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德十四年进士登科录——正德甲戌年殿试二甲第一名

2024-09-20 15:42:46 发布在综合问答

导读胡琏的生卒年代、年谱、历史贡献及家庭概况一、胡琏的出生时间和世系据1996年重修的《胡氏族谱》称：对琏公世序的订正，势在必行。因现存之旧谱，一载琏公为纲公长子，珙为次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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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目录导航：

1、胡琏的生卒年代、年谱、历史贡献及家庭概况
2、明朝登科录
3、郭培贵的《明史选举志考论》学术价值简介
4、王世贞的家族历史
5、明代进士登科录的版式、结构及体例

胡琏的生卒年代、年谱、历史贡献及家庭概况

一、胡琏的出生时间和世系

据1996年重修的《胡氏族谱》称：对琏公世序的订正，势在必行。因现存之旧谱，一载琏公为纲公长子，珙为次子，另一载珙长琏次，二者任取其一，均难说保持原貌。同时，这次订正，绝非我们杜撰，其实质是民国十四年的继续。那时，曾有先贤考证出：珙琏并非兄弟，而是祖孙，琏乃潭公之子。这位先辈，还专门撰写了考证文章，惜未刊于谱，但一直家藏至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后期被毁。此公意见虽未被，但谱印成后有的版本将琏公序为长房，有的版本删除了琏公的世系，这些版本，至今尚存，个中缘由可能就是向后人传达琏公世序有误的信息。

1996年重修《胡氏族谱》的编委会，最后取得一致意见：这次修谱，代表着我们这一代人的水平，应当实事求是，尽责尽力，保持原貌，但按照历史的实际进行注释，并撰写文字说明有关情况，刊于谱中，以待后人评说。

上面两段话,是1999年出版《胡氏族谱》的编委会的一致意见,如果没有新的历史资料,这两段话是在胡琏世系出现矛盾的情况下还算一个比较合理的推理和解释, 编委会的编辑态度“应当实事求是，尽责尽力，保持原貌，但按照历史的实际进行注释，并撰写文字说明有关情况，刊于谱中，以待后人评说。”这无疑也是无可指责的。

然而正是新发现的史料屈万里主编《明代登科录汇编·弘治十八年进士登科录·胡琏》中,有胡琏亲自填写的家庭情况和出身经历等,使我们对传说资料和由此的推理结果不能认可, 这无疑也是无可指责的。

1.琏公的生卒年代。

对胡琏的生卒时间,史书上没有明确记载,各种资料上说法也不统一, 1996年重修的《胡氏族谱》根据三个“准确”的时间记载，考证出琏公的生卒年代。一个是在世时间七十三岁，“无需”考证。一个是中进士时间不论史、志或族谱，记载均一致，是大明弘治乙丑科，即弘治最后一年，一五O五年中进士。

但查《明世宗实录》卷274：嘉靖二十二年五月甲辰朔。癸亥，“户部右侍郎兼佥都御史胡琏卒，赐祭葬如例。”按五月朔（初一）为甲辰，癸亥则为五月二十日。胡琏实为七十五岁卒。

但《万历淮安府》志和《胡氏族谱》云，胡琏七十三岁卒。以致上面还说“无需考证”。其实“三”可能为“五”之误。

新《胡氏族谱》继续说：还有一个是关健的致政(退休)时间，这个时间是琏公的同僚吕柟（nán同“楠”,吕柟系赐进士及第,奉政大夫，南京尚宝司卿，前翰林院修撰，经筵讲官兼修国史的臣僚）,为琏公写了一篇叙，即《胡公致政还沭阳叙》，此叙明确记载作于嘉靖十二年岁次癸未四月（一五三三年），根据明代吏制，规定致政年龄为六十五岁，那就是说一五三三年琏公应为六十五岁。

从这一年上溯至一五O五年，为二十八年，则为琏公中进士的从政时间三十七岁。再往上溯,从一五O五年中减去三十七年,再加上本命年,为公出生时间，那一年是成化五年己丑（一四六九年）。

另外，胡琏门生程文德《祭胡南津尊师文》云：“公于吾翁，生同己丑。”公指胡琏，翁则指程文德的父亲程銈。程文德为胡琏的学生，程、胡两家有通家之好，程说他的父亲与胡琏同生于己丑，即成化五年，公元1469年。他的说法应当不会有错。（《程文恭公遗稿》卷17）此与前段推测正合。

从一四六九年再往后移，到七十五年后，即公的逝世时间,嘉靖二十二年,一五四三年。

这样,故琏是生于1439年，三十七岁时,1505年中进士，六十五岁时,1533年退休，七十五岁时,1543年五月二十日逝世.他这一生就很完整了。

这次新发现的史料《明代登科录汇编·弘治十八年进士登科录·胡琏》中,有胡琏亲自填写的出身时间, “字重器,行三,年三十七, 十二月初一月生”与上面的的计算一致,这就进一步确定胡琏生于1439年12月1日(农历)

2.琏公的世序考。

关于胡琏世系,原历次修谱都不够准确,这次史料《明代登科录汇编·弘治十八年进士登科录·胡琏》中,胡琏对自己的四代亲属都填写清楚,不需考证,这就是“曾祖(父)(胡)辅，祖(父) (胡)友良，父(胡)纲，母赵氏，具庆下(父母俱存者) ，兄(胡)瑄、(胡)珣，娶屠氏。”

胡琏有4个儿子：胡效才、胡效忠、胡效谟、胡效诠。另有孙辈、曾孙辈等若干人。

3.为什么琏公的生卒和世序会出现问题。

这要从编谱的过程和古人思维习惯上找原因。

沭阳《胡氏族谱》,1996版序言中明确记载“雏于清之康熙乙丑(1685年)年又弓公之手”, 康熙乙丑年(1685年) 10世胡简敬、胡简文始首次修谱,此时离胡琏1543年逝世,已过去六、七代人,达146年之久,沭阳的胡氏和淮安胡琏后代早已失去联系,对胡琏后代的资料仅从传说和史料中获得,面且很不完整,否则不会只记录胡琏三个儿子及三个孙子情况,甚至连第四儿子胡诠也丢掉了,胡琏和胡珙关系也搞不清,胡琏的第四、五、六代情况甚本全无,更不可思议的是胡琏还有二位兄长下落没有交代,胡涟长辈住址及坟茔也没有交代,这些问题当时如找到胡琏后代中任何长者,或获知关健史料,如《明代登科录汇编》之类的,都会有所交代,毕竟这次胡谱也仅是始修,收集材料而已,且名义是胡简敬参与,实质他在京城,那有时间过问, 5年后1690年(康熙庚午29年) 因吏议重谴,被上从宽，发往河南汝阳垦荒、更没有心思修谱了。

所以《胡氏族谱》民国十四年本序载：“胡氏族谱，虽为简敬公首创，但十世之前，人丁未蕃(fán茂盛或繁多)，较为简略，充实增修的，还应从十四世诵琴公算起。〞说明首创谱料,不但简略,也很粗糙。

这样时隔很久,简略又粗糙的族谱素材,内中不合理或明显有误的草谱,又经嘉庆5年初修未果, 咸丰4年三修未付印,直到“至民国十四年仰敬、丕时等公集数十位先贤之力，耗巨资，历七载,刊本问世,流传至今。”其间各次编修对先辈留下的抄本又都遵循一条不成文“原稿不可改动”的祖训。因此即使错了,也原文照抄,一代一代传了下来!

二、胡琏简年谱 (参考刘怀玉先生研究资料)

1469年(明中期成化五年己丑) 出生于沭阳县新河镇沙河村东(即原新挑河白鲤沟东)

关于胡琏的出生地史料上没有明确记载,但根据民间传说并结合墓碑后发现,基本(墓志铭字迹不请)能确定为白鲤沟东的后沙河一带(见本文后附录)

1495年(弘治乙卯八年)27岁中举人

1505年(弘治乙丑十八年)37岁直隶沭阳人，二甲第七名进士。任南京刑部主事(正五品)。

1512年(正德壬申七年) 胡琏升福建按察佥事，分任漳南巡海道。

调闽广二省兵备道，掌监督军事。出兵荡平南海之敌

1517年（正德丁丑十二年）49子岁长子胡效才考中进士。约此时胡琏父亲去世，享年90余岁。

1519年(正德已卯十四年) 51岁胡琏在家为其父守孝。约在八九月间起复归福建。胡琏作《忠孝书院碑记》。

1521年5月（正德十六年辛己）53岁，胡琏升任广东按察副使，参与对葡萄牙人的海战。

1522年(嘉靖壬午元年)54岁，平佛郎机牙有功，先后升任按察副使。

晋中丞副都御史,巡抚浙江、福建沿海（正三品）。(所在地有乡贤祠等旧迹)

1531年4月（嘉靖十年辛卯）63岁，改任江西巡抚。10月，升南京刑部右侍郎。

1533年(嘉靖十二年岁次癸未四月)65岁，退休回乡沭阳,乡居至68岁。退休后教授很多弟子，邹东的郭守益，程松溪，文德皆考上秀才，继承儒家学说。

1534年（嘉靖十三年甲午）66岁胡琏乡居三年。作《重浚支家河记》。

1537年4月，(嘉靖丁酉十六年)69岁户兵二部议处,以闻寻诏,起原任南京刑部右侍郎胡琏,为户部右侍郎。（正三品）征讨安南。

1539年9月，（嘉靖十八年己亥）71岁胡琏复被令致仕。再次回乡,回沭不久,便举家搬迁淮安府山阳县平桥定居,且在平桥交结好友。

1543年（嘉靖癸卯二十二年）75岁本年五月二十日，胡琏卒。

《明世宗实录》卷274：嘉靖二十二年五月甲辰朔。癸亥，“户部右侍郎兼佥都御史胡琏卒，赐祭葬如例。”按五月朔（初一）为甲辰，癸亥则为五月二十日。

按《万历淮安府》志和《胡氏族谱》云，胡琏七十三岁卒。“三”可能为“五”之误。

墓在府治(淮安府)东石塘。敕授文林郎,浩封奉政大夫,特授通议大夫,晋封资政大夫(正二品),配屠氏,敕封孺人,诰封宜人,晋封二品夫人。

国家崇祀乡贤，予以隆重表彰，建祠纪念。胡公天性孝亲爱友，历任高官皆以廉洁著称且不标榜显示自己。

三、胡琏的历史贡献

胡琏(1469—1543)为明代军事家、政治家、抗葡英雄。字重器，别号南津，为胡刚之子,南直隶淮安府沭阳县新河人,晚年告老还乡后,从沭阳迁居淮安府城。胡琏懿行美德,与为官之功绩盛大显著。他博学多才，精通经史，兵备尤精，胆略过人，为我国学习和改进西方坚船利炮之先驱人物。

胡琏在闽广兵备道任内，战功卓著，名贯遐迩。当时葡萄牙人盘据在东南沿海岛屿，仗其火器先进，经常肆意骚扰我沿海居民生产生活，无恶不作。胡琏曾以精锐之师，出其不意给海匪以沉重的打击，屡次获胜，缴俘颇丰，荡平南海之敌，国威大振。胡琏把缴获的西洋火器称其名为“弗郎机”，其杀伤力强，为害尤烈，胡琏命明朝神机营进行改进和仿制其火器，将火炮引入，后名为“神机炮”，用于武装军队，对当时中国军械发展，起到了一定的借鉴作用。

胡琏在闽任上剪除恶吏，执法如山，加强海防，政绩卓著，闽人念其功德为其造像勒石，颂其功德。征讨安南（今越南）时，朝廷不顾当时胡琏年事已高，决定再次起用，委任督运粮饷，胡琏欣然领命，老当益壮，为国效力。

胡琏自幼聪颖好学，饱读诗书，秉成家学，工书法，善诗文，学习十分勤奋，年青时就

名闻乡里，被当地人尊为诗坛之首，史书称其聪颖嗜学，喜交文友，名噪一时。胡琏告老还乡后，潜心研究经史，教授生徒，邹守益、程文德两学者钧在其指点而成名。奉政大夫，经筵讲官，赐进士及第翰林院修撰吕柟先生，于胡琏退休时为其写赞，即《胡公致政还沭阳叙》，对其生世作了记载并作客观公正评价。

康熙己未举博学鸿词科钦授翰林院检讨，山阳毅文张鸿烈拜赞胡琏像曰：“鲸波弗靖,岛寇乱华。火器猛迅,杀人如麻。厥器何名,佛郎机牙。谁其殪之,封豕长蛇。胡公一怒,令肃风沙,折馘授首,如剚鳍鲨。夺其利器,捷于镆铘。流传中国,机巧有加。文臣不封。至今叹嗟。”亦对其功绩作了记载并作客观公正评价，应该可信，足以说明胡琏之历史贡献。

晚年教授门徒，兼修国史，著有《南津诗集》行世,但此书巳失传。官至户部右侍郎，兼都察院佥都御史，晋封资政大夫(正二品),配屠氏, 敕封孺人,诰封宜人,晋封二品夫人。墓在府治(淮安府)东石塘。地方崇祀乡贤祠。旧县(沭阳县)治前有公进士坊额曰：黄甲传芳。子效才进士坊额曰：青云接武。

四、胡琏的子孙

胡公家学有法，家教有方。一门三进士、两举人，实为罕见，四个儿子：

长子孝才：字汝园，生卒年不详，胡琏长子，南直隶淮安府沭阳县人，随父侨居山阳（今淮安区），明正德十二年（1517）丁丑科进士，授河南道监察御史，升授直隶真定府（今河北正定）知府，诰封中宪大夫。

谏官史道、阎闳因建言获罪，胡效才挺身而进，上疏辩护，置个人安危于不顾。正德、嘉靖年间宦官当道，败坏朝纲，时人敢怒不敢言。胡效才以国事为重，上疏弹劾宦官，痛斥宦官用事之弊端，朝野为之咋舌。

嘉靖七年，巡按御史胡效才《查处重镇武备疏略》中题：臣伏见昌平州天寿山一带地方，乃祖宗陵寝所在，而畿辅要害最先。比之他镇，为尤不可不严。而其将领之选，比之他镇，为尤不可不精也。累朝增置长陵等七卫官军，每卫无虑数千员名，而又专设内外守备各一员以居守之。

父任京堂而子为科道者，例得回避改他官。耿裕、许诰俱以父任冢卿故得改授翰职。嘉靖九年，御史胡效才以父琏任都御史，奏当回避，上曰：‘近年科道改翰职，此阴厚私弊，效才准于在京别衙门相应职事改授。’以后俱照此例行，凡回避者，不得改翰职矣。

嘉靖十年六月，巡按直隶监察御史胡效才巡视天寿山营操后，所上《查处重镇武备以防不测疏》，其中指出：“臣顷巡关，先入其境，时方四月，尚未开操。查问其见在官军数目凡两日，而官之来见者陆续尚不及三分之一。军余之所可见者止有守门、巡捕数十名而已，又皆老羸狼疾之甚。至于鞍马、金鼓、旗帜、器械等项，俱无一物鲜明锋利。其余营操旗军则更无一人应命者矣。守备而下，展转支吾，或曰在京打卯，或曰出差未回，或曰巡山不在。访其实，则半皆役占买闲，半皆纵放歇役也。夫以畿辅重镇所赖以障内而捍外者，而武备之废弛一至于此!不知内外守备官员平时所干何事!倘万分一黠虏毁墙而突入，群盗乘虚而肆起，不知仓卒何以御之!”

胡效才墓，在山阳县治西范家墩。胡效才妻子：冯氏，诰封恭人。儿子：胡应徵，字梦云，嘉靖丙午科举人礼记魁

孙子：胡一炳，寄籍淮阴。

次子效忠，字尽臣，胡琏之子，南直隶淮安府沭阳县人，随父侨居山阳（今淮安区），胡效才之胞弟，生卒年不详。明正德十四年（1519）己卯科举人，官任顺天府府尹（相当于今北京市市长），诰封通议大夫。子胡应嘉官至吏科都给事中。

明嘉靖39庚申年(1560），胡效忠游览黄梅四祖寺，刻柳宗元诗《酬曹侍御过象县见寄》于灵润桥下西南：“破额山前碧玉流，骚人遥驻木兰舟。春风无限潇湘意，欲采苹花不自由。宗元。”落款：“大明嘉靖庚申（1560）胡效忠来游刻石。”该石长方形，高1.47米，宽0.87米，竖刻六行，每字高0.14米，宽0.13米，行草阴刻。由于年代久远，字迹较模糊。以此幅石刻为中心，形成了明清摩崖石刻群。

妻子：沈氏，诰封淑人儿子：胡应嘉

三子效谟，字帝猷, 蒙乃父之功德得赐为荫生，官任云南澄江府知府,诰封中宪大夫。

效谟聪颖好学，尤喜实用之学，能融会贯通诸家之说，又能自立一家之言。效谟荫仕至云南瀓江府知府，晋中宪大夫，勤于政事，廉洁自律，执法严明，刑赏不诬，豪右权贵畏惧而有所收敛。效谟关心民间疾苦，率民治水，减轻灾害。为政之余，潜心学问，著《复闸旧制》一书，资料丰赡，颇多创见，时人极为推重。顾炎武、胡渭、阎潜邱等大家，在其著作中多有引用效谟书中材料。

万历四年(1576)，黄河泛滥，水灌淮安三城。胡效谟《淮安大水记》略云：水高五六尺，由通闸建瓴入。高于街四五尺，悬注以入。水且沙半，凡所经河渠，中心皆沙为洲，所过街市，房廊两旁堆沙三四尺，门户闭，晓即沙壅，挖始得开。院落中，蚊可斗量，昏明之交，声若风雨；平地水已七八尺。乡聚屋低者，水压其檐。人皆穴屋栖梁上。高者门未没尺许，人皆桴偃卧出入，稍不戒随浪旋没。时两城水关皆闭，城门皆筑土坝。外水固不得入，城中雨水积已五尺余。城外水高于城内屋脊，夜静水声汹汹在梁栋间，坐卧令人魂摇心荡。八月十八日，大震电一夜，城中水深七尺，烟火尽绝。

妻子：仲氏，诰封恭人。儿子：胡应恩，嘉靖时贡生，任广东合浦县知县，敕授文林郎。

四子效诠

历次编修的《胡氏族谱》都漏掉此公,估计系胡琏晚年所生之子,家乡一般人不了解,主要生活在外地,最后搬迁到山阳平桥时才定居。据吴承恩在为潘埙撰写的《通议大夫都察院右都御使潘公神道碑》中说,潘埙的女儿潘采苹嫁胡琏四子胡效诠。

潘埙生于明成化12年比胡琏小7岁。生有异禀，工于文章。正德2年，与同里蔡昂、杨谷一同中举，时年32岁。次年连捷，又与同里李元一同中进士。至次年6月，始选授工科给事中(负责向皇帝提意见)。正德9年5月，升吏科右给事中，10年6月升工科左给事中，11年8月升兵科都给事中。该年11月因建言为忌者所中，特旨升一级外放开州同知。潘埙在朝八年，弹劾过不少大臣。在开州待了三四年，正德15年，始升南京太仆寺寺丞。16年5月，正德皇帝驾崩，吏部建言，先朝因直言守正被降黜者应录用，潘埙被恢复言官之职，并升为陕西布政使司右参政。嘉靖4年5月，升任山东右布政使。6年10月，升浙江右布政使。上任不久，即于7年正月，升任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抚河南地方。这是他宦海的顶峰。8年3月他54岁，被勒令致仕。从此退出官场，屡荐不起，直至以87岁高龄寿终正寝。

潘埙回乡住在淮安城里,在平桥东南部今九洞地方,置得田产400亩,常下乡观稼督耕,经营三十余年，在平桥创造了一个很大的庄园,待胡琏征安南从沭阳迁平桥时, “会少司徒南津胡公琏亦家居,公平生交也,联庐结亩,尚羊啸咏,相与陶陶然”(见吴承恩撰《通义大夫蓟察院右副都御史潘公神道碑》)，这俩人不仅伐平生知已,还房连房,地连地的,两家结成亲家就很自然了。

明朝登科录

明代状元榜眼探花一览表

洪武

四年辛亥科（1371）：吴伯宗郭翀吴公达

会元：俞友仁——三甲二十六名

本科举行后，洪武五年明太祖下旨停止科举，历十二年，至洪武十七年重新恢复。

18年乙丑科（1385）：丁显练子宁黄子澄* [名字后标有*者为当科会元，下同]

21年戊辰科（1388）：任亨泰唐震卢原质

会元：施显——二甲九名

24年辛未科（1391）：许观*① 张显宗吴言信

①父赘许氏，从许姓，后复姓黄。在乡试、会试、殿试中连中三元。

27年甲戌科（1394）：张信景清（本耿姓，讹景）戴德彝

会元：彭德——二甲三十一名

30年丁丑科（1397）：

春榜：陈安（有右耳朵）尹昌隆刘仕鄂

会元：宋（一作朱）琮

夏榜：韩克忠王恕焦胜

会元：任（一作伏）伯安

本科于三月殿试时，中进士的都是南方的试子。明太祖将试官治罪，自阅试卷，取中了六十一人，完全是北方人，于六月廷试，取韩克忠为状元。因此世称春夏榜，也称南北榜。

建文

二年庚辰科（1400）：胡靖（复名：胡广；改名：胡赓）王艮李贯

会元：吴溥——二甲一名

永乐

二年甲申科（1404）：曾棨周述周孟简

会元：杨相——二甲一名

4 年丙戌科（1406）：林环陈全刘素

会元：朱缙——二甲一名

9 年辛卯科（1411）：萧时中苗衷黄旸

会元：陈璲（suì）

本科于永乐七年（己丑）会试后，因明成祖去北京巡狩，至辛卯三月才回京举行廷试。因此本科也称为己丑科。

10年壬辰科（1412）：马铎林志（即：志）* 王钰

13年乙未科（1415）：陈循李贞陈景著

会元：洪英——二甲十一名

明初会试原在南京，自本科始，改在北京举行。

16年戊戌科（1418）：李骐（初名李马）刘江邓珍

会元：董璘——二甲二名

19年辛丑科（1421）：曾鹤龄刘矩裴纶

会元：陈中——二甲五十一名

22年甲辰科（1424）：邢宽梁禋（yīn）孙曰恭

会元：叶恩

宣德

二年丁未科（1427）：马愉杜宁谢琏

会元：赵鼎——二甲二名

5 年庚辰科（1430）：林震龚锜林文

会元：陈诏——二甲十五名

8 年癸丑科（1433）：曹鼐赵恢钟复

会元：刘哲——二甲三十四名

正统

元年丙辰科（1436）：周旋陈文刘定之*

4 年己未科（1439）：施槃（即：盘）杨鼎* 倪谦

7 年壬戌科（1442）：刘俨吕原黄谏

会元：姚夔——二甲六名

10年乙丑科（1445）：商辂*（连中三元）周洪谟刘俊

13年戊辰科（1448）：彭时陈鉴岳正*

景泰

二年辛未科（1451）：柯潜刘升王亻与

会元：吴汇——二甲一名

5 年甲戌科（1454）：孙贤徐溥徐鎋（即：辖）

会元：彭华——二甲二十一名

天顺

元年丁丑科（1457）：黎淳徐琼陈炳中

会元：夏积——二甲二十名

4 年庚辰科（1460）：王一夔（复姓名：谢一夔）李永通郑环

会元：陈选——二甲十一名

8 年甲申科（1464）：彭教吴釴* 罗璟

天顺七年癸未会试，因试场焚毁，改至八月举行，殿试也推迟到次年（甲申）三月。因此本科也称癸未科。

成化

二年丙戌科（1466）：罗伦程敏政陆简

会元：章懋——二甲十七名

5 年己丑科（1469）：张升丁溥董越

会元：费訚（yín）——二甲二名

8 年壬辰科（1472）：吴宽* 刘震李仁杰

11年乙未科（1475）：谢迁刘戬王鏊*

14年戊戌科（1478）：曾彦杨守阯（即：址）曾追

会元：梁储——二甲一名

17年辛丑科（1481）：王华黄珣张天瑞

会元：赵宽——二甲九名

20年甲辰科（1484）：李旻白钺王敕

会元：储巏（quán）二甲一名

23年丁未科（1487）：费宏刘春涂瑞

会元：程楷——二甲一名

弘治

3 年庚戌科（1490）：钱福* 刘存业靳贵

6 年癸丑科（1493）：毛澄徐穆罗钦顺

会元：汪俊——二甲四十二名

9 年丙辰科（1496）：朱希周王瓒陈澜*

12年己未科（1499）：伦文叙* 丰熙刘龙

15年壬戌科（1502）：康海孙清李廷相

会元：鲁铎——二甲二名

18年乙丑科（1505）：顾鼎臣董玘（qǐ）* 谢丕

正德

三年戊辰科（1508）：吕柟（即：楠）景旸戴大宾

会元：邵锐——二甲二名

6 年辛未科（1511）：杨慎余本邹守益*

9 年甲戌科（1514）：唐皋黄初蔡昂

会元：霍韬——二甲一名

12年丁丑科（1517）：舒芬伦以训* 崔桐

16年辛巳科（1521）：杨维聪陆釴（yì）费懋中

会元：张治——二甲六十名

本科于正德十五年（庚辰）会试后，因明武宗南巡，殿试未及举行，次年二月武宗殁，至世宗接位后方举行殿试。因此本科也称庚辰科。

嘉靖

二年癸未科（1523）：姚涞王教徐阶

会元：李舜臣——二甲一名

5 年丙戌科（1526）：龚用卿杨维杰欧阳衢

会元：赵时春——二甲三名

8 年己丑科（1529）：罗洪先程文德杨名

会元：唐顺之——二甲一名

11年壬辰科（1532）：林大钦孔天胤高节

会元：林春——二甲七名

14年乙未科（1535）：韩应龙孙升（即：升）吴山

会元：许榖——二甲十一名

17年戊戌科（1538）：茅瓒罗珵（chéng）袁炜*

20年辛丑科（1541）：沈坤潘晟（chéng）邢一凤（《登科录》作：林一凤）

会元：林树声（复姓名：陆树生）——二甲四名

23年丙辰科（1544）：秦鸣雷瞿景淳* 吴情

26年丁未科（1547）：李春芳张春胡正蒙*

29年庚戌科（1550）：唐汝楫吕调阳姜金和

会元：傅夏器——二甲九名

32年癸丑科（1553）：陈谨曹大章* 温应禄

35年丙辰科（1556）：诸大绶陶大临金达*

38年己未科（1559）：丁士美毛惇元林士章

会元：蔡茂春——二甲四名

41年壬戌科（1562）：徐时行王锡爵* 余有丁

44年乙丑科（1565）：范应期李自华陈栋*

隆庆

二年戊辰科（1568）：罗万化黄凤翔赵志皋

会元：田一儁（即：俊）——二甲三名

5 年辛未科（1571）：张元忭刘瑊（jiān）邓以赞（即：赞）*

万历

二年甲戌科（1574）：孙继皋余孟麟王应选

会元：孙鑛（即：矿）——二甲四名

5 年丁丑科（1577）：沈懋学张嗣修曾朝节

会元：冯梦祯——二甲三名

8 年庚辰科（1580）：张懋修萧良有* 王庭撰（即：撰）

11年癸未科（1583）：朱国祚李廷机* 刘应秋

14年丙戌科（1586）：唐文献杨道宾舒弘志

会元：袁宗道——二甲一名

17年己丑科（1589）：焦竑吴道南陶望龄*

20年壬辰科（1592）：翁正春史继偕顾天埈（jùn）

会元：吴默——二甲三名

23年乙未科（1595）：朱之蕃汤宾尹* 孙慎行

26年戊戌科（1598）：赵秉忠邵景尧顾起元*

29年辛丑科（1601）：张以诚王衡曾可前

会元：许獬——二甲一名

32年甲辰科（1604）：杨守勤* 孙承宗吴宗达

35年丁未科（1607）：黄世俊施凤来* 张瑞图

38年庚戌科（1610）：韩敬* 马之骐钱谦益

41年癸丑科（1613）：周延儒* 庄奇显赵师尹

44年丙辰科（1616）：钱士升贺逢圣林釬（即：焊）

本科会元沈同和，因试卷为第六名赵鸣阳代作，事发被谪，会试录上亦即除名，故本科无会元。

47年己未科（1619）：庄际昌* 孔贞运陈子壮

天启

二年壬戌科（1622）：文震孟傅冠陈仁锡

会元：刘必达——二甲十一名

5 年乙丑科（1625）：余煌华琪芳* 吴孔嘉

崇祯

元年戊辰科（1628）：刘若宰何瑞征管绍宁

会元：曹勋——二甲二名

4 年辛未科（1631）：陈于泰吴伟业* 夏曰瑚

7 年甲戌科（1634）：刘理顺吴国华杨昌祚

会元：李青——二甲四名

10年丁丑科（1637）：刘同升陈之遴赵士春

会元：吴贞启——二甲十一名

13年庚辰科（1640）：魏藻德葛世振高尔俨

会元：杨琼芳——三甲一名

15年壬午科（1642）：赐特用出身263名：史惇俞泰交章晋锡

16年癸未科（1643）：杨廷鉴宋之绳陈名夏*

郭培贵的《明史选举志考论》学术价值简介

《明史选举志考论》，郭培贵著，42万字，该书从表面上看似乎属于传统的文献考证，但若没有对明代选举制度的深入研究，又何谈对专门记载该制度的《明史选举志》进行考论。故实际上，这是一部把明代选举制度的研究与对记载该制度的代表性史籍的考证紧密结合起来，从而对明代教育、科举和官员铨选制度进行全面阐释和论述的学术专著，也是作者耗费十余年之力才付梓的倾心之作。全书把明代选举制度放在中国古代乃至近现代选举制度发展的宏观视野之下，在整体把握明代选举制度发展及其内在联系的前提下，对《明史选举志》进行了逐节、逐条的考论：不仅索其史源、辨其正误、补其缺略、明其原委，而且对其涉及的每一制度和事件，都溯其源流、考其演变、论其得失、明其意义。旨在通过对明代选举制度系统、深入的研究，不仅深化和丰富对明代乃至中国古代社会的认识，而且希望对现实相关方面的建设与改革也有所裨益。

该书主要创新点大致表现在以下四大方面：

一、首次对《明史选举志》的编纂及其特点进行了全面梳理和系统研究指出万斯同初稿开创了该《志》的基本规模；王鸿绪二稿对《志》的成稿起了关键作用；张廷玉定稿对二稿的结构有所调整，但内容几乎一仍其旧。总体来看，该《志》在为人们提供了明代选举制度基本构架和基本史实的同时，也存在着对富有特色的民众乞留地方官制度完全缺载，对武选、吏员、回避等制度记载过于简略和有诸多语焉不详与讹误等六大不足。上述结论对于人们正确认识该《志》具有重要意义。

二、首次对《明史选举志》进行了全面、

对该《志》全文进行了逐节、逐句的考论，共考证出史实、人名、纪年等讹误七十余处，纠正疏陋一百余处；补充并论述相关重要史实二千余条，纠正中华书局1974年点校本标点错误近三十处。从而形成该《志》迄今最为完善的一个文本，为人们正确使用该《志》提供了便利。

三、对明代选举制度若干重大而又研究薄弱甚至无人问津的问题进行了专门、深入的探讨，在考证史实、纠正讹误和全面系统研究的基础上，得出了许多不仅具有重要学术价值，而且具有很强启示和借鉴意义的结论，具有重要实践价值。如：

（一）首次对明代文官荫叙制度进行了全面的考证和深入、系统的研究：1、推翻成说——关于明代文官荫叙，正德《明会典》、万历《明会典》和《明史选举志》等明史文献皆载为“国初因前代任子之制，文官一品至七品皆得荫子一人以世其禄，后乃渐为限制”。本文则得出如下结论：“明代文官荫叙制度始定于洪武十六年，但虽定未行；明中叶后，才在实践中逐渐形成以阁臣荫叙为核心、以三品京官考满荫子入监为主体的文官荫叙制度体系”。2、指出其历史特点和积极作用——“相比于前代，不仅大大缩小了荫叙的范围，而且把荫叙与官员考核相结合，把承荫者纳入国子监教育入仕的轨道，荫叙官在官员队伍和政治生活中处于边缘地位，作用微弱。从而，既有效地弱化了传统荫叙制度的消极影响，又使其在激励官员忠于职守、积极进取和加强官员凝聚力以及提高荫叙官素质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成为中国古代制度建设中处理继承与创新关系的成功范例”。（二）揭示了明代学校发展的以下特征及其积极意义——1、儒学设置空前普及、切实和稳定。2、包括国子监、府州县儒学和都司卫所儒学等在内的官办儒学体系空前健全。3、民生成为儒学生员和国子监生的主体，教育更加平民化。4、生员、岁贡和监生成为固定功名，官学吸引力空前增强。5、监生获得了入仕资格，成为明代文官的最主要来源。6、西南地区儒学和两京国子监都有一定数量的少数民族学生，对促进民族融合和巩固统一发挥了积极作用。7、制度空前完备，如国子监的分斋肄业、升堂积分、历事等制度，至今仍有借鉴意义。8、南京国子监是一座国际性的高等学府，接受高丽、日本、琉球官生留学累计六十九人次；其中，琉球生为其主体，达六十三人次，万历时“犹有至者”；为向海外传播儒学文化、扩大明朝的国际影响做出了重要贡献。9、另设武学、宗学、社学等学校，作为上述主体教育的重要补充。指出其局限性——由于明代学校完全处于政治附庸地位，没有自身独立甚至相对独立的地位，故其教育功能日趋衰微，明中后期已沦为朝廷主要用来牢笼士子甚至压抑和摧残人才的工具；国子监的主要事务不再是教学，而是“拨历”，即排定监生的历事顺序；同时充当朝廷筹措财政收入的工具：景泰四年开生员纳粟入监之例，嘉靖年间，又明确允许民间子弟纳赀入监；对生源质量、士风和吏治都产生了十分恶劣的影响。（三）首次总结了明代科举处于中国古代科举发展鼎盛阶段的八大主要特征及其积极意义——1、实现了科举与官学空前紧密的有机结合：科举成为官办教育的轴心和导向，而官办教育成为科举广阔而坚实的基础和重要补充。2、形成了科考、乡试、会试、殿试和庶吉士考选五级考试体系，进一步提高了科举的规范程度和难度。3、形成了空前完备的由状元、榜眼、探花、庶吉士、二甲进士、三甲进士、举人等科举功名和监生、岁贡、生员等学校功名构成的层级功名体系，显著提高了科举和学校的包容性、适应性及吸引力。4、科目单一和考试高度统一，为统一阅卷标准、提高科举的公平性创造了条件。5、防范和惩治作弊的制度空前严备，基本保证了科举考试在规范、公正的轨道上进行。6、取士地域空前广泛并得到制度保证，空前提高了全国各地各阶层的对朝廷的向心力和凝聚力。7、创建了进士观政制度，对新进士熟悉政务和提高行政能力具有重要意义。8、明中叶后形成了中央和地方要职几乎全部由进士占据以及“非进士不得入翰林，非翰林不得入内阁”的局面，科举功名已成为决定士子个人前程和朝廷分配政治资源的决定性因素。揭示其形成原因——最高统治者的高度重视，朝野的高度关注，继承前代科举制度发展的成果，适应明代强化中央集权尤其是强化皇权、官僚制度空前发达和建立与此相应的文官统治的需要，适应明代阶级关系的新变化。指出其负面影响——在选拔了大批人才的同时，也压抑了大量人才，所选人才素质距当官行政所需素养越来越远，造成了人力和才智资源的极大浪费，延缓了明代社会的发展进程。（四）考证并确认最低一级科举考试是“科考”，而非“童试”——据正德、万历两部《明会典》记载：“正统九年奏准，各处应试生儒人等从提学官考送。”这就是后来被称为“科考”的开端，也即从这一年开始，各省直应试生儒必须首先通过由提学官主持的这一考试，方得参加乡试。这样，科考就成为科举考试体系中的最低一级考试。然而，长期以来，流行观点却认为“童试”是科举的最低一级考试。可实际上，它仅仅是“未入儒学的士子”（弘治以后专称为“童生”）的入学考试，而与科举考试无直接关系；有明一代，各省直都有许多“未入儒学的士子” 考中举人、进士的例子，也说明了这一点。（五）总结了出身资格在中下级官员铨选中地位的变化及其原因：明代中下级官员的铨选也经历了由明初“不拘出身资格”到天顺后“重出身资格”的变化，甚至发展到“独重进士资格”，铨选“不问政绩、只论出身”的地步，给当时吏治、士风造成了严重消极影响。上述变化既与官员来源日益供过于求、进士素质在整体上具有优势有直接关系，也与铨选规范化的内在要求有关，但从根本上说，则是皇权专制政体以及与之相适应的传统官僚制度的必然产物。（六）廷推是弘治以后发展起来的高级官员的选任方式，即吏部奉旨会廷臣推举大臣人选并奏请皇帝裁定的制度。本文在全面考察 “廷推”制度发展过程的基础上，指出其实质：“廷推中，无论吏部主导，还是阁臣‘阴操’之，或是‘权散九卿’，最终都要由皇帝钦定。所以，说到底，它是明代皇帝为选拔高级官员而采取的既能充分集中群臣舆论、又能最大限度地实现群臣之间的相互牵制，从而最终有利于强化皇权的制度，表面具有“民主”色彩，实为君主专制高度发达的产物。”（七）在全面考察保举制度发展过程的基础上指出其经验教训——保举是负有连带责任的荐举，大规模行于明初。仁宣时期由于多次敕令严行连坐之法，并始行“连名举保”之制，所以成为明代实行保举最为切实、成效也最为显著的时期。但正统以后，由于“未闻连坐举保之人”，保举者只有特权，而无责任，故保举伪滥日趋严重，滥举者“互相仿效，略不知惧”，也就成为必然的现象。（八）揭示了传统专制官僚政体及其统治理念对选举制度建设的负面影响——由于统治者在选举制度建设中对于形式公平的追求优先于对于实效的追求，甚至为形式而完全不顾实效，故出现了科举“严于防弊而忽于求才”、铨选“独重资格”甚至“掣签”授官而不问真才实能等明显弊端；明代统治者昧于世界发展大势，仍与前代统治者一样，把施政的着眼点始终放在单一的强化皇权和维护主要建立在自然经济基础之上的统治秩序上面，故完全忽视了在培养人才的多样性和追求选才、任官的实效性等方面对选举制度进行改革，从而导致了人力和才智资源的巨大浪费、统治效能下降、科技水平开始落后于西方、延缓了社会的发展进程等严重后果，埋下了近代中国沦入被动挨打地位的伏笔。

该书出版后，很快就引起学界的积极反响，清华大学仲伟民先生在光明日报2007年2月3日《读书》栏目上发表《考据是历史学的生命》一文，照录如下：

史料是历史学研究的基础，使用正确的史料是历史编撰学赖以成立的根本，而正确的史料必须经过严格的考据，所以考据是历史学家的基本功夫。中国史学史上著名的史学家无不受过严格系统的考据训练，传统史学家都强调研究要从考证史料开始。针对有人过于强调理论和方法而忽视史实辨证的现象，胡适尖锐地说：“史料若不可靠，所做的历史便无信史的值。”强调史实的辨证和考据在今天尤其具有现实意义，因为现在的历史学研究崇尚宏观、理论、架构等等，而忽视对重要历史事实的辨证。因此，史学界恢复实证主义的学风显得非常迫切。郭培贵《明史选举志考论》一书的尝试值得称赞。

在二十四史中，官修《明史》质量尚属上乘。但毕竟这部300余卷的著作出自众手，讹误疏漏仍不胜枚举。先是黄云眉积30年功力，成《明史考证》8册，首次对《明史》进行全面清理，功莫大焉。《明史》各志记载明代典章制度，对研究明史至关重要，但黄氏著作涉及较少。《明史选举志考论》洋洋40余万字，专门考证《明史选举志》，并对明代选举制度多方论证，不仅清理订正了很多历史事实，而且对明代选举制度的论述亦最为全面、系统和深入。此书名为“考论”，“寓论于考，着重于论”。用力点主要有三：一是逐条辨析正误，澄清史实；二是补缺略，明原委；三是对志文涉及的每一制度和事件，努力溯其源流、考其演变、论其得失、明其意义。前两点属于“考”，后两点属于“论”。无论“考”或“论”，事实上都可以归入考据学的范围。既考且论，于是有明一代的选举制度便清晰地展现在了读者面前。

近几十年来历史学研究领域重理论与方法的风气远甚于重考据，这本来无可指责。但倡导者却忘却了考据不仅是历史学研究的重要内容，而且也是历史学研究的基本方法，谓之最重要的方法亦不过分。考据就是对史料进行考辨，以达到去伪存真、溯源补阙、探求历史真实的目的，这是史学研究必不可少的一个步骤，也是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正是历代史学家秉承了这样的优良传统，我们今天才可能看到系统完整、各种体裁的历史著作，我们才有了引以为豪的未间断的几千年的文明史。可是，考据在现代中国却很难长成大树。20世纪50-70年代，考据学被认为是走实证主义路线，认定是资产阶级的学术，“谈考据而色变”；80年代后至今，很多人则看不起考据，认为考据是雕虫小技，只有建构起所谓的大理论框架，才是真正好的历史著作，“谈考据而色愧”。到头来其后果是，关于中国史学的研究在实证方面比不上日本史学家，在理论方面又被欧美史学家超越。痛定思痛，最重要的原因是我们丢弃了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丢掉了史学家赖以安身立命的根本。《明史选举志考论》对学术界的贡献，一是对明代选举制度历史事实的澄清，二是向传统史学复归的可贵努力。

年过不惑，我终于理解了傅斯年先生“史学就是史料学”一言的真正含义。先生说此话的目的决不是想对所谓的历史学下定义，而是力图说明，什么才是历史学最本质的东西。

《明代庶吉士群体构成及其特点》（《历史研究》2011年第6期）一文观点简介

该文具有以下三个特点：一是选题新。对明代庶吉士的类别、选拔频率及比率、分甲、地域、出身和户类等构成状况及其成因与特点进行系统研究，这在学术界还是第一次。二是史料翔实可靠。除传统相关文献外，本文全面、系统运用了现存明代各科《进士登科录》、《进士履历便览》等第一手的科举文献。三是以考证、统计、比较和定量分析为主要研究方法，在对明代1420名庶吉士的姓名、科别、类别、分甲、户籍所在地、乡试中式地、上四代出身、户类等史实进行逐一考证、确认的基础上，统计为系统的数据，再依据这些数据并结合相关史料和已有研究成果进行比较和定量分析。因而本文具有考实性强和所得结论精度高的特点。

该文主要结论如下：

1、明代庶吉士可分为六类。其中，只有“进学”类先后淘汰了其它各类而处于常态以及主体和主导地位。这既是明代统治者为完善该制而进行了不断的探索和努力的结果，也是该类庶吉士具有明显优越性的结果。清代考选庶吉士即直接继承此制。

2、明代有庶吉士的科次已占进士总科次的68.18%；永乐后则为71.6%，其中直接考选庶吉士的科次占62.96%；隆庆至明亡直接从新科进士中考选庶吉士的科次已占同期总科次的73.08%；考选庶吉士的次数与进士科数之比达到84.62%。明显体现出庶吉士选拔日益经常化和规范化的趋势。天顺后，各科所选庶吉士的数量及其与同科二、三甲进士的比率也避免了此前大起大落的现象，平均比率为7.90%，大致保持在与其作为精英人才相称的规模上。

3、各类庶吉士共“1421名”，占明代二、三甲进士总数的5.84%，比明代进士占举人总数之比低18个百分点，比一甲进士占进士总数之比高4.76个百分点；说明庶吉士作为固定的科举功名已成为明代科举功名体系中高于一般进士而低于一甲进士的重要一环；由此也就相应成为在仕途发展和统治高层发挥影响等方面仅次于一甲进士而高于一般进士的政治和社会群体。这既是明代对科举制度的重大发展，同时也为明代铨选形成科举功名与任官等级大致对应的特点、从而把形式公平贯彻到空前水平提供了重要条件。

4、庶吉士考选给二甲特别是三甲进士带来难得的上升契机。其中，半数庶吉士来自三甲进士，在边远地区则有近70%的庶吉士来源于三甲进士，说明该选对于三甲尤其是边远落后地区的三甲进士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成为三甲进士尤其是边远落后地区的三甲进士进入统治高层尤其是内阁决策层的最主要通道。这不仅对于减少考试偶然性的负面影响具有积极意义，而且对选拔边远落后地区人才进入统治核心具有重要意义。

5、庶吉士来源十分广泛。这首先表现在地域来源的广泛上，全国各省、直都有庶吉士分布；特别是为边远和落后地区的进士入选，明廷还于正统后的某些科次采取了指定区域考取的措施，天启、崇祯间更实行了按省、直分配名额的办法；从而，使该选不仅成为各地区人才进入统治高层的重要途径之一，而且成为北方、西北、西南地区以及其它边远省份人才进入统治集团核心的最主要通道，也为清代进一步完善庶吉士制度积累了有益的经验。其次表现在出身和户类来源的广泛上，出自进士家族的庶吉士仅占庶吉士总数的17.62 %、出自庶吉士家族的庶吉士仅占庶吉士总数的2.48%；而出自进士家族的庶吉士又以一代进士家族为主体、庶吉士家族绝无超过三代者；出自非民户的庶吉士占到了庶吉士总数的五分之二强。所有这些，都表明该选确已成为明廷吸纳各阶层、各户类人才进入统治上层的得力工具；反映了明代社会具有很高的社会流动率。两点不仅对改善明代高级官员尤其是统治集团核心成员的地域及其出身结构，实现来自不同地区、不同阶层人才之间的优势互补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对于增强朝廷凝聚力、稳定社会和巩固统一，也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6、为比较进士家族在考选庶吉士的激烈竞争中是否具有一定的优越性，笔者对永乐至崇祯52科14763名进士上三代功名状况进行了统计，所得数据表明，庶吉士出自进士家族的平均比例高于二、三甲进士出自进士家族的平均比例，反映出进士家族在考选庶吉士的激烈竞争中占有一定优势：一是拥有良好的文化积淀、应举氛围和优越的物质条件，二是拥有明显的政治资源优势。

7、军、匠籍庶吉士在庶吉士总数中所占比例皆超过军户、匠户各自在户籍总数中所占比例。其中，以军籍庶吉士表现最为突出，平均高出军户在户籍总数中占比11.81个百分点。这说明军、匠籍人户通过科举考试获得了相对于其它户类更高的社会流动率；证明了社会地位较低的人群比地位较高的人群总体说来具有更为强烈的上升欲望并会为此付出更为艰辛的努力，而明代科举恰为这种努力和上升的实现提供了稳定而公正的渠道以及制度保障。

8、庶吉士地域分布的不平衡性。主要表现在出自浙、赣、闽、豫、鲁诸省和南、北直的庶吉士构成了明代庶吉士队伍的主体，而其余八省拥有庶吉士仅占庶吉士总数的五分之一强；但这一格局又与这些省直在人口、经济、政治、文化发达程度和科举实力等方面在全国所处的地位相适应。

9、庶吉士选拔具有很高的公平性。表现为93.31%的庶吉士都是经考试产生，而以考试决定去取则是官僚体制下最为公平的甄选方式

王世贞的家族历史

高祖：王琳，系王梦声四世孙，妻石氏。

曾祖：王辂，字尚殷，妻张氏，生有其中王侨、王佳、王偡、王倬。王侨（成化十一年（1475年）乙未科进士）和王倬（成化十四年（1478年）戊戌科）。注：《明清时期的王世贞家族》书中王氏兄弟为1476年和1479年进士。经查阅明代进士登科录，故校正。

伯祖：王侨，官至工部郎中。生有五子，其次子王悌和幼子王憬皆举人。

祖：王倬（1447年—1521年），字用检或用简，号质庵，妻陈氏，继娶陈氏，再继娶陈氏，生有二子三女。历任山阴、余干、兰溪知县，由县令历迁御史，贵州、琼崖兵备副使，广西按察使，广东右布政使、四川左布政使，以治军实功，被命为右副都御史，巡抚顺天，官至南京兵部右侍郎。

父：王忬，生于正德二年五月四日，殁于嘉靖三十九年十月一日（1507年6月13日－1560年10月20日），字民应，号思质，妻郁氏，生有二子一女。嘉靖二十年（1541年）进士，授行人，迁御史，“庚戌之变”因指挥得当，立下奇功，连升五级超擢为右佥都御史出抚山东。后巡视浙闽，进右副都御史，任用俞大猷、汤克宽、卢镗等，率军于普陀山大破倭寇，杀、俘数千，溺亡无数。后巡抚大同，加兵部右侍郎、蓟辽总督，斩虏八百。后因与严嵩恩怨下狱，次年被杀。

伯父：王愔，妻龚氏，生有王世德、王世业、王世闻、王世望四子和五女。见王世贞的《明故承事郎山东承宣布政使司都事静庵王公墓志铭》。

弟：王世懋，妻章氏，生有王士骃、王士騄、王士駪、王士騋，四女妻：魏氏

妾：李氏、高氏

长子：王士骐，李氏生，妻马氏。

次子：王士骕，高氏生，妻潘氏。

三子：王士骏，李氏生，妻严氏。

女：四人

明代进士登科录的版式、结构及体例

明代进士登科录是研究明代科举制度及明史的重要资料。其版式、结构及体例皆有固定的格式，通常包括五部分：“玉音”即礼部关于本科殿试的奏疏、皇帝圣旨及殿试诸执事官的职名，“恩荣次第”是殿试、传胪、张榜、上袁谢恩、诣孔庙行释菜礼及国子监立石题名等一系列活动日程，“进士家状”按名次先后罗列进士本人及其家庭状况，“御制策问”即殿试策题，“进士对策”即第一甲三人进士殿试对策。关键词：明代;进士登科录;玉音;恩荣次第;进士家状;制策;进士对策作为科举考试的实物例证，明代进士登科录是研究明代科举制度及明史的重要原始文献。早在1969年，台北学生书局就把台湾中央图书馆及原北平图书馆所藏共六十余种明代各类登科录影印成《明代登科录汇编》一书。2006年，国家“十一五”重点出版项目《天一阁藏明代科举录选刊·登科录》由宁波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这必将给明代科举制度史和明史的研究带来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一、版式明代进士登科录的版式相对较为固定。从上海图书馆、王重民《中国善本书提要》及其续编等所标识的几种进士登科录来看，明代进士登科录有如表一所示的一些版本特征。由表1可知，明代进士登科录的版式固定之中略有变化，但通常是每半页10行，每行20字，框高在21.9——26.Icm之间，宽在14.1——15.6cm之间。多为粗黑口，单鱼尾，四周双边，一册一函。其实，表1所言每行20字也不甚确切。明代进士登科录包括“玉音”、“恩荣次第”、“进士家状”、“制策”和“进士对策”五部分，其格式虽然严整，但各部分的字体大小及字数多少各不相同。需要说明的是，占进士登科录相当篇幅的“进士对策”部分通常是每行20字。二、结构明人张朝瑞《皇明贡举考》载：“进士登科录，首玉音，次恩荣次第，次进士家状，次制策，终进士对策”。明代进士登科录的结构较为固定，通常按顺序分为五部分：（1）“玉音”，即礼部尚书关于本科殿试的奏疏、皇帝圣旨及读卷官、受卷官等各类执事官的官职姓名、表字、籍贯、功名。（2）“恩荣次第”，是殿试、传胪、张榜、上表谢恩、诣孔庙行释菜礼及国子监立石题名等一系列活动日程。（3）“进士家状”，是进士登科录的主体部分。按名次先后排列进士姓名，列出其籍贯、成分、治何经典、字、行、年龄、生辰，曾祖、祖、父名及其官职，母某氏，封赠情况，祖父母、父母健在情况，兄弟名及其官职，娶某氏，某省乡试第几名，会试第几名。（4）“御制策问”，即殿试策题。（5）“进士对策”，即第一甲三人进士殿试对策。但也有特殊情况，如《皇明贡举考》卷一所言：“进士对策，洪武二十一年登科录初刻进士对策（《登科考》）。按：对策刊刻一甲进士三篇，只有永乐二年、四年，嘉靖十四年兼刻二甲进士对策。若正德三年（1508）取二甲三甲各第一名对策刻之，则逆瑾之行私电”。由此，我们知道：明初洪武四年、十八年前两科进士登科录根本就没有录载进士对策，永乐二年、四年两科兼录第二甲进士对策。正德三年，大学士焦芳为其子焦黄中能见录，串通权阉刘瑾，所以当年《进士登科录》除刻一甲三人对策外，又刊第二甲第一名焦黄中、第三甲第一名胡缵宗二人对策。《嘉靖十四年（1535）进士登科录》录载第一甲三名、第二甲前九名共十二份进士对策。三、体例明代进士登科录的题名是固定的，通常为：（某皇帝年号）某年进士登科录。如《洪武四年进士登科录》、《永乐十年进士登科录》、《隆庆二年进士登科录》等。它包括以下内容：（一）玉音宋代进士登科录在“进士家状”之前，多载当年皇帝科诏及试院官职名，这就是明代进士登科录中“玉音”部分的雏形。张朝瑞《皇明贡举考》载：“玉音，钦命进士出身等第及读卷官执事等官，各官上书官书名，下双行书出身”。明代进士登科录“玉音”部分通常这样记载：（某年号）某年某月某日礼部尚书臣某等于奉天门（万历八年皇极门）奏为科举事，会试天下举人取中若干名，本年三月初一日（成化八年后多为十五日）殿试，合请（拟）读卷及执事等官（官衔）某等若干员。其进士出身等第恭依太祖高皇帝钦定资格：第一甲例取三名，第一名从六品，第二、第三名正七品，赐进士及第;第二甲从七品，赐进士出身;第三甲正八品，赐同进士出身（建文二年较为特殊，“钦定资格一甲从六品二甲正七品三甲正八品”）。奉圣旨“是，钦此”。读卷官（提调官、监试、受卷、弥封、掌卷、寻绰、印卷、供给官）上书官、书名，下双行书出身。（二）恩荣次第明代进士登科录“恩荣次第”部分通常这样记载：（某年号）某年三月某日（洪武四年二月十九日，建文二年（1400）三月二日。此外多在三月一日，后在三月十五日）早，诸贡士赴内府殿试。上御奉天殿亲赐策问。三月某日（洪武四年二月二十日，建文二年三月四日，以后多隔二三日，或四日）早，文武百官，朝服侍班。是日，锦衣卫设卤簿于丹陛丹墀内，上御奉天殿鸿胪寺官传制唱名，礼部官捧黄榜鼓乐导引出长安左门外，张挂毕，顺天府官（永乐十三年前为应天府官）用伞盖仪从送状元归第。三月某日（洪武四年二月二十二日，建文二年三月五日，多为放榜次日）赐宴于礼部，宴毕，赴鸿胪寺习仪。三月某日（建文二年为三月五日，天顺元年（1457）以后多在次日），赐状元朝服冠带及进士宝钞。三月某日（复次日），状元率诸进士上表谢恩。三月某日（洪武四年二月二十三日，多在再次日），状元率诸进士诣先师孔子庙行释菜礼。礼部奏请，命工部于国子监立石题名。（三）进士家状明代进士登科录“进士家状”部分通常这样记载：（姓名）贯某藩省、某府、某州县（军、民、官、儒、盐、灶、匠等）籍，或某处人。某藩省、府、州、县学生或附学生、增广生、监生、儒士、官吏等。治（易、书、诗、春秋、礼记）经，字某，行几，年多少，某月某日生。曾祖（或某官，封赠某官），祖某（同上），父某（同上），（嫡、生、继）母某氏，或封赠夫人、淑人、恭人、宜人、安人、孺人共六种。以曾祖、祖、父母存亡情况，分重庆下、具庆下、严侍下、慈侍下、永感下五种，兄、弟某（或某官封赠某官或学生监生），娶、继、聘某氏，某处乡试第几名，会试第几名。例如：张居正是明代著名改革家，嘉靖二十六年（1547）第二甲第九名进士，《嘉靖二十六年进士登科录》这样记载了他的“家状”：“贯湖广荆州卫，军籍。荆州府学生，治《礼记》。字叔大，行二，年二十三，五月初五日生。曾祖诚，祖镇，父文明，母赵氏。重庆下。兄居仁，弟居敬、居安、居易、居宽、居业、居学、居中。娶顾氏。湖广乡试第三十名，会试第一百六十名”。（四）制策明代各科进士登科录均载皇帝御制策问，即制策，也就是皇帝（或以皇帝的名义）所出的殿试考题——经史时务策一道。明代制策也有一个不断完善、程序化的过程。明代制策多以“皇帝制日：联惟（或朕闻）……”发端，先说唐、虞、三代怎样好，汉、唐、宋怎样不如三代。接下来说太祖高皇帝、太宗（成祖）文皇帝怎样文治武功，冠绝百王，“列圣相承，益隆继述”，是说后之“列圣”又继承太祖、太宗之功业。再进一步说“朕自即位以来，宵旰图治，然而治效未臻其极”，并列举出当时社会所存在的一些弊端。继而表示要远效三代、近法祖宗以达雍熙泰和之治。最后以谆谆告诫诸生“悉心以对，朕将亲览”或“朕将择而行焉”等语作结。通常还在文末落款，注明年月。一般殿试策问说唐、虞、三代的情况实际上是考应试者的经学，说后世汉、唐、宋的情况实际上是考史学，说到“朕自即位以来”的情况是考察应试者对当今时务的见解。所以明代的殿试策问通常情况下都是先谈经论史，后及当今时务，融经史、时务于一体，浑然天成，故称“经史时务策”。当然，在明代二百余年考试实践中，也有只论经史而不及时务或只谈时务而不论经史的，但这类殿试策问相对较少。用今天的眼光来看，明代经史时务策把知识方面的测试与能力方面的考察结合在一起，是一种较为完善的考试文体。（五）进士对策进士对策的起收有一定格式，通常用“臣对臣闻”发起，多用“臣草茅贱士，不识忌讳，干冒宸严，不胜战栗之至。臣谨对”一句作结。“臣”字旁写，不写题目，不许点句钩股，禁止添注涂改。低二字书写，空上二字留为抬头之用。策冒（策首几句总纲，谓之策冒）数行，提出全文主旨，提纲挈领，一目了然。接着以“恭（或“钦”）惟皇帝陛下”转折，用“秉神圣之资，扶盈成之运”之类语句对当时在位的皇帝大加颂扬一番，并说皇上“于万机之暇，特进臣等于廷，俯赐清问”。而后答策者再自谦一番，“臣虽愚陋，敢不披沥愚忠以对扬于万一耶？”接下来对策冒稍微展开阐述，继之以“伏读制策有日”发起（第二、三问等则用“制策又日”发起），针对策问一一作答。在回答具体问题时开始联系时务，提出解决对策。这一部分是殿试对策的核心部分。一个士子观察、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也多从这一部分体现出来。最后是数行策尾，应试者提醒皇上若照此对策实心求治，自可“比隆三代，超绝百王”。此外，文内颂圣，凡遇到“皇帝”、“陛下”、“宸严”、“祖宗”等词皆须另行双抬，而“经筵”、“大廷”等词则只需单抬即可。凡此种种，不一而足。此外，在体例方面，极个别科年的进士登科录也会有些细微差异。如《永乐九年进士登科录》有个别进士把祖母的姓氏也列入，如第二甲第十名周宗保，列其祖母林氏。《永乐十年进士登科录》皆载乡里，如马铎，“贯福建福州府常永县大宏里民籍”。《宣德八年进士登科录》有个别进士也书伯父、叔父。如第三甲进士金辅伯，伯父幼孜，赠荣禄大夫少保，谥文靖。成化以前，只列籍，不列乡贯。成化二年、五年、八年、十一年等科进士登科录，乡贯在前，役籍在后。而弘治以后则役籍在前，乡贯在后。如此等等，不可枚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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