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清华才女，留学后却不愿意回国，如今她怎么样了？南宋时期岳飞大将军一首壮怀激烈的《满江红》，不知令古今多少爱国的仁人志士读来常怀热泪。纵观历史长河，不论是像精忠报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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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才女，留学后却不愿意回国，如今她怎么样了？

清华才女，留学后却不愿意回国，如今她怎么样了？

南宋时期岳飞大将军一首壮怀激烈的《满江红》，不知令古今多少爱国的仁人志士读来常怀热泪。

纵观历史长河，不论是像精忠报国的岳飞，封狼居胥的霍去病这样一刀一枪效命疆场的军伍中人，还是如国破身死的文天祥，持节不屈的苏武这样壮志报国的忠义文士都是为后世人所赞颂感怀的，而反观那些祸乱朝纲，卖主求荣之辈则遗臭万年，被后世人所唾弃。

随着时代的发展，当今社会像这样大忠大奸的例子已经很少有耳闻了，本文要介绍的就是在当代身负叛国难民的一个女子。

凡敢为大奸者，才必有过于众而能自媚于上者

若要说我国的最高学府，那便是清北无疑了。

作为我国的顶尖高校，享有最优质的教育资源和深造机会。

同样的，能够过五关斩六将，经历层层选拔考入最高学府的学生，也非是等闲之辈，正如同本文的主角高杏欣，高杏欣在学生阶段就展现了惊人的学科天赋，最终在高考中以优秀的成绩考入了清华大学。

2001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精密仪器系，随后在本校连读硕士，于2003年于清华大学电子工程系硕士毕业，毕业后赴美斯坦福大学继续深造博士学位，主要从事新型全球导航卫星系统所使用的信号及其接收机等方面的研究。

从简历来看，这样的一位清华才女，称得上是顶级的精英人才了，理应有大好前程，优良的就业机会，受到国家的重点培养，却为何会遭人唾弃，背负叛国骂名呢？

事情要从本文主角高杏欣还就读于清华大学时说起，有传言称高杏欣在清华大学就读时曾有一一次意外的经历窥视到了我国北斗系统民用波段的部分码片。

也有未经证实的传言称高杏欣曾在国内部分参与了北斗项目，但官方并没有证实这一点。不论如何，总之高杏欣因此段经历而受到了启发，在美国斯坦福大学攻读博士期间成功破解了我国北斗系统民用码片的部分序列并将科研成果无偿送给了美国！

实际上，单就科学研究的角度来看待，高杏欣在美国斯坦福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表现十分亮眼，以下罗列一些该女的研究活动：欧洲的伽利略系统首颗试验卫星于2005年10月发射，名为GIOVE-A，在经历了三个月的准备之后，该实验卫星的信号被首次激活。

而就在激活之后的短短几小时内高杏欣与实验组其他研究人员合作捕捉到了该卫星的民用信号，并在接下来约一个月的时间里完成了算法破解。

这个成果在学术圈内引起了小范围的轰动，在2006年出版的《InsideGNSS》杂志上，高杏欣的成果被作为封面故事刊登。

时隔约一年后，中国北斗1号系统的首颗地球中轨道卫星于2007年4月发射，高杏欣和课题组其他成员故技重施，仿真出了北斗系统民用波段的一个伪序列，能够成功地实现北斗卫星信号的跟踪和捕获。随后欧洲伽利略系统的二号卫星GIOVE-B成功发射，高杏欣同样取得了相似的成功。

高杏欣在博士期间的表现不可谓不亮眼，正因如此，美国政府和美国联邦航空局决定资助高杏欣在博士毕业后留任斯坦福大学继续从事有关卫星导航系统的研究，为美国卫星事业的发展作出“杰出”贡献。

据统计，高杏欣在此期间于各类学术会议上共发表了16篇论文，被其中部分会议评为年度最佳论文。此外还获得了诸多荣誉，其中包括了美国航空无线电委员会颁发的奖项。

子系中山狼，得志便猖狂

高杏欣为美国破解北斗系统卫星民用密码的消息传到国内后自然是一石激起千层浪，全国的舆论起了轩然大波，人们纷纷指责高杏欣是背国投敌，在中国享受了最好的教育资源毕业后不仅不愿回国工作，反倒协助美国破解中国的卫星系统，这一举动伤透了国民的心，对中国的利益也产生一定的损害。

这里小编查阅资料后想说几句公道话，高杏欣的科研成果产生的影响实际上想象中要小，根据中科院徐颖教授的权威解读，高杏欣破解的北斗系统部分码片是北斗系统民用波段的一个伪序列，并没有使用特殊的加密手法，这种简单设计的初衷就是希望世界各国都能够使用中国的北斗卫星系统进行民用通信。

因此实际上破解北斗系统民用波段不需要很高的技术含量，任何掌握相关技术的公司或研究人员只要稍作努力就可以做到，高杏欣的所作所为在专业人士眼中不过是小打小闹罢了。北斗系统的真正核心技术是军用码波段，想要破解几乎是不可能的。

其言可恕，其心可诛

但即便如此，高杏欣此举从家国情感的角度上讲是板上钉钉的叛逆之举，我国伟大的科学家钱学森先生说：“科学没有国界，但科学家是有祖国的。”

想当年中国的物质条件低下、经济基础薄弱，美国政府对于钱学森先生的重视程度要远远高于如今的高杏欣，但钱学森先生果断放弃了富足的生活，经历重重阻隔毅然回到祖国，指导原子弹开发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反观高杏欣，只不过小有成绩，便祖国利益而不顾做出背叛之举，实在是令人不齿。

古今将相在何方，荒冢一堆草没了

多年过去了，高杏欣此人现状如何呢？仔细搜索一下高杏欣的科研成果不难发现，该女的辉煌成绩在短短几年就迎来了低谷，美国所有杂志和学术会议中都没有再刊登高杏欣的科研成果。

据未经证实的消息称高杏欣在美国生活状况很不理想，有回国发展的念头，但介于在国内恶劣的名声，没有任何单位和研究机构愿意给予就业机会。可叹一生光鲜亮丽的开局，却落得个如此下场，只怪她咎由自取了。

姓贺的元帅与将军

贺龙（1896-1969），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始人和主要领导者之一， 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 原名贺文常， 字云卿。 湖南桑植人。

贺炳炎：开国上将，湖北省松滋市刘家场镇人。1929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红军中队长、骑兵连连长兼政治指导员、手枪大队大队长、团长、师长等职。在战斗中负伤被截去右臂，被称为“独臂将军”。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第120师716团团长，第120师独立第3支队司令员、第358旅副旅长兼晋绥军区第3分区司令员，领导组建江汉军区，任司令员。解放战争时期，历任晋北野战军副司令员，晋绥军区第3纵队副司令员兼5旅旅长，西北野战军第1纵队副司令员、司令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第1军军长兼青海军区司令员、四川省军区司令员、西南军区副司令员、成都军区司令员等职。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

贺晋年：陕西省安定（今子长）县贺家湾人，陕北红军创建人之一，原军委装甲兵副司令员（正大军区职待遇）。是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第十一届中央候补委员，在党的第十二、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2003年5月11日7时35分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93岁。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曾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贺吉祥，陕西子长人，1915年出生。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27军81师241团排长、连长，营长、副团长、团长。参加了陕北苏区反“围剿”。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贺吉祥长期在地方部队工作。建国后，贺吉祥才到4军任11师副师长。1954年毕业于军事学院，同年入朝，任志愿军1军1师师长、副军长。回国后，贺吉祥曾调到38军任副军长。后担任吉林省军区副司令员、辽宁省军区副司令员。2007年6月23日在沈阳逝世，享年92岁。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

贺健：湖北黄安（今红安）人，生于1910年，2008年5月4日卒于大连。1929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1983年8月离职休养。

贺大增：陕西葭县（今佳县）人。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转入中国共产党。1934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曾任红二十七军指导员、红十五军团团政委。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一五师团政治处主任、新四军三师八旅团政委。解放战争时期，任东北民主联军第二纵队五师政委、东北野战军第二纵队政治部副主任兼组织部部长，第四野战军三十九军政治部主任。建国后，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三十九军副政委、志愿军后勤部政治部副主任、黑龙江省军区政委、海军工程学院政委。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1977年3月6日在北京病逝。

贺光华：江西省永新县人，出身穷苦，经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的洗礼，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贺东生：湖南省攸县人。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2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他历任班长、红十二军通信连排长、红一军团司令部通信连政治指导员。参加了中央苏区历次“反围剿”斗争和二万五千里长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中南军政大学副校长，信阳第二十一步兵学校校长，广州军区公安军副司令员兼广东省军区副司令员、广东省军区司令员。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贺庆积：江西省永新县人。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中国共产党第七、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贺振新：江西永新人。1933年由共青团转入中国共产党。曾任第六军团连指导员、营教导员。参加了湘赣、湘鄂川黔苏区反“围剿”和长征。后任西北野战军师副政委等职。参加了羊马河、沙家店等战役。建国后，历任炮兵工程学院副院长，炮兵科学技术研究院政委，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副政委等职。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曾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

贺盛桂：江西省永新县象形乡枧口村人。1915年10月2日，出生于江西省永新县象形乡镜口村一个贫农家庭。读过3年私塾。1934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肖劲光大将军生平情况

肖劲光（1903-1989）湖南省长沙人。一九二○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一九二一年赴苏联学习。一九二二年由团转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二四年回国后，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军六师党代表。参加了北伐战争。一九二七年赴苏联入列宁格勒军政学院学习。一九三○年回国。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闽粤赣军区参谋长兼政治部主任，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校长，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政治委员，建黎泰警备区司令员兼红十一军政治委员，闽赣军区司令员兼红七军团政治委员，红三军团参谋长，中共陕甘宁省委军事部部长兼红二十九军军长，中共中央军委参谋长。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后方留守处主任，陕甘宁留守兵团司令员，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副司令员。解放战争时期，任东北民主联军副总司令兼参谋长、南满军区司令员，东北野战军第一兵团司令员，第四野战军副司令员兼第十二兵团司令员和政治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湖南军区司令员，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司令员，国防部副部长。一九五五年被授予大将军衔。是第一、二、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第三、四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共产党第七届候补中央委员，第八、九、十、十一届中央委员。在中国共产党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被选为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务委员。

中国历史上十大将军（元帅）是谁?

1955年9月27日，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二次会议通过了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的决议。毛泽东主席向朱德、林彪、彭德怀、贺龙、陈毅、罗荣桓、徐向前、聂荣臻、刘伯承、叶剑英 10人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据统计，十大元帅中直接或间接参加过南昌起义的就有7位：朱德、贺龙、刘伯承、聂荣臻、陈毅、林彪、叶剑英。

十大将军

粟裕（1907-1984）

湖南省会同县人。一九二六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一九二七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参加了南昌起义和湘南起义。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中国工农红军第十军连长、营长、支队长，六十四师师长，红四军参谋长，红一军团教导师政治委员，红十一军参谋长，红七军团参谋长，红十军团参谋长，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参谋长，挺进师师长，闽浙军区司令员。坚持了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抗日战争时期，任新四军第二支队副司令员，新四军江南、苏北指挥部副指挥，新四军第一师师长兼政治委员，苏中军区、苏浙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解放战争时期，任华中军区副司令员，华中野战军司令员，华东野战军副司令员、代司令员、代政治委员，第三野战军副司令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副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总参谋长，国防部副部长，军事科学院副院长、第一政治委员，中共中央军委常委。一九五五年被授予大将军衔。是第一、二、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第三、四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共产党第七届候补中央委员，第八、九、十、十一届中央委员。在中国共产党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被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务委员。

王树声 （1905-1974）

原名王宏信。湖北省麻城县人。一九二六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区、县农民协会组织部长。一九二七年参与领导黄麻起义。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一军三十一师分队长、大队党代表，鄂豫游击区总预备队总指挥，红一军第一师支队长、团长，红四军第十一师副师长兼三十三团团长，第十一师师长，红二十五军第七十三师师长、军长，红四方面军副总指挥，红三十一军军长，西路军副指挥，红九军军长。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晋冀豫军区副司令员兼晋冀豫边区游击纵队司令员，太行军区副司令员兼人民武装部部长。解放战争时期，任中原军区副司令员，鄂西军区司令员、第一纵队司令员兼正当委员，嵩岳军区副司令员，鄂西军区司令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湖北军区第二副司令员、司令员，中南军区副司令员兼湖北军区司令员，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军械部部长，国防部副部长，军事科学院副院长、第二政治委员。一九五五年被授予大将军衔。是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一、二、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中国共产党第八、九、十届中央委员。

许光达（1908-1969）

原名许德华。湖南省长沙市人。一九二五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转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二六年入黄埔军校学习。一九二七年在国民革命军第四军任见习排长，同年在宁都加入南昌起义部队，任排长、代理连长。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中国工农红军第六军参谋长，第十七师政治委员、师长，红三军第八师二十二团团长、八师师长，红三军第二十五团团长。一九三二年赴苏联，先后入国际列宁主义学院和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一九三七年回国。抗日战争时期，任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训练部部长、教育长，第三分校校长，中央军委参谋部部长兼延安卫戍区司令员，中央情报部一室主任，晋绥军区第二军分区司令员，八路军一二0 师独立第二旅旅长。解放战争时期，任晋绥军区第三纵队司令员，第一野战军二兵团军长，第二兵团司令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装甲兵司令员兼坦克学校校长和装甲兵学院院长，国防部副部长。一九五五年被授予大将军衔。是第一、二、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

陈庚（1903-1961）

原名陈庶康。湖南省湘乡县人。一九二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二四年入黄埔军校第一期学习。毕业后留校任副队长、连长。参加了平定商团叛乱和讨伐陈炯明的东征。一九二六年赴苏联学习，次年回国参加南昌起义，任营长。后赴上海在中共中央机关做情报工作。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中国工农红军四方面军第十二师团长、师长，红军步兵学校校长，红军干部团团长，陕甘支队第十三大队队长，红一军团第一师师长。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二九师三八六旅旅长，太岳军区太岳纵队司令员。解放战争时期，任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四纵队司令员，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西南军区副司令员兼云南军区司令员，云南省人民政府主席，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三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中国人民志愿军副司令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院长兼政治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国防部副主任，国防部副部长。一九五五年被授予大奖军衔。是第一、二届国防委员会委员，中国共产党第七届候补中央委员、第八届中央委员。

罗瑞卿（1906-1978）

四川省南充县人。一九二六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入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学习。一九二八年转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二九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闽西游击大队大队长，红四军第五十九团参谋长、纵队政治委员、师政治委员、军政汉委员，红一军团保卫局局长，中央红军先遣队参谋长，陕甘支队第三纵队政治部主任，红一方面军保卫局局长，红军大学教育长、副校长。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教育长、副校长，八路军野战政治部主任。解放战争时期，任北平“军事调整处执行部”中共代表团参谋长，晋察冀军区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晋察冀野战政治委员，华北军区政治部主任兼第二兵团政治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央人民政府公安部部长，公安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中共中央军委秘书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国防部副部长兼国防工业办公室主任，中央军委秘书长。一九五五年被授予大将军衔。是第一、二届国防委员会委员，第三届国防委员会副主席，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国共产党第七届候补中央委员，第八届中央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第十一届中央委员。

张云逸（1892-1974）

原名张运镒，又名张胜之。广东省文昌县人。早年加入中国同盟会，曾参加辛亥革命和讨袁护国战争。一九二六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过北伐战争。曾任国民革命军旅长、师参谋长。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后，在广州、香港做党的秘密工作。一九二九年参与领导百色起义。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军长，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参谋长兼作战局局长，粤赣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红军总司令部作战部部长，中央纵队先遣队司令员，中革军委副参谋长。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新四军参谋长兼第三支队司令员，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指挥，新四军副军长兼第二师师长。解放战争时期，任山东军区副司令员、司令员，华东军区副司令员，华东军政大学校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共广西省委书记，广西省人民政府主席，广西军区司令 员兼政治委员，中共中央华南局第二书记。中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副书记。一九五五年被授予大将军衔。是第一、二、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国共产党第七、八、九、十届中央委员。

肖劲光

湖南省长沙人。一九二零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一九二一年赴苏联学习。一九二二年转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二四年回国后，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军六师党代表。参加了北伐战争。一九二七年赴苏联入列宁格勒军政学院学习。一九三零年回国。土地革命战争时斯，任闽粤赣军区参谋长兼政治部主任，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校长，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区政治委员，建黎泰警备区司令员兼红十一军政治委员，闽赣军区司令员兼红七军团政治委员，红三军团参谋长，中共陕甘宁省委军事部部长兼红二十九军军长，中共中央军委参谋长。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后方留守处主任，陕甘宁留守兵团司令员，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副司令员。解放战争时期，任东北民主联军副总司令兼参谋长，兼南满军区司令员，东北野战军第一兵团司令员，第四野战军副司令员兼第十二兵团司令员和政治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湖南军区司令员，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司令员，国防部副部长。一九五五年被授予大将军衔。是第一、二、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第三、四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共产党第七届候补中央委员，第八、九、十、十一届中央委员。在中国共产党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被评为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务委员。

徐海东（1900-1970）

湖北省黄陂县人。一九二五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在国民革命军第四军三十四团任代理排长。参加了北伐战争和黄麻起义。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黄陂县区农民自卫军队长，中共黄陂县委军事部部长兼区委书记、县赤卫军大队长，独立营营长兼党代表，黄陂县补充第六师师长，鄂东警卫二团团长，中国工农红军独立第四师、第二十七师师长，红二十七军第七十九师师长，红二十五军第七十四师师长、军长，红二十八军军长，中共鄂豫陕省委委员代书记，红十五军团军团长，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一五师三四四旅旅长，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副指挥兼第四支队司令员，中共中央中原局委员，中共中央华中局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一九五五年被授予大将军衔。是第一、二、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中国共产党第八、九届中央委员。

黄克诚 （1892-1974）

湖南省永兴县人。一九二五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在国民革命军任营政治指导员、团政治教官。参加了北代战争和湘南起义。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游击队党代表，红四军第十二师三十五团党代表、团长，第二路游击队司令，红三军第四师政治委员、军政治部主任，红三军团代政治部主任中央军委卫生部部长，红军总政治部组织部部长。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一五师三四四旅政治委员，八路军第二纵队、第四纵队政治委员，第五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新四军第三师师长、政治委员，苏北军区司令员、政治委员，中共苏北区委书记。解放战争时期，任西满军区副政治委员、司令员，中共西满分局代理书记，东北军区副司令员兼后勤司令员，中共冀察热辽分局书记兼军区政治委员，中共天津市委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湖南军区司令员、政治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总后勤部部长，国防部副部长，中共中央军委秘书长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一九五五年被授予大将军衔。是第一、二届国防委员会委员，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第八届中央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第十一届中央委员。在中国共产党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被选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第二书记。

谭政（1892-1974）

原名谭世铭。湖南省湘乡县人。一九二七年在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特务营任文书、书记。参加了湘赣边界秋收起义。一九二七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三十一团秘书，红四军军委秘书长、军政治部训练部部长，红十二军政治部主任，红一军团第一师政治部主任、师政治委员，红一军团政治部组织部部长。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后方政治部主任，总政治部副主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解放战争时期，任东北民主联军政治部主任，第四野战军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南军区第三政治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主任，国防部副部长，中共中央军委常委、顾问。一九五五年被授予大将军衔。是第一、二、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第一、二、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第五届全国人大法制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共产党第七届候补中央委员，第八届中央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

大将军朱瑞的资料和身世（简短的）

朱瑞(1895一1948)，宿迁市 宿城区龙河镇朱大兴庄人。在徐州培心中学读书时，因发动学生罢课而被开除学籍。后至南京读书。1924年夏加入国民党，同年秋考入广东大学。1925年秋考取莫斯科 中山大学，1927年毕业后，入苏联炮兵军官学校学习，1928年加入苏联共产党，1929年回国。历任中央特派员、中共中央长江局军委参谋长兼秘书长，红军总司令部科长、红军学校教员、红三军政治委员等职。1932年底，调任红五军团政委。1934年8月，调任一军团政治部主任，旋即参加长征。他始终站在党中央的正确立场上，坚持北上抗日方针，反对右倾逃跑和反党分裂活动，为胜利完成长征作出了贡献。

1937年他被任命为中共中央北方局军委书记。不久，赴国民党第一战区程潜处做统战工作，被委任为第十八集团军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联络处长，并担任豫北游击队训练班教官。他又单独创立了华北军政干部学校，培养了大批抗日干部。1939年6月被任命为八路军第一纵队政委，不久兼任中共中央山东军政委员会书记和中共山东分局书记，统一领导党政军各项工作。在与日伪和国民党顽固派的斗争中，结合实际，正确执行了中共中央的策略，使山东敌后抗日根据地得到巩固和发展。中共“七大”后，他主动辞去军委副总参谋长之职，承担组建炮兵的重任。1945年夏，他被任命为延安炮校代校长。

日本投降后，朱瑞同志遵照中央和军委的指示，率领延安炮校迁至东北，准备接收日军装备，组建一支新式的人民炮兵。当炮校师生于11月下旬到达沈阳时，情况发生了突然的变化。蒋介石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正调兵遣将，大举向东北进攻，我军即将撤出沈阳，炮校无法招生开学；同时，日本关东军投降后的火炮装备，已全部被苏联红军运回国内，从而使原来的计划完全落空。面对这一变化，朱瑞同志提出了“分散干部，搜集武器，发展部队，建立家业”的十六字方针，除派遣少部分干部到主力部队训练骨干外，其它师生全部分散到东起绥芬河，西至满洲里，南从长春，北到穆陵的广大地区收集武器。在朱瑞和炮校党委的组织领导下，经过全体师生的共同努力，至1946年5月，共收集各种火炮700余门，炮弹50多万发，坦克12辆，汽车23辆，以及大量的零配件和各种器材，为建立东北炮兵奠定了物质基础。

朱瑞同志预见到，随着武器的收集，我军炮兵将会有一个大的发展。1946年4月，他根据中共中央东北局关于“发动群众，建设壮大队伍”的总方针，及时提出了“变学校为部队，拿部队当学校”的工作方针，把学校500多名干部分散到东、西、南、北满军区及一纵和总部炮兵旅等单位，对部队进行训练，培养了大批骨干，为东北炮兵的建立准备了干部条件。

1946年夏季后，由于我军炮兵的迅速发展，需要的干部越来越多，朱瑞同志及时建议东北军区将延安炮校改名为东北军区炮校，立即开学招生，朱瑞任东北军政大学副校长兼东北炮校校长。东北军区炮校在辽沈战役前，共培养了两千多名炮兵干部，不仅充实了东北军区的炮兵干部，还为兄弟军区输送了几百名干部。

东北的我军炮兵是在战争环境下靠收集敌人武器发展起来的，虽已初具规模，但力量分散，编制不统一，武器装备也不配套，甚至一个炮连，就有好几种口径的火炮。这种状况如不迅速改变，势必影响部队的发展和战斗力的提高。1946年12月起，朱瑞同志建议军区对现有炮兵部队进行调整，他先后代表军区起草了“四号”命令，对炮兵的组织、训练、装备、作战等方面作出了一系列明确的规定，使我军炮兵很快由原来分散状态进入了统一的、有组织、有计划的发展阶段。1946年10月，朱瑞同志任东北民主联军炮兵司令员；1948年1月，任东北军区兼东北野战军炮兵司令员。

在调整充实过程中，朱瑞同志还从东北战局的发展和需要出发，将现有的火炮、器材重点装备军区直属预备炮兵，同时把预备炮兵及军区山炮以下的全部火力和人员按建制分拨给各纵、师，建立队属炮兵。经过调整，军区建立了四个预备炮团，各纵队有野战炮团或营，各师有山炮营或连，既增强了各纵、师的独立作战能力，又使有限的炮火力量得到集中使用，大大提高了我军攻坚作战的能力。

为了使炮兵能够尽快适应战争的需要，朱瑞同志在组织调整的同时，还提出了“苦练一个月，保证打胜仗”的口号，在全军开展声势浩大的练兵运动。当时部队驻地分散，各团相距数百里，他风尘仆仆，往返巡视于各部队，检查督促训练情况。

1947年1月至4月，我军先后发动了三下江南、四保临江战役，炮兵在前一段整顿训练的基础上跃跃欲试，纷纷要求参战，前后共有多个连队参加了这次战役。为了总结实战经验，朱瑞同志亲自到地方指挥作战。战役结束后，他立即在双城召开第一次炮兵会议，对炮兵一年来的建设和作战经验进行总结。他在总结报告中，根据我军的历史环境、作战特点，结合靠山屯、焦家岭、城子街、德惠等战斗与广大指战员的实践和自己的体会，提出了一系列适合于我军当时战况的战术原则，如集中使用火力，快、准、猛、攻坚作战，步炮协同以直接瞄准、抵近射击等。

朱瑞同志总结出来的这些战术原则，大大提高了我军炮兵的作战能力。1947年夏季攻势中，东北我军在炮兵的有力配合下，横扫拉(法)吉(林)，攻占梅河口，进取昌图，包围四平，歼敌8万余人，收复县城40多座，从根本上改变了东北战场的形势。1948年4月，在哈尔滨召开的第二次炮兵会议上，朱瑞同志根据我军1947年夏、秋、冬三季攻势的实践经验，进一步丰富了上述原则，从而使我军炮兵的战斗技术水平和指挥能力进入了一个逐步成熟的发展阶段，由原来只能配合步兵攻克敌人一个师设防的中等城市，发展到能支援步兵一举攻克十几个师多兵种合成防守的大城市，其中有些战术原则，直到今天在我军的炮兵建设上仍有重大指导意义。

1947年后，随着战争的发展，前后方的供需矛盾越来越出。为保证战争需要，他亲自到后方主持后勤工作。在他的正确领导和广大指战员的努力下，先后组建了迫击炮团、战车团、高炮团等五个团，到1948年8月，东北我军已有各种火炮4。700余门，在装备上已占优势，为即将到来的辽沈战役作了充分准备。

1948年7月，朱瑞同志参加军区关于发动辽沈战役的准备工作。军区领导决定要他留在哈尔滨主持后方工作，但他坚决要求上前线。9月12日，我军包围了义县。义县是锦州北面的屏障，一旦被我攻克，锦州就陷入孤立无援。但义县城墙高大，敌人以城墙为依托，沿城墙四周构筑碉堡、地堡和外围小据点，还设了许多障碍，地面上遍布地雷。城内驻有国民党暂编二十师及地方武装1_2万多人。指挥设防这样坚固的攻坚战，这在我军还是第一次。为了打好这一仗，炮兵在进入阵地前，朱瑞同志带着负责主攻任务的几个团长到前沿察看阵地。由于距离敌人的据点近，他们走到哪里，敌人的炮弹就尾随到哪里，大家都为司令员的安全捏着一把汗，而他却一路谈笑风生，边察看，边指点部署。

9月30日总攻前的一天，他又到各团作战前视察，仔细检查了各个火炮的射向和隐蔽情况，鼓励指战员为解放全东北立功。

lO月1日上午，我军发起总攻。朱瑞同志一声令下，各种口径的火炮发出了雷鸣般的怒吼，千万发炮弹带着人民复仇的怒火飞向城墙。顷刻之间，城墙就被撕开了一道40多米宽的裂口。朱瑞同志见此兴奋无比，果断地下令炮火延伸射击，敌军经营多年的工事，随着炮弹爆炸的硝烟飞上了天。我三纵勇士犹如猛虎一般，争先恐后扑向炮兵开拓的突破口，同敌人进行巷战，不到6个小时，就将守敌全部歼灭，活捉了敌师长王世高，胜利拉开了辽沈战役的序幕。

这次攻城中，我军第一次使用了从敌人手里缴获的美国榴弹炮。对于这种火炮的攻坚性能朱瑞同志还不了解，高度的事业心和强烈的责任感驱使着他，战斗还没有完全结束，他就从指挥所出来，身先士卒向突破口跑去，就在这时不幸触雷牺牲。中共中央在唁电中指出：“朱瑞同志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炮兵建设中，功勋卓著，今日牺牲，实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之巨大损失。”

朱瑞：将军没有看到最后胜利

有一位将军为我军的炮兵事业耗尽心血。他率领的炮兵部队以猛烈地炮火攻击拉开了辽沈战役的序幕。然而将军却在战斗

打响后不幸牺牲，没有能见证最后的胜利。他就是解放战争期间献身于战场的我军高级军事指挥员——朱瑞。

“只要能让我上战场，什么级别对我来说都不重要！”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延安有消息说东北遗留的装备无数，去了便可拿到。时任延安炮校校长的朱瑞立即率炮校学员1000多人千里徒步跋涉，于10月下旬赶到沈阳。他将部队分散为小队，到各地搜集散落的武器，一处一处地查找、一件一件地搜集，很快地在国民党大举进攻前的半年宝贵时间里，共搜集到火炮700门、炮弹50万发，之后以炮校的学员为骨干，组建起10个炮兵团和6个独立炮兵营。1946年10月，东北民主联军炮兵司令部成立，朱瑞任司令员。

1948年7月，朱瑞参加辽沈战役的准备工作。军区领导决定留他在后方主持工作。但朱瑞坚持要去前线，便向毛泽东请战：“抗日战争的最后两年我在后方，现在好不容易有了解放东北的战役，我应该带着炮兵到前线去。”主席很理解朱瑞的心情，但是主席想到炮兵必然要配署步兵主力部队作战，这样显然降级使用朱瑞。但朱瑞对此并不计较：“只要能让我上战场，什么级别对我来说都不重要！”

指挥出色令敌军将领敬佩

1948年9月12日，炮1、2、3团与其他纵队配合，包围了义县。义县城墙高大。敌人以城垣为依托，沿城墙四周构筑碉堡，地面上遍布地雷，外围还设了许多障碍，城内驻有装备最新式武器的国民党一个整编师。

义县是锦州的门户，要想攻下锦州，必须首先夺取义县。朱瑞下决心要啃下这块硬骨头。同时他将这次炮火攻击义县作为攻锦作战的一次预演。“轰”、“轰”随着几声炮响，敌人的一些重要火力点顷刻之间被摧毁。靠近城门（南门）右侧的城墙被炸开了一个大豁口子，城墙其他各处霎时也变成颓垣断壁。我炮兵部队小试牛刀，便初有成效。

9月28日，朱瑞突然接到了总部的紧急电报：敌军正从沈阳空运49军至锦州增援，目前已运至两个团，命炮纵迅速封锁锦州机场。此时，炮兵纵队已作好了进攻义县的准备。危机时刻朱瑞从容应对，命令炮1团派出一个营，秘密开进至锦州机场附近，并事先作好攻击准备。此时，敌人的飞机并不知有埋伏，5架飞机正在降落之中。营长瞅准时机一声令下：“开火！”全营10多门火炮同时发威。不一会儿这5架飞机就被打得千疮百孔。当时正在开会的锦州城防司令范汉杰得到我军炸毁了机场、49军已停止了空运的报告后，不由得“啊”了一声。随即他在会上不自觉地谈起了我军炮兵的厉害。

亲临一线观察，不幸触雷牺牲

9月底，被我军长时间围困的敌军龟缩在义县的城内，企图凭借大佛寺，负隅顽抗。

10月1日，天还没亮，朱瑞匆匆赶到前线指挥部，检查炮兵火力的部署。这时炮纵副参谋长张志毅向他报告：“3时炮兵全部进入阵地完成射击准备，9时30分完成以打开突破口为主的炮火准备。”朱瑞点了点头。

9时30分，朱瑞下达了开炮的命令。担任正面射击任务的200多门大炮同时开火。强大的炮火将大佛寺屋顶的一个角儿轰掉。经过一个半小时的炮火攻击，朱瑞从望远镜里看到义县的城头已经倒塌下来，正面的城墙也被炮火打开了30多米宽的口子。朱瑞对此满意地点了点头，对炮纵副参谋长张志毅说：“如果是打锦州，突破口还应该再大一点，也可以考虑多打开几处。”

在炮火的掩护下，步兵发起了冲击。只一个冲锋突击队就冲上了城头。守城的敌人如潮水般退了下去。至15点20分，敌守军一万多人全部被歼。

这时，朱瑞从指挥部里走出来对一名警卫战士说：“走，到城头上再去看一看，最好量一量突破口有多宽，这样下一步攻打锦州心里就更有数了。”这名警卫战士说：“还没有打扫战场，首长是不是先不要过去？”“不要紧，我们也可以一同打扫战场嘛。”朱瑞说着便朝城头的突破口走去。当朱瑞走过一条小道、跨上一道土坎的时候，脚下突然踏响了地雷。随着火光一闪，将军轰然倒地……身中几十处弹片的朱瑞再也没有醒过来，时年43岁。

10月3日，东野将朱瑞牺牲的经过向党中央作了报告。毛泽东闻讯后许久不语，悲恸不已。在党中央向全党发出的唁电中，毛泽东亲自写下：“朱瑞同志的牺牲实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中之巨大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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