫渗水，道光帝采取一些补救措施不就完了。早年，乾隆帝的地宫也出现过渗水，就是采取的补救措施，这一点，道光帝是非常清楚的，因为他就曾经参与过裕陵补救地宫渗水的措施。可现在，自己的地宫出现了渗水，他却坚决拒绝了臣子们提出的补救措施，据《清宣宗实录》记载，道光帝愤怒地说：“尚云设法修理者，不知是何肺腑，可笑之至。”有什么好笑的呢？再说也笑不出来啊。另外，当有人提出来，如果不想再使用宝华峪陵寝，那就在东陵其他地方再找，有的是风水宝地。可是，道光帝却反应极为冷淡。大家都在猜，皇上究竟是怎么想的呢？

原来，道光帝心中已经有了主意，他本来就不愿意来到东陵，当时是碍于家法和祖制，才不得已在东陵修建了宝华峪陵寝。这次地宫渗水，正好成全了道光，他要以此为借口，尽快离开这个地方。所以，我们明白了，道光帝为什么不重惩戴均元。接着，他做出了两个惊人的决定：一是拆除已经修建好的宝华峪陵寝，包括妃园寝。至于那些堆积如山的建筑弃料，道光帝也做了安排：拆下的木料，准备再建陵的时候使用；石料和砖料先放在附近，等候处理。二是重新选择风水宝地。道光帝派出了很多风水术士，到京畿周围选择。这些风水大师们，到过丰润、蓟县、密云房山、易州等很多地方，唯独没有到遵化，不在东陵范围内选择风水宝地。大家说，道光帝这不是成心的吗？

就这样，道光帝精心设计、花费巨资修建的宝华峪陵寝，顷刻间毁于且。

四、心满意足建慕陵

最终，道光帝在西陵之内修建了一处陵寝。这座陵寝也是历经周折，最终尘埃落定。这次，道光帝不会再有什么说法了吧，事不过三嘛！那么，这座陵寝是否会赢得道光帝的满意呢？我们查阅了一些史料发现，道光帝对这座陵寝还真是挺满意的。因为至少有以下两点，契合了他的心理。

一是“慕陵”这个名字，反映了道光帝的主观意志。道光陵之所以称之为“慕陵”，是道光帝自己默定的。慕陵石牌坊刻文记下了道光帝曾经说过的这样一段话：“敬瞻东北，水慕无穷，云山密迩，鸣呼，其慕与慕也。”这段话，后来被镌刻在慕陵的石牌坊北面。这是道光二十八年，道光帝亲自说出来的，并命令奕亡即后来的咸丰把这段谕旨藏到隆恩殿东暖阁内，所以石牌坊上面刻着“宣宗成皇帝朱笔”字样。这段谕旨里面，出现了三个“慕”字，是不是暗示了什么呢？所以，咸丰帝即位后，在给道光陵定名字的时候，礼臣绞尽脑汁在那里苦想：到底叫什么好呢？皇帝突然之间想起了这段话，便理解了父皇的初衷，就把这座陵寝命名为慕陵。这其实是道光帝生前自己定下的名字。

二是慕陵的规制体现了道光帝的思想。道光帝在营建这座陵寝的时候，明确指出：“一切俱从简约。”所以慕陵的建筑，体现了道光帝节俭的思想。比如：裁掉了一些建筑。在宝顶建筑周围的方城、明楼、宝城等，裁掉了记载皇帝功德的大碑楼，以及二柱门、石像生等建筑。缩小了建筑规制。比如地宫由九券四门缩减为四券二门，整整缩短了一半。此外，大殿由五间缩小为三间，由重檐减到单檐；东、西配殿由五间减少为三间；宫门前面的三座拱桥缩减为一座；慕陵神道也不和泰陵主神道相连接等。不搞内装修，不做彩画。彩画其实就是内装修，要在木结构上面，披麻挂灰做地帐，然后在上面用各种颜料画出图案。陵寝一般是旋子彩画，显得庄重而大方。三座大殿不做任何彩画。

我们从上述慕陵裁掉或缩减的规制上看出，道光帝是想通过这些做法，缩减建筑数量和体量，节省建陵的银两。

五、一座矛盾重重的陵寝

慕陵的修建，基本上实现了道光帝的思想，体现了道光帝的主观意志，确实节省了一些银两。但我们细细研究就会发现，道光帝精心设计的慕陵里面，其实充满重重矛盾：

第一，风水选择，左顾右盼，首鼠两端。

关于建陵风水，道光帝曾说过自己就想到西陵去，因为那里有他的父皇母后，他要追随他们。所以他曾在《慕陵石幢御制诗》中这样表示：“毋谓重劳宜改卜，龙泉想是待于吾。”如果道光帝说的是真话的话，真的就想到西陵去，就应该直接去西陵选择风水宝地好了，为什么他还派出了强大的选择风水队伍四处选择呢？这些人根本没有方向，分别出现在丰润、密云、房山、蓟县、易州，用了一年多的时间，选出了很多风水。最终，道光帝都没有满意，才选择了西陵界内的龙泉峪。他曾经这样说：“且咫尺昌陵，得遂依依素志。”也就是说他到西陵，是去追随父皇的。实际上，这句话是要大打折扣的，换句话说，这并不是道光帝的心里话。

第二，既节俭又浪费。

慕陵的规制，确实按照道光帝的要求，缩小的缩小，裁撤的裁撤，应该说节省了部分银子。可慕陵的最终结算却达到了243万两白银，不但比计划的240万两多出了3万两，就是比盛世修建的乾隆帝裕陵和雍正帝泰陵所用银两都不少，这能说是节省吗？大家可能奇怪了，为什么道光帝缩减了规制，银子却没少呢？我们实地考察慕陵，就发现了其中的真相。

首先是木料珍贵。一般皇帝陵所用的木料，大件木料也就是松木柏木、杉木，这些木料采伐容易，生长期也短，并不是很昂贵。而慕陵的木料，三座大殿的主要木料，是一水儿的金丝楠木。大家知道，金丝楠木的价格和松柏木相比，那简直是不可同日而语了。

其次是多了一架石牌坊。一般帝陵的三座门，就是简单的琉璃花门，而慕陵的三座门，却是高大而又高贵的石牌坊。在石牌坊的南面，雕刻“慕陵”，满、蒙、汉三种文字；而在其北面，则雕刻了道光帝的一道渝旨。这架石牌坊采用木结构的建筑形式，完全是用巨石构成的一处三间四柱三楼的牌坊，牌坊上的瓦垅、吻兽、斗拱、椽飞、梁枋等虽不是木制， 但雕刻技法与木雕无异。所以，这架以青白石料精心雕球而成的石牌坊，工艺高超，技法匠心独运，花费远非普通陵寝门可以比拟。

其三是建筑工艺复杂。一般皇帝陵的陵墙和三大殿的墙体，都是糙砖灰砌，而慕陵的陵墙和三大殿墙体，一律是工艺复杂的澄浆砖干摆。这种工艺比较复杂、费时，垒砌墙体的做法，是砖块与砖块之间看不见缝隙，墙体外面也不抹黄泥，这就要求工匠要细细磨砖，非常费时间。

况且，这还仅是慕陵的建筑用银，如果再加上东陵宝华峪的陵寝，恐怕在清朝，就数道光帝建陵花费最大、最浪费了。

第三，不建大碑楼，却仍要树碑立传。

道光帝深知自己当政时期，发生了鸦片战争，割地赔款，已经丢尽了祖宗颜面，不好再建大碑楼，歌功颂德。于是，他给儿子咸丰下旨：“陵寝断不可建立大碑楼，遽称圣德神功字样。”（《慕陵神道碑文》）这本来是个很谦虚又很明智的举动，可道光帝又不甘心，于是他又这样叮嘱咸丰：“如有撰述，可于小碑楼碑阴镌刻。”（《慕陵神道碑文》这不是矛盾吗？结果，咸丰帝不得不在神道碑上大做文章，正面刻上道光帝的庙号和谥号，背面那就得镌刻父皇的“丰功伟绩”了。这种做法，在明清帝陵中，仅此一例。

所以，实际上道光帝的三次建陵，反复无常，东拆西建，浪费了大量国帑，使他节俭治国的方针大打折扣。同时，这种做法也在一定程度上败坏了社会风气，使得官场更加腐败不堪，把大清朝真正带进了“道咸衰世”。

美丽隆昌我的家园!

隆昌县城南的云顶山上，有一座古老的家族山寨，据说这个叫云顶寨的地方是郭氏族人花了400多年的时间修筑的，云顶场是云顶寨的从事商业的地方，生活在云顶场的人们大多以经营手工作坊为生，很多年过去了，传统的手工作坊生产方式，在这里随处可见。付炳荣开的这家铁匠铺少说也有上百年的历史了，付炳荣说自己最大的爱好，就是打铁，这一打就打了几十年了。

沿着云顶场的这条古街一直走上去就是云顶寨了。云顶寨建于明朝初年，明朝洪武年间，云顶寨的祖先郭孟四从湖北麻城带着家人移民四川，据说，当他们走到云顶山时，装衣服的背篓不小心滚落山下，于是，郭孟四就决定在包袱滚落下去的地方开垦种地。到了明清之交，富庶起来的郭氏族人叠石驻墙，建成了集防御、居住、商务为一体的家族山寨。住在云顶寨的曾少荣今年70多岁了，他是小时候跟随父亲来到云顶寨的。

云顶寨寨墙高筑，墙高7.5米，六道寨门位居山寨的东南西北，每道寨门都有寨丁不分昼夜把守，寨内设有兵部，单是家丁就有一百多人，沿着这一道道寨门进入山寨，可以清晰地感受到郭氏家族建寨时的那份细致和谋划，曾少荣说，小时候常在房子的顶棚听老人讲评书。

云顶寨内原有庄园五十四座，大多为“一正两厢”的四合院布局，这些砖木结构的庄院充满了明清时期高大明朗的建筑风貌。到了清朝中期，以各自不同的外在建筑形态显示出庄院主人社会及经济地位的高低。单是为了各个庄院日常的维修，寨内便常年供养为数不少的木匠、瓦工。

竹林屋基是现在仅存的几座庄院中保存完好的一座院落，院内共有20多间屋子，院落上方置有九个天井，为这座院落接风纳雨，四个厅堂和花厅分别与九个天井上下呼应，表达了主人希望家族长长久久的精神宿求，现在的竹林屋基只是两进两厢，尽管有的雕饰早已消失，但仍然能感受到这里曾经拥有的繁华和大气。

到了清朝中期，云顶寨的富庶达到鼎盛时期，这时的山寨每年收田租达九万七千多担，据说，寨内贮藏的粮油、煤炭足以维持寨子所有人丁生活多年。在过去很多年里，富可敌国的云顶寨不受政府节制，凡是到隆昌任职的官员，都得主动去云顶寨拜访。据说，当年透过这扇窗户，便可以看到成群结队租户上山交租子的盛况。

清朝末年，郭氏族人在云顶山下修建云顶场，云顶场由“T”形的三条街组成，街面建有商铺上百家，这里很快就形成了具有云顶寨特性的商业形式。这里有铁匠铺、茶馆、药店，各行各业应运而生。有了场，同时也有了掌控整个市场的袍哥组织。袍哥组织掌握在郭氏族人手里，乡工所行事也得经袍哥组织的准许。

云顶场建场之后，便规定每月阴历的三、六、九为赶场日，当地人把赶场叫做赶鬼场，也叫“鬼市”。赶场的时间多为三更之后，远乡近邻都打着火把前来赶场，所有交易都在天亮之前进行，这样的风俗一直延续至今，赶场的这天，付炳荣早早地起来开门营业，现在赶场的日子有了改动，每月的二、四、八日是云顶场赶场的日子，付炳荣的老伴也早早地来到这里。

在过去的很多年里，建于清朝末年的云顶寺在云顶场喧闹的市井声中，日日香火不断，据说，郭氏族人普遍信奉佛教，寨内寨外多处建有佛堂寺庙，在这些寺庙里，郭氏族人完成着各自不同的精神宿求。

进入清朝道咸年间，富可敌国的云顶山寨开始走向衰败。

今天生活在这里的人大多是老人和孩子，许多年轻一些的人都离开山寨，到外面闯世界去了。留下来的人因为长年的相守，使邻里之间的交往充满了古朴的和谐与温情。

云顶寨古老的生活方式在一代代的传承中仍在继续着。

这里曾经的喧闹和繁华早已远去，古老的山寨，因为有了生活在这里的人们的坚守，才拥有了今天的平和与宁静。

关于富阳

富阳历史悠久，秦王政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置县。初置时幅员辽阔，辖境含今桐庐、建德等地。三国吴黄武四年(公元225年)，析富春县地置建德、新昌(后改寿昌)、桐庐3县。次年(226)，又置新城(后改新登)县。富阳、新登两县建置以此而始。

富阳古称富春。新莽始建国元年(9)，改名诛岁。东汉建武元年(25)复名富春。东晋太元十九年(394)，为避简文帝生母太后郑阿春讳，更名为富阳，富阳之名始于此。新登初名新城，后梁开平元年(907)始有今名。

富春之地，春秋属越，战国属楚。秦汉以后，隶属多变。隋、唐、宋、元、明、清均归杭州府(临安府、杭州路)所辖。民国时期，初属钱塘道，民国16年(1927)，废道直属于省。民国27年，改属第一行政区，后又多次变更，至民国37年，改隶第四行政区。1949年5月4日，富阳解放，初属临安专署，1952年改为省直辖，1955年划归建德专署。1958年12月，改属杭州市至今。

富阳历史上曾两度撤并。隋开皇九年(589)并入钱塘(后改钱塘)县，大业三年(607)复置；1960年8月并入桐庐县，1961年12月复置。新登历史上曾5次省并。三国吴黄武七年(228)并入桐庐县，西晋太康十年(289)复置；旋又并入富春，东晋咸和九年(334)复置；隋开皇九年并入钱塘县，大业三年复置；唐武德七年(624)并入富阳县，永淳元年(682)复置；1958年10月并入桐庐县，1961年12月又从桐庐县析出，划归富阳县。

1994年1月18日，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批准，撤销富阳县，设立富阳市，行政区域不变，隶属杭州市。

山川竞秀，地灵人杰。富春江钟灵毓秀，富阳镇人才辈出！宋代有以诗文名重一时的谢氏三代五诗人——谢涛、谢绛、谢景温、谢景初、谢景平；明代有武林三名医之一的沈汝孝；清代有董邦达、董诰父子及周凯，皆以政绩、书画著称于时；现代有法学家郁曼陀和文学家郁达夫昆仲双烈，“各以清名扬海内”；当代有中医张绍富，被誉为接骨“神医”而闻名中外。现择选简介：

谢绛

谢绛（995－1039）字希深，祖籍河南阳夏。祖父谢从礼，盐官县令。卒后葬富阳新顺五庄。自此，全家定居富阳。父谢涛，累官至太子宾客，景佑元年（1034）病殁开封。次年三月，谢绛扶棺南归，葬于富阳城东春明村；又建宅于城北小隐山，筑书楼于宅前。尔后其子景初、景温、景平等一门五进士，亦即一门五诗人，连女婿桥志臣也是同时 著名诗人。

沈汝孝

沈汝孝，字太国，号爷斋，明万历间（1573－1620）坊郭里人。汝孝童年，从父习医，所投辄效，成名医。万历中，举人周羔染关阂疾，众医不能愈。汝孝独以“三 、莪术”等药投30剂而愈。羔次子兆斗以劳郁至病不救，杭医钱维邦曰：“周郎病劳惫极而尸 也。”遇医士卢似立过寓，切兆斗脉，抚掌笑曰：“正所谓阳脉下逐，阴脉上争。胃气闭而不通，故脉乱、形 ……不可骤攻，须七日少间（病好转），三七日（21天）而愈。”汝孝闻之，跃然酾以汤液，煮以齐和，病瘥，一如二君言。清光绪《富阳县志》中称：“盖武林医者，钱能攻，卢善守；而太国则非攻非，而适于二君之中者，三人遂称鼎足焉。”子孙能世其业。

周公纯

周公纯，字天锡世居坊郭里周家弄。康熙间岁贡生。精于医，见草木皆知名。据传，又擅符咒，人以“法师”称之。

周晚年以行医为业，为人治病，疗效显著，有不用药物而愈者。凡贫病之家，往往以寻常药物治之，不费一钱，无不见效。有一少年以肩担搬运为生，一日，以冷羊内和冷饭饱餐后而卧，旋得病，以三十六钱诣周求治。周询知病原，即付钱三枚，命去澡室沐浴，并嘱其于入浴快意后再来取方。少年从定，浴罢诣周。周曰：“病已愈，不必再服药。”有患面疮者，周命其去城隍庙丹池东，摘取长尺许叶厚有刺之草，和鲜肉捣匀服之，病即愈。有富翁患消渴症，随食随饥，就医于苏州名医叶天士，不效，乃诣周求治。周给以杀虫之石灰丸数颗以解。

董邦达 董 诰

董邦达（1695－1769），字孚存，居坊郭里东鹳山麓，故自号东山。祖炳文，县学生员，从医；父国翰，业农。

邦达幼聪颖，能言即辨四声，由其祖父口授经书，琅琅成诵。后因家贫辍学务农。17岁复刻苦攻读，入县学，旋补禀生。后在壶源（湖源）、钱塘等地以教读糊口，勤奋自学，博览群书。

雍正元年（1723），为拔贡生。七年，乡试中式，经刑部尚书励廷仪保举，以七品小京官在户部行走。十一年，成进士，改庶吉士。乾隆二年（1737），散馆，授编修。次年，充陕西乡试正考官。六年，充顺天乡试同考官。历任殿试读卷官、经筵讲官、武会试总裁、都察院左都御史、翰林院掌院学士，迁工部、礼部尚书等职，赐紫禁城骑马。二十四年，以老乞休。同年疾卒，赐祭归葬乡里，谥文恪。

邦达生长富春，酷爱山水之胜，临摹名家书画，得其神韵。为“画中十哲”之一。画作，清高宗为之题咏者甚多。乾隆二十三年（1758）腊月二十四日，董邦达与《红楼梦》作者曹雪芹在宗室敦诚家聚会，谈诗论画，一见如故，并为曹所著《南鹞北鸢考工志》题签和撰写序言，至今传为文坛佳话。

董诰（1739－1818），字雅伦，号蔗林，董邦达长子。幼有异禀，读书不烦督责。乾隆二十七年（1762），举顺天乡试。明年，成进士，殿试名列一甲第二。清高宗以大臣子改为二甲第一――传胪，授翰林院庶吉士，充国史三通馆协修、武英殿纂修。乾隆三十一年散馆，授修。后历任右中允，内阁学士，礼、工、户、各部侍郎，军机大臣，户部尚书，四库全书馆副总裁，奉命辑《满州源流考》。四十四年在军机处行走，五十二年 户部尚书，嘉庆元年（1796）授东阁大学士，四年授文华殿大学士。其间，赐第北京西直门外，赏紫禁城骑马，两次名列功臣图形紫光阁。二十三年病逝，终年79岁。清仁宗亲临祭奠，哀诗有“两朝知遇一身肩，世笃忠贞清节坚”，“只有文章传子侄，绝无货币置庄田”等句。谥文恭。并于鹳山西麓建大学士牌坊及董公祠。

董诰工诗能文，书画亦清。后入直南书房，凡宫廷楹壁装裱，大多由诰供奉，进呈画本，均经两朝御笔题咏，并收入《石渠宝笈》三编。

高傅占

高傅占，字说岩。筑堂名秋水，人称秋水先生。居县城之西门岭。其祖名华官，任伏羌（今甘肃甘谷县）知县。父容照，县学生员，早卒。傅占与史谓占自幼育于外祖母家，极聪颖，读书过目成诵，写诗文，千言立就。12岁与史谓占受业于学使者，入府学。谓占成进士，留京师；傅占在家以教读为业，侍养老母。

周 凯

周凯（1779－1837），字仲礼，号芸皋，富阳县城宜家弄（又名宜家弄）人。早年从学阳湖文派领袖恽敬、张惠言。嘉庆十年（1811）成进士，殿试二甲，授翰要院庶吉士，后改编修，充国史馆提调，曾任顺天乡试同考官。在京期间，与林则徐、魏源、龚自珍等结“宣南诗社”，为京都24诗人之一。

道光三年（1823），出任湖北襄阳知府。任内著《种桑说》3篇，并派人入浙江，采购桑苗8000余株，移植于汉水之滨，倡导襄民养蚕。又发动民工疏浚高阳池，受益农田1000多亩。同时，创办义塾80余所，自捐官俸印刷启蒙课本。任内诉讼案件大多亲自审理。此外，如建桥梁，修城垣，实仓廪等，政绩显著。在襄阳四年，常微服出访，求时事之兴废，考前人之得失，写成《襄阳杂识》。离任前，则将已办而未完成，以及后来亟须办理诸事，辑成《襄阳必告录》。道光六年， 升湖北汉、黄、德道。任内曾四至京山县查勘江堤，著《勘堤纪程》、《疏浚汉水内外二河故道议》。

十年，任福建兴、泉、永道。到任之初，深感厦门处泉、漳之交，扼台湾之要，而金门又为厦门外围，似此海疆要区，商业重镇，应有完备之志书，以供守备参考。遂与孙云鸿、林火昆 火黄 等先后纂倏《厦门志》与《金门志》。对兵制、防海、船政等作了详细的记述，具有一定的参考、查证、实用价值。周凯预感到海防的重要性，主修《厦门志》与《金门志》，这一创举是富有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的。在周凯后三年，就爆发了举世震惊的鸦片战争。道光二十年（1840）六月，英国侵略军舰队进窥金门、厦门，被闽浙总督邓廷桢和福建水师提督陈化成率部据险击退。事实证明了周凯的远见卓识。

十六年，周凯调任台湾兵备道。之前台湾人张丙起事，聚众杀官吏，自称开国大元帅，年号天顺。清政府为维护领土完整，即派人“剿平”。周凯至任，犹有张丙余党为患，乃与总兵张公琴及台湾官员陈杰峰等合力搜捕，斩杀40余人。周凯在台任职时，见当地百姓把桑树当柴烧很可惜，就派人把浙江的养蚕能手带到台湾台湾同胞发展蚕桑。台湾岛上螃蟹成灾，啃吃水稻，当地百姓却不知道螃蟹可吃。周凯派人捕捉螃蟹，煮熟了吃，并教会百姓吃蟹，蟹灾因此而灭。次年七月，周凯病殁于任所。周凯互后，身无分文，皇帝感其清廉，下旨运用库银为他办了丧事。灵柩方回归故里。

周凯工诗善画，绘有《武当纪游二十四图》，为传世名作；著有《内自讼斋文钞》、《内自讼斋诗钞》、《襄阳诗集》、《均阳纪游诗》、《高阳池修禊诗集》、《富阳先正古文选》、《富春杂识》等。

王义祖

王义祖，字榆圃，别号小隐山樵，坊郭里人。世居城中，与周凯家毗邻。清嘉庆廪贡生。义祖好读书，擅诗，工画。早提普与山阴谢裕庵、周凯等结“草草园诗社”，朝夕过从，时相唱和。后周、谢宦游在外，义祖居家课子弟，暇则携生徒登城北小隐山，舒啸终日。周凯宦成而归，又复与之吟诵唱和，并为其诗集作《序》云：“自魏、晋、六朝、唐、宋及元、明人诗，靡不毕览，别其源流门径，不屑于模仿家数，依傍门户。晚年始臻平淡。”嘉庆二十五年（1820），富春江上游洪涝成灾，浮尸顺流而下。义祖雇工打捞，并为之买棺埋葬。道光元年（1821），浙江巡抚阮元荐举义祖为“孝廉方正”，因亲老不就。卒年74岁。著有《小隐山樵诗钞》、《康寿堂古文钞》各若干卷。

王 銮

王銮（1817－1893），又名鸾，字子和，王义祖之孙。幼好读书，经其祖父指授，学业日进，并初解画理。后从舅父周凯学画山水、花鸟、谷物。及长，随周漫游金、厦、台、澎，得江山之助，丘壑益富，画艺更精，名重一时。曾一度至松江、衢州等地卖画。归故里后，闭户习画，不出乡里。其亲朋大都跻身仕途，“而銮不慕荣利，足迹未尝入公门”，时人称其品致高洁。王銮画师周凯，追踪元、明诸大家，早期作品工细秀丽，后转写意。谷物多描摹名士隐逸，造型生动，形象逼真，功力深厚；山水多取材本地风光，清丽萦合，沉雄奇秀，引人入胜；花鸟取法自然，色彩艳丽，生意勃发。尤工设色牡丹，蜜叶稠叠，鲜葩艳发，人得尺幅，如获至宝。其所作册页有《问天图》、《壮士图》。

赵润林

赵润林（1849－1917），字宝涵，坊郭里人。清光绪贡生，幼时品学兼优，为当时年高而有学识者所赏识。母性争急躁，润林每能先意承旨，博其欢心，以至孝闻名乡里。知县周笃生甚器重之，书赠“名教完人”匾额，以作士林楷模。

润林廉洁好义，热心于地方公益事业，凡修建文庙，修恩波桥，纂辑《县志》，无不积极参与。光绪三十四年（1908）正月，邑人推举润林为首任劝学所总董，至宣统三年（1911年）五月卸任。时已年老力衰，遂将任职期间所得薪俸捐建市屋一所，租给轮船局。其租息供每年修文庙之用。其孙赵光远，上海南洋医专肄业，是抗日战争前富阳新华药房坐堂医师，为富阳镇最早的西医之一。

郁氏三兄弟

郁华（1884－1939），字曼陀，又字庆云，幼名连生，富阳镇满洲弄（今达夫弄）人。自幼聪慧好学。光绪二十五年（1899），应府、道试，均名列第一，补博士弟子员。二十九年，考取官留学日本，系浙江省首批派遣留学生之一。初毕业于早稻田大学师范科，继进法政大学专修法律。学成归国，历任京师审判厅、大理院推事，兼司法储才馆、朝阳大学教授，最高法院东北分院刑庭庭长。“九•一八”事变那年，日本军部威胁利诱，欲使郁华为侵略者服务。郁华在皇姑屯一农民帮助下，化装潜入关内。民国21年（1932），调任上海公共租界内江苏高等法院第二分院刑庭庭长，兼东吴、政法等大学教授。其间，曾多方设法，营救田汉、阳翰笙、廖承志等出狱。任上坚持司法尊严，以维护民族利益，保护爱国人士，严惩民族败类。同时，坚抿敌伪之诱胁，不为所屈。遂于民国28年11月23日遭日伪特务暗杀于上海寓所门前。为纪念郁华烈士，36年4月，富阳地方人士于鹳山建“郁曼陀血衣冢”。由郭沫若撰文、马叙伦书写的血衣冢志铭，高度赞颂郁华一生之伟绩。1952年10月，人民政府批准其为革命烈士。

郁华工诗擅画，公务之余常以诗画陶冶性情，抒发爱国热情。早年参加进步文学团体“南社”，与柳亚子等时相唱和。在沪时，亦曾与鲁迅、田汉、阳翰笙等革命作家相交往。其文学修养与艺术功力曾给胞弟郁达夫、长女郁风以深刻影响。身后有《静远堂诗画集》、《郁曼聍陈碧岑诗抄》及《刑法总则》、《判例》等著作行世。

郁诰

郁诰（1891－1971），字养吾，为郁华胞弟。清宣统三年（1911）8月在杭州就读陆军小学堂时，因参加“反清起义”被捕，辛亥光复后获释。民国3年（1914），就读于国立北京医学专门学校，毕业后，加入中华医师学会。8年参加高等文官考试合格，先后在海军部及天津纱厂任医。16年回籍，开设“松筠医院”，并任富阳县医师公会常务理事。19年，任升平镇镇长。抗日战争中，易地场口行医。解放后，鼓励4个子女先后参军。1950年当选为富阳二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代表，任城东行政会主任。1952年，无偿提供房屋、医疗用具及所有药品创办富阳县城关镇中西医联合诊所。1971年去世。

郁诰医德医风高尚，对待贫病者,收或不收药费，而对富有者则不允短少，自谓“劫富济贫”。郁诰习西医，通内、外、产科，并于首创中西医结合治疗，对富阳镇医疗事业的发展有特殊贡献。

郁达夫

郁达夫（1896－1945），名文，字达夫，幼名荫生，郁华之幼弟。少小聪明，九岁题诗，即已“四座”为“惊”。清宣统二年（1910）毕业于富阳县立高等小学堂，后就读于嘉兴、杭州等地。

民国2年（1913）9月，他随赴日考察司法的长兄郁华至日本，初入东京神田正则学校，次年夏考入东京第一高等学校预科，为官费留学生，与郭沫若同班。4年夏，预科毕业，进入名古屋第八高等学校。8年夏毕业，旋入东京帝国大学经济学部，至11年3月毕业，获经济学士学。7月20日，结束十年留学生生活回国。10年7月，与郭沫若、成仿吾等留日同学发起组织进步文学团体创造社。是年9月至翌年7月，为创造社事，数次往返于东京与上海之间。其第一本小说庥《沉沦》于10年10月出版。翌年5月，由他主编的创造社第一个刊物《创造季刊》在上海出版。

12年，达夫与郭沫若、成仿吾继续在上海主持创造社工作。先后任北京大学统计学讲师、武昌师范大学文科教授、广东中山大学文科教授等。

19年春，先后参加中国自由大同盟、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均为发起人之一。“九•一八”事变后，参加人民抗日救国会，从事募捐、宣传等活动。22年1月，参加中国民权保障同盟。4月，移家杭州。25年2月，应福建省主席陈仪之邀，任福建省政府参兼公报室主任。11月中旬，赴日讲学，访被迫流亡之郭沫若于千叶县乡下，并劝其归国。

26年7月，全面抗战爆发，特专程赴沪，迎接潜返祖国的郭沫若。12月，日军入侵富阳，郁母陆氏不届饿死。达夫化悲痛为力量，于次年3月应郭沫若之邀赴武汉作毂委会政治部第三厅设计委员，并去山东、河南等地前线劳军，旋返福州。是年底，应《星洲日报》社之邀前去新加坡，任该报副刊编辑，积极宣传抗日救国。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担任新加坡文化界战时工作团主席，兼战时工作干部训练班主任，为培养和输送抗日干部效力。新加坡沦陷前夕，与胡愈之等流亡苏门答腊，定居巴爷公务，化名赵廉，集资开设赵豫记酒厂，借以掩护爱国华侨和抗日文化人士。后因汉奸告密，受秘密监视。民国34年8月29日，日本虽已宣布无条件投降，达夫却仍被日本宪兵秘密绑架、杀害于印尼丹戎革岱。1952年12月，春民政府追认其为革命烈士。

郁达夫毕生致力于新文学运动，是“五四”以来革命文学运动的开拓者和著名作家，同时又是杰出的反法西斯文化战士和伟大的爱国主义者。其文学遗作有小说40余篇，散文、评论、随笔170余篇，诗词500余首，已有12卷《郁达夫文集》行世。

古镇旅游全攻略 大昌古镇主要景点有哪些

大昌古镇始建于明。明成化七年（1471）知县魏进修筑城墙。正德二年（1507）知县董忠增修东、西、南门。嘉靖二十六年（1547）重修城池。明末张献忠数克大昌，城遂毁。清初，复筑土城。嘉庆九年（1804），筑土堡，加固城门。道光元年（1821），大宁河暴涨，城墙城门被淹。道光四年（1824），县令杨佩芝补修城墙和城门。

古镇现存东、南、西三道城门，东为朝阳门，西为永丰门，南为通济门，城门都保存完好。还有几条保存较为完好的明、清两朝修建的街道。街上牌坊和古建筑群雕梁画栋，翘角

大昌古镇图片

飞檐，古风浓郁。

南门古道

古镇的南门外有通往河边的几十级石板台阶，已被磨得十分光亮，青石砖砌成的拱门上，生长着一棵有几百年树龄的老槐树，根茎扎在拱门的石缝中，沿石上行伸展，生得枝繁叶茂，宛如一个门神护卫着城门。石阶两旁的一对已经残损的石狮子把守着镇门，显出些许落寞和苍凉，似乎在诉说着小镇悠久的历史，提醒人们记住它昔日的辉煌。

明清建筑

拾阶进入古镇，两排临街老房飞檐翘壁，张扬着昔日的繁华景象，中间是狭长的青石古道。小镇只有两条主要街道，南北街长150多米，东西街长240多米，占地面积不足10公顷。镇里有三十七幢古翘角飞檐的明清古民居建筑，有完整的古城墙。房屋大都是明末清初时建的，青砖黛瓦、双筒屋檐、飞檐翘角、雕梁画栋、木质门面，显现着一种朴实的华美。

温家大院

温家大院是古镇上规模最大，保存最为完好的建筑。

这座始建于清朝初年的建筑，坐西向东，占地320多平方米。大院由门厅、正厅、后厅三部分组成，均以掾木作为房梁屋顶，共有12柱37架梁。窗棂镂木雕花，工艺考究。整个建筑为穿斗式结构，从正门进入，可以从后门出。据温家大院第十代孙温光林介绍，当年他的祖先曾是清朝的巡抚，是他活着时开始修建温家大院。其实，温家大院只是大昌这座千年古镇的一个缩影。早在公元前227年，大昌就是当时巫县县城的所在地。后人是在进行不断地考古发现中，从大量的出土文物中，逐步摸清大昌历史的。200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通过对古镇的考古研究，初步推断出大昌古镇可能就是过去巴人的都城。

关帝庙

位于古城外东北约300米，清代建筑，建筑面积810平方米，穿斗木结构，坐北朝南，三组四合院。始建年代不可考，清嘉庆二年（1797）曾大修。

关于关帝爷的姓氏有何传说？

在河南省洛阳城南七公里处，有关公的坟墓(关林)，在该处关公庙大门两侧，有清道光元年(公元1821年)所树的两座石牌坊。牌坊正面有楷书匾额“博厚高明”、“允文”、“允武”，背面则书“刚健中正”“乃圣” “乃神”。这样吹捧关公未免太过份了。

是一名英勇的武将，称其“允武”是恰当的，至于“允文”，那又从何说起呢在一些年画中，往往将关公秉烛夜读绘上(据说读的是《春秋》），这也许是关公“允文”的证据吧!

后来，有人又绘了一幅古怪的图画，并题为《关帝诗竹》。据说，关公降曹操后，“身在曹营心在汉”，日夜思念刘备，为了寄托他的情思，吟得五绝一首:“不谢东君意，丹青独立名。莫嫌孤叶淡，经久不雕零。”因当时他尚在曹营，只得将这二十个字绘成竹叶，画在两枝竹上和竹下，这就是有趣的“关帝诗竹”。后人将此画刻成石碑，藏在少林寺内，得以流传至今。这也大概是古人对“忠义”的理解吧!

民间流传的有关关公的故事很多，除上面的“关帝诗竹”外，也有一些是关于他的姓氏的。如清.梁章距《归田琐记》里所引《关西故事》里就说他本不姓关，后来才因故改姓关的。

故事的大概是这样的:在蒲州解梁有一个少年，他孔武有力，行为不检。为此，父母将他锁在后花园的空房内。一晚，他打破窗户跳出户外，听见墙东有一老人和一女子的哭声，他便上前问是什么原因。那个老人说:“这是我的女儿，早已许配他人，但县官的舅爷见我女儿美貌，要强娶为小妾。小民曾向县尹告状，反受责骂。无奈我俩只好相对而泣。”

这少年闻言大怒，立即仗剑前往县衙，杀了县尹和那县官的舅爷，只身逃亡。当他逃到潼关正想出关之际，忽见关门贴出缉拿凶手归案的文告，一望凶手画像，正是自己，他大吃一惊，赶到水边去喝水，用水洗脸。说也奇怪，他发现在水中自己的面色已经变红，连自己也认不得了。

于是他放胆出关。关吏问他的姓名，他即指着潼关说:“我姓关。”从此，他就改姓为关，原姓反而不传。这少年就是后来名扬四海的关羽(云长)。故事虽荒诞不经，但也可反映出人们疾恶如仇的思想吧!

清朝皇帝陵墓

清朝皇帝的陵墓群有三处 : 北陵、东陵和西陵 。

1、北陵

沈阳北陵(昭陵)除了葬有帝后外，还葬有关睢宫宸妃(海兰珠)、麟趾宫贵妃、洐庆宫淑妃等一批后妃佳丽，是清初关外陵寝中最具代表性的一座帝陵，是我国现存最完整的古代帝王陵墓建筑之一。

昭陵始建于清崇德八年(1643年)，至顺治八年(1651年)基本建成，后历经多次改建和增修而呈现现在的规模。陵寝建筑的平面布局遵循"前朝后寝"的陵寝原则自南向北由前、中、后三个部分组成，其主体建筑都建在中轴线上，两侧对称排列，系仿自明朝皇陵而又具有满族陵寝的特点。

2、东陵

清东陵的15座陵寝从1661年（顺治十八年）首建顺治皇帝的孝陵开始，到1908年（光绪三十四年）最后建成慈禧皇太后的菩陀峪定东陵为止，营建活动延续了247年。

1661年（顺治十八年）入关第一帝顺治皇帝的孝陵开始营建，1664年（康熙三年十一月）主体工程告竣。1668年（康熙七年）营建圣德神功碑亭。

1674年（康熙十三年），康熙皇帝的嫡皇后孝诚仁皇后崩逝，开始筹建景陵。1676年（康熙十五年）破土兴工。1681年（康熙二十年）孝诚、孝昭二位皇后入葬时，景陵隆恩殿尚在修建之中。与此同时，埋葬康熙帝妃嫔的景陵妃园寝也随着完工，成为清王朝在关内修建的第一座妃园寝。

1688年（康熙二十七年）康熙皇帝遵照祖母遗命，在风水墙外，大红门东侧建造暂安奉殿。37年以后即1725年（雍正三年），雍正皇帝决定将暂安奉殿改建为昭西陵，是年农历二月初三动工，年底建成。在孝庄文皇后的暂安奉殿建成后，康熙皇帝就在孝陵东侧为孝惠章皇后兴建陵寝，约于1693年（康熙三十二年）建成（准确年代待考）。这是清王朝营建的第一座皇后陵，开创了清代为皇后单独建陵的先例。因位于孝陵东侧，又与孝陵为同一体系，故名为“孝东陵”。

雍正初年，雍正皇帝将他的万年吉地确定在遵化境内的九凤朝阳山，并运去了大量建筑材料。1729年（雍正七年），雍正皇帝以那里“规模虽大而形局未全，穴中之土又带砂石”为借口而废之，复于河北省易县泰宁山下另辟兆域，营建泰陵。自此才有“东陵”、“西陵”之分。

乾隆皇帝即位不久，在景陵东旁为祖母辈的康熙皇帝的悫惠、惇怡两位皇贵太妃单独修建了园寝，称景陵皇贵妃园寝，俗称双妃陵。

1742年（乾隆七年），乾隆皇帝将东陵境内的胜水峪确定为自己的万年吉地，翌年二月破土兴工，1752年（乾隆十七年）完工。1799年（嘉庆四年）定名“裕陵”。

1747（乾隆十二年）裕陵妃园寝破土动工，1752年（乾隆十七年）完工。1755年—1762年（乾隆二十年至二十七年）又进行了扩建，增建了方城、明楼、宝城和东西配殿。

为了平衡东陵和西陵的关系，1796年（嘉庆元年）太上皇弘历曾谕令以后各帝陵按昭穆次序在东、西两陵分建。

道光皇帝于1821年（道光元年）在东陵境内的宝华峪营建陵寝，1827年（道光七年）建成。其妃园寝和公主园寝也随之完工。宝华峪陵寝建成第二年因发现地宫渗水，道光帝另在西陵境内相度陵址，随之将已建成的东陵宝华峪陵寝及妃园寝废掉，拆运到西陵重建，于是在东陵界内留下了一片废墟。

咸丰皇帝即位以后将陵址选定在东陵界内的平安峪。1859年（咸丰九年）破土兴工。由于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陵工受阻。1861年（咸丰十一年），咸丰皇帝在承德避暑山庄崩逝以后，陵工才被迫加紧进行，至1866年（同治五年）完工，命名“定陵”。随后妃园寝也相继告竣。修建定陵时由于战败赔款，国库空虚，不得已选用了宝华峪道光帝弃陵的大量旧料，建筑质量大不如前。

1873年（同治十二年）慈安皇太后和慈禧皇太后的定东陵在定陵东侧二里许的普祥峪和菩陀峪同时破土兴工，1879年（光绪五年）同时完工。16年后，慈禧下令将自己的陵寝进行重修。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开工，1908年（光绪三十四年）完工，历时13个年头。因为这两座陵都位于定陵东侧，且从属定陵，故统称为“定东陵”。慈安皇太后的陵单称普祥峪定东陵；慈禧皇太后的陵单称为菩陀峪定东陵。

同治皇帝生前未选择陵址，在其驾崩后才仓促相度，陵址确定在东陵界内的双山峪，定陵名为“惠陵”。1875年（光绪元年）动工，1878年（光绪四年）建成。位于惠陵西侧的妃园寝也在1876年—1878年（光绪二年至四年）间建成。由于国力维艰，仅过了21年，到1899年（光绪二十五年），竟发现隆恩殿大木构件多有伤折、糟朽现象，不得已拆掉重建。重建工程于当年（1899年）开工。八国联军侵占北京的事件，工程被迫暂停，到1906年（光绪三十二年）才结束，历时8年。

1928年7月，国民党第十二军军长孙殿英，以 “剿匪”为名策划了一起东陵盗案，盗掘了乾隆皇帝的裕陵和慈禧太后的定东陵。

1945年9月，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辖东陵的冀东军区15军分区情报队队长张尽忠伙同王绍义，穆树轩、贾正国、赵国正、李树卿、刘恩、刘继新等人，明目张胆地开始盗窃陵寝。整个清东陵14座陵寝，157人的墓几乎无一幸免。

1952年成立清东陵文物保护所，对陵寝进行管理。

1961年，清东陵被国务院列为全国第一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978年，正式开放，供中外游人参观游览。

2000年11月30日,在澳大利亚凯恩斯召开的第24届世界遗产委员会的大会上，清东陵获得全票通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3、西陵

清西陵是清朝帝王两大陵寝之一，始建于1730年（雍正八年），历经18世纪中叶至19世纪初，余绪延至民国年间。雍正八年（公元1730年）选此为陵址。雍正的陵址本来是选在清东陵九凤朝阳山，但他认为“规模虽大而形局未全，穴中之土又带砂石，实不可用”，因而将原址废掉，命另选“万年吉地”。选陵址者奏称，易县永宁山下是“乾坤聚秀之区，阴阳汇合之所，龙穴砂水，无美不收。形势理气，诸吉咸备。”雍正皇帝览奏后十分高兴，也认为这里“山脉水法，条理详明，洵为上吉之壤”。自此，清各代皇帝便间隔分葬于遵化和易县东、西两大陵墓。西陵自雍正八年（公元1730年）首建泰陵，至公元1915年光绪的崇陵建成，历经186年，共建有帝陵4座，后陵3座，王公、公主、妃嫔园寝7座，埋葬着雍正、嘉庆、道光、光绪4个皇帝，9个皇后，56个妃嫔及王公、公主等共80人。宣统皇帝溥仪于1967年去世，最初安葬在八宝山。于1995年迁葬到清西陵的华龙皇家陵园。建筑面积达5万多平方米，共有宫殿1000多间，石雕刻和石建筑100多座，构成了一个规模宏大、富丽堂皇的古建筑群。清西陵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0年11月，清西陵与清东陵一起，被第24届世界遗产委员会列为世界文化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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