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德甲午借款)中日甲午战争失败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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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中日甲午战争失败的原因
- 2、甲午战败为什么是李鸿章时代的结束?
- 3、甲午战争前日本间谍曾报告:大清全民都腐败
- 4、甲午战争日本以少胜多 中国如死猪卧地任人宰割
- 5、大清海关总税务司赫德:孙中山从未谋面的对手
- 6、重发张捷15年前文章:甲午战争后的金融货币侵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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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甲午战争失败的原因
优质回答1895年3月,甲午战争的硝烟尚未散尽,一个71岁的老人,中国北洋大臣、直隶总督李鸿章东渡日本,作为清朝政府的特命全权大使,与日本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中日马关条约》。
《马关条约》规定:(一)中国承认朝鲜独立。(二)中国向日本割让山东半岛、辽东半岛、台湾和澎湖列岛。(三)中国赔偿军费白银2亿两(加上赎回辽东半岛的3000万两共2.3亿两)。以及新开通商口岸,增加内河航线等共11款。甲午战败及《马关条约》的签订,使中国从此走向更深重的灾难。巨额战争赔款相当于全国3年的财政收入,清政府根本无力承受,只能向英法德俄列强贷款,不但利息很高,还要以海关、税收、财政的管理权作抵押。大面积割让国土直接导致帝国主义列强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战后的几年里,列强纷纷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长城以北属俄,长江流域十省属英,山东属德,云南、两广属法,福建属日。而美国这个后起的帝国主义国家,则打着“利益均沾”的旗号,以支持日本为主要手段,谋求在中国的更大权益。战后朝鲜沦为日本的殖民地,成为日本侵略中国的跳板,中国东北部的安全受到严重威胁。台湾被日本割占,使数百万同胞离开祖国的怀抱,饱受欺凌50多年。
日本是战争的最大受益者,得到了价值1亿两白银的战利品和2.3亿两的赔款。这笔巨款相当于日本当时7年的财政收入,日本朝野对此欢欣鼓舞,外相陆奥宗光高兴地说:“在这笔赔款之前,根本没有料到会有几亿日元,本国全部收入只有8千万日元,一想到现在会有3亿5千万日元滚滚而来,无论政府和私人都觉得无比的富裕!”战后,日本经济和军事实力飞速扩张,为其在上世纪30年代大举侵华埋下伏笔。总之,甲午战败和《马关条约》的签订使中国陷入深重的民族危机,面临生死存亡的关头。在中国近代的反侵略战争中,中日甲午战争可以说是规模最大,失败最惨,影响最深,后果最重,教训最多的一次战争。正因为如此,重新学习、研究这段历史,也最具现实意义,这里最重要的是分析甲午战争中国惨败的原因,总结、汲取其中的教训。
长期以来,一些论者从力量对比的角度分析问题,认为甲午战争中国失败的原因是日本及其支持者实力强大,中国不具备赢得反侵略战争的条件,由此强调落后就要挨打,必须奋发图强,提升国力,才能最终立于不败之地。这个观点自然有其积极意义,但就甲午战争而言,仅作此分析还嫌不够,也不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存在一定的片面性,甚至容易陷入“武器决定论”的误区,应该进行更全面、更准确的分析。
实际上,当时中国的经济、军事实力并不比日本差,从经济上看,甲午战前日本的重工业还比较薄弱,轻工业中也只有纺织业比较发达。钢铁、煤、铜、煤油、机器制造的产量都比中国低得多。当时日本共有工业资本7000万元,银行资本9000万元,年进口额1.7亿元,年出口额9000万元,年财政收入8000万元,这些指标除了进口量与中国相当外,其它都低于中国,说明当时日本的经济实力和中国一样并不强盛。从军事上看,日本在甲午战前的一二十年里,竭全国之力提升军事实力,尤其重视海军建设,到1893年,拥有军舰55艘,排水量6.1万吨,与中国海军主力北洋舰队相当(中国还有广东、福建水师)。日本常备陆军22万人,总兵力不到中国的一半,武器装备也相差不大。很显然,中日军事力量对比,不像鸦片战争时大刀长矛对坚船利炮那样悬殊,有的方面如海陆军总量中国还略占优势。也就是说,甲午战争中国之败,并不是败在军事力量上。
那么,甲午战争中国失败的原因究竟是什么?我们应该从中汲取哪些教训?这对我们今天维护国家安全和加强国防建设有哪些借鉴呢?
一、对可能发生的侵略战争缺乏预见,准备不足,是战争失败的认识原因
十九世纪后期,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已经完成了向帝国主义阶段的转变,资本输出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这必然引起对殖民地更加激烈地争夺。列宁分析道:帝国主义列强“除了对已经被分割了的世界来作周期性的再分割以外,争夺半独立国的斗争就不免要特别紧张起来。”于是,地大物博的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便成为帝国主义列强眼中的一块肥肉。从鸦片战争开始,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从来没有停止过,但1884年中法战争后,由于列强之间忙于争斗,相对平静了大约10年,中国政治家的神经松弛了一些,在人们对西方列强的“友善”感到庆幸的时候,东边的一个邻国正在虎视眈眈。
日本在19世纪60年代“明治维新”以后,资本主义得到较快发展,与封建的武士道精神结合在一起,产生了军国主义怪胎,极具扩张性和掠夺性。
侵略并战胜中国,是近代日本的既定国策。早在1855年,日本的改革派政治家吉田松阳子就主张:“一旦军舰大炮稍微充实,便当开拓虾夷。晓喻琉球,使之会同朝觐;责难朝鲜,使之纳币进贡;割南满之地,收台湾、吕宋之岛,占领整个中国,君临印度。”吉田的这一思想,对他的弟子,后来成为日本政要的伊藤博文(内阁总理大臣)、山县有朋(参议院议长)等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成为日本政治家的主流思想。明治维新初期,日本奠定了大陆政策,大臣田中义一在奏折中说:“明治大帝遗策是第一期征服台湾,第二期征服朝鲜,第三期征服满蒙,第四期征服支那,第五期征服世界。”如果说这些议论还是一个“蓝图”,到了1887年就非常具体了。日本政府制定了《清国征讨方略》,决定在1892年前完成对华作战的准备,进攻的方向是朝鲜、辽东半岛、山东半岛、澎湖列岛、台湾、舟山群岛。7年后,日本正是按照这个时间表和路线图发动侵略战争,并几乎达到了全部目的。
日本在几十年里将上述国策一以贯之,进行各方面的充分准备,前后实施了8次《扩充军备案》。甲午战前的几年,平均年度军费开支高达总收入的31%。1887年天皇下令从皇室经费中挤出30万元作为海军补助费,这笔钱虽然不算很多,但表达了最高统治者的决心,势必对全国产生很大激励。果然,在天皇的感召下,全国富豪纷纷捐款,一年就有100多万元。这不仅增加了军费,也极大地鼓舞了民心士气。日本一面扩军,一面派出大批间谍在中、朝活动,在甲午战前绘成了包括朝鲜和我国辽东半岛、山东半岛和渤海沿线的每一座小丘,每一条道路的详图。日本就像一架制作精良的战争机器,时刻不停地运转着,一旦时机成熟,便会毫不犹豫地诉诸武力。与之相比,清政府对国家安全形势的判断就显得很不到位,对遭受侵略缺乏应有的预见和警惕。
一些有识之士,如两江总督沈葆祯,台湾巡抚刘铭传等看出“倭人不可轻视”,但朝廷和大部分政要对日本的认识还停留在“蕞尔小邦”的阶段,“不以倭人为意”。对国防负重要责任的李鸿章也认为“倭人为远患而非近忧”。在日本倾全国之力扩充军备,战争危险日益迫近的紧要关头,清政府反而放松了国防建设,以财政紧张为由,削减军费预算,从1888年开始停止购进军舰,1891年停止拨付海军的器械弹药经费。中国就是在这样一种不清醒的状态下,迎来了一场命运攸关的战争。
甲午战争开端于朝鲜。19世纪后期,朝鲜一直是国际政治力量角逐的重要舞台,也是中日关系的一个热点。日本不仅要在朝鲜争夺权益,更将其视为侵略中国的前沿阵地,一直在寻找机会,1894年这个机会终于来了。当时朝鲜发生内乱,朝鲜政府请求中国派兵支援(历史形成朝鲜当时是中国的藩属)。就在中国向朝鲜派兵时,日本军队也大举入朝,战争拉开了序幕。这时日本还打着保护在朝侨民的旗号,照会中国政府“日本政府必无他意”。实际上,正如外相陆奥宗光所说:“发动战争的决心,在帝国政府派遣军队于朝鲜时,业已决定。日本假借这个好题目,是为了索性借此时机促成中日关系的破裂。”6月2日,日本组成战时大本营;6月9日,日军在仁川登陆,随即进占汉城。还如陆奥宗光所说:“在军事上一切皆采取先发制人的手段。”直到这个时候,清政府对一触即发的战争形势仍然未有准确的判断,还寄希望于中日双方同时撤军。李鸿章给在朝陆军的指令是:“彼断不能无故开战,切勿自我先开衅。”给北洋海军的指令是:“日虽添军,并未与我开衅,何必请战,应令静守。”李鸿章认为:“两国交涉全论理之曲直,非恃强所能了事。日虽竭力预备战守,我不先与开仗,彼谅不动手。谁先开仗谁先理诎,此万国公例。”
为了外交上的主动,避免先开第一枪,这是可以理解的。但要紧的是不能因为抱有幻想而不作切实的临战准备,使敌军从容调兵遣将,占据险要。直到日军将中国在朝部队围困于牙山时,才匆忙派兵从海上增援,已经为时太晚,完全来不及了。导致陆军在牙山大败,仓皇退守平壤。海上运兵也遭到日本海军伏击,运兵船被击沉,近2000名将士葬身海底。紧接着平壤战役也因为漫无准备而惨败,遭受重大损失,残军一口气溃退500余里,战火烧到了鸭绿江边,战争刚刚开始就蒙上了失败的阴影。
朝鲜战场的失利,极大地影响了我军的士气,助长了敌人的气焰。战争往往就是这样,一方有备而一方无备,就会必打、早打、大打;而被侵略方如果头脑清醒,准备充分,毫不示弱,针锋相对,对侵略者必然产生威慑、遏制作用,就有可能改变战争进程,甚至把战争中止于初起阶段。但是,中国丧失了这个机会。其根源就在于对侵略战争缺乏预见性而放松了警惕,造成战前缺乏准备,初战举措失当,这是甲午战争失败的认识原因,也是需要认真汲取的深刻教训。
二、一味依靠外国调停,没有把立足点放在自身力量上来,是战争失败的外部原因
朝鲜战场的失利,虽然造成了一定的被动,但还没有影响全局。这时候,清政府如果能认清形势,坚定地投入反侵略战争,并采取正确的战略,一定能够挫败敌人的进攻。可惜中国最高统治者中掌实权的慈禧太后、奕等都是主和派,李鸿章也坚决主张“羁糜为上,力保和局”。从战争开始到失败投降,他们一直致力于争取英俄德法美等国家的调停,以达到求和目的。
外交和军事一样,都是国家政治行为的重要手段。李鸿章想利用各国之间的利益冲突遏制日本,解除中日军事对峙,用心可以理解。但他显然对列强干预成功的可能性期望太高了,过分依赖外交斡旋而放松了军事努力。他认为“列强必有区处,必有收场”,命令部下“静守勿动”,“保舰勿失”,既殆误了军机,又影响了士气。
李鸿章首先请求英国调停,他考虑英国在华既得利益最多,日本侵华“英人必不答应”。但没有想到英国和日本已经在背后进行了交易,英国照会日本:“中国之上海为英国利益之中心,故须日本政府承认不在该港及附近为战争的运动。”当日本政府承诺英国在长江流域的权益不受影响时,英国不但放弃干预,还与日本签订了《日英通商航海条约》,以示支持。英国外交大臣金伯利说:“这个条约的性质对日本来说,比打败中国的大军还远为有利。”英国甚至对日军击沉本国商船事件保持沉默。就这样,中国被英国出卖了。
李鸿章转而请求俄国干涉,因为俄国的势力范围主要在东北,与日本有利益冲突。但这时俄国西伯利亚铁路尚未修通,在远东争夺的筹码还不够,并不想和日本闹翻,只是进行了一番口舌之争了事。担任中国税务司长的英人赫德这样评价:“俄国人在天津挑逗了一番,过了两个星期忽然又推卸了,李鸿章讨了老大一场无趣。”清政府还请求德、法两国调停,那更是徒劳无益,白白浪费时间。
英俄德法调停落空后,李鸿章还异想天开地寄希望于美国调停。伪善的美国回复说:“美国抱严正的中立态度,只能用友谊的方式影响日本。”实际上美国并不是什么中立的态度,而完全是倒向日本的。美国驻华公使田贝公然说:“战争是中国坚持在朝鲜的宗主国地位引起的,过在中国。”美国驻华代办田夏礼说:“应该让战争顺着自己的道路走下去,如果干涉带来和平,那种和平是不能持久的。惟有使用武力才能使这个国家和世界融洽共处,只要清皇朝不致受到威胁,中国的战败倒是一个有益的经验。”田贝还写信给李鸿章:“彻底放弃求得干涉的念头,背向欧洲列强,面向日本。”这里的面向日本,不是指赢得战争,而是求和投降。美国在支持日本侵华的路上远比其他国家走得远,给日本提供军事贷款,派遣军事顾问,运送军用物资,包庇日本间谍,甚至允许日本军舰挂美国国旗蒙蔽中国海军。美国把日本作为它在远东的小伙计,而日本敢于悍然发动战争,也是有恃于美国作为后台老板。正如列宁在甲午战前所分析的:“日本有可能掠夺东方的亚细亚国家,但是没有其他国家的帮助,他就不可能有任何独立的财政及军事力量。”
列强之间存在着利益冲突,经常会有一些矛盾,但在扩大对中国的侵略,加深中国殖民地化程度,以攫取更大利益方面是一致的。这是列强的基本立场,对此务必保持清醒头脑。但清政府和李鸿章显然见不及此,对列强“主持公理”抱有过大的期望和幻想。实际上列强的公理只是一种伪善,他们真正信奉的是利益和强权。列强早已看清日本稳操胜券,必然会倒在日本一边。赫德道出了实情:“所有国家均向中国表示同情,并说日本这样破坏和平是不对的。但没有一个国家采取任何实际行动帮助中国。”列强十分清楚,日本战胜中国他们都可以分一杯羹,战后的情况正是这样,列强利用“最惠国待遇”“利益均沾”“门户开放”的强盗条约都得到了很多好处。
一味求助别人,而松懈自己,放纵敌人,在战争中实为大忌,无疑是取祸之道。陆奥宗光幸灾乐祸地说:“清政府自始即采取求欧洲列强干涉,速行中止中日战争之政策,李鸿章屡求各国代表援助,且电训其驻欧洲各国之使臣,使直接哀求各驻在国之政府,中国政府不顾污辱自国之体面,一味向强国乞哀求怜,自开门户,以迎豺狼。”于是,日本加紧进攻以求速战速胜,而中国则在一次又一次的调停中丧失时间和机会,完全陷于被动挨打的境地。在大小几十次战役中,没能组织一次像样的抵抗,正如礼部侍郎志锐所说:“我愈退则彼愈进,我愈让则彼愈骄,彼则着着占先,我则面面受制。”不但外交上毫无进展,军事上也彻底失败,海陆军主力损失殆尽,最后只能投降求和。
清政府的主战派也看出了问题,光绪皇帝下谕旨说:“他国劝阻,亦徒托之空言,应预筹战守之计。”朝臣责备李鸿章,“观望迁延,寸筹莫展,一味因循玩误,险要之地,拱手让于外人。”说得当然很对,但也没有什么用处。李鸿章上边还有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还有军机处,还有慈禧太后老佛爷,都是主和派,而主战派光绪皇帝、翁同和等没有任何实权,只能是干着急,空喊而已,拿不出实际的办法。到了军事上绝望的时候,他们也只能同意进行投降的求和。
历史证明,一些小国依附大国尚可在夹缝中谋求生存,但大国此路不通。庞大而虚弱的中国,如果不能自强自立,把反侵略战争的立足点放到自身力量上,就会成为被宰割的对象。要想求得和平,只有良好的愿望是不行的,靠别人也是靠不住的,必须在战争中立于不败之地。这个道理,连改良派思想家梁启超也看得很清楚,他说:“李鸿章之手段,专以联某国以制某国为主。夫天下未有徒恃人而可以自存者,必有我可自立之道,然后可以致人而不致于人。”是的,战争不相信眼泪,弱国无外交,战场上如果没有胜算,谈判桌上肯定什么也得不到。甲午战争的历史教训,充分证明了这个真理。
三、信奉“武器决定论”是战争失败的思想原因
近代战争中,武器装备的作用远比古代更为重要。在晚清的政治家、军事家中,李鸿章特别重视武器装备。由于他的大力倡导和运筹,推动了洋务运动,组建起北洋海军和新式陆军,有利于提升军事实力。但因为李鸿章把武器作用极端化、绝对化,由“武器决定论”导致悲观情绪和失败主义。
朝鲜战场失利,李鸿章在向朝廷汇报时陈述他的观点:“凡行军制胜,海战惟恃船炮,陆战惟恃枪炮,稍有优绌,则利纯悬殊。海军快船快炮太少,仅是守口,实难纵令海战。平壤之败,因由寡众不敌,亦因器械之相悬,并非战阵之不力。海战之艰危,较陆军尤甚。海上交战,以船行之迟速,船之新旧,炮之大小分强弱。我国快船不敌,故海上交锋,恐非胜算。赶紧设法添购,亦不济急。”李鸿章的结论是“彼之军械强于我,技艺强于我”。所以中国的武备“平内乱有余,御外侮不足。”李鸿章此论一出,立刻就有朝臣对他予以反驳:洋务运动搞了30年,花费了国家巨额资金,为何尚不能一战,与英法德俄不等相抗也还罢了,为何连日本都不能一搏呢?光绪皇帝十分恼怒,训斥李鸿章“怯懦规避,偷生纵寇”,要求北洋海军集中兵力,迅速出战。但李鸿章不为所动,仍然坚持“北洋千里,全资屏蔽,实未敢轻于一掷”。命令海军“惟须相机进退,能保全坚船为妥”。
战争的胜负决定于军事力量对比,这是一般规律。以弱胜强,以少胜多需要特定的条件,不是普遍现象。但在军力相当的情况下,胜负又取决于什么呢,这就不是唯武器论所能解释的了。作为战争的主要指挥者来说,头脑中打不赢的阴影必然会对战局产生消极影响,这也是部队士气低落,一味溃败的原因之一。
甲午战争无论从总体上还是从主要战役来看,都不是败在军事力量对比和武器装备优劣上。以黄海海战为例:
1894年9月17日,中日海军主力在黄海靠近中朝边境的大东沟一带海域相遇,一场震惊中外,对甲午战争进程产生深刻影响的大海战爆发了。投入这次海战的中日舰队实力如下表:
军舰总数 鱼雷艇数 铁甲舰 半铁甲舰 重炮 轻炮 排水量 中国舰队 14 4 6 0 21 141 3.5万吨 日本舰队 1201 2 11 209 4.1万吨
可以看出,双方舰队的实力不相上下。北洋舰队的优势是铁甲舰和重炮较多,其中定远、镇远两艘主力舰无论装甲、吨位、火炮口径都是当时世界领先、远东一流的战舰。日本舰队的优势是舰速较快、机动性强。单纯从军力上看,中国舰队还略占优势,但海战的结局却是相反。北洋舰队被击沉5艘军舰,受到重创;而日本舰队未失一舰,只有几舰受伤。黄海海战的胜利使日本举国上下欣喜若狂,天皇颁布敕令嘉奖有功官兵,还亲自谱写军歌《黄海的大捷》,歌中唱道:“忠勇义烈之战,大破敌之气势,使我国旗高照黄海之波涛。”而北洋舰队在此之后更不敢出海作战,完全失去应有的战略作用。
北洋舰队黄海战败的直接原因有如下几点:一是指挥失当。本来预定的迎战队形是双列纵队,但逼近敌舰时成了散漫的雁形横列队。其原因有两种说法,一说挂错信号旗,二说部分军舰未能及时到达预定位置。开战不久,旗舰定远年久失修的舰桥被本舰火炮的后坐力震坍,海军提督(北洋舰队司令)丁汝昌从舰桥上跌落负伤,不能继续指挥战斗,而他事先又没有指定代理指挥者,这个致命的疏漏使中国舰队一开始就失去统一指挥。紧接着信号旗也被击毁,旗舰与舰队的联系中断,各舰只能各自为战,陷于混乱。二是有的将领贪生怕死,临阵脱逃。在激战中,致远、经远二舰不幸被敌军击沉,济远、广甲、扬威三舰惊恐万状,仓皇逃窜,济远还可耻地挂起白旗。不但削弱了战斗力,还严重地扰乱了军心。4艘鱼雷快艇有3艘慑于敌威,一直躲在远处不敢参战,没有发挥任何作用。三是炮弹不足,质量不好。这次战斗只打了5个小时,但竟然不可思议地发生了炮弹不够的情况,定远和镇远的主炮炮弹全部用光。炮弹质量也有问题,有的打不响,有的“中敌船而不裂”。黄海战前半个月,赫德在给英国政府的报告中说:“当前的难题是军火,北洋舰队有药无弹,有弹无药,汉纳根(北洋舰队的英国顾问)已受命催办弹药,他想能凑够打几个小时的炮弹,以备作一次海战,在海上拼一下,迄今无法到手,最糟的是他恐怕永远无到手的希望了。”四是军事技术水平低下。北洋舰队的一艘鱼雷快艇在距离敌舰西京丸号40米处发射鱼雷,竟然未能命中(鱼雷从舰底一米处划过),使敌舰逃逸,而日本海军部长桦山资杞正在此船上督战,失去了绝好的歼敌机会。
黄海之战虽然失利,但相比还算是甲午战争中打得最好的一仗,其余大部分战役、战斗,要么一触即溃,要么望风而逃,根本不是武器优劣、装备好坏、兵员多少的问题。英国驻华公使欧格纳给本国政府汇报时说:“中国军队虽然在数量上较日本有相当的优势,但训练方面尤其是管理方面远不及日本。无远见和缺乏军事知识的中国当局,将面临着海军舰队被彻底摧毁的危险。”事实证明这个英国人确有见地。
军队战斗力是决定战争胜负的直接因素,但战斗力的强弱不仅决定于武器装备,还有军队的指挥、管理、训练、精神状态,战略和战术等。甲午战争的情况也是这样,把战败单纯归于武器装备说不过去,是一个长期形成的认识误区。
四、放弃和丧失制海权是战争失败的战略原因
毛泽东同志说过:“办法是跟着方针来的,方针是不抵抗主义的时候,一切办法都反映不抵抗主义。”清政府避战求和,消极防御的指导思想,突出表现在忽视和放弃制海权的战略失误,这是甲午战争失败的重要原因。
在近代战争中,掌握制海权非常重要。所谓制海权,简单地说就是能使自己一方在一定的海域自由航行而使敌方不能自由航行。能否掌握制海权取决于海军的实力和正确的战略。甲午战争的制海权主要指黄海海域。黄海关系到三个半岛,即朝鲜半岛、辽东半岛、山东半岛的海上交通,所以黄海的制海权至关重要。
甲午战争的主战场在朝鲜、中国一侧,日军属于跨海作战,补给线很长,必须从海上运输。中国虽是内线作战,但扰乱和切断敌军的海上交通是克敌制胜的重要措施。因此,集中海军主力,寻找有利时机主动出击,必要时进行决战,对敌方海军形成遏制,不但是必要的,当时也有这个力量和可能。1893年,中国海军居世界第9位,排在英、德、法、俄、荷兰、西班牙、意大利、土耳其之后,美、日之前。如果战略正确,指挥得当,应该能够取得一定的胜利,收到很大的效果。
日本政府和军方对侵华战争中制海权的重要性有着充分的认识。他们长期致力于海军建设就是基于这种考虑。甲午战争前,日本“战时大本营”和海军部长桦山资杞针对可能发生的三种情况制定了上、中、下三策。一是如果海战获胜,取得制海权,陆军就长驱直入,进攻辽东、山东及北京;二是如果海战胜负未决,陆军只占领朝鲜,海军尽可能维持朝鲜海峡的制海权;三是若海战失败,则撤退朝鲜陆军,海军协防日本沿岸。日本的战略思想非常明确,把整个战争基点放在制海权的争夺上,在设想的上、中、下三策中他们取得了上策。相反,清政府和李鸿章对这个重大战略问题的认识却很模糊,对战争中海军应该发挥何种作用,怎样发挥作用没有清晰的思路。朝鲜开战后,日本海军在充分准备的基础上集中主力寻找中国舰队决战,而中国海军却尽量避免与敌军在海上相遇,没有进行决战的思想准备和军事准备。一方主动,一方被动;一方有备,一方无备;一方伺机决战,一方消极避战。一旦海上遭遇,后果可想而知。
在黄海海战之前,李鸿章电令北洋舰队“不得出大洋浪战,致有损失”,“保船勿失,只在渤海湾游弋”。光绪皇帝一度要求北洋舰队出战,但李鸿章在慈禧太后和恭亲王奕等的支持下,拒不执行主动出海决战的上谕,北洋海军一直蜷缩在渤海门户,向朝鲜运送物资也不敢走海上捷径而从陆上转运。日军则“纵横辽海”,运输船只在海军的护卫下畅行无阻。
黄海战后,中国海军虽然遭受损失但主力尚在,可是李鸿章更加保守,对海战完全失去信心。他命令:“海军舰队,必不远出”,只能“靠山巡走,略张声势”。旅大战役时,海军提督丁汝昌建议主力出战以援旅大,李鸿章斥责说:“汝善在威海守汝的数艘船匆失,余非汝事也。如出海,即令战殁,亦不请恤。”此后,舰队只是困守港口,北洋海军作为一个战略军事力量,拱卫渤海的使命就此不复存在。
制海权的丧失使沿海陆战孤立无援,极为被动,突出表现在两次反登陆作战的失利。
日军兵分两路攻打辽东半岛,一路从朝鲜跨过鸭绿江入侵,一路从海上进犯,在花园口登陆,如成功即可直捣旅顺后路。但日军此着也是一步险棋,花园口不是一个理想的登陆地点,此处沿岸海滩很浅,大船不能靠近,军队与物资需换汽艇和舢板转运。日军36艘运兵船在军舰的护送下,2.4万人及大量军马辎重,从10月23日至11月7日整整登陆了15天。清政府事先得到了这次日军行动的情报,如能派一支劲旅凭险扼守海岸,海军攻袭敌舰,则可对敌形成两面夹攻之势。但奇怪的是,岸边小股清军放了几枪便了无踪影,海军根本没有出动。日军在毫无抵抗的情况下,得以从容登陆,打开了进攻旅顺的大门。很快,清政府经营20多年,耗银数千万两的重要军事基地旅顺陷于敌手,大量船只、武器、装备、粮食被敌缴获。日军兽性发作,残忍地进行屠城,旅顺数万军民被杀害,全城仅有36人幸免于难。
不久荣城和威海又重蹈覆辙。山东荣城距北洋海军基地威海仅有30海里,是日军袭击威海的最佳路线。1895年1月29日,日军联合舰队掩护50艘运兵船共3.4万人,用5天时间在荣城登陆。中国陆军未能组织有效抵抗,海军近在咫尺,但李鸿章命令“以舰队全力坚守刘公岛”,伏匿于威海坐以待毙。日军舰队司令伊东佑享后来承认:“如丁汝昌率舰队前来,用鱼雷艇对我袭击,我军岂能安全上陆?”
登陆和反登陆作战,本是最为惨烈的作战类型,一般来说,反登陆方都会依靠防御体系———包括岸边阵地和海上袭击,使处于不利条件下的登陆方腹背受敌,遭到沉重打击,甚至登陆失败、全军覆没,中外战例中不乏此
甲午战败为什么是李鸿章时代的结束?
优质回答甲午战争,中国之所以失败,是复杂的,但慈禧“挪用海军费”决不是主要原因。
李鸿章的腐败和错误的外交策略:李鸿章最大的错误是帮助日本打败苏联,日本胜利了又来打中国。李鸿章由最大“联俄防日”论者一变为最大“联日防俄”论者,对中国的损害是难以估量的。过去,说李鸿章是汉奸,后来又有平反的架式,现在看来李鸿章的平反很难了。
李鸿章的腐败葬送了北洋。李鸿章把琉球白白送给日本,期间他还愚蠢的请日本人的后台美国总统格兰特将军来调停。1866年,李鸿章把曾国藩造的几艘军舰(春日山号)卖给了日本萨摩藩,结果帮助萨长同盟打败了幕府,这造就了日本日后的维新成功,李鸿章是日本的大救星,大功臣。1877年日本西南战争,李鸿章无条件地赠送给日本政府几十万发子弹作为军事援助。1879年,李鸿章写信给朝鲜的太师李裕元,劝他们跟日本搞好关系共同来对付俄罗斯,幸好当时李裕元已经因为朝鲜内部外戚斗争下台了,才没让李鸿章的计划付诸实施。1884年,中法战争和甲申政变在中国南北两地同时展开,军事战争结果都是中国胜了,可李鸿章没有乘胜追击,相反却与法国签订了不平等条约,又把朝鲜一半的宗主权交到了日本手中。如果李鸿章强硬一点的话,日本没那么快就出头的。
清政府为紧急购买舰船大举借债,而西方国家的战舰不是缓不济急,就是故意延宕,甚至以次充好,乘火打劫,勒索高价。李鸿章向德国伏尔铿造船厂订购的镇远、定远、济远三艘装甲巡洋舰在中法战争爆发时本已建造完毕,但是德国政府以中法爆发战争为由,下令暂缓交货,以免对法国不利,影响德法两国关系,致使三铁甲在中国最需要它们的时候却不能发挥作用。太平天国运动:洋人先是支持太平天国,后来又支持清朝镇压太平天国,如此长年的折腾,清朝那个时候能维持统治已经很不容易了。
因为太平天国运动,因为慈禧的改革,中央集权受到严重削弱,汉族地方军阀势力大大膨胀,兴办海军几乎成了这些军阀兼封疆大吏的私事,甚至出现n各自为政的现像。这导致清朝的不同海军无法协调。北洋水师、闽洋水师、南洋水师、粤洋水师除了闽洋水师中法战争后受南洋水师节制外,三大舰队一向互不统属,甚至严分畛域,互不应援,见死不救。甲申闽海危机四十余日,朝廷一再严旨催促派舰驰援,只粤洋水师派了两三艘军舰到闽江口外游弋作势,实力较强的南洋水师和北洋水师却以实力不敌,守口尚且力量不足为由拒不发兵。待到皇帝切责“实在可恶”不得已出动时,福建水师已经全军覆没了。甲午朝鲜半岛和黄海上空战云密布时,中国三大舰队和甲申闽海危机时一样,仍旧不能合势御敌。北洋水师既无望于南洋水师,遂不得不孤独的去搏日本全国海军之师。
甲午战争前日本间谍曾报告:大清全民都腐败
优质回答1889 年4月,荒尾精向日本参谋本部递交了乐善堂间谍们的第一份重要成果:有关中国大势的分析报告--《复命书》。这份报告认为,清国的上下腐败已达极点,纲 纪松弛,官吏逞私,祖宗基业殆尽倾颓。而中日两国唇齿相保、辅车相依,在列强虎视眈眈下,清国一旦不保,日本势将进退维谷。因此,清国之忧即日本之忧也,日本要先发制人。此后由驻华间谍们提供的一连串大势报告中,最鲜明的就是强调中国的全民腐败,而不只是官场腐败,然后强调日本必须先改造中国, 才能团结中国对抗西方。
在这方面,分析最为深刻的,是宗方小太郎。甲午战争爆发后,宗方小太郎对其上一年草就的分析报告《中国大势之倾向》 进行了全面的修改。他首先分析中国的年财政收入仅有9074万两银子外加523万石米(作者注:清廷在1893和1894年两年的财政收入均在8300万 两左右),以中国之大,这是很不般配的。据他实际调查,民间的实际税赋是此表面岁入额之四倍,而且此类定额以外之收入,一钱不入国库,均为地方官吏所私 有。他认为,中国历来贿赂之风盛行,地方官肆意刮削民众膏血,逞其私欲。因此雍正帝时始设养廉银,随官位之尊卑于俸给之外另行支给,拟以此杜绝其收敛之 弊。但滔滔之势,非区区制法所能禁遏。时至今日,‘养廉’二字实已辜负雍正之深意,官吏舞弊之势日见加剧。
当时东西方均有不少人看好中 国即将崛起,坚信以中国之丰富物产,如能积极变革,则成为世界最大强国,雄视东西洋,风靡四邻,当非至难之也。但宗方小太郎对此不以为然,认为这是 见其形而下未见其形而上者,观察一个国家也和观察人一样,应当先洞察其心腹,然后再及其形体。他眼中的中国虽然表面上在不断改革和进步,但 犹如老屋废厦加以粉饰,经不起大风地震之灾。当时中国最著名的改革者和国务活动家李鸿章就自嘲为大清朝这座破屋的裱糊匠,可算是两人有共同语言。
究其原因,宗方小太郎认为腐败的基因遗传自明末,全民丧失信仰,社会风气江河日下,人心腐败已达极点,虽然有过康乾年间的短暂改革,但并未坚持下来, *** 将本应建立至善人心的精力消耗在了形而下之事上。
当 时清廷之腐败规模几乎是全局性的。朝纲解钮时的宣统三年(1911年),作为中央机关事务局的内务府,其一年支银预算高达1024万两,而在咸丰朝仅 为40万两,足足增加了24倍(宣统三年八月十一日度支部会奏)。至于冒领公款、挥霍浪费甚至侵吞赈灾款粮等更是层出不穷。两广总督岑春煊巡视陆军学堂, 光一次宴会就动需洋酒千数百金,为此还专门在衙门中设立洋酒委员一职(光绪三十三年六月十五日法部主事梁广照奏)。甚至连军队都大量参与走私贩 私,号称世界八强的北洋海军,其内里的腐败也是造成甲午一战全军覆没的主要原因。大量晚清小说均有对此的细致描写。宗方小太郎叹息,中国本来是有信仰体系 和精神支柱的,那就是孔孟之宗方小太郎眼中的中国犹如老屋废厦加以粉饰,与李鸿章自嘲为大清朝这座破屋的裱糊匠,如出一辙。
道,但 这一建国的基础却变成了科举的材料、当官的阶梯而已,知识分子汲汲营营地钻研此道,无非是以此为个人私利服务。当了官掌了权之后,就把孔孟之道抛在脑后, 得其位不行其道,而谋营私者也。从中央到地方,庸官俗吏献媚当道,清廉高洁之士多不容于时流,官场一片漆黑,朝野滔滔,相习成风。官场腐败更导致 上下隔阂,中央 *** 即使要施行仁政,也因为地方官吏的壅塞而导致美意不能贯彻至民间,好经都被歪嘴和尚念坏了,而少数有理想有抱负的人,只好在愤懑不平之余退居闲地,名望日高,隐然形成一股力量。所以,他认为中国是有治国之法而无治理之人。
在 普天之下莫非贪官的晚清,以至于损害国家利权的一些架构,倒在客观上减少甚至基本杜绝了这一领域原先泛滥成灾的贪腐现象,如此结果,亦是中国近代史的 吊诡之处。如,将海关税务交洋员团队(其最著名的领导人是赫德)管理,无疑是 *** 旁落,但洋员管理下的海关却成为 *** 中最廉洁也最敢于对腐败动真格的一个 机构。
美国传教士丁韪良(W.Martin)认为,洋员管海关本是叛乱(指太平天国运动)的私生子,乃权宜之计,但正是廉政延长了这一 怪胎的生命。他记述了在英国人李泰国(HoratioNelsonLay)担任首任总税务司的几年内,上海道台多次设下陷阱想拉其下水,比如当两条商船一 起到达口岸时,上海道台就建议李泰国,双方一人一条船私吞其关税,但始终不能得手。丁韪良说,浮士绘:当时清廷之腐败规模几乎是全局性的,连军队都大量参 与走私贩私,号称世界八强的北洋海军,其内里的腐败也是造成甲午一战全军覆没的主要原因。
海关洋员们的廉洁因此成为中国道台的眼中之沙,从 而对这一税收体制怀有深深的敌意。宗方小太郎深刻地指出,国家是人民的 *** 体,人民是国家组织的一分子,分子一旦腐败,国家岂能独强?中国的分 子们集体腐败,国家的元气就丧失消亡,这比政策的失误还要可怕,政策的失误尚可以扭转过来,而国家元气的腐败就不易返回中道了。这位日本间谍引用孟 子的话为中国下了断语:上下交征利,则国危。尤其是官场腐败导致司法不公,甚至使刑罚乃至性命都可以被金钱所左右,普通百姓申诉无路,民怨积压给国家 带来巨大危险。
宗方小太郎估计,以当时的形势来看,早则十年,迟则三十年,中国必将支离破碎呈现一大变化。而就在他写完这篇文章后仅十六年,武昌一场仓促而粗糙的革命就居然引起了连锁反应,几乎是瞬间将一个老大帝国毁灭。形势如此艰难,当政者理应正纲纪、戒骄奢,排解地方政治之紊乱, 消除民庶之怨薮,大施加仁惠,休养民力,打造和谐社会。但宗方小太郎更吃惊地看到, *** 却因惯性和麻木,束手无措,因循支绌,根本不在乎民心向背, 并大搞为太后祝寿等形象工程,粉饰太平。
这样的分析,出自一个间谍之手,也可见日本的间谍实在并非只是战术层面的,而是战略层面的。吊诡的是,大清皇室宗亲庆王奕谅袅Φ匚太后祝寿大搞形象工程时,洋员赫德(上图)管理下的海关却成为 *** 中最廉洁也最敢于对腐败动真格的一个机构。
甲午战争日本以少胜多 中国如死猪卧地任人宰割
优质回答甲午战争:在慈禧的支持下,甲午战争陆海战事的实际谋划、决策多出于北洋大臣、直隶总督李鸿章一身。即便他殚精竭虑,仅靠一个人的见识,难免思维有局限,认识有错误,决策有缺陷。
双方开战后,战术上清军谨遵李鸿章指令,实行“专守防御”“保船制敌”,李鸿章强调北洋舰队要守住海口,拱卫京畿,处处限制北洋舰队的作战行动。丰岛海战前丁汝昌提出大队前往护航,遭李鸿章拒绝,结果仅以“济远”“广乙”舰护航两艘运兵船,在日舰队第一游击队3艘主力战舰不宣而战的突然袭击下,“操江”被俘、“高升”船被击沉,“广乙”搁浅,仅“济远”一舰逃脱,损失极为惨重。黄海海战前中日已经宣战,日舰队的任务十分明确,寻找北洋舰队决战,而北洋舰队的任务却只是给输送清军的船只护航,结果北洋舰队在作战准备、战术运用和组织指挥等方面明显不及日本联合舰队,遭受5艘战舰损毁、官兵伤亡800余人的重大损失。威海卫保卫战则更是被动,清廷内外意见纷纷,在“舰队出击”“拼死一战”,还是“水陆相依”“固守待援”的犹豫中,失去了所有的机会,最终导致全军覆没。
中日陆战中,清军将领的畏敌怯战、贪生怕死,与李鸿章的治军同样有着莫大关联。清驻朝鲜陆军总统领叶志超,在清军占优势的平壤防御战中,竟树白旗、停止抵抗,下令全军撤逃。贪生怕死狂奔500里,逃过鸭绿江。仓皇逃跑间丢下遭遇日军埋伏与敌激战的士兵,致清军死亡近2000人、被俘500余人,断送了整个朝鲜战局。
大连湾守军陆军总兵赵怀业,将战备物资换成白银、化为私财;置金州兵寡而不顾,坐观其陷落。日军尚未抵达大连湾,赵怀业早已闻风溃逃,自动放弃大连湾,将大连湾6座炮台、120余门大炮、246万枚炮弹,德国新式连发步枪600多支,子弹3381万发及没有启封的野战快炮、粮食、马匹、行帐等,拱手留给日军。这些装备成为日军攻占旅顺的物资保障。大连湾码头遂成为日军进攻旅顺的后勤补给站。日军按照赵怀业部丢下的水雷分布图,准确清除了大连湾中的水雷。
日军尚未兵至旅顺口时,清军还在顽强抗击日军前锋,但旅顺地区的前敌营务处总办龚照玙(实为旅顺陆军总统领),竟置战局及诸军于不顾,自己乘鱼雷艇逃往烟台,随后黄仕林、赵怀业、卫汝成三统领也先后潜逃,致旅顺轻易陷落。旅顺口9座炮台、78门重炮,加之诸多的粮、弹、军用物资、军港设备,悉数被日军缴获。
日军进攻辽东,清军有7万多人,日军只有2万人,而且供应线拉长,后路也有被切断的危险。如果清军能以优势兵力凭险扼守,与敌相持,日军无援兵、缺粮饷,很难坚持,是一次反败为胜的机会,但清军毫无斗志,抵挡不住日军的进攻,不到10天就从辽河东岸全线溃败。李鸿章的幕僚罗丰禄描述这一段战况时说:“倭人常谓中国如死猪卧地,任人宰割,实是现在景象。”
威海卫南岸守军主将刘超佩,弃战乘小艇逃至刘公岛,后逃往烟台。由于主将逃跑军心不稳,缺乏统一指挥调度,致威海港南岸炮台相继全部失守。总兵蒋希夷,受命驻防营口,在日军来犯之际畏敌怕死,竟擅自率所部5营步队逃走,使守城兵力减半,营口只剩3000余人分守炮台,致营口之战敌我力量更加悬殊,没等到清军主力救援,营口迅速失陷。
在整个战役指挥中,李鸿章凭个人主观荒唐行事的例子也不胜枚举。黄海海战后,翰林院联名奏参李鸿章“有银数百万两,寄存日本茶山煤矿公司,其子在日本各岛开设洋行三所”。御使还奏参李鸿章:“米、煤资敌,释放日本奸细。”所谓“米、煤资敌”是指甲午战争前日本向中国订购大米和煤炭,因其属战略物资,宣战后按律应停止供货。但李鸿章强令继续供货“以示信用”。于是3万吨煤炭和3000石大米照常运送日本。
开平煤矿是中国当时最大的煤矿,煤炭亦是战略物资(军舰的燃料),但李鸿章却坚持由英国的怡和洋行控股该矿。连外国人都认为“李的立场值得深思”。
最失败的策略:依赖外国调停
中日甲午之战,清廷最失败的策略莫过于寄希望于列强调停,迷信“万国公法”及利益制衡。特别是掌实权的慈禧太后等人都是主和派,致使过分依赖外交斡旋而放松了军事努力:“列强必有区处,必有收场”,李鸿章也坚决主张“羁糜为上,力保和局”,于是命令部下“静守勿动”,“保舰勿失”,既贻误了军机,又影响了士气。
李鸿章首先请求英国调停,他考虑英国在华既得利益最多,日本侵华“英人必不答应”。但没有想到英国和日本已经在背后进行了交易,英国照会日本:“中国之上海为英国利益之中心,故须日本 *** 承认不在该港及附近为战争的运动。”当日本 *** 承诺英国在长江流域的权益不受影响时,英国不但放弃干预,还与日本签订了《日英通商航海条约》,以示支持。英国外交大臣金伯利说:“这个条约的性质对日本来说,比打败中国的大军还远为有利。”英国甚至对日军击沉本国商船事件保持沉默。
看清英国人的意图后,李鸿章转而请求俄国干涉,因为俄国的势力范围主要在东北,与日本有利益冲突。但这时俄国西伯利亚铁路尚未修通,在远东争夺的筹码还不够,并不想和日本闹翻,只是进行了一番口舌之争了事。担任中国税务司长的英人赫德这样评价:“俄国人在天津挑逗了一番,过了两个星期忽然又推卸了,李鸿章讨了老大一场无趣。”清 *** 还请求德、法两国调停,结果更是徒劳无益,白白浪费时间。
英俄德法调停落空后,李鸿章还异想天开地寄希望于美国调停。美国回复说:“美国抱严正的中立态度,只能用友谊的方式影响日本。”实际上美国并不是什么中立的态度,而是完全倒向日本。美国驻华公使田贝说:“战争是中国坚持在朝鲜的宗主国地位引起的,过在中国。”美国驻华代办田夏礼说:“应该让战争顺着自己的道路走下去,如果干涉带来和平,那种和平是不能持久的。惟有使用武力才能使这个国家和世界融洽共处,只要清皇朝不致受到威胁,中国的战败倒是一个有益的经验。”田贝还写信给李鸿章:“彻底放弃求得干涉的念头,背向欧洲列强,面向日本。”这里的面向日本,不是指赢得战争,而是求和投降。另外,美国在支持日本侵华的路上远比其他国家走得远,不仅给日本提供军事贷款,派遣军事顾问,运送军用物资,包庇日本间谍,甚至允许日本军舰挂美国国旗蒙蔽中国海军。
列强之间存在着利益冲突,经常会有一些矛盾,但在攫取更大利益方面是一致的。但清 *** 和李鸿章显然见不及此,对列强“主持公理”抱有过大的期望和幻想。实际上列强真正信奉的是利益和强权。当他们看清日本稳操胜券,必然会倒在日本一边。赫德道出了实情:“所有国家均向中国表示同情,并说日本这样破坏和平是不对的。但没有一个国家采取任何实际行动帮助中国。”
日本外务大臣陆奥宗光幸灾乐祸地说:“清 *** 自始即采取求欧洲列强干涉,速行中止中日战争之政策,李鸿章屡求各国代表援助,且电训其驻欧洲各国之使臣,使直接哀求各驻在国之 *** ,中国 *** 不顾污辱自国之体面,一味向强国乞哀求怜,自开门户,以迎豺狼。”于是,日本加紧进攻以求速战速胜,而中国则在一次又一次的调停中丧失时间和机会,完全陷于被动挨打的境地。在大小几十次战役中,没能组织一次像样的抵抗,正如礼部侍郎志锐所说:“我愈退则彼愈进,我愈让则彼愈骄,彼则着着占先,我则面面受制。”不但外交上毫无进展,军事上也彻底失败,海陆军主力损失殆尽,最后只能投降求和。
清 *** 的主战派也看出了问题,光绪皇帝下谕旨说:“他国劝阻,亦徒托之空言,应预筹战守之计。”朝臣责备李鸿章,“观望迁延,寸筹莫展,一味因循玩误,险要之地,拱手让于外人”,说得当然很对,但也没有什么用处。李鸿章上边还有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还有军机处,还有慈禧老佛爷,都是主和派,而主战的光绪皇帝、翁同龢等没有任何实权,书生意气,空喊而已,拿不出实际的办法。到了军事上绝望的时候,他们也只能同意进行投降的求和。
日本(95)日军(47)旅顺(1)
大清海关总税务司赫德:孙中山从未谋面的对手
优质回答导读:尽管从未谋面,但赫德和他开创的海关帝国,不论是过去,现在,还是将来,都如影随形,始终是孙中山革命事业的关卡!
多年以后,孙中山在《建国方略》里回忆了这段沉痛往事。
“惨淡经营已过半载,筹备甚周,声势颇众。本可一击而生绝大之影响,乃以运械不慎,致海关搜获手枪六百余杆,事机乃泄,而吾党健将陆皓东殉焉。此为中国有史以来,为共和革命而牺牲者之第一人也。”
这里的“海关”,指的是粤海关。所描述的事件,是广州起义。被孙中山赞为“吾党健将”的陆皓东,是他心中永远的痛!
1894年甲午中日战事发生,孙中山“以时势可乘,赴檀香山,创立兴中会。……于乙未孟春抵香港,与陆皓东、郑士良、陈少白、黄咏商、杨衢云、谢缵泰诸人,策划进行,欲袭广州以为根据。”然而,这耗时半年、精心策划的第一次反清武装起义却一枪未发即遭镇压,功亏一篑!
乙未广州之役计划不可谓不详:香港会党乘夜轮到广州,埋伏在水上及附城的会党分路响应,约定以 *** 为旗、用红带缠臂作标志,于次日10月26日(重阳节)起事。
重阳节向有登高习俗,起义选在这天,是否有“登高一呼,应者云集”之意,已无从可考,但显然“双九”( 农历9月9日)也没有带来好彩头。这一天,各路人马都到达了广州,然而作为主力的香港队伍迟迟未到,等了几个小时,始得杨衢云发来的密电,说香港主力部队及军械不能按期到达,要推迟两天才到,原来的起义计划被全盘打乱。
孙中山考虑到误期可能导致消息泄露,于是立即用暗语复电杨“货不要来,以待后命”,并迅速与陈少白等先后离开广州。但此时起义消息已经泄露,清朝广州海关(粤海关)搜获了起义军偷运的左轮手枪600余支!两广总督谭钟麟接到密报调1000多名清兵回城防范,并四出搜捕革命党人,起义流产。
陆皓东本有机会逃生。他在撤离后,发现革命党人名单留在机关,便不顾个人安危和党人劝阻,毅然返回销毁,不幸被捕。在清廷大狱中,陆皓东受到严刑审问,“彼叱令使跪,其坚不屈膝。最后彼气急败坏,以钉插其手足,凿其牙齿,极尽严刑酷法之能事”,而终未能使之屈服。1895年11月7日,陆皓东被绑赴刑场,年轻的大好头颅就此落地。如果不是起义枪械被海关查获,又怎会手无寸铁,以致束手就擒?
作为孙中山的发小与忠实助手,陆、孙两人感情深厚,“饮食起居必与共焉。”陆皓东的英年早逝让孙中山有断手失足之感,痛彻肺腑,直到他的晚年,还念兹在兹,称誉他为“中国有史以来为共和革命牺牲者之第一人”。
陆皓东们的事泄并非运气不好。辛亥革命前,清廷通过海关 *** 革命,各地海关税务司利用自己的特殊地位,充当清 *** 的守门员。早已布下道道关卡,严阵以待,企图把“谋反”扼杀在襁褓之中。
“大清邮政官局”,这个国字号的邮政机构居然由海关办理。总税务司兼任总邮政司,各关税务司兼任邮政司。他们滥用职权扣留信件、起获情报,协助清 *** 逮捕从海外归来的革命党人,搜查革命党进口的军火。非但粤海关,其余九龙关、潮海关、琼海关、江门关、三水关,都接到清廷“切实查禁香港武器销售,以杜绝革命党人活动而遏其起事”的札文。黄花岗起义前夕,总税务司饬令各海关“认真稽查,无使私运军火入境。”起义被镇压后,粤海关税务司梅乐和(F.W.Maze)不仅将详细情报呈送总税务司以制定对策,还协助搜查出入境的革命党人。“以遏乱萌”,不舍昼夜。
镇压起义后,清 *** 把孙中山看作心腹大患,以1000两花银的重赏通缉。不到30岁的“匪首孙文”不得不放眼世界,开始流亡海外。按孙中山自述,自1895年以后“便环绕地球,周游列国,一面考察各国的政治得失和古今国势强弱的道理,一面做我的革命活动,约计每年绕地球一周,到武昌起义前,大概绕过了地球六七周”。
流亡生活尤其是刚刚出逃的日子充满惊险,绝没有自述文字那般轻描淡写。孙中山先是易装,“换上苦力的衣服,专走人多的地方,经顺德乘小船至香山的唐家湾。通知家人尽速逃离之后,转赴澳门、香港”。 接着辗转流亡日本和美国等地。
再是易容,他剪辫留须,化妆得自信满满,殊不知清廷密探一路跟踪,他人还没有到英国,但行程、船号甚至登陆地点,早就通过海底电缆,被清廷驻英公使馆了如指掌,于是他接下来的伦敦蒙难也就顺理成章。
1896年10月11日上午,孙中山去拜访他在香港西医书院读书时的老师康德黎(James Cantlie),被清公使馆的鹰犬诱骗劫持,立刻关进了公使馆三楼的一间密室。
诱捕孙中山后,公使馆根据清 *** 的密电,用7000英镑的高价租了一条两千吨的轮船,还造了一个大木箱,阴谋几天后以“遣送疯子”为名,把孙中山装在木箱内秘密押解回国处死。
其时清 *** 在英国本土并无引渡条约,加以孙中山身份特殊,英国外交部拒绝代行拘捕,此行动经过孙之业师康德黎博士向媒体及外交部披露后,旋即舆论哗然,掀起轩然 *** ,群众聚集千余人包围清使馆,在舆论压力下,清使馆不得不在10月23日释放孙中山。
孙中山终于从囚禁地走出,劫后余生的感觉真好。一向阴霾的伦敦街头阳光灿烂,许多英国人微笑着向他挥帽致意。英国社会各界全力帮助他转危为安的传奇经历,促使孙中山确信立 *** 治之优越。他在《致伦敦各报主笔函》中深有感触地说:“最近几天中所发生的实际行动,使我对充溢着英国的宽大的公德心和英国人民所崇尚的正义,确信无疑。我对立 *** 府和文明国民意义的认识和感受愈加坚定,促使我更积极地投身于我那可爱而受压迫之祖国地进步、教育和文明事业。”
显然,30岁的孙中山还太年轻,对这个老牌帝国的认识还停留在表面。
英国人营救孙中山,多半是出于法律和道义的缘故,并不意味着英国 *** 会冒与清 *** 对抗的风险去支持他的反清事业,因为英国在中国有着巨大的利益。我们不妨来听一下一个19岁就来华的英国人是怎样评价孙的伦敦奇遇。
“他在广州密谋与发动叛乱,并利用英国的领土(指香港)加害于一个友好的邻国,所以他完全不值得同情。他如果在中国被捕,很可能已被绞死、剖腹挖心和肢解。”
真不愧是一个中国通,十年后刽子手不正是用铁锤将睾丸砸碎,再活活剖开胸腔,从而将反清志士徐锡麟处死的吗?
这个60多岁,对大清律有着如此深刻理解的英国老头,就是梅乐和的舅舅,大清国的海关总税务司――赫德。
尽管从未谋面,但这个被孙中山称为“在中国最有影响的外国人”和他开创的海关帝国,不论是过去,现在,还是将来,都如影随形,始终是孙中山革命事业的关卡!
重发张捷15年前文章:甲午战争后的金融货币侵略
优质回答刚刚被网友翻出十年以前讲中日甲午战争之后的金融博弈的视频,这个问题我更早还写过相关的文章,现在把当年的文章再一次发布在这里,给大家看到更多的细节和论据。 这有助于大家理解世界真实的博弈,理解金融战的厉害。 此文最早发布于天涯,ID是:谁是谁非任评说,但天涯把我拉黑以后,大家就看不到此文了。
列强扶持日本与中国进行甲午战争,中国战败以后我们一般认为是日本发了横财,但是我们没有想到的是真正在背后暴赚的,是国际金融资本和世界列强,他们通过金融货币的侵略手段,谋取了超过我们想象的利益。
中国和日本签署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清朝向日本赔款两亿两和台湾岛,这些巨额赔款都是向英德法俄等国银行团借款偿付的,最后总计本息高达六亿两。具体情况为:清政府为了依照条约在三年内还清赔款,1895年7月,中国政府同俄法两国签定了《四厘借款合同》,即“俄法借款”,全部借款4亿法郎,年息四厘,分36年还清,折扣为94.125%。1896年3月,中国政府同英德两国签定借款合约,即“英德借款”,借款总额1600万英镑,年息五厘,分36年还清,九四折扣。1898年3月,中国政府再次同英德签定借款合约,即“续英德借款”,全部借款1600万英镑,八三折扣,年息四厘五,分45年还清。据计算,仅上述三笔借款给中国造成的可以估计的间接损失就达40471万两,同时这些借款还包括了苛刻的附加条件使中国的主权进一步的丧失,有关条件如下:
1. 偿还期45年内,中国政府不得加速偿还或提前一次还清,也不得变更偿还方式;
2. “此次借款未付还时,中国总理海关事物应照先进办理之法办理”(即海关税务司职位一直由英国人充任);
3. 借款担保的范围,除以关税外,还有货厘和盐厘,赫德就趁此机会要求中立衙门将有关的各厘局交由总税务司管辖,大大地扩大了总税务司的权力。
这些条件保障了利息的收取加强了对于中国收入的控制,是赔款近二倍的利息和附带利益都被国际金融资本获得,国际金融资本的得利超过了日本的战争财,而日本的战争所得,更多的是偿还了外债给国际资本和再次向列强采购军火,利益大部分还是流入了列强和大鳄的腰包。
而更大的利益就是随之展开的金融货币战争,威逼中国的白银进行贬值,列强与日本共谋,对于1895年4月从中国得到了2.3亿两的“甲午战争”赔款,强迫要求中国以英镑交付,从而使得中国必须抛售白银来换取英镑,两个都使用银子的国家,却要使用英镑支付,由此就可以看到列强的身影了。中国与列强协定税则在1843年初制定的时候和在1858年修改的时候,用以计算税率和据以缴纳关税的那种特殊银两——海关两,实际上对英镑是保持每两六先令八便士或是三两一镑的确定价值,这实际上是中国白银(库银)与英镑的一个固定汇率制,要知道中国外债的还款和担保都是海关关税。在日本战争赔款的挤兑下,这样的固定汇率制被打破了。根据1896年海关总税务司赫德曾向各国提出一个备忘录 指出“白银对英镑的兑价一直不断地贬低,以致目前,必须六至七两才能购得英币一镑。”此文献让我们看到的是中国的白银贬值到原来价值的一半,而列强们以海关两缴税又使得他们的纳税少了一半,是以海关两为核心的中国固定汇率制的实际破产。从三两白银兑换一英镑变成了六、七两白银兑换一英镑,这样的贬值是带有资源性质的贵金属货币对于依靠债券的纸币的贬值,与当今美元的贬值的效用是相反的,是我们白银外流、资源外流的加剧,而我们的白银外流造成更大的货币通缩,中国的经济发展被完全扼杀了。
如此巨大的贬值必然造成中国更大的损失, 立即发生的损失就是我们在马关条约以后向列强和金融资本的借款归还会有巨额汇兑损失,史称为磅损, 而国际金融资本对于黄金和白银的比价操纵,以及英镑的纸币兑换中国的实银,利益极其巨大。且不说这些间接金融利益,就贬值后海关的税收和我们的贸易损失就极大,中国海关在 赫德治下总税收不断增加,从1865年的830万两增加到1875年的1200万两,而1885年增加到1450万两。1887年洋货进口突破一亿海关两。到1894年,七年间已经迅速上升到1.62亿海关两。所有这些损失加起来,绝对不是什么2.3亿两白银,也不是带利息的6亿两白银,而是十几亿到几十亿两白银的损失。列强和国际金融资本是赚得钵满而归,因此我们看中国的近代史,不要总紧盯中国各次战败的赔款,所有赔款加起来也没有贪官和绅一个人的家产多,中国的损失在于金融和资源的流失,那个时候白银就是资源!
中国的资源流失才是中国逐步沦落成为生存艰难的贫穷国家的关键,这样的外流最主要的手段也不是军事,而是贸易、金融、货币,经济手段对于中国 历史 上的被掠夺是要超过军事手段的,我们不能总盯着军事和战争而忽略金融和货币。而这里西方列强的经济理论的先进是胜过西方军事武器的先进的,我们当时根本没有什么经济理论,而中国 历史 上的师法西方,更多是学习他们的生产技术、军事武器等等而不是经济理论,我们的传统儒学根本无法对抗西方的经济、金融理论,对于这些经济理论的影响我们也是没有深刻的认识,中国当年最早的留学生基本都是学技术的而不是学经济的,西方经济理论对于资源的深刻认识和资源重商主义,是给他们带来巨大经济利益的,而 历史 上这样的利益差别和经济侵略,中国现在还没有深刻认识,中国的 历史 学者懂得金融的没有什么人,否则那些特别爱论述中国失败是中外反动派联合绞杀的正统学者们是一定会把这一点写进 历史 教科书的。
中国的白银的贬值迫使中国贸易激增,主要是必需品的进口上,造成中国的严重入超。据统计,战前的十年内,中国每年平均进出口总额不过二亿二千六百多万海关两,其中进口额仅为一亿二千六百多万海关两,出口额也只有九千九百六十多万海关两。甲午战后据1898-1913年的统计,中国每年平均进出口总额就增加到六亿多海关两,出口额为二亿五千一百多万海关两。对于中国自给自足的农业 社会 的需求,要对外购买的基本上都是刚性需求,我们进口的是洋货、鸦片等刚需,进口量随着汇率的变化不会很大的,超过2亿海关两的进口贸易额增长,基本全部是白银贬值的效果,中国要满足自己的刚性需求每年平白无故的多支出了2亿多两的白银,而国外采购我们的产品,同样的钱可以多买一倍的东西,贰亿多的出口额又是可以多买你2亿的物资和资源,总共加起来是有4亿多两的,也就是每年二个马关条约赔款出来了,或者是每年一个辛丑条约赔款出来了,这相当是每个中国人每年1两白银,对于中国当时人均收入3两左右的 社会 而言,等于是税收率达到了33%,与清朝政府原来的5%相加,达到近40%,这里与政府税收不一样的是这些损失是肉烂在锅外,政府的税收即使是被腐败掉也是消耗在国内 社会 ,是肉烂在锅里还被中国人所得会转化为新财富,而资源外流则是财富转移到其他国家,年年如此的损失,很快就把中国的 历史 财富消耗殆尽,这样的损失才是比战争可怕得多的,把中国从世界第一的富国宝座上打了下来,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西方列强和金融资本扶持日本对于中国的战争,借助军事战争发起金融战争,他们金融货币战争从中国掠夺渔利的程度,中国领先世界千年所积累的财富是怎样的外流给西方,怎样的被列强所掠夺就可以想见了,要知道中国所有的战争赔款总额还赶不上当年和绅被抄家所得的9亿两白银的财富,以中国的 历史 财富积累光是战争赔款是赔不掉中国的经济基础的,金融和货币的资源掠夺才是问题的关键。所以日本对华的甲午战争是日本以军事力量为手段,列强和国际金融资本进行金融货币战争为实质的一场军事、金融、货币的总体战,中国输给的不仅仅是一个新兴的小国日本,而是其背后的强大的全球势力,以中国那时候的衰落,卷入一场这样的全球渔利的战争,结果是惨败应当是早已在庙算之中的了。
这里很多外国人给中国人洗脑,掩盖他们的金融货币的资源掠夺,说什么中国的白银贬值是由于在美洲发现了大量银矿,白银开采量激增所引发的,因此白银出现贬值是正常的,并且还拿出史料说中国流通的白银中有多少、多少的墨西哥鹰洋。但是我们也要看清问题的实质:中国的白银大量流入是在鸦片战争以前很多年,由于这些外银的流入,中国的物价确实比明朝物价要高很多,清朝的白银不如明朝的值钱,但是在鸦片战争开始前中国就是白银外流了,所以才有禁烟和鸦片战争,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的白银外流是加速的,直到同光中兴以后才有改变但是也与原来的外流量无法比的,因此中国的白银在清末总体上是净流出的,这样的白银外流怎么可能产生白银数量过多而贬值?墨西哥的鹰洋只是美洲对于中国的流入,没有计算中国向欧美的流出!更有一个大家都知道的情况需要考虑,那就是在美洲不仅仅是发现了大量白银,在美洲还发现了大量的黄金呢!比如旧金山、洛杉矶等地,而英镑的金本位制度是和黄金挂钩的,因此发现的黄金流入市场后也应当要英镑贬值啊!我们再从实际购买力上看一下这样的问题就更清楚了,中国的白银外流在中国国内造成的是通缩,具体表现是白银与铜钱的兑换价的严重失调,我们从1000文铜钱兑换一两银子贬值到2000文,最高的竟然达到3000多文铜钱才能兑换一两白银,白银在国内的购买力是急剧增加的,白银是对外贬值对内升值的,综合计算就有四倍的差距。白银的对内升值是最能够说明这样的贬值是“美洲发现的大量白银流入中国造成”的说法之荒谬。如果考虑白银的实际购买力变动的因素,本文前面说的西方通过金融货币战争每年从中国掠夺的4亿多两的白银的实际效用还要翻倍!如果以原来的白银价值衡量,实际上是拿走了价值原来白银8亿两的物资。西方让中国赔款都以白银来计算也是有目的的,因为白银无法如纸币那样金融衍生,中国的白银被大量外流以后,必然造成国内的通缩,他们再使用白银就可以换取更多的资源!而他们取得白银以后,就在国际市场上大量抛售,造成银价与英镑的更大的贬值,而中国没有金融系统和央行,也没有能力在国际市场上维持银价,这样中国在使用白银购买进口物资时就将不得不付出更大的代价,国内的通缩也更加严重,造成恶性循环。就如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几个月的时间就把东亚小龙20多年的发展成果席卷一空,而中国当年这样的掠夺是一直萦绕在清末的,时间之长让中国财富之鲜血流失殆尽。
在使用实银没有任何金融货币工具的情况下,外贸的失衡是极其可怕的,而以你的实银去对抗对方有纸币的成熟的金融系统,那将是更加可怕的事情,而甲午的战争就是让中国不得不这样的对抗,在鸦片战争是打开了中国物资贸易的海关大门,而甲午战争是打开了中国金融市场的大门,这是列强们最需要的,因为在中国也自己种植鸦片以后,鸦片进口大幅度减少,西方列强再一次发现中国要开始入超了,但是中国的资源、丝绸和茶叶却是列强的必需品,扭转这样的经济形势已经不是鸦片战争打开通商口岸让鸦片贸易合法化就可以解决的了,因此对于中国的金融货币战争就是列强掠夺所必须的了。清朝财政赤字的真正起点是甲午战争之后,1896年赤字高达1292万银两,1899年为1300万两。而在此之前中国的外债是很少的,胡雪岩的外债与马关条约后的借款是无法比的,马关条约以前中国是自给自足的没有外债的 社会 ,而马关条约以后中国背上沉重的外债包袱,中国在经济领域再没有可以设防的国界,中国以一国之力面对全世界列强的一致压榨,中国怎么能够不衰落,这样的衰落又怎么可能通过简单的内部维新来解决?中国的强大必须摸索自己的道路。
列强们对于在中国取得的白银,西方还直接到中国进行金银的套利活动,因为在西方是金银比价是1:20,中国是1:10左右,利益空间是巨大的。由于中国政府没有以黄金作为货币也没有黄金储备,黄金在中国更多的是饰品,而民间也没有远洋兑换金银的规模、实力和能力,这样的金银套利也基本上被西方的金融资本取得,因此与他们到世界各地,比如:印加,必须支付黄金的要求是不同的,他们要求中国支付白银而不是黄金,目的就是赚取金银差价,而中国政府由于征税等等都是白银也不愿意支付黄金,之间的套利就这样轻易的让国际金融资本赚取了。等到中国的黄金没有了套利的空间,列强们就又要中国变成黄金支付,列强以银价下跌为由在1905年7月2日,强迫清政府将按银价算的庚子赔款改为金货债务,并将已经用银偿付的赔款按金价折算,补偿了约8000000两。
在马关条约以后西方给中国的贷款是五厘的利率看似不高,但是这些利息是计算复利的,与我们今天的不计复利的贷款是非常不同的,而且你在还债的时候抽走国内的白银造成通缩,随着偿还的不断进行白银会越来越少,这样的通缩也会越来越严重,所以这样的利息不用纸币而是实银偿还并且贷款要流出经济体的时候,这样的巨额贷款与小额贷款有根本的不同,因为它会造成你的通缩,最后对于你的负担将是受到通缩的巨大影响远远的超过你所支付的利息,这比现在的房奴贷款后利息增加要严酷的多,这是一个越勒越紧的绞索,比中国本土分利的高利贷更加凶恶,这样的金融通缩的绞索中国的大臣们是根本想不到的。这样的白银通缩也与当今的纸币模式不同,纸币模式下巨额的贷款会造成流动性过剩而发生通胀的,通胀会抵消利息甚至造成实际的负利率,所以当今主要发达国家在争当债务国,在金属货币时代是债权国是爷爷,当然前提条件是你还要有保障债权的武力。
这样的金融攻击对于中国的影响 我们看一下当时中国流通的白银总量就知道了,根据贺力平的论文,1825年时中国货币用银存量应在6亿两到11亿两之间。1825 1840年间中国对外货物贸易总逆差即白银净外流的规模——约为4000万银两,此后中国的白银流出盒流入基本平衡(《鸦片贸易与白银外流关系之再检讨》贺力平 社会 科学战线2007年第1期)。因鸦片贸易而引起的货币用银减少约占当时中国货币用银存量的3.6%到6.7%之间只有4000万两的白银外流已经给中国造成巨大压力,而马关条约要给日本2.3亿两白银是怎么样的压力可想而知,随后的4.5亿两的赔款就更是灾难了,而对于和绅抄家的9亿两家财,更多的是古玩字画、产业地产的价值,白银只有不到3000万两;而在一次世界大战后各国本位货币破产白银大量流入中国后,1935年中国发行纸币,使用法币强制兑换银元(一块银元大约0.7两白银),整个中国也只得到14亿元。因此这样的赔款如果以实银计算,对于中国的金融体系是怎样的灾难和会造成如何的通缩就可以理解了,这样白银货币的减少在那时的货币体系下是无法弥补的,对于国民经济有怎样的影响也可以想见。而世界上当时的白银大部分都在中国,这样多的白银到世界市场,世界市场的白银贬值就可以想见了。
而西方获得的白银在中国套利成为黄金后成为了他们货币发行的储备,维持了金本位制度下的货币投放量的快速扩张,促进了西方的经济繁荣,而日本建立金本位制度,也是依靠了马关条约的赔款所得的英镑为担保而建立的。而中国在此之前基本上都是使用白银和铜这样的贵金属为货币,对于一个当时GDP世界第一的国家,这意味着多大的财富,而随着这样的外流,中国也成为末流国家,还有一个中国近代史不愿意公开提的事实,就是我们民国的国家财政收入,是远远低于清末的,即使是清末的税收率只有5%,朝廷的总收入也远远要高于民国很多年后的政府收入,而民国的税收率却是与世界接轨的甚至更高的,在此就可以看到中国实际衰落的程度,因此很多传宣家就一定要给晚清戴上一顶苛捐杂税无比严重的大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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