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足球盘:香港足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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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住在香港的地下通道里
• 2、香港光复前、后
• 3、三合会是什么？

住在香港的地下通道里

最佳答案"

香港跑马地赛马场，位于香港岛中心位置，每到赛马日，赛马场上进行着一场场赌马狂欢。视角翻转，赛马场地下则是另一翻景象。这里住着一群来自全球各地的流浪汉，他们在此搭建屋棚，将生活摊开在地下通道。

10月27，香港赛马日。傍晚，一辆辆载着名贵马匹的箱式货车，陆续开往香港跑马地赛马场，准备迎接夜晚持续四个小时的赌马狂欢。

跑马地赛马场是香港第一个赛马场，位列全球最先进的赛马场之一，可容纳35000名观众同时观看比赛。它位于香港岛的中心位置，又名快活谷马场，马场包围在高楼大厦之中，夜色璀璨，景色迷人，是很多当地人夜晚观看马赛的首选。

场内骏马奔腾，英姿飒爽，场外万人喝彩，声势响彻夜空。然而，赛马场下方则上演着另一番“人生戏码”。来自全球各地的流浪者，聚集在这个大概150米长的地下道里，他们安家在此，生活被折叠在这个繁华都市的狭长空间。

图 | 马场地道入口

无论跑马场内多么喧哗，声音都能被地下道上方厚重的水泥天花板隔绝，仿佛是互不干扰两重世界。

地下道打头的一户是娜琳家，她是泰国人，家有“开放式客厅”。一个陈旧而干净的蓝色沙发，一张白色矮方桌，一把折叠椅，它们紧贴着地道西侧墙壁依次摆放。最令人瞩目的是，白色矮方桌上有只花瓶，里面插着新鲜的玫瑰花。

图 | 娜琳家开放式客厅

“开放式客厅”对面立着一台冰箱，因为没有外接电源，一直没法用，成了装饰品。客厅隔壁，是一个用木板围成约3平方米的“小院子”，爱干净的娜琳特意安了一扇30公分高的小铁门，在门口铺一块布当作地垫，进院要脱鞋。

与地下道里的其他流浪者相比，娜琳生活最讲究，家当最为齐全，布置也最亮眼。每每有人经过，都会忍不住多看两眼。她不像是在流浪，而是在认真生活。

初次见到娜琳，她正坐在沙发上乘凉，看上去五十岁左右，身穿咖啡色短袖上衣，白色短裤，露出又黑又细的腿。看我走进地下道，娜琳向我微笑，眼角的鱼尾纹略显沧桑，她用带口音的粤语和我打招呼。

我夸她绿植养得好，家里很干净，真会过日子。她回：“我经常打扫，不希望影响到路过这里的行人。”

八年前，娜琳带着儿子从泰国来到香港谋生。她做过按摩师和保洁员，因为收入不稳定，付不起每月四五千的超高房租，母子俩早早成了“马场地道”的住户。一年前因为新冠肺炎疫情，她任职的酒店几乎没了生意，老板大裁员，娜琳失业了。

香港作为国际大都市，包容性很强，但竞争压力也很大。她每天都去找工作，因为年龄大，没什么学历，广东话说得不太流利，英语也很一般，于是一次次吃闭门羹。她儿子20出头，同样没有固定工作。我见过他一次，戴副眼镜，斯斯文文的，骑着一辆山地车在地下道里穿行。

目前母子二人的生活来源，一部分要依靠慈善机构。香港有很多慈善机构，大多是宗教组织设立的，也有私人创办的，慈善机构用筹募来的资金建流浪者之家，但位置有限。所以他们经常定期到流浪者聚集点，派发食物和生活用品。

失业后的娜琳依然在地下道里积极生活。她每天会长时间待在地下道，为儿子准备一日三餐。她身后一米高的柜子里，整齐码放着果汁、咖啡和调料，还有五颜六色的干面条团。炉灶和炒锅架在长桌上，她常常用锅煮面条，再炒个青豆火腿肠。

图 | 娜琳家的炉灶和炒锅

这些食物有的是慈善机构免费派发的，有的是她儿子打零工挣钱买的。

住在娜琳旁边的邻居很神秘，我从未见过她。她用白色纸板圈了个院子，黑色蕾丝内衣晾晒在院子里，每次经过那里，我总在想，内衣会不会诱发流浪汉侵犯主人。但娜琳告诉我，这种担心是多余的。

生活地下道里人，他们互不打扰，也互不关心他人。这不算冷漠，他们为了应对自己的生活，就已经花光所有力气。

“至少生活在这里很自由。”白发苍苍的印度老婆婆对我说，她走路略微弓腰驼背，说英语丝毫不带印度口音。她一边把五六个盛满水的塑料桶摆放整齐，一边告诉我，这是她从跑马地外的公共卫生间里接来的水。虽然只有几百米的路程，来来回回好几趟，她看上去已精疲力尽。

印度婆婆在香港生活了几十年，已经忘记哪年来的，也不愿透露此前的经历，又是怎么成为流浪者的。在地下道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秘密，如果对方第一次不愿说，那就永远不可能知道。

印度西部是10月底过印度新年，共持续5天。白天，来自印度、巴基斯坦、摩洛哥等地的单身男子，会到距离地下道50米的印度锡克庙吃免费的餐食。锡克庙的免费餐食所有人都可以吃。夜晚，他们到锡克庙参加庆祝活动，载歌载舞。结束后，他们回到地下道，撑开各自的旅行帐篷，钻进去睡觉。

那天我碰见印度婆婆，祝她新年快乐。她笑着说，有钱天天是新年，没钱新年和自己也无关。那几天锡克庙举办活动，印度婆婆一次也没参加。

几年前，我从内地来香港工作，赛马场地下道是我每天上下班的必经之地。不赛马的时候，跑马场是个运动场，可以跑步，踢足球场，打曲棍球。下了班，我常途径地下道，到跑马场上跑步，因此经常会与住在这里的流浪者们交流。

“马场地道”的设计初心，是为了在喧闹的赛马日分流观众，并不是为了行人通行。除了每周三的赛马日，平时少有行人路过。这恰好为流浪者提供了在此安营扎寨的有利条件，此地常年居住着不同国籍的流浪者，是香港露宿圈中小有名气的“联合国村”。

图 | 马场地道一角

这里并非是个无人监管的安乐窝。香港警察会不定时到访此地，抽查流浪者的身份证明，证件合法且没有窝藏违禁品，就可以继续居住。前提是，要自觉靠西侧安家，面积大约占据地道的三分之二，剩下三分之一约有一米二宽，足够行人通过。

每逢酷暑、冬天或是台风天，特区政府都会开放社区中心，让流浪者留宿。但一年中这样的日子为数不多，他们去过几次便不愿再去，仿佛地下道才是他们长久的归宿。而且一旦离开，他们的领地很可能会被其他流浪者占领。

“公园地道”紧邻“马场地道”，与其平行。比起“马场地道”，它行人太多，而且长度相对较短，很少有流浪汉在这住。越南仔是唯一常年盘踞在此的流浪汉。

10月13日，台风“圆规”逼近广东沿海一带，香港天文台挂出代表风力第二大的8号风球，全港停工停学。户外狂风暴雨，地道内也淅淅沥沥“下”着小雨。雨水滴落在越南仔的床垫旁，他毫不在意，依旧坐在床垫上，目视过往行人。

2020年以前，越南仔“物料丰厚”，家当有沙发、床垫、锅碗瓢盆和鞋架，他喜欢用衣架把十来件衣服和毛巾挂起来。去年年初，越南仔消失了很长一段时间，但他的衣服和家当依然在。不明所以的行人和志愿者，在他床铺上摆了口罩，送他崭新的棉被，甚至还有盒饭。

然而越南仔迟迟未现身。时间久了，他的家当每天都在减少，鞋架和衣服不翼而飞，炊具和餐具也不见了踪影。有一天他突然出现，脑袋上包扎着绷带，而他的家当只剩沙发和床垫。

没人知道他消失的这段时间经历了什么，除了陈老伯。“他是被印度人揍了”，年过七旬的陈老伯神秘兮兮地告诉我。陈老伯是缅甸人，生活以规律和节俭著称。一年多以前，陈老伯从位于上水的北区公园，搬到25公里外的马场地道生活，每天早晨5起床，晚上8点睡觉。

图 | 陈老伯

跑马地一带物价偏高，剪发、自助洗衣房等都相对较贵。于是，陈伯每天用八达通老年卡花两块钱坐公交车，到25公里外的上水北区公园。他在那里洗漱、做饭、洗衣服，做好饭再带回马场地道吃。

上水北区公园属于新界地区，靠近深圳，但无他容身之地。他骨子里认为，马场地道才是他的家，“因为这里白天可以睡觉，没人管”。不睡觉时，他常捧着书看，从佛经到禅学，吸引过往行人的目光。这些书大部分是宗教团体免费送的，有时他也看免费派发的报纸。

陈伯生于缅甸，儿时父亲离家出走，他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青年时他辗转于昆明和瑞丽，曾在昆明蹲过监牢，1974年他回到缅甸寻找父亲，又因偷渡被关进仰光的监狱。1988年被释放后，他回到昆明短暂工作了几年，1991年来到香港，靠打零工生活，直到无法做任何体力工作。

老人家强调，他谈过两个女朋友，都是原来在超市工作时候的同事。“为啥分手？”“她们嫌弃我流浪街头。”他从不考虑自己的养老问题，目前他的生活并不算特别贫困，每月能领3800块生果金过活，花销大概在1500块，还能存点钱。

“地道里会有人偷钱吗？”“钱在银行，偷不走，我前两天新买的鞋子倒是被人偷走了。”

有时，陈伯的话天马行空。我问他是否担心新冠疫情，有没有打疫苗？他说：“没打，我对病毒有自己的认识，那是一种来自外太空的病毒。”最后一次聊天，他偷偷告诉我，香港一直有人盯着他。他说自己是军事奇才，过几年要申请去俄罗斯，在那才能发挥他的军事才能。

保障流浪汉的生活空间，前提是不能牺牲行人的利益，不能影响通行，还要搞好卫生。地下道也有卫生保障，每周二和周五夜晚，都会有清洁工冲刷地下道的各个入口，另外还有每半年一次的大清洗。

早在两天前，食物环境署和民政事务处贴出清洗地下道的通告：“清洗会沾湿隧道内的所有杂物，请立即清理属于你的物品。”

图 | 食物环境卫生署示

一条几十米长的水管，由地面伸进地下道，水流开始在墙壁和地面铺展开来，肆意流淌。旁边的政府工作人员，继续劝说常年盘踞在此的流浪者们：拆掉包裹窝棚的帆布、门板和床单等物品，以防沾湿。

陈老伯正仔细折叠刚刚收起的帆布。不远处，阿诚护着自己用纱帐篷、单人床和纸板组成的“安乐窝”。

阿诚45岁，是香港本地人，有正经工作，也有稳定的收入。他是拣货员，每天步行1公里，到湾仔的一家仓库上班。一周开工五天，每天工作约十个小时，月入一万三千港元。

像阿诚这样有工作和收入的香港本地流浪汉，在地下道里比较罕见。他并非是租不起房，而是为了省钱，暂住在这里。

大约一年前，他租住在油麻地约5平方米的劏房，劏房住户密集，他担心病毒传播，索性搬离。搬到“马场地道”生活，他觉得自己拣到了便宜，原先月租3500港元的劏房，不如免费的地下道住着宽敞。除此之外，他每个月还能省下400港元的通勤费。

图 | 阿诚和他地下道的家

不久后他将拥有自己的房子，这是他眼前能看到的最大希望。“我排了六年公屋（类似内地的廉租房），还有两年就能轮到了。”他还没谈过女朋友，计划分到18平方米的公屋后（公屋面积大小根据居住人数来定），再谈恋爱，娶妻生子。

阿诚老家在广东罗定，爸妈早年来香港打拼。爸爸是西饼师傅，妈妈是全职家庭主妇，弟弟在香港出生。15岁那年，阿诚从罗定来到香港与爸妈团聚，在香港念书。因为英语跟不上，他从曾经连跳两级的尖子生，落到与大学无缘的下场，早早步入 社会 。

而他弟弟却很成器，考大学，当老师，结婚生子，人生一路顺风顺水。

其实也没那么顺利，香港年轻人结婚生子的压力不比内地人小。弟弟有了小孩，生活不堪重负，便带着老婆孩子搬回父母家，住在一套50平方米不到的公屋里。阿诚不愿继续挤在这个七口之家，选择自立门户。

从住公屋到租房，再到住地下道，对他来说并不是一种沦落，而是一种生活方式的选择。每天晚上10点，阿诚总会坐在一把带滚轮的绿色靠背椅上，专心致志地玩手机 游戏 ，直到深夜才睡。次日早晨8点起床后，他会溜达到跑马地浴室洗漱，再换上一身干净衣服去上班。

“你住地下道会担心被同事瞧不起吗？”“不会，同事们的经济状况和居住条件都。”

阿诚透露，当了50年西饼师傅的父亲，有一笔不菲的退休金。“你爸爸这么有钱，还让你睡地下道？”“爸爸的养老钱和我没有关系，我只是在这里轮候公屋，又不是一辈子待在这。”阿诚强调，他的未来绝不会在地下道，语气十分坚定。

每逢周三赛马日，跑马地热闹沸腾，马场里的赛道上，骑士策马扬鞭。投注站里人头攒动，不同肤色的人群抢着下注，阿诚偶尔充当其中的一员。赌博对他来说并不意味着对生活还有更多希冀，仅仅是一种社交方式。

“不赌马、不买六合彩，就缺少和同事的共同语言，会被人瞧不起。”今年中秋节，六合彩推出的头奖高达8000万奖金，阿诚兴高采烈地选了幸运数字，像往常一样没能中奖。“头奖真有人中，可惜不是我，就当做慈善咯。”

大清洗过后，除了工作人员带走无人认领的杂物，地下道又恢复了我初见时的模样。每一次大清洗，地下道的“家当”都会消失一些，主人也不知去向，没人会过问。很快，又会搬来其他流浪汉，家当沿着地下道西侧依次排开。

无论地下道住了多少人，始终没有过热闹非凡的氛围，互不打扰是他们共同默认的生活方式。

台风来的那几天，他们一般都不会选择外出，是地下道里人数最多的时候。有手机的流浪汉抱着手机玩，没手机的则睡觉，地下道里会传来此起彼伏的呼噜声。声音连成一片，撞到头顶上方厚实的水泥天花板，在空旷的地下道里回响。

- END -

撰文 | 林晓宁

编辑 | 吴 寻

香港光复前、后

最佳答案霍英东传奇一生

苦难的童年

霍英东原籍广东省番禺县，1923年5月10日，出生于香港一个水上人家。祖父霍达潮，曾拥有大风帆船，来往于省港澳之间，从事货运生意。但当霍英东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家境已相当困难，全靠父亲租船驳运货物维持生活，入息不多，生活艰辛，他们全家穷得连鞋都穿不上，无论寒冬酷暑，都是赤脚行走。有一次过旧历年，他父亲第一次穿双新鞋上街，在小摊档把鞋脱了，蹲在凳上吃粉，吃完双脚落地便走。回到船上，才发现竟然没有把鞋穿回来，因为向来没有穿鞋的习惯。

那时没有天气预报，水上人家生命毫无保障。霍英东的两个哥哥就在一次台风中沉船丧生，一个5岁，一个7岁。他的母亲幸被叔父救起，但不久他的叔父也在风浪中翻船淹死。大约是在霍英东7岁那年，父亲患病不幸去世，年仅40多岁。因为染病时间很长，天天用中草药治疗，把本来就很有限的一点钱都花光了，死后只草草地埋在青衣岛上。

父亲去世以后，霍英东一家生活更加困难了。那时，他还有一个9岁的姐姐，一个5岁的妹妹，生活的重担全落在他母亲身上。

母亲是一位顽强、刻苦、勤奋的人，在那多灾多难的日子里，她没有被生活的重压折服，而是挺直腰杆，辛苦操劳，把丈夫遗留下来的驳运生意继续经营下去。这驳运生意就是与外海的货轮接洽，代它们把货物用小舢舨运到岸上来。当时接运的主要货物是煤炭。霍家自己没有驳船，从轮船货主那儿把生意接下来，然后分给舢舨客驳运，从中赚取微薄的佣金。因为霍英东父亲在世时人缘很好，母亲又豁达得体，多数的货主和舢舨客都颇为同情这一家孤儿寡母，日子倒也还能勉强维持下去。

霍英东的母亲虽然自己目不识丁，但希望自己的儿女知书识墨。大约在霍英东6岁那年，便由别人背着去拜师启蒙。接着在帆船同业义学就读，那是免费的，他家住在船上，随处漂泊，上课很不正常，有时放学后连船也不易寻找。到第三班时，转入敦梅小学。这间小学是要收费的，其中有一个免费班，但仅招收30人。学生要作一篇文章应考，霍英东还是考上了，而且在录取的名字中，第一个便是他。后来，他又转读皇仁书院。书院的学制是倒过来从第八班开始的，相当于初中一年级。那时，书院的第八班，共招三个班，每班30人，但大多数是经过老师、家长及各种关系介绍入学的，真正通过考试录取的不足10人。应考时也要求作一篇文章，霍英东也是第一个被录取了。

霍英东在校读书很是勤奋，成绩总是排在前几名。他后来回忆说：“那时我读书十分专心，总是不甘落后，偶有成绩落在第三名以下，自己便觉脸红。”在皇仁书院，零英东算是接受了比较系统的教育，除了完成学校规定的学业之外，他还广泛阅读了不少文学作品，如《金银岛》、《鲁滨逊漂流记》等。那段日子，他的生活是相当艰辛的，因为皇仁书院学费很高。为了省下一点钱，霍英东常常不坐电车，花半个钟头急步上学。在学校里他最喜欢的课外活动便是踢球，大概因为他当时身体比较瘦弱，想炼出一副强健的体格。不过，他不敢踢得太久，总是匆匆地踢三几十分钟便急着跑回家，因为要回去帮助妈妈记帐和送发票。他后来回忆说：“这种紧张生活，经常弄得我筋疲力尽，头昏眼花，甚至神经衰弱。不过，这对于我又是一个极好的锻炼，使我后来走出社会以后，不管生活多么艰辛，工作多么繁忙，自己也不怎样畏惧，倒是能够从容对付。”

霍英东在皇仁书院读到第三班，算来这已是高中毕业，进入大学预科。此时太平洋战争爆发了，日本开始进攻香港，霍英东的学业也被迫结束了。

在香港沦陷的日子

日军占领香港时，霍英东母亲和人合伙购置的“兴和”小火轮给日军征用了，生活没着落，他也失学了。和当时许多人一样，初时靠摆卖家里的衣服杂物度日。不久，生活又迫着他到轮船上去做火夫。轮船是烧煤的，他做铲煤工，这是他的第一个职业，那时他才18岁。

霍英东干得非常吃力，回到家里全身骨架像散了似的，倒下床就呼呼入睡了。只干了9个月，在老板裁员时给解雇了。

不久，霍英东花了10元日本旧军票，托人介绍到太古船坞抡大锤打铁。霍英东虽然当过火夫，但还是干不了这种要求极严的重活。接着又有人叫他转到风炮铆钉处，霍英东抡起那吧吧直叫的风炮，震得双手一直打抖。于是，又吹了。

1942年夏天，日本军队扩建启德机场，征集大量劳工，霍英东经在机场里做事的朋友介绍，进了机场当苦力。工钱是每天七毫半，因粮食奇缺，每人每天配给六两米，扣去二毫，实得五毫半。机场在九龙，早上七点半上班，要提早两个小时出门。傍晚放工，走路回家又得花两小时，每天都干得筋疲力尽。

那时，他很想学一门技术，有了一技之长，就不用这样天天做苦力了，但是学什么呢？有一次，他提着50加仑重的汽油桶，因为力气不足，压伤了指头。有一个好心的主管见他身体瘦弱，劝他不如干别的工作，霍英东便趁机提出学开汽车，主管竟然答应了。

霍英东真是喜出望外，心想学到技术可以返内地开汽车，离开沦陷的香港了。但那时的人很保守，不愿教。学师的照例要先干一两年杂务，然后才学技艺。他因此只能在旁留心看师傅如何操作，这叫做“偷师”。每当师傅察觉到，便立刻借故支开他，叫他拆电池。当时轿车很少，日本人出入也只是坐货车，晚上停放在机场上。一天，下午5时多了，车已停好，霍英东洗车时，看见有辆车的车匙仍留在那里。他便爬上去，把火打着试开汽车。但刚巧停车时车轮歪斜着，汽车启动撞到另一部车上。日本人知道了，把他毒打一顿，这份工也丢了。

不久，霍英东进了太古糖厂，在化验室工作。他做惯粗工，笨手笨脚的，常常把玻璃器皿打碎。想多学点技术，常常弄出点事。一次，和另一学师仔用硫酸学制氢气，并用火点燃，氢气将空气中的氧气混合，轰隆一声巨响炸开了，他满脸玻璃碎片。糖厂的人以为是炸弹爆炸，结果又被厂方辞退了。

日本占领香港时，全港实行米粮配给，他又到仓库去干磅米工作，叫做“打哩”，就在西环货仓处上班。初时以为秤大米不难，干起来却不是那么回事。他在这边过磅，仓库在那边验收，还要赶火车运往新界。一批苦力扛着米包排长龙，等着过磅，要称准180斤一包，多了不行，少一些仓库又不肯收，手脚稍为慢些，排队等候的苦力就紧催，这份差事也难干下去。

1942年，母亲倾其所有，连金链也卖掉了，和其他13人合股，在湾仔鹅颈街开了间杂货店，取名叫“有如”。其实本意名为“有和”，但登记办证时写得太潦草，误写为“有如”，也就将错就错。

这家杂货店由霍英东管理，每天早上六时多开店，洗漱刚毕，顾客便陆续蜂拥而来。有时一下子来十多人，都要招呼妥当，站在路边兜揽住，免得顾客跑到别档去。一个顾客往往要买几样以至十多样，什么蒜头、豆豉、咸菜、咸鱼等等。他拿着秤，手势要快、要靓，不然，顾客便不满意，说给少了。在机场干活虽然吃力，但不必动脑，在杂货店里却整天要料理这样那样。就是吃顿饭也不得安宁，得站着吃，随时准备招呼顾客。

到了晚上10时，伙计纷纷放工逛街，霍英东还得留在店里煮酱料、添甜醋，调制酱油。日军占领时期，样样都缺，都得自己制作。深夜12时了，还要封盖好一切杂物。店内老鼠横行，什么都咬，蚝豉、发菜……样样都要收拾好，才能离店。一年365日，天天如此，一个小时也偷闲不得。

在这段日子里，霍英东起早贪黑，奔波劳碌，但“那是经营生意的好训练。”由于他细心精明的经营，杂货店的生意日渐兴隆。这段生活，对霍英东是很好的磨炼，他从中获得经营管理的良好训练，培养了坚强的意志和灵活的处事方法。

重操父辈的驳运旧业

但杂货店的工作毕竟是太繁杂、太劳累了。1945年战争结束，万物更新，各行各业逐渐活跃起来，运输业自然发展。霍英东和他母亲都看准了这个时机，毅然把杂货店顶给别人，得了7000元，决心重操父辈的驳运旧业。

那时摆在霍英东面前的，有两条出路：一是平平稳稳的路，也有过这样的机会。他曾申请到太古洋行，当个文员，已被复信接纳，月薪300港元，这在当时还过得去。文员生涯，“朝九晚五”养妻育儿，只要不出大差错，论资升职，可保生活安定。另一条是坎坷的路：暂时帮母亲搞运输，再寻求别的机遇。这虽前途叵测，但他不甘平淡，终于选择了后者。

帮母亲做驳运生意，霍英东管帐，没有工资，但一家人的生活费用母亲全包起。家庭环境仍很艰难，但总算比过去好一些了。要强好胜的霍英东自然不以此满足。他认为，看准和抓住时机找到出路是极其重要的。当时的香港只有一种生意好做，就是处理战后大量物资和沉船。他非常注意宪报上关于战后物资拍卖的消息，及时标购那些只需小修的小艇、廉价的舢板、海军的机器等，然后迅速转卖出去。由于他缺乏资金，难以放手大干。有一次，他看准一批海军机器，并且以18000元中标。他兴高采烈回家请母亲凑钱交款。想不到母亲断然拒绝。霍英东借贷无门，眼看到手的一笔大买卖落空了。人急智生，霍英东找到一位工厂老板，商量租借其仓库存放机器，老板看了机器，同意租仓；霍英东看老板对机器很欣赏，提出可以卖给老板，老板开口愿出4万元，霍英东求之不得，迅速成交。1945年至1948年间，霍英东净赚22000元。这是他在拍卖剩余物资的数年内赚的一笔大数。回忆这段往事，他不无感慨地说，这确是很好的机遇，如果那时我有足够的资金，就可多赚几大笔了。

东沙岛冒险

1948年，霍英东25岁，正是人生中富有浪漫色彩的岁月。有一天，他听人说：东沙岛一带的海底有大量的海人草，那是制造胃药的原料，何贤在澳门有间公司收购，每磅1美元。霍英东听了，很想试一试。但未出过远海，又缺乏航海知识，母亲也极力反对，他却下定决心，与别人合股，成立公司。他以刚投标购进的机帆船入股，折价3万元，加上其他人投资，筹得10万元。他在香港长洲招了渔民80人，给了些安家费，连同船员，共90余人出发。

那时东沙岛属广东省管辖，出海执照须由广东省建设厅签发。由于未办好出海手续，船到三门关，被海关扣留。船上的工具舢板、锚、救生艇等，海关说是货物，都要扣留。90多人困在船上，滞留了10天，带去的咸肉，咸鱼都吃光了。后来转去汕尾，途中又遇上风浪。所招渔民，多是海陆丰人，汕尾是他们的老家，许多人不告而别，纷纷散走。霍英东只得在汕尾重新招一批人。经过一番周折，才终于启航出海。

他们终于到达了东沙岛。船一靠岸，顾不得远航疲劳，霍英东立刻带领船员搬运物资上岸，搭起住所，建立贮存海人草的仓库。能够顺利到达东沙，这对霍英东来说当然是一个重大的突破。但是，他们登上的不是什么“金山”。而是“地狱”。

打捞海人草，不像在陆地割草那么轻松。这种海藻生长在三、四米深的海底珊瑚丛中，他们缺少必要的潜水工具，只自制了潜水眼镜，在水底能看见海人草，每个人吸上一口气潜下去，没采到多少海藻就急着浮上水面，靠着船舷喘气了。有时那些珊瑚芒刺，又尖又硬，一不小心就会被割破，还得随时防备鲨鱼的攻击呢！这样浮上潜下的，翻腾扑登了一天，一个人也采不了半筐海人草。

当地天气酷热，太阳从早上5点钟就露出海面了，白天气温高达40℃，岛上没遮没挡，火辣辣的阳光烤得人的皮肤发疼。海滩被阳光晒得银白一片，眼睛也难以睁开。每人只有戴着黑色眼镜才能活动。在海上采捞海人草时，连竹帽也不能戴，整天任由烈日暴晒。每人只穿着一条三角裤，不出几天，就晒脱了皮。

有一次，霍英东他们从海上运海人草回来，突然狂风大作，波翻浪涌，船被打坏了，掌舵的也不敢驾驶，霍英东只好自己把舵，任由风浪漂泊。从白天到黑夜，风没有停止，船也不知道漂到了何方。大家非常焦急。忽然看见远方电筒亮了一下，霍英东知道那里就是东沙岛，真是喜出望外。于是，他和船员把正船舵，向着小岛驶去。这时风浪已经减弱，他们才脱离了险境。原来那灯光是一位伙计拿着手电筒到海边察看停泊着的小船被狂风刮走了没有。霍英东后来回忆说：“如果没有那一闪的救人之光，我们早就沉到海里喂鲨鱼了。”

岛上食用也非常困难，来时带的咸鱼、咸菜不多，原以为可以钓鱼，以鱼作肴，但海上全是大鱼，不到两天，钓丝全给咬断了。每天只吃白饭，饭量特别大。但带去的粮食也不多，十多天以后，就处于半饥饿状态。捱上一个月，许多人脸浮脚肿。

全岛能供饮用的仅有一口水井，水量不多，水味半咸半淡，平时水深仅半尺。除了用来煮饭和饮用，只能用少许洗脸嗽口。谁想冲个凉，只好等待老天下雨了。可惜每年十月至次年四月，正逢旱季，下雨极少。从海上采捞回来，个个身上粘粘糊糊的，再和汗水混合，又腥又臭，没有淡水冲洗，实在难耐。更苦烟源断绝，船员们烟瘾发作，只好到垃圾堆里寻找那些早已沤得发霉发臭的烟头，捡来用水泡浸、晒干，再放到锅里炒一下，用纸一卷，聊胜于无。

这样的日子过了一个月，也没见大陆的补给船到来。船员再也忍受不下去了，终于散伙了。

霍英东后来只好雇用一批台湾人和琉球人。琉球人很能吃苦，这种非人的生活，他们也能捱得下去。最终靠着这一群特别能够吃苦的人，继续支撑了。霍英东在这个荒岛整整熬了六个月。

经管后勤事务的人，只列进帐，没有出帐，海人草陆续卖掉以后，说是仅够各种开支，一分钱也没有赚到。苦熬半年一场空，霍英东那时心情懊恼，但他认为这段艰苦的生活，磨炼了他的意志和毅力，对他以后的事业起了重要的作用。只要想起东沙岛的日日夜夜，不管处于怎样的困境和逆境，他也有决心和勇气去克服。

开拓房地产业新天地

香港光复时，人口才50万，以后陆续增加到100万。人口剧增，住房严重不足，加上工商业勃兴，形成对土地和楼宇的庞大需求。霍英东审时度势，认定香港房地产业势必大有发展。早在1953年初，他已开始经营房产业，成立立信置业有限公司。

那时英国、美国、加拿大及香港地产商都是整幢房屋出售的，由一个公司拥有整幢地产楼宇，非有巨额资金，很难购买，因而房屋不易脱手。过去美国华侨喜欢在九龙深水bu一带购置物业，作为祖业传给子孙收租。从买地、规划、建楼，以至收租，资金周转期很长。霍英东当时是向银行贷款建楼的，要付一分多利息，如果建成了才卖，人家不买，利息承担不起，自己只好“跳楼”。他于是一改过去的作法，将房地产工业化，兴建住宅、写字楼、商场综合大厦，分层、分单元出售，预售“楼花”，并提倡分期付款。这分层预售“楼花”和分期付款的经营方式在当时确是个大突破，此法大受买家欢迎。

当时引导买主察看楼宇的人都是有名的“负气佬”，他们对卖主很不耐烦，因为反复带人上高层楼宇介绍房舍情况，一天不知上下多少次，又往往十居其九生意斟不成，徒劳往返。霍英东有鉴于此，编印了小册子，对楼宇情况以及有关出售楼宇新措施广为宣传，便于买家了解，这在当时也是创举，收到良好效果。

霍英东精打细算，他算过一笔帐：那时租楼要交顶手费，一般一个单元7000元。一座楼如果以六层计，位置高，价钱可便宜些，一个单元才卖1．4万元，登广告预售，第一期交费7000元，余下7000元，每月缴交不到300元，两年可还清，与租屋无异。但买方却获得一个单元住房，是很合算的。所以广告一出，楼花很快便卖光了，其实楼房尚未开工。从建楼来说，比如建筑费需100万元，首期预付10％，只须先付10万元，以后在施工中分期付一定款数。楼房可卖二三百万元，净赚一二百万元。先收售价一半，这建楼费用早就解决了，资金周转很快。他收足定款后才动工，是万无一失的。但买方仍觉便宜，还是抢着买。往往认购之后，转手卖出，也有利可图。有人早上购个铺位，下午转手卖出便赚了钱。这说明房地产业是很有吸引力的，可把人们手上的钱都吸引到房地产业上来。

他首先买入使馆大厦，卖了280万元，赚得不少。以后陆续兴建的楼宇，他带头“卖楼花”，一时地产商纷纷效尤，成为香港房地产市场的一大经营特色。“卖楼花”加速楼宇的销售，加快资金回收，地产商易于筹措资金。那时一哄而起，全港都疯狂了似的，许多人卷进房地产业的旋风里。从1955年到1965年10年间，香港地产业蓬勃发展。

香港楼房过去一般不超过四五层。1955年香港政府修订建筑条例，准许建高层，房地产业发展更加迅速。当时香港政府一个星期拍卖12幅地，连续拍卖3年。在这期间，霍英东建起了全港第一座最高的17层大厦，随后几年，大厦遍布港九。在他名下的60多间公司，大都经营房地产生意。他担任香港地产建设商会会长，该会拥有会员300多名，经营香港7成房地产生意。目前香港许多富豪，大都是经营房地产发迹的。他的革新措施把香港房地产业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峰。就在当时他已预见到房地产业将有更大发展，提出“居者有其屋”的目标，目前在香港，这个目标已逐步实现了。他现在仍担任香港地产建设商会永久名誉会长。

房地产业的启动，推动了香港工业的发展。那时纱厂、搪瓷厂、水泥厂、船厂受经济不景气影响，难以支持。但工厂在市区都占地不少，有的纱厂占地几十万尺。这些工厂迁厂卖地建楼，一下子赚了大笔钱，工厂起死回生，又可扩大生意了。拆船厂无船可拆，货仓存货不足，都可卖地转搞房地产。这些重大变化都发生在1955年以后那几年间。高楼大厦一建，其他有关工业便带动起来。1959年香港的纱厂总共才38万锭，但到1967年就拥有90万锭了，原因在于房地产市场好。南洋纱厂搬到荃湾，一搬就发了。原来厂址所在地段繁荣了，建了楼房便赚大钱。

那时大家都争地盘。霍英东拆建利园山旧楼，收购了部分渣甸仓，牛奶公司货仓；海军船坞开投，他也投了标，这都是为了找地盘，建楼房。香港政府还开山填海卖地，他也承办开山填海工程。

房地产业不但推动了工业发展，也推动了旅游、商业、饮食业，还推动了金融业的发展，使整个香港繁荣起来。

50年代以前，银行是不轻易贷款的，不收存款。汇丰银行早期就不收存款，要经有名望的人介绍才能开户。许多人士的产业，不是早已存足楼款的，而是把所购楼宇按捣（抵押）给银行，向银行贷款购买。楼宇按揭贷款当时便成为银行的主要业务。香港金融也随之日益活跃。

现在回头看来，霍英东当时采取的经营房地产业的新措施，在香港经济发展中确是重大突破。它不但推动房地产业的发展，也推动了工业和金融业的发展。

从挖海沙到承包工程

房地产业的发展带动了建筑材料业，目光远大的霍英东，早已放眼于海底沙。掏沙能填海造地，挖深海床，又能取得建筑业所需大量海沙。但掏沙费工多，沙价又贱，盈利少，当时很多人都不愿经营。

挖海沙，初时干这行确也相当艰苦。用手工操作，铲沙很吃力，费工又多。每逢煤炭船到，挖沙的工人都运煤去了，就找不到工人。及后每年招标，由几十只帆船承包，3元多一立方码。船主先借一年工钱，往往一次扣不完，尚有余欠，他又要求再借，预支款总还不清。明年招标，又不能不再包给他，因此获利不多。

过了一段时间，不愿守旧的霍英东试图改革，他花7000元港币从海军船坞买来挖沙机器，用机械操作，效率大大提高。及后进一步改用机船掏沙，派人到欧洲重金订购了一批先进的掏沙机船，以后又亲自到泰国，向泰国政府港监，以港币130多万元购买了一艘大挖沙船，载重2890吨，每20分钟可挖取海沙2000吨，自动卸入船舱。此外，他还捷足先登，通过投标，承包海沙供应，自此掏沙业迅速发展，开创了挖海沙的新局面。

为了扩充设备，增强实力，他收购了美国人的太平岛船厂。从前只有外资吞并中国人的产业，这回却是全港最早由中国人收购外国公司的产业。他还收购了荷兰治港公司的大批工具，从事填海造地，承包国际性的招标工程。

过去香港的大建筑工程都是给外国公司承包的，香港建机场，法国公司中标承建。1947年到1948年兴建中国银行，也是英国建筑公司承办。初时霍英东承办建筑工程，有人说，你们不是工程师，又未学会计，肯定办不好。但他却成功地承建了不少工程，从未遭受失败，有的还是难度很大的重大工程，开创了中国建筑公司承办重大工程的先例。

最艰巨的工程，是承建世界上第一次设计的海湾水库淡水湖第二期工程。

淡水湖的第一期工程是由法国公司承包的。

由于亏蚀，承办了第一期，就甩手不干了。霍英东承建的是水库第二期工程，为水坝加高，那是当时全港最大规模的国际性招标工程。开投时，日本十多家公司合投一票，但计价比霍英东高出一倍。

这项工程技术要求甚高。水库工程已不简单，何况是在海湾建水库，每项工程要求都很严格。先拦坝抽干海水，坝外面为石，石上要铺五尺厚的沙，由于是斜面，沙铺放时容易冲歪，如何铺好，技术上难度很大，但他终于成功了。在承建许多工程后，霍英东对此更有信心了。

除此之外，他承包过上百个项目。做过填海工程，也建过码头、避风港，铺过海底煤气管道以及海底排污管道。

他也建造过水翼船。收购太平岛船厂后，他买了一只瑞士制的水翼船，并按其设计制造。烧焊时须将船体翻转，才利于操作。船体很大，如何翻转，很多工程师都感到为难。他们却有土办法，给船体安装上大木轮，即可翻转。

雄心勃勃的霍英东还把填海开港的事业向东南亚各国开拓，汶莱开港，槟城填海等工程也是他承包的。他开办的“有荣公司”连续在不少港口城市兴业，与国际上20多家公司竞争，往往稳操胜券。

把目光转向大陆

70年代在霍英东的生活历程中，是个重大转折。他的经济事业已打下良好的基础，这时便把目光转向大陆。他一向热爱香港，热爱祖国，坚信中国人的才智甚高，勤奋有为，足以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他渴望祖国繁荣富强，并愿为振兴中华尽力。但那时正值“文化大革命”期间，谈不上经济建设，他只好从体育事业着手，支持祖国尽早恢复在国际体育组织的合法地位，使中国体育健儿能登上世界体坛，一显身手，藉此振奋民心，推动祖国体育事业发展。

这与他从小爱好体育、特别是爱好足球运动有关。霍英东说：“孩童时，我便恋上了足球，在五光十色的梦幻中最令我心、醉神迷的，是那驰骋球场，受到万众欢呼拥戴的球星。”入皇仁书院读书时他爱踢小足球，但功课很紧，练脚时间不多。日军侵占香港，根本没有机会打球。光复后生活迫人，体育锻炼基本停止。从东沙岛回来，身体很糟。1954年开始从事房地产业，工作更紧张，每天仅睡三四小时，只剩102镑。这时他才警觉到要认真锻炼体魄，决意每天定时参加举重、游泳、网球、足球等项活动。

60年代前期，霍英东经常下场参加足球比赛。他组织的有荣小足球队和卓然队，在港澳地区是支劲旅，每年比赛近300场，连续10年风雨不改。他自己就是这支球队的中锋，而且颇有名气，因此香港足球团体都拥他为“大哥”。他经常身先士卒，带领年轻队友冲锋陷阵；在他43岁时第一次参加甲组联赛，首场比赛中他竟打进三球，一时传为佳话。他的足球队，每年活动经费都在100万港元，他也乐于支付。同时，他十分爱护球队的每一个球员。他打网球也相当出色，1972年至1977年间，曾六度获得香港网球公开赛双打冠军。他还参加过在英国温布尔登的老将双打比赛，虽然未获胜利，但却是第一个在温布尔登参加元老网球比赛的中国人。

正因为与体育有这样的渊源，70年代霍英东的爱国心就倾注于协助祖国体育事业冲向世界。他认为在国际竞技场上夺取金牌至关重要，是国家威力的体现。争取恢复我国在国际体育组织中应有的地位，从而参与各项赛事，发挥应有的作用是个紧迫问题。但当时外有反华势力作梗，内有“左”的干扰，要解决这一紧迫问题，曲折颇多，阻力甚大。1974年霍英东曾邀请国际足联会长和秘书长到北京，官方竟无人出面接待。晚上9时，外宾抵达北京饭店宴会厅，大厅冷冷清清，仅霍英东与其长子震霆迎接。住房也安排在一般外宾住的中楼，不安排到贵宾住的东楼。霍英东处此尴尬境地，既迷惑不解，又无可奈何，只好多方解释。

尽管遭受这番挫折，霍英东仍然满腔热情，继续抓紧一切机会为中国体育走向世界而奔走。同年，当他以香港足协负责人的身份，赴伊朗德黑兰参加亚洲足协会议时，便立意先从亚洲足球协会打开缺口，争取我国加入这一组织。

当时联合国虽然已经恢复我国的合法席位，但国际奥委会及许多国际体育组织仍保留了台湾代表席位，我国仍被排斥在外。那时候，东西德、南北朝鲜都分别同时参加国际体育组织，也都分别参与国际体育比赛。而我国情况不同，海峡两岸都坚持一个中国的立场，因而均以地区参加，台湾改个名称作为地区参加还是可以的。这样办，许多国家的代表比较容易接受。

关于恢复中国在亚洲足协中合法会籍的议题，照章应在60天前提出，大会前一天足协执委经已决定，本次会议不讨论我国入会的问题。我国家体委也认为不可能在这次会议上解决问题了。尽管如此，霍英东仍抱一线希望，积极争取。他想，如果错过这个机会，两年后才再召开会议，又得拖后两年了。但按照章程议程之外的问题，均不予讨论，除非有出席者四分之三人数支持，作为紧急事项，提出临时动议，才能列入议程。当天午饭时，霍英东再三考虑，决定四出活动，通过这唯一途径，争取列入议程。这次首先由伊朗代表在会上提出，应让中国入会。主持会议的会长是马来西亚的东姑拉曼。此事在会上经过约一个钟头的辩论，支持动议

三合会是什么？

最佳答案香港三合会

在香港，大多以“三合会(triad)”来指代当地的黑社会。据朱耀光介绍，香港的三合会(triad)是一个存在历史颇长的华人秘密会社。传统三合会是一个反清复明的爱国组织，洪门子弟在1911年推翻清王朝的辛亥革命中作过贡献，近代三合会由于再没有崇高的政治理想维系，已逐渐堕落成为一个无恶不作的犯罪集团，从事不同的非法活动以牟取暴利。

香港三合会从来没有一个教父式的人物，通过一个金字塔的权力结构牢牢控制他的成员从事非法活动。相反，香港三合会是由很多不同的独立群体联结而成，虽然他们采用近似的组织结构、人事职级及入会仪式，但不是一个上下统属的组织。例如“敬义”原来是由“新义安”发展出来的，但“敬义”的会员并不接受“新义安”的指令。

根据香港反三合会专家的观察，三合会的实际权力是落在地区层面上的，通常由一个三合会职员（一般是红棍）带领一群15人左右的核心成员，通过暴力控制某一个地盘。值得注意的是，通常一个地盘的范围只有一条街、一座大厦、一个足球场或一个公园。由于三合会组织松散，不同地区内同一个堂口的不同组织可能不相统属。势力较大的头领并不一定能对其他头目发号施令，有时为了利益而互相厮杀。

随着香港社会的逐渐富裕，香港三合会组织已没有社会与经济条件满足其成员的全面需要而使其为组织全心全意拼命，其中一个结果是现代三合会组织结构已变成相当弹性，由传统沿用的八个职级普遍减为三个职级（红棍、四九仔及蓝灯笼）。而以往繁杂的入会仪式亦已简化，现在最流行的是“挂蓝灯笼”（俗称跟）――只是一种口头协议，而不需要经过正式的入会仪式。另外，组织对个人的控制大为减弱，会员也把自身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如果发觉他所跟从的或所隶属的堂口并不能给予他足够利益，他会转跟另一个势力较大的或转投另一个实力较强的堂口，三合会的所谓忠心义气，在香港这个工商业社会里面基本荡然无存，现在同一字头的不同组织可为利益厮杀，而以往世仇的不同堂口亦可以一起合作经营生意。

三合会,是著名的反清复明的组织,始于清朝康熙、雍正年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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