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纳西比战役的英国内战（English Civil War）背景英国内战（英文：-{English Civil War}-），是1642年至1651年在英国议会派与保皇派之间发生的一系列武装冲突及政治斗争；英国辉格党称之为清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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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西比战役的英国内战（English Civil War）背景

纳西比战役的英国内战（English Civil War）背景

英国内战（英文：-{English Civil War}-），是1642年至1651年在英国议会派与保皇派之间发生的一系列武装冲突及政治斗争；英国辉格党称之为清教徒革命（英文：-{Puritan Revolution}-），马克思主义史观称之为英国资产阶级革命（-{English Bourgeois Revolution}-）。在内战中，以克伦威尔等人为代表的革命领导人创建了新型的军队，并在实战中创造了一套新的战略战术，在欧洲军事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他对于英国和整个欧洲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历史学家一般将革命开始的1640年作为世界近代史的开端。 长期议会召开后，议会处死了国王的宠臣斯特拉福伯爵温特沃思；通过《三年法令》，规定议会应定期召集，不经议会同意不得将其解散；废除了皇室法庭。经过多次的斗争，查理一世无计可施，于1642年1月离开伦敦到英国北部约克郡。8月间在诺丁汉升起王家军旗，宣布讨伐国会，挑起了内战。

在1645年6月纳斯比战役中，克伦威尔领导的国会军队战胜了国王的军队，取得决定性的胜利。1646年6月又攻克国王的大本营牛津。第一次内战以议会的胜利而结束，国王也成了议会的阶下囚。 1648年春，南威尔士、肯特、埃赛克斯等地王党暴动，并与苏格兰军队同盟，发动了第二次内战。克伦威尔在8月的普勒斯顿战役中击溃苏格兰军队，并将苏格兰并入英国，第二次内战结束。

内战结束后，1648年12月军队第二次开进伦敦，占领了议会，将长老会派议员清洗出去，余下议员约200余人。此后，长期议会就称为残余议会。这个议会设立审判查理一世的最高法庭。[英历[1648年]]1月30日，最高法庭判决“查理·斯图亚特作为暴君、叛徒、杀人犯及国家的敌人，应该被斩首”，查理一世被当众处决。随后，议会又先后通过取消上院和废除君主制的决议。5月19日正式宣布英国为“没有国王和上院”的共和国和自由邦（英格兰联邦）。

1653年4月20日，克伦威尔解散了残余的长期议会，另组小议会（贝尔邦议会）。因其中部分激进的议员不断提出改革要求，小议会又被迫解散 。接着克伦威尔于1653年12月16日被宣布为护国公，共和制被推翻，建立了护国公制/护国政体（英格兰联邦-护国公时期）。

克伦威尔入侵爱尔兰有何影响有哪些？

掠夺爱尔兰给英国革命带来的后果

克伦威尔蹂躏爱尔兰，特别是掠夺爱尔兰土地的毒辣用心，不仅仅在于瓜分战利品，而且是为了铲除天主教势力，巩固英国的统治，叫爱尔兰人永远俯首贴耳地当奴隶。他依仗暴力和恐怖手段，在一个时期内似乎达到了目的。但是，从长远看，掠夺爱尔兰给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却带来了严重后果。

由于掠夺爱尔兰，英国大批银行家、工业家、高利贷者、大商人、官吏、乡绅和军官变成了爱尔兰的大地主。一个英国的“在外地主阶层”从此产生了。它固然巩固和扩大了英国在爱尔兰统治的经济基础，但是随着这批人的社会经济地位的改变，他们不但在爱尔兰，而且在英国都成了反动势力的支柱。他们之中的许多人，地在爱尔兰，人在英格兰或苏格兰，依靠残酷剥削爱尔兰的小佃农或向他们抽取高额地租来发财致富。这样，他们和以前敌对的、旧的封建地主阵营就有了共同点，彼此有了妥协的条件。他们的财产时刻感受到爱尔兰人民的威胁，为了确保既得利益，便自然倾向于建立军事独裁，以便随时镇压人民起义。

其次，原来革命的军队，在这次掠夺性的战争中严重地蜕化了，成为反动势力的工具。军队中的士兵虽然在瓜分土地的强盗事业中所得较少，毕竟也分得一杯羹。军队中的民主思想影响，由于平等派士兵的五月起义失败，已经大为削弱，以后则丧失殆尽。追逐战利品和发财致富的掠夺分子、民族主义分子的思想占了上风。一支曾经为反对暴政而斗争的革命军队，现在变成扼杀另一个民族的独立和生存的刽子手。

在这种情况下，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军事独裁政权。终于，1653年12月26日，“众望所归”的克伦威尔被宣布为英格兰、苏格兰和爱尔兰共和国的终身护国主，兼陆海军总司令。克伦威尔至此已俨然是一幅拿破仑的形象了。

然而，事情还没有就此止步。这股势力还促使1660年斯图亚特王朝的复辟。查理二世甚至把埋在墓中的克伦威尔的尸首也挖了出来，以泄其恨。

最后，新的政治重心总算确立，这就是资产阶级盛赞的“光荣革命”的实现。在这次革命中，资产阶级和土地贵族达成妥协，建立了英国的君主立宪政体。从此以后，共和政体在英国历史上不复出现。

马克思指出：“克伦威尔通过征服爱尔兰而推翻了英格兰共和国。”①这是极为深刻的论断。

对于克伦威尔远征爱尔兰，直到今天也还有人作另一种评价。就是：这是粉碎封建势力复辟，巩固英国资产阶级共和国的积极措施;或者说，与镇压爱尔兰人民起义比较起来，这是克伦威尔更为主导的一面。

不能用夸大复辟的威胁或者用抽象的推论来代替严酷的历史现实。一百多年前，当有人说：“爱尔兰是英国的万第”②时，恩格斯就驳斥说：“爱尔兰是天主教的，新教的英格兰是共和的，因此爱尔兰是英国的万第。但毕竟有一个小小的区别：法国革命要把土地交给人民，而英国的共和政治则要在爱尔兰把土地从人民手中夺走。”③恩格斯在愤怒地抨击英国“冒险家”瓜分爱尔兰土地的反动政策后，讽刺地说：“如果居民起来反对如此乐善好施的计划，那他们就是万第派!”④

英国征服爱尔兰后，就把爱尔兰变为自己的农业附属国，变成榨取低廉食品和原料的供应基地，并且力图同化爱尔兰人。但是，几个世纪过去了，英国虽然使威尔士人、苏格兰人安于它的统治，却始终制服不了爱尔兰人。不管是用残酷的恐怖政策还是采取最卑鄙的收买手段，爱尔兰人始终不屈不挠地坚持自己的独立要求。惩治天主教徒的措施不过是为渊驱鱼，不但没有削弱天主教势力，反而加强了天主教在爱尔兰人民中间的影响和力量。爱尔兰人不但没有被英国人同化，相反，一些与爱尔兰人通婚的英格兰人的后裔，只几代就变得比爱尔兰人还爱尔兰化，并且加入了反对英国的行列。

十九世纪中叶，一个英国作家在评论克伦威尔征服爱尔兰时说得好：“看来，因为英格兰人认为上帝犯了一个错误，把爱尔兰这样一个好地方赐给了爱尔兰人，所以英格兰人力图纠正这个错误已有700年之久了。”现在，又一个百年过去了，英格兰人达到自己的目的没有呢没有。不但没有，而且在爱尔兰人民的坚决斗争下，他们不得不在1949年承认爱尔兰共和国的独立，但是却拒绝归还北部六郡。这样，实现南北统一就成为爱尔兰人民继续奋斗的崇高目标，而英国历届内阁为解决“北爱尔兰问题”都大伤其脑筋。

英国统治阶级至今仍在啃着克伦威尔留下的那个苦果。一个奴役别的民族的民族是不会得到自由的!

英国三邦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样的？

简单地说，所谓英伦三岛，是指英格兰、苏格兰、威尔士，它们三个同在大不列颠岛上，旁边还有个爱尔兰岛。历史上本来是四个国家，后来英格兰崛起，先吞掉威尔士，后来资产阶级革命时克伦威尔又搞掉苏格兰，之后又进占爱尔兰。日后爱尔兰独立，不过英国佬占着北方六郡不走，称为北爱尔兰。

现在英国全称是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就包括英格兰，苏格兰，威尔士，北爱尔兰，以及其他一些殖民地。

英格兰人由于是征服者，所以自视甚高，而另外三个地方的人就看不惯，尤其以苏格兰为甚（北爱就不用说了，AK都来了）。因为苏格兰历史悠久程度并不亚于英格兰，而历史上两国之间由于战争、民族地区政策等有着相当纠结的问题，所以苏格兰人一直不服英格兰人。在一些文学作品中可以窥得一斑，譬如儒勒凡尔纳的《格兰特船长的儿女》中的格利菲斯爵士等人，就是传统的苏格兰人，不屑与英格兰人相提并论。

其他方面，譬如足球，由于现代足球起源于英国，所以他们被国际足联赋予了特权，可以分地区组队，即英格兰队，苏格兰队，威尔士队，北爱尔兰队，例如吉格斯就终生效力威尔士，即便无法在国际一流舞台上现身也不肯去英格兰队。

建议可以看一看影片《勇敢的心》，该片是讲述苏格兰人反抗英格兰的。

克伦威尔主要历史贡献

托马斯·克伦威尔(1485—1540)是英国近代社会转型时期杰出的政治家，英王亨利八世的首席国务大臣。16世纪30年代，他全面主持英国政府事务。在他的影响和操纵下，英国推行宗教改革，进行“政府革命”。他既解决了中古西欧持久难决的教俗权力之争，建立起国家的外部主权，又加强了中心集权，确立了国王在疆域内的最高权威。他众多而经久的行政改革为“治理他着手缔造的新国家提供了整套机构。他在这一方面也和其他多方面一样，证实他既富于远见卓识，也善于具体操作，这里他再次充分显示了一位富有建设性的政治家的风度，是罕见其匹的”[1](P184)。克伦威尔所倡导的改革，代表了新贵族和新兴资产阶级的利益。他努力排除外力干涉来建立具有独立主权的新型君主制国家，并为英国确立了一套行政机构，奠定了英国政治的基础。因此，克伦威尔在英国向近代国家过渡中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一、克伦威尔推动英国民族主权国家的建立

中世纪的英国严格意义上讲只是一个地理概念，还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国家。国家的外部主权因受罗马教廷的干涉而不完整；国家内部主权因封建贵族拥有独立的经济权、军事权以及司法权，而不能正常运行；国王对封建贵族只有“宗主权”，而没有“主权”，国王的权力无法在贵族的领地执行，况且有些边境地区和威尔士仍然独立于国家权力之外。国家政务和王室家政没有严格区分。宗教改革为英国民族国家的产生带来契机。16世纪30年代，克伦威尔主政后敏锐地熟悉这一点。克伦威尔借着国家的权力，依靠议会的支持，以宗教改革为突破口，巧妙地把国王的个人动机融入到民族国家的整体利益当中[2](P100)，颁布一系列法案，打破了教皇对世俗国家的控制，建立起国家的外部主权。1533年克伦威尔主持下，国会通过了“上诉法案”。法案明确公布“本英格兰为一主权国家”，“国王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能够对包括僧侣和俗界在内的所有人的一切行为进行审判”，“在国王之下的僧侣和世俗人组成政治社会，各安闲宗教领域和世俗领域享有司法行政权，不受任何来自帝国之外势力的干涉”[3](P353)。“上诉法案”的公布，不仅从法律上堵塞了罗马教廷通过司法诉讼案件干涉英国事务的渠道，而且在事实上造成了与罗马的决裂，切断了英国同罗马教廷外部联系的纽带，确立了国家在其领土范围之内的独立主权。同时，克伦威尔重新调整了国家与教会的关系，把教会的司法权和征税权也转移到了国家手中。1532年3月，克伦威尔代表国会下院草拟了《反教区主教请愿书》，谴责了教会独立的司法权力，主张废除与国王的法律精神相违反的现存所有教会法[3](P333—335)。1534年，国会通过“教士顺从法”，把宗教案件的最后裁决权转移到世俗人手中[4](P183)。1534年国会通过的“至尊法案”公布，国王是“英国教会的最高首脑”，“他和他的后嗣应当被视作为安立甘教的英国教会在尘世唯一领袖”[3](P364)，拥有处理宗教事务的全权。同年颁布的“叛逆法”，规定严惩那些蓄意侵犯国王的尊严与权威者，从而以法律的形式强化了国王在王国内的政治权威。同年，“教士首年薪俸法”付诸实施，剥夺了罗马教廷对英国的征税权。1536年和1540年，国会又两次颁布封闭修道院、没收修道院财产的法令，摧毁了“教皇政治最后的避风港”[5](P295)。1540年，国会还颁布法令，取消教会的避难权，教堂圣所不再是王室权威和法律的严重障碍。这样，宗教改革后，教会作为独立的统治机构不复存在，教士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影响大为削弱，其活动范围则逐渐退回到宗教领域。假如说宗教改革建立了国家的外部主权和对教会的权威，那么，16世纪30年代克伦威尔政府对特许地和边境地区实行的政策，就在疆域之内确立了国王的最高权威。16世纪30年代，都铎政府采取一系列有效措施，消除地方的离心因素，打击地方的割据势力。1536年，托马斯·克伦威尔起草了一项关于特许地和自由区的法令，明确规定只有国王才拥有对叛逆罪、谋反罪免予追究的权力，王国内任何地方的司法裁判权只能由国王授予，郡和自治领的伯爵，必须以国王的名义行事[1](P175—176)。该项法令颁布实施后，除极少数例外，几乎所有特许地的封建特权都被取消，德拉姆郡的独立状态亦结束。整个英国第一次无条件地听命于威斯敏斯特的统一调度。只有到这时，国王的权力才真正达到了封建贵族的领地之内，中世纪国王的“宗主权”才最后变成了统一的政治权力，即“国家主权”。1536年，克伦威尔政府出兵镇压以“神恩巡礼”为名的北方地区地方势力的骚乱，没收了诺森们兰公爵的全部领地，处决了参与叛乱的诺福克公爵。1537年夏，在北方设立了由中心直接控制的常设机构——北方委员会，取代了爱德华四世以来统治北方的临时委员会，管辖北方五郡[1](P176—178)，有效地削弱了北方分裂势力，保证了中心对北方强有力的控制。从此，北方在中世纪游离于中心政府之外的分裂历史结束了，普通法和司法制度引入了北方，北方真正成为英格兰王国的有机组成部分。政府对威尔士的政策也获得了成功。1534年政府发布一项法令，将边境内所有杀人案和叛逆罪的审判权移交到在边境上设立的英格兰法庭。1536年的一项法令规定，威尔士和切斯特应与英格兰一样设置四季法庭和治安法官。紧接着，国会又通过合并令，取消威尔士和边境地区的界线，把威尔士公国并入英国，废除边境上的领地，将其中一部分并入原有的威尔士和英格兰的郡，其余地区则划为五个新郡。新建郡和自治城市得到24位国会议席[1](P172—175)。大约从1539年开始，来自威尔士各郡和自治城市的代表已经坐在威斯敏斯特的国会大厅内共商国是了。1540年，克伦威尔死后，国王加强中心集权，国家对内确立最高主权的政策仍继续推行。克伦威尔政府的这些行动，体现了“国家权威在疆域之内排斥任何其它权威”[6](P20)的现代原则，扫除了中心政府对地方有效统治的障碍，刷新了地方与中心的关系，从而构成了现代意义上统一国家的有机整体，从根本上结束了中世纪封建国家的分散离心倾向。

二、克伦威尔的政府制度改革奠定了英国近代政治的基础

亨利八世时，旧的王室管家机构已经无法适应社会变化形势的需要，由此，16世纪30年代，克伦威尔对国家机构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更新与改造，被埃尔顿教授称为“都铎政府革命”。首先，建立脱离宫廷的政府机构枢密院，推动了国家向制度化行为模式的演变。早在中世纪，英国就存在着国王的枢密委员会，其职能随着不同国王的个性变化不很确定，或为咨询，或为行政，有时二者兼而有之。亨利七世时，整顿了枢密委员会，使之兼有咨询和行政两种职能，参与国家重大问题的决策。此时枢密委员会还不是常设机构，也没有固定成员，枢密官人数众多。据统计，在亨利七世25年的统治期内，有183人参加过枢密会议，最多的一次出席者达40多人[7](P28)，不但不便召集开会，而且被旧的教俗贵族充斥[8](P5)。这种庞大松散的局面，影响了政府的办事效率。克伦威尔的前任渥尔塞曾试图改变这种状况，但这次改革未能成功，不过它却为克伦威尔重新组织枢密院、最终使它成为一种制度奠定了基础[9](P84—85)。1534—1536年克伦威尔着手促使枢密会议从松散的大议会中独立出来，并使其规范化。他首先重建枢密会议的核心即由部分成员组成的常务顾问班子，不断增强其权力，并把它置于自己的操纵之下[8](P250)。议会的首脑本为国王，但克伦威尔成为实际上的仲裁者。克伦威尔以首席国务秘书的身份拟定枢密会议的具体议程，对议会草案进行修改和审批，并藉此控制枢密会议[8](P316)。克伦威尔还设立了一个治理名册和会议记录的官员，使枢密会议进一步程式化，规范化[8](P349)。至此，枢密院成为独立于王室管家机构之外、具有稳定结构和工作程序的政府行政机构。枢密院的19名成员，全是国家的重要官吏，具有非凡才干和专门特长，把握着国家或王室的重要部门[8](P321)。枢密院成员的数额，同后来正式的枢密院成员相同。枢密院定期开会，作为一个整体治理国家事务。这表明此时克伦威尔已经基本上建立起枢密会议[8](P319)。克伦威尔的这项改革使枢密院成为独立于国王宫廷之外，治理国家公务的常设性行政机构，使国家向着制度化范式转变。其次，提高国务秘书的地位，扩大其职权范围。国务秘书原是宫廷中低微的职务，担任国务秘书的人一般都是没有贵族爵位的人[4](P292)。1533年克伦威尔接替伽狄纳主教担任国务秘书。他利用伽狄纳离职之机接近国王，并把握各部门的大权，使国务秘书一职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克伦威尔首先夺取了掌玺大臣的权力。克伦威尔当政时期，简化政府办公手续，削弱掌玺大臣的权力，由国务秘书经管各种印玺，负责文件的签发[8](P339)。以后国王的各种印章在政府公务中都不起实际作用了。在印玺处由国务秘书经管后，印玺处的机构脱离了国王内廷，不再由国王控制，逐渐成为国家机构的一部分。这些印玺不再是国王的私人印玺，第一次为国家政府所有。以后御鉴处代替了御玺处成为行政中心，由作为国务秘书的克伦威尔亲自主持。克伦威尔的这些改革措施提高了政府的办事效率，扩大了国务秘书的职权，使政府机构更具官僚制度化。1539年，国务秘书地位已相当显赫，有一项法令，已把秘书与大法官、财政大臣这样的重要官吏相提并论。克伦威尔不仅建立起首席秘书与政府部门的联系，将它们置于自己的领导之下，还通过与枢密院的关系，对枢密院下设办事机构的具体领导，把自己变成了事实上的枢密院首脑、国王的首席行政大臣。再次，改革国家财政制度。克伦威尔主持的财政改革是政府改革中最重要的方面之一。财政改革是由宗教改革引起的。16世纪初期，亨利八世由于穷兵黩武，铺张浪费，以及外交活动需大笔款项，王室入不敷出，经常性的收入不能满足他的需要。于是王室不得不寻求获得财源的新方式与新策略。这也是宗教改革和国家机构变革的动因之一。克伦威尔把握政府要职后，进行了财政改革。改革之前都铎王室的收入基本上由国库、国王特权总稽查与兰开斯特公爵领地三个部门治理。这种多元、混乱的方式一直统治着王室财政治理。宗教改革开始后，由于没收教会地产，财政收入大规模增加。戏剧般增加的巨额收入使原来的财政机制已不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于是亨利八世责成具有丰富理财经验的改革派领导人托马斯·克伦威尔进行财政改革。克伦威尔借助国会通过一系列法案，将教会的财产和收入转入王室手中。克伦威尔通过国会法令成立六个平行的税收机构和普通监察法院(主管亨利七世和渥尔塞时期所获土地的收入)，打破了内廷的一统局面。法案具体规定了这些税收机构的目的、职能、人员和规章。除国库仍保持以往的治理方式外，其他各财政法院都赋予了近代化的财政治理体制，设立具有高度办事效率的财政大臣，根据其权力把握现金，直接审查账目，并进行预算，平衡收支，拥有国家印章，有着规定的各种专职人员与权限、账目与结账手续，并有一套专门的从中心到地方的税收机构。改革后的财政部门成为秩序良好、分工明确的常设行政机构，并在政府行政机构与王室管家机构的分离中率先得到独立发展。克伦威尔推行的财政机构改革促使英国朝着有系统有效率的近代国家财政治理制度迈出了关键的一步。克伦威尔建立了相对稳定的税收制度。1534年，他整顿财政，从国会获得十五分之一税、什一税和补助金的保证。同年，实施“教士首年薪俸法”，把原来流入教廷的定期收入截留给国家财政。此外又对英国境内的教士薪俸征收1/10的所得税，这些收入与国家关税收入一起，构筑了都铎国家制度化税收的基础。最后，提高议会下院的地位，促进下院的发展。都铎王朝以前，议会已存在二百余年，它主要是一个批准征税和审理重大司法案件的非常设机构，由教俗贵族组成的上院为主体，而由骑士和城市代表组成的下院则居于从属地位。宗教改革后，议会本身发生了重大变化。克伦威尔控制“宗教改革议会”。他控制议会的最有效方式是以国务秘书的身份拟定议会的具体议程，并亲自审批议会草案的副稿。同时他还通过收买、赞助各地头面人物，以及暗示、下达指令等方式，确保国王所内定的候选人当选和政府的动议顺利通过。因此，有人认为他是整个都铎时代“最积极主动的议会选举操纵人”，是“该国第一个议会政治家”。他控制议会的方式为16、17世纪的国务秘书沿用。下院地位的提高主要表现在上院立法能力的削弱和下院立法能力的增强。克伦威尔借助宗教改革的有利形势，敦促“宗教改革议会”开创了政府议案必须首先提交下院审议的先例，致使上院保持了多年的立法优势地位一去不返，从此政府议案大多由下院创议。到了玛丽时期，由上院创议的议案已经降至议案总数的1/4。及至伊丽莎白在位晚期，上院提案已不到议会提案总数的1/5[1](P172—175)。在立法问题上，下院成为国王的合作者，给予国王以巨大支持，使许多法案得以顺利通过，同时，下院从国王那获得许多权力。下院作为国家机构的组成部分得到承认。当然，国王的权力不是绝对的，克伦威尔并不是让亨利八世成为一个独裁者，而是要使国王在议会中享有最高权力。由于克伦威尔解散修道院，修道院长从上院消失，因而僧侣贵族保守势力被削弱；同时慑于王权的强大，“世俗贵族在议会活动中变得相当温顺随和，绝大多数情况下总能主动配合政府”。相反，乡绅和新兴资产阶级的经济实力大为增强，政治地位日益提高，他们成为城市或地方的代表，进入下院，逐渐成为下院的核心。这些都有利于下院地位的加强。之后，下院取代上院成为议会的主体，国王在议会中行使最高权力，英国议会正向着现代化的方向发展。

克伦威尔在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主要事迹，他的功和过

1599年4月25日 - 1658年9月3日），英国军政领袖，曾推翻英皇，并转英国为共和制联邦，出任英格兰、苏格兰与爱尔兰护国公。

新模范军（New Model Army）在英国内战中击败了保皇党，而克隆威尔是新模范军的指挥官之一。1649年查理一世被处决后，克隆威尔开始统治短命的英格兰联邦，征服了苏格兰与爱尔兰，并在1653年至1658年间出任护国公。

克隆威尔，中层士绅出身，在不惑之年前无太大举动。他与兄弟亨利（Henry）一起打理鸡舍羊栏，靠贩卖鸡蛋羊毛维生。他的生活与普通农民无异，直到他继承了一位叔父的遗产。当时宗教变革运动正盛，克隆威尔也受此影响，成为了清教徒。作为一个统治者，他的内政积极、外政有效，尽可能地塑造了英国的未来。但他的联邦也随他的死灭亡，而皇室在1660年复辟。他是一个虔诚的清教徒，深信神指引了他的胜利。他从未表明自己的宗教立场，但他强烈赞成容忍各种新教教派。[1]

1628年，他在肯丁顿竞选国会议员胜出，又分别在短期国会与长期国会中代表剑桥。在英国内战中，他支持圆颅党，并成为了党内重要军事领袖。外号“老铁骑军”的他，很快地由一支骑兵部队的指挥官提拔为总司令。1649年，他与其他领袖一起，作出处死查理一世的决定。他同时是Rump国会的成员，在1649年至1650年间被派往征服爱尔兰。在1650年至1651年间，他又率领军队入侵苏格兰。1653年4月20日，他用武力解散Rump国会，建立了一个短命的，成员由他点选的国会残缺国会（Barebones Parliament），并从1653年12月16日起为英格兰、威尔士、苏格兰与爱尔兰的护国公。他死后被葬于威斯敏斯特修道院。在皇朝复辟后，他的尸体被挖出，作公开展示。

克隆威尔是英国历史中最具争议性的人物之一。一些历史学家，如大卫·休谟、克里斯托弗·希尔（Christopher Hill）指责他是“大逆不道”的。[2][3]另一边厢，一些学者视他为英雄，如托马斯·卡莱尔（Thomas Carlyle）、塞缪尔·罗森·加德纳（Samuel Rawson Gardiner）。在2002年由BBC发起的投票最伟大的100名英国人中，克隆威尔名列第十。[4]他在苏格兰、爱尔兰残害天主教徒的行为被批评是种族灭绝的或近乎种族灭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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