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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鹤滨儿子叫什么名字？

王鹤滨儿子叫什么名字？

答王骏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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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睿珽

王镇麒

王驰弛

王温桤

王思谦

王烨升

王剀希

王启立

毛主席的保健医生王鹤滨，生性耿直敢说真话，医术精湛，医德高尚

答王鹤滨生于1924年4月5日，河北白洋淀安新县刘李庄镇北冯村人。14岁高小毕业后就参加抗日工作，15岁就在安新县抗日政府秘书室当书记员。17岁进入晋察冀军区白求恩学校学习，18岁入党，19岁赴延安，进入延安医科大学学习，21岁就成为延安医科大学附属医院眼科医生。接着就被调入军委卫生部，同时兼任延安中央门诊部眼科医生。北平和平解放后，调任北京香山门诊部党支部书记、业余副主任。

王鹤滨的传奇人生是从1949年8月开始的，当年因工作需要，他被选中调入中南海，当了毛主席的保健医生兼生活秘书，当时他才24岁。24岁，对于现代的年轻人来说，就是个孩子，可王鹤滨已经有了10年的工作经验和阅历，能成为毛主席的保健医生，不仅需要精湛的业务，更要具备严苛的政审条件，经得起严格的审查。

王鹤滨艺术精湛，对工作极度认真负责，否则也不可能成为毛主席的保健医生。更难得的是，王鹤滨性格耿直，不趋炎附势，敢说真话实话，只唯实、不唯上，在那个“疯狂”的年代，这点是难能可贵的。王鹤滨刚入住中南海时，不但负责毛主席的医疗保健，还兼任少奇同志、周总理、朱老总和任弼时同志的保健医生，这份重担落在一个年仅24岁的年轻人身上，搁现在是无法想象的，但王鹤滨却出色的完成了任务，其医术、胆识和勇气都是值得称赞的。

任弼时同志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位逝世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当时他才46岁，是中央五大书记之一。弼时同志病重时，中央曾召集当时北京的名医，包括各个医院的专家、教授来为弼时同志检查治疗。做脑脊液检查时，从腰椎抽出来的脊髓含有大量的血液，证明弼时同志的脑出血非常严重，是典型的脑溢血。但专家组会诊后，没人说出真实的病情，都说一些安慰性的话，因为弼时同志的特殊身份，大家都怕说错了要承担政治责任。这时候，王鹤滨站了出来，大胆直白的表示：“任弼时书记的病情很严重，他的脑出血量很大，恐怕是不行了！”此言一出，震惊四座，专家们佩服的不是王鹤滨的医术怎么高明，是佩服他的勇气和胆量。后来的事实证明，王鹤滨说的完全正确，任弼时同志抢救无效而逝世。当时没有现在的高端医疗设备，无法准确的定位弼时同志的大脑中的出血点，如果是现在，也许做个开颅手术就能抢救过来。

王鹤滨性格耿直，不圆滑世故，一就是一，二就是二。一次，江青从轿车上下来，对一旁的王鹤滨“命令”道：“你帮我提一下箱子。”换别人早就屁颠屁颠的去做了，可王鹤滨脖子一耿，说：“我是毛主席的保健医生，又不是你的勤务兵，你自己拿吧。”说完就扬长而去，扔下江青一个人愣愣的站在那里发呆，她大概没有想到，一个“小小”的保健医生，竟敢拒绝她的要求。

还有一次，王鹤滨经中央批准，毛主席同意，去苏联留学深造。当他赶到北京火车站，马上就要进站上车时，中南海给车站打开紧急电话，毛主席要求王鹤滨不要出国了，马上返回中南海。如果换作是别人，肯定是立刻返回。没想到王鹤滨竟然不同意，他请车站的工作人员转告毛主席，说：“我是留学生团队的队长，我不去的话，对大家的影响很大，请转告毛主席，我已经走了！”然后他就上了火车走了，幸好毛主席没有追究此事，别人都惊愕王鹤滨的胆子真大，连毛主席都敢拒绝。但毛主席并没有追究此事，这也从侧面展现了毛主席宽广的胸怀。

更难得的是，王鹤滨没有架子，不管什么人找他看病，他都来者不拒。晚年离休后，他跑到偏远的农村做赤脚医生，为穷苦老百姓治病，他常常不收钱，免费看。后来又回到北京开了家诊所，几十年间，为无数患者解除了病痛。他还把十几年的行医经验和病例都记录了下来，整理成书，如《从肌肉来的疾病》，《受寒性肌——神经综合征的临床表现和诊断》等，他还自创疗法，经过自身试验，证实疗效。此外，王鹤滨还独创中药配方，用来治疗肺结核、冠心病、肿瘤、哮喘、痛风及类风湿等疑难杂症。

2008年9月11日，王鹤滨在家中无疾而终，走完了他传奇的一生，享年94岁。

生修堂医院的专家介绍

答生修堂中医院名誉院长。

王鹤滨 ，1924年4月5日出生在河北白洋淀安新县。

我国著名医学专家。原毛泽东主席的保健医生、生活秘书(中央办公厅任命)，同时兼任刘少奇、朱德、周恩来、任弼时的保健医生及中南海门诊部主任。并获苏联医学博士，研究员，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担任过公安部九局检验主任、核工业部安防卫生局局长、苏州医学院常务副院长等职。

王老根据自己多年临床经验的分析整理，独创了许多在临床上对某些特殊病症行之有效的中西医合璧的治疗方法。在国内外发表论文30余篇，出版《受寒性肌——神经综合征的临床表现与治疗》等专著9部。

此外，王鹤滨还著有《紫云轩的主人——我所接触的毛泽东》、《毛泽东的保健生活与养生之道》、《毛泽东的饮食与保健之生活饮食篇》、《毛泽东的饮食与保健之生活保健篇》等作品。 刘元禄国家级名中医、二级教授、主任医师、硕士、博士研究生导师。

毕业于辽宁中医药大学，从事中医骨伤科专业四十三年，兼任世界中医药联合会骨伤科分会常务理事、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新药评审专家、科技成果评审专家、辽宁省中医药学会常务理事及骨伤科分会主任委员。省、市医疗职称、医疗事故评审鉴定专家。曾多次应邀去俄罗斯、马来西亚、澳大利亚、泰国、韩国、日本、新加坡等国工作、讲学、考察。

擅长治疗骨科疑难杂症、颈腰椎病、骨关节病、痛风、骨与关节外伤、滑膜炎等。 曲生教授，男，吉林省名中医，长春名医，长春中医药大学客座教授，长春大学兼职教授，长春市中医院业务院长，主任医师，长春中医药大学硕士生导师，黑龙江中医药大学博士生导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长春有突出贡献的专家，时任中国中医药学会内科委员会委员，吉林省中医学会常务理事，

长春市中医学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内科专科委员会主任委员，长春市抗癌学会中医委员会主任委员，长春市人体气功研究会常务理事，长春市科协委员，国家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者，二、三、四批指导老师，曾荣获长春市劳动模范，长春市卫生系统白求恩式的卫生工作者，长春市卫生局优秀共产党员，拔尖人才，并连续十一年荣获长春市科协先进工作者。现任吉林省中医学会顾问，建国六十周年前夕曾获长春市卫生功勋奖，建党九十周年前夕，曾获吉林省卫生厅长春卫生局卫生忠诚奖。

曲生教授作为吉林省著名老中医，从医四十余年，在临床实践中对脾胃病、咳喘病、肺病、转氨酶升高的肝病、结节性红斑等治疗有独到之处，对急慢性肾炎、肾功能不全、冠心病、肝病、肝硬化、血小板减少性紫癜、再生障碍性贫血、各类风湿及妇女月经不调、痛经、经漏等病的治疗也都有良好的效果。 李延，1942年出生，1963年从医，现已50余年。曾任黑龙江中医药大学成人教育学院院长，黑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院长，主任医师，教授，硕士生导师，博士生导师，黑龙江省名中医，全国名中医 带徒老师

，并享受国务院政府津贴。

先后担任中华中医药学会医院管理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全国中医药学会副理事长，中华中西医结合学会肝病委员会委员，黑龙江省 中医药学会和中西医结合学会常务理事，黑龙江省中医药学会和中西医结合学会肝病委员会主任委员，黑龙江省成人教育学会理事长。

曾被评为全国卫生先进工作者，全国卫生行风建设先进工作者，黑龙江省防洪建设和防非典先进工作者，以及黑龙江省教书育人先进工作者。本人擅长中医内科疾病的治疗，精研祖国医学，学 术融汇中西医，古不乖时，今不同弊。重视临床，着眼实效，其五十年的医学生涯，积累了丰富经验。特别对许多危重疑难病的中医治疗，独具匠心，功效卓著。 张金良，男，主任医师，教授，黑龙江省著名中医肝胆病专家，全国名老中医带徒专家，从事中医内科医疗工作近50年，对于中医学基础理论及各家学说造诣精深，具有临床实践与理论教学的丰

富经验。专长于乙丙肝、肝硬化、肝癌等各种肝胆类疾病的中医药治疗。

现任中华中医肝胆协会委员，黑龙江省中医肝胆病专业委员会委员、黑龙江中西结合肝胆病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黑龙江中医药肝胆病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并于2008年8月10日，正式成立张金良肝胆病工作室，传承传统医学，造福广大肝胆病患者。 杨守范(主任医师，教授，黑龙江中医药大学硕士生导师)，1962年毕业于哈尔 滨医科大学。

医疗特色：中医医疗教学妇科科研50年，2001年荣获全国中西医结合贡献奖。

曾获奖课题：省政府颁发科技进步奖三项;省中药管理局科技进步奖

五项。

临床特色：妇科三绝

不孕症：由输卵管阻塞导致不孕症，采取输卵管“盆腔给药法”，并配合中药(口服中药和中药灌肠)。既疏通了阻塞的输卵管又使药达病所，治愈率达到83.3%。获得了省政府科技进步奖。

慢性盆腔炎、盆腔炎性粘连：采用中药口服灌肠和 微波治疗，治愈率达到90%。

外阴白斑：患者外阴瘙痒、萎缩、癌变，对患者身心健康摧残十分严重，属难治之症。采取外阴局部穴位封闭加上中药熏洗、上药，疗效显著。

同时根据多年医疗经验，对子宫内膜异位症、多囊卵巢综合症、围绝经期综合征、痛经、各种生殖器炎症、月经病(功能失调子宫出血、闭经、月经过少或淋漓不断等)、妊娠恶阻、胎动不安(先兆流产)、妊娠中毒症、产后各种并发症等，均有独特的治疗方法，并获得可喜疗效。 王富春，男，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长春中医药大学针灸推拿学院院长，吉林省名中医、吉林省管优秀专家，全国优秀教师，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重点学科针灸学科带头人，中国针灸学会针推结合专业委员会秘书长，吉林省针灸学会常务副会长，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重点学科带头人，吉林省重点学

科带头人，吉林省有突出贡献专家。目前主持国家973课题、国家自然资金项目、博士点基金项目、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课题等20余项，发表学术论文150余篇，主编出版学术著作100余部，获得省部级奖项20项，培养国内外博士、硕士研究生100余名。

王富春教授长期从事特定穴理论与临床应用研究，在全国率先提出了“合募配穴治疗六腑病”等特定穴配伍理论，总结出“镇静安神法”治疗失眠、“振阳针法”治疗阳痿、“调胱固摄法”治疗小儿遗尿、“补气化瘀法”治疗中风等独特的针灸治疗方法，独创“王氏穴贴疗法”，活络止痛贴、止咳平喘贴、导滞通便贴、暖宫贴、止泻贴等对咳嗽、哮喘、痛经、月经不调、高血脂、高血压、肥胖症、便秘、扭挫伤等症具有显著疗效。临床还擅长治疗颈肩腰腿痛、头痛、面瘫、中风后遗症及内科其他疑难杂症。

《东方红》在人民大会堂首次公演的时间是哪一年？

答《东方红》在人民大会堂首次公演的时间是1964年。

1949年10月1日，当毛主席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向全世界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的庄严时刻，奏响的背景音乐就是《东方红》。

1957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开始播放由编钟演奏的《东方红》。随着广播，该曲响彻在中国大地上传播。

1964年，《东方红》在人民大会堂首次公演。

1970年，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成功发射，该曲伴随着卫星升入太空。

《东方红》创作背景

1944年3月11日的《解放日报》在文章《移民歌手》中，全文披露了李增正编写的9段歌词，还将歌曲的9段歌词和所用《骑白马·挂洋枪》的曲谱（即《白马调》）全部发表在《解放日报》上，后来收进公木（署名张松如）与何其芳共同编注的《陕北民歌选》一书。

1992年，《火花》杂志第7期发表了一篇谷威撰写的《东方红词曲“原籍”新考》。该文最早提出：据刘炽同志考证，“移民模范李有源和他的侄儿李增正唱的6段《移民歌》是佳县一语文老师（指李锦旗）所作，曾任毛主席保健医生的王鹤滨老人认为，这么多年过去了，《东方红》从1944年初现，到1945年的定格与传唱，其间数易其词，客观地说应该算得上集体创作。

毛主席生日当天，得知胡乔木吐了一盆血，吩咐王鹤滨：快去看乔木

答新中国成立初期，百废待兴，经济建设、肃反、抗美援朝等事情堆积如山，毛泽东日理万机需秘书帮忙处理事务。

当时他的身边已经有了田家英和叶子龙等人，但他还是比较依赖 胡乔木 。

1939年4月，在五四运动迎来20周年之际，《中国青年》杂志在延安复刊，当时谁当主编，难以选择。

才华横溢的胡乔木刚刚回到延安不久，长期奋斗在宣传岗位上的他得到领导的重视，随后，27岁的胡乔木成为了这本杂志的掌门人。

既然是纪念五四运动，那就要以青年为题来办，，给读者写什么？成为了诸多难题。胡乔木刚刚回延安，灵光一现，给杂志社出了个题目： 我是怎么回到延安的？

宣传部的同志都非常佩服胡乔木这个思路，在当时的中国，外忧内患，那种打着“救国”旗号的思想急剧泛滥，作为中央青委的刊物，好好引导青年是重中之重。

有人开玩笑说，这样一来，就有了当年陈独秀主办《新青年》的味道了。

既然有了主题，那就要采访写作，胡乔木带领杂志社的同志对刚回到延安的很多青年进行了采访，并找到一大堆的素材。

随后，几个主笔开始了第一期的写作，胡乔木不仅是《中国青年》的领导者，他自己也在这份杂志上发表了一些文章。

这篇文章和其他文章不同，不仅深入分析了中国青年趋向马克思主义的深刻 历史 原因和现实意义，还明确指出阻碍青年发展的几个重要因素。

可以说面面俱到，有理有据，再加上流畅的文笔和深厚的文字功底，向来注重人才和文采的毛泽东对胡乔木赞赏有加。

据说毛泽东读了这篇文章后，连连称赞说： “这个胡乔木是个人才！” 这位日后毛泽东亲自点名胡乔木当自己的秘书做了铺垫。

1940年，延安的“安吴青”培训班改名为“毛泽东青年干部学校”，当时胡乔木出任教务长。

真正让胡乔木迎来曙光的是1941年，这年年初，胡乔木和妻子喜获爱女，这就是后来的胡木英。

2月的一天早上，王若飞来看望胡乔木，并给胡乔木带来了一个好消息，他说： “毛主席那里缺人手，需要一名秘书，要不你去吧。”

实际上王若飞是试探的意思，因为毛主席已经点名让胡乔木去了，胡乔木谦虚道：“我一直在宣传岗位上工作，去给毛主席当秘书可不是闹着玩的，我没有经验，也没当过秘书。”

听说是毛主席点将，胡乔木为之一惊，这不仅是毛主席对他的认可，更是对他的考验啊。

就这样，胡乔木带着激动而又如履薄冰的心情开始到毛主席身边当秘书， 这一干就是20多年。

那么，胡乔木究竟有何能力，难道一篇文章毛主席就能看出他的文笔？ 其实，这和胡乔木多年的积累有关，在毛主席发现他之前，他已经是党内的知名人士。

这为他成为“中央一支笔”打下了关键的基础。

清朝末年，在江苏盐城的张本村，一个年轻寡妇带着儿子胡启东艰难度日，在那个年代，胡家因为贫穷，是根本没有能力供养胡启东读书的，但幸运还是降临在这个家庭。

村里一个大户人家，找了个私塾先生给自己家的孩子当家教，但是这个孩子不听话，觉得无聊至极，所以想找到伴读的孩子。

正好胡启东和这个孩子年龄相仿，这个大户人家便邀请胡家寡妇带着胡启东到他们家，胡启东这才有了学习的机会，不仅如此，他十分争气，没多久就考中了秀才，胡家也便成为了书香世家。

胡启东 ，便是胡乔木的父亲。

1912年6月1日，胡乔木出生，胡启东给儿子起名胡鼎新，来自于成语革故鼎新，胡乔木是他后来起的笔名。

在胡启东的精心培养下，胡乔木从小就学习很好，在鞍湖小学毕业时，胡乔木就是全校第一，在当年那个年代，可以名列前茅，简直所向披靡。

随后，胡乔木进入中学读书，他第一次读到了陈独秀和瞿秋白等人的文章，从这个时候开始，胡乔木的思想就已经被激发。

尤其是大革命失败以后，胡乔木在高中选择了理科，但他十分喜欢诗词歌赋，他写的很多诗歌都被学校刊登，实际上此时已经体现出了胡乔木的文学天赋。

据胡乔木的同学乐怡然回忆，胡乔木上高中的时候十分喜欢看书，虽然一目十行，但过目不忘。他学习成绩好也是理所当然。

1929年，胡乔木的家乡发生了一场大旱，全年颗粒无收，家庭的重担压在了胡乔木的身上，随后校长为胡乔木伸出了援手，并告诉他，考一个好学校很重要。

在老师的建议下，18岁的胡乔木凭借优异的成绩考入了北京的 清华大学 ，从此走上了人生的巅峰时刻。

在当时的北京流传着一句话说： 北大老，师大穷，清华燕京可通融。

这句话说的是北京的丈母娘选女婿的标准，虽然带有一定的批判性，但这反映了当时北京这几所大学的地位。

胡乔木可以跻身清华，说明了他的学习能力，但是当时北京的气氛并不好，尤其是革命初期，各种势力相互排斥。

毛泽东和蒋介石在南方战斗，北京的学生一不留神就会被拘留，尽管如此，胡乔木还是多次组织学生举行抗议活动，并率先加入了共青团。

因为胡乔木学的是理科，再加上他对文学的偏爱，他和老师建议想学习 历史 ，所以老师根据他的才能，同意胡乔木转入了 历史 系。

但命运无常，由于个人前途，胡乔木1931年充分考虑了他的革命理想后，决定离开清华园，也就是说，胡乔木在清华的时光只有一年多。

随后，他被北平市委调去担任宣传部长一职，正式走上了革命道路，并在盐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于1935年到上海工作。

胡乔木到上海不久，就得知了红军快到陕北的好消息，胡乔木为之高兴，在上海大造声势，写了很多“打倒国民党”的文章，遭到国民党的逮捕。

当时他和著名作家冯雪峰联系密切，冯雪峰虽然对胡乔木并不熟悉，但还是建议他到延安，因为此时有一大批的作家都奔赴延安，比如丁玲等人。

胡乔木在毛主席身边工作长达20年之久，他的贡献有哪些，从建国前后，可以清晰地看到胡乔木的贡献和能力。

因为胡乔木来到毛主席身边时，正面临一些重大事件，首先是重庆谈判，然后是迁往西柏坡，再是去北平。

在重庆谈判期间，面对国民党黑云压城的气势，发表一些有见地的社论就显得十分重要，胡乔木对此写了很多不错的文章。

胡乔木在文章中说， 如果蒋介石永远这样，中国就永远会内战，民主不能靠独裁者，应该靠人民争取。

现在我们要实事求回答两个问题，第一，经过这种独裁的统一，中国究竟能不能达到民主，第二，经过这种独裁的方法，中国能否统一？

毛泽东在读完胡乔木的文章后，非常满意，给胡乔木做了简单修改后，马上指示这篇文章在《解放日报》全文刊登，这不仅让胡乔木声名大噪，也让国民党统治闻风丧胆。

随后，从1945年到1948年到西柏坡期间，胡乔木在工作上已经非常的成熟了，政治上也是一名高级干部了。

在从延安撤离前，胡乔木有了一个新的职务，和新华社有关，当时新华社的一部分跟随廖承志去了太行山，剩下的迁至西柏坡，胡乔木临危受命，成为了 新华社总编辑。

这个职位对毛主席来说相当重要，因为作为党内重要的公开媒体，任何人发表文章都要经过胡乔木的审阅，但毛主席之所以把这么重要的岗位交给胡乔木，也是对胡乔木文笔和工作能力的信任。

在西柏坡期间，算是胡乔木的高光时刻，他的一些有分量的文章大多都是在这个时间写的，比如《屠夫，奴才和白痴》《假和平和真和平》等。

胡乔木的这些文章，通过红色电波传到了全中国，蒋介石每天必听的广播就是新华社，胡乔木成为了和蒋介石身边的文胆陈布雷较量的关键人物。

也就是在这时候，中央领导周恩来和刘少奇也多次夸赞胡乔木，毛主席更是说： “靠乔木，有饭吃。” 虽然是一句玩笑，可见他在毛主席心中的地位。

新中国成立前夕，很多工作掺杂在一起十分的繁重，胡乔木在重要岗位上不敢松懈，一连数日不休息写稿子，毛主席十分心疼，专门写信安慰。

1949年6月，毛主席给胡乔木写了一封工作汇总，在信的最后写道：

工作繁重，都堆在你的身上，请你注意偷空休息睡觉，你写好后，我帮你修改，你可以节省若干精力。

一代领袖对秘书的关心殷殷切切，胡乔木读信后备受感动。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宣布成立，也就是这一天，胡乔木被任命为新闻总署署长，中央人民政府发言人，从秘书变成了“新闻首脑”，这是胡乔木在毛主席身边工作以来，从来没有想过的。

但胡乔木因为繁重的工作，再加上多年的劳疾，身体状况已经有了明显的不适，毛主席虽写信安慰，但重要的文件还是让胡乔木来起草。

新中国成立后，毛主席身边的秘书其实并不少，叶子龙和田家英等完全可以帮助胡乔木一些，但毛主席有什么事情主要都交给胡乔木。

第一，胡乔木跟随毛主席做秘书工作时间较长，一些问题不用过多交代，而且写文章也言简意赅，不用费心。

第二，胡乔木担任重要职责，一些文件省了中间多个人审阅的环节，新中国成立初期事情很多，这也是毛主席重用胡乔木的原因。

但一件事把毛主席也吓了一跳。

1950年12月26日 这天，本来是毛主席的生日，大家高高兴兴的，胡乔木突然病倒了，而且吐了一盆子血，被紧紧送到了医院抢救。

原来胡乔木因为过度劳累，加上饮食不规律，患上了严重的胃溃疡，而且到了胃穿孔的地步。

胡乔木白天是新闻总署署长，中宣部副部长，晚上又是毛主席的秘书，因为毛主席晚上工作白天睡觉，这样一来病情就来的很突然。

北京医院院长周泽沼亲自主刀，胡乔木的胃被切除了一大半，算是做了一次大手术。

毛主席得知胡乔木病倒了，马上对医院吩咐，胡乔木每天的病状要及时上报，做手术那天，毛主席因为担心胡乔木一直没有休息，叫来他的保健医生王鹤滨： “王医生，你快去代我看看乔木去，他病的很重，在北京医院。”

王鹤滨因为和胡乔木不熟，多问了几句，毛主席眼睛红红的说： “他是一个大好人啊。”

因为事发突然，周总理也专门去叮嘱医院，一定要对胡乔木尽力医治。作为一个秘书，可以得到中央领导人如此关心，也是人生的幸福。

从那以后，胡乔木的工作逐渐减少，长期活跃在毛主席身边的秘书成了田家英，但胡乔木还是兢兢业业地工作，一直到1961年。

1961年5月，中央在北京召开会议，胡乔木作为主要文件起草人，理应到会，但他心有余而力不足。

他的女儿胡木英回忆： “爸爸当时神经衰弱已经到了无法拿起笔的地步，不得已放弃了一些工作。”

3个月后，胡乔木终于下决心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表示病情严重，希望请个长假休息，毛主席回复了同意，并特地嘱咐：

就这样，胡乔木虽然名义上还是毛主席的秘书，但其实已经离开了工作岗位，主要在家休养为主，期间和毛主席写一些信，交流诗词等。

但他还是因为病情严重，再也没有担任重要岗位，在5年的时间，只和毛主席见过两三次面，从1966年开始，胡乔木闭门闲居，力不从心。

1967年五一劳动节，毛主席坐车回中南海，正好路过北京一个巷子，突然想起来这是胡乔木的家，马上让司机停车，他要去看望胡乔木。

毛主席在北京的一个巷子里出现，吸引了众多群众围观，在那个年代，可以近距离见上毛主席一面，是多么幸福的事情。

由于并不知道胡乔木的门牌号，张耀祠只能凭借感觉敲门，结果没有找到胡乔木的家，原来胡乔木当时一直开的北门，东门从来没有开过。

所以很多人都知道了，毛主席去看望胡乔木，结果竟然是“没开门”，第二天警卫员又来到胡乔木家里，胡乔木这才知道，毛主席昨天来过。

警卫员告诉胡乔木，毛主席今天还要来看望。结果等了一天，毛主席因为有事没有来，只是捎话说： “我心到了。”

胡乔木没有失望，听到这句话十分高兴，也十分想念毛主席，他希望去中南海看望毛主席，并写了一封信。

然后，命运不幸的是，胡乔木的愿望一直没有实现，在此后近十年的时间内，和毛主席朝夕相处20年的胡乔木再也没有见上毛主席一面。

那次毛主席去他家里看望他没有见到人，这是胡乔木一生的遗憾。

毛主席逝世后，胡乔木在邓小平的推荐下，先后担任中国 社会 科学院院长，中共中央副秘书长和党史研究室主任等职位。

1992年9月28日，胡乔木在北京病逝，终年81岁。

胡乔木的一生无疑是幸运的，他跟随毛主席期间，有巅峰，也有低谷，在他晚年那些日子，他一直忘不了毛主席。

他多次告诫女儿： 要永远记住毛主席的恩情，学习毛主席的精神。

为什么说古代诗人喜欢借菊花明志，以花传情？

答菊花，在古代写作“鞠”，菊花身资为低头鞠躬式，在古代食其米，把米“鞠”起来，花朵十分紧凑，叫菊花。菊花是我国传统名花之一，古书记载菊花的“苗可以菜，花可以药，囊可以枕，酿可以饮，所以高人隐士篱落畦圃之间，不可一日无此花也”。菊花有延年益寿的药用功能，名寿客、傅延年；因菊花在农历九月开放，又名九华、九花、秋菊；菊花美丽而名的女茎、帝女花；古代菊花品种单一，只开黄花，因此又称为“黄花”、“金蕊”。菊花原产于我国，是世界菊花的起源中心。中国栽培菊花具有3000多年的栽培历史，早在古籍《礼记》中就有“季秋之月，菊有黄花”的记载。汉代以将菊花作为药用植物栽培，晋魏时期已大量栽培，以后逐步发展为观赏花卉。宋代是菊花发展的鼎盛时期，宋代刘蒙泉所著的《菊谱》收有菊花品种163个，这是我国最早的菊花专著。明代王象晋所著的《群芳谱》收录菊花品种270多个。菊花品种繁多，曾有人总结出选择菊花的四字诀：光、生、奇、品等四字，大意是：“光”意为花要哗然鲜艳自开至落色不变色，“生”意为枝茎挺秀始终不垂，“奇” 意为花瓣色泽风采矫然出众，“品”意为标新立异的风格自有一种天然的神韵。历来被视为孤标亮节、高雅做霜的象征，代表着名士的斯文与友情。菊花千姿百态的花朵，傲霜斗雪、独立寒秋、不畏严寒的性格使人倍加喜爱。深受中国古代文人的喜欢，多有诗文加以赞美。南宋时期每年在宫廷中举行菊花赛会，晚上点燃菊花灯。宋代民间花市就有“扎菊”，在一年一度的菊花会上，展览名菊、饮酒赏菊、写诗颂菊。三国时期，司马昭重要谋士钟会赞菊有五种美德：“园花高悬，谁天极也。纯黄不杂，后土色也。早植晚发，君子德也。冒霜吐颖，象贞质也。杯中体轻，神仙食也”。战国时期的爱国诗人屈原著《楚辞·离骚》中有“朝有木兰之坠露，夕餐秋菊之落英”的诗句，象征坚贞不屈的意志和坚定顽强的斗争精神。后世咏菊时遂用“餐英”为典故，隐寓高洁之意。朝饮木兰之坠露兮，早晨我饮木兰上的露滴，夕餐秋菊之落英。晚上我用菊花残瓣充饥。苟余情其信姱以练要兮，只要我的情感坚贞不移。表明诗人的清高气节，花开时不食用是表明诗人对花草的爱惜之情，要等到花老去时才肯食用。其含意是：木兰仰上而生本无坠露而有坠露，秋菊就枝而陨本无落英而有落英，事物本来不变的性质而变，屈原本不应流放在楚泽间而被流放，这就不奇怪了。故汉代贾谊过湘作赋吊屈原有“镆铘为钝”语。意思是说，屈原像把锋利的宝剑，但在那黑暗的时代，也只是把钝剑。古人都爱在自已处于逆境时，以托物的反意作比喻。伟大的诗人屈原以他饱蘸情感的笔触和起伏跌宕的胸怀，倾述了对祖国的满腔热爱和对人民艰难困苦的无限同情。诗人用“饮木兰之坠露”和“餐秋菊之落英”来比喻和形容白己纯洁的灵魂和刚直的秉性。在这里，木兰和秋菊是最纯洁、最美好的象征。不仅如此、诗人在《离骚》中运用了—系列花卉、芳草来比喻高洁的情操，可以说是将花卉与文学的结合推向了—个空前的高度。歌颂美善与高洁，鄙视丑恶与污浊，用芳草香花比喻真善美，以恶木臭草比喻假恶丑，表现了诗人崇尚高洁、鄙视流俗的性格。他在诗中揭露统治集团的污浊，表示虽遭排挤、打击而决不同流合污，表现了自己坚持操守、宁死不屈的高洁品格和斗争精神。与此同时，许多文人雅士、骚人墨客也纷纷起而效仿、开始借花咏物，赞花抒怀，这种风尚直至秦汉。m几千年以后，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影迹，如一些著名人物的姓名或笔名即取自《离骚》；周信芳（已故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胡绳（已故著名理论家）分别取自《离骚》中的“信芳、胡绳”，是鲜花和香草的称谓，并且在诗中都是美好情操和品性的象征。由此可从另一个侧面看到花在当时人们心中的地位。“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诗句，曾被毛泽东巧妙地引用在进餐时。那是1949年的一个晚上，毛泽东的保健医生王鹤滨被叫到中南海紫云轩，陪毛泽东吃饭。王鹤滨走进餐厅一看，餐桌中间放着一个火锅，火锅旁的蔬菜当中，有一碟白菊花瓣，格外引人注目。可令他想不到的是，这菊花何以开在餐桌上？菊花瓣也能吃吗？这时，毛泽东走了进来，看到王鹤滨用疑问的目光盯着碟里的菊花瓣，幽默地对他说：“王医生，吃吃看，我们不赏花了，来吃花吧！”不吃不知道，一吃挺奇妙。王鹤滨用筷子夹起菊花瓣，在翻滚的火锅汤里一蘸，花立刻软了下来，汤滚花鲜，入口之后，虽略有一丝药味，却抵挡不住清香软嫩的诱惑，感觉很好，便习惯性地点了点头。毛泽东见状，笑了笑，说：“王医生，怎么样？还可以吧！咱们的老祖宗很早以前就知道吃菊花了。”说罢，他也夹起菊花瓣，伸向火锅，然后放在嘴里细细地品味……毛泽东接着说：你知道屈原吧，他就是“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看来，那个时候吃菊花算是清贫之举了。咱们也来个清贫之举吧，来一个“夕餐秋菊之落英”。东晋田园诗人陶渊明的著名咏菊诗《饮酒》（其五）：“结庐在人镜，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诗的大意是，在居住人多的地方却无车马的声音，心静就意识不到周围喧闹气氛的干扰，采菊东篱，悠然自得，偶尔抬头望去，南山遥遥在目，斜阳给峰恋洒上一层淡黄的颜色，飞鸟结群成队归巢，这种自然意趣，真是难以用语言表达，诗人借此忘情于世事。诗歌的主旨展示诗人运用魏晋玄学 “得意忘象”之说领悟“真意”的思维过程，富于理趣。然而，它不是枯燥乏味的哲理演绎。诗中写了悠然自得的情，也写了幽美淡远的景，在情景交融的境界中含蓄着万物各得其所、委运任化的哲理；这哲理又被诗人提炼、浓缩到 “心远地自偏、此中有真意”等警句，给读者以理性的启示，整首诗的韵调也更显得隽秀深长。这首诗的意境可分两层，前四句为一层，写诗人摆脱尘俗烦扰后的感受，表现了诗人鄙弃官场，不与统治者同流合污的思想感情。后六句为一层，写南山的美好晚景和诗人从中获得的无限乐趣。表现了诗人热爱田园生活的真情和高洁人格。宋代朱熹说：“晋宋人物，虽曰尚清高，然个个要官职，这边一面清谈，那边一面招权纳货。陶渊明真个能不要，此所以高于晋宋人物。”这首诗正刻画了诗的不同流俗的精神风貌。他不象一般隐士那样标榜超尘出世，而是“结庐在人境”；他置身“人境”，却能做到“无车马喧”，不染世俗之事。原因何在？诗人意味深长地说：“心远地自偏”。心静，境自静。无求名求利之心，即使身居闹市，也宛如在山。这深刻的道理被诗人平淡地说出，亲切感人。诗歌巧妙地运用了象征手法。“鸟倦飞而知还”，那只在晚照中翩然归来的鸟和那个悠然见山的人，心神契合，仿佛都在这幽静的山林中找到了自己的归宿。陶渊明的《饮酒》组诗共有20首，这组诗并不是酒后遣兴之作，而是诗人借酒为题，写出对现实的不满和对田园生活的喜爱，是为了在当时十分险恶的环境下借醉酒来逃避迫害。他在《饮酒》第二十首中写道“但恨多谬误，君当恕罪人”，其用心的良苦。这里选的是其中的第五首。这首诗以情为主，融情入景，写出了诗人归隐田园后生活悠闲自得的心境。 唐代著名诗人元稹《菊花》诗：“秋丛绕舍似陶家，遍绕篱边日渐斜。不是花中偏爱菊，此花开尽更无花。”此诗大意是说，宅院周围遍植菊花，浓香随风飘满家舍，似爱菊的陶渊明家。篱笆边的菊花在夕阳照耀下，金辉耀眼，不是偏菊花，因为菊花不畏严寒，迎风傲雪。菊花在一年当中开花最晚，菊花开过大自然中已无鲜花开放。菊花，不象牡丹那样富丽，也没有兰花那样名贵，但作为傲霜之花，它一直受人偏爱。有人赞美它坚强的品格，有人欣赏它高洁的气质，而元稹的这首咏菊诗，则别出新意地道出了他爱菊的原因。咏菊，一般要说说菊花的可爱。但诗人既没列举“金钩挂月”之类的形容词，也未描绘争芳斗艳的景象。而是用了一个比喻——“秋丝绕舍似陶家”。一丛丛菊花围绕着房屋开放，好似到了陶渊明的家。秋丛，即丛丛的秋菊。东晋陶渊明最爱菊，家中遍植菊花。“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饮酒》，是名句。这里将植菊的地方比作“陶家”，秋菊满院盛开的景象便不难想象。如此美好的菊景怎能不令人陶醉？故诗人“遍绕篱边日渐斜”，完全被眼前的菊花所吸引，专心致志地绕篱观赏，以至于太阳西斜都不知道。“遍绕、日斜”，把诗人赏菊入迷，留连忘返的情景真切地表现出来，渲染了爱菊的气氛。三、四两句说明喜爱菊花的原因：“不是花中偏爱菊，此花开尽更无花”。菊花在百花之中是最后凋谢的，一旦菊花谢尽，便无花景可赏，人们爱花之情自然都集中到菊花上来。因此，作为后凋者，它得天独厚地受人珍爱。诗人从菊花在四季中谢得最晚这一自然现象，引出深微的道理，回答了爱菊的原因，表达了诗人的爱菊之情。这其中也含有对菊花历尽风霜而后凋的坚贞品格的赞美。这首诗从咏菊这一平常的题材，发掘出不平常的诗意，给人以新的启发，显得新颖自然，不落俗套。在写作上，笔法也很巧妙。前两句写赏菊的实景，渲染爱菊的气氛作为铺垫；第三句是过渡，笔锋一顿，迭宕有致，最后吟出生花妙句，进一步开拓美的境界，增强了这首小诗的艺术感染力。菊花在中国古典诗歌中的出现，最早可溯到战国时期，楚国大诗人屈原的名作《离骚》中即有“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之句。虽然此诗中菊花还只是点缀物，不属于真正意义上的咏菊诗，但却成为后世浩如烟海的咏菊诗词的滥觞。魏晋时期，咏物文学达到了一个高度繁荣的阶段，纯粹的咏菊韵文也开始出现了，如成公绥的《菊颂》、郭璞的《菊赞》、袁山松的《咏菊》等作品，或描写外形、或赞叹妙用、或颂扬品质，都是对菊花的集中表现。东晋大诗人陶渊明在《饮酒》等诗中对菊花的吟咏，更是在后世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唐宋时期是咏菊诗词创作的高峰，几乎所有著名诗人、词人都曾创作过吟咏菊花的作品，表现特点也大多由重外形描写而转趋于重内涵发掘，使菊花的历史文化意蕴得到逐步定型、强化。元明清时期直至当代，咏菊诗词的创作一直保持了较为旺盛的局面，在沿承传统咏菊主题的同时，也出现了不少较有新意的作品。综观中国历代的咏菊诗词，思想内容丰富，艺术表现手法多种多样。有的着重描写菊花雅致的姿容、颜色；有的则着重表现菊花独有的内在气韵。有的直抒胸臆，述说作者对菊花的喜爱之情；有的则采取比兴寄托的表现方式，通过菊花，以隐曲幽微的笔触表达内心的复杂情愫。咏菊诗词的内容虽具有广泛性、多元性的特点：把菊花开放于秋冬时节的自然属性人格化，赞颂其孤傲、顽强、坚贞等优秀品质。深秋初冬之时，天气转寒，西风萧瑟、草木凋零、万物肃杀。生命力的消失、时光的流逝，容易使人产生悲凉之感、忧戚之叹。而此时应节而开的菊花，却绽放出多彩的姿容，散发着热烈的气息，与周围的寒肃世界、与那些开放于春夏的俗艳之花产生了强烈对比，让人们不禁钦佩于菊花的生命力之顽强、精神之可贵。这一品质往往成为诗人们吟咏菊花的立足点、出发点，正如唐代诗人元稹诗中所写的那样：“不是花中偏爱菊，此花开尽更无花”《菊花》。菊花与隐逸文化的密切关系。菊花被称为“花中隐士”，主要归功于晋代著名隐士、田园诗人陶渊明的爱菊、咏菊。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归隐田园、适情足志，以追求性情的本真，成为后世文人心目中的隐士典范。他酷爱菊花，也写了不少咏菊名篇。“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泛此忘忧物，远我遗世情”等名句，堪当咏菊诗中的经典。如果说陶渊明之前的咏菊文学还大多停留在对菊花外形、功用的描述，那么从陶渊明开始，咏菊文学就渐渐转向了对菊花内在品质的赞美歌颂。菊花傲然不俗、坚贞不屈的品性，与传统文人理想人格中的清高淡泊、固守穷节等品质相契合，成为一种隐逸文化的固定象征，菊花也成了隐逸者即花中隐士，以菊比德、以菊喻志，以菊抒情等方面体现出它的审美价值。中国人视花有灵有情。随着科学文化的进步与发展，丢弄了那些封建迷信和宗教色彩，而用充满热爱自然，热爱生活，憧憬美好幸福未来的情感于花。借以讴歌社会和人生中的真，善、美，形成了特有的审美观。表现在用花，赞花和赏花的着眼点上，中目人既重花卉外形之美，也重花的兴谢枯荣的内在之美，更喜追求由观花而得的心灵感受的韵味之趣，以达到赏心悦目的快感。说明中国人赞花、赏花的目的是双重的既要求有装饰美化的实用效果，又要求有畅神达意的精神享受。从中得到启示，激励以及情操的陶冶，无论以何种形式表现花的美，注重形式与内涵的统一和谐之美，与传统文化艺术一样，要求以形传神，形神兼备。赏花的表达方式上，喜欢直接客观的描，诉，咏，唱、观等方式，更喜欢借花明志，以花传情的表现主观的感受之情，常将花寓以多种吉祥美好的象征意义，使花人格化甚至神化，采用比兴寄托的手法，通过联想而意会深远的意义。“诗言志”是我国古代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诗歌的优良传统，古代咏菊诗数量虽多,但真正扎根在读者心灵深处的,还是那些"“托物言志”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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