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中日战争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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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甲午中日战争的地位
• 2、甲午战争，中国到底赔了多少钱给日本？
• 3、民国时期人们怎样分析中日甲午战争
• 4、1． 甲午战争失败的原因及启示

甲午中日战争的地位

甲午战争的结局确立了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化的社会地位

甲午战争是以英美帝国主义为后盾，由日本出面对中国进行的一场帝国主义侵略战争。战争的主要目的是进一步在中国攫取政治、经济特权、扩大在中国的势力范围，进行资本输出，从而变中国为帝国主义的殖民地。甲午战后，帝国主义取得了在中国投资办厂的特权，对华经济侵略发生了质的变化，资本输出成为主要形式。他们一是通过政治性贷款和开办银行控制中国的经济命脉；二是展开对中国铁路修筑权、矿山开采权以及划分势力范围的争夺。帝国主义通过对中国经济的掠夺和控制，进而操纵中国的政治，使中国社会迅速导向半殖民地化的境地。

甲午战前，西方列强对中国的贷款总计有4100余万两，而且是随借随还，还没形成对中国经济命脉的控制。甲午战后，《马关条约》开了大宗赔款的恶例，日本一下子就取得了2亿两的巨额赔款，同时，清政府还要支付3000万两的“赎辽费”和日本“代守”威海卫的军费50万两。这笔赔款年息五厘，须在三年内还清，并要求清政府在第一年就付出1亿3000万两。当时清政府每年的财政总收入还不足9000万两，根本不够支付。为此，清政府在列强的胁迫下只得开始大借政治性外借来偿付日本。这种借款主要有三笔：（一）俄法洋款。1895年7月，俄法以“仗义”干涉还辽“有功”与清政府签订《俄法洋款合同》，借款额为4亿法郎（合银1亿两），年息四厘，以94又1/8折扣付款，36年分期还清，以海关税收入担保，允许俄国参加海关行政管理。（二）英德洋款。1896年3月英德与清政府签订《英德洋款合同》，借款额为1600万英镑（合银9762万两），年息五厘，以95折扣付款，36年还清，不得提前还清，以海关关税为担保，并规定在此借款未付还时，中国不得改变海关行政。这一政治性条款，为英国继续霸占中国海关提供了保证。（三）英德二次洋款。1898年3月英德与清政府签订了《续借英德洋款合同》，借款总额为1600万英镑（合银1亿两），年息四厘五，83折扣付款，45年内还清，以海关税收，苏州、淞沪、九江、浙东厘金和宜昌、湖北、安徽盐厘为担保，并统归总税务司征收管理，45年内中国海关行政机构不得改变。三笔借款共合白银3亿两，加上利息，则高达7亿两。由于折扣付款，清政府实际得到的款额却只有26000余万两。这样，甲午赔款立即转为对外长期借款，加重了清政府的财政危机。由于三次借款均以海关税收作担保，所以，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海关的控制权争夺得十分激烈，这突出表现在三次借款过程中英俄之间的争夺。其结果，英国不但长期控制中国海关，而且也部分地控制了中国的厘金盐税。可以说，自甲午战争后，中国的海关完全变成了帝国主义掠夺中国财政的殖民机构。

帝国主义列强在通过政治性借款的方式控制中国财政的同时，还通过开办银行的方式控制中国的金融命脉。甲午战前，列强在中国共设立7家银行，分支机构15处①，主要任务是为外国资本在中国进行商品输出服务，随着甲午战后帝国主义经济侵略方式的转变，银行在资本输出的过程中日渐重要。为此，帝国主义列强开始在中国扩建银行及其分支机构，扩大业务范围，把银行变成对华输出资本的主要工具。从1895-1913年，帝国主义在华共设立银行13家，分支机构85处②。主要有英国的汇丰、法国的东方汇理、俄国的道胜、德国的德华、美国的花旗、日本的横滨正金、比利时的华比银行等。这些银行都有组建早、金融实力雄厚的优势，成为列强对中国进行经济侵略的中心。它们通过以政治性贷款的方式控制中国的财政，通过对铁路、矿山等部门的投资控制中国的经济命脉，通过发行货币控制中国的钱庄进而垄断中国的金融命脉。

中国在甲午战争中的惨败和《马美条约》的签订，充分暴露了清政府的腐朽和国防力量的薄弱，进一步刺激了帝国主义贪婪的侵略野心。列强在利用政治性贷款的方式控制中国的海关、财政、经济等大权的同时，也展开了劫夺铁路修筑权和划分势力范围的竞争，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

铁路投资是帝国主义列强向中国输出资本的一种重要形式，也是列强巩固和扩大自己在华势力的有力工具。帝国主义分割中国的竞争便是以争夺铁路修筑权首开其端的。1895年6月，法国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中法界约》和《中法商约》，把侵略势力伸入云南和两广，并取得了西南诸省的筑路权和开矿权，把越南的铁路接进中国境内。俄国也在1896年6月与李鸿章签订《中俄密约》，取得了建造和经理中东铁路的权利。紧接着便是英德集团同俄法集团关于承建芦汉铁路的争斗，其结果，芦汉铁路的承造权和经营权落入了俄法集团之手。铁路的争夺加剧了列强对投资场所和原料产地的争斗，自1897年底，帝国主义又开始了以武力强占中国的沿海港口，夺取租借地和公开划分势力范围的争夺。1897年11月，德国借口“曹州教案”用军舰强占胶州湾和青岛港，并在1898年3月强迫清政府签订《中德胶澳租界条约》，规定胶州湾租借给德国，租期99年，德国可在山东境内自胶州湾修筑南北两条铁路，铁路沿线两旁各30华里以内的矿产，德商有开采权。这样，山东全省成了德国的势力范围。1897年底，沙俄也以防止英、日、德等国侵占东北为幌子，擅自派军舰闯进旅顺港，胁迫清政府在1898年的3月、5月和7月先后签订了《中俄旅大租地条约》、《中俄旅大租地续约》、《东三省铁路公司续订合同》。规定俄国租借旅大25年，旅顺口为俄国的海军基地，并有建造南满铁路的权利。由于中东铁路干线、支线纵横东北三省，整个东北地区都成了沙俄的势力范围。同年4月，法国强迫清政府以照会的形式声明，清政府承认紧邻越南的云南、广西、广东三省不割让或租借给他国。1899年11月，法国又强迫清政府签订《广州湾租界条约》，将广州湾租与法国，租期99年。英国为了维持在中国优越的殖民地位，于1898年2月强迫清政府承认不将长江流域让与他国。在俄法两国先后租占大连湾和广州湾后，英国便乘机索租威海卫和九龙半岛，以达到北阻沙俄，南拒法国的目的。6月，与清政府签订《展拓香港界址专条》，规定将九龙半岛（包括大鹏湾、深圳湾在内）租借给英国，租期99年；7月，又与清政府签订《中英威海卫租借专条》，规定威海卫及其附近海面（包括刘公岛、威海湾沿岸10英里的陆地）租与英国，租期与俄国驻守旅顺之期相同。日本也在瓜分狂潮中趁火打劫，照会清政府声明福建省内之地不得让与或租与他国。4月，清政府即给予了日本一个满意的答复，这样，福建便划入了日本的势力范围。

甲午战后，在帝国主义的疯狂掠夺下，我国的海防要害尽被敌踞，铁路矿产丧失殆尽，内政外交主权凌替无余，亡国灭种迫在眉睫。

甲午战争，中国到底赔了多少钱给日本？

马关条约的赔款明细

按照中日《马关条约》的要求，中国需要支付2亿两白银的本金给日本政府，并且定期还要缴纳剩余数额的百分之五作为利息。

笔者粗略地统计了一下清政府的赔款明细（全部以白银为基准）：

第一、本金2亿两白银，清政府全部赔款完成；

第二、截止1898年付清全款为止，清政府支付利息为1083万两白银；

第三、作为“答谢”日本归还辽东的报酬，清政府又被勒索“续辽费”3000万两；

第四、由于清政府缴纳的白银成色不足，额外补贴日本1325万两白银；

第五、赔款之前由于银价暴跌，日本要求清政府全部以英镑付款，按照汇率损失，折算下来中国多支出了1500万两白银；

第六、直到1898年付清全款，日军才撤离威海卫。这段时间里，清政府缴纳日军军费150万两白银。

即便我们不计算日本从清朝掠夺的战船、粮食、军火、贵重金属等物品的总价值，实际付出赔款也有2.7亿两白银之多。

如此庞大的赔款超过了过去清朝与列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的赔款总和，暴露了日本人贪婪的本质。

但是，清政府要如何支付如此庞大的赔款呢？

清政府的赔款来源

清政府为了缴纳这笔赔款，首先是在国家提高赋税和田税。

普通百姓的收入是铜钱，需要兑换为白银才能缴纳，在这个过程中往往被清朝官吏中饱私囊，所下剥削关系就成了帝国主义剥削清政府，清政府剥削百姓，这就是历史教科书中提到的“《马关条约》加大了百姓负担”的本质。

在税收以外，清政府还发行了公债“昭信股票”，向民间集中资金。

不过，这些措施对于赔款而言都是“杯水车薪”，清政府主要的赔款来源是以出卖领土和资源等主权为代价的对外借款。

1895年，清政府支付了《马关条约》赔款的第一部分。

其中，清政府向沙俄和法国签订了“俄法洋款”，借得1582万英镑；又和瑞士签订了“克萨磅款”，借得100万英镑。

按照当时的汇率，这笔借款总价值约为1亿两白银。

1896年，清政府支付第二次部分的赔款。

其中，清朝向英国、德国共借款1600万英镑，也就是“英德洋款”借据。

借款剩余的部分和国内收入主要用于第三次赔款。

1898年，清政府第四次向日本赔款，并付清了剩余的全部赔款，因此日本没有追加利息。

这次赔款的主要来源还是向英、德银行借款，也就是“续借英德洋款”1600万英镑。

笔者需要说明的是帝国主义借给清政府的钱并不是无条件的，比如德国以此为借口强占胶州湾，英国则夺取我国沿海口岸征收海关税。

通过这些借款的附加条件，帝国主义可以在中国征收海关税，并享受其他政治特权，甚至可以干涉中国内政。

本质上而言，清政府的借款就是以出卖领土主权为代价的饮鸩止渴。

民国时期人们怎样分析中日甲午战争

.首先分析了战争态势

回忆甲午前，全国海军总吨数达十四万五千九百吨之多，若除去内河舰只，亦有八万五千吨，比日本所有的五万九千吨，尚超过十分之四。光绪十七年，丁汝昌曾率战列舰巡洋舰六艘，东巡日本。

长崎事件

后二年，李鸿章在威海卫大阅海军，舰队声势之盛，日本全国震动而惶恐备战。然未几而甲午一战，中国战败，弱点全露，海军更全军覆没，其故安在？

昔人尝论及我海军而感叹无用，实则未透说彼时环境形势及作战经过也。甲午海战有黄海之主力会战及旅顺，威海卫的两次保卫战。苏联史家曾评断威海卫军战中“中国军队表现了确实的英勇”。

丰岛战后，失去朝群海海权。黄海战役则有比以欧战时日德兰的英德大海战，后以旅顺威海卫保卫战中陆军弃守要塞，遂迫成舰队之惨运。以黄海战役而言，敌舰计十二艘共三万九千四百八十七吨，我丁提督统北洋舰队九战列舰及广甲一舰等，三万一千三百四十五吨，实力已差。镇远号时卫护丁汝昌之旗舰定远号，十二寸炮弹打尽，甲板被创极重，三副陈亡，大副全身浴血而督战，员兵死伤甚众。该舰在威海卫战役中力战而被俘，然新舰长杨用霖口衔手枪自杀，死迹殊惨烈。故铁锚之归，由于过去之战史，亦无愧于祖国。因我军舰速力低，大炮旧且少，护甲薄弱，质之比较相差虽大，但仍能力战拒敌。然究其败因，尚不仅于此。

黄海海战

2.谈了几点教训：

第一是政府腐败自傲而不海备。如李鸿章力请于朝，欲购军舰及快炮，均为其政敌及非战论者所阻，如翁同奁等以「日本岂眞敢犯我上国哉，北洋之所豫备，已足破日本之胆，逆料其必不渡海远来」。在朝之土大夫轻敌自傲，不明时势，轻忽海防，尤以军舰用费二千万两移修颐和园，添舰购炮均无望。以多数之简陋本舰以当朝野一致修建之日本新锐之舰，如何言战？

海军章程

第二是军纪不整，当时将领食污及克扣军饷，炮含之炮竟有不堪一放者，购炮的人但求七折八扣，不问可用；威海卫炮台守将压饷三月，战时移运家中，各舰应发饷物，亦有包办及扣发弊实；且军械所职员竟为间牒，出卖中国海重炮械兵数清单及运兵轮情报

第三是军政军令不统一，陆海军不协同作战。李鸿章统北洋海军，曾国荃统南洋海军，闽粤海军等也各自管辖，各不相涉，海军衙门既无统率之权，提督丁汝昌则不能指挥全国舰队，其本人为陆将出身，统帅无人，焉得不败？而陆海军亦无协同计划统筹作战，作战而无统筹战略与统一指挥，败象已显。如炮合竟归陆军节制，炮台疏忽，港防空虚，海军联络无效，处处被迫居劣势地位。李鸿章虽属有心人，但战前战时均未能且不可能统盘有效策划。军备不修，军令不一，自难操胜算。

定远舰

文中最后说回顾过去教训，当此建军时候，正是所着力改革者。但我海防，海防仍不是以言坚固，须努力。

1． 甲午战争失败的原因及启示

中日甲午战争失败原因及教训

1895年3月,中国北洋大臣、直隶总督李鸿章东渡日本，作为清朝政府的特命全权大使，与日本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中日马关条约》。

《马关条约》规定：（一）中国承认朝鲜独立。（二）中国向日本割让山东半岛、辽东半岛、台湾和澎湖列岛。（三）中国赔偿军费白银2亿两（加上赎回辽东半岛的3000万两共2.3亿两）。 日本是战争的最大受益者，得到了价值1亿两白银的战利品和2.3亿两的赔款。这笔巨款相当于日本当时7年的财政收入，这里最重要的是分析甲午战争中国惨败的原因，总结、汲取其中的教训。

一些论者从力量对比的角度分析问题，认为甲午战争中国失败的原因是日本及其支持者实力强大，中国不具备赢得反侵略战争的条件，由此强调落后就要挨打，必须奋发图强，提升国力，才能最终立于不败之地。这个观点自然有其积极意义，但就甲午战争而言，仅作此分析还嫌不够，也不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存在一定的片面性，甚至容易陷入“武器决定论”的误区，应该进行更全面、更准确的分析。

实际上，当时中国的经济、军事实力并不比日本差，钢铁、煤、铜、煤油、机器制造的产量都比中国低得多.从军事上看，日本在甲午战前的一二十年里，竭全国之力提升军事实力，尤其重视海军建设，到1893年，拥有军舰55艘，排水量6.1万吨，与中国海军主力北洋舰队相当（中国还有广东、福建水师）。日本常备陆军22万人，总兵力不到中国的一半，武器装备也相差不大。很显然，中日军事力量对比，不像鸦片战争时大刀长矛对坚船利炮那样悬殊，有的方面如海陆军总量中国还略占优势。也就是说，甲午战争中国之败，并不是败在军事力量上。

我们应该从中汲取哪些教训？这对我们今天维护国家安全和加强国防建设有哪些借鉴呢？

一、对可能发生的侵略战争缺乏预见，准备不足，是战争失败的认识原因。

十九世纪后期，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已经完成了向帝国主义阶段的转变，这必然引起对殖民地更加激烈地争夺。地大物博的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便成为帝国主义列强眼中的一块肥肉。早在1855年，日本的改革派政治家吉田松阳子就主张：“收台湾、吕宋之岛，占领整个中国，君临印度。”日本在几十年里将上述国策一以贯之，进行各方面的充分准备，前后实施了8次《扩充军备案》。甲午战前的几年，平均年度军费开支高达总收入的31%。1887年天皇下令从皇室经费中挤出30万元作为海军补助费，这笔钱虽然不算很多，但表达了最高统治者的决心，势必对全国产生很大激励。与之相比，清政府对国家安全形势的判断就显得很不到位，对遭受侵略缺乏应有的预见和警惕。

一些有识之士，如两江总督沈葆祯，台湾巡抚刘铭传等看出“倭人不可轻视”，但朝廷和大部分政要对日本的认识还停留在“蕞尔小邦”的阶段，“不以倭人为意”。对国防负重要责任的李鸿章也认为“倭人为远患而非近忧”。清政府反而放松了国防建设，以财政紧张为由，削减军费预算。

甲午战争开端于朝鲜。日本还打着保护在朝侨民的旗号，照会中国政府“日本政府必无他意”。实际上，正如外相陆奥宗光所说：“发动战争的决心，在帝国政府派遣军队于朝鲜时，业已决定。日本假借这个好题目，是为了索性借此时机促成中日关系的破裂。

” 朝鲜战场的失利，极大地影响了我军的士气，助长了敌人的气焰。战争往往就是这样，一方有备而一方无备，就会必打、早打、大打；而被侵略方如果头脑清醒，准备充分，毫不示弱，针锋相对，对侵略者必然产生威慑、遏制作用，就有可能改变战争进程，甚至把战争中止于初起阶段。但是，中国丧失了这个机会。其根源就在于对侵略战争缺乏预见性而放松了警惕，造成战前缺乏准备，初战举措失当，这是甲午战争失败的认识原因，也是需要认真汲取的深刻教训。

二、一味依靠外国调停，没有把立足点放在自身力量上来，是战争失败的外部原因。

李鸿章想利用各国之间的利益冲突遏制日本，解除中日军事对峙， 李鸿章首先请求英国调停，他考虑英国在华既得利益最多，日本侵华“英人必不答应”。但没有想到英国和日本已经在背后进行了交易.

李鸿章转而请求俄国干涉，因为俄国的势力范围主要在东北，与日本有利益冲突。但这时俄国西伯利亚铁路尚未修通，在远东争夺的筹码还不够，并不想和日本闹翻，只是进行了一番口舌之争了事。担任中国税务司长的英人赫德这样评价：“俄国人在天津挑逗了一番，过了两个星期忽然又推卸了，李鸿章讨了老大一场无趣。”清政府还请求德、法两国调停，那更是徒劳无益，白白浪费时间。美国说：“美国抱严正的中立态度，只能用友谊的方式影响日本。””

一味求助别人，而松懈自己，放纵敌人，在战争中实为大忌，无疑是取祸之道。不但外交上毫无进展，军事上也彻底失败，海陆军主力损失殆尽，最后只能投降求和。

历史证明，一些小国依附大国尚可在夹缝中谋求生存，但大国此路不通。庞大而虚弱的中国，如果不能自强自立，把反侵略战争的立足点放到自身力量上，就会成为被宰割的对象。要想求得和平，只有良好的愿望是不行的，靠别人也是靠不住的，必须在战争中立于不败之地。这个道理，连改良派思想家梁启超也看得很清楚，他说：“李鸿章之手段，专以联某国以制某国为主。夫天下未有徒恃人而可以自存者，必有我可自立之道，然后可以致人而不致于人。”是的，战争不相信眼泪，弱国无外交，战场上如果没有胜算，谈判桌上肯定什么也得不到。甲午战争的历史教训，充分证明了这个真理。

三、信奉“武器决定论”是战争失败的思想原因

近代战争中，武器装备的作用远比古代更为重要。在晚清的政治家、军事家中，李鸿章特别重视武器装备。由于他的大力倡导和运筹，推动了洋务运动，组建起北洋海军和新式陆军，有利于提升军事实力。但因为李鸿章把武器作用极端化、绝对化，由“武器决定论”导致悲观情绪和失败主义。

北洋舰队黄海战败的直接原因有如下几点：一是指挥失当。二是有的将领贪生怕死，临阵脱逃。三是炮弹不足，质量不好。 军队战斗力是决定战争胜负的直接因素，但战斗力的强弱不仅决定于武器装备，还有军队的指挥、管理、训练、精神状态，战略和战术等。甲午战争的情况也是这样，把战败单纯归于武器装备说不过去，是一个长期形成的认识误区。

四、放弃和丧失制海权是战争失败的战略原因.

放弃和丧失制海权，是导致甲午战争失败的重要战略原因，教训十分沉痛。但我们对此不要苛求于古人，因为中国长期形成的大陆意识根深蒂固，在国家安全战略中树立起海权意识需要漫长的过程，甲午战争交了学费，为后来的人们提供了前车之鉴。在当今世界的现代化战争中，制海权的重要性更加突出，内涵也扩大了，延伸到制水下权、制空权，甚至制太空权。海军、空军、导弹部队的作用更加重要，而牢固树立制海权的战略思想仍然是最具决定性的。

五、腐朽没落的封建统治是战争失败的政治原因。

朝廷没带好头，下边更是放胆胡来。受命购买军舰的李风苞竟敢以两成的回扣中饱私囊，本来可买4舰的钱只买了3舰。外商给了好处便在造船时偷工减料，有人向李鸿章举报，但他不以为意。深受政治环境、社会风气的影响，最终成为战争胜负的因素。

六、军队素质低下不堪一击是战争失败的直接原因。

政治腐败必然影响军队建设。甲午战争中海陆几十次战役，中国军队屡战屡败，溃不成军，没有打过一个胜仗，没有击沉过一艘敌舰，军队综合素质低下是直接原因。当时全国的军队，北洋最优，北洋里海军又较陆军为优。但就是北洋海军，也严重存在着军纪涣散、操练废弛、贪污腐化、精神萎糜等问题。

七、封建政权买办化导致妥协投降是战争失败的根本原因。

清政府在甲午战争中表现出的软弱、消极于求和投降的态度不是封建统治的腐朽性所能完全解释的。还有其更深层次的特定原因，这就是当时中国的封建政权和统治集团已经在一定程度上买办化了。封建性加买办化决定了对待资本主义侵略的妥协性。由于社会发展阶段不同，这个因素是过去历朝历代，包括清朝初期不曾有过的。封建政权买办化源于社会经济政治结构的半殖民地化。

一是政治上的半殖民地化。两次鸦片战争之后，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加深了对中国的控制。英德法俄美意等国的驻华公使联合干涉中国的内政、外交，进而干涉军事。英国人赫德长期占据海关总税务司长的职位，不但把持海关行政，而且插手许多政治事务。通商口岸的外国领事对地方政府发号施令，稍有不从便以派遣兵舰进行恫吓。列强还通过派到中国军队的顾问（有的还在军队任职）控制中国的军事。

二是经济上的半殖民地化。从19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初，航运、商贸、进出口、金融、财政都很大程度上被列强控制。中国迅速变成外国资本主义的商品市场和原料供应地。与政治上、经济上半殖民地化相适应的是封建政权的买办化。一批为外国侵略者势力服务，以洋务派为代表的买办化官僚集团产生了。洋务运动有着明显的两面性：一方面促进了近代工业的发展，相对提升了军事实力；另一方面从始至终依附于外国资本主义，具有很强的买办性。

在这种情况下，希望清朝统治者担负起领导反侵略战争的重任并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买办性比封建性就反侵略而言更加反动。封建政权从维护统治出发，还可能全力投入反侵略战争列强既要侵略和掠夺中国，同时又竭力维护清朝的统治不使其垮台，其原因就在于此。

今天祖国走上了民族独立、繁荣富强的道路。我们坚持独立自主、和平发展的方针，但胡锦涛同志说：“要始终把国家主权和安全放在第一位，坚决维护国家政治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和国防安全。”当今世界很不平静，霸权主义及其追随者坚持与我为敌的立场，利用台湾、人权、西藏、钓鱼岛等问题不断发难，最近某超级大国还在叫嚣“武力协防台湾”。台湾自古是中国领土，甲午战争日本侵略者霸占台湾，50年里台湾人民的反抗一天也没有停止过。清末思想家黄遵宪赋诗言志：“苍天苍天泪如雨，倭人竟割台湾去，如其偷生为降虏，不如战死为义民。”表达了中国人民对侵略者霸占台湾的悲愤心和反抗精神。胡锦涛同志指出：“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是海内外中华儿女的共同心愿。……我们愿以最大的诚意、尽最大的努力争取和平统一的前景，但我们也完全有决心、有能力粉碎任何把台湾从中国分割出去的图谋。”在民族尊严、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问题上，不论付出多么大的代价与牺牲，中国人民也决不会让步，更不会屈服。

综观中国历史，没有什么灾难和压力可以征服中华民族，而只会使我们愈挫愈奋、众志成城，到头来头破血流的只会是我们的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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