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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伯特·赫德的人物评价

罗伯特·赫德的人物评价

特定的历史条件，特定的人物，给后人留下难以定论的遗产。毫无疑问，赫德是一个外国人，而且又处于中外不对等的博弈关系中。到底是该从赫德的个人目标和行动中确立判断的标准， 还是从中外关系的大势中推演赫德的行为价值，的确是一个需要审慎思考的难题。

一百年来，围绕赫德的评价呈针锋相对的两极——中国人认为他是“最险恶最阴险的敌人”，教科书上给他下了“英国侵华的主要代表人之一”的定义；西方的汉学家们则不乏溢美之词，说他是“中国坚定不渝的朋友”，“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倡导者”，“沟通中国和西方观点的桥梁”……不管用这些概念化的词汇给他打上多少标签，作为一个几乎参与了晚清历史所有重大事件的英国人，赫德绝对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不可忽视的人物。

一个比较稳妥的看法是：赫德控制中国海关，有损中国主权。他本人是不平等条约关系的实践者，这一点毫无疑义。而另一方面，赫德却以客卿的身份，尽量在其可能的范围内对内主张改革，对外多次表达对中国立场的支持， 又是值得肯定的。但后一点显然属于大是大非之下的次要层面。因为这些意见的表达多半是在无损英国重大利益的情况下做出的。

判断赫德的言行， 还可以从中国在19世纪后期需要以何种姿态对待内政和外交的角度看待。中国需要改革， 赫德先后向清政府提出10个改革方案，并在自己的衙门权限内进行了近代化的改革。

中国需要抗敌，赫德也曾鼓舞中国抗敌。中法战争期间，他对于法国的侵略表示强烈愤慨。他写信给金登干， 批评法国人的行为是“ 一连串恶毒的、不必要的、不公正的、毒辣的屠杀”！ 他希望“ 老天将给他们报应” ， 并义正严词地说，“ 如果我是一个中国佬，我也是要打的” 。因此，中法战争期间，赫德是一个主战派，他曾对总理衙门的大臣们说：“如果你们有把握能一致决心战斗到底，我劝你们打，因为正义是在你们这边，而法国劳师远征是必会疲惫的。”

中国需要保持领土完整和主权独立，赫德也曾支持中国的领土完整主张。经过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的侵华事件， 赫德感到重新建立合适的中外关系的重要性。他劝说列强在赔款问题上“接受中国所愿承担的赔偿”、“维护中国的行政管理完整和维护其领土完整”，并在中英谈判中主张等中国整顿和完善了法律体系后“ 英国即允弃其治外法权”。

若抛弃目的论看待赫德，其人之言行本身即已说明了一个特殊的人在一个特殊时代的地位和价值。

另一方面，与赫德同时代的英国军政人物对中国的悍然侵略，也可以反证赫德的历史地位；换言之，英国是使用了文武的两手，对付一个衰落的东方帝国。

盘点中国近代史上的关键人物赫德

赫德

1854年来到中国，在中国生活了54年。1861年起在上海担任海关总税务司职务，1863年正式接替英国人李泰国担任海关总税务司，自此控制中国海关税务长达40余年。1865年，总税务署从上海迁到北京，(1929年迁回上海)，从此，赫德居住在北京40多年。1869年晋升布政使，官阶从二品。1889年，升为正一品。1908年，病中的赫德写下了这样一首诗，“你嬉戏已足，你吃饱喝足，该是你离去的时候了”，这一年他已经73岁，决定回国休养。1911年死于英国白金汉郡，清廷追授其为太子太保。赫德曾担任晚清海关总税务司达半个世纪之久(1861年-1911年)，在任内创建了税收、统计、浚港、检疫等一整套严格的海关管理制度，他主持的海关还创建了中国的现代邮政系统;著有《中国论集》等。

外滩城市雕塑群的赫德铜像

赫德，英国北爱尔兰人，曾担任中国海关总税务司长达48年。

从19世纪70年代起，清廷同外国的谈判交涉，几乎都有赫德插手。

客观地说，赫德对对中国近代邮政的开办起了重要作用。

坐落于九江路外滩海关大楼前的赫德铜像，可以说是上海历史上最具知名度的铜像。其之所以著名，并不在于铜像本身，而是由于赫德本人在中国的地位。

赫德获得清廷赐予的头品顶戴，他是惟一获此荣衔的外国人。赫德在中国任总税务司，时间长达48年之久。上任伊始，赫德就发现，当时广东海关每年的税银不过120余万两，而各种走私漏税货物造成的损失即达85万两。赫德在任期间，制定海关制度，管理和分配关税收入。同时，他也利用李鸿章对其的信任及其所控制和掌握的权力，暗中帮助英、法等国达到控制中国的目的。在帮助葡萄牙窃取中国对澳门的主权问题上，赫德扮演了极不光彩的角色。

赫德去世后，英国驻沪领事馆及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决定为他立像纪念。1914年5月23日在九江路外滩的海关大楼前举行揭幕仪式。该铜像由英国人设计并在英国铸造。铜像底座为四级台阶，台阶之上是长方形的基座，靠北的座基上镌一健步行走的男子，南面的石碑为一女子站在岩石上双手高举红灯望大海。东面和西面的石碑上则刻赫德生卒年代及生平事迹，其中写道：“前清太子太保尚书衔总税务司英男爵赫君德，字鹭宾，生于道光己未，卒于宣统辛亥，享遐龄者七十七年；综关榷者四十八载，创办全国邮政，建设沿海灯楼，资矜式于邦人，备咨询于政府，诚悫谦忍，智果明通，立中华不朽之功，膺世界非常之誉，爰铸铜像，以资不忘”。

晚清，洋人任海关掌门人40余年

英国人赫德，主持晚清海关长达半个世纪。

清朝打开了通商口岸，海关的事务迫切地需要有经验的人来管理。经过与西方人的商议，清政府决定使用西方的制度，但是海关总税务司要清政府挑选任命。

赫德被选中，从28岁开始掌权40多年，对中国海关有绝对的管理和统治，被视为清朝的座上客。

赫德清楚的认识到自己中国雇员的身份，“从某种意义上讲”，是中国人民的“同胞”，是中国政府用来对付外国商人的外籍雇员。因此当1885年6月被英国政府任命为驻华公使时，他辞谢不就。

赫德给海关高级职员开出的薪酬非常高，最多的能拿到9000两的年薪，是其他国家同等职位的两倍。职员干满一定年限，还有一笔相当于年薪的酬劳金。此外，退休金、回籍旅费、带薪年假一应俱全。甚至还有未婚人员抚恤金、因功致残抚恤金、丧葬费、医药费、来华探亲家属旅费。如此高的养廉成本再加上各种监督制度，使海关成了大清国几乎没有贪污腐败的部门。

他管理的海关成绩突出：

1861年，海关税收为496万两，在赫德的打理下，到1887年，海关税收达到2000万两，占清廷财政收入的24.35%。关税成了清廷最稳定、最可靠的财源，赫德也成了大清国的“财神爷”。

5年的时间还清了北京条约的赔款。在太平天国占领半壁江山，清朝依靠着海关的收入度过难关。

赫德还拨款支持华尔的“常胜军”，还有北京同文馆。中国不少的重要举措背后都有赫德的财政支持。

赫德在中国获得了位高权重的地位、荣誉、影响力，住上了豪宅。这是他从爱尔兰穷乡僻野出来的时候不敢想象的，所以赫德对中国有着更深的知遇之恩。

从当代的角度来看，外国人把持海关无疑是侵犯了中国的主权。

求赫德《局外旁观论》原文

赫德《局外旁观论》

关于洋务运动性质和作用，经过学术界近30年的讨论争鸣，至第五届全国洋务运动学术讨论会时，基本得到统一认识，确认洋务运动的资本主义性质，是清政府实行对外开放、借法自强的结果，对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起了倡导及开创性的作用。但是，对洋务运动的产生起了重要催化作用的《局外旁观论》及《新议略论》（以下简称《两论》）仍被部分学者视为是“侵略”和干涉中国内政外交的文件。《两论》的基本内容是什么？《两论》对洋务派官员的影响如何？到底是侵略还是友谊？

《两论》的基本内容

清政府的高级官员们，自从被迫打破闭关局面后，对待外国人的心理，出现自大与自卑、师夷与畏夷的矛盾状态，对外国人存在种种疑虑和戒心。一方面要学习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富国强兵的制度，另一方面又对国际事务一窍不通，对国内事务应如何适应资本主义渗入新形势的要求，也茫然不知所措。

1860年《北京条约》签订后，英、法诸国达到增开商埠、割让九龙司、传教自由，俄国通过边界谈判侵占我国大片领土后的二、三十年间，各国以维护商业利益为主，宣布对华和平相处。从此，与西方各国处于相对和平共处时代，出现西方文化流向中国的第一个高潮。对中国传统的封建意识、闭关政策及旧的生产方式进行了猛烈的冲击。中国向何处去？是继续坚持闭关锁国的政策还是对外开放？如何开放？在这种情况下，1865年11月、1866

年3月，赫德和威妥玛先后提出《局外旁观论》和《新议略论》共1万余言，对清政府的外交、内政提出了一系列批评与改革建议。

赫德在《局外旁观论》里开宗明义指出，当局者迷，旁观者清。旁观者“敢抒所见，或效一得之愚”，劝清政府认清历经“变迁”后的形势。当然应该看到历史悠久“莫古于中国”，也应看到，与世界各国相比较，“竟莫弱于中国”。中国实行闭关政策，可是，西方各国“近数十年渐渐与中国往来”，资本主义势力已深入中国，“拒绝不得”，必须面对现实，因时制宜，进行改革，正确处理内政外交上所遇到的新问题。

接着，赫德对清政府面临的国际、国内形势及今后发展趋势作了精辟分析，他说，“中华情事，一曰内情，一曰外情，今日之外情，系由前日之内情所致，而日后之内情，亦由外情所变”。这就是说，今日外国势力侵入，是由于中国“前日”之闭关积弱所造成的，而今日中国已开始卷入资本主义漩涡，今后内部之发展，必须随国际势力的影响而变化。

内情如何？《局外旁观论》举出了清政府政治腐败的大量事实。政治上，有法不依，因循守旧，内外员工“尽职者少，营私者多”。胥吏专权，“供贪婪于戚友，而民怨弗闻”，使民生不得安业。财政上，“各省筹划款项，动逾万万，而兵丁欠饷，竟致累月经年”，“官之下取于民者多，而上输于国者少”。军事上，“兵勇之数，动称千百万，按名排点，实属老弱愚蠢，充数一成而已”。“通经原为应用”，而今日知识分子，熟读经书诗文，而不晓时事，“一旦身居民上，安能剔弊厘奸”。“禁止邪教，原为崇正”，而封建迷信“屡屡”。“各小省所有拨款迭催，而民言剥皮；及至大内所需，饬令捐备，例不准销，是令人舞弊也”。“法本善而恶，以致万国之内，最驯顺之百姓，竟致处处不服变乱。吁！事不以实，而徒饰虚文可乎”？

赫德指出，总之，“文武各事之行，尽属于虚，执法者惟利是视，理财者自便身家。在上即有所见，亦如无见。远情不能上达，上令不能远行”。因此，造成人民“藐上不服作乱之灾”，也是很自然的。

在“外情”即国际关系方面，威妥玛在《新议略论》中指出：“自古以来，四海之内，无论何国”，如果不与“邻邦尽心勇进齐驱，未闻不为邻邦所并”。今日中国邻邦，已非古代落后之匈奴番夷，而是英、法、俄诸强国。“英国已在缅甸，离云南不远。法国已在安南，离广西不远”，俄国与中国连界万余里。“可虑者不在各国有无侵占之心，而在各处有易侵占之势”。近数年来，“三国之待中国，虽恐或有不周；中国之待三国，亦有不周之处。若论如此，内外即应互相体谅”。《条约》既已签订，应依万国公法，照约办理，如违背《条约》，又可能“用兵”。无奈“各国正强”，倘中外偶有不洽之处，外国会恃强构兵，或用“言语挟制”的危险。为了转危为安、必须“借法自强”。这样，即能使各国得到“应图之利”，又能“保中国得以自主”。

如何借法自强呢？威妥玛引用中国《易经》上的话说，“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他指出无如中国官吏绅士，“论及变通二字，止以变回旧法”，这种复旧的变革，是行不通的。“中国好古恶新”的习惯必须清除，应该认清形势，对内政外交进行新式改革。他提出“中国自主之要，在借法兴利除弊”，“内改政治，外笃友谊”的原则。赫德建议实行“民化而兴国”的宗旨。所谓“民化”者，即“外国所有之便，民均可学而得，中国原有

之好处，可留而遵”，如外国之轮船，铁路、工织器皿、寄信电机、军火兵法、银钱式样、均极精妙，“国民雨沾其益，愿学者皆能学”。所谓“兴国”者，“中外来往日多而敦好，外无多事之扰，内有学得之益”，即可兴邦。在内治方面，还应整顿财政、改革地丁、盐课、税饷三项，使各官重禄、各署定费，免除贪污及勒索小民。在军事上要求“兵精不在多”，讲术“兵法兵数兵饷”。在地方行政管理上，应革去回避本籍制，“文武应准

本省居官，为官系明理之人，在本省熟悉风俗语言”，“有利于治理地方”。“其余一切事宜，日后可随时设法整顿，必致国安民富”。

在外交上，赫德提出，中国应与各国有来有往，平等相处。中国大皇帝应“召见各国住京大使”，以示友好。中国亦应“委派大臣驻扎外国，于中国大有益处。在京所住之大臣，若请办有理之事，中国自应照办；若请办无理之事，中国若无大臣驻其本国，难以不照办”。此外，中国应准“洋商合华商会制轮车电机各等事”。威妥玛指出，中国有人认为先求内治而后排外，“必变通乃能安定，俟安定后再将外人驱去”，这种排外论对中国无益。他又指出，“中华向来之礼，从不愿与外国交易，闭门不纳，外省尤甚”，这种闭关自大的政策也是不对的。

赫德最后总结说，所劝之事，“内系将旧例”整顿，“外系召见、派使、会制。召见无损，派使自护、会制富民”。至于《条约》中所规定之各条，亦应及早办理。“若照行、泰西各国，必致欣悦，无事不助，无时不合。盖万国往来，向来各国让各国之事，中国若不让，各国必不服。若让而作万国之友，其地广大，其民众多，文义均通，安分务工，止有国政转移，无难为万国之首”。

威妥玛在《新议略论》中特别建议，中国在改革试办之时，“须暂约外国人相帮，迨其习熟，方能辞去。既如海关税务司，自设以来，内外既免生事，税饷亦见其增”。“而税务司各员，虽皆招请外国之人，而请辞各员管理税务”，其权“皆在中国掌握之中”，这是众所周知的。“将来中华能悉外国语言规矩，以致辞去外国各员，自理税务，中国具此才能”，外国人也是欢迎的《筹办夷务始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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